该时期历史需要把握1省自治2革命不彻底性3革命党人的软弱
辛亥革命是一场没有完成土地革命任务的资产阶级革命。革命后的政权也没有触动原有财产关系，因此旧统治阶级延续下来。
省自治的要求主要发轫于革命后各省权力徒增的士绅阶阶层。
革命党人在整个时期内表现懦弱。面对袁世凯一而再再而三地退让以及表示善意，不会选择以革命方式，而是幻想绕过官僚机关以国会选举的方式发挥政治影响。以纲领的让步赢得选民。
【共和国：妥协的加总】
全国性领导人与各省革命发展联系甚少、担心分裂内战导致国外干涉——这种恐惧心理挫伤了把他们聚集在一起的团结一致的革命决心。因此，尽管革命部队凑合在一起的总数远远超过清廷指挥的部队，看来妥协让步还是必要的。虽然有14省成立了革命政府，但在革命后，老的革命组织仅仅在三省（广东、江西和安徽）有任都督的坚定拥护者可以依靠。
为避免内战而接受袁世凯来领导新秩序（包括认可政府应厚待清皇室），革命者对袁的憧憬建立在《约法》条款所谓的“约束力”和袁在旧统治阶级中的“进步分子”身份。袁则毫不客气地将革命者排除在紧要的财政军事职权之外。
革命过程将旧统治阶级保留在了权力金字塔尖，而革命后的政治制度无害于这一结构。激进主义仅仅停留在《约法》的字里行间。秘密社团及其支持者依旧活跃，但显然他们对“新”权势集团——军官、民国革命政治家以及自治团体的领导人无以为害。
把政治支配权视为上层、特别是士绅阶层的禁脔，革命的有组织力量在此取得了统一。当孤立的革命都督企图与原有革命组织或下层分子联盟时，他即被革命力量中保守的集团取而代之。社会上层、保守、出身士绅阶级，如此面貌的革命主流专注于维护自己的利益，并积极地将一切背叛、动摇者铲除。
北京的袁世凯与云南的蔡锷敦促实现中央集权制的政府。由于革命而地方特权徒增的各省士绅阶层，自然而然地提出省自治的主张以反对前者。作为要点写入一些党派纲领的“中央集权制政府”，革命后短时间内被淹没在主导国会的地方主义倡议中。税收截留、军队和政府官吏为地方服务，以各省联盟出现的早期民国，顺应了地方主义者心中的联邦制中国构想，而也使主张中央集权的民族主义者不满。
民族主义要求政治中心与各省强有力的联系，以及实现政府中央集权制。但出于袁世凯出任总统的不满，有些省抵制恢复与中央行政的联系，外内蒙古与西藏还产生了独立倾向。
蒙、藏上层利用革命对中央政府权威的削弱，开始往摆脱北京影响的方向努力。外国列强伺机扩大其势力范围，蒙、藏分别受俄、英保护。但后两者并不坚持把前两者吸收为完全殖民地。民国初年历届政府的外交努力，只是对前清帝国的这些边陲地区保持微弱的宗主权。
趁革命带来混乱的便利，外国参与征收中国关税的程度大大增加，而外国金融家加强了控制，增加了利润。
【新秩序的结构】
老革命党人指望《约法》能约束袁，但《约法》本身也是革命党妥协的产物。新的《约法》赋予总统相当大的行政权。要弹劾他是不容易的；理论上他是全中国陆海军的统帅；再者，理论上他有任命官员的广泛权力。他同内阁总理和内阁共同承担责任，而内阁总理和内阁是他在征得参议会或称国会的同意后任命的。
民国第一届临时参议院反映的情况是，参议院里没有任何重要的保皇党集团，同盟会控制不了半数以上即使是参加了革命的各省政府。其他的主要政党既不代表先前从同盟会分裂出来的派别，也不代表官吏和绅士的改良主义立宪运动，这些官吏和绅士只是在革命中——有的是革命后——才选定共和体制的。这一届参议院的主要成就是制订了议会法和抵制了袁为建立一个要求各省服从的行政机器所作的努力。
在大多数的省里，政治领导人来自两种机构：一是军队，特别是清朝末年在各地建立的现代化新军的领导人；二是各省的议会。虽然爆发革命经常是从下层开始的，但当此清朝当局土崩瓦解之际，巩固政权的还是这两个集团中的人。
在几个省内，革命党及其支持者是第三势力，并有可能甚至在广东这样的省里掌握省政府。在某些情况下，如在湖北、江苏，军队的许多重要部门，不一定包括都督在内，是革命党的支持者，或者跟它一样都持相对激进的观点。由此产生的政治状况经常是相当混乱的。
在先前闹革命的各省中，多数省都有凝聚力，足以防止北京在当地插进其权势人物。仅在北方三省，即直隶、河南、山东，以及可以勉强算上的满洲，袁才能够单方面地任命重要官员。多数省在超脱北京控制的同时，成功地巩固了省一级的权力。通过省内各地革命政府的铺开，省政府享有较广泛的财权和人事权。“各省坚持自治最符合中国的利益”的主张对各省自治、省内集权起了促进作用。但是，地方上层与行政官员的紧密联系，也一定地妨碍了省一级的中央集权。
