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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的灭亡:1908—1912年
Saigyouji (死灰复燃)
清王朝的灭亡,1908—1912年 在1911年5月的两个星期中,清廷宣告成立新内阁,宣布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国有化,并商谈一笔外国贷款来筑这两条铁路。内阁13人中仅四名汉人,而其他满人又被五名无能的皇族成员所控制。它很快被指责为“御用的”或“皇族的”内阁,进而激起了普遍的愤怒和失望。 对立宪派来说,这个内阁对于他们呼吁成立一个向国会负责的内阁的要求,是一个明确的拒绝。其他许多人对以牺牲地方利益来加强中央政府的.. (更多)清王朝的灭亡,1908—1912年在1911年5月的两个星期中,清廷宣告成立新内阁,宣布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国有化,并商谈一笔外国贷款来筑这两条铁路。内阁13人中仅四名汉人,而其他满人又被五名无能的皇族成员所控制。它很快被指责为“御用的”或“皇族的”内阁,进而激起了普遍的愤怒和失望。对立宪派来说,这个内阁对于他们呼吁成立一个向国会负责的内阁的要求,是一个明确的拒绝。其他许多人对以牺牲地方利益来加强中央政府的行动抱有戒心。但最主要的愤怒来自地方士绅和商人,他们已在私营铁路公司投资。当北京在一个月以后透露,计划以大部分政府债券偿还他们时,这些人被激怒了。【宪友会:激进立宪派和保守立宪派】对清政府1911年5月行动的最初反应是立宪派作出的。他们有的人自第一次选举以来一直在酝酿,企图组织一个政党。在请愿运动期间,组织政党的主张得到了支持。1911年3月,代表十六个省的四十名立宪党人已在北京集合,名义上是召开第二次咨议局联合会,实际上是组织政党。十六天以后,在1911年6月4日,宪友会宣告成立。宪友会旨在统一立宪运动,以迫使政府立即召开国会和组成更有代表性的内阁。它并不希望推翻政府,而是要扩大它的民众支持的基础。其纲领是一个妥协纲领;其中的词句,如“尊重君主立宪”,清楚地说明在运动中张謇这一派的力量仍是强大的。即使会章中有了这样的让步,张謇还是不愿意参加,虽然他的几个同仁入了会。张謇不但是一个坚定的立宪派,而且是一个立场稍逊的保皇党人,【这是新士绅阶层的一个突出例子。在他们身上,近代西方先进理念与传统保守政治思想根据利益需要经过取舍后和谐地并存,能干又正直,因而普遍受到尊敬。但正是他们,最后感到被清朝出卖了。他们成了半心半意的革命派,一方面把革命打扮得十分体面,但又保证使它成为最低限度的革命。】张謇缓和了立宪派活跃分子的行动,但不能制止他们。立宪派中各派别对统一采取了一些重大的步骤。其中有些人,特别是这个新政党中较年轻的成员与革命派接触密切。最重要的是,新成立的宪友会已经形成了一个全国性政治组织的核心。它的总部设在北京,除黑龙江、云南、甘肃和新疆四省外,各省都设有分支组织,因而比其他组织更能发起和进行协调的行动。它致力于统一行动的潜力更因其成员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崇高地位而得到加强。它的措词谨慎的纲领使它能够公开活动。它的领导层继续受到公众的尊敬并保有合法地位。各分会会长都是各省咨议局的正、副议长,这些与旧的社会精英一起享有崇高地位的成员还可以声称他们的权力是通过选举任职而取得的。宪友会中的干部也是省咨议局的或临时的资政院的议员。他们都受过一些现代教育,同时也有传统的学识。他们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念、对待事物的态度以及利益(包括对象铁路那样的近代企业的投资)。到1911年春末,他们已经一起协同行动至少有一年半了,当他们在6月初回到本省时,都情绪高涨,准备在国事中大显身手。【四川保路运动】四川的士绅对清政府5月的行动及时地提出了大量的、但措词谨慎的抗议。但这些抗议一再被漠然置之。当国有化和外债计划的细节公开后,抗议变本加厉起来。清廷宣布的偿付条件激怒了四川的投资者,他们有理由认为提供给他们的偿付条件是有关四省中最不能令人满意的。北京顽固地拒绝谈判。请愿和集会并不能使省当局转变,相反,它甚至对投资者的相互通信也进行了干涉。在这种气氛下,在四川“普遍被称为‘民党’”的宪友会休会,并派它的领袖们各回本省。四川省咨议局议长蒲殿俊立刻启程回川。在他的领导下,6月17日在成都一次两千多人的集会上组成了保路同志会。该会很快就在这个大省的许多地方成立分会,并与从行会、商会直到农会和会党等等地方集团进行接触。它建议在北京召开“国民大会”,以便“仿照外国的做法”,对政府直接施加压力。它办了三种报纸。简而言之,它指挥了一次出色的活动,把广大的民众团结在开始时是完全和平的和比较温和的抗议之中。北京靠诏令而不是通过协商或妥协进行统治的决心促使保路同志会采取更为激进的步骤。冲突逐步升级,最后铁路投资者在9月1日作出了抗税的决定。对抗再也不能避免了。因此,在1911年夏季,广泛的群众抗议运动席卷四川。运动逐渐集中在清政府的专横和外国的渗透方面。领导人是新士绅,特别是省议员。北京曾经乐观地希望四川省咨议局动员上层阶级支持政府的政策,但咨议局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成了战斗的中心。它的一百二十七名议员属于上层阶级,相当年轻(平均年龄约四十二岁),具有积极的改革思想。只有四人已知为同盟会会员,但可能还有其他人倾向于革命,许多人是梁启超的追随者。其中不少人有商业投资,他们不但在商业活动方面,而且在地方事务的一般管理方面与商人合作。这些有事业心的年轻士绅这时与商人、学生一起要求在政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便利用咨议局作为他们的活动舞台。北京严厉地警告说,咨议局“只能向最高君主统治下的地方官员提出建议”。但四川省议员则坚持要求广泛得多的活动范围。他们要求取得对地方税赋政策的发言权和对地方学堂的视察权,并要求召开资政院会议。他们甚至发行了一种报纸,它由四川省工商学界以及议员资助,并由蒲殿俊亲自编辑。它的主要宗旨是宣传宪政和省政改革的必要性,但它还登载有关政治改革各方面的范围广泛的文章。乍一看,人们可能会认为四川危机主要是经济问题。四川省最近单独被挑出缴纳新的田赋,以援助他省的开支。在对北京应采取什么立场的早期争论中,大部分集中在作为偿付用的政府债券是否足额,以及在要求较满意的赔偿还是坚持本省自办铁路等问题上。议员在开始时并不反对政府借外债为铁路提供资金的计划;有的人还真心欢迎额外的资金作为建设的刺激。但除了这种似乎对经济问题的压倒一切的关心外,还有同样重要的政治关心。例如,借外债受到了批判,因为朝廷在商借时没有先与资政院协商。后来,又指责“出卖给洋人”,这才使政治问题压倒了经济问题。铁路之争显示出,它是中央和地方当局之间更深的政治对抗的一部分。保路同志会把经济目的和政治目的合在一起,这可从“铁路准归商办”和“庶政公诸舆论”等口号中得到证明。这些口号取自1898年光绪帝的变法上谕,它们表明抗议者遵循传统,竟然到了乞灵于帝王灵光的地步。在成都,全城都设祭坛和焚香祭奠光绪。据认为,口号暴露了保路同志会会员具有光绪帝的维新倾向。他们并不想推翻清王朝,但他们寻求的是新的政治权力分配和新的代议制度。这些政治目标在一份匿名的印刷品《川人自保之商榷书》中得到详细的阐述,但却被总督用作把柄;他打电报给北京,说铁路问题只是一个借口,后面隐藏着独立运动。他随即把蒲殿俊和其他九名保路会会员投入监狱。当天(1911年9月7日)在省府激起了群众示威。抗议和起义随即遍及全省。一批县城宣布独立,有的甚至成立革命政府。那么多暴动突然地爆发,总的说来,似乎主要归因于与四川士绅有联系的会党;具体地说,主要归因于保路同志会。一小批同盟会的代表也可能起了作用。不到一个星期,四川一片混乱,当局也处于不知所措的状态之中。朝廷答应给铁路投资以全部赔偿,但为时已晚,示威活动仍在继续。北京从湖北调军队归钦差大臣端方指挥,命令他必要时以武力恢复秩序。端方的行动过于迟缓,而他的深受革命派影响的军队却无论如何也帮不了他的忙了。到9月底,事态的发展使当局或原来的抗议运动领袖都无法控制了。吸收了愤怒的农民入伍的地方民团捣毁了警察所和税务所,开监劫仓,并切断电报线。在这类事件中不乏命运的嘲弄和引人怜悯的因素,因为农民本来会成为四川建路者税赋计划中受害最深的人。贫穷困苦的农民突然起来反对附近的当局。