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上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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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卷，P29

  速溶猫 (一天一片是底线)

  这些亲身感受了二十四年共产主义幸福生活的人们，早在一九四一年就懂得了当时在世界其他地方还谁也不懂得的东西，即：在整个地球上，在人类全部历史中，还从来没有比布尔什维克的自称为“苏维埃”的制度更残暴、更血腥、同时又更狡诘奸诈的制度。他们懂得了，无论按其虐杀人数之多、延续年代之久、计谋策划之深思远虑来说，还是按其彻底统一化的集权性质来说，人世间的任何其他制度都不能和这个制度相提并论。甚至当时遮住了整个西... (更多)

  这些亲身感受了二十四年共产主义幸福生活的人们，早在一九四一年就懂得了当时在世界其他地方还谁也不懂得的东西，即：在整个地球上，在人类全部历史中，还从来没有比布尔什维克的自称为“苏维埃”的制度更残暴、更血腥、同时又更狡诘奸诈的制度。他们懂得了，无论按其虐杀人数之多、延续年代之久、计谋策划之深思远虑来说，还是按其彻底统一化的集权性质来说，人世间的任何其他制度都不能和这个制度相提并论。甚至当时遮住了整个西欧眼睛的希特勒制度，与此相比也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收起)

  2012-01-02 00:20:39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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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记

  错误101

  一个刚被捕者的心里有多少事儿在翻腾！——光这一点就足够写一本书。那里可能有着我们想都没有想到的感情。一九二一年逮捕十九岁的叶夫根尼娜-多雅林科的时候，三个年轻的契卡人员在她的床铺里、放衣物的五斗柜里东翻西找，她都不在乎：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会找到的。可是，突然他们碰了她连母亲都不会给看的隐秘日记——三个充满敌意的陌生青年一行行地读着她的日记。这件事对她的震撼，超过整个卢宾卡连同它的栅栏和地下室。在.. (更多)

