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最大的国际主义，不仅是“国之大事”，也是“球之大事”，硬道理里面的硬道理，管着所有的软道理。
有两样文章不爱看。第一是卖弄理论，洋味十足，句子很长，曲里拐弯，疙疙瘩瘩的文章。第二是过于小布，过于文人，过于书卷气，抖学问，掉书袋，自作多情，自我感动，酸文假醋的文章。
书法家出，则书法之道亡。
李白嗜酒如命，经常烂醉如泥，喝，喝，天天喝，直到醉死当涂。后世酒楼，拿他当招牌，画个醉汉，叫“玉山倾倒”，挂个酒帘，称“太白遗风”。 “月下独酌”，是一种意境：
喝酒一定要夜里喝，而且是一个人喝。
喝着喝着，如果能喝出三个人来，则是更上一层。
酒中有哲学——苦闷的哲学。
“有”了之后，吃什么好，怎么睡才得劲，问题又生。如果什么都享受过，非什么不吃，非什么不睡，最高的山爬到头，下又下不去了，怎么办？那才是最大痛苦。惟一的解决方案就是纵身一跃，一了百了，直接就下来了。古人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元稹《离思》），人只有到了这一步，才会懂得“聊胜于有”。
酒桌上有个说法，“咱们是小孩的jībā（以下各篇，凡不雅之词，皆用汉语拼音），来日方长”。
马克思替工人打抱不平，但他不懂经济学。他这一辈子，前后写过三个经济学手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最后这个手稿，就是《资本论》的草稿。
卢梭是“天赋人权”说的鼻祖。他的《社会契约论》是以18世纪流行的“自然人”说为基础。他所谓的“人是生而自由的”，是启蒙思潮的理想之辞。所谓“自然人”，不过是一种幻想的大猿猴，意思是原始状态下的人本来应该是这个样子。
伏尔泰说，卢梭的书是反人类的书，读了，就想四肢着地爬着走。
罗素说，希特勒是来自卢梭（相反，罗斯福和丘吉尔是出于洛克）。
然而，这却是《人权宣言》所谓“人人生而平等”的理论基础。
历史学家说：
饥民劫富济贫吃大户，工会罢工停产搞谈判，黑老大金盆洗手，阔米商开棚施粥，非法加合法，强迫加自愿，税收调节，慈善事业，什么法子都用上，才有一点点让步。
这是我们听说过的。其他办法，好像还没有。
公平是挤牙膏，挤一点出一点，不挤不出。
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论语?季氏》），大同是人类共通自古就有的理想，可惜成本太高。谁都说，公平分配，前提是“物质极大丰富”。然而，历史上的“均”，却无不以“寡”为前提。共同富裕的“富”，那都是富人玩剩下的。
1960年，有个爱尔兰科学家，叫贝尔纳（John Desmond Bernal, 1901-1971年），他给各国政治家算了笔账，全世界的财富有多少多少，人口有多少多少，科技水平有多高多高。他说，现在是时候了，足以让大家分享繁荣不受穷，坏就坏在穷兵黩武，所以世界级的大国领导（包括当时的我国领导），他给他们，每人寄上一本书：《没有战争的世界》，劝他们放下核武（当时，此书有内部读物，图书馆还查得到）。否则，大家同归于尽，他警告说。然而44年过去，地球照样滴溜溜转，没人听他老生常谈。
人类自有战争，从来就有两种战法，强对弱或弱对强。通常所谓的正规战法，只是前者。这样的战法绝不是惟一的战法。我们不能说，只有弱者用强者的办法对付强者才算战争。这在军事学上是讲不通的。相反，古今中外的兵书都强调一点，谋略是和诈伪有关。而“兵不厌诈”的要义是：没有规则就是惟一的规则。如色诺芬的书就把恐怖主义当军事手段。克劳塞维茨也说，战争体现的是“两极性原理”，其暴力使用的极端倾向，“除了受内在的牵制力量的限制以外，不受其他任何限制”（《战争论》）。
