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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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valier (讀古人書，友天下士)

  1 戴季陶先后出版了《孙文主义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从理论上歪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取消三大政策，反对阶级斗争和国共合作。戴季陶主义是以反对阶级斗争为核心，以阶级调和为理论基础的。 2 武士道，最初只是一种奴道，就是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禄报恩主义。此后在形成统治阶级时穿上了儒家道德的衣服。要注意的，是由制度论的武士道，一进而为道德论的武士道，再进而为信仰论的武士道。到了明治... (更多)

  1 戴季陶先后出版了《孙文主义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从理论上歪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取消三大政策，反对阶级斗争和国共合作。戴季陶主义是以反对阶级斗争为核心，以阶级调和为理论基础的。

  2 武士道，最初只是一种奴道，就是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禄报恩主义。此后在形成统治阶级时穿上了儒家道德的衣服。要注意的，是由制度论的武士道，一进而为道德论的武士道，再进而为信仰论的武士道。到了明治时代，更由旧道德旧信仰论的武士道，加上一种维新革命的精神，把欧洲思想融合其中，造成一种维新时期中的政治道德之基础。当中种种扩大和变迁，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3 【明治维新，是尊王攘夷、王政复古、民权运动的共业结果】。明治维新，一面是反对幕府政治的王政统一运动，一面是民间要求人权平等自由的运动。民权运动是思想上的革命，是人类固有的同情互助的本能的发展，而欧洲思想做了他们的模范。民权运动最有力的领袖板垣退助，他的思想完全是受法国卢骚《民约论》的感化，近来日本的文化制度，虽然大半由德国学来，却是唤起日本人的同胞观念，使日本人能从封建时代的阶级统治观念里觉醒起来，打破阶级专横的宗法制度，法国民权思想的功绩真是不少。

  4 “辩证唯物论者”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不合革命史上全部事实。譬如日本维新的结果，解放了农民阶级，使农民得到土地所有权和政治上法律上的地位，这个运动并不是起自农民自动，而仍旧是武士阶级当中许多仁人志士鼓吹起来的。

  5 一个时代的创造，有很多历史的因缘，决不是靠一两个人的力量创得起来。不过领袖的人格和本领，也是创造时代的一个最大要素。创造时代的人物，不一定是在事功上，有的是以思想鼓舞群伦，有的是以智识觉醒民众，有的是靠他的优美的道德性，给民众作一个信仰依赖的目标，有的是靠他坚强的意志，一面威压着民众，同时作民众努力奋斗的统帅者。至于智仁勇兼备的圣哲，往往作了前期的牺牲，再供彼人的信仰，而不得躬与成功之盛。

  6 普通人看日本维新史，都晓得萨摩长门并起，而长藩的人物，一直延续到今日，尚成为日本的军阀。萨藩的领袖西乡隆盛，却是失败的英雄，只有追悼他维新以前的勋业。而季陶先生说：一代历史的创造，不是简单的东西，成功失败，不是绝对的问题。……个人事功上失败的，倒往往是时代成功的原动力，而个人事功上成功的，往往是享失败者的福。

  7 我常以为批评一国家的政治得失易，了解一民族特性难。政治有许多明显的迹象，就是它因果联络关系，也容易探求而得其比较。至于一个民族的本真，纵的是历史，横的是社会，如季陶先生所说的，既要有充分研究古籍的力量，还要切实钻到它社会里面去，用过体察的工夫。

  8 季陶先生说：一个关闭的岛国，他的思想变动，当然离不了外来的感化。在他自己本身，绝不容易创造世界特殊的文明而接受世界的文明。却是岛国的特长，我们观察日本的历史，应该不要遗漏这一点。他们以赤条条一无所有的民族，由海上流到日本岛，居然能够滋生发展，平定土番造成一个强大的部落，支配许多土著和外来的民族，而且同化了。他们更从高丽、中国、印度输入各种物质的精神的文明，而且能够通通消化起来，适应于自己的生活。选出一种特性，完成他的国家组织，更把这个力量来做基础，迎着欧力东侵的时代趋向，接受由西方传来的科学文明造成现代的势力，民族的数量现在居然可以和德法相比，在东方各民族中，取得一个先进的地位，这些都是证明他的优点。我们看见日本人许多小气的地方，觉得总脱不了岛国的狭隘性。看见他们许多贪得无厌崇拜欧美而鄙弃中国的种种言行，又觉得他们总没有公道的精神。可是我们在客观的地位，细细研究他，实在日本这一个民族，他的自信心，和向上心，都算是十分可敬。总理说：一个民族的存在和发展，要以自信力作基础。这的确是非常要紧。所以日本人那一种的“日本迷”，也是未可厚非。