  一个刚被捕者的心里有多少事儿在翻腾！——光这一点就足够写一本书。那里可能有着我们想都没有想到的感情。一九二一年逮捕十九岁的叶夫根尼娜-多雅林科的时候，三个年轻的契卡人员在她的床铺里、放衣物的五斗柜里东翻西找，她都不在乎：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会找到的。可是，突然他们碰了她连母亲都不会给看的隐秘日记——三个充满敌意的陌生青年一行行地读着她的日记。这件事对她的震撼，超过整个卢宾卡连同它的栅栏和地下室。在许多人说来，逮捕对这种私人感情和眷念的伤害，可能要比监狱的恐惧或政治思想强加于他的强烈得多。一个内心对暴力未做准备的人在暴力行使者面前总是弱者。 他们还希望有一个平安的结局，怕一叫喊就坏了事（因为我们没有得到来自阴曹地府的消息，我们不知道从刚一抓起来的时候起，对我们的命运已按最坏的方案作了决定，因而再也不可能把它变得更坏了）。其他一些人还没有成熟到懂得构成向群众呐喊的内容的那些概念。须知只有革命家，他的口号才在唇上，到时候便会脱口而出，而一个驯顺的、毫不相干的庸人，这种口号从何而来呢？他干脆不知道他该叫喊什么。最后，还有这样一类人，他们胸中积郁太深，眼见的世事太多，怎能在几声不相连贯的叫喊中把一湖之水倾吐出来。 我，我之所以默不作声还有一个原因：这些站立在两条滚动电梯上的莫斯科人，对我说来还太少——太少了！这里能听到我号叫的有两百人，就算两百人再加一倍，那么两亿人怎么办呢？……我模模糊糊地感到，有朝一日我将向两亿人呼喊…… 暂时，我没有开口，滚动电梯不可遏止地把我拉向地狱。 我在猎市大街也还将保持沉默。 在大都会饭店附近也不会叫喊。 在耶稣殉难地卢宾卡广场也不会挥动双手…… 战争已经在德国进行了三个星期，我们大家都清楚地知道：要是这些姑娘是德国人——就可以把她们强奸，然后开枪打死，这几乎会是一种战功；要是她们是波兰女人或者是我们的被驱赶来的俄罗斯女人——那至少可以赶着她们赤身露体地在菜园子奔跑，拍拍大腿——开个玩笑嘛，岂有他哉。 富农这个像抽人的鞭子似的术语的含义不可遏止地膨胀着，到一九三0年的时候，已经一般地把所有坚实的农民经济上坚实的，劳动上坚实的，甚而不过是信念上坚实的农民，都冠以这样的称号。富农的外号被利用来打碎农民的坚实性。我们回想一下，就会醒悟过来：颁布了伟大的土地法令没有这个法令农民便不会跟布尔什维克走，十月革命便不会胜利。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了。农民从红军回来，纷纷奔向自己争得的土地，从那时起总共才过了九年。忽然又分成什么富农、贫农。这是怎么造成的？有时是家庭人手的多寡造成的。但主要原因不是勤劳和顽强吗？俄国在一九二八年靠吃这些农民的粮食活过来，而现在本地的败家子和外来的城里人都冲上去消灭这些农民。兽性一发作，失去了关于“人类”的任何观念，失去了几千年养成的人的悟性开始把最好的庄稼汉连同家属一起抓起来，把他们两手空空、一身精光地扔到荒无人烟的北方，扔进冻土带，扔进泰加林。 请看那些年代常有的情景。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省）正在进行。主持会的是接替不久前入狱的前休的新区委书记。在会议结束时通过致斯大林的效忠信。不用说，全体起立（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每当提到他的名字时大家也都一跃而起）。在这个小礼堂里“掌声雷动，转变为经久不息的欢呼”。三分钟，四分钟，五分钟，依然是掌声雷动，依然是转变为经久不息的欢呼。但是手掌已经发疼了。但是抬起的手臂已经麻木了。但是上了年纪的人已经喘不过气来了。但是连那些真心诚意崇拜斯大林的人也已经感到这种状况蠢不可耐了。然而，谁敢第一个停下来呢？那个站在台上刚宣读过效忠信的区委书记本可这样做。但他是刚上台的，他是来接替入狱的前任的，他自己也害怕呀！要知道在这里，在会场里，也有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站在那里鼓掌，他们注视着谁将第一个住手……于是在这个不知名的小礼堂里，在领袖不知道的情况下，掌声持续了六分钟！七分钟，八分钟……他们完蛋了！他们活不成了！他们已经停不下来了，直到心脏破裂倒在地下！在会场后排，在人堆里，还可以稍稍耍点滑头，拍得少些，不那么使劲，不那么狂热但是在主席台上，在显眼的地方怎么办呢？！本地造纸厂的厂长，一个独立不羁的坚强的人，站在主席台上，明知道这个局面的全部虚假性，明知道大家陷入了绝境，但也在鼓着掌！九分钟！十分钟！他愁眉苦脸地望着区委书记，但那个人却不敢停下来。发疯了！大家都发疯了！区的头头们怀着微弱的希望面面相觑，但脸上做出兴高采烈的样子，他们将继续鼓掌，一直到趴下，一直到用担架把他们抬出去！甚至到那时候，剩下来的人也不会动摇！……但造纸厂厂长在第十一分钟上恢复平常办事的神态，在主席团里自己的位置上坐了下来。于是啊，奇迹发生了！全场那种欲罢不能的难以形容的热情跑到哪里去了？大家同时在同一击掌声上停止了，也都坐了下来。他们得救了！松鼠猜到了该从转轮上跳出来！…… 然而，也就是这样发现独立不羁的分子，也就是这样把他们摘除。造纸厂厂长于当夜被捕。完全以别的理由很容易地就给他搞上了个十年。但是，当他在第二0六页（最后一页侦查笔录）上签了名以后，侦查员要他记住： “永远不要第一个停止鼓掌！” （那怎么办呢？那我们怎样停下来呢？……） 还需要继续列举吗？还要举很多吗？游手好闲、饱食终日、毫无人性的人们有什么东西发明不出来呢？ 我的兄弟！不要责怪那些因此失足的人，不要责怪那些成为弱者而在不该签的东西上签了名的人……不要向他们扔石头。 不过且听我往下说。无需这些刑讯，甚至无需最“轻便”的方法，就可以从大部分人取得供词，就可以把毫无防备的、挣扎着想回到自己暖窝去的羊羔用铁牙咬住。力量和处境的对比太悬殊了。 你，甲，和你的朋友乙，彼此多年相识，彼此完全信得过，在见面时敢于谈谈大大小小的政治问题。并且没有任何别人在场。也没有任何人能偷听你们。你们彼此也没有告发，绝没有。 可是你，甲，不知怎么地被列入了计划，被揪着耳朵拉出羊群，关进监狱。由于某些原因，其中也许包括某人告了你的密，包括你为自己亲人担心，包括稍稍的缺觉，包括小小的禁闭室，你决定自己破罐子破摔了，但决不咬别人。于是你便在四个笔录上签名招认了，说你是苏维埃政权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因为你讲过关于领袖的笑话，希望第二候选人当选，所以你走进投票室里去想把选票上唯一的那个人涂掉，但是墨水瓶里没有墨水。还有，你的收音机有十六米的波长，你竭力想透过干扰从西方广播里听出一点什么。你的十年是保证不成问题了，然而肋骨却完整无缺，肺炎暂时也还没有，你也没有出卖任何人，好像你应付得挺聪明。你已经在监室里表示，对你的审问想必很快就要终结了。 但是你看！侦查员不慌不忙地欣赏着自己的笔迹，开始填写第五号笔录。问：你同乙是否交过朋友？是。你在政治问题上同他无话不谈吗？不，不，我不相信他。但你们经常见面吧？不很经常。嘿，怎么不很经常？根据邻居的陈述，仅仅最近一个月，某日，某日，某日，他就上你那里去过。去过吗？好吧，也许是这样。邻居注意到，你们从来不喝酒，不喧嚷，讲话很轻，走廊里都听不到（啊，朋友们，喝酒吧！打碎酒瓶吧！骂娘骂的声音响些！——这会使你们不受嫌疑！）——嗯，这又怎么啦？——而且你也上他那里去过，你在电话里说：我们俩那天过了一个内容充实的夜晚。后来，在十字路口又看到你们在一起，你与他在大冷天站了半个小时，你们脸色阴沉，露出不满的表情，这里恰好有你们会见时的照片。（特务的技术，我的朋友们，特务的技术！）那末，-一你们在这次会见时谈论些什么？！ 谈论些什么？！……这是个要害问题！第一个想法——你忘记了你们谈论些什么。难道你非记住不可吗？好，就算忘记了第一次谈话。难道第二次也忘了！第三次也忘了？甚至那个内容充实的夜晚也忘了？还有-一在十字路口，还有同丙的谈话呢？还有同丁的谈话呢？不，你想，“忘了”-一这不是出路，这上面站不住脚。于是，你那受到逮捕的震荡的、因恐惧而受伤的、由于缺觉和饥饿而变昏沉的脑子，便上下求索，以期找到一套巧妙的比较近乎情理的说法来把侦查员蒙混过去。 谈论些什么？！如果你们谈论了冰球（这在一切场合都是最太平无资的，朋友们！），谈论了女人，甚至谈论了科学，那还好，可以复述一遍（科学——距冰球不远，只是在我们的时代，科学中的一切都是保密的，因此可能会粘上关于泄露机密的法令）。可是如果实际上你们谈论了城里最近又在抓人？谈论了集体农庄？（当然说集体农庄里不好，因为谁会说它们好呢？）谈论了降低计件工资额？瞧你们在十字路口板了半小时的面孔——你们在那里说了些什么？ 也许，乙已经被捕（侦查员向你担保说——一是的，并且已经把你供出来，现在就要把他带来当面对质）。也许他正泰然自若地坐在家里，但马上就会从那儿给拉去审讯，并会同他核对你们那时在十字路口板着脸说了些什么？ 现在，事过之后，你才明白：生活是这样的，当你们每次分手时，你们都应当商量好并牢牢记住：我们今天到底说了些什么？那时，不管怎么审问，你们的供词就会口径一致。但是你们没有说好？你们毕竟没有设想到，这是怎样的热带丛林。 说你们约好去钓鱼？而乙却可能说根本没有谈过什么钓鱼，说的是函授教学。你非但不会顺利通过侦查，反而会把结子系得更紧：说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 你闪出一个念头-一成功的还是致命的？——应当说得尽可能接近于真实情况（当然，要磨平一切棱角，去掉一切危险的东西）——一人们不是说，谎话永远应当说得接近真实吗。也许，乙也能想到该这么办，说出些离这不远的话，双方供词在某些方面能碰上头，于是就不再纠缠你们。 过了许多年你会明白过来，这是一种完全不明智的想法，装成一个难以置信的大傻瓜要正确得多：我自己过的日于一天也记不得，就是打死我也记不得。但你是三昼夜没有睡觉。你费好大劲儿才能留意自己的思想，留意在脸上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况且不给你一分钟思考的时间。况且一下子两个侦查员（他们喜欢彼此往来串门）缠住你不放；说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 于是你就供述：谈到集体农庄（还没有完全上轨道，但很快就会上去），谈到降低计件工资额……究竟说了些什么？说对降低感到高兴？但这不是正常人说的话，又会搞得不像真的。要完全像真的，得这样说；发了点小牢骚，说工资额卡得紧了点。 而侦查员是亲自作笔录的，他译成自己的语言：在我们这次会晤时，我们诋毁了党和政府的工资政策。 将来有一天乙会责怪你：哎，笨蛋，我说的是-一我们约好了去钓鱼…… 但你是想比你的侦查员更狡滑、更聪明！你有迅速敏锐的思想！你是知识分子！于是你就弄巧成拙了…… 在《罪与罚》里，波尔菲利-彼得罗维奇对拉斯科尔尼科夫说出了一个非常透彻的看法，这个看法只有自身经历过这种猫捉老鼠游戏的人才能得出来-一他说，跟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打交道，无需我替你编造案情，你们自己就会编造好了现成地给我端上来。是啊，正是如此！有知识的人不会做出契河夫笔下的《歹徒》那样妙不可言的牛头不对马嘴的回答。人家说他犯了什么罪，他总要努力编出一套故事，不管怎么假，总会是有头有尾的。 骄傲在心中增长起来，像猪身上的肥膘一样。 我向下属发出一个个不容争辩的命令，坚信再不能有比之更好的命令了。甚至在火线上，处在死亡好像使我们人入平等的地方，我的权力使我相信，我是高等的人。我坐着听取他们“立正”站着报告。打断他们的话，作指示。对那些论年纪能当我父亲或祖父的人，我以“你”相称（他们当然称我为“您”）。派他们钻到枪林弹雨下去接通打断的电线，只是为了高级长官不致责备我（安得烈雅申就是这样牺牲的）。我吃自己的军官黄油加饼干，毫不思考为什么我该有这样的东西而士兵却没有。我当然有一个勤务兵（说得好听点叫通讯员），我给他添了无数的麻烦，支使他照管我的生活，为我单独做和士兵不一样的饭食（卢宾卡的侦查员倒是没有这种通讯员，这点对他们没话可说）。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就迫使士兵们为我弯腰挖特殊的地下掩护所，顶上铺些较粗的圆木，好让我舒服而安全。啊，对不起，在我的炮兵连里，也有过禁闭室，不错！——就是设在树林里的那东西吧？——也是一个坑，当然要比戈罗霍维茨的陷阱好一些，因为是有遮盖的，还能吃到士兵的口粮，维尤什科夫因为丢掉马在那里蹲过，还有波普科夫因为瞎摆弄卡宾枪也在那里蹲过。啊，真对不起，还想起一件事来：当兵的用德国皮（不是人皮，木，是司机坐垫上的皮）给我缝制了一个图囊，却没有皮带。我正发愁。他们无意中在一个游击队政委（当地区委里的人）身上看到了正合适的一条皮带——就把它卸下来了：我们是正规军嘛，我们高人一等！（记得那个行动人员先琴科吗？）最后，还有那个鲜红色的烟盒也是我夺来的，怪不得我牢记着被人夺走的情景…… 瞧，肩章会把人变成什么样子。祖母在圣像前的谆谆告诫都到哪儿去了呀！还有少先队员关于未来神圣的平等的幻想都到哪里去了！ 因此，当反间谍人员在旅长的指挥所里从我身上撕下这一对可诅咒的肩章，卸下皮带，连推带搡地把我带出去上他们的汽车时，尽管我整个命运已经完蛋了，我仍然为一件事不安：我在这种被罢官的状态中怎能走过电话员们的房间呢——我这副样子不应当让列兵们看到！ 在被捕后第二天，就开始了我的徒步的弗拉基米尔之旅。一批被抓获的人犯从集团军反间谍机关发送到方面军反间谍机关。从奥斯特罗德押送我们步行走到布罗德尼茨。 把我从禁闭室带出去列队时，那里已经站着七名囚犯，排成三对半背向着我。其中六人穿着破旧不堪的饱经风霜的俄国士兵大农，背上用洗不掉的白漆刷着“SU”两个大字母。意思是“SovietUnion”（苏联），我已经知道这个标记，不止一次地在那些带着又悲伤又抱歉的神色拖着沉重的步子朝着解放了他们的队伍迎面走来的我们俄国战俘的背上看到过。他们被解放了，但是在这种解放中没有相互的欢乐，祖国同胞们用那种比对待德国人更阴郁的眼光斜视着他们，而在不远的后方，他们遭遇到的将是：被关进监牢。 第七名囚犯是一个德国平民，穿着一套黑衣服，黑大衣，黑呢帽。他已经五十开外了，个子高高的，保养得很好，有着一张吃白净粮食养成的白净的脸。 我排在第四对，押解队长鞑靼人军士用头示意，要我拿起放在一旁的我那只贴上封条的箱子。在这只箱子里装着我的军官用品以及在我目睹下取得的判我的罪用的全部书面证据。 怎么说——拿箱子？他，一个军士，想要我这个军官拿着箱子走？就是说，拿着新的内务条令禁止的大件物品走路？而旁边却空手走着六名列兵？还有——一名战败民族的代表？ 我没有那么复杂地向军士表达这种种想法，只是说： “我是一个军官。让德国人拿吧。” 听到我的话，囚犯中没有一个转过身来：转身是禁止的。只有和我并排站着的那个，也是SU，惊异地瞟了我一眼（当他们离开我们军队的时候，这个军队还不是这样子的）。 然而，反间谍机关的军士并没有感到惊异。虽然，我在他的眼里当然已经不是军官，但他和我所受到的训练是相同的。他把那个毫无过错的德国人叫过来让他拿箱子，好在他连我们的话也听不懂。 我们其余的人，都把手背了起来（战俘连一个小背包也没有，他们空手离开祖国，空手回到祖国），于是由四对人排成的我们这个纵队便出发了。我们不会和押解人员交谈，而彼此谈话，无论走路、休息或宿夜的时候……都是完全禁止的。我们这些受侦查的人，应当像是带着无形的壁障走路，好像每个人都憋在自己的单人监室里头。 正是变化无常的早春天气。一会地薄雾弥漫，即使在坚硬的公路上走，靴子底下也令人心烦地扑哧扑哧响着稀泥。一会儿大空明朗起来，淡黄色的柔和阳光，好像对自己的赠赐还不很有把握似的，温暖着几乎已经化了雪的丘岗，使得我们应当离开的这个世界，看上去好像是透明的。一会儿突然刮起一阵恶风。从黑云中撒下似乎已经不是白色的雪片，冰冷地扑打到脸上、背上、脚下，湿透了我们的军大衣和包脚布。 前面是六个背影，固定的六个背影。有时间去反复细看这些弯弯扭扭的丑恶烙印SU和德国人背上发亮的黑衣料。也有时间去反复思量过去的生活和认清现在。而我却不能。迎头挨了一棍后——我对现在已经认不清了。 六个背影。在它们的晃动中既没有赞同，也没有责怪。 德国人很快就累了。他把箱子不断地倒手，一手按住胸口，向押解人表示已经拿不动了。这时，和他并排的战俘，天晓得他刚刚在德国俘虏营中尝过什么滋味（或许也感受过仁慈）——自愿地拿起箱子提着走了。 然后其他的战俘也都不用押解人员的命令轮流拿了箱子。然后又是德国人。 但我除外。 而谁也没有对我说一个字。 有一次，我们遇到了长长的一列没有载货、的马车队。驭手们好奇地回头观望，有的在车上站起来，瞪大眼睛瞧着。很快我便明白了，他们的活跃和痛恨表情是冲我来的——我跟其余的人有显著的区别：我的军大衣是新的、长长的、照身材缝制的，领章还没有拆下来，没有割下的钮扣在露出云层的太阳光下闪烁着廉价的金光。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我是一个军官，新鲜的，刚被抓起来的。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军官的垮台使他们感到快意的激动（正义感的某种余迹），但更大的可能是他们被政治讲话填满了的脑袋里容纳不下一个想法：他们的连长也能这样一下子被抓起来的。于是便一致断定，我是从那边来的。“弗拉索夫畜牲，落网了吧？！枪毙他，这条毒蛇！！”——驭手们怀着后方的愤怒（最强烈的爱国主义总是在后方）狂热地大声叫喊，同时还夹进了许多骂娘的话。 我被他们想象为一个什么国际恶棍，然而到底给逮住了——于是现在前线的进攻就会进展得更迅速，战争就会结束得更快。 我能回答他们些什么呢？一句话都禁止我说，而我却应当向每个人说明全部生活。我怎样才能使他们明白我不是潜入的破坏分子，我是他们的朋友，为了他们我才在这个地方？我便微笑起来……我朝他们那边瞧，我从起解的囚犯队伍里向他们微笑！但是，我露出的牙齿在他们眼里要比嘲笑更坏，于是他们便更加激烈、更加狂热向我发出侮辱的喊叫，并且挥拳威胁。 我微笑着，我感到自豪的是，我的被捕并不是因为偷窃，并不是因为背叛祖国或者临阵脱逃，而是因为以猜想的力量看透了斯大林的恶毒的秘密。我微笑着，因为我想要并且也许还能稍稍改正一下我们俄国的生活。 然而，这个时候我的箱子却由别人拿着…… 我甚至对此并不感到内疚！如果走在我旁边的那个陷塌的脸上两星期来已长满柔软的茸毛、眼神充满痛苦感受的人，当时用清清楚楚的俄语责备我，说我求助于押解人员是降低了自己囚犯的荣誉，说我使自己凌驾于别人之上，说我傲慢自大——那我是不会理储他的！也许我干脆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要知道我是一个军官呀！ 如果我们中间的七个人注定要在途中死去，而第八个可以被押解人员救出来——那末有什么能妨碍我喊出： “军士！救我。我是军官！ 请看，什么叫做军官，即便他的肩章并不是蓝色的！ 如果肩章还是蓝色的呢？如果他被灌输了他是军官中的位使者的思想呢？如果他被灌输了这种想法，即他比别人更受信任，他比别人知道的更多，因此他就应当让受侦查人的脑袋夹在两腿中间并在这种状态中把他塞进管道去呢？ 干吗不塞呢？…… 我自以为具有无私的自我牺牲精神。然而却是一个完全培养好了的刽于手。要是我在叶吉夫时期进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学校——那末在贝利亚时期不是正好适得其位了吗？…… 如果有读者期待这本书将是一种政治上的揭发，那就请他在这里合上吧。 如果是那么简单就好了！在某个地方有一些坏人，阴险地干着坏事，只须把他们同其余的人区别开来加以消灭就行了。但是，区分善恶的界线，却纵横交错在每个人的心上。 谁能消灭掉自己的一小块心呢？…… 在一颗心的生命过程中，这两条线交混在那里，有时为得意扬扬的恶所挤满，有时则为苏醒起来的善腾出地盘。同一个人，在其不同的年龄，在不同的生活处境下——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有时接近于魔鬼，有时接近于圣者。而名字则是不变的。于是我们就把一切都写在他帐上了。 苏格拉底”给我们的遗言是：认识自己！ 思想体系！——它使暴行得到所需的辩解，使坏人得到所需的持久的坚强意志。那是一种社会理论，这种理论使他能够在自己和别人面前粉饰自己的行为，使他听到的不是责难，不是咒骂，而是颂扬和称誉。宗教裁判者的精神支柱是基督教征服者——是使祖国威名远扬，殖民主义者——是文明，纳粹分子——是人种，雅各宾派和布尔什维克（早期的和晚期的）——是后代的平等、博爱、幸福。 由于思想体系，二十世纪遭逢了残害千百万人的暴行。这些暴行是不能否认的，不能回避的，不能闭口不言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敢坚持说恶人是没有的呢？这千百万人是谁消灭的呢？要是没有恶人，群岛就不会存在。] 那我们怎么办呢？……将来我们的后代会把我们这几代人称作窝囊废的几代：我们先是乖乖地让人家成百万地毒打，然后我们又关切地照料杀人犯过一个平安的晚年。 就让我们宽大为怀吧，我们不枪毙他们，不灌他们盐水，不把臭虫撒在他们身上，不上勒口做“燕子飞”，不让一星期站着不睡觉，不用皮靴踢他们，不用橡皮棍打他们，不用铁环箍脑瓜，不把他们塞进监室像行李那样撂起来——不做他们做过的任何事！然而，在我们的国家面前，在我们的子女面前，我们必须把他们统统找出来，统统加以审判！审判的与其说是他们，不如说是他们的罪行。要设法做到使他们每一个人至少大声说出： “是，我曾是刽子手和杀人犯。” 一夜不受干扰的睡眠比世上一切遭遇都更为重要！ 这是怎么回事？——斯大林？但是把一切都算在斯大林一个人帐上、算在他那两只短手的帐上不太多了吗？结论只做一半——等于没有做。那其余的人呢？斯大林左右的、下面的、祖国各地的——总的说祖国允许用她的名义讲话的那些人们呢？ 普希金向往的是否就是这种境界呢： “我要活，为了思索和受难！” 我们正是在受难，在思索，我们的生活中再没有别的东西。而抵达这个理想境界却原来是那么容易啊…… 通过我们的窗户和卢宾卡其他监室以及莫斯科所有监狱窗户的笼口上面的空间，我们这些过去的俘虏和过去的前线军人，也望着那焰火纷飞的、被一道道探照灯光划破的莫斯科天空。 鲍里斯-加麦罗夫是一个年纪很轻的反坦克手，他因为重残（肺部受了不能治愈的伤）而退伍复员，现在和一批大学生一起被捕入狱。这天傍晚，他蹲在一间人数众多的布蒂尔卡监室里，那间屋里有一半人是当过俘虏的人和前线军人。他用寥寥的八行诗，用最日常的语句，描写了这最后的一次礼炮：诗里讲他们如何已经在板铺上躺下，盖上了军大衣，如何被吵醒；抬起头来，眯着眼睛望了望笼口：噢，放礼炮，便又躺下了。 “又盖上了军大衣。” 就是那些沾满了战壕泥土、青火灰烬、被德国弹片撕破的军大衣。 那个胜利不是我们的。那个春天不是我们的。 用作基础的石头只能在下头呻吟和受压，大厦落成时却没有它们的份儿。但是，那些毫无意义地被抛弃了的、曾注定要用脑门、用肋骨去承受这次战争的最初打击从而防止了别人胜利的人们，连当一块基石的要求也被拒绝了。 “欢乐的声音对背叛者有何意义？”…… 一九四五年我国各个监狱中的那个春天主要是俄国被俘人员的春天。他们像大洋里的鲜鱼，聚成一大片一大片的密密麻麻的灰色鱼群，游过苏联的各个监狱。尤里-叶夫图霍维奇的出现是我同这个鱼群的第一次照面。而现在我已经被它们连成一大片的，好像有固定方向的运动从四面八方包围起来。 通过那些监室的不光是我国被俘人员-一当时出现了一股所有到过欧洲的人员的水流：有国内战争时期的流亡者；有新德意志军中的“东方兵”；有观点太激烈太出格的红军军官，斯大林担心他们远征欧洲之后产生引进欧洲自由的念头，出现一百二十年前他们的前辈做过的那种事。但最多的还是我的同龄人，甚至不是我的而是十月革命的同龄人，他们与十月革命同时诞生，一九三七年没有受到什么牵扯，成群结队地参加过二十周年游行，他们的年龄在战争开始时正好使他们成为几星期内就被打得稀烂的那支军队的骨干。 因之，胜利进行曲声中度过的那个令人疲倦的狱中之春，成了我们这一代人受惩罚的春天。 只有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红军中服役的军人是不许被俘的——条令中就这样写着（德国兵从自己的战壕中叫喊：“伊万，俘虏没有！”），是啊，谁能设想得出这一条的整个含义呢？！有战争，有死亡，却没有俘虏！——真是新发明！这就等于说，你去死吧，我们却要活着。但哪怕你是丢了腿，如果你拄着双拐活着从俘虏营回来（列宁格勒人伊万诺夫，芬兰战争中的机枪排长，后来关在乌斯特魏姆劳改营）——那我们就将审判你。 只有被祖国抛弃了的、在敌人和盟友眼中最无价值的我国士兵，才会去吃第三帝国后院里发给的猪食。只有他，回家的大门被关得死死的，虽然年轻的心灵努力不去相信，有一个什么五十八条1一乙，在战时根据这一条给的刑罚没有轻于枪决的！一个士兵如果不愿死于德国的子弹，因为这事他就应当从俘虏营中出来后死于苏联的子弹！有人死于他人之手，而我们则应死于自己人之手。 因此，在俄国战俘面前有些什么样的道路呢？合法的道路只有一条：躺下来让人在你身上践踏。每一株小草都要用脆弱的茎寻找出路以便活下去。而你却躺下任人践踏吧。 ……在我们那种残忍而绝对的区分两类人的原则的支配下，我们能做到吗？例如，“不和我们站在一起的人，就不是我们的人”——那种人就只应受到蔑视和消灭。 俄国解放军不是简单地对美军投降，而且是祈求他们受降，只要保证不引渡给苏联。不理解大政治的美国中级军官有时也天真地答应了他们。（后来所有这些诺言都违背了，把俘虏们欺骗了。）但是整个第一师（皮尔森，五月十一日）还有差不多整个的第二师都被美军以武力拒之门外：拒绝俘虏他们，拒绝放他们进入自己的占领区：在雅尔塔丘吉尔和罗斯福签署了必须遣返所有苏联公民特别是战俘的协议，协议里没提遣返是自愿还是强迫的问题，因为地球上还有什么样的地方，还有什么样的祖国是它的儿女们．不愿意自愿返回的？在雅尔塔的签字笔里浓缩了西方的全部近视。 美军不受降，而苏联坦克只差几公里就开到了。只剩下或是打最后一仗，或是……布尼亚琴科和兹维廖夫（第二师）做了相同的部署：没有打。（这也是俄国人的性格：说不定？……终归是——自己人嘛……我从狱中听来的故事里知道许多这种贸然的喝醉酒似的向——自己人投降的情形。五月十二日全副武装的全员的第一师奉命开进森林：“解散！”穿上老百姓的衣裳，撕掉等级标志，烧毁文件，开枪自杀。夜间开始了苏联军队的围捕。约一万人被击毙和活捉，其余冲入美军占领区，但其中一大部分被移交给苏联军队，第二师、空军、各独立支队的人情况也一样。另有一些人在美国战俘营里蹲了好多个月（米安德罗夫一批人）。不知道是美国人的轻蔑，还是暗示他们“自行逃散”，仍像以前德国人那样要他们挨饿，用脚踢，用枪托打——而看守得很松。有人逃跑，但很大一部分人留下了！是对美国的信任吗？相信美国人不可能出卖他们吗？他们已经被苏联的宣传员，被自我谴责，被意志消沉瓦解了，他们留着等待自己可怕的命运，——于是一批接一批地，将军们，军官们，士兵们，在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六年，被移交给苏联去惩办了。（一九四六年八月二日苏联报纸公布了最高法院军事厅对弗拉索夫及其十一名亲信的判决：处以绞刑。）同在一九四五年五月，英国在奥地利也完成了一项忠于盟友的步骤（出于惯常的谦逊在我国没有公布）：他们把从南斯拉夫突围出来的哥萨克兵团（四至五万人）引渡给了苏军司令部。这次引渡具有符合传统的英国外交特点的阴险性。情况是，哥萨克们决心拼个你死我活，或者跑到大洋以外，哪怕到巴拉圭，哪怕到印度支那，就是不愿活活地投降。而英国人给他们提供丰厚的军粮，发给上好的英国军服，答应可在英军中服务，已经在进行检阅。因此当他们以统一装备为借口要哥萨克们交出武器时没有引起怀疑。五月二十八日把骑兵连长以上全体军官（超过两千人）单独召集到尤登堡市，好像是去和亚历山大陆军元帅商议部队前途问题。在途中军官们就上了当，被严密看守起来（英国人打得他们头破血流），然后让车队一步步地被苏联坦克包围，然后在尤登堡城内开进“乌鸦车”的半圆阵，手持名单的押解队已经站在“乌鸦车”的旁边了。被引渡的将军中大部分是俄国侨民，他们是美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盟友。国内战争期间英国人没来得及酬谢他们，现在还债了。随后几天英国人照样用欺骗手段把普通士兵也引渡了——装进围了带刺铁丝网的列车。（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七日，苏联报纸公布了将彼得-克拉斯诺夫、施库罗及另外几名将军处绞刑的消息。） 与此同时，从意大利来了一支三万五千人的辎重队“哥萨克野营地”，停在德拉瓦河边的林茨山谷。那里面有参加战斗的哥萨克，但有许多老人、小孩和妇女——他们全都不愿意返回哥萨克家乡的河畔。然而英国人的心并没有颤抖，也并非他们的民主理性受到蒙蔽。英国警备司令官戴维斯少校（他的名字现在至少一定会写进俄国历史的），一个需要时亲切得酥软、需要时残酷无情的人，在用欺骗手段弄走了军官们之后，公开宣布六月一日强迫引渡。成千人用齐声呐喊回答他：“我们不去！”难民营上空出现了黑旗，在行军教堂里进行着不间断的祈祷仪式：活人们为自己作安灵弥撒！……开来了英国坦克和士兵。通过扩音器命令坐进卡车。人群唱着安灵曲，神父们举起了十字架，年轻的在老人、妇女和儿童们四周组成了人墙。英国人用枪托和棍棒殴打他们，把人们硬拽出来，扔进卡车，受伤的装进口袋扔上去。神父站的木台被后退的人群挤垮了，后来难民营的围墙也垮了，人们涌到德拉瓦河的桥上，英国坦克切断了道路，有些哥萨克全家投河自尽，英国部队在四郊抓捕和枪杀逃亡者。（在林茨保留着被打死和踩死者的墓地。） 就在这几天之内，英国人同样阴险和无情地把几千名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政敌（他们一九四一年的盟友）交给南斯拉夫共产党——由他们不经审判地枪毙和消灭。 在有着独立报刊的自由的大不列颠，到目前为止的二十五年来没有一个人愿意讲述这件出卖行为，没有引起社会的警觉。 罗斯福和丘吉尔在本国被奉为政治智慧的标杆而备受尊崇，有朝一日英国可能会布满这位伟人的纪念碑。而在我们眼里，在俄国监狱里的谈论中，这两人一贯的近视甚至愚蠢却是令人吃惊地明显。从四一年费劲地磨到四五年，他们怎么竟没能使东欧的独立得到任何保证？他们怎能为了四国共管的柏林这样一个滑稽可笑的玩艺（他们将来的致命弱点）而把萨克森和图林根的广大地区交出去？他们有什么军事的和政治的理由要把几十万坚决不愿投降的武装的苏联公民交到斯大林手里去送死？据说这是他们付给斯大林保证参加对日作战的代价。手里已经有了原子弹，却向斯大林付出代价，为了让他不拒绝占领满洲、在中国巩固毛泽东、在半个朝鲜巩固金日成！……这难道不是政治盘算上的低能吗？后来当米科瓦伊奇克被挤走，贝奈斯和马萨里克也完了蛋，柏林被围困，布达佩斯的烈火燃起又熄灭，朝鲜硝烟弥漫，保守党从苏伊士运河溜之大吉的时候——难道他们当中记性最好的人在这时也没想起哪怕是引渡哥萨克人的事件吗？ 连这些还只是开始。整个一九四六年和一九四七年，忠于斯大林的西方盟国接连不断地把苏联公民违背本人意愿地交给斯大林去摧残——有以前的军人，也有纯粹的老百姓，只想把这批搞不清的人当包袱卸掉。从奥地利、德国、意大利、法国、丹麦、挪威、瑞典，从美国占领区，都在送。在英国占领区这些年还保留着集中营，大概不次于希特勒的。（例如，奥地利的沃尔夫斯贝格集中营：命令妇女们弯着腰，但不许蹲下，用小剪刀一根一根地剪草，第十一根草用第十二根捆成一“束”，连干许多小时。在存在英国议会传统的情况下竟可能有这类事情发生，迫使人们思考我们文明的外壳究竟有多厚。）战后很多年许多俄国人带着假证件住在西方，生活在被交给苏联的沉重的恐惧之中，害怕英美当局犹如以前害怕内务人民委员部。在那些不引渡的地方——便有大量苏联特务通行无阻地四处活动，不受干扰地在光天化日之下，甚至在西方国家首都钢大街上，偷走活人。 人是软弱的，软弱的。归根结底连我们中间最固执的人在那年春天也想得到宽恕，决意牺牲许多东西来换取一小块生命。流行过这样一个笑话：“被告，你的最后陈述！”“送我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只要那里有苏维埃政权！还有——阳光……”我们不会有失去苏维埃政权的危险，倒是有失掉阳光的危险……。谁也不愿意到最远的北极地带去，不愿意去得坏血病，去得营养不良症。 一九四五年在诺沃西比尔斯克递解站，押解队接收一批犯人，正在依案情点名：“某某！”“五十八条1-甲，二十五年。”押解队长发生了兴趣便问“为了什么事判的？”“平白无故。”－“你瞎说。平白无故那都是判的十年。” “偏私的法庭比强盗还狠。 法律睡觉时法官就是敌人。 在你们面前站立着一个公民 伸长了脖子悉听尊命。” 在革命军事法庭中“资产阶级规定的上诉权失去了本身的意义……在苏维埃制度下，这种拖拖拉拉是谁也不需要的”（第四十六页）。“实行上诉的作法是绝对不允许的”，“递交上诉书的权利是被否定的”（第四十九页）。“为了使镇压的效果尽可能强烈，判决需要几乎立即执行”（第五十页）。“革命军事法庭——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的和忠实的机关，它应当穿过前所未闻的经济破坏，穿过鲜血与泪水的海洋把工人阶级带到……自由的劳动，劳动者的幸福和美丽的世界”（第九页）。 在那些年代，许多人遇到这样的情况：活着，活着，突然间得知，他们的存在是不适宜的。 束手就擒的是那些想活的人。而对想活的人是可以任意摆布的！ 当我们计算牺牲在劳改营里的几百万人时，我们总是忘记乘二、乘三…… 对绝食效力的天真信念，我们是从过去的经验和过去的文献中得来的。而绝食——是一种纯道义的武器，它是以狱吏还没有丧尽天良为前提的。或者是以狱吏害怕社会舆论为前提的。只有那时绝食才有效力。 没有办法，拉波波尔特只好站起来跟着起解犯人的纵队走了——因为身后已经是狗和刺刀。 在法庭的机房里碾碎以后抛出来、交付押解的那一团人肉里面剩下来的，仅仅是求生的欲望，而没有丝毫的理解力。 我们这两个没有经验的人事先没有好好考虑，也没有朝四面瞧瞧，扑在沥青地上就往铺底下爬。我们认为在那儿一定会很舒服。板铺很低，大块头的男人要平趴下贴着地面才能钻进去。我们爬到了。现在我们将要悄悄地躺在这儿，悄悄地聊天了，可是不好！在下层的昏暗中，传出一阵无言的蟋蟋声，一群少年犯四肢挨地像大老鼠似地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偷偷地爬过来。这些家伙还完全是小孩子，甚至有的才十二三岁，但是刑法典规定也可以抓这样的。他们已经按盗窃罪受过审判，现在来到这里向他们的贼师父们继续学艺。师父们现在放他们出来向我们袭击了！他们一言不发地爬到我们身边，十来只手同时生拉硬拽，把我们身边和身下的财物抢个精光。干这营生的时候，他们不说一句话，只是恶狠狠地喘着粗气。我们掉进了馅饼：既站不起来，又不能动作。不到一分钟，他们就拽走了装着咸肉、砂糖和面包的口袋，立刻消失了。而我们却像傻瓜一样躺着。我们的全部给养已经不战而弃，现在虽然可以继续躺着，但是已经根本躺不下去了。我们可笑地用两腿蹭地，屁股朝前，挪到板铺外面坐起来。 难道我是个胆小鬼？我原来觉得并不是。在开阔的草原上我曾钻进过炮弹爆炸的火网，我曾敢于乘车通过明知埋设了反坦克地雷的小道。当我把炮兵连带出包围圈并且再次返回去抢出一辆打坏了的“嘎斯”的时候，我始终是十分镇静的。那么我为什么不揪住一只这样的人面耗子，把他的鲜红的嘴脸按在沥青地上使劲搓搓？他太幼小了？——那就冲着他们的头头们去吧。不能……。在火线上有一种附加的意识（也许全然是虚假的）使我们变得坚强：是我们军人的团结感？是我个人行为的适当感？是义务感？然而此时此地却是无所适从的。没有条令。一切全要凭摸索才能弄明白。 我站起来，朝他们的一个头目转过身去。在紧挨窗口的二层铺上，所有抢去的食品都摆在他面前：小耗子们一星半点也没有往嘴里放，他们有纪律。这个贼头的脑袋的前半部分，即两足类身上通常称为面孔的那个部位，是大自然怀着嫌恶与憎恨的心情捏塑出来的，但也可能是他的禽兽生活使他变成了这个样子。歪斜松垂的脸肉，低额头，原始社会的刀疤和门牙上镶的现代的钢齿冠。他的一双小眼恰好足以看到他所熟悉的目标而决不能观赏世界上美好的事物。他用这双小眼看着我，好像一头野猪注视着驯鹿，他深知随时都可以一拳把我打翻。 他等着。而我做了什么呢？蹦上去哪怕在这兽面上擂它一拳再跳下来回到过道里？瞎，我没有这样做。 我是个卑劣的人吗？在这以前我一直觉得不是。但是，在被掠夺、被屈辱了以后，再乖乖地肚皮贴着地爬回板铺下面，我觉得太委屈了。我恨懑地对贼头发话，我说既然你们抢走了吃的，至少该在铺上给我们腾个位子。（嗯，作为一个城里人，作为一个军官，这不是个很自然的要求吗？） 结果呢？贼头同意了。要知道我这就等于自愿放弃了咸肉，等于承认了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等于暴露出与他的观点相似——他也会赶走最弱者。他命令两个灰色的中立人物离开靠窗口的下铺，把位子让给我们。那两个人顺从地离开了。我们在最好的位子上躺下。对于我们的损失我们还难过了一阵子（我的马裤没有引起盗贼们的兴趣，这不是他们的制服。可是一个扒手已经在摸瓦连金的毛料裤子。他看中了这东西）。只是天快黑的时候我们才听到邻人的悄悄的责难：我们怎么能央求盗贼们的庇护，把两个自己人赶到铺底下去？也仅仅是在这时候我才像被针扎一样意识到自己的卑劣，我的脸发烧了（以后许多年，每当回想起这件事我还是脸红）。睡在下铺的灰色囚犯们都是我的兄弟，五十八一l-乙，是被俘人员。我不是在不久以前还发誓和他们共命运吗？怎么这会儿就已经把他们往铺下赶了？诚然，当盗窃犯欺侮我们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出来替我们说话——但是既然我们自己都不战斗，他们为什么要为我们的咸肉去战斗？足够多的残酷战斗早在战俘营里就已经使他们失去了对高尚行为的信念。毕竟他们没有做过有损于我的事，而我却做了损害他们的事。 事情发生在古比雪夫递解站，时间是一九五0年。这个站设在一片洼地里（然而从那里却可以看见伏尔加河上的日古里峡口）。一道杂草丛生的高峻的山梁矗立在它的近旁，环抱着洼地的东侧。山梁在隔离区以外，整个地势很高；我们从下方看不到从外面登山的道路。山梁上也很少有人影出现，偶尔见到山羊在上面吃草，或者有小孩在上面乱跑。在一个阴沉的夏日，陡崖上出现了一个城市打扮的妇女。她用手搭在眼眶上朝下面我们这里观望，缓缓地转动着身体。这时候，三间拥挤的监室里的犯人们正分别在各个院落里放风。她希望在下面的这个深渊里从三百个失去个性的蚂蚁当中分辨出自己的那一个！她是不是指望她的精诚之心能给她以启示呢？她一定是因为探视本能获准才攀上了这座商丘。各个院落里的人都发现了她，都凝望着她。在我们这洼地里没有风，可是那山梁高处风却吹得很疾。她的长裙、短衣、头发被疾风掀起、扇动，好像是为了披露她内心全部的爱情，全部的忧患。 我想，如果就在她站立的地方，在俯视着递解站的山梁上，采取她站立的姿势，面朝着日古里的方向，建立一座像她这样的妇女的石像，也许能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们稍许明白一些事情吧。 算了，让这种可恶的红色牲畜列车，连同它的直通、直达也都见它的鬼去吧！经历过这种递解的人反正永远是忘不了的。还是快点到达劳改营吧！快点到达吧！ 人是希望与急躁的动物。好像劳改营的行动人员会比较有人性，好像那儿的眼线们将不会这样昧良心，（实际正好相反！）好像我们到达那里以后，他们不会用同样的恫吓和同样的警犬强迫我们坐到地下，（“就地坐下！”）好像现在吹进了你们的红色车厢的大雪，在车外的地面上不会积得更厚一些。好像我们现在一下车就等于到达了目的地，而不会再把我们装上露天的平台车沿窄轨铁路继续往前拉。 那一段路总共才三十五至四十公里，可是必须一天之内走到。每一批一千人，其中很多人身体很虚弱。可以预料到，一定会有许多人倒在路上，掉队，他们会带着濒死者的无所求和无所谓的表情——哪怕你如他们开枪，他们也不能再挪动一步。他们已经不害怕死亡了，——但是棍棒呢？没完没了地劈头盖脑地打下来的不知疲劳的棍棒呢？棍棒他们是会害怕的，他们会继续走下去！这是一个屡试不爽的方法，保证有效。 如果死者的幽灵有时候在我们之间飘过，能够看到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看透我们心里的琐碎念头，而我们却看不到它们，也猜不到它们的无形体的存在，那么，专门递解就恰像这种情形。 你一头扎进了自由的渊薮，在火车站候车室的人群里推推挤挤。你心不在焉地浏览着那些肯定与你没有一点关系的布告。你坐在候车室的古旧的“沙发”上，听着一些奇怪而无聊的对话：谁家的男人打老婆，或者把老婆甩啦；谁家婆媳不和啦；单元楼里的邻居私自使用走廊里的电源插座，上楼还不把靴底擦干净啦；谁和谁在工作单位里过不去啦；哪儿有个好差事要什么人去，他不想搬家——坛坛罐罐搬起来容易吗？