清廷遗留与革命中招募的士兵大大膨胀了士兵数和军费。由于后者自筹，各省几乎耗尽了省预算的资金，尽管征税大大增加。各省从军队防备北京中获益，同时在财政上被削弱了。
尽管发生过以反对实际上已经拖欠了军饷或有兆头要欠军饷为特征的多次兵变，但军队并不反对社会秩序，也没有向当时名流集团的支配地位挑战。农村也不是长期处于骚动状态。关于盗匪活动的报道已经习以为常，时而会有村庄起来暴乱，反对苛捐杂税和贪官污吏。但是，经常都遭到镇压，农村的动乱在二次革命前没有达到值得全国重视的规模。来自下面的威胁，即使是分散的、无组织的，也引起了当地社会政治领导的全神贯注。当国家的领导在试行自由主义政治的时候，来自下面的威胁被顺利地控制住了。
【政党和立宪政府】
清廷的覆灭，使中国政党的形式由会党转变为公开的政治团体。新共和国建立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就出现了几十个政治团体，而党的领导人大都在日本度过一段时期。革命党人以及很多政党都希望通过国会选举方式绕过行政官僚机构来恢复、扩大影响力。
选举规定的关键在于，标准虽低但足以把大多数成年男子排除在外的财产门槛。登记的选民约占全人口的4—6％。大大超过清末的不到1％。投票选举的是新国会两院议员和地方议会议员，采取间接选举。选举过程从1912年12月持续到1913年1月以后。贿选在全国范围内还不是决定性的。新的地方议会在冬季的几个月里组成。新的国会（议会）1913年4月在北京召开。
在民国的最初几个月里，一些主要的非同盟会党团纷纷试图合并，但没有取得多大成功。其中重要的有民社、统一党、民主党。
以湖北都督、新的民国副总统黎元洪为中心组织起来的民社（出现于1912年1月），代表了旧军官成为了民国新贵，使湖北脱离了同盟会的领导；学者章炳麟组建的统一党成了那些希望在他的帮助下过渡到新秩序的前官员和重要士绅的工具。这些人士虽然有当过官僚、拥护过君主政体的经历，但随着革命的发展，他们都支持革命。它的纲领强调统一，但没有指明地方自治的重要性；曾在君主政体下通过省的和全国的议会组织代议制政府的一些人，推梁启超为首成立了民主党。该党成员在清廷时参与请愿运动，革命后主张中央集权制。
1912年5月，包括上述三党在内的许多小党合并为共和党，在于“以排一党专制之势”。后来，为避免新党因梁派遭致国民党攻击，新党又出现了分裂。
同盟会在1912年3月正式将自己从革命团体改造成为公开的政党。被袁世凯挑选担任总理的唐绍仪，作为北京方面和革命党人之间商定的安排的一部分，参加了这个党。但它在临时参议院中是一个少数党，尽管它同其他同情它的集团联合在一起能调动多数。
民国元年起，革命党人的行政权力不断被士绅阶级和袁世凯削弱，主要领导人被边缘化。因此以当权者出现、能搞到资金和军队的革命党人在同盟会阵营里便有了特殊的份量。
1912年8月在宋教仁领导下，成立了以同盟会为核心的新党：国民党。党决定拉拢在社会方面保守的士绅阶级的选民，而这部分选民早已把赌注押在地方自治和参政上了。因此新党是妥协的结果，纲领相比同盟会是倒退的：孙中山关于土改的政策尽管温和但仍消失了。余下的进步要求不是删除，就是弱化、含糊化处理。中央集权的主张也改为各省自治。尽管如此，党的纲领还是不同于袁世凯的社会政治倾向性。改头换脸的国民党在1912—1913年冬的国会选举中取得了重大胜利。国民党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可以要求从国会中占优势的党内挑选总理和内阁阁员。
虽然在降低原有纲领以迎合选民上，革命党人内部曾有异议，但迎合主义还是占了上峰。尽管他们清楚国会选举胜利是靠纲领退步换来的，但还是被视为自民国元年起革命党人不断被边缘化的一次逆转。
从国民元年到国会选举期间的革命党人一直对与清廷差别不大的“新”社会秩序和袁世凯的专横保持着恭顺和退让。哪怕袁世凯单方面破坏了袁和革命党人之间的协议，但孙中山和黄兴还是主张与袁修好。他们访问了北京，同袁一起参加了关于统一、共同目标和相互尊重的庆祝会。其后果是，1912年秋国民党与北京合作，尽管它没有实际参加这个政府。国民党此后几个月的选举运动没有公开地反对袁世凯。只是由于党的国会选举胜利，宋教仁开始在演说抨击袁世凯，更有力地坚持共和的主张，直截了当地鼓吹削减总统的权力。的确，宋也在认真考虑驱袁下台的问题，尽管孙中山继续赞同由新国会重新确认袁任总统。
【袁世凯】