他们有着自己的苦难,不久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同盟会和会党的人领导了一些民团组织,但他们不久就被农民、土匪和走私者撇在一边。被指派维持秩序的旧式巡防队也参加了骚乱。多达十万人的各种武装集团打垮了政府军,后者到10月初只能集中防守省会和少数城市了。这样,当湖北省在10月爆发骚乱时,四川处于愤怒的火焰之中已有数星期之久了。但武昌起义在传统上被认为是中国辛亥革命的火种。新的革命省政府就是首先在武昌宣布成立的,随之在10月10日至11月27日又有另外十四个新的革命省政府宣布成立。四川省的抗议就成了仅次于武昌起义的反清王朝的运动。【执政之基的土崩瓦解】清代的军事现代化已在1894-1895年前后造就了第一批新军。到二十世纪头十年之初,清朝的维新措施正在对中国军队的社会成分和总的面貌产生影响。入伍的文化门槛和军中教育工作使新军中受教育者比例较旧军高,而出于对兵源政治可靠性的考虑,行伍中出现了更多的上层阶级子弟。在科举制废除后,参军在受教育的青年中有了威信。对那些既关心国家又关心自己前途的人来说,军事训练可以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与过去中国军队明显不同的是,新军与地方老百姓关系良好。许多中国人与革命运动的唯一接触是通过新军进行的。同盟会对留日军官做了大量工作,而这些激进分子海归后在新军服役时扩大了革命的宣传。在摆脱1907至1910年时期专门吸收军官的倾向后,直到1911年,新军中的主要革命集团几乎全部由士兵组成。湖北的激进分子和青年普遍认为军队对革命必不可少,进而放弃会党,转而向军队争取会员和盟友。其中有的人(后来包括同盟会会员)有意识地参军,为革命秘密工作。从1906年初起,一共大约有三十个革命组织有记录可查。这些组织与军队的关系密切(但与同盟会关系不密切)。随着慈禧对政权控制的消失(逝世),湖北的革命派看到了可以更加放手和更大规模地进行政治活动的机会。革命组织开始发行报纸,把革命的要义传到军界和武汉三镇以外的地方。大量的报纸宣传与革命文献一起,都是面向普通士兵的。归国学生在尽可能靠近兵营的地方开设店铺、客栈、茶馆、杂货店和其他铺号。许多这样的店铺成了革命组织的前线。到1911年春,在几支新军中,百分之七十的士兵属于革命组织。其他的新军中有许多同情者和骑墙派,但反革命士兵则少而又少。然而新军革命派里存在着的下级士兵对上层(出于阶级地位)的不信任,需要有人出面调解以及外界施压,才能缓和到能够进行某种合作的程度。***北京因在1910年一系列边界争端上态度软弱而受立宪派攻击。立宪派借此提出更多、更进一步的宪政要求。清廷在稍许退让后态度变得强硬,这使立宪派内部产生了变化——和平过渡到民主制的信心受到不小的打击,少数人想到了革命。多数立宪派在留京请愿整整一年后失去了耐心,温和地变革的恭谨请愿态度转变为争取更大变革的迫切要求。这些请愿自始至终强调同样的一些问题,即外国对中国统一和主权的威胁、经济危机的危险以及不负责任的行政等;但其措词一次比一次强烈。一年前还在苦谏当局防止民变的先生们,开始接受革命思想。许多商人在1910年的请愿行动中特别积极,当请愿失败,他们也准备参加反清运动,虽然他们不能发起这个运动。他们又象省议员那样,有了商会那样的新的地方组织,这些组织开始合并成省联合会甚至全国联合会。清政府所持的拒不妥协的态度正在把各反对派团结起来。它们虽然不能领导革命,但差不多都能马上准备接受革命。***在关键的武汉地区,文学社和共进会之间的不合作,使它们不可能进行有效的行动。但铁路国有化命令的颁布促使两个组织相互接近制订出合作的细节,最终成立一个联合指挥部。同盟会内部对在华南寻求基地的策略的不满已经郁积了好几年,而在1910年更有所加剧。以华中为重的提议被孙中山一派否决后,脱离孙单独行动的计划步入正轨。作为一个有行动自由的组织,成立后的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谋求文学社和共进会关系的加强及策略的协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部总会以避开“平均地权”(土地改革)的方式团结湖北的各个集团,特别是共进会。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的失败,虽然结束了华南的运动,反而激励了那些决心在华中集中开展活动的人。作为折衷方案,一个以华中(湖北)为行动中心的全国起义计划被制定出来,起义时间是1913年。同盟会代表们奔赴各地工作。两个湖北集团一旦成立了联合指挥部并且安排了分工,要求立刻行动的压力立刻增强了。就在这个时刻,清政权自己却触发了一场危机,使分裂的革命派及其潜在的、即温和的革命盟友都聚集到了一起。【湖北危机】从湖北调军入川之举在武汉的革命派内部造成了紧迫感。如果要进一步调走人马,将会抽空他们指望成为起义骨干的人。同盟会的领袖们愿意加快行动,但还不能象湖北的文学社和共进会所希望的那样快。10月10日,突发事件和内部叛徒使有组织起义无望。各部队中的革命派成员试图在混乱中集结力量。一小批士兵匆忙地临时订出了当天晚上的计划,然后坚决地出击。到凌晨,武昌的清政府已被打垮。当天下午,革命派组成湖北的军政府,并且大胆地代表全中国宣布成立共和国。这些事件使其他省行动起来,结果在以后的四个月中结束了清朝的统治,成立了中华民国。就在这四个月的过程中,在10月10日下午首先发难的那些人却把权力交给当晚与他们交战的人。在10月10日集结其部队的正目熊秉坤和在关键性的当晚带领部队的队官吴兆麟,让位于黎元洪和汤化龙等人,这些人既代表着新秩序,也同样代表着旧制度。湖北革命派如此迅速地作出妥协的姿态,源于他们深切地担心列强的干涉。于是争取列强中立,成为首要考虑内容。尽管革命派规定他们将不承认自即日起外国与清朝订立的任何协定,但新政府履行以往的一切条约。照会还保证保护外国人的权利和财产,并且表示了新政府希望与列强友好合作的意愿。此外,他们认识到需要有一个其姓名能使中外人士都有深刻印象的领袖人物,所以只好求助于黎元洪,因为他是能物色到的最高级军官。他们要求的另一个资格只是候选人必须是汉人,而不是满人。并不比他人有更深革命资历的汤化龙受任最高的文职,这可能是他的社会地位所致。当然,他的激进立宪派身份也能使他在外国人面前看来不那么革。因此情况似乎是,为了尽量减少新政府的革命外貌(特别在外国列强面前),不革命的领袖人物在新政府中擢升高位。汤化龙一事说明了革命派——特别是在新军中对政治生疏、对自己的政治势力和社会地位没有信心的革命派——急于要显示他们的慎重和责任感,以及他们对代议制和立宪政制的信仰。他们认为,任命一位以忠于这些原则闻名的士绅担任高级职务便能做到这两点。在中国政治天翻地覆的斗争中,汤化龙帮助革命派保持了延续性和一个稳定性的面貌。这样,革命后的政治领导权便大半落到了原来掌握这种领导权的人的手中。其他省份对湖北革命未能产生新领导之事深为失望,但是在那些失望的人们当中,许多人很快就发现,他们本省的事态也在沿着湖北的路子亦步亦趋地发展。 (收起)2011-09-05 18:58:05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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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时期:1912-1916
Saigyouji (死灰复燃)
