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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5-28 01:31:35 　　来自: unfoldway (北京)

"标题："转一篇在学校教学资源里看到的文章。。来源囧了点。。但是文章很好：《博尔赫斯的双重生活》

　　一
他就是那个叫博尔赫斯的阿根廷人，他写小说，也写诗歌和散文。他有一些不同凡响的作品流传于世（有一些是伤脑筋的侦探小说，更多的则是高深莫测的胡思乱想），它们被盲目自信的批评家誉为杰作，这显然有违他的初衷。
可以透露一点的是，他津津乐道的世界性丑事、左道邪说、谋杀和暴死都可能是真的，当然也可能是假的。就像那个也叫"博尔赫斯"的阿根廷人--除了名字，他们还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样是一名自负的诗人、瞎子、镜子恐惧症患者；最让我感到诧异的莫过于，他们居然和他长得一模一样--我不知道另一个博尔赫斯是否真的活在人间，但他的一生都在试图与他划清界限。
谁也不知道1899年8月24日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据博尔赫斯的父亲回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图库曼大街一座铁矛栅栏包围的花园中央，一间英文书籍比图书馆馆藏还要丰富的小房子里，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作为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呱呱坠地。孩子的父亲豪尔赫·吉列尔莫·博尔赫斯是个老实巴交的知识分子，他的身份扑朔迷离，既是律师，又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心理学教师。他聪明、和善、举止得体，视力极差是他唯一的缺陷。或许正因为这种死死纠缠着这个家族几代人的疾病，让他在得知孩子长着一双母亲似的蓝眼睛时欣喜若狂："他得救了！"他高声对妻子说，兴奋地挥舞着拳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视力低下的眼睛可能欺骗了他，以至于他看到的也许只是另一个人，另一个叫"博尔赫斯"的婴儿；事实上，中年之后的博尔赫斯就秉承了家族的传统，作为博尔赫斯家族的第六代眼疾传人，到57岁的时候，他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微妙的循环，这使他得以变成他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
也许应该感谢他的母亲莱昂诺尔·阿塞韦多，她是一位温顺得像羔羊的家庭妇女，体面、高贵，脸上挂着永不消失的微笑，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英语一无所知。她后来成为博尔赫斯和父亲的眼睛，在他们两人相继失明之后，她不得不以她并不高明的朗诵照亮瞎子们的黑暗世界。就像一种循环，她也出生在这间屋子里，相当热衷于炫耀祖上的一切荣耀。让他们记住这些名字：死于牧民之手的拉普利达、遭到放逐的伊西多罗·苏亚雷斯上校以及他英勇的外祖父阿塞维多·拉普利达。整个童年他都在宗教般地崇拜他们，在他少不更事的眼中，只有血腥而又冷酷的老虎才能与之相提并论。多年之后，直到他也像他的祖先一样反抗心狠手辣的独裁者胡安·多明戈·庇隆上校--他得承认，后者是个无与伦比的恶棍，桀骜不驯的罪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解放者--他才真正有资格进入他们的行列。虽然博尔赫斯一直向往英雄式的男子气概（但愿上帝宽恕他为那么多作恶多端的杀人凶手、亡命徒、招摇撞骗的巫师树碑立传），但在母亲在世时，他一直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他的父亲在1938年去世之后，博尔赫斯在名义上担当起养家糊口的责任；然而事实上，他这个顽固的单身汉一直死心塌地地遵循母亲的教导。
