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概念：
知识分子（知识人）：共同使用的知识表现出来的文化相关性构成的概念。知识人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性，所处地位、对特定圈子依赖程度、与圈子内外相联系的对象与方式、受到社会组织结构施加的压力不同，知识人对社会、事物、事件形成不同态度。知识分子标志：为由自由、民主、科学凝聚而成的知识分子精神。知识分子本性上具有一种人世的关怀。
精神：人的最高本质的体现，人类的全部尊严是精神所赋予的。精神是自由的、反专制、反奴役、不驯的。没有任何固定的体制、规范、训条能束缚它。它会冲破一切束缚，奔赴没有终级目标的目标。（精神与灵魂的区别）它不同于灵魂是，可以与生命以及一切属于生命的东西分开，不受本能和环境的制约；它能够把自身对环境的反应上升为对象，并且为自己所把握，连经验及感觉也不可能对它构成限制；甚至，它可以把自己从自身中抛离出来。而灵魂是仅就肉体相对而言的，是经验世界的镜像，是人的主观方面的东西。精神终究是个人的事，绝不是共同的。
思想：精神析出的理性产物，但也大量产出感觉、具体的欲望和冲动、以及流动的情愫、感情和想象。思想不完全是明确的、清晰的、具有一定方式的，它涵盖着更大的区域。思想不一定构成政治力量，可能湮灭，可能作为历史文献存留，但也有可能在适当的时候突然化为行动。当它表现出它的感召力，也即在社会深部唤起人类的良知和意志而使之觉醒的时候，就会构成批评和对抗政府的力量。
时代精神：一个时代的某种精神氛围。
“知识霸权”（福柯）：并不是只是自身形成的霸权，是权力深入知识内部，借知识而现身的结果。
业余性：一个人的活动包括专业活动在内，仅仅来源于内心的热爱，而不是别人的奖赏和其他的利害关系；个人可以挣脱专业的束缚，自觉接受众多的观念和价值。业余性意味着对公共空间的自由选择，更大程度上保障了知识分子的相对独立性。（萨义德）今天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一个业余者。
公共领域：最初包括公共权力领域和公众舆论领域，发展到后来，作为私人聚集以迫使公共权力在公众舆论面前获得合法化的场所，公共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终于分离开来，政府当局的受众变成了它的对立面。领域内交织着意识形态活动与私人交往活动，前者使国家行为合法化，后者使自由和民主扩大化。公共领域通过公开批判而与公共权力机关相抗衡，市民可在此自由言议而不受干涉。公共领域既存在于社会，也存在于政党、社团、协会，诸种组织的内部空间。自始自终应该保持公正性原则的中立特征，但事实往往由国家掌握，使其成为失去自身权利的竞技场。由于受到政治、法律、经济、道德、文化包括传媒的种种参与，公共领域的结构在不断变化，但基础机制必须是健全的。公共领域里权力空间处于真空状态，最适宜思想的萌蘖和成长。
大众：基本上是失去人文精神的乌合之众，彼此没有联系，大众人是孤立的“原子”；大众与民众不同，民众是一个社团，彼此相互联系。
精英：最早的定义是商品中的精品，后来又派生出精锐部队、贵族精英等意义。在英语世界中出现于1823年，当时即表示社会集团，直到19世纪后期，才逐渐在与社会及政治有关的著作中较广泛的使用。
精英思想：在柏拉图的《理想国》初具雏形，在古印度婆罗门教的种姓学说有另一脉的发展。许多种宗教都用类似“上帝的选民”一类字眼表达精英的概念。圣西门的精英概念多少带有一些社会主义色彩，指科学家和实业家进行统治的主张。莫斯卡和帕累托发展现代精英理论之后，其固有的反民主色彩就变得浓厚多了。帕累托将各个领域中获得最高指数的人确定为一个阶级，即“精英阶级”，据此划分出两个层级，即由直接或间接在政府中起重要作用的人组成的统治精英和由其余的人组成的非统治精英。莫斯卡致力于考察精英集团本身的构成，一方面指出“政治阶级”受到各种不同的社会力量以及整个社会的道德的一致性的影响，另一方面指出精英人物与亚精英人物之间联系密切，并由后者加以置换和补充，存在一个精英人物的流动问题。任何政治体制的稳定，都有赖于这个第二阶层的道德素质、智力水平及活动能力。（葛兰西批评这点，认为莫斯卡的“政治阶级”概念是一个含混的概念，仅有一点是明确的，其中包括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
