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ity and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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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页（试译稿）

  纸月 (君子不器)

  恶意地传播流言蜚语不是亚里士多德的嗜好。他的那些被后人总结出来的评论是唯一一点关于希波丹姆的言论。在提及希波丹姆前不久，在讨论柏拉图的政治写作时，亚里士多德列举了“苏格拉底的言说”（主要是出现于《理想国》和《法律篇》中的言说）的高品质。因为苏格拉底的那些言词，尤其是那些关于简单最佳政治秩序的说法本身产生了使人必须直面的巨大魅力，所以亚里士多德才会提及它们，也唯有这样做才能使自己的反对意见正当化。在... (更多)

  恶意地传播流言蜚语不是亚里士多德的嗜好。他的那些被后人总结出来的评论是唯一一点关于希波丹姆的言论。在提及希波丹姆前不久，在讨论柏拉图的政治写作时，亚里士多德列举了“苏格拉底的言说”（主要是出现于《理想国》和《法律篇》中的言说）的高品质。因为苏格拉底的那些言词，尤其是那些关于简单最佳政治秩序的说法本身产生了使人必须直面的巨大魅力，所以亚里士多德才会提及它们，也唯有这样做才能使自己的反对意见正当化。在谈及欧多克索斯关于享乐主义的教诲时，亚里士多德评论道，欧多克索斯被看作罕见温和的人。亚里士多德这样说是为了解释为什么人们通常认为欧多克索斯的言论比其他享乐主义者更可靠。我们可以认为，对于希波丹姆式的生活，亚里士多德给出了一个好理由。鉴于第一位哲学家在未开化的女奴眼中是一副十足荒谬的形象，无怪乎他在明智的自由人眼中是一副更加荒谬的形象了。这一事实表明政治哲学比哲学本身更加荒谬。亚里士多德就是通过这种使政治科学家有点羞愧的方式表达了和西赛罗一样的观点，即必须迫使哲学对政治事务热心起来。亚里士多德的建议在现代被帕斯卡尔重新拾起，后者认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不是学究，而是君子，他们玩笑式的写作——“是其生活中最不哲学和严肃的部分⋯⋯他们的政治写作就像要给疯人院带来秩序。“帕斯卡尔的论述比亚里士多德深入得多，在承认自然正当的事物存在同时，他也认为，自然正当的事物无法被拥有原罪的无助的人们所了解。 (收起)

  2012-02-02 20:22:31   5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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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页（试译稿）

  纸月 (君子不器)

  雅典的外乡人的主张被亚里士多德所肯定，后者提到了所谓的智术师处理政治事务的态度。他说智术师要么把政治科学等同于修辞术，要么使其从属于修辞术。如果不存在就自然而言是正义的事物，或曰如果不存在就自然而言是普遍的善好，如果因此唯一自然的善好就是每个人自己的善好，这样得出的结论就是睿智的人将不会把自己奉献给大众，而只会为了自己的目的钻营，同时努力避免自己为实现大众的目的所利用。但是实现这一意图最重要的手段... (更多)

  雅典的外乡人的主张被亚里士多德所肯定，后者提到了所谓的智术师处理政治事务的态度。他说智术师要么把政治科学等同于修辞术，要么使其从属于修辞术。如果不存在就自然而言是正义的事物，或曰如果不存在就自然而言是普遍的善好，如果因此唯一自然的善好就是每个人自己的善好，这样得出的结论就是睿智的人将不会把自己奉献给大众，而只会为了自己的目的钻营，同时努力避免自己为实现大众的目的所利用。但是实现这一意图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说服的技艺并且首先是用于法庭的修辞术。有些人可能会说，人们利用政治团体的最完整形式是对政治权力的使用，尤其是专制权力。如同之后马基雅维利展示的那样，这样的使用需要对政治事务最深刻的理解。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智术师否认这一结论；他们坚信履行政府非修辞的功能和掌握由此所需的知识是很容易的：唯一需要被严肃对待的政治技艺是修辞术。

  然而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否认存在一种高于苏格拉底的政治哲学。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政治哲学首先和最终是对依据自然最好的政治秩序的追寻，这一最好的政治秩序能超越时空，放之四海而皆准。当人们完全沉浸于政治生活中时，甚至在政治共同体的建立中，建立者的眼界被限制在思考此时此地什么能做什么必须做的问题时，这样的追寻都是不会很好地展开的。第一位政治哲学家将是第一个不致力于政治生活而致力于最好的政治秩序的讨论的人。这个人，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是一位希波丹姆。在介绍希波丹姆规划的政治秩序之前，亚里士多德对希波丹姆式的生活方式大发议论。撇开作为第一位政治哲学家这一点不谈，希波丹姆也是一位著名的城市规划师，出于野心，他的生活以一种过度的方式展开（比如他过于重视衣饰），并且他希望别人学习他关于整个自然的知识。 (收起)

  2011-08-21 20:14:03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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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页（试译稿）

  纸月 (君子不器)