该时期历史需要把握1省自治2革命不彻底性3革命党人的软弱 辛亥革命是一场没有完成土地革命任务的资产阶级革命。革命后的政权也没有触动原有财产关系,因此旧统治阶级延续下来。 省自治的要求主要发轫于革命后各省权力徒增的士绅阶阶层。 革命党人在整个时期内表现懦弱。面对袁世凯一而再再而三地退让以及表示善意,不会选择以革命方式,而是幻想绕过官僚机关以国会选举的方式发挥政治影响。以纲领的让步赢得选民。 【.. (更多)该时期历史需要把握1省自治2革命不彻底性3革命党人的软弱辛亥革命是一场没有完成土地革命任务的资产阶级革命。革命后的政权也没有触动原有财产关系,因此旧统治阶级延续下来。省自治的要求主要发轫于革命后各省权力徒增的士绅阶阶层。革命党人在整个时期内表现懦弱。面对袁世凯一而再再而三地退让以及表示善意,不会选择以革命方式,而是幻想绕过官僚机关以国会选举的方式发挥政治影响。以纲领的让步赢得选民。【共和国:妥协的加总】全国性领导人与各省革命发展联系甚少、担心分裂内战导致国外干涉——这种恐惧心理挫伤了把他们聚集在一起的团结一致的革命决心。因此,尽管革命部队凑合在一起的总数远远超过清廷指挥的部队,看来妥协让步还是必要的。虽然有14省成立了革命政府,但在革命后,老的革命组织仅仅在三省(广东、江西和安徽)有任都督的坚定拥护者可以依靠。为避免内战而接受袁世凯来领导新秩序(包括认可政府应厚待清皇室),革命者对袁的憧憬建立在《约法》条款所谓的“约束力”和袁在旧统治阶级中的“进步分子”身份。袁则毫不客气地将革命者排除在紧要的财政军事职权之外。革命过程将旧统治阶级保留在了权力金字塔尖,而革命后的政治制度无害于这一结构。激进主义仅仅停留在《约法》的字里行间。秘密社团及其支持者依旧活跃,但显然他们对“新”权势集团——军官、民国革命政治家以及自治团体的领导人无以为害。把政治支配权视为上层、特别是士绅阶层的禁脔,革命的有组织力量在此取得了统一。当孤立的革命都督企图与原有革命组织或下层分子联盟时,他即被革命力量中保守的集团取而代之。社会上层、保守、出身士绅阶级,如此面貌的革命主流专注于维护自己的利益,并积极地将一切背叛、动摇者铲除。北京的袁世凯与云南的蔡锷敦促实现中央集权制的政府。由于革命而地方特权徒增的各省士绅阶层,自然而然地提出省自治的主张以反对前者。作为要点写入一些党派纲领的“中央集权制政府”,革命后短时间内被淹没在主导国会的地方主义倡议中。税收截留、军队和政府官吏为地方服务,以各省联盟出现的早期民国,顺应了地方主义者心中的联邦制中国构想,而也使主张中央集权的民族主义者不满。民族主义要求政治中心与各省强有力的联系,以及实现政府中央集权制。但出于袁世凯出任总统的不满,有些省抵制恢复与中央行政的联系,外内蒙古与西藏还产生了独立倾向。蒙、藏上层利用革命对中央政府权威的削弱,开始往摆脱北京影响的方向努力。外国列强伺机扩大其势力范围,蒙、藏分别受俄、英保护。但后两者并不坚持把前两者吸收为完全殖民地。民国初年历届政府的外交努力,只是对前清帝国的这些边陲地区保持微弱的宗主权。趁革命带来混乱的便利,外国参与征收中国关税的程度大大增加,而外国金融家加强了控制,增加了利润。【新秩序的结构】老革命党人指望《约法》能约束袁,但《约法》本身也是革命党妥协的产物。新的《约法》赋予总统相当大的行政权。要弹劾他是不容易的;理论上他是全中国陆海军的统帅;再者,理论上他有任命官员的广泛权力。他同内阁总理和内阁共同承担责任,而内阁总理和内阁是他在征得参议会或称国会的同意后任命的。民国第一届临时参议院反映的情况是,参议院里没有任何重要的保皇党集团,同盟会控制不了半数以上即使是参加了革命的各省政府。其他的主要政党既不代表先前从同盟会分裂出来的派别,也不代表官吏和绅士的改良主义立宪运动,这些官吏和绅士只是在革命中——有的是革命后——才选定共和体制的。这一届参议院的主要成就是制订了议会法和抵制了袁为建立一个要求各省服从的行政机器所作的努力。在大多数的省里,政治领导人来自两种机构:一是军队,特别是清朝末年在各地建立的现代化新军的领导人;二是各省的议会。虽然爆发革命经常是从下层开始的,但当此清朝当局土崩瓦解之际,巩固政权的还是这两个集团中的人。在几个省内,革命党及其支持者是第三势力,并有可能甚至在广东这样的省里掌握省政府。在某些情况下,如在湖北、江苏,军队的许多重要部门,不一定包括都督在内,是革命党的支持者,或者跟它一样都持相对激进的观点。由此产生的政治状况经常是相当混乱的。在先前闹革命的各省中,多数省都有凝聚力,足以防止北京在当地插进其权势人物。仅在北方三省,即直隶、河南、山东,以及可以勉强算上的满洲,袁才能够单方面地任命重要官员。多数省在超脱北京控制的同时,成功地巩固了省一级的权力。通过省内各地革命政府的铺开,省政府享有较广泛的财权和人事权。“各省坚持自治最符合中国的利益”的主张对各省自治、省内集权起了促进作用。但是,地方上层与行政官员的紧密联系,也一定地妨碍了省一级的中央集权。清廷遗留与革命中招募的士兵大大膨胀了士兵数和军费。由于后者自筹,各省几乎耗尽了省预算的资金,尽管征税大大增加。各省从军队防备北京中获益,同时在财政上被削弱了。尽管发生过以反对实际上已经拖欠了军饷或有兆头要欠军饷为特征的多次兵变,但军队并不反对社会秩序,也没有向当时名流集团的支配地位挑战。农村也不是长期处于骚动状态。关于盗匪活动的报道已经习以为常,时而会有村庄起来暴乱,反对苛捐杂税和贪官污吏。但是,经常都遭到镇压,农村的动乱在二次革命前没有达到值得全国重视的规模。来自下面的威胁,即使是分散的、无组织的,也引起了当地社会政治领导的全神贯注。当国家的领导在试行自由主义政治的时候,来自下面的威胁被顺利地控制住了。【政党和立宪政府】清廷的覆灭,使中国政党的形式由会党转变为公开的政治团体。新共和国建立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就出现了几十个政治团体,而党的领导人大都在日本度过一段时期。革命党人以及很多政党都希望通过国会选举方式绕过行政官僚机构来恢复、扩大影响力。选举规定的关键在于,标准虽低但足以把大多数成年男子排除在外的财产门槛。登记的选民约占全人口的4—6%。大大超过清末的不到1%。投票选举的是新国会两院议员和地方议会议员,采取间接选举。选举过程从1912年12月持续到1913年1月以后。贿选在全国范围内还不是决定性的。新的地方议会在冬季的几个月里组成。新的国会(议会)1913年4月在北京召开。在民国的最初几个月里,一些主要的非同盟会党团纷纷试图合并,但没有取得多大成功。其中重要的有民社、统一党、民主党。以湖北都督、新的民国副总统黎元洪为中心组织起来的民社(出现于1912年1月),代表了旧军官成为了民国新贵,使湖北脱离了同盟会的领导;学者章炳麟组建的统一党成了那些希望在他的帮助下过渡到新秩序的前官员和重要士绅的工具。这些人士虽然有当过官僚、拥护过君主政体的经历,但随着革命的发展,他们都支持革命。它的纲领强调统一,但没有指明地方自治的重要性;曾在君主政体下通过省的和全国的议会组织代议制政府的一些人,推梁启超为首成立了民主党。该党成员在清廷时参与请愿运动,革命后主张中央集权制。1912年5月,包括上述三党在内的许多小党合并为共和党,在于“以排一党专制之势”。后来,为避免新党因梁派遭致国民党攻击,新党又出现了分裂。同盟会在1912年3月正式将自己从革命团体改造成为公开的政党。被袁世凯挑选担任总理的唐绍仪,作为北京方面和革命党人之间商定的安排的一部分,参加了这个党。但它在临时参议院中是一个少数党,尽管它同其他同情它的集团联合在一起能调动多数。民国元年起,革命党人的行政权力不断被士绅阶级和袁世凯削弱,主要领导人被边缘化。因此以当权者出现、能搞到资金和军队的革命党人在同盟会阵营里便有了特殊的份量。1912年8月在宋教仁领导下,成立了以同盟会为核心的新党:国民党。党决定拉拢在社会方面保守的士绅阶级的选民,而这部分选民早已把赌注押在地方自治和参政上了。因此新党是妥协的结果,纲领相比同盟会是倒退的:孙中山关于土改的政策尽管温和但仍消失了。余下的进步要求不是删除,就是弱化、含糊化处理。中央集权的主张也改为各省自治。尽管如此,党的纲领还是不同于袁世凯的社会政治倾向性。改头换脸的国民党在1912—1913年冬的国会选举中取得了重大胜利。国民党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可以要求从国会中占优势的党内挑选总理和内阁阁员。虽然在降低原有纲领以迎合选民上,革命党人内部曾有异议,但迎合主义还是占了上峰。尽管他们清楚国会选举胜利是靠纲领退步换来的,但还是被视为自民国元年起革命党人不断被边缘化的一次逆转。从国民元年到国会选举期间的革命党人一直对与清廷差别不大的“新”社会秩序和袁世凯的专横保持着恭顺和退让。哪怕袁世凯单方面破坏了袁和革命党人之间的协议,但孙中山和黄兴还是主张与袁修好。他们访问了北京,同袁一起参加了关于统一、共同目标和相互尊重的庆祝会。其后果是,1912年秋国民党与北京合作,尽管它没有实际参加这个政府。国民党此后几个月的选举运动没有公开地反对袁世凯。只是由于党的国会选举胜利,宋教仁开始在演说抨击袁世凯,更有力地坚持共和的主张,直截了当地鼓吹削减总统的权力。的确,宋也在认真考虑驱袁下台的问题,尽管孙中山继续赞同由新国会重新确认袁任总统。【袁世凯】没有一个晚清官吏能在同样短暂的时间内比袁世凯取得更多的改革成就。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在为实现改革纲领而招募来的日益增多的随从人员帮助下,他几乎参预了帝国末年发起的在制度上进行改造和革新的各个方面。他重实践而轻理论,关注的是可行性和办事效率。从旧上层改良主义人士的角度出发,民国的局面是棘手而沮丧的。