如果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恐怖就是战争的继续。它是最激烈的暴力形式，也是最原始的暴力形式。
人们总是习惯于把利益冲突转化为道德（或宗教的）说教，因而把暴力分为好暴力和坏暴力。但恐怖是手段，它的好坏，只能从政治目的判断，而且政治是非的前因后果也很复杂，很难按道德来评判。
如果非拿道德说事，那根本不用兜圈子，我们只要看它的使用者是谁，也就够了——敌人总是邪恶的。
《不列颠》说，现代恐怖主义的基本特征是，“被害者经常是偶然置身现场的无辜百姓”，请问，在炸弹随处可能落下的伊拉克，他们能够离开这个“大现场”吗？
西方的军事传统，特点是崇尚武器，崇尚实力，崇尚大规模的杀戮和报复，崇尚对外的侵略和征服。他们谈论战争，总是喜欢把根子追到两件事上。一是人类的暴力活动，与男人有很大关系，与男人的暴力倾向，特别是性侵犯，有很大关系。二是人类的暴力活动，和动物有关，和打猎有关，和打猎后用猎物作牺牲，进行血祭有关。
关于第一点，我们要注意，西方以M打头的字，有不少和暴力倾向有关。如：man是男人，male或masculine是男性，macho或machismo是阳刚之气或男子汉气，martial art是武术，military art是兵法。他们说，男人来自火星（Mars），火星是战神，总是喜欢强加于人。一个国家把它的男人派到另一个国家，杀死所有男人，包括老人和小孩，强奸和虏走所有女人，这就是古典意义上的战争和男人心目中的胜利。
第二点，也很有意思，古代的猎人和牧人是男人，他们和动物的关系很密切。贵族武士都爱打猎，打猎是原始的军事训练，到处如此。他们用猎物献祭，祈求神祐，有强烈的象征意义。第一，是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敌人比为野兽，可以任意杀戮；第二，自己的手段也非常动物，虽“饥餐”、“渴饮”也有合理性。古代杀俘献祭，就是模仿这种血祭。
中国重人道，人与人斗的学问特别发达。
战国末年，杀人盈野，是中国兵学的黄金时代。
《鹖冠子?近迭》有段话：
庞子问鹖冠子曰：“圣人之道何先？”鹖冠子曰：“先人。”庞子曰：“人道何先？”鹖冠子曰：“先兵。”庞子曰：“何以舍天而先人乎？”鹖冠子曰：“天高而难知，有福不可请，有祸不可避，法天则戾。地广大深厚，多利而鲜威，法地则辱。时举错代更无一，法时则贰。三者不可以立化树俗，故圣人弗法。”庞子曰：“阴阳何若？”鹖冠子曰：“神灵威明与天合，勾萌动作与地俱，阴阳寒暑与时至。三者圣人存则治，亡则乱，是故先人富则骄，贵则嬴。兵者百岁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是故人道先兵。”（《鹖冠子?近迭》）
战国秦汉时期，齐鲁之地，最有传统的祭祀是围绕八主祠。八主祠的遗迹至今犹在。八主者，即天主、地主、兵主、日主、月主、阴主、阳主、四时主。其中天主、地主、兵主是相当于天、地、人三才。兵主祠，祭战神蚩尤，就是相当人主祠。
我国的神话，九天玄女也是一位战神。她不仅以战法教黄帝，还授之以房中术。中国的房中书一直是以战争喻男女之事，称女子为“敌”。男人于五行为木，配四神的青龙，外刚内柔；女人于五行为金，配四神的白虎，外柔内刚。男人不是女人的对手，“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古人称为“金克木”。明清色情小说常有这类描述。
《说文解字》卷十三下蟲部有“皿虫为蛊”之说。古人相信，只要把各种毒虫放一块儿，让他们互相吃，就会产生剧毒和传染性，有些是立即见效，有些是效果缓慢。长江以南，自古就流行这类巫术。特别是西南地区，如云南和西藏，就是今天，也还保存着这类技术。 中国的兵书分四门。