对知识分子的分类法：
兹纳涅茨基（《知识人的社会角色》）：知识人的社会角色类型——技术专家、圣哲、学者、知识创造者。角色是一个动态系统，可以发生角色转移，也可以是多重角色。
葛兰西（《狱中札记》）：①知识分子分为：有机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是社会集团有机地制造出一个或多个知识分子阶层（社会、政治、经济领域）。它们伴随新阶级出现而活跃在由新阶级所力图彰显的新型社会中的专业人员，他们是忠实于新阶级和新社会的。传统知识分子则是通过“行会精神”，感受到自己不间断的历史连续性和自身的特性，因此自认为是资质的、独立的、无需依靠居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有机知识分子是统治集团的代理人，是上层建筑体系的公务员，其有机性由行使社会霸权和政治统治的下级职能体现。（因此，萨义德说：知识分子总是处于孤寂与结盟之间。）②知识分子分为保守和激进（抵抗）的。保守知识分子为主流阶层提供道德的与智力的领导权。他们认同主流的权力关系，作为现状的能动中介，有意无意成为其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传播者，为统治阶级服务，提供政治、经济、伦理的理论基础。激进的知识分子来自并活跃于任何群体之中，反抗形成他们自己社会的令人窒闷的知识和实践，在被压迫情境中倡行改革性批评，并且力图提供道德的、政治的、教学的领导权。
福柯：普遍型和特殊型。普遍型知识分子来自名人——法学家，特别是作家，掌握所有人都能从中认识自己的意义和价值。特殊型知识分子来自专家——学者，凭借局部科学真理干预其所处时代的政治斗争。其出现的原因：技术——科学结构延伸。自然科学家专业与社会人分离，专业往往过滤了社会成分使自身单纯化。自然科学本身不具思想，其潜在价值唯有凭借人文精神去发掘，否则不可能自动作为革命化的延伸。社会工作者、作家专业融进更多社会成分，常伴情感与生命的冲动，是个复合体。
知识分子作为“自由流动的资源”为社会所利用的情况：①前现代民族国家里，权力及其统治相对衰微时期②现代民主社会里，知识分子的行动受到一定保护，甚至得到鼓励，因此思想相对活跃。
在专制主义统治下的处境①大量逃亡留下大量空白地的知识分子②集体留守被迫发出抗议的声音的知识分子。
曼海姆：有社会依附的知识分子和没有社会依附的知识分子。有社会依附者，内部高度统一的“有机知识分子”（葛兰西），近世将越来越多。没有社会依附者，由于不依赖现实中的特定的物质利益，他们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在外部的打击下，显得特别刚强也特别脆弱，对现行的社会问题和政治潮流特别敏感。未来无所依附的知识分子将减少，自由研究和独立表达也会失去其社会基础。
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按照现代和后现代两种不同处境和策略分为立法者（现代型）和阐释者（后现代型）。立法者称为秩序主义者，是权力者的一部分，以知识和技术从事务实政治，谋求控制的有效性，通过献策和直接加盟，影响政策的具体制订和实施；阐释者是无权者、解构主义者，脱离命令性行为和强调相对自主的实践，从事的是务虚政治，惟以批判、对抗、不合作表达某种政治意向。
鲁迅：知识阶级分为真假两种，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只是假的知识阶级的寿命倒是比较长。真的知识阶级对社会永远不会满意，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有他们而热闹。一方面离不开社会现实，一方面又与社会相乖违，这才叫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国际差异
（西欧知识分子产生于中世纪城市大学，俄国知识分子来源于近代村社。）