等等，等等。你听着这一切，忽然一阵愤世嫉俗的心情使你全身不寒而栗：你分明地看透了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分量，一切嗜好和情欲的分量！这是那些凡夫俗子们注定不能领会的。只有你，只有不具形体的你，才是真正地活着，实在地活着，而所有那些人只不过是误认为自己是活着的。 还有-一在你和他们之间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深渊！无论是向他们猛喝，无论是为他们痛哭，都不可能；抓住他们的肩头把他们摇醒，这也是不可能的呀！你毕竟只是鬼魂，只是无形的幽灵，而他们却是物质的实体啊。 怎样才能使他们醒悟？启示吗？显灵吗？托梦吗？——兄弟们！人们！生命给予了你们是为了什么？！在深沉的午夜，死囚的牢门砰然大开，有着伟大灵魂的人们被拖上刑场。就在此时此刻，就是现在啊，在我国条条铁路线上，正有人在嚼咽下咸鲱鱼之后用苦涩的舌尖舔着干枯的嘴唇。他们梦想的是伸直一下双腿的幸福，是解过手以后的轻松。奥罗图坎的土地只是在夏天才化冻，而且仅仅化开表面的三尺，只有这时候才能掩埋冬季死亡者的尸骨。而你们，你们头上有蔚蓝的天空，有炽热的红日，你们有权支配自己的命运，可以去喝水，伸伸懒腰，随意到哪里去旅行而没有人押解——什么靴底没有擦干净之类的琐事还算得了什么？还管它什么婆媳和不和？生活中最主要的东西，它的全部奥秘——你们要知道吗？我可以马上全部抖出来。不要追求那些虚幻的东西，什么财产，什么地位：赚来这些东西要耗费你们几十年的精神，而没收它们只需要一个夜晚。以平静的超然物外的态度去生活吧！——不要畏惧灾祸也不要眷念幸福，要知道终归是一样的：苦既不永久，甜亦难满盈。你们今天没有挨冻，饥渴的利爪没有撕扯你们的五脏，这也就够了。你们的脊骨没有被打断，你们的两条腿都还能行走，两只手臂还都能弯曲，两只眼睛都能看见，两只耳朵都能听到，还有什么人值得你们羡慕？何苦来？妒忌旁人，受害的是自己。擦亮你的眼睛，纯净你的心灵，要把那些爱你们、好心待你们的人看得比什么都贵重。不要伤害他们，不要辱骂他们，不要和他们任何一个在争吵中分手：因为你毕竟无法知道，这是不是你在被捕前的最后一个举动，而你将会以这样的形貌留在他们的记忆中！…… 早晨，我把明信片留在行李架上：女列车员总会来擦车厢；她会拿去投在信箱里，如果她真的是一个人…… 送饭口的木挡板落下了，露出了监头的兽脸。 一个皮肤黝黑的人向我靠过来，他的头发乌黑红亮，有一双女性的眼睛，眼珠像一对黑樱桃，然而宽厚扁平的鼻子把整个面孔糟蹋成一幅漫画。我和他并排躺了一昼夜，并未说话，到了第二天他找到了个话茬儿：“您看我是个什么人？”他的俄语讲得很流利正确，但是带着异乡口音。我拿不准：他身上好像有点外高加索的，大概是亚美尼亚的特征。他微微一笑说：“我一向很容易地冒充是格鲁吉亚人。我用过雅沙这个名字。人们经常拿我寻开心。我是负责收工会会费的。”我打量他一下，的确是个滑稽的角色：小矬个儿，不合比例的面孔，和气厚道的微笑。但是突然他的全身一紧张，他脸上的轮廓顿时变得锐利起来。他的双眉紧聚，目光如同一把黑色的战刀，向我劈来。 “我是罗马尼亚总参谋部的谍报官！鲁考特南特-弗拉迪米列斯库！” 因触犯政治条律而坐牢的青年决不会是一个国家的一般青年，而是其中远远走到前面去的那一部分。 “只有跟我们同吃过一碗饭的人才能理解我们。” 他忽然看见，囚犯当中走着一个穿-……燕尾眼的人！而且，这个人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惊异，谁也不朝他扭过身去，也没有人笑。（要知道，每个人都是把自己原来的一身穿破为止。这个倒霉的先生是在“大都会”饭店”被捕的，那只好请他穿着燕尾服将就熬完刑期了。） 不管到处公开宣扬的阶级斗争学说的词句多么鲜明：敌人唯一应得的命运就是被消灭！但当时的人仍然不能设想这种对每一个有头发、眼睛、嘴巴、脖子、肩膀的具体的两足个体的消灭。他可以相信阶级正在被消灭，但构成这些阶级的人们还是应当留下的，不是吗？……在另外一些比较宽厚和含混的概念的熏陶下成长的俄国人的眼睛，就像透过度数不对的眼镜片看东西一样，总是不能准确地看清这种残酷的学说的词句。 “对谁也不要相信！”——这已经成为人们行为的最高准则。 一九三0年夏天几十名“教派分子”被押到索洛维茨。这些人拒绝来自反基督者的一切：不肯领取任何证件和护照，不肯在任何文书上签字，手里不肯拿钱。他们之中为首的是一位八十岁的白胡子老头，盲人，拄着一根长拐杖。每一个明白人都能看清这些教派分子无论如何也进不了社会主义，因为进了这个社会就得大大地和各种证件打交道，所以最好还是让他们死掉。于是就把他们送上小野兔岛。这是索洛维茨群岛中最小的一个岛，沙土地，没有树木，荒无人烟，只有一间先前的打鱼僧人居住的过夏小屋。当局表示可以发给他们两个月的口粮，但有一个条件：每一个教派分子必须在表册上签收。他们自然拒绝。这时候不安分的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出来干预。别看她当时还那么年轻，也别看当时苏维埃政权的年龄也还不大，她这已经是第四次坐牢了。她在会计室、派工员和正推行人道主义管理制度的劳动营长之间奔走交涉。起先请求怜悯这些教派分子，后来请求把她和教派分子一起送到野兔岛上去，指派她作记帐员，她可以负责按日发给他们食物并经营全部帐目。这似乎和劳动营制度毫无抵触，但仍遭到拒绝。安娜大声喊道：“可是你们供给疯子口粮并不要他们签字啊！”扎林只是笑，而派工员回答说：“这也许是莫斯科的指示……我们不了解……”（这当然是莫斯科的指示！别人谁敢负这个责任？）结果什么吃的也没有带，就被送到岛上去了。过了两个月（正好是两个月，因为这时候该上岛去劝他们签收下两个月的口粮了），人们乘船登上野兔岛，只发现了他们的被啄碎了的尸体。全体都在，一个也没有逃跑。 普通刑事犯和无赖们大量地送到岛上来。老资格的惯窃和初出茅庐的扒手们登上了索洛维茨的土地。这里的营地里灌进了大股的女扒手和妓女的水流。（她们在克姆中转站相遇的时候，前者向后者喊着说：“我们偷东西，可是不卖身！”后者也给她们以响亮的回答：“我们卖的是自己的，不是偷来的！”） “每天收工后，工地上留下许多尸体。薄雪盖在他们脸上。有的蜷缩在翻倒的手车下面，手插在袖筒里，就这样冻僵了。有的是把头俯在膝盖之间冻坏的。那边有两个人是背靠着背冻在一起的。这都是一些农家子弟，是最理想的干活的好手。他们几万人一批地被遣送来运河工地，当局还千方百计地把他们一家拆散，不让他们和自己的爹同进一个劳改点。一上来就要他们在布满砾石和大圆石的地段上完成连夏天也完成不了的定额。没有人能指点他们，警告他们；他们还是按照在农村干活的样子使出全身的力气，很快就把身体累垮了。结果你看，两人搂在一起冻死了。夜间派雪橇来收尸，车夫把尸体扔上雪撬时，发出木头似的梆梆的声音。 “夏天，没有及时收敛的尸体只剩下骨头，它们和石碴一道进入混凝土搅拌机。它们就这样化为别洛莫尔斯克市附近的最后一道闸门的混凝土，永远保存在那里了。” 抬起你的眼睛向上看。不是仰望苍天，而是看看天花板。眼睛已经习惯了昏暗的灯光，能辨认出他们用喜爱的红色字母写在糊墙纸上的标语： “不劳动者不得食！” 胸口猛然发颤。啊，文化教育科的才子们！你们为劳改营的食堂找到了这么一句福音书兼共产主义的伟大口号，一定极为得意了。但是在《马太福音》中说“工人得到饮食是应当的”。《申命记》中还说：“牛在场上端谷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 属于你们的只是一个惊叹号！我代表一头端出谷粒的黄牛向你们致谢！从此我将懂得，你们卡紧我的细瘦的脖颈全然不是由于匮乏，你们摧残我的生命并不单纯是出于贪婪，——这都是根据那个正在到来的社会的光辉的原则！只是我在劳改营里看不到劳动者得食。我在劳改营里也看不到不劳动者——不得食。 在军队里，傻瓜和一钱不值的人都能指挥，甚至是占据的职位越高，成绩就越好。如果一个排长需要有敏捷的头脑、不知疲倦的体力、勇敢的精神和摸透士兵的心的本领，那么有的元帅只要会发脾气，会骂人，再加上会签自己的名字就够了。其他一切都有别人替他做，作战计划会由作战处的一个不知姓名的聪明的军官给他送上来。士兵们执行命令并不是因为相信它们的正确（常常是完全相反），而是因为命令是统治集团层层下达的。这是一整套机器的命令，谁不执行，就要砍掉谁的脑袋。 在我们这个光荣的祖国里，最重要和最勇敢的著作从不能被同代人读到，从不能及时影响民众思想（一类是因为遭禁止、遭迫害，不为人所知，另一类是因为受过教育的读者们避之犹恐不及）。 用破布片遮挡的“小车厢”是劳改营内的古典画面。但也有比这更简单的，这又得说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年的克里沃谢科沃第一劳改点了（我们知道这一个，可这样的一共有多少？）。在这个劳改点里，盗窃犯、普通犯、少年罪犯、残废人、女犯、孩子妈妈……全混在一起。女犯工棚只有一座，但能容下五百人。它肮脏得无法形容，肮脏得无与伦比，屋里乱七八糟，有一股浓重的气味。“小车厢”上没有任何卧具。存在一条不许男人入内的禁令，但谁也不遵守，也没人检查。不仅男人们常常进去，连少年罪犯——十二三岁的男孩子也成群结伙地涌进去学习。他们起先只是单纯观赏——在那个屋里不存在虚假的害臊。不知道是布片不够还是时间来不及，“小车厢”是没遮没盖的。灯当然也是从来不关的。事情干得那么自然而然，当着大庭广众，而且同时在几处进行。只有显眼的衰老和显眼的丑陋能够成为女人的护身符，此外没有任何庇护。漂亮的外表必然招来灾祸，这样的女人的床上永远坐着客人，永远受到包围、请求，用殴打和刀子胁迫。她的希望不在于坚持到底，而在于投降得巧妙，在于选定这样一个人，他的名字和刀子的威力今后可以保护她不受其他人、下一批人的侵扰，不受这个贪婪的行列、这些被这里的见闻和空气毒化了的疯狂的少年罪犯们的侵扰。难道仅仅是防止男人的侵扰吗？难道仅仅是少年罪犯们被毒化了吗？那些日复一日地在旁边看着这一切而本身却无人问津的女人们呢？这些女人控制不住的情欲也会爆发起来，她们会扑上来殴打走运的女邻居。 正如老劳改犯列-夫怀着感激和负疚的心情所说的：我今天活着，这就意味着另一个人替我上了那天夜晚处决的名单；我今天活着。这就意味着另一个人替我在底舱里被憋死。我今天活着，这就意味着我得到了那个饿死的人缺少的两百克面包。 但是现在，当我产生了把那间屋子的同住者写出来的欲望的时候，我才懂得了它最主要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像空军将军别利亚耶夫和内务部官员季诺维也夫（即使不是将军，也差不了好多）这样的人物，除了在这个地方，无论凭个人的意向还是在社会的迷宫里，我一辈子既不会也不能和他们接近。 现在我知道了，一个作家决不应被愤怒、厌恶和轻蔑之类的感情所支配。你火冒三大地顶回了什么人的话吗？结果你没有听完、没有抓住他的观点的体系。你出于厌恶而躲避什么人，从而一个你完全陌生的性格就从你身边溜走了，而那正是你有朝一日用得着的典型。不管为时多么晚，我终于发觉并认识到了，我一向只把时间和注意力放在那些令我赞赏，令我愉快和令我同情的人们的身上，因之我观看社会如同观看月球，永远是从一个方面。 奥拉切夫斯基自己的刑期只有五年。他是因面部犯罪（完全和奥威尔写的一样）——因微笑而被抓的。 他本来可以至今一帆风顺。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成为这样的人。他的心颤动了。 他们属于重灾区，上级交给村苏维挨主席一些面包票：由面包房对房子被烧的、最缺粮的户稍稍给些救济。普罗霍罗夫却可怜起老百姓来，发放的面包票超过了规定。结果捞上了一个八七”法令，判了十年。至于麦克唐纳的事，看在他文化不高的份上饶恕了，而他对人们的恻隐之心则没有被饶恕。 这个充满财富和荣华的世界正向我们这些在劫难逃的人们招手。它好像就在我们脚下，但我们永远够不到它。 但是，不管我怎样像一个新犯人似地渴望“回到自由”，这个城市仍引不起我的羡慕和生翅飞向它的街道的愿望。束缚着我们的恶势力全是在这里缔造的。骄横傲慢的城市，它从未像战后时期这样充分地证实了这句谚语：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如果后代子孙有朝一日读到斯大林时代的侦查和审判案卷，他们一定会大吃一惊，这些反苏鼓动者们竟是一些多么不知疲倦的心灵手巧的能人啊！他们搞反苏鼓动可以利用一根缝衣针和一顶破帽子，利用拖净的地板（见下）或者没洗的内衣，利用微笑或者不微笑、过分带表情或者不带表情的眼神，颅腔里的无声的思想，秘密日记里的词句，谈情说爱的短简，厕所墙壁上的题字。他们在公路上和乡间土路上，在火灾现场上，在集市上，在厨房里，在家里喝茶，在被窝里耳语，都在进行鼓动。只有不可战胜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顶得住这样的鼓动的冲击！ 一九四一年十月形势危急（十六日和十七日）的日子里，他打电话请求上级指示。电话没人接，他跑去找，发现区委、市委、省委都没有人，像被一阵风刮得没影了，办公大厅空荡荡。而更高一级的机关他好像没有去过。他回到本单位说：“同志们！领导人全跑了。但是我们共产党员要自己起来进行防御！”他们进行了防御，但是就为了“全跑了”这句话，那些跑掉的把他这个没有跑掉的关进牢里八年（罪名是“反苏鼓动”）。 其中的一个在车道木板接缝的地方把一辆装水泥的手车弄翻了，水泥洒出来。小偷作业班长跑过来，一边骂娘一边捅着闯祸者的脊背；“用手捧起来，窝囊废！”那人发疯似地叫起来；“你怎么敢侮辱人？我是前共和国检察长。”大颗的泪珠顺着他的脸颊滚下来。“我管你他妈的什么共和国检察长，死狗！把你的狗脸按进这摊水泥，你才像个检察长呢！现在你是人民的敌人，你就得给我拉磨！” 他是心平气和的。他使用不要求动脑子的语言说话。跟他争论等于在沙漠上行走。俗话说这类人是：走遍了铁匠铺仍没有钉上掌。看到这些人的讣告里写着：“在个人迷信时期悲剧般去世的……”真想改一个字：“喜剧般去世的……” 在那一年我恐怕还没有在这个边缘上止步的本领。既然没能抓紧马鬃，马尾巴也抓不住的。滑开了头必然会顺劲滑下去。 如果只为自己一个人，他可能不会被恐惧所动摇。但是y设想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在淫乱秽行都不用布帘遮掩、六十岁以下的女人得不到任何保护的劳改营工棚里将会如何。于是他动摇了。钥匙选得正确。别的都打不开，这把打开了。 。一辆大车装五至七个捆牢的人，运到“小山”，即劳改营坟地。在那儿把他们全拖进一个个挖好的大坑，立刻活埋。这并非是兽性发作，不是的。是因为他们研究出来，处理活的（拖运、上下车）比处理死的轻巧得多。 还可以在文化教育科写块牌子：“我逃跑，但狗把我逮住了”，挂在捕获的逃犯脖子上，在劳改营游行示众。 在刑法典（一九H六年刑法典）里有一个荒谬绝伦的“关于正当防卫范围”的一百三十九条——只有当罪犯对你举起刀子的时候你才有权拔出自己的刀来，并且只有当罪犯向你刺来的时候你才有权刺他。否则你将受到审判！（关于最大的罪犯是袭击弱者的罪犯这种条文，在我国的法律上是没有的！……） 依照刑法典，国家禁止公民们拥有火器或冷兵器——但自己却不承担起保护他们的责任！国家把自己的公民交给匪徒们任意摆布，却竟敢通过报刊号召对这些匪徒实行“社会抵抗”！用什么来抵抗！用雨伞？用擀面杖？ 对于占压倒优势的不公平现象的最简单的回答，就是你也去干不公平事情！这是最容易得出的结论，它将长久地（说不定是永远地）成为娃娃犯人的生活规则。 下面是他们吹嘘自己的一个故事。我清楚娃娃犯人的通常的行为方式，所以对这个故事是完全相信的。一群非常激动的吓坏了的孩子跑到教养院的女护士那里，叫她去看得了重病的同伴。她忘记了谨慎，就迅速地与他们一起来到他们的四十人的大监室。这时，蚂蚁式的工作开始了！——一些人堵住大门进行防守，另一些人七手八脚地把护士身上穿的所有衣服都撕掉，把她弄倒，有的坐着压住她的手，有的压住她的脚，然后就各显神通了，强奸她，吻她，咬她。冲他们开枪是不许的，谁也没有去把她抢救出来，直到他们自己把这个被玷污的、哭哭啼啼的女人放走。 上层人总是有闲、有或多或少的钱，有文化，有教养。他们只要愿意，随时可以掌握艺术技巧和严整的思想习惯——但是有一个重要的生活规律：优裕生活会扼杀人在精神上的探索。因为这个缘故，第一个领域包含着许多饱食终日所产生的变态艺术，许多病态的和妄自尊大的．“学派”——不结果实的花朵。只有当那些个人深遭不幸或具有天赋的十分巨大的精神探索要求的代表者进入了这个领域时——才能创造出伟大的文学来。 在岛上的严酷条件下（那么接近于动物界的条件，以致我们可以正确无误地把达尔文的struggleforlife原理应用到这里来），争夺地位的成功或失败，往往关系着生命本身——所以在损害他人而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时候，土著们是不知有约束性的伦理原则的。他们公然这样说：良心？留在个人档案里了。 “什么？你坐牢只因为是富农的儿子？你爹一个劲儿地耕地，买牛，以为能带到阴间去。他现在在哪里？死在流放地了？把你也关进来了？不，我爹比他聪明：他打小就把什么都喝酒喝得精光，剩了一间空屋子，连一只母鸡都没有交给集体农庄。因为是穷光蛋——马上当了生产队长。我现在照他的样子成天喝酒，无忧无愁。” 这是劳改营生活道路的大分岔。从这一点起，道路分成左右两条。一条向上，一条向下。往右走——你将丧失生命，往左走——你将丧失良心。 沙拉莫夫的反对意见要比别人的更坚决，也更重要（因为这一切他全写成了文字）： “在劳改营的环境里，人永远不可能依然是人。这正是建立劳改营的目的。” “一切人的感情——爱情、友谊、妒忌、仁爱、善良、好名、诚实——随着筋肉一起从我们身上消蚀了……我们没有了自豪感和自尊心，甚至醋意和情欲都好像是火星上的概念……唯一剩下的是愤恨——这是人的最耐久的感情。” “我们终于懂得了真实和虚假是一对嫡亲姊妹。” “友谊不可能在贫困和灾难中诞生。如果人们之间还产生着友谊——这说明环境还不那么困难。如果贫困和灾难使人们结合——这说明它们还没有达到极端。如果痛苦还是可以与朋友们分担的，那是因为它还不够剧烈和深刻。” 如果说一九五三年以前的三十五年之内，在群岛上服过刑的算上死去的一共有四五千万人（这是很谨慎的估计。这只是古拉格在同一时期的人口数字的三倍至四倍。要知道，战争期间群岛上的死亡率每天通常达到百分少一）。那么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案子或者至少有五分之一的案子是根据什么人的告发并且曾有什么人提供了证明材料的！所有这些人，所有这些使用墨汁的谋杀者今天仍然生活在我们中间。其中有的人造成他们邻人的被捕是由于恐惧——这仅仅是台阶的第一级。另一些人是为谋取物质上的好处。还有一些人，当时是最年轻的，而现在是快拿退休金的人了，他们是怀着兴奋鼓舞的心情进行叛卖的，是受思想意识的促使；有时候甚至是公开在叛卖；要知道，当时认为揭发敌人是对本阶级的光荣贡献！所有这些人今人都在我们中间，大多数活得很得意，我们还欣喜地把他们称为“我们普通的苏维埃人。” 她有这样的感觉，所有的优秀人物正在这次战争中灭亡，只有随波逐流者能够幸存。 我们这里还有一些人会微微蹙着额头这样说：“是啊，是犯过某些错误。”而且永远使用这个恶作剧而又不受惩罚的无人称句子——犯过。可就不知道是谁犯过的。似乎就是那些干活的能手、搬运工和农庄庄员们犯过的了。谁也没有勇气说：是共产党犯的！是那些永不换班的、不负责任的领导人犯的！除了掌握着政权的人们之外，那些错误还会由谁“犯过”呢？都推到斯大林一人身上行吗？总该有点幽默感吧。是斯大林犯的，那么，请问，你们这．些人，几百万领导者，当时干什么来着？ 但是，我当时还不能把现象联系起来看，还认识不到缺乏粮食就意味着农村的破产，也不懂得这是为什么。当时我们有另外一种公式：这叫做“暂时的困难”。 在这少数人看来，我们现在实行的专政既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也不是人民的专政，更不是苏维埃式的专政（因为有人还记得“苏维埃”这个词最初的正确含义），而只不过是共产党少数的掠夺性专政，而且带有极粗野的性质。 我们看到过那上面有劳改营的名称——埃克巴斯图兹。但是谁也想不出它在地图上的位置，只有奥列格-伊万诺夫中校记得这是一个煤矿。我们还曾设想它的位置在距中国边界不远的地方（某些人甚至为此而高兴，同为他们还没有认识到中国比我国还要坏得多） 有时候微风吹来，反倒吹得人伤心 彼得-基什金根本不是文教科的活动分子，但他在劳改营里最有名，整个埃克巴斯图兹营都知道他。和他一起劳动的囚犯都以他为自豪，因为有了他就不寂寞。基什金像是有点傻头傻脑。但他并不傻，而只是装出那副样子，人们都说：“基什金可比谁都精！”他的傻，就像童话中的傻兄弟伊万努什卡一样。基什金这种人是一种典型的俄罗斯现象，古老的俄罗斯现象：他能够对强有力的恶人大声说出真话，能向人民指明他们的真正处境；而所有这些都是通过某种傻呵呵的、安全的形式表现的。 他最喜欢扮演的角色之一，就是穿上一件可笑的绿色背心之类的衣服，到饭桌上去收拾吃剩的盘碗。这本身就是一种示威；劳改营里最受欢迎的人为了不饿死不得不在食堂里打扫盘子。他这样做还另有目的：当他还着轻盈的舞步、作着鬼脸、在食堂串来串去收集残羹剩饭的时候，人们都注视着他，他就在那些干活能手们面前散布一些不安分的思想。 例如，有时候他会在干活能手们正喝着菜汤的时候，突然把人家还没吃的粥碗端过来。当然，那人会大吃一惊，急忙抓住饭碗。这时基什金却满脸赔笑地说（他是圆脸膛，但表情有些生硬）： “只要别人不触动您的饭碗，您大概也想不到要去抓住什么吧！” 说完就托着一大堆空碗，迈着轻盈的舞步溜走了。 现在，基什金说的每一次笑话已经不仅是在本队的囚犯中间互相传诵了。 有一次，他站在饭桌旁，人们的眼睛离开饭碗，望着他。而他却像玩具小猫那样滴溜溜地转着眼珠，装出一副傻瓜的面孔问道：“小伙子们！你们说说，假如父亲是个傻子，母亲是个‘破鞋’的话，孩子们会吃得饱还是会挨饿？” 他不等人们回答这个十分明显的问题，就指着桌上的鱼刺接着说： “每年七八十亿普特，你们把这个数字用两亿除一下看看！” 说着就走开了。其实，这是一个多么简单的想法啊！为什么我们以前没有想到除它一下呢？报纸上早就说，全国一年收八十亿普特粮食，那就是说，一个小孩每天也能分到二公斤面包。可是，我们这些壮汉们每天耕地、种地，可粮食都哪里去了呢？ 基什金不断地变换方式。同一个思想，他有时便从另一个角度讲——从讲解烤成面包后“面粉的增重问题”讲起，通常他是利用大家在营门前或岗楼前排除等候的时候讲，因为这时允许说话。他经常提的口号是：“发展你们的脸吧！”他经常说：“小伙子们！我在营区里走着，一看，你们所有人的脸都没有得到足够的发展。都像是只惦记着地里的大麦垛，脑子里别的什么都没有想！” 有时他会突然没头没脑地、毫无联系地当着一群囚犯喊道：“达达尼尔！野蛮！”听来根本不懂是什么意思。但是，他喊一次、两次……慢慢地大家似乎就完全明白这个“达达尼尔”是谁了，反而觉得这个名字既好玩，又贴切，简直连斯大林的两撇胡子都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了：对，是达达尼尔！ 劳改营的长官们有时也想嘲笑一下基什金，他们在岗楼前大声问他：“基什金，你怎么搞的？头秃得那么光？！大概是吓得老模它吧？”基什金毫不犹豫地立即当众回答：“照您这么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即列宁——译者注）也是因为吓得老摸它喽，对吗？” 有一次，基什金在食堂里一边走一边宣布哈夫收过饭碗之后要教给那些干瘦得快死的人跳美国查尔斯顿踢踏舞！ 突然，劳改营里运来了稀罕东西：一部电影片！晚上，还是在食堂里，不挂幕布，就直接往白墙上放映。人挤得满满的，桌上，长凳上，长凳之间坐满了人，甚至有人坐在别人的大腿上。但是，刚开映便停下来了。只有一束白光柱照到墙上。我们看到几个看守进来了，他们正在给自己物色合适的位于。他们选中了中间一条长凳，命令坐在那里的囚犯把凳子让出来。那些人决心不站起来：好多年没看过电影了，真想看。看守们的声音变得严厉了，其中一个说：“那，好吧，把他们的号码记下来！”于是，当然，只好让了。这时，忽然听到一个含着讥讽的声音，像猫叫似地响彻了黑暗的食堂，这是大家熟悉的基什金的声音： “本来嘛！小伙子们，看守大人们再没有地方看电影了嘛！叫咱们让，咱们就让吧！” 一片笑声。啊，笑声！啊，这就是力量！看守们掌握着一切权利，但是，他们并没有把号码记下来，而是可耻地退出去了。 “基什金在哪儿？”他们在喊。 可是，基什金不再作声了。这里没有基什金。 看守们走了，电影继续放映。 第二天，基什金被劳改营长官叫去。人们想。这回总得关他五天禁闭！不，基什金微笑着回来了。他写的“检讨”是这样的：“看电影时，看守们与在押犯人之间为了座位发生争吵，我曾要求犯人们按规定让出座并走开。”为什么要关他禁闭呢？ 囚犯们很想看点节目。虽然影片和戏剧里都像是有意捉弄这些人似地把一切都描绘得很好，但他们还是要看，因为可以在这种时候暂时忘掉自己、自己的痛苦和委屈。对于他们这种看演出的无聊热情，基什金也加以嘲笑。每逢有这类演出或电影时，总有许多人争先恐后地去看。可是，大门还关着，迟迟不开；要等负责的看守来，由他按名单先放那些干活比较好的班组进去看。奴隶般的囚犯们人挨人紧紧挤在门口等着，已经半个小时了。这时，基什金在人群后面把鞋脱掉，扶着旁边的人跳到最后排的人们的肩膀上去，光着脚，踩着人们的肩膀，从一个肩膀跳到另一个肩膀上，敏捷地往前面跑，一直跑到那令人羡慕的大门口！他蠕动着短小的身躯、做着怪样，使劲敲打大门，极力表现他无论如何也想进去看节目的心情！然后，他又同样敏捷地踩着人们的肩膀跑回来，跳下去走了。人群中起初发出了笑声，但这人群很快就感到一阵羞耻。真的，我们像一群羊似的挤在这里干什么！有什么好东西可看！没见过吗？！ 人们开始散去。当看守拿着名单来到门口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人可往里放了，谁也不再往里挤。现在，去拿棍子赶他们来看吧。 还有一次，宽敞的食堂里终于要举行一个“文娱晚会”了。人们已经坐好。对于晚会，基什金并不抵制。他穿着自己那件绿背心，在场里跑来跑去，帮助搬搬椅子，拉拉幕布。他每露面一次都引起一阵掌声和欢笑。忽然，他急急忙忙从台口跑过去，仿佛后面有人追他。他边跑边挥动一只胳臂，像发出警告似地叫喊着：“达达尼尔！野蛮！”场里一阵大笑。这时，好像没有配合好似的，幕布拉开了，可台上空空的，一个人也没有。基什金却又在这时跑了出来。人们又报以哄笑。可是笑声马上就沉寂下去了：基什金的样子不仅不可笑，而且简直像是发了狂，两只眼睛瞪得溜圆，叫人看着都害怕。他开始朗诵，浑身颤抖，用昏沉沉的眼睛环视着听众（夹杂着乌克兰语）朗诵道； 我举目环视四周， 这景象使我满怀哀愁， 宪兵肆虐，鲜血横流， 无数的尸体堆成人垛， 被打死的儿子身旁， 斜卧着父亲的尸首！ 他这是针对几乎占观众半数的乌克兰人因犯朗诵的！这些乌克兰人都是刚从沸腾着的各州押送来的。这朗诵等于往他们的新伤口里撒上一把盐！他们哭了，甚至失声痛哭！已经有个看守朝着舞台，朝着基什金这边冲过来了。可是，基什金悲壮的表情一瞬间便溶化在小丑的微笑中了，他已经在用俄语高声喊道。 “这几句纪念一月九日的诗，还是我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背会的呢！” 说着便滑稽地扭动着身子跑下台去了。 他被关进阿玛图大街音乐学院旁边的一间地下室里。当他走进自己生平第一间牢房时，他忍不住了，他不知为什么对那个冷漠无情、一声不吭的看守解释说：“今天我和我妻子有两张《基度山恩仇记》的票，电影正好在这个时间开演。基度山伯爵曾为自由而斗争，我也不会妥协的。” 就在这个时候，也像几乎所有逃跑中的情况一样（让历史永远记住这一点吧！），奴隶们表现得远比押解人员宽宏大量：他们没有枪毙三个士兵，没有殴打他们，只命令他们把衣服和靴子脱下来，就放他们光着脚、穿着内衣走掉了。“你呢，司机？你跟谁走？”“当然跟你们走，那还用说！”司机也立即下了决心。 为了迷惑三个光脚押解兵，囚犯们（他们将为这宽宏大量付出代价！）先把车往西开（平坦的草原，随便往哪里开都行！）。路上，一个人穿上等兵的制服，另两人换上普通士兵制服，然后驱车向北方驶去。三人都有武器，司机有驾驶证，有什么可怀疑的！尽管如此，路过电话线的时候还是要把电话线弄断，以便切断他们的联系（把车开到近前，用绳子挂一块小石头扔过去，搭在电线上，拉绳子，把钩子带上去，拉断电线）。这当然要花费时间，但是值得。汽车全速开了一整天，直到跑完三百公里，汽油耗尽才停下来。于是他们注意从对面来的车。一辆“胜利牌”小卧车开过来了。他们把车叫住。“对不起，同志，职务在身嘛，我们得检查一下您的证件。”原来是两位要人！区党委的领导！去农庄检查工作或是去给农庄鼓舞士气的，也许只是想去好好吃上一顿。“喂，出来吧！把衣服脱了！”要人们苦苦哀求，生怕打死他们。把这两个只穿内依的人带进了草原，绑起来，拿了他们的证件、钱和衣服，乘上“胜利牌”轿车，开走了。（上午被扒掉制服的士兵一直到傍晚才走到就近的矿场。矿场的岗楼上对他们喊：“不许靠近！”“我们是自己人！”“只穿一件内衣，什么自己人！”） 这些孩子们从警戒线上，从了望塔上，总是在盯着我们。但是。人们却不允许他们对我们有丝毫的了解。只给他们一项权利：不须事先警告即可直接用冲锋枪向我们射击！ 唉！假如他们能在傍晚到我们工棚里来看看，坐在床边听听我们的谈话，听听这个老头儿是为什么被关进来的，那位叔叔又是为什么，那么，那些了望塔上，那些岗楼上，就不会再有人了。冲锋枪也就不会再射击了。 但是，这个制度的全部力量和狡猾性就在于：这些人与我们之间的死神联系是建立在不了解的基础上的。如果他们对我们表示同情，就会作为背叛祖国的行为而受到惩罚，他们想同我们谈话的愿望本身就等于对神圣誓言的违背。本来嘛，何必同我们谈话呢？J政治指导员不是会在规定的时间同他们进行谈话l吗？！政治指导员会把他们所守卫的这些人民敌人的政治情况和精神面貌告诉他们。他会详细地、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解释这些丑八怪们多么危险，多么有害，给国家造成多大负担（这样就更能诱使他们拿这些活靶子试试枪法了）。政治指导员有时也会在腋下夹来一大包卷宗，说这是囚犯档案，是特别处只借给他看一晚上的。他会从中抽出一张打字文件来，读读那上面列举的罪行。就凭这些罪行，把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所有炼人炉都用上也不解恨。然后，他会说，这些罪行就是那个修理过电线杆上的电灯的电工干的，或者是那个管某些不谨慎的朋友们做过一个小柜的木匠干的。 政治指导员不会自相矛盾，他也不会失言。他绝不会告诉孩子们这些人被关起来只是因为他们信神，或是因为他们追求真理，主张正义，还有一些人甚至是什么也不因为。 这个制度的全部力量就在于：在这里，哪个人都不能和另一个人随便交谈，而必须通过军官和政治指导员。 这些孩子们的全部力量则在于他们的无知。 而劳改营的全部力量就在于这些孩子，在于这些戴红肩章的士兵，在于了望塔上的杀人凶手和追捕逃跑者的人们。 下面是当时内罗勃拉格的一个警卫人员关于政治指导员的一次训活的回忆：“萨穆京中尉是个窄肩膀、身体瘦长的人，脑袋扁平，活像一条蛇。他长得很白，几乎看不出他有眉毛。我们知道他从前经常随便开枪打死人。现在是他给我们上政治课。他用毫无变化的语调说：‘你们所看守的这些人民敌人就是法西斯分子，是坏蛋！我们体现祖国的力量和手握惩罚之剑。因此，我们必须坚定。不应该有任何温情，不应该有任何怜悯！’” 那些一定要朝着倒在地上的逃跑者的头上踢几脚的孩子们，那些从戴着手铐的白发老人口里踢掉面包的孩子们，那些眼看着一个被铐住的逃跑者在满是木刺的车厢里滚来滚去、脸上出血、头被撞破，而丝毫无动于衷的孩子们，就是在这种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是啊，他们是祖国的惩罚之剑。 现在，当我写到这一章的时候，墙上书橱里的一排排人道主义书籍正在威严地注视着我，它们那灰暗无光的陈旧书脊，像透过薄云闪烁的星光一样，不住地向我投来责难的闪光，似乎在说：世界上一切东西都不应该用暴力获取！一旦我们拿起剑、刀、枪，我们便会很快地同那些杀害我们的刽子手和暴虐者同流合污了。那就会没有止境…… 会没有止境！现在，在这里，在温暖而洁净的屋里，我坐在夏日的写字台旁，我也完全同意这一点。 但是，应该自己试试无辜地被判上二十五年刑，身上缝上四块号码布，两手经常要背在身后，早晚两次受到搜身，在劳动中累得筋疲力尽，由于别人的小汇报而被拖进强管制工棚，永远地被踩进泥坑里，……试过这一切之后，从那里，从那个泥坑里，你才会感觉到所有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全部说教统统是那些脑满肠肥的大闲人们的废话！ 会没有止境！？……那么会不会有开端？我们的生活会不会因此产生一线希望呢？ 被压迫人民得出的结论是：仁慈是无法根绝凶恶的。 如今，队长们从前用的那一套工作方法——压制、强迫——已经失灵了，可又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很快地想出一套新方法来的。班长的人选越来越成问题，以至于派工员不得不亲自到工棚同大家一起抽支烟，聊聊天，顺便向大家请求。“小伙子们，作业班总不能没有个头头吧。这可不像话呀！嗯？你们随便选一个吧，选出来，我们马上批准！” 后来，这种情况更严重了，因为一些班长开始往加强管制棚里逃跑，好在石砌的监狱里找个藏身之处1不只是班长，还有象阿达斯金之类的施工员吸血鬼，还有一些眼线，他们在暴露之前或者在感到事情不妙、名单就该轮到自己的时候，也会大吃一惊，急忙逃跑到加强管制工棚里去！这些人直到昨天还在人群中装好人，还在言语和行动上表示自己赞成正在发生的一切变化（囚犯中间谁敢不这么说！），昨天晚上他们还同大家一起睡在公共工棚里（其实，昨晚睡着了吗？是不是在那里紧张地思考对策，随时准备着闪开刺过来的刀子，并在暗中发誓这是最后一晚住在这里了呢！？），可是今天却突然不见了。于是，值目的囚犯得到命令：把某人的东西收拾一下，送到加强管制工棚去！ 这是特种劳改营生活中的一个新时期，它既可怕，又有趣。现在不是我们逃跑，而是他们从我们这里跑掉；从而使我们这里净化！这是这个世界上一个空前的、不可想象的时期：那些昧了良心的人夜里不能安安稳稳地睡觉了。报应已经不再等到来世，不等待历史作出判决，而是一把刀子明天早晨就会使你得到报应，这报应是可以感觉到的，活生生的。光明正大者感到脚下的营区土地柔软而温暖，叛徒则感到脚下的土地像针毡，像在燃烧！这种情况只有在童话里可以想象得出，而对于营区以外的空间，对于我们的外界自由社会来说，则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是过去从未看到过，或许将来也不可能看到的。 波诺马廖夫的逃跑使我彻底认清了刑事犯的本质。他们那虚假的义气，实质上不过是他们帮派内部彼此应尽的义务。而当他们被卷进革命旋涡时，他们肯定要干出卑鄙勾当。他们只能理解力量，而不可能理解任何原则。 主席台上比较突出的是特别处或是机关里来的一名中校，此人聪明伶俐、思想敏捷、善于抓住问题，是个奸诈的、干练的坏蛋。他那高高的额头、狭长的面孔和敏捷的思路，说明他远远不属于这群昏庸无能的官僚之列。 作业班长们都不愿意讲话，他们几乎是从密密麻麻的会场里被硬拉起来讲话的。每当他们开始讲到自己的“案情”，主席台上就打断他们，请他们解释：为什么这里的囚犯们要杀人？罢工的目的是什么？……假如某个倒霉的班长试图认真回答这些问题，说明杀人的原因和囚犯们有些什么要求，那么，主席台上的几个人就会一起扑向他：你怎么知道的？那就是说你也和匪徒们有联系喽？请你说说他们是谁！！ 他们就是这样“正大光明地，以完全平等的态度”来判定我们所提的要求是否“合法”的…… 最经常打断囚犯班长们发言的就是那个高额头的坏蛋中校。他能言善辩，而且他与我们不同，他是处于不受惩罚的优越地位的。他善于用一些尖刻的话打断人们的发言。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局势：似乎他们在指责我们，而我们则在为自己辩护。 我禁不住怒火冲上心头，下决心要挫败他。我请求发言，报了自已的姓名（有人立即像回声一样把我的姓名向记录人员重复一遍）。我从长凳上站起来。我清楚地知道在座的囚犯中间不见得谁会比我能够更快地说出一个语法正确的完整句子。但是，我能够对主席台上这些人说些什么呢？这一点我却一点也没有想好。把我在这本书里写下的一切，把我们多年的苦役刑期中体验的和绝食中所思考过的一切全都讲给他们听吗？那与讲给大猩猩听没有什么区别。这些人仍然算是俄罗斯人，也还能听懂几个简单的俄语句子，诸如：“请允许我进去！”，“请允许向您报告！”之类。但是，当他们像目前这样坐次长桌子后面，排成一排，把他们那一张张同样都没有灵魂、没有思想、喂养得白白胖胖的嘴脸陈列在我们面前的时候，那就十分明显：他们早已完全蜕变成另外一种独特的生物，因而，我们和他们之间原来仅存的那一点点语言联一系也就无可挽回地断绝了。剩下来的唯一联系便是子弹的联系了。 只有那个长脸高额头的家伙还没有完全变成猩猩，他能听清并听懂我的话。我刚说了几句，他就企图打断我。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们之间展开了一场闪击对话比赛。 “你在哪儿劳动？” （请问，在哪儿劳动有什么相干？还不都是一样吗？） “在机械制造厂！”我扭头掷给他一句，立即更快地继续讲我原来要讲的话。 “就是制造刀子的那个地方吧？”他正面直接向我打来。 “不！不是。是修理步行式掘土机的地方！”我也毫不客气地旁敲侧击（我自己也不知道当时怎么会有这么清晰明快的思路）。 我迅速地、不停顿地继续阐述自己的意见，也是想让他们学会首先老老实实地听听别人讲话。 那个中校藏到桌后不作声了。可是，突然又从桌下跳出来咬了一口： “是匪徒们叫你来当代表的吧？” “不！是你们叫我来参加会的！”我也单刀直入，回敬一句，马上庆祝胜利似地继续讲自己的话。 后来这个家伙又跳出来两次，被我一一顶回之后才算完全沉默了。我胜利了。 胜利了，可是，为了什么呢？一年！我的刑期还剩一年。可这一年却压制着我，使我的舌头无法对他们说出他们应该听到的话。我本来可以在这时发表一篇不朽的演说，但是那样的话，明天我就会被枪毙。如果我的演说能够向全世界播送出来，即使明天枪毙我，我也还是会发表它的。但是，不，这里的听众太少了。 你只有斗争才能争取到自己的权利！ （就顺便说说这些车臣人吧。就哈萨克斯坦的情况而论，车臣人实在不受周围人的欢迎：他们粗鲁、凶猛、公开表示讨厌俄罗斯人。但是，只要肯吉尔人表现出一点点独立精神和勇敢气魄，就会立即争得车臣人的好感！所以，当我们感到人们不很尊重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检查一下自己的生活态度。） ……（不错，农庄附近的波利诺耶村里就有几座大粮仓，仓里的存粮年年增加，一直没有安排外运。但这批粮食已属于国家，不是农庄财产。周围的农民在饿死，却不肯从那粮仓里拿点粮食分给大家吃，因为那是国家的、农庄主席巴什科夫自作主张从仓库里给那些尚未饿死的社员每个人分了五公斤粮，他为此被判处劳改。粮食属于国家，缺粮只是这个集体农庄的事嘛！所以此事也不必在本书议论了。） （在我们国内，人们在谈到钱这个问题时总要使用一种不屑一提的语气，其实背地里还是在数着钞票的……） 如今，面对着他们所有的人，面对着这个无知的整体，该怎样进行辩驳呢？现在该怎样向他们解释呢？…… 要知道，真理似乎永远是羞怯的，在过于强大的无耻谎言的压力下，真理往往就沉默不语了。 由于国内长时期不能自由交流消息，在社会上整批整批的人们之间，几百万人与几百万人之间已经造成了下道互不了解的鸿沟。 我们简直不再是一个统一的人民了，因为我们大家确实在使用不同的语言讲话。 我们的社会状况酷似一个物理场。这个场的所有力线都从自由的一端引向暴政的一端。这些力线都十分稳定，它们像是深深嵌进去了、变成了化石，根本不可能使它们松动，不可能敲下或弄弯它们。任何进入这个场的电荷或物质都立即被轻易地吸向暴政那一端，简直不可能到达自由的一端，除非套上一万头公牛来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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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2-14 22:03:04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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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本阿弥光悦 (地球的黑洞里有个豪华的垃圾场)

