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思想背后的隐秘利益 /王建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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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2-19 21:38:09
来自: echo
(武汉)
和当下很多知名学者的遭遇一样，大多数读者知道学者陆建德，并不是通过他的英美文学专著，而是因为他在《读书》《万象》等报刊发表的文章。当然这样说，丝毫没有贬低陆先生学术成绩的意思，只是说他给报刊写的文章对普通读者更有吸引力。陆先生无疑是一名成功的专栏作家。他勇敢地摒弃了冷漠和孤僻的学院化语言，以一种充满弹性和韵味的笔意，言说文学内外的典故和思想。这正是这位剑桥英美文学博士成功的原因。那些给他带来声誉的报刊文章也先后结集，一册为1996年出版的《麻雀啁啾》，另外一册就是刚刚出版的《思想背后的利益》。 大概读者已经从书名中窥探出什么，前者所谈更多集中在文学领域之内，而后者则拓展到文学之外更为宽广的领域。《思想背后的利益》的书名来以赛亚•伯林的一段话，“对于各种观点、社会运动 、人们的所作所为，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应该考虑它们对谁有利，谁获益最多。这些并非愚蠢的问题。”即便是提出这一告诫的伯林也不能免俗，用他本人的思想来解释这段话再合适不过了。伯林这位刺猬型思想家以两种自由的划分名世，然而陆先生却揭示给我们他的另外一面，他的“消极自由”这一观念的提出也不是完全中立的，他在很大程度上服务于以色列的利益，这与他的犹太复国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 普通读者一般很难细致认识到这种地步。对很多思想家，在社会分工和知识分工越来越细致的今天，大多数人只是从教科书上知道他们的名字而已，他们在我们的头脑里大都简化为一个符号或几句名言。无暇阅读他们的原作对普通人来说也许算不上什么损失，然而他们的观念和思想依然镶嵌在现实中，对我们的生活发挥着隐秘而微妙的影响。想想看，对经常使用的 “自由”“市场”“民主”和“经济人”等这些大词，我们是不是不求甚解却过度迷恋？这样的问题同样存在于历史名人身上。邹容这位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不加咀嚼地吞食西方观念而产生的《革命军》，用陆先生的话来形容其风格就是“一知半解”却“冲动暴烈”， 因此却开启了近代激烈革命的先声。 今年是《革命军》发表100周年，重温《革命军》让人感慨万千。我们源源不断地引进西学也大约100年了，之中存在多少偏执甚至错误我们却缺少足够的反思。挖掘思想背后的利益因素很世俗可能为很多人所不屑，但这却是一种认识历史的有效方法。伯林作为《马克思传》的作者多少都受到马克思的影响，而这种方法正是德国的知识社会学家惯用的。在陆先生的指引之下，我们发现许多西方思想并不是中立的，要么从属于特定的利益集团，要么服务于西方强国主宰的世界秩序。这无疑是一种警报。 陆先生借用“思想背后的利益”这样一个书名，必然会遭到别人的反问“你的思想又体现了谁的利益呢？”其实从书中一段话不难发现答案：“中国知识分子与其跟着‘迁徙’与‘杂交’的指挥棒转，还不如像陈寅恪和钱穆那样在具体的生活环境和中国的文化传承中感受‘地之灵’，体验‘根系一地的公共感情’。”对国家利益的热切关注是自白也是期待，同时也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中国问题意识”的苏醒。 在全球化知识生产时代坚持自己的独立表达和思考，是每一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问题。陆先生除了使用“经济观察”这一武器之外，他的另外一个武器就是反对大词。陆先生毕竟是留学英国回来的，对流行的大词比一般人抱有足够多的警惕。在《三位十八世纪英法哲人》和《美国“自由”与英国传统》这前两辑文章中，作者勇敢地为“经济人”“自由”等启蒙运动期间的普适价值去魅，将其还原为一种地方知识，体现了一个经验主义者的谦卑心态。 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我更喜欢的是后一种武器。 |
2010-07-01 13:00:05 祥瑞御兔 (第十一交响曲第二乐章：一月九日)
“中国知识分子与其跟着‘迁徙’与‘杂交’的指挥棒转，还不如像陈寅恪和钱穆那样在具体的生活环境和中国的文化传承中感受‘地之灵’，体验‘根系一地的公共感情’。”——————————————————
这话说得煞是虚伪，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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