  9 “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真叫做“思想上闭关自守”、“智识上的义和团”了。

  10 在学术上、思想上、种族上，日本这一个民族，在远东地方，除了中国而外，要算是一个顶大的民族。他的历史，关系着中国、印度、波斯、马来，以及朝鲜、满州、蒙古。近代三百多年来，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更是重要。

  11 就表面上看来，日本最盛的宗教是佛教，其实日本治者阶级的宗教却是神教。神教的信徒，很多极力排斥佛教，不遗余力的人，他们的理论，大概和韩退之一类，以排斥外来思想为主要目的。然而佛教的僧侣，绝没有敢否认神教的。这也是表现宗教之政治的地位和关系，

  12 自从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输入日本以后，外来的制度文物，成了日本文化的基础。日本的国民，不是皈依释迦，便是尊崇孔子。后来渐渐文明发达，组织进步，国家的力量，也就强大起来。

  13 有一个有名的学者，叫做山鹿素行，在这民族自尊心的鼓荡里面，创起一个日本古学派。这一个日本古学派之学术的内容，完全是中国的学问，并且标榜他的学问，是直承孔子，他对于中国儒家的学说，连曾子以下，都不认为满意。对于汉唐宋诸家，尤其对于宋儒，更抨击无遗，以为宋儒的思想，是破坏孔子之道的异端。但是他却借了中国的学问来造成日本民族的中心思想。我们看他的著作，就晓得在方法上、理论上，都没有一点不是从中国学问得来，没有一处不推崇孔子之道，而精神却绝对两样。他是鼓吹“神造国家”“君主神权”。

  14 日本民间的信神思想，一方面受着中国思想的影响，一方面受着佛教思想的感化，随日本统一的国力发展，渐渐脱却了地方色彩生出国家的色彩。而这一种新国家色彩，又由宗教的信仰，和文学美术的陶融，赋与以较为优美高尚而有力的世界性和社会性。后来日本种种进步，都要算是这一个时代的产儿。

  15 中国在孔子的时代，封建制度渐渐破裂，交通的发达，工商业的进步，一方面打破了旧国家观念，一方面产生出人类同胞的世界思想。这时已经打破了许多传说的迷信，抛弃了君主神权，而平民思想和平天下的思想，就从此刻兴盛起来。日本到了现代，还没有完全脱离君主神权的迷信。就近代科学文明看来，日本的学问，固然较中国进步了许多，这不过是最近五六十年的事实，除却了欧洲传来科学文明和中国印度所输进的哲学宗教思想而外，日本固有的思想，不能不说是幼稚。然而这件事不能算是日本的耻辱。并且他幼稚的地方，正是他蓬蓬勃勃，富有进取精神发展余地的地方，绝没有一些衰老颓唐的气象。他是一个岛国，而且在文化历史上，年代比较短些。他的部落生活，到武家政治出现，才渐渐打破，直到德川时代，造成了统一的封建制度，才算是造成了现代统一的民族国家基础。如果从社会的发展历史上看来，日本的维新，则和秦汉的统一足以相比。

  16 神秘思想，成为日本人上古时代国家观念的根源，这是毫不足怪的。到了中古时代，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印度的佛教思想占了势力，那一种狭隘的宗族国家观念，已经渐渐消沉下去。后来日本人咀嚼消化中国文明的力量增加起来，把中国和印度的文明，化合成一种日本自己的文明，这时日本自己统一的民族文化，已经具备了一个规模，当然要求独立的思想，于是神权说又重新勃兴起来。......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神权思想的时代化，所以他们自称是王政复古。那些倡王政复古的学者，虽然是各方面都有，汉学家的力量尤其大，然而推动的主力，还是要算山鹿素行一系的古学家。且把素行学派中后起的吉田松阴的著作，详详细细的看起来，就晓得日本维新史的“心理的意义”在哪里了。