  请看那些年代常有的情景。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省）正在进行。主持会的是接替不久前入狱的前休的新区委书记。在会议结束时通过致斯大林的效忠信。不用说，全体起立（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每当提到他的名字时大家也都一跃而起）。在这个小礼堂里“掌声雷动，转变为经久不息的欢呼”。三分钟，四分钟，五分钟，依然是掌声雷动，依然是转变为经久不息的欢呼。但是手掌已经发疼了。但是抬起的手臂已经麻木了。但是上了年纪的人已经喘不.. (更多)

  请看那些年代常有的情景。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省）正在进行。主持会的是接替不久前入狱的前休的新区委书记。在会议结束时通过致斯大林的效忠信。不用说，全体起立（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每当提到他的名字时大家也都一跃而起）。在这个小礼堂里“掌声雷动，转变为经久不息的欢呼”。三分钟，四分钟，五分钟，依然是掌声雷动，依然是转变为经久不息的欢呼。但是手掌已经发疼了。但是抬起的手臂已经麻木了。但是上了年纪的人已经喘不过气来了。但是连那些真心诚意崇拜斯大林的人也已经感到这种状况蠢不可耐了。然而，谁敢第一个停下来呢？那个站在台上刚宣读过效忠信的区委书记本可这样做。但他是刚上台的，他是来接替入狱的前任的，他自己也害怕呀！要知道在这里，在会场里，也有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站在那里鼓掌，他们注视着谁将第一个住手……于是在这个不知名的小礼堂里，在领袖不知道的情况下，掌声持续了六分钟！七分钟，八分钟……他们完蛋了！他们活不成了！他们已经停不下来了，直到心脏破裂倒在地下！在会场后排，在人堆里，还可以稍稍耍点滑头，拍得少些，不那么使劲，不那么狂热但是在主席台上，在显眼的地方怎么办呢？！本地造纸厂的厂长，一个独立不羁的坚强的人，站在主席台上，明知道这个局面的全部虚假性，明知道大家陷入了绝境，但也在鼓着掌！九分钟！十分钟！他愁眉苦脸地望着区委书记，但那个人却不敢停下来。发疯了！大家都发疯了！区的头头们怀着微弱的希望面面相觑，但脸上做出兴高采烈的样子，他们将继续鼓掌，一直到趴下，一直到用担架把他们抬出去！甚至到那时候，剩下来的人也不会动摇！……但造纸厂厂长在第十一分钟上恢复平常办事的神态，在主席团里自己的位置上坐了下来。于是啊，奇迹发生了！全场那种欲罢不能的难以形容的热情跑到哪里去了？大家同时在同一击掌声上停止了，也都坐了下来。他们得救了！松鼠猜到了该从转轮上跳出来！……

  然而，也就是这样发现独立不羁的分子，也就是这样把他们摘除。造纸厂厂长于当夜被捕。完全以别的理由很容易地就给他搞上了个十年。但是，当他在第二0六页（最后一页侦查笔录）上签了名以后，侦查员要他记住：

  “永远不要第一个停止鼓掌！”

  （那怎么办呢？那我们怎样停下来呢？……）

  这就是达尔文的物种天择。这就是用蠢事搞疲劳战术。

  今天正在制造着新的神话。凡是反映三七年的小说，或是提到三七年的文章，必定是叙述共产党领导干部的悲剧。众口采砾金，我们也不由得跟着以为三七三八监狱年被关进去的全是共产党大人物，好像此外没有别人。但当时抓起来的几百万人当中，党和国家的大官们怎么也超不过十分之一。甚至在列宁格勒排队探监送牢饭的，多半也是像卖牛奶的女人那样的普通妇女。

  从间接的统计资料中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且是有见证人的证实的：那些还没死光的住着被扫地出门的富农的“特别村”，一九三七年划入了群岛范围：或是迁入劳改营，或是就地圈为劳改区。因而，一九二九年那股大水流也汇入了一九三七年的水流，又给它增加了好几百万人。

  被那股洪流卷进并且半死不活地送上群岛的人们的成分是那么光怪陆离，因而谁要科学地找出规律性，恐怕要伤很大的脑筋（何况这些规律性是当代人不懂的）。

  那几年抓人的真正规律是数字的给定性，分级摊派，统一分配。每一个市、区，每一个部队都接到控制数字，并且必须如期完成。其余的一切那就要靠行动人员的门道了。

  前契卡人员亚历山大·卡尔加诺夫回忆说，塔什干接到电报：“即送来两百！”而他们刚刚扒拉过一遍，好像再也“无人”可抓了。尽管从区里送来了五十来个。主意有了！把民警机关抓起来的普通犯改定为五十八条！说到做到。但控制数字还依然没有达到！民警机关报告：吉普赛人在市里的一个广场上无法无天地搭起了帐篷，怎么办？主意有了！包围起来把十七岁到六十岁的男人统统作为五十八条扒进来！于是任务完成了！

  还有这样的情形，原来给沃舍梯的契卡人员（民警局长扎博洛夫斯基讲述）摊派的任务是在全共和国共枪决五百名，他们请求增加，又批给了他们二百三十名。

  这类稍稍加进一点暗语的电报是由普通电报局拍发的。在捷姆留克市，女报务员丝毫没有疑心地转告内务机关的总机：请于明日将二百四十箱肥皂送往克拉斯诺达尔。第二天一清早她就听到了大逮捕和发送犯人的消息从而猜出了其中的奥秘。她把接到那封电报的事告诉了女朋友。她当即就被抓了进去。

  （用“一箱肥皂”这个暗语代表“一个人”是完全偶然的？或许是因为他们熟悉肥皂的制造？……）

  当然，某些局部的规律性是可以理解的。逮捕入狱的有：

  我们在国外的真正间谍（这往往是一些最真诚的共产国际人员或契卡人员，许多是外貌动人的妇女。把他们召回祖国，在边境就抓起来，然后让他们同原先的共产国际上司，譬如说同米罗夫一科罗纳，当面对质。那个上司承认自己是为某个外国特务机关工作的，因而他的下属自动成为外国特务，而且越忠实，危害越大！）；

  中东铁路人员（所有中东铁路的苏联职员，包括妻子、子女和祖母在内，原来统统是日本间谍。不过应当承认，对他们的逮捕，几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了）；

  居住在远东的朝鲜人（流放去哈萨克斯坦）一这是按血统抓人的最初尝试；

  列宁格勒的爱沙尼亚人（全当作白色爱沙尼亚的间谍，只根据姓名就抓）；

  所有拉脱维亚步兵和拉脱维亚契卡人员是的，正是不久前构成契卡的骨干和骄傲的拉脱维亚人，革命的助产士！甚至还包括资产阶级拉脱维亚的共产党人，那是一九二一年把他们从那里交换过来的，从而为他们免除了可怕的拉脱维亚的两年至三年的徒刑。（在列宁格勒封闭了；赫尔岑研究所拉脱维亚分所；拉脱维亚文化宫；爱沙尼亚俱乐部；拉脱维亚中等技术学校；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文报纸入

  在一片喧闹声中大牌阵也不再摆下去了，还没抓完的，一概扒干净。已经无须再遮遮掩掩，这场游戏已经该结束了。现在从成片成片的流放地（例如乌发和萨拉托夫）把社会主义者们收监看押，全体一道审判，像一群群牲口似地赶向群岛的屠宰场。

  在以前的各条水流中从来没有忘掉知识分子，现在也没有忘记。只要有学生告密（“学生”和“告密”这两个词儿的结合听起来早已不觉得奇怪了），说他们的大学讲师老是引用列宁和马克思，而不引用斯大林，这就足以使讲师不再去讲下一堂课了。要是他根本不引用呢？……列宁格勒的中年一代和年轻一代东方学家都被关了起来。北方研究所的全体成员（除密工人员外）都被关了起来对中小学教员也没有小看。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制造了以省国民教育局长彼列利为首的三十名中学教员的案件，一条吓人的罪名是：在学校里举行新年松树游艺会是为了要烧掉学校！而在工程师们（已经是苏维埃一代的工程师，已经不是“资产阶级”的了）的脑门上棍棒以钟摆的均匀节奏打下来。由于矿层的某种扰乱两个迎头工作面没有相接，矿山测量员尼古拉·密尔古利耶维奇·米科夫为此得到了五十八条7，二十年！六名地质工作者（科托维奇小组）“因有意隐瞒地下锡储量（！就是说因未能发现这些储量！）以备德国人到来”（告密）五十八条7，各判十年。

  紧跟着主流的还有一条专流：妻子、家属！一般是党员高干的妻子，有些地方（列宁格勒）是一切犯人（不管是得到了“十年无通信权利”的，还是已经死了的）的妻子。对家属通常全都判给八年（仍然比被清算的富农轻些，并且子女仍允许留在大陆）。

  受害者成堆！受害者成山！内务人民委员部向城市发动的正面进攻：C·II·马特维耶娃在同一个浪头里，但因不同的“案件”，被抓走了丈夫和三个兄弟（四人中的三个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一名电工技师因他的工段上断了一根高压线，按五十八条7，二十年。

  彼尔姆工人诺维科夫被控准备爆破卡马河的桥梁。

  尤日阿科夫（也在彼尔姆）白天被捕，夜里来抓他的妻子。向她出示了一份名单，要她签字证明这些人都在他们家里开过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会（不用说，这是没有的事）。条件是答应放她回去照看三个孩子。她签了字，毁了所有的人，而她自己，当然，依旧留在牢里。

  娜杰日达·尤登尼奇因自己的姓氏而被捕。诚然，九个月后查明她并不是将军的亲戚，就放了她（咳，区区小事：在这期间她妈妈因着急而死去了）。

  在旧鲁萨市放映电影“列宁在十月”。某人注意到了一句话：“帕尔钦斯基应当知道这事！”而帕尔钦斯基是保卫冬宫的。一对不起，我们那里有个护士叫帕尔钦斯卡哑！把她抓起来！果然抓了。原来真的是他的老婆，在丈夫被枪决后她躲到这个偏远地区来了。

  包鲁什科兄弟（巴威尔、伊凡和斯捷潘）于一九三0年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从波兰来到自己的亲人这里。现在他们成了青年，得到了IIIII（间谍嫌疑），十年。

  克拉斯诺达尔市电车女司机深夜从车场步行回家，该她倒霉，在市郊从一辆陷住的卡车旁边走过，卡车边上有人忙碌着。它原来装满了尸体手和脚从防水布下露出来。她的姓名被记了下来，第二天就被捕了。侦查员问她看到了什么？她老实承认了（达尔文的物种天择）。反苏宣传，十年。

  名自来水工人每当播送没完没了的给斯大林的致敬信时总关上自己屋里的喇叭。（谁记得这些信呢？！日复一日，一连几小时，千篇一律的使人发昏！想必播音员列维坦能记得牢：他抑扬顿挫、充满感情地念过这些信。）邻居告了密（啊，这个邻居现今在哪里呀？），COg（社会危险分子），八年。

  一个识字不多的砌炉匠爱在空闲时间练习签字这使他在自己心目中提高自己的身份。没有空白的纸张，他就在报纸上签字。他在父亲和导师尊容上写了花体字的报纸，被邻居在共用厕所的纸篓里发现了。ACA（反苏宣传），十年。

  斯大林及其亲信们喜爱自己的肖像，用它们登满报纸，把它们繁殖几百万份。但苍蝇却很少尊重它们的神圣性，况且，报纸不加利用也未免可惜于是就有多少不幸的人在这上面得到了刑期。

  逮捕像流行病一样逐街挨户地蔓延。正如人们通过握手、呼息、接吻不知不觉间互相传染流行病菌一样，人们也是因握手、呼吸、街上相遇传染着致使对方遭逮捕的病菌。因为，如果你明天注定要招认你纠集了一个图谋在本市自来水中放毒的地下小组，而今天我曾在街上握过你的手那就是说我的命运也注定了。 (收起)

  2011-10-10 21:02:02   3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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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页

  二爷 (不触穷途当不返，醉后何妨死便埋)

  七年前，我在图书馆找到这本书时，莫名惊诧。以我们大学的性质居然可以有这种书，而且还是七十年代出版购进。因为没有看过其他版本，所以无从比较是否删节（诸如西线无战事之类的那是必然和谐版本）。 然而，然而，然而，就这这样，已经足够让我震撼。 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的感想一直伴随着我。。。抛开极端的残暴，对制度的针砭有着恍惚了时空的触目惊心。活在当下。 (更多)

  七年前，我在图书馆找到这本书时，莫名惊诧。以我们大学的性质居然可以有这种书，而且还是七十年代出版购进。因为没有看过其他版本，所以无从比较是否删节（诸如西线无战事之类的那是必然和谐版本）。 然而，然而，然而，就这这样，已经足够让我震撼。

  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的感想一直伴随着我。。。抛开极端的残暴，对制度的针砭有着恍惚了时空的触目惊心。活在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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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5-19 13:41:37   1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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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4页

  起床，走四方 (在愈人中自愈)

  普遍的无辜造成了普遍的无所作为 人民中最勤劳的一部分被铲除殆尽了 在一群人中，敢于站起来反抗的，往往是付出努力最多，最具良知，最勇敢的一批人，当这批人被清洗，被消除，留下的将是麻木的，“安分的”，可以直接编号的人…… 有时，被捕的主要感觉是如释重负，甚至……高兴，但这是发生在逮捕大流行时期；当四周正在把像你那样的人一个个抓起来的时候，而不知为了什么缘故却老不来抓你，不知为什么老是拖延——须知这种困... (更多)

  普遍的无辜造成了普遍的无所作为

  人民中最勤劳的一部分被铲除殆尽了

  在一群人中，敢于站起来反抗的，往往是付出努力最多，最具良知，最勇敢的一批人，当这批人被清洗，被消除，留下的将是麻木的，“安分的”，可以直接编号的人……

  有时，被捕的主要感觉是如释重负，甚至……高兴，但这是发生在逮捕大流行时期；当四周正在把像你那样的人一个个抓起来的时候，而不知为了什么缘故却老不来抓你，不知为什么老是拖延——须知这种困扰，这种煎熬要比任何逮捕都叫人受罪，而且这不仅对软弱的人是这样

  抵抗！为什么不见你们抵抗！ 是呀……抵抗本应从这里，从这一逮捕起就开始。 但没有开始

  有勇气再第一次审讯前逃跑的人,从来也不会遭到追捕和收到追究.谁要是留下来等待公正处理,谁就会得到刑期

  历史惊人的相似,这就好像是撞到人之后要捅死对方而不是送伤者去医院.