俄国知识分子：吸收西方最先进国家的文化与历史经验，未曾丧失自身民族最根本的特征。他们回国后，不是营造狭小的文化学术圈子，而是强迫人民觉醒，把知识分子精神发挥的特别充分。他们的存在对世界知识者的良心构成永久性的冲击。五项特征（康菲诺[以色列]）：①关怀社会②把公共事业视同个人责任③倾向于把政治、社会问题视为道德问题④义务感⑤深信事物的不合理及加以改造的必然性。总的来说，俄罗斯精神可以称为“土地——人民性”精神（乌斯宾斯基）。这种特性不可能对俄国人们的消极的惰性所吸收，本身对俄国历史惰性产生有力反弹。
意大利与法国知识分子：基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经验现象，具有国际性和世界性。
英国传统知识分子：为当权的工业集团所吸收。
德国传统知识分子：保留着特权及强烈的独立意识，由于其死而不僵的容克地主拥有经济基础、常备军及稳定的组织干部，因此有利于保持集体精神和政治垄断。
中国知识分子：中国留学知识分子容易为国民惰性所吸收，这也可作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迅速退潮的一个注脚。古文明国家中，知识分子呈大量积淀状态。在中国，文字书写是将知识分子同大众分开的表现，宗教领域也构成了分割知识分子和大众的鸿沟。古文明国家存在着一系列的障碍，不愿消失的旧制度遗迹，阻碍了快速的进步，以保存和均衡对待每一种首创精神，且极力通过时空来冲淡它。中国知识分子恰恰乐于进入宫廷，充当顾问，也即古人所说“王者师”。
问题：
存在知识阶级么？
（曼罕）近代自由知识分子不属任何固定经济阶级，知识、思想是他们坚持自己思想信念的唯一凭借。 ————————不存在
（贝尔）在法治市早成为独立阶级与其他阶级争夺社会控制权，技术知识分子壮大将导致知识阶级统治。 ————————存在
（古尔德纳）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文化资本将代替货币资本，知识分子成为新的统治阶级。由于文化资本自身有批判性，新阶级成为社会整体利益的承载着成为普遍阶级。
————————存在
2、知识分子代表他人？知识分子可以对谁负责？
（萨义德）知识分子应当而且可以成为代表人物，是表明信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代表性指观念中、意向中的，而不是事实的代表。角色有其尖锐的一面：扮演角色的时候必须意识到其处境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和集团收编，其存在理由是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之不顾的人们的议题。如此做法根据的原则——普遍原则：全人类都有权期望从世间权势或国家中获得正当的行为标准；必须勇敢的指证、对抗任何有益或无意违犯这些标准的行为。
（鲍德里亚）真正的知识分子一定单纯的只是一个人。而每个人为自己负责。知识分子不能谈论为他人立言之类，政治阶级也是一样。知识分子的言说只是其客观情境的转述而已。当一个知识分子完全沦为一个群体或一个阶级的代言人时，他就彻底完了。
知识分子的精神？
精神是自由的、反专制、反奴役、不驯的。没有任何固定的体制、规范、训条能束缚它。它会冲破一切舒服，奔赴没有终级目标的目标。是精神把知识分子和庸常的人们接连在一起，然后彼此分离。知识分子精神的衰退，意味着知识分子职能的衰退，也是社会的知识力量和道德力量的衰退和丧失的征象。
（萨义德《知识分子论》）知识分子是对权势说真话的。知识分子的逃避态度是最值得指责的，失去本性、中立化甚至残害热情的知识分子生命可以称为知识分子的“腐化”。
（曼海姆）知识分子的职能是把利益的冲突转化为理念的冲突，把社会上潜在的令人不满和不安的问题和根源揭露出来，从而促进人们的觉醒。
知识分子的根本态度是：批判的、异议的、反抗的。知识分子的自由意识，也即反抗意识的表现，除了反对权力，就是反对群体，乃至反对自我。
知识分子是边缘性的？
世界上存在权威，但是不可能存在知识分子权威，因为一旦被视为权威，便是反知识分子的了。