没有一个晚清官吏能在同样短暂的时间内比袁世凯取得更多的改革成就。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在为实现改革纲领而招募来的日益增多的随从人员帮助下，他几乎参预了帝国末年发起的在制度上进行改造和革新的各个方面。他重实践而轻理论，关注的是可行性和办事效率。
从旧上层改良主义人士的角度出发，民国的局面是棘手而沮丧的。袁世凯习惯于严格的官僚纪律、中央集权的政府、处理内政外交时的个人决断和可控安分的民众，而对革命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开明化不满。他认定的社会改革形式只有在稳定秩序下由上层主导、官僚机构推进的渐进改革。因此自由主义以及其他的社会进步思想文化对他而言只有空谈误国、妨碍改革的意义。
由于各省自治采取了极端的形式，人事、税收、财政、军队等问题完全绕过北京而直接由省一级裁决。北京税收急降，国库入不敷出。袁世凯在民国初默许了这一事实，在主动向各省都督表示合作意愿被拒后，变得不耐烦。革命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旧有官僚机构秩序（尽管还是那些人），对袁世凯来说这等同于纪律涣散。至于宪法和国会，他最先把它们作为对民国取代清廷的标志而短暂接受过，但他很快发现它们压缩了自己在处理紧急国事上回旋的余地，并认为政党仅专注于本位利益（影响力）而不考虑国家稳定和发展。
【二次革命】
1913年袁对敌人取得胜利的关键，是他能在多大程度上孤立激进分子，取得外国的支持，并在多数省内争取到当权者至少保持友善的中立。
北京政府从各省收进的税款不多，故而对资金的需要十分迫切。康有为提出的补救办法是建立统一的、全国的财政结构。袁同意了。但各省和国民党反对中央集权的倡议，意味着财政统一只有靠武力才能办到，而武力是要花钱的。唯一可以求助的就是外国贷款。袁行动进程的逻辑正是如此。
刺杀宋教仁后不久，袁的重要行动是大借外债。清廷遗留债务以及辛亥革命中外国损失被列入北京偿付之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坚固阵线要求在中国的行政机构中起更大的作用，作为高价贷款的交换。
面对宋教仁被刺案，不久前还对袁世凯恭顺忍让的国民党，终于准备武装反抗。但士绅和商人中的名流不愿打内战的普遍情绪使起义前景变得黯淡，许多革命党人又回到合法途径反抗。尽管国民党的支持者与省自治对北京的反抗一定程度上结合了起来，但中央集权的主张、以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抵抗外辱的民族主义要求在全国占了上风，这种立场所具有的吸引力，在袁的随从人员以外也有影响，并有助于孤立激进分子。国民党以外的主要政党都支持中央集权的政策。少数都督不是其任职省的本地人，他们对全国水平上的同盟者颇感兴趣，因而可能同袁合作，因为袁反对省自治的各种极端形式。
国民党内在省自治问题上本就有分歧，因此并没有以省自治捍卫者面目出现。1913年的国民党起义没有把士绅阶级和商业知名人士争取过来，也没有试图去动员广大民众。
袁反对二次革命领袖的政治立场，在国内得到相当程度的支持，除此之外，袁还拥有第二个优势：外国的支持。列强普遍对袁抱有信心，相信他能最好地在中国维持符合他们利益的秩序，而这种信心也正符合袁当前的需要。袁专断地签订了“善后大借款”。因“善后大借款”而得的收入，在其持续期间，给了袁胜过他的对手的巨大优势：收买自治的军队司令官、收买国民党国会议员，发饷保证士气等等。银行团为袁战胜国民党领袖提供了资金。
相比之下，革命党人仅受到日本提供的少量援助、军事顾问支持和安全庇护。但后者更真实的意图反映在其参与“善后大借款”上。
自由主义政治被军事力量而打倒，但是复活这些体制的想法，继续存在。此后几年的保守主义，就一般而论，还不是回复到“传统的中国”或儒家政治的旧观点。政治目标的民族主义定义，仍然被人们所接受。袁世凯新扮演的独裁者角色，仍然是力求实现民族主义理想的现代化运动的一个角色。他和他的支持者所反击的，是在参政、自治和自由主义的社会态度等方面他们所理解的极端行为。关于中国必须以变革求生存的主张，并没有遭到拒绝。当然，袁自己认为，关于如何进行必要的变革，他有更高明的见解。
(收起)
时间：2012-03-03 15:00
时间：2012-02-07 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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