袁世凯习惯于严格的官僚纪律、中央集权的政府、处理内政外交时的个人决断和可控安分的民众,而对革命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开明化不满。他认定的社会改革形式只有在稳定秩序下由上层主导、官僚机构推进的渐进改革。因此自由主义以及其他的社会进步思想文化对他而言只有空谈误国、妨碍改革的意义。由于各省自治采取了极端的形式,人事、税收、财政、军队等问题完全绕过北京而直接由省一级裁决。北京税收急降,国库入不敷出。袁世凯在民国初默许了这一事实,在主动向各省都督表示合作意愿被拒后,变得不耐烦。革命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旧有官僚机构秩序(尽管还是那些人),对袁世凯来说这等同于纪律涣散。至于宪法和国会,他最先把它们作为对民国取代清廷的标志而短暂接受过,但他很快发现它们压缩了自己在处理紧急国事上回旋的余地,并认为政党仅专注于本位利益(影响力)而不考虑国家稳定和发展。【二次革命】1913年袁对敌人取得胜利的关键,是他能在多大程度上孤立激进分子,取得外国的支持,并在多数省内争取到当权者至少保持友善的中立。北京政府从各省收进的税款不多,故而对资金的需要十分迫切。康有为提出的补救办法是建立统一的、全国的财政结构。袁同意了。但各省和国民党反对中央集权的倡议,意味着财政统一只有靠武力才能办到,而武力是要花钱的。唯一可以求助的就是外国贷款。袁行动进程的逻辑正是如此。刺杀宋教仁后不久,袁的重要行动是大借外债。清廷遗留债务以及辛亥革命中外国损失被列入北京偿付之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坚固阵线要求在中国的行政机构中起更大的作用,作为高价贷款的交换。面对宋教仁被刺案,不久前还对袁世凯恭顺忍让的国民党,终于准备武装反抗。但士绅和商人中的名流不愿打内战的普遍情绪使起义前景变得黯淡,许多革命党人又回到合法途径反抗。尽管国民党的支持者与省自治对北京的反抗一定程度上结合了起来,但中央集权的主张、以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抵抗外辱的民族主义要求在全国占了上风,这种立场所具有的吸引力,在袁的随从人员以外也有影响,并有助于孤立激进分子。国民党以外的主要政党都支持中央集权的政策。少数都督不是其任职省的本地人,他们对全国水平上的同盟者颇感兴趣,因而可能同袁合作,因为袁反对省自治的各种极端形式。国民党内在省自治问题上本就有分歧,因此并没有以省自治捍卫者面目出现。1913年的国民党起义没有把士绅阶级和商业知名人士争取过来,也没有试图去动员广大民众。袁反对二次革命领袖的政治立场,在国内得到相当程度的支持,除此之外,袁还拥有第二个优势:外国的支持。列强普遍对袁抱有信心,相信他能最好地在中国维持符合他们利益的秩序,而这种信心也正符合袁当前的需要。袁专断地签订了“善后大借款”。因“善后大借款”而得的收入,在其持续期间,给了袁胜过他的对手的巨大优势:收买自治的军队司令官、收买国民党国会议员,发饷保证士气等等。银行团为袁战胜国民党领袖提供了资金。相比之下,革命党人仅受到日本提供的少量援助、军事顾问支持和安全庇护。但后者更真实的意图反映在其参与“善后大借款”上。自由主义政治被军事力量而打倒,但是复活这些体制的想法,继续存在。此后几年的保守主义,就一般而论,还不是回复到“传统的中国”或儒家政治的旧观点。政治目标的民族主义定义,仍然被人们所接受。袁世凯新扮演的独裁者角色,仍然是力求实现民族主义理想的现代化运动的一个角色。他和他的支持者所反击的,是在参政、自治和自由主义的社会态度等方面他们所理解的极端行为。关于中国必须以变革求生存的主张,并没有遭到拒绝。当然,袁自己认为,关于如何进行必要的变革,他有更高明的见解。 (收起)2011-09-05 18:55:45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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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2页
文小雨 (如果想照耀萬人,請加點信心。)
”华盛顿公告发表以后,中国的舆论被发动起来了,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国民外交’运动,各商会和金融团体在其中起着领导作用。这种由公众直接进行的外交活动,宛似一个没有统一政府的国家,也是在其政府代表的合法性引起争议时的最后一着。正是如此,1921年10月12日至17日,教育界和商会代表在上海举行联席会议时,蒋梦麟和余日章两位代表奉命去华盛顿表示‘民意’。这些区别于政府代表团的‘国民’代表,主要是教师,但这.. (更多)
第763页:”华盛顿公告发表以后,中国的舆论被发动起来了,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国民外交’运动,各商会和金融团体在其中起着领导作用。这种由公众直接进行的外交活动,宛似一个没有统一政府的国家,也是在其政府代表的合法性引起争议时的最后一着。正是如此,1921年10月12日至17日,教育界和商会代表在上海举行联席会议时,蒋梦麟和余日章两位代表奉命去华盛顿表示‘民意’。这些区别于政府代表团的‘国民’代表,主要是教师,但这两位国民代表和商界都有密切关系。“
(收起)”在华盛顿会议中,国民代表们虽是间接的,但却起了积极的作用,捍卫了中国在山东的主权,要求恢复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而这是金融团体和商会所特别强调的。“
2011-07-30 19:43:29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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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页
文小雨 (如果想照耀萬人,請加點信心。)
“但是第三点区别,或第三个问题是中国的历史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写,不能由外国人来写。诚然,当这个时期的历史由中文记载时,随即出现了饶有趣味的事情——外国人几乎消失了。总税务司安格联征收关税,甚至加以扣留。孙逸仙的顾问鲍罗廷可能起草了国民党的党章。苏联将军布留赫尔(加伦)可能拟定了蒋介石的北伐作战计划。他们虽担任拥有实权的职务,但都不是中国人;他们即使不是全部在中国的记载中被抹去,也都被贬低了.. (更多)“但是第三点区别,或第三个问题是中国的历史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写,不能由外国人来写。诚然,当这个时期的历史由中文记载时,随即出现了饶有趣味的事情——外国人几乎消失了。总税务司安格联征收关税,甚至加以扣留。孙逸仙的顾问鲍罗廷可能起草了国民党的党章。苏联将军布留赫尔(加伦)可能拟定了蒋介石的北伐作战计划。他们虽担任拥有实权的职务,但都不是中国人;他们即使不是全部在中国的记载中被抹去,也都被贬低了。这种在华外国人在中国历史上不露面现象,不但反映了现代中国爱国者的自尊心,也否认了外来者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还符合了中国的长期传统。” (收起)2011-07-20 21:32:43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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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页
文小雨 (如果想照耀萬人,請加點信心。)
