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
02
卢梭《爱弥儿》第１章：“无论何物，只要出于自然的创造，都是好的，一经人手就变坏了”
又：“我们所有的智慧，都脱不了奴隶的偏见。我们所有的习惯都在奴役我们，束缚我们，压制我们。文明人从生到死都脱不了奴隶的羁绊”。
03
“当人民被迫服从而服从时，他们做得对；但是，一旦人民可以打破自己身上的桎梏而打破它时，他们就做得更对因为人民正是根据别人剥夺他们的自由时所根据的那种同样的权利，来恢复自己的自由的，所以人民就有理由重新获得自由；否则别人当初夺去他们的自由就是毫无理由的了。”
04
“霍布斯之为人憎恶，倒不在于他政治理论中的可怕的和错误的东西，反而在于其中的正确的与真实的东西。”——译注③《日内瓦手稿》的第二章为“论普遍的人类社会”
05
一切社会之中最古老的而又唯一自然的社会，就是家庭。
然而孩子也只有在需要父亲养育的时候，才依附于父亲。
这种需要一旦停止，自然的联系也就解体。孩子解除了他们对于父亲应有的服从，父亲解除了他们对于孩子应有的照顾以后，双方就都同等地恢复了独立状态。如果他们继续结合在一起，那就不再是自然的，而是志愿的了；这时，家庭本身就只能靠约定来维系。
社会秩序乃是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然而这项权利决不是出于自然，而是建立在约定之上的。
06
人性的首要法则，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自身所应有的关怀；而且，一个人一旦达到有理智的年龄，可以自行判断维护自己生存的适当方法时，他就从这时候起成为自己的主人。
07
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他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会转让自己的自由。
全部的区别就在于：在家庭里，父子之爱就足以报偿父亲对孩子的关怀了；但是在国家之中，首领对于他的人民既没有这种爱，于是发号施令的乐趣就取而代之。
格老秀斯否认人类一切权力都应该是为了有利于被统治者而建立的。他引了奴隶制为例。
首领对于各个人远远没有什么天然的兴趣；但他要在各个人的悲惨处境里面去寻求自己的利益，。……要做得恰到好处，父亲只需问问自己的内心。首领要是倾听自己的内心，那他就会变成叛国贼了。”——译注③格老秀斯
08
人类便被分成一群群的牛羊，每一群都有它自己的首领④，首领保护他们就是为了要吃掉他们。凡是生于奴隶制度之下的人，都是生来作奴隶的；
09
即使是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得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由此就出现了最强者的权利。强力是一种物理的力量，我看不出强力的作用可以产生什么道德。
10
只要人们不服从而能不受惩罚，人们就可以合法地不再服从；既然最强者总是有理的，所以问题就只在于怎样做才能使自己成为最强者。然而这种随强力的终止便告消灭的权利，又算是什么一种权利呢？如果必须要用强力使人服从，人们就无须根据义务而服从了；因而，只要人们不再是被迫服从时，他们也就不再有服从的义务。可见权利一词，并没有给强力增添任何新东西；它在这里完全没有任何意义。
11
强力并不构成权利，而人们只是对合法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
既然任何人对于自己的同类都没有任何天然的权威，既然强力并不能产生任何权利①，于是便只剩下来约定才可以成为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
向强力屈服，只是一种必要的行为，而不是一种意志的行为；它最多也不过是一种明智的行为而已。在哪种意义上，它才可能是一种义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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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远不能供养他的臣民，反而只能是从臣民那里取得他自身的生活供养；用拉伯雷的话来说，国王一无所有也是活不成的。难道臣民在奉送自己人身的同时，又以国王也攫取他们的财产为条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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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早在他们之前也曾说过，人根本不是天然平等的，而是有些人天生是作奴隶的，另一些人天生是来统治的。 亚里士多德是对的，然而他却倒果为因了。凡是生于奴隶制度之下的人，都是生来作奴隶的；这是再确凿不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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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任何人对于自己的同类都没有任何天然的权威，既然强力并不能产生任何权利，于是便只剩下来约定才可以成为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
15
战争绝不是人与人的一种关系，而是国与国的一种关系；在战争之中，个人与个人绝不是以人的资格，甚至于也不是以公民的资格④，而只是以兵士的资格，才偶然成为仇敌的；一个国家就只能以别的国家为敌，而不能以人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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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手稿》：只有在和别人结成社会以后，他才可能决定进攻别人；只有成为公民以后，他才变成兵士。……人与人之间的普遍战争是根本不存在的，人类的形成并不只是为了要互相毁灭。”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第１部：“随人类的发展，困难也就与之俱增，……人于是便与别人结合成群；……这就是人们之所以能不自觉地获得某种粗糙的相互订约的观念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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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从自己的欲望之前，先要请教自己的理性
《政治权利原理》（１７５１）：“政治的自由要远远优越于自然的自由；因此，产生了政治自由的政治状态，乃是人类一切状态中最完美的状态，而且确切地说，还是人类最自然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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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自由，唯有道德的自由才使人类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因为仅只有嗜欲的冲动便是奴隶状态，而唯有服从人们自己为自己所规定的法律，才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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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第１部：“我们可以说野蛮人并不是邪恶的，正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善；因为防止他们作恶的既不是知识的发达，也不是法律的限制，而只是感情的平静与对罪恶的无知。”
卢梭《水仙集序言》：“德行与邪恶两个名词乃是以集体为对象的概念，是只有通过人们的频繁接触才能产生的。”
卢梭《政治经济学》：“财产是政治社会的真正基础，是公民订约的真正保障。”
20
要认可对于某块土地的最初占有者的权利，就必须具备下列的条件：首先，这块土地还不曾有人居住；其次，人们只能占有为维持自己的生存所必需的数量；第三，人们之占有这块土地不能凭一种空洞的仪式，而是要凭劳动与耕耘，这是在缺乏法理根据时，所有权能受到别人尊重的唯一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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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社会就应当完全根据这种共同的利益。