博尔赫斯的整个童年都和父母住在一起，不可忽略的还有漂亮的妹妹诺拉以及以英国人自居的高傲的外祖母，后者使他英文娴熟。在父亲的怂恿下，他开始阅读一切家庭藏书，其中辞藻华丽的浪漫主义诗歌和似是而非的诡辩主义哲学最让年幼无知的他神魂颠倒。阅读的结果是博尔赫斯在7岁时就用英文写出了一篇希腊神话，8岁时又用西班牙文创作了第一篇叙述作品《致命的护眼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是人们妒忌的对象，人们普遍认为，1909年发表的《快乐王子》译文是一个望子成龙的父亲的拙劣表现，然后，他们措辞婉转地批评了他--一个为儿子捉刀代笔人。二
错综复杂的童年始终伴随着他，在博尔赫斯长大成人之后，他开始用幻想小说追忆童年时的所见所闻。他的一生都未曾离开过童年时光，这让他庆幸，也让他厌烦透顶。
惨绝人寰的1914年对他来说是个多事之秋，从那一年起他不再只是个孩子，这是他青年生涯的开端。父亲眼睛的恶化，使他有机会提前退休，并开始他携带全家在欧洲的旅程。在最初的几年里，博尔赫斯和妹妹在日内瓦的一所中学求学，而父母则以各种理由游山玩水。
在日内瓦，博尔赫斯的阅读混乱暧昧，法语和德语典籍像骚动的暴徒涌进他的视野。而英文居然没有在这种双重夹击下失去它的魅力，简直是一个奇迹。卡莱尔是他的第一个发现，这位擅长从子虚乌有的书中引用长篇段落的作家已经处于被人遗忘的边缘。幸好，遗忘的程度得到了控制，原因无疑是他的捏造技艺在后继者的手中得到了发扬。有一段时间，博尔赫斯迷恋于制造文字的迷宫和骗局，在这方面，他是个比卡莱尔更为卑鄙的无耻之徒。切斯特顿也是少数得到他的赏识，却被认为过时了的小说家。他遗憾地承认，那些庸俗的观众只是一些冒失鬼，在文学方面，他们显得无知而又愚蠢。在一篇名为《叙述的艺术与魔术》的散文中，他把切斯特顿作品中的幻觉效应归纳为一句倍受恭维的话："在一部煞费苦心的小说里，每一个情节都预示着即将来临的事件。"在噩梦般的面具、伪装、无法解释的隐秘行为以及锁链一样紧凑的结构突然将他击倒之时，切斯特顿作为短篇小说大师就在他的心中具有了一席之地。他的魔术叙述文体环环相扣，难以置信、极其险恶的阴谋通过博尔赫斯的模仿得到了一丝慰藉。而托马斯·德·昆西则要比前面两位幸运的多，他的作品始终拥有大量的读者，并且以他令人同情的失眠症吸引了博尔赫斯的注意。
至于博尔赫斯在那段时间里究竟阅读了多少著作，评论界仍然在无休无止的争论之中；在我看来，虽然不计其数的书籍经过了他的观看和抚摩，但并未归属于他。我是说，我现在要强调的是：它们只是一本书，一本不存在疑问，无需翻开和朗读就能领悟的书。在庞杂的篇幅里，"无边无际的文学世界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那个人就是卡莱尔、就是悲观的叔本华、就是沃尔特·惠特曼，就是虚张声势的德·昆西和切斯特顿。
1919年的西班牙之行开拓了他的眼界。在那里，他遇到了一群狂热的极端主义的信徒。他们是一群油头粉面的花花公子，执著于炮制大而无当的宣言。他们在诗歌朗诵会上吵吵嚷嚷，遭受了臭鸡蛋的礼遇。但很快，他就开始和那些对艺术一窍不通的青年诗人们称兄道弟，并逐渐在一本名为《格雷西亚》的同人杂志上发表诗歌。这群年轻人的精神导师是一位名叫拉斐尔·坎西诺斯·阿森斯的西班牙智者。坎西诺斯之所以坚信自己具有犹太血统，仅仅因为在宗教法庭的档案里发现了坎西诺斯这一名字。刚愎自用的坎西诺斯最终掌握了11种语言，对二三流的作家毫不吝啬他的溢美之词。在塞维利亚，这位彪形大汉被他的门生们奉为神灵，博尔赫斯一度也加入了崇拜者的队伍，将"唯一的书"归入他的名下。