“有人提出,史前的中国北部是一个被陆地封闭的社会,接触不到海洋。这个陈旧的假设,已为近几十年来的考古革命彻底否定了。对依靠耕作,使用陶器和磨制石器的新石器文化的发掘表明,这些不仅存在于华北平原,而且还存在于中国东南部沿海,是‘平行的地区性发展……特别是在台湾’。的确,台北县大岔坑新石器遗址,有公元前3000年初期的绳纹陶器,是整个东南沿海的典型遗址。这表明在新石器时期,确凿无疑地能够进行相当规.. (更多)“有人提出,史前的中国北部是一个被陆地封闭的社会,接触不到海洋。这个陈旧的假设,已为近几十年来的考古革命彻底否定了。对依靠耕作,使用陶器和磨制石器的新石器文化的发掘表明,这些不仅存在于华北平原,而且还存在于中国东南部沿海,是‘平行的地区性发展……特别是在台湾’。的确,台北县大岔坑新石器遗址,有公元前3000年初期的绳纹陶器,是整个东南沿海的典型遗址。这表明在新石器时期,确凿无疑地能够进行相当规模的海上航行。从这些事实上来看,沿海的中国和大陆的中国,是同样的古老。” (收起)2011-07-20 22:19:03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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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页
文小雨 (如果想照耀萬人,請加點信心。)
“汉武帝用兵,主要是对付亚洲内陆的匈奴。汉代的海上远航队,曾被派往越南的北部;南中国沿海和北部朝鲜派出的还撒谎能够远征军,但比之从陆上越过长城的汉代远征军,仍是居于次要部分。” 可见翻译是多么不顺。 本注1:“王(赓武)教授提出,汉以前,从宁波到河内,粤人应被认定为‘尚非中国人’(借用拉铁摩尔之言)。在唐以前,他们在沿海基本仍是如此。这就是福建和广东人自称为‘唐人’的原因(... (更多)“汉武帝用兵,主要是对付亚洲内陆的匈奴。汉代的海上远航队,曾被派往越南的北部;南中国沿海和北部朝鲜派出的还撒谎能够远征军,但比之从陆上越过长城的汉代远征军,仍是居于次要部分。” 可见翻译是多么不顺。 本注1:“王(赓武)教授提出,汉以前,从宁波到河内,粤人应被认定为‘尚非中国人’(借用拉铁摩尔之言)。在唐以前,他们在沿海基本仍是如此。这就是福建和广东人自称为‘唐人’的原因(私人通信)。” 求解:哪个“河内”?越南河内or中原河内? (收起)2011-07-20 22:24:47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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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的灭亡:1908—1912年
Saigyouji (死灰复燃)
清王朝的灭亡,1908—1912年 在1911年5月的两个星期中,清廷宣告成立新内阁,宣布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国有化,并商谈一笔外国贷款来筑这两条铁路。内阁13人中仅四名汉人,而其他满人又被五名无能的皇族成员所控制。它很快被指责为“御用的”或“皇族的”内阁,进而激起了普遍的愤怒和失望。 对立宪派来说,这个内阁对于他们呼吁成立一个向国会负责的内阁的要求,是一个明确的拒绝。其他许多人对以牺牲地方利益来加强中央政府的.. (更多)清王朝的灭亡,1908—1912年在1911年5月的两个星期中,清廷宣告成立新内阁,宣布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国有化,并商谈一笔外国贷款来筑这两条铁路。内阁13人中仅四名汉人,而其他满人又被五名无能的皇族成员所控制。它很快被指责为“御用的”或“皇族的”内阁,进而激起了普遍的愤怒和失望。对立宪派来说,这个内阁对于他们呼吁成立一个向国会负责的内阁的要求,是一个明确的拒绝。其他许多人对以牺牲地方利益来加强中央政府的行动抱有戒心。但最主要的愤怒来自地方士绅和商人,他们已在私营铁路公司投资。当北京在一个月以后透露,计划以大部分政府债券偿还他们时,这些人被激怒了。【宪友会:激进立宪派和保守立宪派】对清政府1911年5月行动的最初反应是立宪派作出的。他们有的人自第一次选举以来一直在酝酿,企图组织一个政党。在请愿运动期间,组织政党的主张得到了支持。1911年3月,代表十六个省的四十名立宪党人已在北京集合,名义上是召开第二次咨议局联合会,实际上是组织政党。十六天以后,在1911年6月4日,宪友会宣告成立。宪友会旨在统一立宪运动,以迫使政府立即召开国会和组成更有代表性的内阁。它并不希望推翻政府,而是要扩大它的民众支持的基础。其纲领是一个妥协纲领;其中的词句,如“尊重君主立宪”,清楚地说明在运动中张謇这一派的力量仍是强大的。即使会章中有了这样的让步,张謇还是不愿意参加,虽然他的几个同仁入了会。张謇不但是一个坚定的立宪派,而且是一个立场稍逊的保皇党人,【这是新士绅阶层的一个突出例子。在他们身上,近代西方先进理念与传统保守政治思想根据利益需要经过取舍后和谐地并存,能干又正直,因而普遍受到尊敬。但正是他们,最后感到被清朝出卖了。他们成了半心半意的革命派,一方面把革命打扮得十分体面,但又保证使它成为最低限度的革命。】张謇缓和了立宪派活跃分子的行动,但不能制止他们。立宪派中各派别对统一采取了一些重大的步骤。其中有些人,特别是这个新政党中较年轻的成员与革命派接触密切。最重要的是,新成立的宪友会已经形成了一个全国性政治组织的核心。它的总部设在北京,除黑龙江、云南、甘肃和新疆四省外,各省都设有分支组织,因而比其他组织更能发起和进行协调的行动。它致力于统一行动的潜力更因其成员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崇高地位而得到加强。它的措词谨慎的纲领使它能够公开活动。它的领导层继续受到公众的尊敬并保有合法地位。各分会会长都是各省咨议局的正、副议长,这些与旧的社会精英一起享有崇高地位的成员还可以声称他们的权力是通过选举任职而取得的。宪友会中的干部也是省咨议局的或临时的资政院的议员。他们都受过一些现代教育,同时也有传统的学识。他们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念、对待事物的态度以及利益(包括对象铁路那样的近代企业的投资)。到1911年春末,他们已经一起协同行动至少有一年半了,当他们在6月初回到本省时,都情绪高涨,准备在国事中大显身手。【四川保路运动】四川的士绅对清政府5月的行动及时地提出了大量的、但措词谨慎的抗议。但这些抗议一再被漠然置之。当国有化和外债计划的细节公开后,抗议变本加厉起来。清廷宣布的偿付条件激怒了四川的投资者,他们有理由认为提供给他们的偿付条件是有关四省中最不能令人满意的。北京顽固地拒绝谈判。请愿和集会并不能使省当局转变,相反,它甚至对投资者的相互通信也进行了干涉。在这种气氛下,在四川“普遍被称为‘民党’”的宪友会休会,并派它的领袖们各回本省。四川省咨议局议长蒲殿俊立刻启程回川。在他的领导下,6月17日在成都一次两千多人的集会上组成了保路同志会。该会很快就在这个大省的许多地方成立分会,并与从行会、商会直到农会和会党等等地方集团进行接触。它建议在北京召开“国民大会”,以便“仿照外国的做法”,对政府直接施加压力。它办了三种报纸。简而言之,它指挥了一次出色的活动,把广大的民众团结在开始时是完全和平的和比较温和的抗议之中。北京靠诏令而不是通过协商或妥协进行统治的决心促使保路同志会采取更为激进的步骤。冲突逐步升级,最后铁路投资者在9月1日作出了抗税的决定。对抗再也不能避免了。因此,在1911年夏季,广泛的群众抗议运动席卷四川。运动逐渐集中在清政府的专横和外国的渗透方面。领导人是新士绅,特别是省议员。北京曾经乐观地希望四川省咨议局动员上层阶级支持政府的政策,但咨议局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成了战斗的中心。它的一百二十七名议员属于上层阶级,相当年轻(平均年龄约四十二岁),具有积极的改革思想。只有四人已知为同盟会会员,但可能还有其他人倾向于革命,许多人是梁启超的追随者。其中不少人有商业投资,他们不但在商业活动方面,而且在地方事务的一般管理方面与商人合作。这些有事业心的年轻士绅这时与商人、学生一起要求在政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便利用咨议局作为他们的活动舞台。北京严厉地警告说,咨议局“只能向最高君主统治下的地方官员提出建议”。但四川省议员则坚持要求广泛得多的活动范围。他们要求取得对地方税赋政策的发言权和对地方学堂的视察权,并要求召开资政院会议。他们甚至发行了一种报纸,它由四川省工商学界以及议员资助,并由蒲殿俊亲自编辑。它的主要宗旨是宣传宪政和省政改革的必要性,但它还登载有关政治改革各方面的范围广泛的文章。乍一看,人们可能会认为四川危机主要是经济问题。