  集权政府对宗教的畏惧远大于对犯罪的畏惧.所以妓女可以相安无事的活着.而尼姑却难以重返家园 (收起)

  2011-04-18 19:13:18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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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40页

  fh200 (Mehr Licht)

  物理学上有一种阈限量或阈限现象。当自然界知道的、自然界暗定的某种阈限没有被越过时，根本不会有这类现象。不管怎样用黄光照射锂——它不放出电子，但微弱的蓝光一闪——电子便出来了（越过了光电阈限）！把氧冷却一百度，施加任何压力——仍是气态，不肯变化！但超过一百十八度——就流动了，变成液体。 　　看来，暴行也是一种阈限量。人一生动摇、辗转于善恶之间，滑倒，跌下，攀登，悔悟，重入迷途——但只要不越过暴行的阈... (更多)

  物理学上有一种阈限量或阈限现象。当自然界知道的、自然界暗定的某种阈限没有被越过时，根本不会有这类现象。不管怎样用黄光照射锂——它不放出电子，但微弱的蓝光一闪——电子便出来了（越过了光电阈限）！把氧冷却一百度，施加任何压力——仍是气态，不肯变化！但超过一百十八度——就流动了，变成液体。 　　看来，暴行也是一种阈限量。人一生动摇、辗转于善恶之间，滑倒，跌下，攀登，悔悟，重入迷途——但只要不越过暴行的阈限——他还有可能回头，而他本人也还在我们的希望之中。当他因作恶过多，或达到了某种程度，或因权力过大而突然越过了阈限——他便自外千人类了。而且也许是一会不复返了。 　　自古以来人们关于公正的概念总是包括两个方面：美德取胜，邪恶受罚。 　　我们有幸活到这样的时代，现在美德尽管没有取胜，但也不总是被狗追着咬了。挨过揍的、身子虚弱的美德，现在被允许穿着自己的褴褛衣衫走进屋里，在角落里坐下，只是别吱声。 　　然而谁也不敢提到邪恶。是啊，美德受过凌辱，但邪恶却没有存在过。是啊，有那么几百万人给干掉了，却没有应负罪责的人。谁只要吭一声；“可是那些……”——四面八方就会向他发出责备的、起初还是友好的声音：“您怎么啦，同志！为什么要去触动旧伤痕呢？！”（甚至对《伊凡·杰尼索维奇》，退休的蓝箍帽们也正是以此为理由加以反对：为什么要去触痛那些蹲过劳改营的人的伤处呢？应当爱护他们呀！）随后棍子就上来了：“嗤，没有整够的！给你们恢复名誉过头了！”

  电子书，页码无能啊 (收起)

  2011-03-30 17:41:56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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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卷，P29

  速溶猫 (一天一片是底线)

  这些亲身感受了二十四年共产主义幸福生活的人们，早在一九四一年就懂得了当时在世界其他地方还谁也不懂得的东西，即：在整个地球上，在人类全部历史中，还从来没有比布尔什维克的自称为“苏维埃”的制度更残暴、更血腥、同时又更狡诘奸诈的制度。他们懂得了，无论按其虐杀人数之多、延续年代之久、计谋策划之深思远虑来说，还是按其彻底统一化的集权性质来说，人世间的任何其他制度都不能和这个制度相提并论。甚至当时遮住了整个西... (更多)

  这些亲身感受了二十四年共产主义幸福生活的人们，早在一九四一年就懂得了当时在世界其他地方还谁也不懂得的东西，即：在整个地球上，在人类全部历史中，还从来没有比布尔什维克的自称为“苏维埃”的制度更残暴、更血腥、同时又更狡诘奸诈的制度。他们懂得了，无论按其虐杀人数之多、延续年代之久、计谋策划之深思远虑来说，还是按其彻底统一化的集权性质来说，人世间的任何其他制度都不能和这个制度相提并论。甚至当时遮住了整个西欧眼睛的希特勒制度，与此相比也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收起)

  2012-01-02 00:20:39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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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记

  错误101

  一个刚被捕者的心里有多少事儿在翻腾！——光这一点就足够写一本书。那里可能有着我们想都没有想到的感情。一九二一年逮捕十九岁的叶夫根尼娜-多雅林科的时候，三个年轻的契卡人员在她的床铺里、放衣物的五斗柜里东翻西找，她都不在乎：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会找到的。可是，突然他们碰了她连母亲都不会给看的隐秘日记——三个充满敌意的陌生青年一行行地读着她的日记。这件事对她的震撼，超过整个卢宾卡连同它的栅栏和地下室。在.. (更多)