人们总是愿意自己幸福，但人们并不总是能看清楚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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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手稿》：“法律是政治体的唯一动力，政治体只能是由于法律而行动并为人所感到；没有法律，已经形成的国家就只不过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它虽然存在但不能行动。因为每个人都顺从公意，这还不够；为了遵遁公意，就必须认识公意。于是就出现了法律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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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法律的对象永远是普遍性的，我的意思是指法律只考虑臣民的共同体以及抽象的行为，而绝不考虑个别的人以及个别的行为。
我们无须再问应该由谁来制订法律，因为法律乃是公意的行为；我们既无须问君主是否超乎法律之上，因为君主也是国家的成员；也无须问法律是否会不公正，因为没有人会对自己本人不公正
24
《山中书简》第３书：“根本就不存在没有法律的自由，也不存在任何人是高于法律之上的。
无须问何以人们既是自由的而又要服从法律，因为法律只不过是我们自己意志的记录。
法律只不过是社会结合的条件。服从法律的人民就应当是法律的创作者；规定社会条件的，只能是那些组成社会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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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不以暴力而能约束人、不以论证而能说服人的权威”指宗教。
《日内瓦手稿》此下尚有：“一般说来，一个被长期的奴役及其所伴随的罪恶而消耗得精疲力尽的民族，会同时丧失他们对祖国的热爱以及他们对幸福的情操的；他们只是想像着处境不可能更好而聊以自慰；他们生活在一起而没有任何真正的联合，就好象人们聚居在同一块土地上而被断崖峭壁分隔开来那样。他们的不幸一点也触动不了他们，因为野心蒙蔽住了他们，因为除了自己所钻营的那个地位而外，没有人能看清楚自己的地位。一个民族处于这种状态之下是不可能再有一个健全的制度的，因为他们的意志和他们的体制已经同样地腐化了。他们再没有什么可丧失的，他们也再没有什么能获得的；由于受了奴隶制的蒙蔽，所以他们看不起为他们所不能认识的那些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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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弗里《李维论》，第１卷，第１６章：“一个习惯于在君主之下过活的民族，如果意外地变得自由，他们就很难于保持自己的自由。”第１７章：“一个腐化了的民族，在恢复了他们的自由之后而要保持自由，就会遇到世上的一切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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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学生在幼年时候就显姓扬名，然而到后来却始终一事无成④俄罗斯人永远也不会真正开化的，因为他们开化得太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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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论》：“自然界的一切运动都是某种兜圈子式的。一个物体离开了原来的位置，就必定占据另一个物体的位置；”
最大的幸福究竟是什么，我们便会发现它可以归结为两大主要的目标：即自由与平等。
自由，是因为一切个人的依附都。。。。要削弱国家共同体中同样大的一部分力量；平等，是因为没有它，自由便不能存在。
就财富而言，则没有一个公民可以富得足以购买另一人，也没有一个公民穷得不得不出卖自身。
29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要想使国家稳固，就应该使两极尽可能地接近；既不许有豪富，也不许有赤贫。这两个天然分不开的等级，对于公共幸福同样是致命的；一个会产生暴政的拥护者，而另一个则会产生暴君。他们之间永远是在进行着一场公共自由的交易：一个是购买自由，另一个是出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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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政府论》第１１章：“应该既没有乞丐，也没有富豪”。
《波兰政府论》第９章：“事物的经常倾向就是要破坏平等，而法律的经常倾向就应该是维护平等。”——译注②阿冉松先生说：“对外贸易的任何部门对整个国家来说，都只不过带来一种虚假的利益；它可以使某些个人甚至于某些城市发财致富，但是整个国家却毫无收获，而人民从这里面也得不到任何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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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自由的行为，都是由两种原因的结合而产生的：一种是精神的原因，亦即决定这种行动的意志；另一种是物理的原因，亦即执行这种行动的力量。
政治体也有同样的动力，我们在这里同样地可以区别力量与意志；后者叫作立法权力，前。。。。者叫作行政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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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就是在臣民与主权者之间所建立的一个中间体
国家是由于它自身而存在的，但政府则只能是由于主权者而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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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马奇《政治权利原理》：“每一种好政府并不是同等地适宜于一切民族。在这一点上，必须顾及各个民族的气质和特性以及国家的大小。大国很难适应共和制政府，而明智地加以限制的君主制倒是更为适合；但是就中等大小的国家来说，对它们最为有利的则是对人民的普遍性保留着某些照顾的、选举的贵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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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制订法律的人来执行法律，并不是好事；而人民共同体把自己的注意力从普遍的观点转移到各别的对象上来，也不是好事。没有什么事是比私人利益对公共事物的影响更加危险的了，政府滥用法律的为害之大远远比不上立法者的腐化，而那正是个人观点之必不可免的后果。这时候，国家在本质上既然起了变化，一切改革就都成为不可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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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多数人统治而少数人被统治，那是违反自然的秩序的。
我们不能想象人民无休无止地开大会来讨论公共事务；政府是决不能号令人民的；这一点必须永远不能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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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社会是以贵族制来治理的。各家族的首领们互相讨论公共事务。年轻人服从着经验的权威，毫不勉强。因此才有了长老、长者、元老、尊长；
(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