  17 日本人的国体观念，大都由这一种神权的民族思想而来。日本自从鸟羽帝的时代（宋徽宗时候），全国兵权归了平源二氏以来，逐渐把部落纷然并存，组织散漫，文化落后武功不立的日本诸岛，造成了一个雄藩并列的封建世界。又经过三数百年，到了丰臣削平国内争乱，德川继之，造成以武力为重心的文治，日本的制度文物，遂渐渐规模完备了。“国”的这一个字，在此时只是作藩国的意思解，和今天之所谓之国家迥殊。社会的阶级，也就随着封建制度的完成，造成一种很清楚的横的分段。用这横的分段，来支配纵的分工。这个制度，一直继续到西历1869年的明治时代方才废了。在这一个封建时代，讲文明呢，的确是日本一个很进步的时期。在维新以后一切学术思想、政治能力、经济能力，种种基础，都在此时造起。日本人之所以有今日，全靠这四五百年的努力。因为那些藩国，不但是在武功上竞争，并且努力在文治上竞争，有文学武艺的学者，各藩主争先恐后，或是招来做自己的家臣，或是请了去做自己的客卿。在自己藩里呢，务必要使自己家臣子弟，能够造成文武两套全才，给他藩里做永久的护卫。那些武士，也巴不得他的藩主权力膨胀，土地拓张，他们自己收入也可以加增多少石。因为藩主是极大的地主，农夫是大地主的农奴，武士是给大地主个人管理家务防御外侮的仆人。

  18 武士道的观念，就是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禄报恩主义。至于山鹿素行大道寺友山那些讲“士道”“武道”内容的书籍，乃是在武士的关系加重、地位增高，已经形成了统治阶级的时候，在武士道的上面，穿上了儒家道德的衣服。其实“武士道”的最初本质，并不是出于怎样精微高远的理想，当然更不是一种特殊进步的制度。不过是封建制度下面必然发生的当然习性罢了。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由制度论的武士道，一进而为道德论的武士道，再进而为信仰论的武士道。到了明治时代，更由旧道德论旧信仰论的武士道，加上一种维新革命的精神，把欧洲思想，融合其中，造成一种维新时期中的政治道德的基础，这当中种种内容扩大和变迁，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在封建制度的下面，武士阶级，是社会组织的中坚。上而公卿大名，下而百姓町人，在整个的社会体系当中，武士负维持全体社会之适宜的存在发展的职责。一个方面，包含着名教宗法的特色，然而单是名教宗法，决不能保持社会生活的安定，和发扬社会生活的情趣，所以在另一个方面，更不能不具备一种人情世态的要素。所以高尚的武士生活，可以叫作“血泪生活”，血是对家主的牺牲，泪是对百姓的怜爱。我们见到德川时代的武士道之富于生活的情趣时，才可以了解武士阶级，所以能成为维新主要动力的缘故，这是研究日本的人所最宜留意的。

  19 日本六十年前封建时代的社会阶级制度，差不多是现代的中国人所梦想不到的。古代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印度的佛教思想，宣传了许久，但是极平和的佛教，到了日本以后，顺应着封建时代的人心，也变成了一个“强性的宗教”。或者是为宗派打仗，或者是为拥护一派的护法大名打仗。僧侣的本身，都带着“萨木来”的臭味。佛教爱人爱物无抵抗的精神，在日本封建时代，一变而为牺牲的争斗精神。把“罗汉道”杀内贼的工夫，用在杀外敌的上面，也就和武士道没有冲突。把天龙八部人非人的观念，应用在阶级的制度上面，也就觉得阶级的存在，没有什么不应该。所以我们可以晓得，一个宗教的制度思想的变迁，完全适应社会生活的要求，同是一个宗教，他所行的地方不同，所支配的阶级不同，他那一个宗教的思想和制度，也就完全跟着变易的。在日本语言里面，有很多话是从前佛经的用语来的，然而和佛语的本义，完全两样，譬如两人相打的时候，常用的“畜牲!觉悟罢!”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证据。

  20 我们再看日本人的饮食，他们能吸收去的中国食品制法，实在都是僧侣的常食品。如像豆腐、豆腐皮、豆腐衣、豆豉、咸菜、麦麸种种。现在的日本人忘记了，以为是日本的特产。中国人到日本的，也不觉得这些东西有什么来历，然而我们可以确实晓得，这是完全由僧侣吸收去的文化。

  21 我们在任何方面，都看得出日本人的佛教思想，绝对和中国的两样。他们的佛教，在贵族里面，确是含着不少积极的牺牲的精神。而在民间方面，又含得有不少的人情世态的趣味。比起中国艰苦而枯寂的佛教来，的确是大不相同。

  22 印度的佛教，经过中国，传入日本以后，我们看得出，明明白白，分出三个时期

  23 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一切土地，都是藩主的。不能有“姓”，不能带刀。这种现象，还是中国三千年前的制度，除了皇帝公卿藩主武士治者阶级而外，其余的人，都不承认有完全的人格。此外还有一种第四五层阶级的最苦人民，叫“秽多”“非人”，是完全驱逐到人类生活以外的。那些武士，往往制了一把新刀，要试验刀的利钝，可以随便去找了一个“非人”杀。而最奇妙的，就是连这特殊的阶级制，也借用着佛经中的用语。此种残酷的社会组织，和治者阶级的残酷习惯，可以证明日本的文化年代之浅与程度之低了。秽多非人这一个阶级，至今还是存在，近年来日本社会运动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运动，叫做“水平运动”，就是这一种特殊部落的民众争自由的运动。将来日本革命的烽火，恐怕是这一种民众做最先头的部队了。