四门，即《汉志?兵书略》的“权谋”、“形势”、“阴阳”、“技巧”。“权谋”、“形势”是谋略，“阴阳”、“技巧”是技术。谋略的地位，显然在技术之上。谋略是道，技术是器。道惟求旧，器惟求新，这也是特点。
四门中的谋略，传世经典比较多，主要都保存在《武经七书》里。中国的先秦兵典以齐地为最发达。名气最大，是《孙子兵法》、《司马法》和《太公兵法》（包括《六韬》）。
中国的军事传统，特点是尚权而轻力，贵谋而贱技。这和西方的传统不一样。它对战争现象做超越时空的讨论，优点是高屋建瓴，缺点是下临无地，有利也有弊。
明清时代，妓女是文人的镜子。学者比照自己，塑造了一种“千古文人妓女梦”（套用陈平原先生的《千古文人侠客梦》）。
我国的历史教科书，有个问题老说不清，即它宣扬的“爱国主义”，明明爱的是国家，但“国”和“族”总是打架。2002年有一场争论，是围绕“民族英雄”，有人说，戚继光、郑成功是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不是，就是因这个混乱而起。谭其骧在《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边疆》（收入《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3－22页）一文中也为此事费过不少笔墨。其实，国、族的概念在历史上是时有变化，时有交叉，就像逝者如斯的河流，刻舟求剑，必然搞不清。中国学者有一种习惯，就是老把今日中国版图内的中国等同于历史上的中国，非把宋、明爱的中国和汉族等同于现在的中国和汉族，这当然不对。但近年来，有些美国汉学家说，只有说汉语的人才是中国人，这个定义更荒唐。在英语里，Chinese既是汉语（或中国语）也是中国人，好像就是一码事。然而，从希腊时代到现在，西方国家的国籍认定，也不能这么简单。起码我们不能说，只有说英语的人才是英国人，或只有说英语的人才是美国人，或说英语的人就一定是英国人或美国人。与“爱国”的概念相匹配，“汉奸”的概念也很复杂。
改革是大家的事。我说过，现在的事情，我们都有责任，不能像文革完了，什么事都往四人帮头上一推，“大家都是好东西”。
体育在现代是人类宣泄感情的重要渠道。“宣泄”（catharsis）这个词既有“排泄”、“发泄”之义，也有“净化”、“升华”之义。虽然大家都说“奥运精神”是和平、友谊的象征，但参赛选手和观众却往往走火入魔，每每是拿比赛当假想战争，狂泄其爱国热情。大家对体育那么投入，除去对竞力斗智有瘾，还有一大刺激，就是对机运的追求。比赛，如足球，对抗性越强，结果越难预料，人的兴趣越大。无论你在它上面押不押钱，赌博心理都少不了。
抠门是经济学的本质（economy的本义就是节约），它的意思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不花，什么都精打细算。“大红灯笼高高照”，后面就是抠门。 中国自宋以降确实有阴盛阳衰的气象，而且妇科的研究也发达。但我认为，中国的这一段，妇女的地位非但没有提高，反而是下降。妇科本身，其实和房中是一路货，男性话语，只多不少。读圣贤书，无后为大，什么都丢了，孩子也不能丢。这才是明清妇科的潜台词。
心理学家说，儿童的心理特点基本上是形成于五岁以前。五岁以前惯坏了，撒泼打滚，哭闹成性，就扳不回来了。 《左传》是讲“乱”，讲“礼坏乐崩”。“乱”的原因是什么？原书有答案：
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左传》桓公十八年）