（萨义德）知识分子基本上关注的是知识和自由。知识和自由之所以具有意义，并不是以抽象的方式，而是以个人的体验获致的。这种体验是边缘人的体验、流亡者的体验。真正的体验，决不能遵循惯常的逻辑，跟随别人规定的路线进行，必须是自创的。知识分子的全部行为都是自创的，具有风险的过程，勇敢无畏的不断进行自由选择的过程。
否定之于知识分子
（鲍德里亚）知识分子不可能促成肯定性。大众层面的社会创造性与知识分子的边缘性两者互动，而社会机体必须从这种差异、分裂和间距中获得动能。促成或创造肯定性的知识分子往往是右倾的。
知识分子天生带有幻想性质、乌托邦性质。乌托邦理想的存在，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权衡、批判和改造现实的实践，以及从事改造自身的准绳。
启蒙之于知识分子
启蒙被看做一种气质、态度、哲学生活，它就必然地同知识分子的职能有关，而不仅仅是某一种社会形态或历史阶段的需要。启蒙带来的对社会批判对自由的渴望赋予了形式上的耐心劳作。
知识分子的乌托邦
（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是两种相反的文化形态。意识形态指在政治冲突中占统治地位的一方，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构建的知识体系。乌托邦属于反对派，表现为被统治者的集体意识，反对占优势的现存秩序，完全是另一种知识体系试图通过想象而改变现状。二者是对立共时的文化（话语）形态。现实中往往由维护现存秩序的统治集团决定什么是乌托邦，与现存事物冲突的上升集团决定什么是意识形态。但两者并非泾渭分明。上升阶级的乌托邦很大程度上夹带着甚至渗透着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为统治阶级服务，为统治阶级提供一个有利于统治阶级或集团的意义环境，以掩盖统治的本质。意识形态的成立依靠集合的方式，在语义场中发挥作用。
法兰克福学派的流亡思想家倾全力批判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工具性和对人的奴役性，饱含整整一个时代的痛感。
（鲍德里亚）世界并非处在乌托邦之中，但知识分子确是某种乌托邦的传播者。这是他们所能发挥的唯一积极性，因为乌托邦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知识分子往往不把当前现实与其他现实相比较，宁可以一种理论上的理想来比较当前的现实。
知识分子是站在未来看现在的人，是批判家而不是辩护士。
知识与权力的互动
权力与知识和权力者与知识者关系一样，是对立的。权力趋集中、封闭、质地强硬，知识趋分散、开放、可补充、可修正。本质上说，知识是反决定论的，没有固定目标；权力目的明确，通向征服。
两者也互相依存，知识依赖权力进行传播，并赋予权力合法性和有效性；权力利用知识充实完善自己。这种依存不对称，知识处于被利用、被控制的被动地位。
（科塞《理念人》）权利与知识不相容。从政的知识分子作为公务员的知识分子，由于受到政策制定者的限制，注定是保守的、回避问题的、讲究功利的，而不是前瞻性的。具体事实的约束力促使他们一起挤到技术和工具的角度进行思考。
知识分子普遍主体是否存在？
与权力的距离远近早就了知识分子的不同职能、性质、精神风貌。但是由于知识分子自由精神的一致性、在非物质方面的利益追求，使得群体中众多变数产生一种可通约性、普遍性、超越性。（萨义德）知识分子的重大责任在于明确地把危机普遍化，把特定的种族、国家所蒙受的苦难赋与更伟大的人类范畴，把那个经验连接上其他人的苦难。知识分子的职业是一种充满精神冒险的痛苦职业，难以脱离思想的实践性。一个知识分子，必定要与现实世界的苦难与危机发生关联。
但是一体化的知识状态分解为各自独立的语言游戏，加速了普遍主体的消解，分离成为知识活动的基础性原则。精神的个别形式离不开个体的承当。
否定普遍性是对社会责任的一种逃避，肯定普遍性又逃避自由进入利己主义的庇护所。
对知识分子的思想统治
权力对知识利用或遏止渠道：①规范、培育、加害知识者②规范、推行、禁毁知识的载体。审查机构即在此基础上建立。
言论出版的模式①美国模式：新闻出版自由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宪法对权利的保护根植于人的基本尊严和价值的观念。②纳粹模式：谁控制了新闻媒介，谁就控制了语言和思想，控制了全社会。将个人权利以集体名义扼杀。