  24 明治维新，一面是反对幕府政治的王政统一运动，一面是民间要求人权平等自由的运动。倡尊王讨幕的人，和倡民权自由的人，虽说两种都出自“公卿”和“武士”两阶级，但是这民权运动，纯是一个思想上的革命，是人类固有的同情互助的本能的发展，而欧洲自由思想做了他们的模范。

  25 文学哲学，当然随着平和的幸福，发达起来。一种是古学派神权思想的复兴，一种是荷兰学问的输入，一种是汉学的发达。古学派神权思想的根源，前两段已经大略讲过了。荷兰学问的输入，在日本文明上，除了天文、数学、筑城、造兵、医药等智识而外，在精神科学方面，简直看不出什么进步。只是德川时代汉学发达，在思想上，在统一的制度文物上，的确是日本近代文明的基础。就是纯日本学派的神权主义者，在思想的组织方面，也完全是从汉学里面去学来的。所以中国哲学思想，在德川时代，可以叫作全盛时期。他们在中国哲学思想里面，得的最大利益是什么呢？就是“仁爱观念”和“天下观念”。如阳明学派的中江藤树、朱子学派的藤原惺窝、中村惕斋，都是努力鼓吹“仁爱”的。从制度上看来，这种由日本社会进化自然程序发生出来的种种阶级制度，和治者阶级的性格，可以证明日本在部落斗争的时代，最大缺点是“仁爱观念”和“天下观念”的薄弱。德川氏时代统一的政治，使全部日本，达到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时期，我们从儒家思想的发达，和明治初年民权思想的发达看来，就可以晓得，日本近代文明的进步恰恰和“仁爱观念”的进步成正比例。

  26 日本的文明是什么东西？日本的学者，虽然有许多的附会，许多的粉饰，但是如果从日本史籍里面，把中国的、印度的、欧美的文化，通同取了出来，赤裸裸的留下一个日本固有的本质，我想会和南洋吐蕃差不多。文明本是人类公有的，如果不是明白认定一个人类，认定一个世界，在世界人类的普遍性上去立足，结果一定要落到神权迷信上去的。但是我们也要晓得，这一种自尊心，也是民族存在发展的基础。如果一个民族，没有文明的同化性，不能吸收世界的文明，一定不能进步，不能在文化的生活上面立足。但是如果没有一种自己保存，自己发展的能力，只能被人同化而不能同化人，也是不能立足的。

  27 我们很看得出日本民族的优越处来。他们本是赤条条一无所有的。照他们自己的神话来说，只有“剑”“镜”“玉”三样神器，也就大生问题。这三样神器是什么时代，由什么地方来的，究竟有没有这三样东西，也都当待考证。然而他们以赤条条一无所有的民族，由海上流到日本岛，居然能够滋生发展，平定吐蕃，造成一个强大的部落，支配许多土著和外来的民族，而且同化了他们。更从高丽、中国、印度输入各种物质的、精神的文明，而且能够通同消化起来，适应于自己的生活，造出一种特性，完成他的国家组织。更把这个力量来做基础，迎着欧力东侵的时代趋向，接受由西方传来的科学文明，造成现代的势力。民族的数量，现在居然足以和德法相比。在东方各民族中，取得一个先进的地位。这些都是证明他的优点。

  28 总理说：一个民族的存在和发展，要以自信的能力作基础，这的确是非常的要紧.

  29 封建时代“武士”的生活条件，可以用极简单的话概括起来。一是击剑，二是读书，三是交友。......举国所赞美的武士道的精华，就事实上说明起来可以举出两件事，一件是“仇讨”，一件是“切腹”。“仇讨”是杀人，“切腹”就是自杀。

  30 日本的尚武思想军国主义，并不是由于中国思想，印度思想，纯是由日本宗法社会的神权迷信来的。近代德国军国主义的政治哲学，很受日本人的欢迎，自日俄战后，到欧战终结十几年当中，日本思想界最受感动的，就是普拉邱克一流的武士主义，和尼采一派的超人哲学。最近一转而为马克思的斗争主义，都有同类的因缘，我们看得到日本人的风气，和中国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日本人在任何方面，都没有中国人晋朝人清谈而不负责，和六朝人软弱颓丧的堕落毛病。连最消极的“浮世派文学艺术”当中，都含着不少杀伐气。