  一个刚被捕者的心里有多少事儿在翻腾！——光这一点就足够写一本书。那里可能有着我们想都没有想到的感情。一九二一年逮捕十九岁的叶夫根尼娜-多雅林科的时候，三个年轻的契卡人员在她的床铺里、放衣物的五斗柜里东翻西找，她都不在乎：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会找到的。可是，突然他们碰了她连母亲都不会给看的隐秘日记——三个充满敌意的陌生青年一行行地读着她的日记。这件事对她的震撼，超过整个卢宾卡连同它的栅栏和地下室。在许多人说来，逮捕对这种私人感情和眷念的伤害，可能要比监狱的恐惧或政治思想强加于他的强烈得多。一个内心对暴力未做准备的人在暴力行使者面前总是弱者。 他们还希望有一个平安的结局，怕一叫喊就坏了事（因为我们没有得到来自阴曹地府的消息，我们不知道从刚一抓起来的时候起，对我们的命运已按最坏的方案作了决定，因而再也不可能把它变得更坏了）。其他一些人还没有成熟到懂得构成向群众呐喊的内容的那些概念。须知只有革命家，他的口号才在唇上，到时候便会脱口而出，而一个驯顺的、毫不相干的庸人，这种口号从何而来呢？他干脆不知道他该叫喊什么。最后，还有这样一类人，他们胸中积郁太深，眼见的世事太多，怎能在几声不相连贯的叫喊中把一湖之水倾吐出来。 我，我之所以默不作声还有一个原因：这些站立在两条滚动电梯上的莫斯科人，对我说来还太少——太少了！这里能听到我号叫的有两百人，就算两百人再加一倍，那么两亿人怎么办呢？……我模模糊糊地感到，有朝一日我将向两亿人呼喊…… 暂时，我没有开口，滚动电梯不可遏止地把我拉向地狱。 我在猎市大街也还将保持沉默。 在大都会饭店附近也不会叫喊。 在耶稣殉难地卢宾卡广场也不会挥动双手…… 战争已经在德国进行了三个星期，我们大家都清楚地知道：要是这些姑娘是德国人——就可以把她们强奸，然后开枪打死，这几乎会是一种战功；要是她们是波兰女人或者是我们的被驱赶来的俄罗斯女人——那至少可以赶着她们赤身露体地在菜园子奔跑，拍拍大腿——开个玩笑嘛，岂有他哉。 富农这个像抽人的鞭子似的术语的含义不可遏止地膨胀着，到一九三0年的时候，已经一般地把所有坚实的农民经济上坚实的，劳动上坚实的，甚而不过是信念上坚实的农民，都冠以这样的称号。富农的外号被利用来打碎农民的坚实性。我们回想一下，就会醒悟过来：颁布了伟大的土地法令没有这个法令农民便不会跟布尔什维克走，十月革命便不会胜利。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了。农民从红军回来，纷纷奔向自己争得的土地，从那时起总共才过了九年。忽然又分成什么富农、贫农。这是怎么造成的？有时是家庭人手的多寡造成的。但主要原因不是勤劳和顽强吗？俄国在一九二八年靠吃这些农民的粮食活过来，而现在本地的败家子和外来的城里人都冲上去消灭这些农民。兽性一发作，失去了关于“人类”的任何观念，失去了几千年养成的人的悟性开始把最好的庄稼汉连同家属一起抓起来，把他们两手空空、一身精光地扔到荒无人烟的北方，扔进冻土带，扔进泰加林。 请看那些年代常有的情景。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省）正在进行。主持会的是接替不久前入狱的前休的新区委书记。在会议结束时通过致斯大林的效忠信。不用说，全体起立（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每当提到他的名字时大家也都一跃而起）。在这个小礼堂里“掌声雷动，转变为经久不息的欢呼”。三分钟，四分钟，五分钟，依然是掌声雷动，依然是转变为经久不息的欢呼。但是手掌已经发疼了。但是抬起的手臂已经麻木了。但是上了年纪的人已经喘不过气来了。但是连那些真心诚意崇拜斯大林的人也已经感到这种状况蠢不可耐了。然而，谁敢第一个停下来呢？那个站在台上刚宣读过效忠信的区委书记本可这样做。但他是刚上台的，他是来接替入狱的前任的，他自己也害怕呀！要知道在这里，在会场里，也有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站在那里鼓掌，他们注视着谁将第一个住手……于是在这个不知名的小礼堂里，在领袖不知道的情况下，掌声持续了六分钟！七分钟，八分钟……他们完蛋了！他们活不成了！他们已经停不下来了，直到心脏破裂倒在地下！在会场后排，在人堆里，还可以稍稍耍点滑头，拍得少些，不那么使劲，不那么狂热但是在主席台上，在显眼的地方怎么办呢？！本地造纸厂的厂长，一个独立不羁的坚强的人，站在主席台上，明知道这个局面的全部虚假性，明知道大家陷入了绝境，但也在鼓着掌！九分钟！十分钟！他愁眉苦脸地望着区委书记，但那个人却不敢停下来。发疯了！大家都发疯了！区的头头们怀着微弱的希望面面相觑，但脸上做出兴高采烈的样子，他们将继续鼓掌，一直到趴下，一直到用担架把他们抬出去！甚至到那时候，剩下来的人也不会动摇！……但造纸厂厂长在第十一分钟上恢复平常办事的神态，在主席团里自己的位置上坐了下来。于是啊，奇迹发生了！全场那种欲罢不能的难以形容的热情跑到哪里去了？大家同时在同一击掌声上停止了，也都坐了下来。他们得救了！松鼠猜到了该从转轮上跳出来！…… 然而，也就是这样发现独立不羁的分子，也就是这样把他们摘除。造纸厂厂长于当夜被捕。完全以别的理由很容易地就给他搞上了个十年。但是，当他在第二0六页（最后一页侦查笔录）上签了名以后，侦查员要他记住： “永远不要第一个停止鼓掌！” （那怎么办呢？那我们怎样停下来呢？……） 还需要继续列举吗？还要举很多吗？游手好闲、饱食终日、毫无人性的人们有什么东西发明不出来呢？ 我的兄弟！不要责怪那些因此失足的人，不要责怪那些成为弱者而在不该签的东西上签了名的人……不要向他们扔石头。 不过且听我往下说。无需这些刑讯，甚至无需最“轻便”的方法，就可以从大部分人取得供词，就可以把毫无防备的、挣扎着想回到自己暖窝去的羊羔用铁牙咬住。力量和处境的对比太悬殊了。 你，甲，和你的朋友乙，彼此多年相识，彼此完全信得过，在见面时敢于谈谈大大小小的政治问题。并且没有任何别人在场。也没有任何人能偷听你们。你们彼此也没有告发，绝没有。 可是你，甲，不知怎么地被列入了计划，被揪着耳朵拉出羊群，关进监狱。由于某些原因，其中也许包括某人告了你的密，包括你为自己亲人担心，包括稍稍的缺觉，包括小小的禁闭室，你决定自己破罐子破摔了，但决不咬别人。于是你便在四个笔录上签名招认了，说你是苏维埃政权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因为你讲过关于领袖的笑话，希望第二候选人当选，所以你走进投票室里去想把选票上唯一的那个人涂掉，但是墨水瓶里没有墨水。还有，你的收音机有十六米的波长，你竭力想透过干扰从西方广播里听出一点什么。你的十年是保证不成问题了，然而肋骨却完整无缺，肺炎暂时也还没有，你也没有出卖任何人，好像你应付得挺聪明。你已经在监室里表示，对你的审问想必很快就要终结了。 但是你看！侦查员不慌不忙地欣赏着自己的笔迹，开始填写第五号笔录。问：你同乙是否交过朋友？是。你在政治问题上同他无话不谈吗？不，不，我不相信他。但你们经常见面吧？不很经常。嘿，怎么不很经常？根据邻居的陈述，仅仅最近一个月，某日，某日，某日，他就上你那里去过。去过吗？好吧，也许是这样。邻居注意到，你们从来不喝酒，不喧嚷，讲话很轻，走廊里都听不到（啊，朋友们，喝酒吧！打碎酒瓶吧！骂娘骂的声音响些！——这会使你们不受嫌疑！）——嗯，这又怎么啦？——而且你也上他那里去过，你在电话里说：我们俩那天过了一个内容充实的夜晚。后来，在十字路口又看到你们在一起，你与他在大冷天站了半个小时，你们脸色阴沉，露出不满的表情，这里恰好有你们会见时的照片。（特务的技术，我的朋友们，特务的技术！）那末，-一你们在这次会见时谈论些什么？！ 谈论些什么？！……这是个要害问题！第一个想法——你忘记了你们谈论些什么。难道你非记住不可吗？好，就算忘记了第一次谈话。难道第二次也忘了！第三次也忘了？甚至那个内容充实的夜晚也忘了？还有-一在十字路口，还有同丙的谈话呢？还有同丁的谈话呢？不，你想，“忘了”-一这不是出路，这上面站不住脚。于是，你那受到逮捕的震荡的、因恐惧而受伤的、由于缺觉和饥饿而变昏沉的脑子，便上下求索，以期找到一套巧妙的比较近乎情理的说法来把侦查员蒙混过去。 谈论些什么？！如果你们谈论了冰球（这在一切场合都是最太平无资的，朋友们！），谈论了女人，甚至谈论了科学，那还好，可以复述一遍（科学——距冰球不远，只是在我们的时代，科学中的一切都是保密的，因此可能会粘上关于泄露机密的法令）。可是如果实际上你们谈论了城里最近又在抓人？谈论了集体农庄？（当然说集体农庄里不好，因为谁会说它们好呢？）谈论了降低计件工资额？瞧你们在十字路口板了半小时的面孔——你们在那里说了些什么？ 也许，乙已经被捕（侦查员向你担保说——一是的，并且已经把你供出来，现在就要把他带来当面对质）。也许他正泰然自若地坐在家里，但马上就会从那儿给拉去审讯，并会同他核对你们那时在十字路口板着脸说了些什么？ 现在，事过之后，你才明白：生活是这样的，当你们每次分手时，你们都应当商量好并牢牢记住：我们今天到底说了些什么？那时，不管怎么审问，你们的供词就会口径一致。但是你们没有说好？你们毕竟没有设想到，这是怎样的热带丛林。 说你们约好去钓鱼？而乙却可能说根本没有谈过什么钓鱼，说的是函授教学。你非但不会顺利通过侦查，反而会把结子系得更紧：说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 你闪出一个念头-一成功的还是致命的？——应当说得尽可能接近于真实情况（当然，要磨平一切棱角，去掉一切危险的东西）——一人们不是说，谎话永远应当说得接近真实吗。也许，乙也能想到该这么办，说出些离这不远的话，双方供词在某些方面能碰上头，于是就不再纠缠你们。 过了许多年你会明白过来，这是一种完全不明智的想法，装成一个难以置信的大傻瓜要正确得多：我自己过的日于一天也记不得，就是打死我也记不得。但你是三昼夜没有睡觉。你费好大劲儿才能留意自己的思想，留意在脸上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况且不给你一分钟思考的时间。况且一下子两个侦查员（他们喜欢彼此往来串门）缠住你不放；说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 于是你就供述：谈到集体农庄（还没有完全上轨道，但很快就会上去），谈到降低计件工资额……究竟说了些什么？说对降低感到高兴？但这不是正常人说的话，又会搞得不像真的。要完全像真的，得这样说；发了点小牢骚，说工资额卡得紧了点。 而侦查员是亲自作笔录的，他译成自己的语言：在我们这次会晤时，我们诋毁了党和政府的工资政策。 将来有一天乙会责怪你：哎，笨蛋，我说的是-一我们约好了去钓鱼…… 但你是想比你的侦查员更狡滑、更聪明！你有迅速敏锐的思想！你是知识分子！于是你就弄巧成拙了…… 在《罪与罚》里，波尔菲利-彼得罗维奇对拉斯科尔尼科夫说出了一个非常透彻的看法，这个看法只有自身经历过这种猫捉老鼠游戏的人才能得出来-一他说，跟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打交道，无需我替你编造案情，你们自己就会编造好了现成地给我端上来。是啊，正是如此！有知识的人不会做出契河夫笔下的《歹徒》那样妙不可言的牛头不对马嘴的回答。人家说他犯了什么罪，他总要努力编出一套故事，不管怎么假，总会是有头有尾的。 骄傲在心中增长起来，像猪身上的肥膘一样。 我向下属发出一个个不容争辩的命令，坚信再不能有比之更好的命令了。甚至在火线上，处在死亡好像使我们人入平等的地方，我的权力使我相信，我是高等的人。我坐着听取他们“立正”站着报告。打断他们的话，作指示。对那些论年纪能当我父亲或祖父的人，我以“你”相称（他们当然称我为“您”）。派他们钻到枪林弹雨下去接通打断的电线，只是为了高级长官不致责备我（安得烈雅申就是这样牺牲的）。我吃自己的军官黄油加饼干，毫不思考为什么我该有这样的东西而士兵却没有。我当然有一个勤务兵（说得好听点叫通讯员），我给他添了无数的麻烦，支使他照管我的生活，为我单独做和士兵不一样的饭食（卢宾卡的侦查员倒是没有这种通讯员，这点对他们没话可说）。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就迫使士兵们为我弯腰挖特殊的地下掩护所，顶上铺些较粗的圆木，好让我舒服而安全。啊，对不起，在我的炮兵连里，也有过禁闭室，不错！——就是设在树林里的那东西吧？——也是一个坑，当然要比戈罗霍维茨的陷阱好一些，因为是有遮盖的，还能吃到士兵的口粮，维尤什科夫因为丢掉马在那里蹲过，还有波普科夫因为瞎摆弄卡宾枪也在那里蹲过。啊，真对不起，还想起一件事来：当兵的用德国皮（不是人皮，木，是司机坐垫上的皮）给我缝制了一个图囊，却没有皮带。我正发愁。他们无意中在一个游击队政委（当地区委里的人）身上看到了正合适的一条皮带——就把它卸下来了：我们是正规军嘛，我们高人一等！（记得那个行动人员先琴科吗？）最后，还有那个鲜红色的烟盒也是我夺来的，怪不得我牢记着被人夺走的情景…… 瞧，肩章会把人变成什么样子。祖母在圣像前的谆谆告诫都到哪儿去了呀！还有少先队员关于未来神圣的平等的幻想都到哪里去了！ 因此，当反间谍人员在旅长的指挥所里从我身上撕下这一对可诅咒的肩章，卸下皮带，连推带搡地把我带出去上他们的汽车时，尽管我整个命运已经完蛋了，我仍然为一件事不安：我在这种被罢官的状态中怎能走过电话员们的房间呢——我这副样子不应当让列兵们看到！ 在被捕后第二天，就开始了我的徒步的弗拉基米尔之旅。一批被抓获的人犯从集团军反间谍机关发送到方面军反间谍机关。从奥斯特罗德押送我们步行走到布罗德尼茨。 把我从禁闭室带出去列队时，那里已经站着七名囚犯，排成三对半背向着我。其中六人穿着破旧不堪的饱经风霜的俄国士兵大农，背上用洗不掉的白漆刷着“SU”两个大字母。意思是“SovietUnion”（苏联），我已经知道这个标记，不止一次地在那些带着又悲伤又抱歉的神色拖着沉重的步子朝着解放了他们的队伍迎面走来的我们俄国战俘的背上看到过。他们被解放了，但是在这种解放中没有相互的欢乐，祖国同胞们用那种比对待德国人更阴郁的眼光斜视着他们，而在不远的后方，他们遭遇到的将是：被关进监牢。 第七名囚犯是一个德国平民，穿着一套黑衣服，黑大衣，黑呢帽。他已经五十开外了，个子高高的，保养得很好，有着一张吃白净粮食养成的白净的脸。 我排在第四对，押解队长鞑靼人军士用头示意，要我拿起放在一旁的我那只贴上封条的箱子。在这只箱子里装着我的军官用品以及在我目睹下取得的判我的罪用的全部书面证据。 怎么说——拿箱子？他，一个军士，想要我这个军官拿着箱子走？就是说，拿着新的内务条令禁止的大件物品走路？而旁边却空手走着六名列兵？还有——一名战败民族的代表？ 我没有那么复杂地向军士表达这种种想法，只是说： “我是一个军官。让德国人拿吧。” 听到我的话，囚犯中没有一个转过身来：转身是禁止的。只有和我并排站着的那个，也是SU，惊异地瞟了我一眼（当他们离开我们军队的时候，这个军队还不是这样子的）。 然而，反间谍机关的军士并没有感到惊异。虽然，我在他的眼里当然已经不是军官，但他和我所受到的训练是相同的。他把那个毫无过错的德国人叫过来让他拿箱子，好在他连我们的话也听不懂。 我们其余的人，都把手背了起来（战俘连一个小背包也没有，他们空手离开祖国，空手回到祖国），于是由四对人排成的我们这个纵队便出发了。我们不会和押解人员交谈，而彼此谈话，无论走路、休息或宿夜的时候……都是完全禁止的。我们这些受侦查的人，应当像是带着无形的壁障走路，好像每个人都憋在自己的单人监室里头。 正是变化无常的早春天气。一会地薄雾弥漫，即使在坚硬的公路上走，靴子底下也令人心烦地扑哧扑哧响着稀泥。一会儿大空明朗起来，淡黄色的柔和阳光，好像对自己的赠赐还不很有把握似的，温暖着几乎已经化了雪的丘岗，使得我们应当离开的这个世界，看上去好像是透明的。一会儿突然刮起一阵恶风。从黑云中撒下似乎已经不是白色的雪片，冰冷地扑打到脸上、背上、脚下，湿透了我们的军大衣和包脚布。 前面是六个背影，固定的六个背影。有时间去反复细看这些弯弯扭扭的丑恶烙印SU和德国人背上发亮的黑衣料。也有时间去反复思量过去的生活和认清现在。而我却不能。迎头挨了一棍后——我对现在已经认不清了。 六个背影。在它们的晃动中既没有赞同，也没有责怪。 德国人很快就累了。他把箱子不断地倒手，一手按住胸口，向押解人表示已经拿不动了。这时，和他并排的战俘，天晓得他刚刚在德国俘虏营中尝过什么滋味（或许也感受过仁慈）——自愿地拿起箱子提着走了。 然后其他的战俘也都不用押解人员的命令轮流拿了箱子。然后又是德国人。 但我除外。 而谁也没有对我说一个字。 有一次，我们遇到了长长的一列没有载货、的马车队。驭手们好奇地回头观望，有的在车上站起来，瞪大眼睛瞧着。很快我便明白了，他们的活跃和痛恨表情是冲我来的——我跟其余的人有显著的区别：我的军大衣是新的、长长的、照身材缝制的，领章还没有拆下来，没有割下的钮扣在露出云层的太阳光下闪烁着廉价的金光。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我是一个军官，新鲜的，刚被抓起来的。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军官的垮台使他们感到快意的激动（正义感的某种余迹），但更大的可能是他们被政治讲话填满了的脑袋里容纳不下一个想法：他们的连长也能这样一下子被抓起来的。于是便一致断定，我是从那边来的。“弗拉索夫畜牲，落网了吧？！枪毙他，这条毒蛇！！”——驭手们怀着后方的愤怒（最强烈的爱国主义总是在后方）狂热地大声叫喊，同时还夹进了许多骂娘的话。 我被他们想象为一个什么国际恶棍，然而到底给逮住了——于是现在前线的进攻就会进展得更迅速，战争就会结束得更快。 我能回答他们些什么呢？一句话都禁止我说，而我却应当向每个人说明全部生活。我怎样才能使他们明白我不是潜入的破坏分子，我是他们的朋友，为了他们我才在这个地方？我便微笑起来……我朝他们那边瞧，我从起解的囚犯队伍里向他们微笑！但是，我露出的牙齿在他们眼里要比嘲笑更坏，于是他们便更加激烈、更加狂热向我发出侮辱的喊叫，并且挥拳威胁。 我微笑着，我感到自豪的是，我的被捕并不是因为偷窃，并不是因为背叛祖国或者临阵脱逃，而是因为以猜想的力量看透了斯大林的恶毒的秘密。我微笑着，因为我想要并且也许还能稍稍改正一下我们俄国的生活。 然而，这个时候我的箱子却由别人拿着…… 我甚至对此并不感到内疚！如果走在我旁边的那个陷塌的脸上两星期来已长满柔软的茸毛、眼神充满痛苦感受的人，当时用清清楚楚的俄语责备我，说我求助于押解人员是降低了自己囚犯的荣誉，说我使自己凌驾于别人之上，说我傲慢自大——那我是不会理储他的！也许我干脆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要知道我是一个军官呀！ 如果我们中间的七个人注定要在途中死去，而第八个可以被押解人员救出来——那末有什么能妨碍我喊出： “军士！救我。我是军官！ 请看，什么叫做军官，即便他的肩章并不是蓝色的！ 如果肩章还是蓝色的呢？如果他被灌输了他是军官中的位使者的思想呢？如果他被灌输了这种想法，即他比别人更受信任，他比别人知道的更多，因此他就应当让受侦查人的脑袋夹在两腿中间并在这种状态中把他塞进管道去呢？ 干吗不塞呢？…… 我自以为具有无私的自我牺牲精神。然而却是一个完全培养好了的刽于手。要是我在叶吉夫时期进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学校——那末在贝利亚时期不是正好适得其位了吗？…… 如果有读者期待这本书将是一种政治上的揭发，那就请他在这里合上吧。 如果是那么简单就好了！在某个地方有一些坏人，阴险地干着坏事，只须把他们同其余的人区别开来加以消灭就行了。但是，区分善恶的界线，却纵横交错在每个人的心上。 谁能消灭掉自己的一小块心呢？…… 在一颗心的生命过程中，这两条线交混在那里，有时为得意扬扬的恶所挤满，有时则为苏醒起来的善腾出地盘。同一个人，在其不同的年龄，在不同的生活处境下——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有时接近于魔鬼，有时接近于圣者。而名字则是不变的。于是我们就把一切都写在他帐上了。 苏格拉底”给我们的遗言是：认识自己！ 思想体系！——它使暴行得到所需的辩解，使坏人得到所需的持久的坚强意志。那是一种社会理论，这种理论使他能够在自己和别人面前粉饰自己的行为，使他听到的不是责难，不是咒骂，而是颂扬和称誉。宗教裁判者的精神支柱是基督教征服者——是使祖国威名远扬，殖民主义者——是文明，纳粹分子——是人种，雅各宾派和布尔什维克（早期的和晚期的）——是后代的平等、博爱、幸福。 由于思想体系，二十世纪遭逢了残害千百万人的暴行。这些暴行是不能否认的，不能回避的，不能闭口不言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敢坚持说恶人是没有的呢？这千百万人是谁消灭的呢？要是没有恶人，群岛就不会存在。] 那我们怎么办呢？……将来我们的后代会把我们这几代人称作窝囊废的几代：我们先是乖乖地让人家成百万地毒打，然后我们又关切地照料杀人犯过一个平安的晚年。 就让我们宽大为怀吧，我们不枪毙他们，不灌他们盐水，不把臭虫撒在他们身上，不上勒口做“燕子飞”，不让一星期站着不睡觉，不用皮靴踢他们，不用橡皮棍打他们，不用铁环箍脑瓜，不把他们塞进监室像行李那样撂起来——不做他们做过的任何事！然而，在我们的国家面前，在我们的子女面前，我们必须把他们统统找出来，统统加以审判！审判的与其说是他们，不如说是他们的罪行。要设法做到使他们每一个人至少大声说出： “是，我曾是刽子手和杀人犯。” 一夜不受干扰的睡眠比世上一切遭遇都更为重要！ 这是怎么回事？——斯大林？但是把一切都算在斯大林一个人帐上、算在他那两只短手的帐上不太多了吗？结论只做一半——等于没有做。那其余的人呢？斯大林左右的、下面的、祖国各地的——总的说祖国允许用她的名义讲话的那些人们呢？ 普希金向往的是否就是这种境界呢： “我要活，为了思索和受难！” 我们正是在受难，在思索，我们的生活中再没有别的东西。而抵达这个理想境界却原来是那么容易啊…… 通过我们的窗户和卢宾卡其他监室以及莫斯科所有监狱窗户的笼口上面的空间，我们这些过去的俘虏和过去的前线军人，也望着那焰火纷飞的、被一道道探照灯光划破的莫斯科天空。 鲍里斯-加麦罗夫是一个年纪很轻的反坦克手，他因为重残（肺部受了不能治愈的伤）而退伍复员，现在和一批大学生一起被捕入狱。这天傍晚，他蹲在一间人数众多的布蒂尔卡监室里，那间屋里有一半人是当过俘虏的人和前线军人。他用寥寥的八行诗，用最日常的语句，描写了这最后的一次礼炮：诗里讲他们如何已经在板铺上躺下，盖上了军大衣，如何被吵醒；抬起头来，眯着眼睛望了望笼口：噢，放礼炮，便又躺下了。 “又盖上了军大衣。” 就是那些沾满了战壕泥土、青火灰烬、被德国弹片撕破的军大衣。 那个胜利不是我们的。那个春天不是我们的。 用作基础的石头只能在下头呻吟和受压，大厦落成时却没有它们的份儿。但是，那些毫无意义地被抛弃了的、曾注定要用脑门、用肋骨去承受这次战争的最初打击从而防止了别人胜利的人们，连当一块基石的要求也被拒绝了。 “欢乐的声音对背叛者有何意义？”…… 一九四五年我国各个监狱中的那个春天主要是俄国被俘人员的春天。他们像大洋里的鲜鱼，聚成一大片一大片的密密麻麻的灰色鱼群，游过苏联的各个监狱。尤里-叶夫图霍维奇的出现是我同这个鱼群的第一次照面。而现在我已经被它们连成一大片的，好像有固定方向的运动从四面八方包围起来。 通过那些监室的不光是我国被俘人员-一当时出现了一股所有到过欧洲的人员的水流：有国内战争时期的流亡者；有新德意志军中的“东方兵”；有观点太激烈太出格的红军军官，斯大林担心他们远征欧洲之后产生引进欧洲自由的念头，出现一百二十年前他们的前辈做过的那种事。但最多的还是我的同龄人，甚至不是我的而是十月革命的同龄人，他们与十月革命同时诞生，一九三七年没有受到什么牵扯，成群结队地参加过二十周年游行，他们的年龄在战争开始时正好使他们成为几星期内就被打得稀烂的那支军队的骨干。 因之，胜利进行曲声中度过的那个令人疲倦的狱中之春，成了我们这一代人受惩罚的春天。 只有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红军中服役的军人是不许被俘的——条令中就这样写着（德国兵从自己的战壕中叫喊：“伊万，俘虏没有！”），是啊，谁能设想得出这一条的整个含义呢？！有战争，有死亡，却没有俘虏！——真是新发明！这就等于说，你去死吧，我们却要活着。但哪怕你是丢了腿，如果你拄着双拐活着从俘虏营回来（列宁格勒人伊万诺夫，芬兰战争中的机枪排长，后来关在乌斯特魏姆劳改营）——那我们就将审判你。 只有被祖国抛弃了的、在敌人和盟友眼中最无价值的我国士兵，才会去吃第三帝国后院里发给的猪食。只有他，回家的大门被关得死死的，虽然年轻的心灵努力不去相信，有一个什么五十八条1一乙，在战时根据这一条给的刑罚没有轻于枪决的！一个士兵如果不愿死于德国的子弹，因为这事他就应当从俘虏营中出来后死于苏联的子弹！有人死于他人之手，而我们则应死于自己人之手。 因此，在俄国战俘面前有些什么样的道路呢？合法的道路只有一条：躺下来让人在你身上践踏。每一株小草都要用脆弱的茎寻找出路以便活下去。而你却躺下任人践踏吧。 ……在我们那种残忍而绝对的区分两类人的原则的支配下，我们能做到吗？例如，“不和我们站在一起的人，就不是我们的人”——那种人就只应受到蔑视和消灭。 俄国解放军不是简单地对美军投降，而且是祈求他们受降，只要保证不引渡给苏联。不理解大政治的美国中级军官有时也天真地答应了他们。（后来所有这些诺言都违背了，把俘虏们欺骗了。）但是整个第一师（皮尔森，五月十一日）还有差不多整个的第二师都被美军以武力拒之门外：拒绝俘虏他们，拒绝放他们进入自己的占领区：在雅尔塔丘吉尔和罗斯福签署了必须遣返所有苏联公民特别是战俘的协议，协议里没提遣返是自愿还是强迫的问题，因为地球上还有什么样的地方，还有什么样的祖国是它的儿女们．不愿意自愿返回的？在雅尔塔的签字笔里浓缩了西方的全部近视。 美军不受降，而苏联坦克只差几公里就开到了。只剩下或是打最后一仗，或是……布尼亚琴科和兹维廖夫（第二师）做了相同的部署：没有打。（这也是俄国人的性格：说不定？……终归是——自己人嘛……我从狱中听来的故事里知道许多这种贸然的喝醉酒似的向——自己人投降的情形。五月十二日全副武装的全员的第一师奉命开进森林：“解散！”穿上老百姓的衣裳，撕掉等级标志，烧毁文件，开枪自杀。夜间开始了苏联军队的围捕。约一万人被击毙和活捉，其余冲入美军占领区，但其中一大部分被移交给苏联军队，第二师、空军、各独立支队的人情况也一样。另有一些人在美国战俘营里蹲了好多个月（米安德罗夫一批人）。不知道是美国人的轻蔑，还是暗示他们“自行逃散”，仍像以前德国人那样要他们挨饿，用脚踢，用枪托打——而看守得很松。有人逃跑，但很大一部分人留下了！是对美国的信任吗？相信美国人不可能出卖他们吗？他们已经被苏联的宣传员，被自我谴责，被意志消沉瓦解了，他们留着等待自己可怕的命运，——于是一批接一批地，将军们，军官们，士兵们，在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六年，被移交给苏联去惩办了。（一九四六年八月二日苏联报纸公布了最高法院军事厅对弗拉索夫及其十一名亲信的判决：处以绞刑。）同在一九四五年五月，英国在奥地利也完成了一项忠于盟友的步骤（出于惯常的谦逊在我国没有公布）：他们把从南斯拉夫突围出来的哥萨克兵团（四至五万人）引渡给了苏军司令部。这次引渡具有符合传统的英国外交特点的阴险性。情况是，哥萨克们决心拼个你死我活，或者跑到大洋以外，哪怕到巴拉圭，哪怕到印度支那，就是不愿活活地投降。而英国人给他们提供丰厚的军粮，发给上好的英国军服，答应可在英军中服务，已经在进行检阅。因此当他们以统一装备为借口要哥萨克们交出武器时没有引起怀疑。五月二十八日把骑兵连长以上全体军官（超过两千人）单独召集到尤登堡市，好像是去和亚历山大陆军元帅商议部队前途问题。在途中军官们就上了当，被严密看守起来（英国人打得他们头破血流），然后让车队一步步地被苏联坦克包围，然后在尤登堡城内开进“乌鸦车”的半圆阵，手持名单的押解队已经站在“乌鸦车”的旁边了。被引渡的将军中大部分是俄国侨民，他们是美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盟友。国内战争期间英国人没来得及酬谢他们，现在还债了。随后几天英国人照样用欺骗手段把普通士兵也引渡了——装进围了带刺铁丝网的列车。（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七日，苏联报纸公布了将彼得-克拉斯诺夫、施库罗及另外几名将军处绞刑的消息。） 与此同时，从意大利来了一支三万五千人的辎重队“哥萨克野营地”，停在德拉瓦河边的林茨山谷。那里面有参加战斗的哥萨克，但有许多老人、小孩和妇女——他们全都不愿意返回哥萨克家乡的河畔。然而英国人的心并没有颤抖，也并非他们的民主理性受到蒙蔽。英国警备司令官戴维斯少校（他的名字现在至少一定会写进俄国历史的），一个需要时亲切得酥软、需要时残酷无情的人，在用欺骗手段弄走了军官们之后，公开宣布六月一日强迫引渡。成千人用齐声呐喊回答他：“我们不去！”难民营上空出现了黑旗，在行军教堂里进行着不间断的祈祷仪式：活人们为自己作安灵弥撒！……开来了英国坦克和士兵。通过扩音器命令坐进卡车。人群唱着安灵曲，神父们举起了十字架，年轻的在老人、妇女和儿童们四周组成了人墙。英国人用枪托和棍棒殴打他们，把人们硬拽出来，扔进卡车，受伤的装进口袋扔上去。神父站的木台被后退的人群挤垮了，后来难民营的围墙也垮了，人们涌到德拉瓦河的桥上，英国坦克切断了道路，有些哥萨克全家投河自尽，英国部队在四郊抓捕和枪杀逃亡者。（在林茨保留着被打死和踩死者的墓地。） 就在这几天之内，英国人同样阴险和无情地把几千名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政敌（他们一九四一年的盟友）交给南斯拉夫共产党——由他们不经审判地枪毙和消灭。 在有着独立报刊的自由的大不列颠，到目前为止的二十五年来没有一个人愿意讲述这件出卖行为，没有引起社会的警觉。 罗斯福和丘吉尔在本国被奉为政治智慧的标杆而备受尊崇，有朝一日英国可能会布满这位伟人的纪念碑。而在我们眼里，在俄国监狱里的谈论中，这两人一贯的近视甚至愚蠢却是令人吃惊地明显。从四一年费劲地磨到四五年，他们怎么竟没能使东欧的独立得到任何保证？他们怎能为了四国共管的柏林这样一个滑稽可笑的玩艺（他们将来的致命弱点）而把萨克森和图林根的广大地区交出去？他们有什么军事的和政治的理由要把几十万坚决不愿投降的武装的苏联公民交到斯大林手里去送死？据说这是他们付给斯大林保证参加对日作战的代价。手里已经有了原子弹，却向斯大林付出代价，为了让他不拒绝占领满洲、在中国巩固毛泽东、在半个朝鲜巩固金日成！……这难道不是政治盘算上的低能吗？后来当米科瓦伊奇克被挤走，贝奈斯和马萨里克也完了蛋，柏林被围困，布达佩斯的烈火燃起又熄灭，朝鲜硝烟弥漫，保守党从苏伊士运河溜之大吉的时候——难道他们当中记性最好的人在这时也没想起哪怕是引渡哥萨克人的事件吗？ 连这些还只是开始。整个一九四六年和一九四七年，忠于斯大林的西方盟国接连不断地把苏联公民违背本人意愿地交给斯大林去摧残——有以前的军人，也有纯粹的老百姓，只想把这批搞不清的人当包袱卸掉。从奥地利、德国、意大利、法国、丹麦、挪威、瑞典，从美国占领区，都在送。在英国占领区这些年还保留着集中营，大概不次于希特勒的。（例如，奥地利的沃尔夫斯贝格集中营：命令妇女们弯着腰，但不许蹲下，用小剪刀一根一根地剪草，第十一根草用第十二根捆成一“束”，连干许多小时。在存在英国议会传统的情况下竟可能有这类事情发生，迫使人们思考我们文明的外壳究竟有多厚。）战后很多年许多俄国人带着假证件住在西方，生活在被交给苏联的沉重的恐惧之中，害怕英美当局犹如以前害怕内务人民委员部。在那些不引渡的地方——便有大量苏联特务通行无阻地四处活动，不受干扰地在光天化日之下，甚至在西方国家首都钢大街上，偷走活人。 人是软弱的，软弱的。归根结底连我们中间最固执的人在那年春天也想得到宽恕，决意牺牲许多东西来换取一小块生命。流行过这样一个笑话：“被告，你的最后陈述！”“送我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只要那里有苏维埃政权！还有——阳光……”我们不会有失去苏维埃政权的危险，倒是有失掉阳光的危险……。谁也不愿意到最远的北极地带去，不愿意去得坏血病，去得营养不良症。 一九四五年在诺沃西比尔斯克递解站，押解队接收一批犯人，正在依案情点名：“某某！”“五十八条1-甲，二十五年。”押解队长发生了兴趣便问“为了什么事判的？”“平白无故。”－“你瞎说。平白无故那都是判的十年。” “偏私的法庭比强盗还狠。 法律睡觉时法官就是敌人。 在你们面前站立着一个公民 伸长了脖子悉听尊命。” 在革命军事法庭中“资产阶级规定的上诉权失去了本身的意义……在苏维埃制度下，这种拖拖拉拉是谁也不需要的”（第四十六页）。“实行上诉的作法是绝对不允许的”，“递交上诉书的权利是被否定的”（第四十九页）。“为了使镇压的效果尽可能强烈，判决需要几乎立即执行”（第五十页）。“革命军事法庭——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的和忠实的机关，它应当穿过前所未闻的经济破坏，穿过鲜血与泪水的海洋把工人阶级带到……自由的劳动，劳动者的幸福和美丽的世界”（第九页）。 在那些年代，许多人遇到这样的情况：活着，活着，突然间得知，他们的存在是不适宜的。 束手就擒的是那些想活的人。而对想活的人是可以任意摆布的！ 当我们计算牺牲在劳改营里的几百万人时，我们总是忘记乘二、乘三…… 对绝食效力的天真信念，我们是从过去的经验和过去的文献中得来的。而绝食——是一种纯道义的武器，它是以狱吏还没有丧尽天良为前提的。或者是以狱吏害怕社会舆论为前提的。只有那时绝食才有效力。 没有办法，拉波波尔特只好站起来跟着起解犯人的纵队走了——因为身后已经是狗和刺刀。 在法庭的机房里碾碎以后抛出来、交付押解的那一团人肉里面剩下来的，仅仅是求生的欲望，而没有丝毫的理解力。 我们这两个没有经验的人事先没有好好考虑，也没有朝四面瞧瞧，扑在沥青地上就往铺底下爬。我们认为在那儿一定会很舒服。板铺很低，大块头的男人要平趴下贴着地面才能钻进去。我们爬到了。现在我们将要悄悄地躺在这儿，悄悄地聊天了，可是不好！在下层的昏暗中，传出一阵无言的蟋蟋声，一群少年犯四肢挨地像大老鼠似地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偷偷地爬过来。这些家伙还完全是小孩子，甚至有的才十二三岁，但是刑法典规定也可以抓这样的。他们已经按盗窃罪受过审判，现在来到这里向他们的贼师父们继续学艺。师父们现在放他们出来向我们袭击了！他们一言不发地爬到我们身边，十来只手同时生拉硬拽，把我们身边和身下的财物抢个精光。干这营生的时候，他们不说一句话，只是恶狠狠地喘着粗气。我们掉进了馅饼：既站不起来，又不能动作。不到一分钟，他们就拽走了装着咸肉、砂糖和面包的口袋，立刻消失了。而我们却像傻瓜一样躺着。我们的全部给养已经不战而弃，现在虽然可以继续躺着，但是已经根本躺不下去了。我们可笑地用两腿蹭地，屁股朝前，挪到板铺外面坐起来。 难道我是个胆小鬼？我原来觉得并不是。在开阔的草原上我曾钻进过炮弹爆炸的火网，我曾敢于乘车通过明知埋设了反坦克地雷的小道。当我把炮兵连带出包围圈并且再次返回去抢出一辆打坏了的“嘎斯”的时候，我始终是十分镇静的。那么我为什么不揪住一只这样的人面耗子，把他的鲜红的嘴脸按在沥青地上使劲搓搓？他太幼小了？——那就冲着他们的头头们去吧。不能……。在火线上有一种附加的意识（也许全然是虚假的）使我们变得坚强：是我们军人的团结感？是我个人行为的适当感？是义务感？然而此时此地却是无所适从的。没有条令。一切全要凭摸索才能弄明白。 我站起来，朝他们的一个头目转过身去。在紧挨窗口的二层铺上，所有抢去的食品都摆在他面前：小耗子们一星半点也没有往嘴里放，他们有纪律。这个贼头的脑袋的前半部分，即两足类身上通常称为面孔的那个部位，是大自然怀着嫌恶与憎恨的心情捏塑出来的，但也可能是他的禽兽生活使他变成了这个样子。歪斜松垂的脸肉，低额头，原始社会的刀疤和门牙上镶的现代的钢齿冠。他的一双小眼恰好足以看到他所熟悉的目标而决不能观赏世界上美好的事物。他用这双小眼看着我，好像一头野猪注视着驯鹿，他深知随时都可以一拳把我打翻。 他等着。而我做了什么呢？蹦上去哪怕在这兽面上擂它一拳再跳下来回到过道里？瞎，我没有这样做。 我是个卑劣的人吗？在这以前我一直觉得不是。但是，在被掠夺、被屈辱了以后，再乖乖地肚皮贴着地爬回板铺下面，我觉得太委屈了。我恨懑地对贼头发话，我说既然你们抢走了吃的，至少该在铺上给我们腾个位子。（嗯，作为一个城里人，作为一个军官，这不是个很自然的要求吗？） 结果呢？贼头同意了。要知道我这就等于自愿放弃了咸肉，等于承认了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等于暴露出与他的观点相似——他也会赶走最弱者。他命令两个灰色的中立人物离开靠窗口的下铺，把位子让给我们。那两个人顺从地离开了。我们在最好的位子上躺下。对于我们的损失我们还难过了一阵子（我的马裤没有引起盗贼们的兴趣，这不是他们的制服。可是一个扒手已经在摸瓦连金的毛料裤子。他看中了这东西）。只是天快黑的时候我们才听到邻人的悄悄的责难：我们怎么能央求盗贼们的庇护，把两个自己人赶到铺底下去？也仅仅是在这时候我才像被针扎一样意识到自己的卑劣，我的脸发烧了（以后许多年，每当回想起这件事我还是脸红）。睡在下铺的灰色囚犯们都是我的兄弟，五十八一l-乙，是被俘人员。我不是在不久以前还发誓和他们共命运吗？怎么这会儿就已经把他们往铺下赶了？诚然，当盗窃犯欺侮我们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出来替我们说话——但是既然我们自己都不战斗，他们为什么要为我们的咸肉去战斗？足够多的残酷战斗早在战俘营里就已经使他们失去了对高尚行为的信念。毕竟他们没有做过有损于我的事，而我却做了损害他们的事。 事情发生在古比雪夫递解站，时间是一九五0年。这个站设在一片洼地里（然而从那里却可以看见伏尔加河上的日古里峡口）。一道杂草丛生的高峻的山梁矗立在它的近旁，环抱着洼地的东侧。山梁在隔离区以外，整个地势很高；我们从下方看不到从外面登山的道路。山梁上也很少有人影出现，偶尔见到山羊在上面吃草，或者有小孩在上面乱跑。在一个阴沉的夏日，陡崖上出现了一个城市打扮的妇女。她用手搭在眼眶上朝下面我们这里观望，缓缓地转动着身体。这时候，三间拥挤的监室里的犯人们正分别在各个院落里放风。她希望在下面的这个深渊里从三百个失去个性的蚂蚁当中分辨出自己的那一个！她是不是指望她的精诚之心能给她以启示呢？她一定是因为探视本能获准才攀上了这座商丘。各个院落里的人都发现了她，都凝望着她。在我们这洼地里没有风，可是那山梁高处风却吹得很疾。她的长裙、短衣、头发被疾风掀起、扇动，好像是为了披露她内心全部的爱情，全部的忧患。 我想，如果就在她站立的地方，在俯视着递解站的山梁上，采取她站立的姿势，面朝着日古里的方向，建立一座像她这样的妇女的石像，也许能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们稍许明白一些事情吧。 算了，让这种可恶的红色牲畜列车，连同它的直通、直达也都见它的鬼去吧！经历过这种递解的人反正永远是忘不了的。还是快点到达劳改营吧！快点到达吧！ 人是希望与急躁的动物。好像劳改营的行动人员会比较有人性，好像那儿的眼线们将不会这样昧良心，（实际正好相反！）好像我们到达那里以后，他们不会用同样的恫吓和同样的警犬强迫我们坐到地下，（“就地坐下！”）好像现在吹进了你们的红色车厢的大雪，在车外的地面上不会积得更厚一些。好像我们现在一下车就等于到达了目的地，而不会再把我们装上露天的平台车沿窄轨铁路继续往前拉。 那一段路总共才三十五至四十公里，可是必须一天之内走到。每一批一千人，其中很多人身体很虚弱。可以预料到，一定会有许多人倒在路上，掉队，他们会带着濒死者的无所求和无所谓的表情——哪怕你如他们开枪，他们也不能再挪动一步。他们已经不害怕死亡了，——但是棍棒呢？没完没了地劈头盖脑地打下来的不知疲劳的棍棒呢？棍棒他们是会害怕的，他们会继续走下去！这是一个屡试不爽的方法，保证有效。 如果死者的幽灵有时候在我们之间飘过，能够看到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看透我们心里的琐碎念头，而我们却看不到它们，也猜不到它们的无形体的存在，那么，专门递解就恰像这种情形。 