  由于这一乐观的假设无法维持下去，人们被迫同时依靠错误、迷信，或者愚蠢的立法。但是只有在获得了一种自然的神学，以及关于构成对所有人来讲快乐、健康、繁荣的状态和普遍的善的知识时，人们才能这么做。在解释习俗的道路上遇到的困难使人们开始质疑既往习俗作为某种人造物的观念；有人断言，不能将习俗和语言追溯到假设或有意识的行为，其自身只是一种生长，与植物和动物的生长本质上不同，但十分相似；这种生长更为重要，也比其... (更多)

  由于这一乐观的假设无法维持下去，人们被迫同时依靠错误、迷信，或者愚蠢的立法。但是只有在获得了一种自然的神学，以及关于构成对所有人来讲快乐、健康、繁荣的状态和普遍的善的知识时，人们才能这么做。在解释习俗的道路上遇到的困难使人们开始质疑既往习俗作为某种人造物的观念；有人断言，不能将习俗和语言追溯到假设或有意识的行为，其自身只是一种生长，与植物和动物的生长本质上不同，但十分相似；这种生长更为重要，也比其他创造更为高级，甚至高于根据自然理性的创造。我们不应当坚持关于自然的古典观念和这一关于生长的现代观念的亲属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关于生长的这一现代观念，古代依据自然之于习俗更加高贵而做出的对自然和习俗的划分已被现代依据历史（自由和价值的领域）之于自然（缺乏目的或价值）更加高贵而做出的对自然和历史的划分所覆盖，指明这一点尤为急迫。如前所述，我们甚至可以说，以历史理解自然本质上是与基本的历史思维相对的。

  不像他的前辈，那个对雅典而言的外乡人回到了既往的道路上，严肃地对待政治的技艺或曰科学，因为他承认存在着就自然而言是正义的事物。他诉诸与前辈的分歧，直到后者承认，作为初始物只有身体，灵魂并非身体的衍生物或在等级上低于身体，而就自然而言是身体的统治者。换言之，他的前辈没有充分认识到身体和灵魂的根本不同。正义的事物的地位依赖于灵魂的地位。正义是与卓越等同的普遍的善，如果存在着就自然而言是正义的事物，那么一定存在着就自然而言是普遍的事物；但身体就自然而言似乎是独立和私人的。亚里士多德坚持政治团体是自然的以及人就自然而言是政治的主张，因为人是被言辞或理性塑造的，并因此有能力达到极致的完美，与其他人结成最紧密的联盟是可能的：这一联盟存在于纯粹的思想中。就这样，亚里士多德到了这条道路的尽头。 (收起)

  2011-08-19 17:07:26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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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页（试译稿）

  纸月 (君子不器)

  恶意地传播流言蜚语不是亚里士多德的嗜好。他的那些被后人总结出来的评论是唯一一点关于希波丹姆的言论。在提及希波丹姆前不久，在讨论柏拉图的政治写作时，亚里士多德列举了“苏格拉底的言说”（主要是出现于《理想国》和《法律篇》中的言说）的高品质。因为苏格拉底的那些言词，尤其是那些关于简单最佳政治秩序的说法本身产生了使人必须直面的巨大魅力，所以亚里士多德才会提及它们，也唯有这样做才能使自己的反对意见正当化。在... (更多)

  恶意地传播流言蜚语不是亚里士多德的嗜好。他的那些被后人总结出来的评论是唯一一点关于希波丹姆的言论。在提及希波丹姆前不久，在讨论柏拉图的政治写作时，亚里士多德列举了“苏格拉底的言说”（主要是出现于《理想国》和《法律篇》中的言说）的高品质。因为苏格拉底的那些言词，尤其是那些关于简单最佳政治秩序的说法本身产生了使人必须直面的巨大魅力，所以亚里士多德才会提及它们，也唯有这样做才能使自己的反对意见正当化。在谈及欧多克索斯关于享乐主义的教诲时，亚里士多德评论道，欧多克索斯被看作罕见温和的人。亚里士多德这样说是为了解释为什么人们通常认为欧多克索斯的言论比其他享乐主义者更可靠。我们可以认为，对于希波丹姆式的生活，亚里士多德给出了一个好理由。鉴于第一位哲学家在未开化的女奴眼中是一副十足荒谬的形象，无怪乎他在明智的自由人眼中是一副更加荒谬的形象了。这一事实表明政治哲学比哲学本身更加荒谬。亚里士多德就是通过这种使政治科学家有点羞愧的方式表达了和西赛罗一样的观点，即必须迫使哲学对政治事务热心起来。亚里士多德的建议在现代被帕斯卡尔重新拾起，后者认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不是学究，而是君子，他们玩笑式的写作——“是其生活中最不哲学和严肃的部分⋯⋯他们的政治写作就像要给疯人院带来秩序。“帕斯卡尔的论述比亚里士多德深入得多，在承认自然正当的事物存在同时，他也认为，自然正当的事物无法被拥有原罪的无助的人们所了解。 (收起)