一个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家是没有宪法的国家。因为，从根本上注销了自由权利的宪法不是宪法。极权国家由于过度重视意识形态，所以对书报特别怀有敌意，而有必要采取审查措施。
知识分子与自我批判
真正的知识分子，无论在任何时候都把自己当做社会的一部分来看待，从主体不断分裂出客体，目的在于洞察自己和批判自己。知识分子不会为自己争取豁免权，因为一旦获得这种特权就不再是知识分子了。
大学——知识分子出路之一
大学体现了学术与社会的分工，致力于将知识学科化、系统化、体制化；它会摹仿教会和政府建构它的院系，保持教学、研究和行政秩序的稳定性，以体面的方式，维系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力图培养适应与顺从权势的能力。大学是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许多知识分子对大学教育持反对态度，认为它具有惊人的保守倾向。
俄国知识分子不同，民间社会大学教会他们在正规大学课堂上所无法获取的知识，旨在不断激发问题；围绕问题的提出或解决使知识得以重新整合。这种训练完全打破了各类学科与院系确立的规则，从内到外构成对权力的抵抗。
知识分子与学者
自由思想划分了知识分子与一般学者。
（贾克比《最后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不对任何人负责的坚定独立的灵魂。在美国，非学院的知识分子已经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群怯懦的满口术语的大学教授。有稳定的收入，没兴趣与课堂外的世界打交道，文风晦涩，写作目的主要为了学术晋升而非促进社会改变，急于取悦各种赞助者和部门，披挂学术证件和权威头衔建立声誉吓唬外行人。
（赫尔岑）学者分类：①迷失于专门主义的小集团中的学者——“执掌观念的官吏”、“科学的官僚”见到民众忸怩不安，不再熟悉活生生的语言，在危险面前发抖，内心掩埋着可悲、野蛮的东西②伽利略、布鲁诺式初燃理智之光的先驱——“科学的祭司”卓异的学者永远是少数的。
只要有学者，有学术界，就有寄生大量注释的臃肿文本。
所谓学术斗争，有可能是真正的思想交锋，也可能是小圈子内的无聊角逐。
学术规范：主流学术话语的规范，是防范异类的规范，是学术界话语霸权的一个标志。
媒介——知识分子出路之二
（阿多诺）现在一切文化都是相似的，电影、收音机、书报杂志都同属一个系统。这种相似性、内聚的统一性是危险的。媒介生产的那种自鸣得意、消极被动，以及愚昧轻信的东西，这一切正与极权主义教条相吻合。
（鲍德里亚）媒介从根本上瓦解了现代社会和现代主体，人们渴求作秀和拟仿。媒介创造了一种新型文化，并将之植入日常生活的中心。在这种新文化中，媒介以生产的拟形——拟仿的复数——创造现实的替代物，无法及于现实，拟仿的虚幻性与现实无关。这就是媒介“完美的罪行”。
（本雅明）没有完全否定媒介的积极意义。观众站在镜头的位置上，并不是演员的位置上，始终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作者与观众并非出于固定的等级位置上，位置是可逆的。这样，媒介就具有了平等的推动力。媒介不可避免的会受到社会体制介入的影响，事实上，并不存在任何可确保媒介政治方向的自动保证。媒介的潜在民主化倾向，按实现的方式而言，是可以改变的。
（哈贝马斯）技术本身内涵着解放的因素，而且，人类具有抵抗媒介的能力，并非全然被动。（托马斯·曼）在我们的时代，人类命运的涵义就是通过政治语汇来昭示的。（！）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有两件法宝：除了恐怖，就是宣传。
（米哈伊尔·盖伊）在一个意识形态垄断的国度里，需要而且实际上也在流行着一种特殊的语言，它既是交际的手段，又是镇压的机器，带有全权的特点。他引用阿连·别赞松的话：“在权力在于‘舌端’的制度下，木头般僵化语言的传播程度最准确的决定了政府权力扩张的程度。”