但这只是他生命中的一个小插曲，他离开了西班牙，将极端主义带到阔别多年的阿根廷。他开始像坎西诺斯和他的追随者们那样以激进的姿态抨击保守的传统诗人，他被一些青年诗人--包括他的妹妹诺拉、冈萨雷斯·拉努萨、皮内罗、他的堂弟吉列尔莫·博尔赫斯等等不安分守己的文学青年--尊为领袖。在发表于合作编辑的杂志《棱镜》的一篇巴洛克风格的宣言中，他对极端主义诗歌精辟的分析使他的朋友们目瞪口呆、心悦诚服：　　1、将抒情诗压缩为其基本的因素--隐喻。　　2、淘汰联系词、连接性短语以及多余的形容词。　　3、抛弃修饰性手段、忏悔、次要证据、说教和故意的含糊。　　4、融两个或更多的意象为一体，以增强其引发联想的能力。
1923年，他的第一本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激情》出版发行，只有少数幸运的读者读到了这本小册子（印数是可怜的300册）。几年之后，他就把它们忘得一干二净，他认为书写得有点孩子气，可能涉及早期的恋爱、陌生的街道、黄昏和田野。谁知道呢？如今，暮年的他已习惯于以古典主义的质朴代替夸张的比喻和强烈的渴望之心。三
他正在走向"博尔赫斯"，他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正在变成另一个叫做"博尔赫斯"的人，他和他并肩作战，高尚和下流，天真或者老谋深算，他们的性格格格不入，亦或兼而有之。在暴得大名的《博尔赫斯和我》一文中，他希望"逃逸、丧失一切、一切都被忘却"，希望把写作的全部功劳毫无保留的出让，这并不是出于道貌岸然的谦逊，而是因为只有如此，博尔赫斯才能成为"博尔赫斯"。
他不知道他们俩中是谁写下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激情》以及之后的所有诗文，那些文章为他赢得了国际性的声誉。
1935年，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恶棍列传》迎合了部分读者的口味，因而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他一辈子都在追踪流氓、歹徒、恶棍和五大三粗的小混混，他们给了他灵感，让他这个在小说面前一筹莫展的年轻人开始毫无根据地篡改和歪曲一些他人小说中的场面。一篇小说写到了在中国广受尊敬的女海盗金寡妇，另有一篇则试图献给一位天才的骗子--他成功地使一位母亲相信他是其失散多年的白人儿子，而他是个黑人连十足的大傻瓜都看得出来；还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传说令人叹为观止。有传闻说，一些读者对他笔下的犹太枪手蒙克·伊斯门、戴面纱的呼罗珊语言家、杀人不眨眼的比尔·哈里根爱不释手，少看了一期就痛哭流涕（《恶棍列传》曾在《评论报》上连载）。
小说有一种魔力，它让他沉醉其中不能自拔；他依靠幻想和杜撰编造了几段戏剧性的情节：令人茫然的等待、任性的游戏和生活的恐怖。这需要读者对他的叙述采取宽容的态度，因为他是个自作主张的人。同样在那篇《叙事的艺术和魔术》中，他不揣冒昧地分辨了两个因果过程：
一个是自然的，指不可控制的和数不清运动产生的不停歇的结果；另一个是巫术的，指精心组织和受限制地预先说出细节的。他认为，在小说中唯一可能的诚实是第二个过程。第一个过程归于心理歪曲。