你一头扎进了自由的渊薮，在火车站候车室的人群里推推挤挤。你心不在焉地浏览着那些肯定与你没有一点关系的布告。你坐在候车室的古旧的“沙发”上，听着一些奇怪而无聊的对话：谁家的男人打老婆，或者把老婆甩啦；谁家婆媳不和啦；单元楼里的邻居私自使用走廊里的电源插座，上楼还不把靴底擦干净啦；谁和谁在工作单位里过不去啦；哪儿有个好差事要什么人去，他不想搬家——坛坛罐罐搬起来容易吗？等等，等等。你听着这一切，忽然一阵愤世嫉俗的心情使你全身不寒而栗：你分明地看透了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分量，一切嗜好和情欲的分量！这是那些凡夫俗子们注定不能领会的。只有你，只有不具形体的你，才是真正地活着，实在地活着，而所有那些人只不过是误认为自己是活着的。 还有-一在你和他们之间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深渊！无论是向他们猛喝，无论是为他们痛哭，都不可能；抓住他们的肩头把他们摇醒，这也是不可能的呀！你毕竟只是鬼魂，只是无形的幽灵，而他们却是物质的实体啊。 怎样才能使他们醒悟？启示吗？显灵吗？托梦吗？——兄弟们！人们！生命给予了你们是为了什么？！在深沉的午夜，死囚的牢门砰然大开，有着伟大灵魂的人们被拖上刑场。就在此时此刻，就是现在啊，在我国条条铁路线上，正有人在嚼咽下咸鲱鱼之后用苦涩的舌尖舔着干枯的嘴唇。他们梦想的是伸直一下双腿的幸福，是解过手以后的轻松。奥罗图坎的土地只是在夏天才化冻，而且仅仅化开表面的三尺，只有这时候才能掩埋冬季死亡者的尸骨。而你们，你们头上有蔚蓝的天空，有炽热的红日，你们有权支配自己的命运，可以去喝水，伸伸懒腰，随意到哪里去旅行而没有人押解——什么靴底没有擦干净之类的琐事还算得了什么？还管它什么婆媳和不和？生活中最主要的东西，它的全部奥秘——你们要知道吗？我可以马上全部抖出来。不要追求那些虚幻的东西，什么财产，什么地位：赚来这些东西要耗费你们几十年的精神，而没收它们只需要一个夜晚。以平静的超然物外的态度去生活吧！——不要畏惧灾祸也不要眷念幸福，要知道终归是一样的：苦既不永久，甜亦难满盈。你们今天没有挨冻，饥渴的利爪没有撕扯你们的五脏，这也就够了。你们的脊骨没有被打断，你们的两条腿都还能行走，两只手臂还都能弯曲，两只眼睛都能看见，两只耳朵都能听到，还有什么人值得你们羡慕？何苦来？妒忌旁人，受害的是自己。擦亮你的眼睛，纯净你的心灵，要把那些爱你们、好心待你们的人看得比什么都贵重。不要伤害他们，不要辱骂他们，不要和他们任何一个在争吵中分手：因为你毕竟无法知道，这是不是你在被捕前的最后一个举动，而你将会以这样的形貌留在他们的记忆中！…… 早晨，我把明信片留在行李架上：女列车员总会来擦车厢；她会拿去投在信箱里，如果她真的是一个人…… 送饭口的木挡板落下了，露出了监头的兽脸。 一个皮肤黝黑的人向我靠过来，他的头发乌黑红亮，有一双女性的眼睛，眼珠像一对黑樱桃，然而宽厚扁平的鼻子把整个面孔糟蹋成一幅漫画。我和他并排躺了一昼夜，并未说话，到了第二天他找到了个话茬儿：“您看我是个什么人？”他的俄语讲得很流利正确，但是带着异乡口音。我拿不准：他身上好像有点外高加索的，大概是亚美尼亚的特征。他微微一笑说：“我一向很容易地冒充是格鲁吉亚人。我用过雅沙这个名字。人们经常拿我寻开心。我是负责收工会会费的。”我打量他一下，的确是个滑稽的角色：小矬个儿，不合比例的面孔，和气厚道的微笑。但是突然他的全身一紧张，他脸上的轮廓顿时变得锐利起来。他的双眉紧聚，目光如同一把黑色的战刀，向我劈来。 “我是罗马尼亚总参谋部的谍报官！鲁考特南特-弗拉迪米列斯库！” 因触犯政治条律而坐牢的青年决不会是一个国家的一般青年，而是其中远远走到前面去的那一部分。 “只有跟我们同吃过一碗饭的人才能理解我们。” 他忽然看见，囚犯当中走着一个穿-……燕尾眼的人！而且，这个人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惊异，谁也不朝他扭过身去，也没有人笑。（要知道，每个人都是把自己原来的一身穿破为止。这个倒霉的先生是在“大都会”饭店”被捕的，那只好请他穿着燕尾服将就熬完刑期了。） 不管到处公开宣扬的阶级斗争学说的词句多么鲜明：敌人唯一应得的命运就是被消灭！但当时的人仍然不能设想这种对每一个有头发、眼睛、嘴巴、脖子、肩膀的具体的两足个体的消灭。他可以相信阶级正在被消灭，但构成这些阶级的人们还是应当留下的，不是吗？……在另外一些比较宽厚和含混的概念的熏陶下成长的俄国人的眼睛，就像透过度数不对的眼镜片看东西一样，总是不能准确地看清这种残酷的学说的词句。 “对谁也不要相信！”——这已经成为人们行为的最高准则。 一九三0年夏天几十名“教派分子”被押到索洛维茨。这些人拒绝来自反基督者的一切：不肯领取任何证件和护照，不肯在任何文书上签字，手里不肯拿钱。他们之中为首的是一位八十岁的白胡子老头，盲人，拄着一根长拐杖。每一个明白人都能看清这些教派分子无论如何也进不了社会主义，因为进了这个社会就得大大地和各种证件打交道，所以最好还是让他们死掉。于是就把他们送上小野兔岛。这是索洛维茨群岛中最小的一个岛，沙土地，没有树木，荒无人烟，只有一间先前的打鱼僧人居住的过夏小屋。当局表示可以发给他们两个月的口粮，但有一个条件：每一个教派分子必须在表册上签收。他们自然拒绝。这时候不安分的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出来干预。别看她当时还那么年轻，也别看当时苏维埃政权的年龄也还不大，她这已经是第四次坐牢了。她在会计室、派工员和正推行人道主义管理制度的劳动营长之间奔走交涉。起先请求怜悯这些教派分子，后来请求把她和教派分子一起送到野兔岛上去，指派她作记帐员，她可以负责按日发给他们食物并经营全部帐目。这似乎和劳动营制度毫无抵触，但仍遭到拒绝。安娜大声喊道：“可是你们供给疯子口粮并不要他们签字啊！”扎林只是笑，而派工员回答说：“这也许是莫斯科的指示……我们不了解……”（这当然是莫斯科的指示！别人谁敢负这个责任？）结果什么吃的也没有带，就被送到岛上去了。过了两个月（正好是两个月，因为这时候该上岛去劝他们签收下两个月的口粮了），人们乘船登上野兔岛，只发现了他们的被啄碎了的尸体。全体都在，一个也没有逃跑。 普通刑事犯和无赖们大量地送到岛上来。老资格的惯窃和初出茅庐的扒手们登上了索洛维茨的土地。这里的营地里灌进了大股的女扒手和妓女的水流。（她们在克姆中转站相遇的时候，前者向后者喊着说：“我们偷东西，可是不卖身！”后者也给她们以响亮的回答：“我们卖的是自己的，不是偷来的！”） “每天收工后，工地上留下许多尸体。薄雪盖在他们脸上。有的蜷缩在翻倒的手车下面，手插在袖筒里，就这样冻僵了。有的是把头俯在膝盖之间冻坏的。那边有两个人是背靠着背冻在一起的。这都是一些农家子弟，是最理想的干活的好手。他们几万人一批地被遣送来运河工地，当局还千方百计地把他们一家拆散，不让他们和自己的爹同进一个劳改点。一上来就要他们在布满砾石和大圆石的地段上完成连夏天也完成不了的定额。没有人能指点他们，警告他们；他们还是按照在农村干活的样子使出全身的力气，很快就把身体累垮了。结果你看，两人搂在一起冻死了。夜间派雪橇来收尸，车夫把尸体扔上雪撬时，发出木头似的梆梆的声音。 “夏天，没有及时收敛的尸体只剩下骨头，它们和石碴一道进入混凝土搅拌机。它们就这样化为别洛莫尔斯克市附近的最后一道闸门的混凝土，永远保存在那里了。” 抬起你的眼睛向上看。不是仰望苍天，而是看看天花板。眼睛已经习惯了昏暗的灯光，能辨认出他们用喜爱的红色字母写在糊墙纸上的标语： “不劳动者不得食！” 胸口猛然发颤。啊，文化教育科的才子们！你们为劳改营的食堂找到了这么一句福音书兼共产主义的伟大口号，一定极为得意了。但是在《马太福音》中说“工人得到饮食是应当的”。《申命记》中还说：“牛在场上端谷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 属于你们的只是一个惊叹号！我代表一头端出谷粒的黄牛向你们致谢！从此我将懂得，你们卡紧我的细瘦的脖颈全然不是由于匮乏，你们摧残我的生命并不单纯是出于贪婪，——这都是根据那个正在到来的社会的光辉的原则！只是我在劳改营里看不到劳动者得食。我在劳改营里也看不到不劳动者——不得食。 在军队里，傻瓜和一钱不值的人都能指挥，甚至是占据的职位越高，成绩就越好。如果一个排长需要有敏捷的头脑、不知疲倦的体力、勇敢的精神和摸透士兵的心的本领，那么有的元帅只要会发脾气，会骂人，再加上会签自己的名字就够了。其他一切都有别人替他做，作战计划会由作战处的一个不知姓名的聪明的军官给他送上来。士兵们执行命令并不是因为相信它们的正确（常常是完全相反），而是因为命令是统治集团层层下达的。这是一整套机器的命令，谁不执行，就要砍掉谁的脑袋。 在我们这个光荣的祖国里，最重要和最勇敢的著作从不能被同代人读到，从不能及时影响民众思想（一类是因为遭禁止、遭迫害，不为人所知，另一类是因为受过教育的读者们避之犹恐不及）。 用破布片遮挡的“小车厢”是劳改营内的古典画面。但也有比这更简单的，这又得说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年的克里沃谢科沃第一劳改点了（我们知道这一个，可这样的一共有多少？）。在这个劳改点里，盗窃犯、普通犯、少年罪犯、残废人、女犯、孩子妈妈……全混在一起。女犯工棚只有一座，但能容下五百人。它肮脏得无法形容，肮脏得无与伦比，屋里乱七八糟，有一股浓重的气味。“小车厢”上没有任何卧具。存在一条不许男人入内的禁令，但谁也不遵守，也没人检查。不仅男人们常常进去，连少年罪犯——十二三岁的男孩子也成群结伙地涌进去学习。他们起先只是单纯观赏——在那个屋里不存在虚假的害臊。不知道是布片不够还是时间来不及，“小车厢”是没遮没盖的。灯当然也是从来不关的。事情干得那么自然而然，当着大庭广众，而且同时在几处进行。只有显眼的衰老和显眼的丑陋能够成为女人的护身符，此外没有任何庇护。漂亮的外表必然招来灾祸，这样的女人的床上永远坐着客人，永远受到包围、请求，用殴打和刀子胁迫。她的希望不在于坚持到底，而在于投降得巧妙，在于选定这样一个人，他的名字和刀子的威力今后可以保护她不受其他人、下一批人的侵扰，不受这个贪婪的行列、这些被这里的见闻和空气毒化了的疯狂的少年罪犯们的侵扰。难道仅仅是防止男人的侵扰吗？难道仅仅是少年罪犯们被毒化了吗？那些日复一日地在旁边看着这一切而本身却无人问津的女人们呢？这些女人控制不住的情欲也会爆发起来，她们会扑上来殴打走运的女邻居。 正如老劳改犯列-夫怀着感激和负疚的心情所说的：我今天活着，这就意味着另一个人替我上了那天夜晚处决的名单；我今天活着。这就意味着另一个人替我在底舱里被憋死。我今天活着，这就意味着我得到了那个饿死的人缺少的两百克面包。 但是现在，当我产生了把那间屋子的同住者写出来的欲望的时候，我才懂得了它最主要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像空军将军别利亚耶夫和内务部官员季诺维也夫（即使不是将军，也差不了好多）这样的人物，除了在这个地方，无论凭个人的意向还是在社会的迷宫里，我一辈子既不会也不能和他们接近。 现在我知道了，一个作家决不应被愤怒、厌恶和轻蔑之类的感情所支配。你火冒三大地顶回了什么人的话吗？结果你没有听完、没有抓住他的观点的体系。你出于厌恶而躲避什么人，从而一个你完全陌生的性格就从你身边溜走了，而那正是你有朝一日用得着的典型。不管为时多么晚，我终于发觉并认识到了，我一向只把时间和注意力放在那些令我赞赏，令我愉快和令我同情的人们的身上，因之我观看社会如同观看月球，永远是从一个方面。 奥拉切夫斯基自己的刑期只有五年。他是因面部犯罪（完全和奥威尔写的一样）——因微笑而被抓的。 他本来可以至今一帆风顺。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成为这样的人。他的心颤动了。 他们属于重灾区，上级交给村苏维挨主席一些面包票：由面包房对房子被烧的、最缺粮的户稍稍给些救济。普罗霍罗夫却可怜起老百姓来，发放的面包票超过了规定。结果捞上了一个八七”法令，判了十年。至于麦克唐纳的事，看在他文化不高的份上饶恕了，而他对人们的恻隐之心则没有被饶恕。 这个充满财富和荣华的世界正向我们这些在劫难逃的人们招手。它好像就在我们脚下，但我们永远够不到它。 但是，不管我怎样像一个新犯人似地渴望“回到自由”，这个城市仍引不起我的羡慕和生翅飞向它的街道的愿望。束缚着我们的恶势力全是在这里缔造的。骄横傲慢的城市，它从未像战后时期这样充分地证实了这句谚语：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如果后代子孙有朝一日读到斯大林时代的侦查和审判案卷，他们一定会大吃一惊，这些反苏鼓动者们竟是一些多么不知疲倦的心灵手巧的能人啊！他们搞反苏鼓动可以利用一根缝衣针和一顶破帽子，利用拖净的地板（见下）或者没洗的内衣，利用微笑或者不微笑、过分带表情或者不带表情的眼神，颅腔里的无声的思想，秘密日记里的词句，谈情说爱的短简，厕所墙壁上的题字。他们在公路上和乡间土路上，在火灾现场上，在集市上，在厨房里，在家里喝茶，在被窝里耳语，都在进行鼓动。只有不可战胜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顶得住这样的鼓动的冲击！ 一九四一年十月形势危急（十六日和十七日）的日子里，他打电话请求上级指示。电话没人接，他跑去找，发现区委、市委、省委都没有人，像被一阵风刮得没影了，办公大厅空荡荡。而更高一级的机关他好像没有去过。他回到本单位说：“同志们！领导人全跑了。但是我们共产党员要自己起来进行防御！”他们进行了防御，但是就为了“全跑了”这句话，那些跑掉的把他这个没有跑掉的关进牢里八年（罪名是“反苏鼓动”）。 其中的一个在车道木板接缝的地方把一辆装水泥的手车弄翻了，水泥洒出来。小偷作业班长跑过来，一边骂娘一边捅着闯祸者的脊背；“用手捧起来，窝囊废！”那人发疯似地叫起来；“你怎么敢侮辱人？我是前共和国检察长。”大颗的泪珠顺着他的脸颊滚下来。“我管你他妈的什么共和国检察长，死狗！把你的狗脸按进这摊水泥，你才像个检察长呢！现在你是人民的敌人，你就得给我拉磨！” 他是心平气和的。他使用不要求动脑子的语言说话。跟他争论等于在沙漠上行走。俗话说这类人是：走遍了铁匠铺仍没有钉上掌。看到这些人的讣告里写着：“在个人迷信时期悲剧般去世的……”真想改一个字：“喜剧般去世的……” 在那一年我恐怕还没有在这个边缘上止步的本领。既然没能抓紧马鬃，马尾巴也抓不住的。滑开了头必然会顺劲滑下去。 如果只为自己一个人，他可能不会被恐惧所动摇。但是y设想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在淫乱秽行都不用布帘遮掩、六十岁以下的女人得不到任何保护的劳改营工棚里将会如何。于是他动摇了。钥匙选得正确。别的都打不开，这把打开了。 。一辆大车装五至七个捆牢的人，运到“小山”，即劳改营坟地。在那儿把他们全拖进一个个挖好的大坑，立刻活埋。这并非是兽性发作，不是的。是因为他们研究出来，处理活的（拖运、上下车）比处理死的轻巧得多。 还可以在文化教育科写块牌子：“我逃跑，但狗把我逮住了”，挂在捕获的逃犯脖子上，在劳改营游行示众。 在刑法典（一九H六年刑法典）里有一个荒谬绝伦的“关于正当防卫范围”的一百三十九条——只有当罪犯对你举起刀子的时候你才有权拔出自己的刀来，并且只有当罪犯向你刺来的时候你才有权刺他。否则你将受到审判！（关于最大的罪犯是袭击弱者的罪犯这种条文，在我国的法律上是没有的！……） 依照刑法典，国家禁止公民们拥有火器或冷兵器——但自己却不承担起保护他们的责任！国家把自己的公民交给匪徒们任意摆布，却竟敢通过报刊号召对这些匪徒实行“社会抵抗”！用什么来抵抗！用雨伞？用擀面杖？ 对于占压倒优势的不公平现象的最简单的回答，就是你也去干不公平事情！这是最容易得出的结论，它将长久地（说不定是永远地）成为娃娃犯人的生活规则。 下面是他们吹嘘自己的一个故事。我清楚娃娃犯人的通常的行为方式，所以对这个故事是完全相信的。一群非常激动的吓坏了的孩子跑到教养院的女护士那里，叫她去看得了重病的同伴。她忘记了谨慎，就迅速地与他们一起来到他们的四十人的大监室。这时，蚂蚁式的工作开始了！——一些人堵住大门进行防守，另一些人七手八脚地把护士身上穿的所有衣服都撕掉，把她弄倒，有的坐着压住她的手，有的压住她的脚，然后就各显神通了，强奸她，吻她，咬她。冲他们开枪是不许的，谁也没有去把她抢救出来，直到他们自己把这个被玷污的、哭哭啼啼的女人放走。 上层人总是有闲、有或多或少的钱，有文化，有教养。他们只要愿意，随时可以掌握艺术技巧和严整的思想习惯——但是有一个重要的生活规律：优裕生活会扼杀人在精神上的探索。因为这个缘故，第一个领域包含着许多饱食终日所产生的变态艺术，许多病态的和妄自尊大的．“学派”——不结果实的花朵。只有当那些个人深遭不幸或具有天赋的十分巨大的精神探索要求的代表者进入了这个领域时——才能创造出伟大的文学来。 在岛上的严酷条件下（那么接近于动物界的条件，以致我们可以正确无误地把达尔文的struggleforlife原理应用到这里来），争夺地位的成功或失败，往往关系着生命本身——所以在损害他人而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时候，土著们是不知有约束性的伦理原则的。他们公然这样说：良心？留在个人档案里了。 “什么？你坐牢只因为是富农的儿子？你爹一个劲儿地耕地，买牛，以为能带到阴间去。他现在在哪里？死在流放地了？把你也关进来了？不，我爹比他聪明：他打小就把什么都喝酒喝得精光，剩了一间空屋子，连一只母鸡都没有交给集体农庄。因为是穷光蛋——马上当了生产队长。我现在照他的样子成天喝酒，无忧无愁。” 这是劳改营生活道路的大分岔。从这一点起，道路分成左右两条。一条向上，一条向下。往右走——你将丧失生命，往左走——你将丧失良心。 沙拉莫夫的反对意见要比别人的更坚决，也更重要（因为这一切他全写成了文字）： “在劳改营的环境里，人永远不可能依然是人。这正是建立劳改营的目的。” “一切人的感情——爱情、友谊、妒忌、仁爱、善良、好名、诚实——随着筋肉一起从我们身上消蚀了……我们没有了自豪感和自尊心，甚至醋意和情欲都好像是火星上的概念……唯一剩下的是愤恨——这是人的最耐久的感情。” “我们终于懂得了真实和虚假是一对嫡亲姊妹。” “友谊不可能在贫困和灾难中诞生。如果人们之间还产生着友谊——这说明环境还不那么困难。如果贫困和灾难使人们结合——这说明它们还没有达到极端。如果痛苦还是可以与朋友们分担的，那是因为它还不够剧烈和深刻。” 如果说一九五三年以前的三十五年之内，在群岛上服过刑的算上死去的一共有四五千万人（这是很谨慎的估计。这只是古拉格在同一时期的人口数字的三倍至四倍。要知道，战争期间群岛上的死亡率每天通常达到百分少一）。那么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案子或者至少有五分之一的案子是根据什么人的告发并且曾有什么人提供了证明材料的！所有这些人，所有这些使用墨汁的谋杀者今天仍然生活在我们中间。其中有的人造成他们邻人的被捕是由于恐惧——这仅仅是台阶的第一级。另一些人是为谋取物质上的好处。还有一些人，当时是最年轻的，而现在是快拿退休金的人了，他们是怀着兴奋鼓舞的心情进行叛卖的，是受思想意识的促使；有时候甚至是公开在叛卖；要知道，当时认为揭发敌人是对本阶级的光荣贡献！所有这些人今人都在我们中间，大多数活得很得意，我们还欣喜地把他们称为“我们普通的苏维埃人。” 她有这样的感觉，所有的优秀人物正在这次战争中灭亡，只有随波逐流者能够幸存。 我们这里还有一些人会微微蹙着额头这样说：“是啊，是犯过某些错误。”而且永远使用这个恶作剧而又不受惩罚的无人称句子——犯过。可就不知道是谁犯过的。似乎就是那些干活的能手、搬运工和农庄庄员们犯过的了。谁也没有勇气说：是共产党犯的！是那些永不换班的、不负责任的领导人犯的！除了掌握着政权的人们之外，那些错误还会由谁“犯过”呢？都推到斯大林一人身上行吗？总该有点幽默感吧。是斯大林犯的，那么，请问，你们这．些人，几百万领导者，当时干什么来着？ 但是，我当时还不能把现象联系起来看，还认识不到缺乏粮食就意味着农村的破产，也不懂得这是为什么。当时我们有另外一种公式：这叫做“暂时的困难”。 在这少数人看来，我们现在实行的专政既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也不是人民的专政，更不是苏维埃式的专政（因为有人还记得“苏维埃”这个词最初的正确含义），而只不过是共产党少数的掠夺性专政，而且带有极粗野的性质。 我们看到过那上面有劳改营的名称——埃克巴斯图兹。但是谁也想不出它在地图上的位置，只有奥列格-伊万诺夫中校记得这是一个煤矿。我们还曾设想它的位置在距中国边界不远的地方（某些人甚至为此而高兴，同为他们还没有认识到中国比我国还要坏得多） 有时候微风吹来，反倒吹得人伤心 彼得-基什金根本不是文教科的活动分子，但他在劳改营里最有名，整个埃克巴斯图兹营都知道他。和他一起劳动的囚犯都以他为自豪，因为有了他就不寂寞。基什金像是有点傻头傻脑。但他并不傻，而只是装出那副样子，人们都说：“基什金可比谁都精！”他的傻，就像童话中的傻兄弟伊万努什卡一样。基什金这种人是一种典型的俄罗斯现象，古老的俄罗斯现象：他能够对强有力的恶人大声说出真话，能向人民指明他们的真正处境；而所有这些都是通过某种傻呵呵的、安全的形式表现的。 他最喜欢扮演的角色之一，就是穿上一件可笑的绿色背心之类的衣服，到饭桌上去收拾吃剩的盘碗。这本身就是一种示威；劳改营里最受欢迎的人为了不饿死不得不在食堂里打扫盘子。他这样做还另有目的：当他还着轻盈的舞步、作着鬼脸、在食堂串来串去收集残羹剩饭的时候，人们都注视着他，他就在那些干活能手们面前散布一些不安分的思想。 例如，有时候他会在干活能手们正喝着菜汤的时候，突然把人家还没吃的粥碗端过来。当然，那人会大吃一惊，急忙抓住饭碗。这时基什金却满脸赔笑地说（他是圆脸膛，但表情有些生硬）： “只要别人不触动您的饭碗，您大概也想不到要去抓住什么吧！” 说完就托着一大堆空碗，迈着轻盈的舞步溜走了。 现在，基什金说的每一次笑话已经不仅是在本队的囚犯中间互相传诵了。 有一次，他站在饭桌旁，人们的眼睛离开饭碗，望着他。而他却像玩具小猫那样滴溜溜地转着眼珠，装出一副傻瓜的面孔问道：“小伙子们！你们说说，假如父亲是个傻子，母亲是个‘破鞋’的话，孩子们会吃得饱还是会挨饿？” 他不等人们回答这个十分明显的问题，就指着桌上的鱼刺接着说： “每年七八十亿普特，你们把这个数字用两亿除一下看看！” 说着就走开了。其实，这是一个多么简单的想法啊！为什么我们以前没有想到除它一下呢？报纸上早就说，全国一年收八十亿普特粮食，那就是说，一个小孩每天也能分到二公斤面包。可是，我们这些壮汉们每天耕地、种地，可粮食都哪里去了呢？ 基什金不断地变换方式。同一个思想，他有时便从另一个角度讲——从讲解烤成面包后“面粉的增重问题”讲起，通常他是利用大家在营门前或岗楼前排除等候的时候讲，因为这时允许说话。他经常提的口号是：“发展你们的脸吧！”他经常说：“小伙子们！我在营区里走着，一看，你们所有人的脸都没有得到足够的发展。都像是只惦记着地里的大麦垛，脑子里别的什么都没有想！” 有时他会突然没头没脑地、毫无联系地当着一群囚犯喊道：“达达尼尔！野蛮！”听来根本不懂是什么意思。但是，他喊一次、两次……慢慢地大家似乎就完全明白这个“达达尼尔”是谁了，反而觉得这个名字既好玩，又贴切，简直连斯大林的两撇胡子都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了：对，是达达尼尔！ 劳改营的长官们有时也想嘲笑一下基什金，他们在岗楼前大声问他：“基什金，你怎么搞的？头秃得那么光？！大概是吓得老模它吧？”基什金毫不犹豫地立即当众回答：“照您这么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即列宁——译者注）也是因为吓得老摸它喽，对吗？” 有一次，基什金在食堂里一边走一边宣布哈夫收过饭碗之后要教给那些干瘦得快死的人跳美国查尔斯顿踢踏舞！ 突然，劳改营里运来了稀罕东西：一部电影片！晚上，还是在食堂里，不挂幕布，就直接往白墙上放映。人挤得满满的，桌上，长凳上，长凳之间坐满了人，甚至有人坐在别人的大腿上。但是，刚开映便停下来了。只有一束白光柱照到墙上。我们看到几个看守进来了，他们正在给自己物色合适的位于。他们选中了中间一条长凳，命令坐在那里的囚犯把凳子让出来。那些人决心不站起来：好多年没看过电影了，真想看。看守们的声音变得严厉了，其中一个说：“那，好吧，把他们的号码记下来！”于是，当然，只好让了。这时，忽然听到一个含着讥讽的声音，像猫叫似地响彻了黑暗的食堂，这是大家熟悉的基什金的声音： “本来嘛！小伙子们，看守大人们再没有地方看电影了嘛！叫咱们让，咱们就让吧！” 一片笑声。啊，笑声！啊，这就是力量！看守们掌握着一切权利，但是，他们并没有把号码记下来，而是可耻地退出去了。 “基什金在哪儿？”他们在喊。 可是，基什金不再作声了。这里没有基什金。 看守们走了，电影继续放映。 第二天，基什金被劳改营长官叫去。人们想。这回总得关他五天禁闭！不，基什金微笑着回来了。他写的“检讨”是这样的：“看电影时，看守们与在押犯人之间为了座位发生争吵，我曾要求犯人们按规定让出座并走开。”为什么要关他禁闭呢？ 囚犯们很想看点节目。虽然影片和戏剧里都像是有意捉弄这些人似地把一切都描绘得很好，但他们还是要看，因为可以在这种时候暂时忘掉自己、自己的痛苦和委屈。对于他们这种看演出的无聊热情，基什金也加以嘲笑。每逢有这类演出或电影时，总有许多人争先恐后地去看。可是，大门还关着，迟迟不开；要等负责的看守来，由他按名单先放那些干活比较好的班组进去看。奴隶般的囚犯们人挨人紧紧挤在门口等着，已经半个小时了。这时，基什金在人群后面把鞋脱掉，扶着旁边的人跳到最后排的人们的肩膀上去，光着脚，踩着人们的肩膀，从一个肩膀跳到另一个肩膀上，敏捷地往前面跑，一直跑到那令人羡慕的大门口！他蠕动着短小的身躯、做着怪样，使劲敲打大门，极力表现他无论如何也想进去看节目的心情！然后，他又同样敏捷地踩着人们的肩膀跑回来，跳下去走了。人群中起初发出了笑声，但这人群很快就感到一阵羞耻。真的，我们像一群羊似的挤在这里干什么！有什么好东西可看！没见过吗？！ 人们开始散去。当看守拿着名单来到门口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人可往里放了，谁也不再往里挤。现在，去拿棍子赶他们来看吧。 还有一次，宽敞的食堂里终于要举行一个“文娱晚会”了。人们已经坐好。对于晚会，基什金并不抵制。他穿着自己那件绿背心，在场里跑来跑去，帮助搬搬椅子，拉拉幕布。他每露面一次都引起一阵掌声和欢笑。忽然，他急急忙忙从台口跑过去，仿佛后面有人追他。他边跑边挥动一只胳臂，像发出警告似地叫喊着：“达达尼尔！野蛮！”场里一阵大笑。这时，好像没有配合好似的，幕布拉开了，可台上空空的，一个人也没有。基什金却又在这时跑了出来。人们又报以哄笑。可是笑声马上就沉寂下去了：基什金的样子不仅不可笑，而且简直像是发了狂，两只眼睛瞪得溜圆，叫人看着都害怕。他开始朗诵，浑身颤抖，用昏沉沉的眼睛环视着听众（夹杂着乌克兰语）朗诵道； 我举目环视四周， 这景象使我满怀哀愁， 宪兵肆虐，鲜血横流， 无数的尸体堆成人垛， 被打死的儿子身旁， 斜卧着父亲的尸首！ 他这是针对几乎占观众半数的乌克兰人因犯朗诵的！这些乌克兰人都是刚从沸腾着的各州押送来的。这朗诵等于往他们的新伤口里撒上一把盐！他们哭了，甚至失声痛哭！已经有个看守朝着舞台，朝着基什金这边冲过来了。可是，基什金悲壮的表情一瞬间便溶化在小丑的微笑中了，他已经在用俄语高声喊道。 “这几句纪念一月九日的诗，还是我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背会的呢！” 说着便滑稽地扭动着身子跑下台去了。 他被关进阿玛图大街音乐学院旁边的一间地下室里。当他走进自己生平第一间牢房时，他忍不住了，他不知为什么对那个冷漠无情、一声不吭的看守解释说：“今天我和我妻子有两张《基度山恩仇记》的票，电影正好在这个时间开演。基度山伯爵曾为自由而斗争，我也不会妥协的。” 就在这个时候，也像几乎所有逃跑中的情况一样（让历史永远记住这一点吧！），奴隶们表现得远比押解人员宽宏大量：他们没有枪毙三个士兵，没有殴打他们，只命令他们把衣服和靴子脱下来，就放他们光着脚、穿着内衣走掉了。“你呢，司机？你跟谁走？”“当然跟你们走，那还用说！”司机也立即下了决心。 为了迷惑三个光脚押解兵，囚犯们（他们将为这宽宏大量付出代价！）先把车往西开（平坦的草原，随便往哪里开都行！）。路上，一个人穿上等兵的制服，另两人换上普通士兵制服，然后驱车向北方驶去。三人都有武器，司机有驾驶证，有什么可怀疑的！尽管如此，路过电话线的时候还是要把电话线弄断，以便切断他们的联系（把车开到近前，用绳子挂一块小石头扔过去，搭在电线上，拉绳子，把钩子带上去，拉断电线）。这当然要花费时间，但是值得。汽车全速开了一整天，直到跑完三百公里，汽油耗尽才停下来。于是他们注意从对面来的车。一辆“胜利牌”小卧车开过来了。他们把车叫住。“对不起，同志，职务在身嘛，我们得检查一下您的证件。”原来是两位要人！区党委的领导！去农庄检查工作或是去给农庄鼓舞士气的，也许只是想去好好吃上一顿。“喂，出来吧！把衣服脱了！”要人们苦苦哀求，生怕打死他们。把这两个只穿内依的人带进了草原，绑起来，拿了他们的证件、钱和衣服，乘上“胜利牌”轿车，开走了。（上午被扒掉制服的士兵一直到傍晚才走到就近的矿场。矿场的岗楼上对他们喊：“不许靠近！”“我们是自己人！”“只穿一件内衣，什么自己人！”） 这些孩子们从警戒线上，从了望塔上，总是在盯着我们。但是。人们却不允许他们对我们有丝毫的了解。只给他们一项权利：不须事先警告即可直接用冲锋枪向我们射击！ 唉！假如他们能在傍晚到我们工棚里来看看，坐在床边听听我们的谈话，听听这个老头儿是为什么被关进来的，那位叔叔又是为什么，那么，那些了望塔上，那些岗楼上，就不会再有人了。冲锋枪也就不会再射击了。 但是，这个制度的全部力量和狡猾性就在于：这些人与我们之间的死神联系是建立在不了解的基础上的。如果他们对我们表示同情，就会作为背叛祖国的行为而受到惩罚，他们想同我们谈话的愿望本身就等于对神圣誓言的违背。本来嘛，何必同我们谈话呢？J政治指导员不是会在规定的时间同他们进行谈话l吗？！政治指导员会把他们所守卫的这些人民敌人的政治情况和精神面貌告诉他们。他会详细地、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解释这些丑八怪们多么危险，多么有害，给国家造成多大负担（这样就更能诱使他们拿这些活靶子试试枪法了）。政治指导员有时也会在腋下夹来一大包卷宗，说这是囚犯档案，是特别处只借给他看一晚上的。他会从中抽出一张打字文件来，读读那上面列举的罪行。就凭这些罪行，把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所有炼人炉都用上也不解恨。然后，他会说，这些罪行就是那个修理过电线杆上的电灯的电工干的，或者是那个管某些不谨慎的朋友们做过一个小柜的木匠干的。 政治指导员不会自相矛盾，他也不会失言。他绝不会告诉孩子们这些人被关起来只是因为他们信神，或是因为他们追求真理，主张正义，还有一些人甚至是什么也不因为。 这个制度的全部力量就在于：在这里，哪个人都不能和另一个人随便交谈，而必须通过军官和政治指导员。 这些孩子们的全部力量则在于他们的无知。 而劳改营的全部力量就在于这些孩子，在于这些戴红肩章的士兵，在于了望塔上的杀人凶手和追捕逃跑者的人们。 下面是当时内罗勃拉格的一个警卫人员关于政治指导员的一次训活的回忆：“萨穆京中尉是个窄肩膀、身体瘦长的人，脑袋扁平，活像一条蛇。他长得很白，几乎看不出他有眉毛。我们知道他从前经常随便开枪打死人。现在是他给我们上政治课。他用毫无变化的语调说：‘你们所看守的这些人民敌人就是法西斯分子，是坏蛋！我们体现祖国的力量和手握惩罚之剑。因此，我们必须坚定。不应该有任何温情，不应该有任何怜悯！’” 那些一定要朝着倒在地上的逃跑者的头上踢几脚的孩子们，那些从戴着手铐的白发老人口里踢掉面包的孩子们，那些眼看着一个被铐住的逃跑者在满是木刺的车厢里滚来滚去、脸上出血、头被撞破，而丝毫无动于衷的孩子们，就是在这种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是啊，他们是祖国的惩罚之剑。 现在，当我写到这一章的时候，墙上书橱里的一排排人道主义书籍正在威严地注视着我，它们那灰暗无光的陈旧书脊，像透过薄云闪烁的星光一样，不住地向我投来责难的闪光，似乎在说：世界上一切东西都不应该用暴力获取！一旦我们拿起剑、刀、枪，我们便会很快地同那些杀害我们的刽子手和暴虐者同流合污了。那就会没有止境…… 会没有止境！现在，在这里，在温暖而洁净的屋里，我坐在夏日的写字台旁，我也完全同意这一点。 但是，应该自己试试无辜地被判上二十五年刑，身上缝上四块号码布，两手经常要背在身后，早晚两次受到搜身，在劳动中累得筋疲力尽，由于别人的小汇报而被拖进强管制工棚，永远地被踩进泥坑里，……试过这一切之后，从那里，从那个泥坑里，你才会感觉到所有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全部说教统统是那些脑满肠肥的大闲人们的废话！ 会没有止境！？……那么会不会有开端？我们的生活会不会因此产生一线希望呢？ 被压迫人民得出的结论是：仁慈是无法根绝凶恶的。 如今，队长们从前用的那一套工作方法——压制、强迫——已经失灵了，可又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很快地想出一套新方法来的。班长的人选越来越成问题，以至于派工员不得不亲自到工棚同大家一起抽支烟，聊聊天，顺便向大家请求。“小伙子们，作业班总不能没有个头头吧。这可不像话呀！嗯？你们随便选一个吧，选出来，我们马上批准！” 后来，这种情况更严重了，因为一些班长开始往加强管制棚里逃跑，好在石砌的监狱里找个藏身之处1不只是班长，还有象阿达斯金之类的施工员吸血鬼，还有一些眼线，他们在暴露之前或者在感到事情不妙、名单就该轮到自己的时候，也会大吃一惊，急忙逃跑到加强管制工棚里去！这些人直到昨天还在人群中装好人，还在言语和行动上表示自己赞成正在发生的一切变化（囚犯中间谁敢不这么说！），昨天晚上他们还同大家一起睡在公共工棚里（其实，昨晚睡着了吗？是不是在那里紧张地思考对策，随时准备着闪开刺过来的刀子，并在暗中发誓这是最后一晚住在这里了呢！？），可是今天却突然不见了。于是，值目的囚犯得到命令：把某人的东西收拾一下，送到加强管制工棚去！ 这是特种劳改营生活中的一个新时期，它既可怕，又有趣。现在不是我们逃跑，而是他们从我们这里跑掉；从而使我们这里净化！这是这个世界上一个空前的、不可想象的时期：那些昧了良心的人夜里不能安安稳稳地睡觉了。报应已经不再等到来世，不等待历史作出判决，而是一把刀子明天早晨就会使你得到报应，这报应是可以感觉到的，活生生的。光明正大者感到脚下的营区土地柔软而温暖，叛徒则感到脚下的土地像针毡，像在燃烧！这种情况只有在童话里可以想象得出，而对于营区以外的空间，对于我们的外界自由社会来说，则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是过去从未看到过，或许将来也不可能看到的。 波诺马廖夫的逃跑使我彻底认清了刑事犯的本质。他们那虚假的义气，实质上不过是他们帮派内部彼此应尽的义务。而当他们被卷进革命旋涡时，他们肯定要干出卑鄙勾当。他们只能理解力量，而不可能理解任何原则。 主席台上比较突出的是特别处或是机关里来的一名中校，此人聪明伶俐、思想敏捷、善于抓住问题，是个奸诈的、干练的坏蛋。他那高高的额头、狭长的面孔和敏捷的思路，说明他远远不属于这群昏庸无能的官僚之列。 作业班长们都不愿意讲话，他们几乎是从密密麻麻的会场里被硬拉起来讲话的。每当他们开始讲到自己的“案情”，主席台上就打断他们，请他们解释：为什么这里的囚犯们要杀人？罢工的目的是什么？……假如某个倒霉的班长试图认真回答这些问题，说明杀人的原因和囚犯们有些什么要求，那么，主席台上的几个人就会一起扑向他：你怎么知道的？那就是说你也和匪徒们有联系喽？请你说说他们是谁！！ 他们就是这样“正大光明地，以完全平等的态度”来判定我们所提的要求是否“合法”的…… 最经常打断囚犯班长们发言的就是那个高额头的坏蛋中校。他能言善辩，而且他与我们不同，他是处于不受惩罚的优越地位的。他善于用一些尖刻的话打断人们的发言。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局势：似乎他们在指责我们，而我们则在为自己辩护。 我禁不住怒火冲上心头，下决心要挫败他。我请求发言，报了自已的姓名（有人立即像回声一样把我的姓名向记录人员重复一遍）。我从长凳上站起来。我清楚地知道在座的囚犯中间不见得谁会比我能够更快地说出一个语法正确的完整句子。但是，我能够对主席台上这些人说些什么呢？这一点我却一点也没有想好。把我在这本书里写下的一切，把我们多年的苦役刑期中体验的和绝食中所思考过的一切全都讲给他们听吗？那与讲给大猩猩听没有什么区别。这些人仍然算是俄罗斯人，也还能听懂几个简单的俄语句子，诸如：“请允许我进去！”，“请允许向您报告！”之类。但是，当他们像目前这样坐次长桌子后面，排成一排，把他们那一张张同样都没有灵魂、没有思想、喂养得白白胖胖的嘴脸陈列在我们面前的时候，那就十分明显：他们早已完全蜕变成另外一种独特的生物，因而，我们和他们之间原来仅存的那一点点语言联一系也就无可挽回地断绝了。剩下来的唯一联系便是子弹的联系了。 只有那个长脸高额头的家伙还没有完全变成猩猩，他能听清并听懂我的话。我刚说了几句，他就企图打断我。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们之间展开了一场闪击对话比赛。 “你在哪儿劳动？” （请问，在哪儿劳动有什么相干？还不都是一样吗？） “在机械制造厂！”我扭头掷给他一句，立即更快地继续讲我原来要讲的话。 “就是制造刀子的那个地方吧？”他正面直接向我打来。 “不！不是。是修理步行式掘土机的地方！”我也毫不客气地旁敲侧击（我自己也不知道当时怎么会有这么清晰明快的思路）。 我迅速地、不停顿地继续阐述自己的意见，也是想让他们学会首先老老实实地听听别人讲话。 那个中校藏到桌后不作声了。可是，突然又从桌下跳出来咬了一口： “是匪徒们叫你来当代表的吧？” “不！是你们叫我来参加会的！”我也单刀直入，回敬一句，马上庆祝胜利似地继续讲自己的话。 后来这个家伙又跳出来两次，被我一一顶回之后才算完全沉默了。我胜利了。 胜利了，可是，为了什么呢？一年！我的刑期还剩一年。可这一年却压制着我，使我的舌头无法对他们说出他们应该听到的话。我本来可以在这时发表一篇不朽的演说，但是那样的话，明天我就会被枪毙。如果我的演说能够向全世界播送出来，即使明天枪毙我，我也还是会发表它的。但是，不，这里的听众太少了。 你只有斗争才能争取到自己的权利！ （就顺便说说这些车臣人吧。就哈萨克斯坦的情况而论，车臣人实在不受周围人的欢迎：他们粗鲁、凶猛、公开表示讨厌俄罗斯人。但是，只要肯吉尔人表现出一点点独立精神和勇敢气魄，就会立即争得车臣人的好感！所以，当我们感到人们不很尊重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检查一下自己的生活态度。） ……（不错，农庄附近的波利诺耶村里就有几座大粮仓，仓里的存粮年年增加，一直没有安排外运。但这批粮食已属于国家，不是农庄财产。周围的农民在饿死，却不肯从那粮仓里拿点粮食分给大家吃，因为那是国家的、农庄主席巴什科夫自作主张从仓库里给那些尚未饿死的社员每个人分了五公斤粮，他为此被判处劳改。粮食属于国家，缺粮只是这个集体农庄的事嘛！所以此事也不必在本书议论了。） （在我们国内，人们在谈到钱这个问题时总要使用一种不屑一提的语气，其实背地里还是在数着钞票的……） 如今，面对着他们所有的人，面对着这个无知的整体，该怎样进行辩驳呢？现在该怎样向他们解释呢？…… 要知道，真理似乎永远是羞怯的，在过于强大的无耻谎言的压力下，真理往往就沉默不语了。 由于国内长时期不能自由交流消息，在社会上整批整批的人们之间，几百万人与几百万人之间已经造成了下道互不了解的鸿沟。 我们简直不再是一个统一的人民了，因为我们大家确实在使用不同的语言讲话。 我们的社会状况酷似一个物理场。这个场的所有力线都从自由的一端引向暴政的一端。这些力线都十分稳定，它们像是深深嵌进去了、变成了化石，根本不可能使它们松动，不可能敲下或弄弯它们。任何进入这个场的电荷或物质都立即被轻易地吸向暴政那一端，简直不可能到达自由的一端，除非套上一万头公牛来拉。