资产阶级未来夺取政权，高举平等自由的旗帜，倾尽全力催生公共领域；但当掌握政权之后，又试图亲手将公共领域扼死。
（伯克）如果没有统治者的普遍舆论，任何立法机关都无法发挥作用。普遍舆论是立法的媒介和喉舌。
（哈贝马斯）公众舆论是社会秩序基础上共同公开反思的结果；公共舆论是对社会秩序的自然规律的概括，它没有统治力量，但开明的统治者仍然会遵循它的权威性结论。
（雷蒙德·威廉斯）理想型的传播自由：一个良好的社会有赖于事实和观点的自由畅通，也仰仗于对意识和想象力的发展——明确地表达人们的实际所见、所知和所感。任何对个人言论自由的限制，实际上就是对社会资源的限制。只有体制上从政府和市场中分离出来，在不受制约的社会语境下，大众传播媒介才会作出文化上的贡献。
现代传媒本身就意味着言论自由，一方面诱惑和鼓动大众参与民主政治生活，一方面实行对国家机器的批判和监督。对于社会事务，传媒不但是“旁观者”，也是参与者。
媒介的传播过程，实质上是主体通过技术所重复强调的文化价值的较量过程。当媒介体现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时，主体是独立主体，则媒介的技术力量是可以克服的；如果是庸众，则可能为技术及其所载的意识形态战胜。
知识分子现状——专业化、小叙事
（德布雷《教师·作家·名流：近代法国知识分子》）大多数知识分子与机构结盟，并从那些机构中得到权力和权威。
（利奥塔）不再有知识分子。各门学科的专门化使得学科之间的可通约性丧失了，作为理想知识分子钟情的“元叙事”、“大叙事”已经解体，流行的是种种的“小叙事”。知识社会从现代到后现代使得知识分子从普遍性向专业化的转移。现时代知识分子侏儒化。
（保罗·皮可纳）现代社会生产的只是异化的、私人化的、以及非文化的专家大军。大量出现的专业知识分子与传统意义上关心整体问题的思想家不同，以操作日益复杂的官僚的和工业的机器。它的理性，在品格上是工具性的，因此只适于完成部分任务，而不能解决社会组织与政治方向中的根本问题。
知识分子一旦被组织成为一个社会层级并以此身份垄断对世界的解释权，其思维势必趋向于经院主义，并以经院主义思想满足自身对系统化的需要，以及集体组织对统一性的需要。
（哈耶克）在社会研究中，专注于一个专业会造成特别有害的后果，不但会影响公共领域中的行为，而且可能有损于自己在专业领域中的能力。
划分知识界：
（韦伯）知识界两大群体：①由讲坛产生：教授学者②不涉足讲坛，甚至与讲坛相对抗的：出版家、新闻记者、作家。韦伯思想中大学与学问一体性不成问题，而且要承认知识体制化和官僚化的事实。
（上山安敏《神话与理性》）两个文化圈代表：韦伯——大学人同盟（学究主义）、乔治——诗人同盟（诗人作风）。其学问关的对立通过知识和体制问题上的分歧反映出来。乔治的知识世界中，作为知识积累的学问完全被排斥，知识创造的根据是神秘主义的体验和直观。
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是反民主的。反思或思考行为，都只有在自我意识的条件下才会产生，使个体有目的的在所处的环境中组织自身的行动；而且只有思考，才能使个体有机体在同一社会背景中互相联系，共同作用。而文化工业是科技合理性的产物，复制文化、复制人，有助于消灭人的自主性，只能为稳定发达国家的工业社会生产大量的“社会水泥”，就整体而言是缺乏思考的。
（伯林）在极权主义国家中，人们不是在回答问题，而是力图防止问题的提出。防止人们提出问题的方法就是将问题压下去，所有问题都有教条式的答案。如果有人不接受这种答案，就让他闭嘴。但是这个问题在大众文化面前，就会直接消解。（更恐怖）
（阿多诺）细致分析批判了文化工业的强制性。文化工业无论生产什么产品，都取决于商品的市场价值。利润的追逐决定了文化形式的性质。在渗透着权力结构的文化工业面前，所谓大众，实在是无能为力的。消费者并非主体而是对象。文化工业本质上是削平个性，腐蚀大众意识的东西。比如，流行音乐就是告诫听众采取与现实同一的态度。极权寓意以一种隐蔽、含蓄的形式出现，使得听众为一种表明信息操纵去赞同隐藏的内容。在文化工业中所有批判和敬畏都消失了。
享乐主义，追逐快乐，培养自恋的生活方式和自私人格类型，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消费文化，它使批判的公共讨论功能不断遭到破坏，使艺术降低至消闲水平。这种文化是一种公开的逃避，不但逃避现实，而且逃避对现实的反抗，虽然这类娱乐消遣的作品许诺解放，却是摆脱思想的解放，而不是摆脱消极东西的解放。