四川省最近单独被挑出缴纳新的田赋,以援助他省的开支。在对北京应采取什么立场的早期争论中,大部分集中在作为偿付用的政府债券是否足额,以及在要求较满意的赔偿还是坚持本省自办铁路等问题上。议员在开始时并不反对政府借外债为铁路提供资金的计划;有的人还真心欢迎额外的资金作为建设的刺激。但除了这种似乎对经济问题的压倒一切的关心外,还有同样重要的政治关心。例如,借外债受到了批判,因为朝廷在商借时没有先与资政院协商。后来,又指责“出卖给洋人”,这才使政治问题压倒了经济问题。铁路之争显示出,它是中央和地方当局之间更深的政治对抗的一部分。保路同志会把经济目的和政治目的合在一起,这可从“铁路准归商办”和“庶政公诸舆论”等口号中得到证明。这些口号取自1898年光绪帝的变法上谕,它们表明抗议者遵循传统,竟然到了乞灵于帝王灵光的地步。在成都,全城都设祭坛和焚香祭奠光绪。据认为,口号暴露了保路同志会会员具有光绪帝的维新倾向。他们并不想推翻清王朝,但他们寻求的是新的政治权力分配和新的代议制度。这些政治目标在一份匿名的印刷品《川人自保之商榷书》中得到详细的阐述,但却被总督用作把柄;他打电报给北京,说铁路问题只是一个借口,后面隐藏着独立运动。他随即把蒲殿俊和其他九名保路会会员投入监狱。当天(1911年9月7日)在省府激起了群众示威。抗议和起义随即遍及全省。一批县城宣布独立,有的甚至成立革命政府。那么多暴动突然地爆发,总的说来,似乎主要归因于与四川士绅有联系的会党;具体地说,主要归因于保路同志会。一小批同盟会的代表也可能起了作用。不到一个星期,四川一片混乱,当局也处于不知所措的状态之中。朝廷答应给铁路投资以全部赔偿,但为时已晚,示威活动仍在继续。北京从湖北调军队归钦差大臣端方指挥,命令他必要时以武力恢复秩序。端方的行动过于迟缓,而他的深受革命派影响的军队却无论如何也帮不了他的忙了。到9月底,事态的发展使当局或原来的抗议运动领袖都无法控制了。吸收了愤怒的农民入伍的地方民团捣毁了警察所和税务所,开监劫仓,并切断电报线。在这类事件中不乏命运的嘲弄和引人怜悯的因素,因为农民本来会成为四川建路者税赋计划中受害最深的人。贫穷困苦的农民突然起来反对附近的当局。他们有着自己的苦难,不久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同盟会和会党的人领导了一些民团组织,但他们不久就被农民、土匪和走私者撇在一边。被指派维持秩序的旧式巡防队也参加了骚乱。多达十万人的各种武装集团打垮了政府军,后者到10月初只能集中防守省会和少数城市了。这样,当湖北省在10月爆发骚乱时,四川处于愤怒的火焰之中已有数星期之久了。但武昌起义在传统上被认为是中国辛亥革命的火种。新的革命省政府就是首先在武昌宣布成立的,随之在10月10日至11月27日又有另外十四个新的革命省政府宣布成立。四川省的抗议就成了仅次于武昌起义的反清王朝的运动。【执政之基的土崩瓦解】清代的军事现代化已在1894-1895年前后造就了第一批新军。到二十世纪头十年之初,清朝的维新措施正在对中国军队的社会成分和总的面貌产生影响。入伍的文化门槛和军中教育工作使新军中受教育者比例较旧军高,而出于对兵源政治可靠性的考虑,行伍中出现了更多的上层阶级子弟。在科举制废除后,参军在受教育的青年中有了威信。对那些既关心国家又关心自己前途的人来说,军事训练可以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与过去中国军队明显不同的是,新军与地方老百姓关系良好。许多中国人与革命运动的唯一接触是通过新军进行的。同盟会对留日军官做了大量工作,而这些激进分子海归后在新军服役时扩大了革命的宣传。在摆脱1907至1910年时期专门吸收军官的倾向后,直到1911年,新军中的主要革命集团几乎全部由士兵组成。湖北的激进分子和青年普遍认为军队对革命必不可少,进而放弃会党,转而向军队争取会员和盟友。其中有的人(后来包括同盟会会员)有意识地参军,为革命秘密工作。从1906年初起,一共大约有三十个革命组织有记录可查。这些组织与军队的关系密切(但与同盟会关系不密切)。随着慈禧对政权控制的消失(逝世),湖北的革命派看到了可以更加放手和更大规模地进行政治活动的机会。革命组织开始发行报纸,把革命的要义传到军界和武汉三镇以外的地方。大量的报纸宣传与革命文献一起,都是面向普通士兵的。归国学生在尽可能靠近兵营的地方开设店铺、客栈、茶馆、杂货店和其他铺号。许多这样的店铺成了革命组织的前线。到1911年春,在几支新军中,百分之七十的士兵属于革命组织。其他的新军中有许多同情者和骑墙派,但反革命士兵则少而又少。然而新军革命派里存在着的下级士兵对上层(出于阶级地位)的不信任,需要有人出面调解以及外界施压,才能缓和到能够进行某种合作的程度。***北京因在1910年一系列边界争端上态度软弱而受立宪派攻击。立宪派借此提出更多、更进一步的宪政要求。清廷在稍许退让后态度变得强硬,这使立宪派内部产生了变化——和平过渡到民主制的信心受到不小的打击,少数人想到了革命。多数立宪派在留京请愿整整一年后失去了耐心,温和地变革的恭谨请愿态度转变为争取更大变革的迫切要求。这些请愿自始至终强调同样的一些问题,即外国对中国统一和主权的威胁、经济危机的危险以及不负责任的行政等;但其措词一次比一次强烈。一年前还在苦谏当局防止民变的先生们,开始接受革命思想。许多商人在1910年的请愿行动中特别积极,当请愿失败,他们也准备参加反清运动,虽然他们不能发起这个运动。他们又象省议员那样,有了商会那样的新的地方组织,这些组织开始合并成省联合会甚至全国联合会。清政府所持的拒不妥协的态度正在把各反对派团结起来。它们虽然不能领导革命,但差不多都能马上准备接受革命。***在关键的武汉地区,文学社和共进会之间的不合作,使它们不可能进行有效的行动。但铁路国有化命令的颁布促使两个组织相互接近制订出合作的细节,最终成立一个联合指挥部。同盟会内部对在华南寻求基地的策略的不满已经郁积了好几年,而在1910年更有所加剧。以华中为重的提议被孙中山一派否决后,脱离孙单独行动的计划步入正轨。作为一个有行动自由的组织,成立后的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谋求文学社和共进会关系的加强及策略的协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部总会以避开“平均地权”(土地改革)的方式团结湖北的各个集团,特别是共进会。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的失败,虽然结束了华南的运动,反而激励了那些决心在华中集中开展活动的人。作为折衷方案,一个以华中(湖北)为行动中心的全国起义计划被制定出来,起义时间是1913年。同盟会代表们奔赴各地工作。两个湖北集团一旦成立了联合指挥部并且安排了分工,要求立刻行动的压力立刻增强了。就在这个时刻,清政权自己却触发了一场危机,使分裂的革命派及其潜在的、即温和的革命盟友都聚集到了一起。【湖北危机】从湖北调军入川之举在武汉的革命派内部造成了紧迫感。如果要进一步调走人马,将会抽空他们指望成为起义骨干的人。同盟会的领袖们愿意加快行动,但还不能象湖北的文学社和共进会所希望的那样快。10月10日,突发事件和内部叛徒使有组织起义无望。各部队中的革命派成员试图在混乱中集结力量。一小批士兵匆忙地临时订出了当天晚上的计划,然后坚决地出击。到凌晨,武昌的清政府已被打垮。当天下午,革命派组成湖北的军政府,并且大胆地代表全中国宣布成立共和国。这些事件使其他省行动起来,结果在以后的四个月中结束了清朝的统治,成立了中华民国。就在这四个月的过程中,在10月10日下午首先发难的那些人却把权力交给当晚与他们交战的人。在10月10日集结其部队的正目熊秉坤和在关键性的当晚带领部队的队官吴兆麟,让位于黎元洪和汤化龙等人,这些人既代表着新秩序,也同样代表着旧制度。湖北革命派如此迅速地作出妥协的姿态,源于他们深切地担心列强的干涉。于是争取列强中立,成为首要考虑内容。尽管革命派规定他们将不承认自即日起外国与清朝订立的任何协定,但新政府履行以往的一切条约。照会还保证保护外国人的权利和财产,并且表示了新政府希望与列强友好合作的意愿。此外,他们认识到需要有一个其姓名能使中外人士都有深刻印象的领袖人物,所以只好求助于黎元洪,因为他是能物色到的最高级军官。他们要求的另一个资格只是候选人必须是汉人,而不是满人。并不比他人有更深革命资历的汤化龙受任最高的文职,这可能是他的社会地位所致。当然,他的激进立宪派身份也能使他在外国人面前看来不那么革。因此情况似乎是,为了尽量减少新政府的革命外貌(特别在外国列强面前),不革命的领袖人物在新政府中擢升高位。汤化龙一事说明了革命派——特别是在新军中对政治生疏、对自己的政治势力和社会地位没有信心的革命派——急于要显示他们的慎重和责任感,以及他们对代议制和立宪政制的信仰。他们认为,任命一位以忠于这些原则闻名的士绅担任高级职务便能做到这两点。在中国政治天翻地覆的斗争中,汤化龙帮助革命派保持了延续性和一个稳定性的面貌。这样,革命后的政治领导权便大半落到了原来掌握这种领导权的人的手中。其他省份对湖北革命未能产生新领导之事深为失望,但是在那些失望的人们当中,许多人很快就发现,他们本省的事态也在沿着湖北的路子亦步亦趋地发展。 (收起)2011-09-05 18:58:05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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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时期:1912-1916