  (收起)

  2011-12-14 22:03:04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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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本阿弥光悦 (地球的黑洞里有个豪华的垃圾场)

  请看那些年代常有的情景。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省）正在进行。主持会的是接替不久前入狱的前休的新区委书记。在会议结束时通过致斯大林的效忠信。不用说，全体起立（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每当提到他的名字时大家也都一跃而起）。在这个小礼堂里“掌声雷动，转变为经久不息的欢呼”。三分钟，四分钟，五分钟，依然是掌声雷动，依然是转变为经久不息的欢呼。但是手掌已经发疼了。但是抬起的手臂已经麻木了。但是上了年纪的人已经喘不.. (更多)

  请看那些年代常有的情景。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省）正在进行。主持会的是接替不久前入狱的前休的新区委书记。在会议结束时通过致斯大林的效忠信。不用说，全体起立（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每当提到他的名字时大家也都一跃而起）。在这个小礼堂里“掌声雷动，转变为经久不息的欢呼”。三分钟，四分钟，五分钟，依然是掌声雷动，依然是转变为经久不息的欢呼。但是手掌已经发疼了。但是抬起的手臂已经麻木了。但是上了年纪的人已经喘不过气来了。但是连那些真心诚意崇拜斯大林的人也已经感到这种状况蠢不可耐了。然而，谁敢第一个停下来呢？那个站在台上刚宣读过效忠信的区委书记本可这样做。但他是刚上台的，他是来接替入狱的前任的，他自己也害怕呀！要知道在这里，在会场里，也有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站在那里鼓掌，他们注视着谁将第一个住手……于是在这个不知名的小礼堂里，在领袖不知道的情况下，掌声持续了六分钟！七分钟，八分钟……他们完蛋了！他们活不成了！他们已经停不下来了，直到心脏破裂倒在地下！在会场后排，在人堆里，还可以稍稍耍点滑头，拍得少些，不那么使劲，不那么狂热但是在主席台上，在显眼的地方怎么办呢？！本地造纸厂的厂长，一个独立不羁的坚强的人，站在主席台上，明知道这个局面的全部虚假性，明知道大家陷入了绝境，但也在鼓着掌！九分钟！十分钟！他愁眉苦脸地望着区委书记，但那个人却不敢停下来。发疯了！大家都发疯了！区的头头们怀着微弱的希望面面相觑，但脸上做出兴高采烈的样子，他们将继续鼓掌，一直到趴下，一直到用担架把他们抬出去！甚至到那时候，剩下来的人也不会动摇！……但造纸厂厂长在第十一分钟上恢复平常办事的神态，在主席团里自己的位置上坐了下来。于是啊，奇迹发生了！全场那种欲罢不能的难以形容的热情跑到哪里去了？大家同时在同一击掌声上停止了，也都坐了下来。他们得救了！松鼠猜到了该从转轮上跳出来！……

  然而，也就是这样发现独立不羁的分子，也就是这样把他们摘除。造纸厂厂长于当夜被捕。完全以别的理由很容易地就给他搞上了个十年。但是，当他在第二0六页（最后一页侦查笔录）上签了名以后，侦查员要他记住：

  “永远不要第一个停止鼓掌！”

  （那怎么办呢？那我们怎样停下来呢？……）

  这就是达尔文的物种天择。这就是用蠢事搞疲劳战术。

  今天正在制造着新的神话。凡是反映三七年的小说，或是提到三七年的文章，必定是叙述共产党领导干部的悲剧。众口采砾金，我们也不由得跟着以为三七三八监狱年被关进去的全是共产党大人物，好像此外没有别人。但当时抓起来的几百万人当中，党和国家的大官们怎么也超不过十分之一。甚至在列宁格勒排队探监送牢饭的，多半也是像卖牛奶的女人那样的普通妇女。

  从间接的统计资料中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且是有见证人的证实的：那些还没死光的住着被扫地出门的富农的“特别村”，一九三七年划入了群岛范围：或是迁入劳改营，或是就地圈为劳改区。因而，一九二九年那股大水流也汇入了一九三七年的水流，又给它增加了好几百万人。

  被那股洪流卷进并且半死不活地送上群岛的人们的成分是那么光怪陆离，因而谁要科学地找出规律性，恐怕要伤很大的脑筋（何况这些规律性是当代人不懂的）。

  那几年抓人的真正规律是数字的给定性，分级摊派，统一分配。每一个市、区，每一个部队都接到控制数字，并且必须如期完成。其余的一切那就要靠行动人员的门道了。

  前契卡人员亚历山大·卡尔加诺夫回忆说，塔什干接到电报：“即送来两百！”而他们刚刚扒拉过一遍，好像再也“无人”可抓了。尽管从区里送来了五十来个。主意有了！把民警机关抓起来的普通犯改定为五十八条！说到做到。但控制数字还依然没有达到！民警机关报告：吉普赛人在市里的一个广场上无法无天地搭起了帐篷，怎么办？主意有了！包围起来把十七岁到六十岁的男人统统作为五十八条扒进来！于是任务完成了！

  还有这样的情形，原来给沃舍梯的契卡人员（民警局长扎博洛夫斯基讲述）摊派的任务是在全共和国共枪决五百名，他们请求增加，又批给了他们二百三十名。

  这类稍稍加进一点暗语的电报是由普通电报局拍发的。在捷姆留克市，女报务员丝毫没有疑心地转告内务机关的总机：请于明日将二百四十箱肥皂送往克拉斯诺达尔。第二天一清早她就听到了大逮捕和发送犯人的消息从而猜出了其中的奥秘。她把接到那封电报的事告诉了女朋友。她当即就被抓了进去。

  （用“一箱肥皂”这个暗语代表“一个人”是完全偶然的？或许是因为他们熟悉肥皂的制造？……）

  当然，某些局部的规律性是可以理解的。逮捕入狱的有：

  我们在国外的真正间谍（这往往是一些最真诚的共产国际人员或契卡人员，许多是外貌动人的妇女。把他们召回祖国，在边境就抓起来，然后让他们同原先的共产国际上司，譬如说同米罗夫一科罗纳，当面对质。那个上司承认自己是为某个外国特务机关工作的，因而他的下属自动成为外国特务，而且越忠实，危害越大！）；

  中东铁路人员（所有中东铁路的苏联职员，包括妻子、子女和祖母在内，原来统统是日本间谍。不过应当承认，对他们的逮捕，几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了）；

  居住在远东的朝鲜人（流放去哈萨克斯坦）一这是按血统抓人的最初尝试；

  列宁格勒的爱沙尼亚人（全当作白色爱沙尼亚的间谍，只根据姓名就抓）；

  所有拉脱维亚步兵和拉脱维亚契卡人员是的，正是不久前构成契卡的骨干和骄傲的拉脱维亚人，革命的助产士！甚至还包括资产阶级拉脱维亚的共产党人，那是一九二一年把他们从那里交换过来的，从而为他们免除了可怕的拉脱维亚的两年至三年的徒刑。（在列宁格勒封闭了；赫尔岑研究所拉脱维亚分所；拉脱维亚文化宫；爱沙尼亚俱乐部；拉脱维亚中等技术学校；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文报纸入

  在一片喧闹声中大牌阵也不再摆下去了，还没抓完的，一概扒干净。已经无须再遮遮掩掩，这场游戏已经该结束了。现在从成片成片的流放地（例如乌发和萨拉托夫）把社会主义者们收监看押，全体一道审判，像一群群牲口似地赶向群岛的屠宰场。

  在以前的各条水流中从来没有忘掉知识分子，现在也没有忘记。只要有学生告密（“学生”和“告密”这两个词儿的结合听起来早已不觉得奇怪了），说他们的大学讲师老是引用列宁和马克思，而不引用斯大林，这就足以使讲师不再去讲下一堂课了。要是他根本不引用呢？……列宁格勒的中年一代和年轻一代东方学家都被关了起来。北方研究所的全体成员（除密工人员外）都被关了起来对中小学教员也没有小看。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制造了以省国民教育局长彼列利为首的三十名中学教员的案件，一条吓人的罪名是：在学校里举行新年松树游艺会是为了要烧掉学校！而在工程师们（已经是苏维埃一代的工程师，已经不是“资产阶级”的了）的脑门上棍棒以钟摆的均匀节奏打下来。由于矿层的某种扰乱两个迎头工作面没有相接，矿山测量员尼古拉·密尔古利耶维奇·米科夫为此得到了五十八条7，二十年！六名地质工作者（科托维奇小组）“因有意隐瞒地下锡储量（！就是说因未能发现这些储量！）以备德国人到来”（告密）五十八条7，各判十年。

  紧跟着主流的还有一条专流：妻子、家属！一般是党员高干的妻子，有些地方（列宁格勒）是一切犯人（不管是得到了“十年无通信权利”的，还是已经死了的）的妻子。对家属通常全都判给八年（仍然比被清算的富农轻些，并且子女仍允许留在大陆）。

  受害者成堆！受害者成山！内务人民委员部向城市发动的正面进攻：C·II·马特维耶娃在同一个浪头里，但因不同的“案件”，被抓走了丈夫和三个兄弟（四人中的三个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一名电工技师因他的工段上断了一根高压线，按五十八条7，二十年。

  彼尔姆工人诺维科夫被控准备爆破卡马河的桥梁。

  尤日阿科夫（也在彼尔姆）白天被捕，夜里来抓他的妻子。向她出示了一份名单，要她签字证明这些人都在他们家里开过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会（不用说，这是没有的事）。条件是答应放她回去照看三个孩子。她签了字，毁了所有的人，而她自己，当然，依旧留在牢里。

  娜杰日达·尤登尼奇因自己的姓氏而被捕。诚然，九个月后查明她并不是将军的亲戚，就放了她（咳，区区小事：在这期间她妈妈因着急而死去了）。

  在旧鲁萨市放映电影“列宁在十月”。某人注意到了一句话：“帕尔钦斯基应当知道这事！”而帕尔钦斯基是保卫冬宫的。一对不起，我们那里有个护士叫帕尔钦斯卡哑！把她抓起来！果然抓了。原来真的是他的老婆，在丈夫被枪决后她躲到这个偏远地区来了。

  包鲁什科兄弟（巴威尔、伊凡和斯捷潘）于一九三0年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从波兰来到自己的亲人这里。现在他们成了青年，得到了IIIII（间谍嫌疑），十年。

  克拉斯诺达尔市电车女司机深夜从车场步行回家，该她倒霉，在市郊从一辆陷住的卡车旁边走过，卡车边上有人忙碌着。它原来装满了尸体手和脚从防水布下露出来。她的姓名被记了下来，第二天就被捕了。侦查员问她看到了什么？她老实承认了（达尔文的物种天择）。反苏宣传，十年。

  名自来水工人每当播送没完没了的给斯大林的致敬信时总关上自己屋里的喇叭。（谁记得这些信呢？！日复一日，一连几小时，千篇一律的使人发昏！想必播音员列维坦能记得牢：他抑扬顿挫、充满感情地念过这些信。）邻居告了密（啊，这个邻居现今在哪里呀？），COg（社会危险分子），八年。

  一个识字不多的砌炉匠爱在空闲时间练习签字这使他在自己心目中提高自己的身份。没有空白的纸张，他就在报纸上签字。他在父亲和导师尊容上写了花体字的报纸，被邻居在共用厕所的纸篓里发现了。ACA（反苏宣传），十年。

  斯大林及其亲信们喜爱自己的肖像，用它们登满报纸，把它们繁殖几百万份。但苍蝇却很少尊重它们的神圣性，况且，报纸不加利用也未免可惜于是就有多少不幸的人在这上面得到了刑期。

  逮捕像流行病一样逐街挨户地蔓延。正如人们通过握手、呼息、接吻不知不觉间互相传染流行病菌一样，人们也是因握手、呼吸、街上相遇传染着致使对方遭逮捕的病菌。因为，如果你明天注定要招认你纠集了一个图谋在本市自来水中放毒的地下小组，而今天我曾在街上握过你的手那就是说我的命运也注定了。 (收起)

  2011-10-10 21:02:02   3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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