  31 商人既处于卑贱的地位，当然养成了一种卑劣的性格。从前那些武士们，对于商人，是很鄙屑的，他们所读的中国书，也都是充满了贱商主义的文字，以为这是下贱人天生成了习性，叫这种性质做“町人根性”。可以晓得日本的封建制度，一面是养成一部分食禄报恩主义的武士，一面也造成下贱卑劣的商人。武士的性格，是轻死生，重然诺。商人的性格，是轻信义，重金钱。一面是回教式的神秘道德，一面是犹太式的现金主义。

  32 所以承继武士道气质的武人，虽然专制，却是许多年来的历史，把他造就成一种意志坚强，自尊心丰富，能够不怕强权，同时也就不欺弱小。在战阵上能够奋勇杀敌，而在自己失败的时候，也就能够为惜名而自杀。我们要晓得欧洲尊重女子的风俗，是出于骑士怜爱女子，就可以推想所谓武士道的特质了。我常常想，何以欧洲人对于美洲土人，那样惨酷，竟忍心动辄坑杀数十万的土人，原来这种行径，绝不是出于纯粹的战士，而是出于拿了刀的商人和流犯。

  33 日本人已经晓得外国是有学问有力量的。一面尽管说“攘夷”，事实上哪里攘得来，于是在积极图强的必要上，当然更一面欢迎欧洲的学问。当时所谓“英学”“佛学”英吉利法兰西的学问的价值，渐渐的为一般人所认识。所以幕府一倒，“尊王攘夷”四个字的目标，就变成了“开国进取”。攘夷和开国，是两个矛盾的倾向，而这两个矛盾的倾向，都是造成了日本今日绝盛的基础。如果没有义和团的精神，决不能造成独立的文化，这是我们所应当晓得的。

  34 无论一种什么思想，似乎是先时代而生，实则也都是后时代而起，精神物质，是一物的两面，过去未来，是一时的两端。时代的生活要求产生思想，思想又促进新时代的要求，如是推移，乃成历史。然而就我们中国民族想来，以这样大的一个国家，这样古的文化，不能吸收近邻的小民族，反使四围的小民族，个个都生出“是可取而代也”的观念，这是何等的可耻呵!

  35 在日本维新前的“攘夷”思想，是外力的压迫逼出来的，前面已经说过了，外力的压迫，大体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是北方俄国政治的压迫，一是南方欧美各国商船的来航，这两件所引起来的对抗思想，内容和方面，都有不同。由对抗俄国而起的攘夷思想是激越的，武力的，由对抗欧美诸国之航船而起的思想是打算的，经济的。这两个不同事实所引起的不同的倾向，其后在开国进取思想上的影响，也是不同。直至明治时代，支配日本国防政策外交政策的北进南进两个潮流，也都和这两个倾向，成很密切的连带，是我们所不能不注意的。

  36 在这样一种空气下面，最有力的刺激文字，就是宋明亡国的历史，蒙古满洲躁躏中国的事实。一般有志气的人，时时把这一种事实，来鼓舞全国国民团结抵抗的土气。而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战争两件大事，更把日本全国的武士的热血，沸腾起来。一面以亡国的危险，警告国民，一面也学习不少的国际情形。所以中国在十九世纪初中叶所受外国的压迫，也是日本维新的大兴奋剂。梁川星岩咏鸦片战史：

  赤县神州殆一空，可怜无个半英雄。

  台湾流鬼无人岛，切恐余波及大东。

  山内容堂咏英法联军陷北京诗云：

  谁教丑虏入燕城，八百八街膻气腥。

  开帙独诵淡庵集，失声欲骂小朝廷。

  这两首咏中国的诗，不用说是处处都对着日本当时的国情说话，想要激动全国士气的。幕府外受逼于外国的威力，内受逼于志士的责备，其非倒不可，实在已成了必然的事实。所以攘夷和倒幕，成了一桩事情，正和中国排满和排外，成为一个时代倾向，是完全一样的。