作为个人、阶级、阶层，由于天赋、教育和美学熏陶等造成的隔阂，最不可逾越的限界，都被大众文化打通了，结果成了无差别的境界。不但丧失了真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同时也丧失了人道主义，因为在这里，根本不存在自己与他人，个体与人类，因此更不会存在彼此的关联。
（科塞）伟大的文化人具有一种激情，将时代最好的思想和知识传播到绅士和学者的圈子之外，把知识人性化。而大众文化不但毁灭思想，而且消泯激情。那些纷纷加盟大众文化的参与者并非真正的知识分子，而是缺乏人文精神的顺水推舟的人物；他们固然不是水手，连纤夫也不是。（否定大众文化与投身其中的知识分子）
知识精英
知识精英指的是知识人中富于影响力的上层集团，其实是知识、身份与能量的一个混称。所以它不应当被视作知识分子的代表。知识分子总是试图以个人的理念直接影响于社会，精英人物则力求通过权力的渠道进行，往往带有一定的规划性，策略性和工具性。知识分子永远敌视权力，他们似乎先天地带有一种类似民粹主义的倾向，自放于权门之外，并与之长期对峙，于是，在他们的意识或者潜意识中，自身便成了民众的精神首领。作为知识分子，只要同任何形式的霸权发生关系，便不可避免地产生异化。（对公知地位评价：异化的知识分子）
如果说，知识分子也算得上是精英人物的话，那么就是“非统治精英”；他们唯以本质的反思的批判，区别于“统治精英”，区别于其中的以个人的专业知识和政治智慧贡献给政府（并常以建设性自我标榜或互相标榜）的知识人。
在知识界，冲突是正常的。一直是反常的，是一种虚假的和平。
（德布雷）在其著作中按顺序写下教师、作家、名流三个词。它们分别作为一种表征，被作者看作是法国知识分子发展的三个阶段。知识分子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离开大学和出版社的依托，转向大众传媒，成为电视、报刊、广告的各种角色，说明了大学和出版社作为文化合法化的重要形式的衰落。作为现代社会的象征权力，大众媒介是大众化和商业化的，缺乏独立的文化精神。这是文化贫困化的征兆，知识活动都屈从于市场法则和资本流通。知识界与媒介的联姻，使他们蜕变为“追逐名声的动物”。名流的崛起，无疑意味着教师和作家的衰落。名流所关心的是如何利用媒体扩大自己的形象和影响，最终目的是自己的社会关系扩大再生产，而不是自由的文化价值的再生产，这正是道义上对知识分子自身的背叛。
（朱利安·本达，《知识分子的背叛》）从理性主义出发强调真理的终极性和价值的普遍性。虽然过分的将精神和世俗利益分开。指出，蔑视知识分子精神的独立性，蔑视普遍价值，而致力于颂扬民族、国家、阶级大众，使精神完全屈从于现世的“现实主义的知识分子”，就是背叛了自身的职责的知识分子。
（韦伯）从伦理学出发，认为知识界的文化是一种理性文化，一种抽象的、普世的文化，不具备任何个人的伦理品质，以致在科学的祭坛上牺牲爱，牺牲人类善良、怜悯的真实情感，因此构成的精英统治，是一种缺乏人性的不友好的统治。
（古尔德纳）知识分子以文化资本取代权力资本和货币资本，从而取代传统精英成为新的统治阶级。
（哈贝马斯）精英主义本身对公众决策权利具有破坏性，新的知识精英不见得比传统精英更好，可能更隐蔽、更危险，对人类的未来威胁更大。
集权国家与知识分子
（马克斯·舍勒）在启蒙时代里，真理由权威来裁决，是以关于福音的理论为基础的，强调的是理性真理的绝对性和永恒性。后启蒙时代称作自由主义时代，实证主义科学的相对主义和议会制民主政体的自由主义同时打破了，变成了“自由将使你们走向真理”这样一种新信条。科学和自由其实是一个词，是与绝对统一的理念相对立的。科学和哲学一样，在什么样的制度下都同样可以发展或者衰落。只有那些神权政治的宪法，和以群众统治和君主专制主义为基础的宪法，才对科学怀有深刻的敌意。法西斯主义运动制造了一种统一的、含混的形而上学神话，就其具有生物学色彩的过激主义倾向而言，它对知识怀有的敌意是非理性的。只有在比较古老的民主制度自上而下地准备好的土壤中，民众运动才有可能发展起来。但只要运动成功就会把民主葬送。因此：所有这些运动从根本上说都具有共同的君主专制主义目标、独裁专横的目标和反议会制度的目标。