Saigyouji (死灰复燃)
该时期历史需要把握1省自治2革命不彻底性3革命党人的软弱 辛亥革命是一场没有完成土地革命任务的资产阶级革命。革命后的政权也没有触动原有财产关系,因此旧统治阶级延续下来。 省自治的要求主要发轫于革命后各省权力徒增的士绅阶阶层。 革命党人在整个时期内表现懦弱。面对袁世凯一而再再而三地退让以及表示善意,不会选择以革命方式,而是幻想绕过官僚机关以国会选举的方式发挥政治影响。以纲领的让步赢得选民。 【.. (更多)该时期历史需要把握1省自治2革命不彻底性3革命党人的软弱辛亥革命是一场没有完成土地革命任务的资产阶级革命。革命后的政权也没有触动原有财产关系,因此旧统治阶级延续下来。省自治的要求主要发轫于革命后各省权力徒增的士绅阶阶层。革命党人在整个时期内表现懦弱。面对袁世凯一而再再而三地退让以及表示善意,不会选择以革命方式,而是幻想绕过官僚机关以国会选举的方式发挥政治影响。以纲领的让步赢得选民。【共和国:妥协的加总】全国性领导人与各省革命发展联系甚少、担心分裂内战导致国外干涉——这种恐惧心理挫伤了把他们聚集在一起的团结一致的革命决心。因此,尽管革命部队凑合在一起的总数远远超过清廷指挥的部队,看来妥协让步还是必要的。虽然有14省成立了革命政府,但在革命后,老的革命组织仅仅在三省(广东、江西和安徽)有任都督的坚定拥护者可以依靠。为避免内战而接受袁世凯来领导新秩序(包括认可政府应厚待清皇室),革命者对袁的憧憬建立在《约法》条款所谓的“约束力”和袁在旧统治阶级中的“进步分子”身份。袁则毫不客气地将革命者排除在紧要的财政军事职权之外。革命过程将旧统治阶级保留在了权力金字塔尖,而革命后的政治制度无害于这一结构。激进主义仅仅停留在《约法》的字里行间。秘密社团及其支持者依旧活跃,但显然他们对“新”权势集团——军官、民国革命政治家以及自治团体的领导人无以为害。把政治支配权视为上层、特别是士绅阶层的禁脔,革命的有组织力量在此取得了统一。当孤立的革命都督企图与原有革命组织或下层分子联盟时,他即被革命力量中保守的集团取而代之。社会上层、保守、出身士绅阶级,如此面貌的革命主流专注于维护自己的利益,并积极地将一切背叛、动摇者铲除。北京的袁世凯与云南的蔡锷敦促实现中央集权制的政府。由于革命而地方特权徒增的各省士绅阶层,自然而然地提出省自治的主张以反对前者。作为要点写入一些党派纲领的“中央集权制政府”,革命后短时间内被淹没在主导国会的地方主义倡议中。税收截留、军队和政府官吏为地方服务,以各省联盟出现的早期民国,顺应了地方主义者心中的联邦制中国构想,而也使主张中央集权的民族主义者不满。民族主义要求政治中心与各省强有力的联系,以及实现政府中央集权制。但出于袁世凯出任总统的不满,有些省抵制恢复与中央行政的联系,外内蒙古与西藏还产生了独立倾向。蒙、藏上层利用革命对中央政府权威的削弱,开始往摆脱北京影响的方向努力。外国列强伺机扩大其势力范围,蒙、藏分别受俄、英保护。但后两者并不坚持把前两者吸收为完全殖民地。民国初年历届政府的外交努力,只是对前清帝国的这些边陲地区保持微弱的宗主权。趁革命带来混乱的便利,外国参与征收中国关税的程度大大增加,而外国金融家加强了控制,增加了利润。【新秩序的结构】老革命党人指望《约法》能约束袁,但《约法》本身也是革命党妥协的产物。新的《约法》赋予总统相当大的行政权。要弹劾他是不容易的;理论上他是全中国陆海军的统帅;再者,理论上他有任命官员的广泛权力。他同内阁总理和内阁共同承担责任,而内阁总理和内阁是他在征得参议会或称国会的同意后任命的。民国第一届临时参议院反映的情况是,参议院里没有任何重要的保皇党集团,同盟会控制不了半数以上即使是参加了革命的各省政府。其他的主要政党既不代表先前从同盟会分裂出来的派别,也不代表官吏和绅士的改良主义立宪运动,这些官吏和绅士只是在革命中——有的是革命后——才选定共和体制的。这一届参议院的主要成就是制订了议会法和抵制了袁为建立一个要求各省服从的行政机器所作的努力。在大多数的省里,政治领导人来自两种机构:一是军队,特别是清朝末年在各地建立的现代化新军的领导人;二是各省的议会。虽然爆发革命经常是从下层开始的,但当此清朝当局土崩瓦解之际,巩固政权的还是这两个集团中的人。在几个省内,革命党及其支持者是第三势力,并有可能甚至在广东这样的省里掌握省政府。在某些情况下,如在湖北、江苏,军队的许多重要部门,不一定包括都督在内,是革命党的支持者,或者跟它一样都持相对激进的观点。由此产生的政治状况经常是相当混乱的。在先前闹革命的各省中,多数省都有凝聚力,足以防止北京在当地插进其权势人物。仅在北方三省,即直隶、河南、山东,以及可以勉强算上的满洲,袁才能够单方面地任命重要官员。多数省在超脱北京控制的同时,成功地巩固了省一级的权力。通过省内各地革命政府的铺开,省政府享有较广泛的财权和人事权。“各省坚持自治最符合中国的利益”的主张对各省自治、省内集权起了促进作用。但是,地方上层与行政官员的紧密联系,也一定地妨碍了省一级的中央集权。清廷遗留与革命中招募的士兵大大膨胀了士兵数和军费。由于后者自筹,各省几乎耗尽了省预算的资金,尽管征税大大增加。各省从军队防备北京中获益,同时在财政上被削弱了。尽管发生过以反对实际上已经拖欠了军饷或有兆头要欠军饷为特征的多次兵变,但军队并不反对社会秩序,也没有向当时名流集团的支配地位挑战。农村也不是长期处于骚动状态。关于盗匪活动的报道已经习以为常,时而会有村庄起来暴乱,反对苛捐杂税和贪官污吏。但是,经常都遭到镇压,农村的动乱在二次革命前没有达到值得全国重视的规模。来自下面的威胁,即使是分散的、无组织的,也引起了当地社会政治领导的全神贯注。当国家的领导在试行自由主义政治的时候,来自下面的威胁被顺利地控制住了。【政党和立宪政府】清廷的覆灭,使中国政党的形式由会党转变为公开的政治团体。新共和国建立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就出现了几十个政治团体,而党的领导人大都在日本度过一段时期。革命党人以及很多政党都希望通过国会选举方式绕过行政官僚机构来恢复、扩大影响力。选举规定的关键在于,标准虽低但足以把大多数成年男子排除在外的财产门槛。登记的选民约占全人口的4—6%。大大超过清末的不到1%。投票选举的是新国会两院议员和地方议会议员,采取间接选举。选举过程从1912年12月持续到1913年1月以后。贿选在全国范围内还不是决定性的。新的地方议会在冬季的几个月里组成。新的国会(议会)1913年4月在北京召开。在民国的最初几个月里,一些主要的非同盟会党团纷纷试图合并,但没有取得多大成功。其中重要的有民社、统一党、民主党。以湖北都督、新的民国副总统黎元洪为中心组织起来的民社(出现于1912年1月),代表了旧军官成为了民国新贵,使湖北脱离了同盟会的领导;学者章炳麟组建的统一党成了那些希望在他的帮助下过渡到新秩序的前官员和重要士绅的工具。这些人士虽然有当过官僚、拥护过君主政体的经历,但随着革命的发展,他们都支持革命。它的纲领强调统一,但没有指明地方自治的重要性;曾在君主政体下通过省的和全国的议会组织代议制政府的一些人,推梁启超为首成立了民主党。该党成员在清廷时参与请愿运动,革命后主张中央集权制。1912年5月,包括上述三党在内的许多小党合并为共和党,在于“以排一党专制之势”。后来,为避免新党因梁派遭致国民党攻击,新党又出现了分裂。同盟会在1912年3月正式将自己从革命团体改造成为公开的政党。被袁世凯挑选担任总理的唐绍仪,作为北京方面和革命党人之间商定的安排的一部分,参加了这个党。但它在临时参议院中是一个少数党,尽管它同其他同情它的集团联合在一起能调动多数。民国元年起,革命党人的行政权力不断被士绅阶级和袁世凯削弱,主要领导人被边缘化。