  37 我们将日本从封建时代变成统一时代历史看来，有什么感想呢？简单讲来，就是日本的改革，并不是由大多数农民或者工商业者的思想行动而起，完全是由武士一个阶级发动出来的事业。开国进取的思想固不用说，就是“民权”主义，也是由武士这一个阶级里面鼓吹出来的，还有一个最要点，就是“世界的人类同胞思想”，在前期和后期，都是由外来思想的感化而起。前期的“世界的人类同胞思想”，是由中国儒家思想给与一种政治和道德的世界大同理论；由佛教的众生平等思想给与以世界大同的信仰。然而这一个观念，在武家时代渐渐被日本民族优越的统治思想压伏了下去。连奉中国文化为正宗，认中国为中国的意义，都被“中朝事实”那一种日本正统的神权历史学说压伏。王道的政治理论，在乱时胜不过覇道的武力，也是必然的现象。这日本式的自尊思想，到得幕末时代，被欧美侵来的势力，又压迫出一个新体态来。民权思想和欧化主义，就是维新后的特产。这一种新的民权思想，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可以说是日本后期的“世界人类同胞观念”。一个闭关的岛国，他的思想的变动，当然离不了外来的感化。在他自己本身，绝不容易创造世界的特殊文明，而接受世界的文明，却是岛国的特长。我们观察日本的历史，应该不要遗漏这一点。

  38 今天左右日本政局的力量，并不是几个军阀的领袖，几个垂死的官僚。实在是生龙活虎的富豪，和富豪支配下面的工商业组织。现代日本上流阶级中流阶级的气质，完全是在“町人根性”的骨子上面，穿了一件“武士道”的外套。这种气质，虽不能说上中流阶级，全部都是如此，但顶少都有一大半。——军阀和官僚，不用说是“武士阶级”的直系，那最有势力的资本家和工商业的支配者，不用说就是“武士”“町人”的混合体。政党就是介居军阀官僚财阀之间的大掮客。因为多数人的权利，并不是自己要求得来，是由少数人自己让出来给他们的。而且从祖宗以来，几百年遗传下来的被治性，决不是短期间里面可以除得了的。

  39 大家如果把明治工商业发达史，详详细细的里面外面去研究一番，这中间的情景，便可以明白了。举几个例来说，现在几个大资本团，三井、岩崎、大仓，哪一家不是靠做“御用商人”膨胀起来的？三井、岩崎这两家，还算是封建时代以来的老御用商人。大仓喜八郎，本是一个极穷的“素町人”，忽然发起几百兆的财来。这是靠什么？不用说就是靠作政府的买办发财的了。

  40 一个时代的创造，有很多历史的因缘，决不是靠一两个人的力量创得起来，不过领袖的人格和本领，也是创造时代的一个最大要素。创造时代的领袖人物，不一定是在事功上，有的是以思想鼓舞群伦；有的是以智识觉醒民众；有的是靠他优美的道德性，给民众作一个信仰依赖的目标；有的是靠他坚强的意志，一面威压着民众，同时作民众努力奋斗的统帅者。至于智仁勇兼备的圣哲，不是轻易得来的，并且在很多政治改造的时期当中，这一种智仁勇兼备的圣哲，往往做了前期的牺牲，再供后代人的瞻仰，而不得躬与成功之盛。日本的明治维新，在思想上、社会上、国际上的种种背景，前面已经大概讲过了。我们看它，虽然是千头万绪，异常复杂，到底作民众活动意识中心的政治思想，只有很简单的几种趋势。而这各种趋势，却是像百川归海一样，顺着德川氏以来的民族统一国家独立的伟大要求，把日本人历史传说的王权神授思想，作了中心。明治维新当时几个大的运动，一方面有生活的切实要求，作它的分因，一方面有一个共同的信仰，作它的归宿。我们试把日本维新前后的历史，整个的通看起来，简直没法晓得，当时最有力量的领袖，到底是哪一个？如果要在活动的人才当中去寻吗？活动的人才当中，只有寻得出干部，不能寻得出领袖。

  41 所以我对于日本维新成功的历史，认为主要的成功原因，完全在于两点。一是有时代的切实要求，二是有人民共同的信仰。而这两个原因，又通同归结在历史上“日本民族统一的发展能力已经确实具备”的一点。“民族的统一思想，统一信仰，统一力量”，这就是日本维新成功的最大元素。

  42 说到这里，我们更可晓得一代历史的创造，不是简单的东西，成功失败，不是绝对的问题，人才的良否，力量的大小，不是可以做绝对的凭据。在全时代的历史当中，一代革命的成败，民族势力的兴衰，文化的隆污，是整个的东西。个人事功上失败的，倒往往是时代成功的原动力；而个人事功上成功的，往往是享受失败者的福。我们试把日本这几十年的历史通看起来，西乡隆盛失败了，然而他的人格，化成了日本民族最近五十年的绝对支配者。各种事业的进行，都靠着他的人格来推进。