（阿伦特）不认为知识精英对极权主义会产生什么影响。相反，在极权取得政权的地方，就已经开始抛弃知识界的这一整群同情者。知识的、精神的、艺术的创造力对极权主义来说都太危险了。
任何一种时代倾向，都可以在知识人中间找到极端的代表，其中爱国民族主义者大不乏人，那种狭隘、偏执、虚伪远超一般民众；其反科学、反理性的严重程度，简直不容置信。这叫反角色。
（奥威尔）知识分子比普通百姓具有集权倾向。
政治人物，尤其领袖人物的文化素质，归根结底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产物。
人道主义在与集权主义的较量中，显示了自身的力量。然而人性的力量毕竟太微弱了，所以整个二十世纪黑夜笼罩才会那么漫长。
在东方，人道主义只是迢遥的星光，闪烁的野火，是一种观念，一种知识，最多知识在个别的、偶然的、断片的人物或场景中有所显现，无法连接成巨大的思想文化景观。
连续性和整体性，都是作为传统的一种描述。但是，东方缺乏的是人道主义传统。儒教的仁，是以君主和精英为本位的恩赐主义，本质上是奴隶主义，与建基于个人权利之上的西方人文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人道主义的建立，有一个理性训练的过程。西方知识分子对于人道主义的推广，无疑起到积极的、卓有成效的作用。俄国知识分子以及拉丁美洲知识分子致力于“西方化”、“欧化”，其实都在着眼于横向的移植，而不是自身传统的“转化”。所谓“转化”，源自于一种自大然而卑怯的文化心理，旨在拒绝人类最优秀的精神遗产，逃避必要的内在革命，是十足的僵尸主义。
海德格尔的难题：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既可以作为知识论看待，也可以作为人生论看待。前者是形而上学的存在，在逻辑的演绎中包含学术的创建，应肯定哲学家海德格尔；后者是活着的存在，绕不过去“正义的生活”问题，只能否定它，因为他自始自终是一个忠实的纳粹党徒。
对历史人物的完整评价，应当把学术置于人生的观照之下，而不是相反。学者大抵是超道德的，所以不会放弃知识论。
知识分子的宿命
（科塞）启蒙的意识形态不仅面对掌权者的警察手段，还面对社会的冷淡，这个社会的臣民在追求私利，谋求职业。年轻一代追求实际训练而不是一般修养，追求现行社会下安全妥当的职业不是包罗万象的思想。由于读者慢慢消失，思想家不再能抵抗当权者的要求。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顺从，要么从公众舞台上消失。思想家的时代结束了。
（科塞）力求实现革命知识分子乌托邦的最新和最宏大的努力，注定了几乎要从观念地图上抹掉乌托邦。
由于知识分子坚持其个人的独立立场，因此将永远作为原子存在；即使因某种联合的需要构成为集体，也是耦合集团，无从改变其在知识界的少数地位。
知识分子命定是弱势者。任何一个权力社会中，都必然有着知识界的参与，即与政治集团共同建立并维持“统治话语”。但知识分子不可能成为统治阶级，它作为知识生产者是独立的，而作为政治参与者则是依附的。
真正的知识分子只是先知而已，而且，只能悲惨的先知。
随着国家与社会的疏离，个人空间的扩大，“占有的个人主义”将替代集体主义而成为社会的主宰。这时，人们的目光开始从公共性问题那里移开，而专注于私有范围，以对物质和服务的消费为满足。这种“个人自治”的状况，即放弃公共参与和对政府行为的质疑，无疑地可以降低对国家统治制度的潜在威胁；然而听任其发展，又将导致对权力的漠视，这对国家战略发展将构成另一种危险。对于一个不愿意放弃控制的政府来说，这时不能容许的。因此，国家将会通过调节，把这种个人化趋势限制在一定的程度之内。
知识分子没有能力左右社会。消费社会的形成，以及人们对物质享受的永无餍足的追逐必然导致启蒙意义的消解。启蒙思想家意亲近的是庸众，而受到最强大最持久的也是庸众；庸众是他们的工作对象，而庸众也正是他们的掘墓人。
大多数对极少数。——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仍然如此。
(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