因此以当权者出现、能搞到资金和军队的革命党人在同盟会阵营里便有了特殊的份量。1912年8月在宋教仁领导下,成立了以同盟会为核心的新党:国民党。党决定拉拢在社会方面保守的士绅阶级的选民,而这部分选民早已把赌注押在地方自治和参政上了。因此新党是妥协的结果,纲领相比同盟会是倒退的:孙中山关于土改的政策尽管温和但仍消失了。余下的进步要求不是删除,就是弱化、含糊化处理。中央集权的主张也改为各省自治。尽管如此,党的纲领还是不同于袁世凯的社会政治倾向性。改头换脸的国民党在1912—1913年冬的国会选举中取得了重大胜利。国民党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可以要求从国会中占优势的党内挑选总理和内阁阁员。虽然在降低原有纲领以迎合选民上,革命党人内部曾有异议,但迎合主义还是占了上峰。尽管他们清楚国会选举胜利是靠纲领退步换来的,但还是被视为自民国元年起革命党人不断被边缘化的一次逆转。从国民元年到国会选举期间的革命党人一直对与清廷差别不大的“新”社会秩序和袁世凯的专横保持着恭顺和退让。哪怕袁世凯单方面破坏了袁和革命党人之间的协议,但孙中山和黄兴还是主张与袁修好。他们访问了北京,同袁一起参加了关于统一、共同目标和相互尊重的庆祝会。其后果是,1912年秋国民党与北京合作,尽管它没有实际参加这个政府。国民党此后几个月的选举运动没有公开地反对袁世凯。只是由于党的国会选举胜利,宋教仁开始在演说抨击袁世凯,更有力地坚持共和的主张,直截了当地鼓吹削减总统的权力。的确,宋也在认真考虑驱袁下台的问题,尽管孙中山继续赞同由新国会重新确认袁任总统。【袁世凯】没有一个晚清官吏能在同样短暂的时间内比袁世凯取得更多的改革成就。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在为实现改革纲领而招募来的日益增多的随从人员帮助下,他几乎参预了帝国末年发起的在制度上进行改造和革新的各个方面。他重实践而轻理论,关注的是可行性和办事效率。从旧上层改良主义人士的角度出发,民国的局面是棘手而沮丧的。袁世凯习惯于严格的官僚纪律、中央集权的政府、处理内政外交时的个人决断和可控安分的民众,而对革命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开明化不满。他认定的社会改革形式只有在稳定秩序下由上层主导、官僚机构推进的渐进改革。因此自由主义以及其他的社会进步思想文化对他而言只有空谈误国、妨碍改革的意义。由于各省自治采取了极端的形式,人事、税收、财政、军队等问题完全绕过北京而直接由省一级裁决。北京税收急降,国库入不敷出。袁世凯在民国初默许了这一事实,在主动向各省都督表示合作意愿被拒后,变得不耐烦。革命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旧有官僚机构秩序(尽管还是那些人),对袁世凯来说这等同于纪律涣散。至于宪法和国会,他最先把它们作为对民国取代清廷的标志而短暂接受过,但他很快发现它们压缩了自己在处理紧急国事上回旋的余地,并认为政党仅专注于本位利益(影响力)而不考虑国家稳定和发展。【二次革命】1913年袁对敌人取得胜利的关键,是他能在多大程度上孤立激进分子,取得外国的支持,并在多数省内争取到当权者至少保持友善的中立。北京政府从各省收进的税款不多,故而对资金的需要十分迫切。康有为提出的补救办法是建立统一的、全国的财政结构。袁同意了。但各省和国民党反对中央集权的倡议,意味着财政统一只有靠武力才能办到,而武力是要花钱的。唯一可以求助的就是外国贷款。袁行动进程的逻辑正是如此。刺杀宋教仁后不久,袁的重要行动是大借外债。清廷遗留债务以及辛亥革命中外国损失被列入北京偿付之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坚固阵线要求在中国的行政机构中起更大的作用,作为高价贷款的交换。面对宋教仁被刺案,不久前还对袁世凯恭顺忍让的国民党,终于准备武装反抗。但士绅和商人中的名流不愿打内战的普遍情绪使起义前景变得黯淡,许多革命党人又回到合法途径反抗。尽管国民党的支持者与省自治对北京的反抗一定程度上结合了起来,但中央集权的主张、以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抵抗外辱的民族主义要求在全国占了上风,这种立场所具有的吸引力,在袁的随从人员以外也有影响,并有助于孤立激进分子。国民党以外的主要政党都支持中央集权的政策。少数都督不是其任职省的本地人,他们对全国水平上的同盟者颇感兴趣,因而可能同袁合作,因为袁反对省自治的各种极端形式。国民党内在省自治问题上本就有分歧,因此并没有以省自治捍卫者面目出现。1913年的国民党起义没有把士绅阶级和商业知名人士争取过来,也没有试图去动员广大民众。袁反对二次革命领袖的政治立场,在国内得到相当程度的支持,除此之外,袁还拥有第二个优势:外国的支持。列强普遍对袁抱有信心,相信他能最好地在中国维持符合他们利益的秩序,而这种信心也正符合袁当前的需要。袁专断地签订了“善后大借款”。因“善后大借款”而得的收入,在其持续期间,给了袁胜过他的对手的巨大优势:收买自治的军队司令官、收买国民党国会议员,发饷保证士气等等。银行团为袁战胜国民党领袖提供了资金。相比之下,革命党人仅受到日本提供的少量援助、军事顾问支持和安全庇护。但后者更真实的意图反映在其参与“善后大借款”上。自由主义政治被军事力量而打倒,但是复活这些体制的想法,继续存在。此后几年的保守主义,就一般而论,还不是回复到“传统的中国”或儒家政治的旧观点。政治目标的民族主义定义,仍然被人们所接受。袁世凯新扮演的独裁者角色,仍然是力求实现民族主义理想的现代化运动的一个角色。他和他的支持者所反击的,是在参政、自治和自由主义的社会态度等方面他们所理解的极端行为。关于中国必须以变革求生存的主张,并没有遭到拒绝。当然,袁自己认为,关于如何进行必要的变革,他有更高明的见解。 (收起)2011-09-05 18:55:45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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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2页
文小雨 (如果想照耀萬人,請加點信心。)
”华盛顿公告发表以后,中国的舆论被发动起来了,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国民外交’运动,各商会和金融团体在其中起着领导作用。这种由公众直接进行的外交活动,宛似一个没有统一政府的国家,也是在其政府代表的合法性引起争议时的最后一着。正是如此,1921年10月12日至17日,教育界和商会代表在上海举行联席会议时,蒋梦麟和余日章两位代表奉命去华盛顿表示‘民意’。这些区别于政府代表团的‘国民’代表,主要是教师,但这.. (更多)
第763页:”华盛顿公告发表以后,中国的舆论被发动起来了,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国民外交’运动,各商会和金融团体在其中起着领导作用。这种由公众直接进行的外交活动,宛似一个没有统一政府的国家,也是在其政府代表的合法性引起争议时的最后一着。正是如此,1921年10月12日至17日,教育界和商会代表在上海举行联席会议时,蒋梦麟和余日章两位代表奉命去华盛顿表示‘民意’。这些区别于政府代表团的‘国民’代表,主要是教师,但这两位国民代表和商界都有密切关系。“
(收起)”在华盛顿会议中,国民代表们虽是间接的,但却起了积极的作用,捍卫了中国在山东的主权,要求恢复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而这是金融团体和商会所特别强调的。“
2011-07-30 19:43:29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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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1991年11月第1版 / 23人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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