  当时随着他失败了的土肥两藩的势力，一化而为后来民权运动的中心，直到今天，他的余荫，还是支配着日本全部的既成政党。那事功上成功的长藩，一方面既不能不拜倒在西乡的人格下面，一方面也不能不随着民论的推移，定他的政策。即以事业说，西乡的征韩论，直到死后十八年，依然成为事实。到死后三十年，公然达到了目的。假使明治四年西乡的征韩论通过了，也许是闯下了一场大祸，日本的维新事业，完全付之东流，而西乡的人格，也都埋没干净。所以我们如果要读一代的历史，千万不可被事实迷住，不可被道德迷住，不可被理论迷住。我们要看得透全部的历史，然后读书才是有用的。我们相信中山先生所主张的三民主义，的确是现代惟一的革命理论，他不但在事业上，指导我们的将来，他的理论，自自然然地替我们解释了一切的历史。

  43 固然这种官商的结纳，绝不尽都营私舞弊的，他的正面历史，就是国力充实和文化的进步，不过在努力向上的方面看，“军国主义”“资本主义”“官僚政治”这几件事，也一样是互相关联，互相维持，没有资本主义不维持军国主义的，也没有军国主义能永远避免官僚主义之发生的。就前面所举这几个重要案件看来，我们就可以晓得，当日本初发起维新运动的时代，那时腰插双刀的武士里面，确是迎着蓬蓬勃勃的民气，出了不少的英杰。而一到了统一完成，国力巩固的时代，从前的志士仁人，或死或退，或另开新路，投入民权运动，握权的都不是道德高尚的人。然而他的国力依旧蒸蒸日上的缘故，全在历史所造成之社会力和民族力全部的效用。不过因为这一种重大缺陷，第二革命的因，又早种下了。

  44 这些举兵的，算他们是勇敢，算他们是洁白，却总不能不说他们蠢，不能不说他们不识时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一方面，既然看不见国际政局的关系，一方面又不晓得有立宪政治民权运动这一条最适当的新路。不晓得把藩国的团结变成民众的团结，去组织政党，顺应时代的需要，造就自己的新生命。江藤新平是晓得一点的，但是热中政权之心太切，一点不肯忍耐，大部分又被意气鼓动着，被历史的习惯支配着，一到失败，便去举兵。西乡的举兵，固然不是出自本怀。（江藤举兵的原因，也有一大半是被部下逼着干的。）然而大多数的武士们的观念，总以为天下大事，只有兵力是最利害的，是能够夺取政权，达到快意的目的，而忘却了武力成功的前提，是在民众的需要，在时代的要求。古人论“兵”，以“道”为先，道就是主义，主义就是支配民众利害的理论。背道而驰，就是背时而行，结果没有不失败的。因而征韩辞职的参议，西乡隆盛死在败军里面，江藤新平又被捕枭首，一个气盖群雄的伟大英雄，一个高风亮节的廉洁学者，都落得如此悲惨的结果，寄与日本维新历史上一大段的泪痕诗意，作后人追怀感咏之资。

  45 失意的武士和得意的武士，官僚与革命党，军阀与商人，保守与进步，每一个伟大的时代转换，必然是两面分化着，适合于当时人们生存的需要和能力，不断地进步。

  读历史的人，如果不懂保守主义者在建设上的功绩，也就不懂得革命主义者在建设上的恩惠。

  既然有了政党，有了议院，和议院站在相对地位的政府，当然要想操纵议会，操纵政党。操纵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压迫，一个是收买。再从经营工商业的人一方面看，没有政党，没有议院，一切运动，只要对政府一方面便得了。既然有了议院和政党，他们拿着立法权，所以无论什么问题，都非联络议员，买通政党不可。从政党本身看，政党的目的，就是掌握政权，不能够完全掌握，也得接近政权。要掌握政权、接近政权，先要扩充党势。金钱这样东西，当然缺不了。所以政府既然有利用政党的必要，商人也有利用政党的必要，政党有利用官僚的必要，同时也有利用商人的必要，洁白的领袖和党员，用不来卑劣手段、受不惯势力压迫，当然干不了这样勾当，自由党之所以解体，原因完全在此。其后进步党的基础，也随着自由党的解体而动摇。最初成立两大政党的后身，都投降在官僚、军阀的旗下。在“政治”这样茫茫大海里游来游去，打翻身，玩花头的政客们，一定不是走官僚军阀的路子，便是靠资本家的豢养，朝秦暮楚，总是为的“政权”“财权”。而且还得不着政权财权，只不过依靠政权财权，讨得多少残羹剩粥。强的利用人，弱的被人利用，这虽不是日本一国独有的弊病，却是在民权的基础尚未确立，立宪政治的体用尚未具备，仅靠着依附弄权过日子的日本政党，这样毛病，更是多极了。