毫无疑问，这是一位魔法师的总结陈词，他用狡黠的手段光明磊落地诡辩，为魔术叙述法的合法存在制造了堂皇的理由。关于叙述的艺术和魔术，或者说一种新的文学风格，他的态度是以机遇代替混乱的现实，以骗局仿造事物的关联。他说过了，"小说应该是警觉、反响和近似性的一个精巧的游戏"，他倾向于相对论式的解说模式，而不是传统法则所允许的逼真效果。收入《虚构集》和《阿莱夫》的短篇小说《特伦、乌克巴、第三星球》、《曲径分岔的花园》和《永生》毫不客气的挑战让部分读者晕头转向，在这些拐弯抹角的小说中，一系列假设的人物被置于背景不明的场景中，做出令人沮丧的行为。同时，他摒弃了长篇累牍的对话，让它们十分接近于随笔。收入《永恒史》的《通向阿尔-穆塔西姆》是一个隐蔽的敌手，它的出现一度让更多的读者为难。当他以雄辩的口吻评论一本根本不存在的书时，他为孤独的卡莱尔找到了伴侣，并使所有读过此文的读者信以为真。
他之所以堕落为一个狡诈的阿根廷人，一个颇具吸引力的解释是他总觉得做一个作家就是做一个懦夫，两者并不存在孰高孰低的问题，他们是一致的。而他显然对此缺乏必要的同情心，作为一个英雄家族的继承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凶器上擦上治疗的药膏"。四
从《永恒史》（1936）的发行来看，它的出版是一次失败。总共有37位好心人购买了这部著作，这个数字表明他和买主都是脱离群众的贵族--读者出于怜悯亦或是敢于冒险而让他不至于空手而归。那部著作的标题是一个悖论，他否定了时间，却用有关时间的表述方法"历史"一词来探讨永恒，这也许是个绝妙的讽刺。它可能太着力于玄学和修辞，但正是这本不被理解的《永恒史》标志着他成为一位成熟的随笔作家。
《探讨别集》（1952）没有让《永恒史》的悲剧重演，当时，他在国内的声誉已如日中天。不仅因为包括西尔维娜·奥坎波在内的批评家对《虚构集》近乎吹捧的赞扬，也由于庇隆上校对他刻骨铭心的仇恨（1946年，他在反庇隆的声明上签字，很快，他被革除了市立图书馆的职务，并被荣幸地委任为市场禽兔稽查员）。他认为政府官员都是些肆无忌惮的政客和小丑，所以没有就职，以讲学和办讲习班勉强度日。在此之前，他是个不善交际、一说话就脸红的自闭症患者，如今，他却以精妙的分析、渊博的学识赢得了大学生的热烈追逐--他的身边不乏热情的女性。
当他和古怪的爱尔兰剧作家贝克特共同分享了福门托奖和1万美元的奖金，这种声誉达到了顶峰。他的后半生就是在这种过度的荣耀之中度过的。各种奖项和邀请纷至沓来，使他应接不暇，分身乏术。虽然他已经成了瞎子，但他仍决定和母亲一起重游欧洲列国。不论是在英国、法国还是在西班牙和瑞士，他的演讲都很成功，它们使他并不漂亮的脸可以凭借某些特点被某个莽撞的青年轻易地辨认出来。
在他的后半生，他同"博尔赫斯"交上了朋友，或者不如直截了当的说，他们之间没有秘密可言，他们几乎成了一个人。他已经老了，已经厌倦了这种捉迷藏式的迷宫生活，这种厌倦像是一种幸福感，他耐心地等待他的来临。有时候，他看到他的影子在他的梦中无限拉长，他知道他在嫉妒他，他的婚姻让另一个他火冒三丈。不论是与玛丽亚·阿斯泰特·米连短暂的婚姻，还是和玛丽亚·儿玉共结连理，也许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在爱情与婚姻上的无法如意。
在他的小说《等待》中，他很不人道地让两个都叫维拉里（其中一个是化名）的人相互仇恨，同时"感到隐秘的宽慰"。他现在正在实践着自己的声音，那是最后的时刻，让我们记住这一天：1986年6月14日，离他新婚还不到两个月。他躺在病床上，肝癌折磨着衰弱的病体，他追忆往事，与身体内的博尔赫斯--那个让他又爱又恨的子虚乌有的人达成一致。直到病魔走到他们的跟前，变戏法一样进入他们的身体，做出这不可挽回的事。
--时间的枪声抹掉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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