内宠并后，外宠二政，嬖子配适（嫡），大都耦国，乱之本也。（《左传》闽公二年）
原文的意思是说，一个国家，权力被二元化或多元化，即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势均力敌的第一夫人，两个或两个以上势均力敌的继承人，两个或两个以上势均力敌的执政大臣，两个或两个以上同时存在的首都，这是一切祸乱的根本。我说过，这段话是解读《左传》的钥匙。当时的继承危机，背后是男权和女权的斗争，驯化和反驯化。
整个《左传》，都是由男权和女权激烈斗争的爱情悲剧所组成。故事的基本模式是，国君为了嗣续和外交关系，总要娶好几个老婆，但有“公牛效应”，他们往往爱上年轻美貌的小老婆（有时还是儿媳妇）和小老婆的孩子，因而废嫡立庶、废长立幼，造成国际关系的混乱和紧张；国内的执政大臣和贵族势力，围绕嫡庶长幼、立子立弟，斗争也十分残酷，不但经常发生弑君杀后的惨剧，继承人的命运也十分可怜，只有父族和母族各有大援，才能站稳脚跟。即便站稳脚跟，也往往是一子立则众子杀。侥幸不死，流亡海外，投靠母族或其他国家，借外国势力和本国内乱，也有回国即位的例外，但颠沛流离，也是备尝心酸。
纲常也有例外。夫为妻纲，父为子纲，体现的是男性统治。它有个很大的漏洞，即母子关系是模糊地带。
母为子纲，子为父纲，妻为夫纲。女性颠覆男性，这是一种和平路线图。中国古代的女主，主要是用这一条。
便器古称亵器，也叫廁牏。小便用溺壶，大便用净桶。古代称为虎子的溺器，唐以来，虎子改称马子，是避李唐先人李虎讳（《云麓漫钞》卷四）。港片多用“马子”代指女朋友，大陆也学会了（如《没完没了》），其实这不是粤语，而是港片国语版借用的台湾词汇，含义很下流。
马桶，来源于马子。马子本来是亵器的统称，不分大小便。恭桶则和明清科举制有关。过去，科举考场有两块牌子，一块叫“出恭”，一块叫“入敬”，士子如厕，要领出恭牌，大便叫大恭，小便叫小恭，统称出恭。
浙江北部农村的厕所，是这样的：一般厕所三面有墙，一面开放，开放的面一般对着马路，厕所里安放着一个或者数个大缸，大缸对着马路的那面，安一个木制的架子，架子上钉满了板，架子的上沿是很圆润的，好让人坐上去比较舒适。人坐在上面，屁股刚好伸到大缸的上空，屎尿自然进入缸内。出恭的时候，不仅可以看眼前美景，而且还可以跟马路上的人闲聊，碰上男女分开的厕所（一般是不分的），彼此之间还可以一边拉屎一边调情，这是我亲眼所见。不过，北方人使用这种厕所一般都会有点不好意思，因为脱裤子的时候，总是难免有走光之嫌。
前几年，大家都知道，有个日本留学生，万圣节讨糖果，只因不晓freeze一词还有“站住，不许动”的意思（上述《英华大字典》也未收这一用法），结果竟被老美误杀，引起日本朝野震动，纷纷呼吁，要全面改革英语教学法，必须加强“活语言”的教学，而脏话正是属于最典型的“活语言”。
中国学术界苦于大师不出久矣，就像孔夫子慨叹河不出图、洛不出书一样。原因何在？很简单，主要是无大格局。有大格局，自然有大师。无大格局，自然无大师。而大格局者，只有社会剧变，思想风气、学术范式随之转移的时代才会有。中国近代，民元、五四以后，新学势如潮涌，旧学阵脚大乱，即使遗老遗少，也不能不受时代风气感染（反对本身也是感染）。是时，一切要推倒重来，另起炉灶，即使驽钝中才之人，预临其事者，都是祖师爷，当然大师辈出。及新学立，各自分疆划界，自立门户，学者惟祖师爷是从，弟子各得其一体，犹如富家分产，日久必衰，虽聪明绝顶，也不过是添砖加瓦，增广其事而已。大师之统还在，大师之体全无。大师是自然不会有了。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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