  2012-02-02 20:22:31   5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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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页（试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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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典的外乡人的主张被亚里士多德所肯定，后者提到了所谓的智术师处理政治事务的态度。他说智术师要么把政治科学等同于修辞术，要么使其从属于修辞术。如果不存在就自然而言是正义的事物，或曰如果不存在就自然而言是普遍的善好，如果因此唯一自然的善好就是每个人自己的善好，这样得出的结论就是睿智的人将不会把自己奉献给大众，而只会为了自己的目的钻营，同时努力避免自己为实现大众的目的所利用。但是实现这一意图最重要的手段... (更多)

  雅典的外乡人的主张被亚里士多德所肯定，后者提到了所谓的智术师处理政治事务的态度。他说智术师要么把政治科学等同于修辞术，要么使其从属于修辞术。如果不存在就自然而言是正义的事物，或曰如果不存在就自然而言是普遍的善好，如果因此唯一自然的善好就是每个人自己的善好，这样得出的结论就是睿智的人将不会把自己奉献给大众，而只会为了自己的目的钻营，同时努力避免自己为实现大众的目的所利用。但是实现这一意图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说服的技艺并且首先是用于法庭的修辞术。有些人可能会说，人们利用政治团体的最完整形式是对政治权力的使用，尤其是专制权力。如同之后马基雅维利展示的那样，这样的使用需要对政治事务最深刻的理解。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智术师否认这一结论；他们坚信履行政府非修辞的功能和掌握由此所需的知识是很容易的：唯一需要被严肃对待的政治技艺是修辞术。

  然而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否认存在一种高于苏格拉底的政治哲学。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政治哲学首先和最终是对依据自然最好的政治秩序的追寻，这一最好的政治秩序能超越时空，放之四海而皆准。当人们完全沉浸于政治生活中时，甚至在政治共同体的建立中，建立者的眼界被限制在思考此时此地什么能做什么必须做的问题时，这样的追寻都是不会很好地展开的。第一位政治哲学家将是第一个不致力于政治生活而致力于最好的政治秩序的讨论的人。这个人，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是一位希波丹姆。在介绍希波丹姆规划的政治秩序之前，亚里士多德对希波丹姆式的生活方式大发议论。撇开作为第一位政治哲学家这一点不谈，希波丹姆也是一位著名的城市规划师，出于野心，他的生活以一种过度的方式展开（比如他过于重视衣饰），并且他希望别人学习他关于整个自然的知识。 (收起)

  2011-08-21 20:14:03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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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页（试译稿）

  纸月 (君子不器)

  由于这一乐观的假设无法维持下去，人们被迫同时依靠错误、迷信，或者愚蠢的立法。但是只有在获得了一种自然的神学，以及关于构成对所有人来讲快乐、健康、繁荣的状态和普遍的善的知识时，人们才能这么做。在解释习俗的道路上遇到的困难使人们开始质疑既往习俗作为某种人造物的观念；有人断言，不能将习俗和语言追溯到假设或有意识的行为，其自身只是一种生长，与植物和动物的生长本质上不同，但十分相似；这种生长更为重要，也比其... (更多)

  由于这一乐观的假设无法维持下去，人们被迫同时依靠错误、迷信，或者愚蠢的立法。但是只有在获得了一种自然的神学，以及关于构成对所有人来讲快乐、健康、繁荣的状态和普遍的善的知识时，人们才能这么做。在解释习俗的道路上遇到的困难使人们开始质疑既往习俗作为某种人造物的观念；有人断言，不能将习俗和语言追溯到假设或有意识的行为，其自身只是一种生长，与植物和动物的生长本质上不同，但十分相似；这种生长更为重要，也比其他创造更为高级，甚至高于根据自然理性的创造。我们不应当坚持关于自然的古典观念和这一关于生长的现代观念的亲属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关于生长的这一现代观念，古代依据自然之于习俗更加高贵而做出的对自然和习俗的划分已被现代依据历史（自由和价值的领域）之于自然（缺乏目的或价值）更加高贵而做出的对自然和历史的划分所覆盖，指明这一点尤为急迫。如前所述，我们甚至可以说，以历史理解自然本质上是与基本的历史思维相对的。

  不像他的前辈，那个对雅典而言的外乡人回到了既往的道路上，严肃地对待政治的技艺或曰科学，因为他承认存在着就自然而言是正义的事物。他诉诸与前辈的分歧，直到后者承认，作为初始物只有身体，灵魂并非身体的衍生物或在等级上低于身体，而就自然而言是身体的统治者。换言之，他的前辈没有充分认识到身体和灵魂的根本不同。正义的事物的地位依赖于灵魂的地位。正义是与卓越等同的普遍的善，如果存在着就自然而言是正义的事物，那么一定存在着就自然而言是普遍的事物；但身体就自然而言似乎是独立和私人的。亚里士多德坚持政治团体是自然的以及人就自然而言是政治的主张，因为人是被言辞或理性塑造的，并因此有能力达到极致的完美，与其他人结成最紧密的联盟是可能的：这一联盟存在于纯粹的思想中。就这样，亚里士多德到了这条道路的尽头。 (收起)

  2011-08-19 17:07:26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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