  46 所以我说，政党的生命，必须要维持一种坚实的独立性。要具备革命性，才能够维持真正的独立。如果把革命性失却，独立性也就不能具备。什么是革命性，什么是独立性呢？当然不外乎“革命的主义”“革命的政策”“革命的策略”。这三样东西，更靠革命的领袖和革命的干部而存在。且看离开了板垣之后的自由党，一变再变成了什么样子？政党变成了股票交易所；政党的干部，变成了“掮客”的公会，而军阀、官僚和商人，却成了有财有势的顾主。明治维新的末运，便由此现出来了。

  47 我们且把自由党的板垣先生的一生看看，他是日本民权自由运动始祖，在明治维新的人物当中，他是一个最特殊的人才。当时日本的维新志士，他们的思想，都是很简单而且是复古的。维新这一个大事业的动机，完全在欧洲的势力压迫，对于世界的问题，那些志士们，只是一味的排外，再也造不出新的道路来。只有板垣退助，他不仅是尊王攘夷，他是看见必定要造成新的生命，然后旧的生命才可以继续；必定要能够接受世界的新文明，才能够在新世界中求生存。在国内的政治上，他更看得见一代的革命必定要完全为民众的幸福着力，必定要普遍的解放民众，才可以创出新的国家。所以他拿起当时刚译起的半部《民约论》，猛烈的主张自由民权，这一个运动，的确是日本一切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的最大动力。并且当时他和他的同志，不单主张解放农民，还努力主张解放秽多、非人那一种最悲惨的阶级。直到后来，他和他的几个旧同志，离开了政治社会之后，大江卓也还是奉着他的教义，专门从事水平运动。今天社会运动当中最有力的水平社，确是发源于板垣一派的自由运动。这一个民权运动，一方面使下层民众得到了多少的自由，一方面也造成了现代产业文化的基础。至于日本的立宪制度，不用说是他直接的功劳，所以不但是日本的农夫工人应该感激他，就是那些阔老官，也没有不受他的恩惠，更应该要感激他的。

  48 但是我们再仔细研究一下，何以他们会落到如此境遇呢？这是很明显的板垣退助等所主张的一切主义、一切政策，已经都成功了。而民权政治的毛病，同时也现出了。在这时候，他是再作第二次的革命运动呢，还是随着时代腐化下去呢？第一件他不能做，第二件他不愿做。一面是不能，一面是不愿。他又不能开一个新生面，另立一个工作的方针，另造一种社会的事业。自然他的社会生命已随政治生命俱去，所能保存的，就只有一个使后人追慕的道德人格。所以一个民众的领袖，必须要时时刻刻，能够顺应着时代的要求，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奋斗。失却“天行健”的精神，万不能希望事业成功，而抛弃了战斗的生活，只是作消极的隐遁，消极的劝告，也是不成功的。

  49 我们总理孙中山先生在民族主义第一讲上面说：“民族和国家是有一定的界限。要分别民族和国家最好的方法，是从造成的‘力’是什么上面去求。民族是由天然力造成的，国家是由武力造成的。中国人说，王道是顺乎自然。换句话说，自然便是王道，用王道造成的国体，便是民族，武力便是霸道，用霸道造成的国体，便是国家。”

  这一个说明实在是分别国家和民族最好的定义。读总理书的人要晓得总理在这一篇讲义里面主要的目的，是说明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区别。主义的意思，总理已经很明白的讲过了，是“一种思想生出信仰，再由信仰成为力量”，换一句话说，能够决定人类之生活的方式、生存的方向、生计的方法、生命的意思的主旨。再明白些说，就是人生的目的和达到目的的途径，就是主义。古人讲道德，道是什么，用字虽然不同，我们很晓得和今天我们所用的主义这一个字，是没有两样的。德就是能够行主义，而有得的能力，和能力所发生行为之总和。所以并不是除却一个主义，就没第二个主义存在，而必定有两个以上的主义存在，方才发生主义的效力。凡是一个主义，必定包含着许多事实，必定认定有一个主义的本体，民族主义的本体是民族，国家主义的本体是国家，但是民族不是不要国家的，而民族主义的国家是以民族为本体，国家主义不是离开民族的，而组织不是以民族为单位，不能适合于一切民族的存在。更有一点，我们要特别留意的，就是总理所主张的民族主义，是以民族之平等的存在发展为基础。主张民族即国族，有一定的分际，不能随意曲解。所以以一民族为主体而压迫他民族所组成的国族，是国家主义、帝国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这都是就人类的目的，和达到目的的途径立言，并不注重在详详细细说明民族和国家，而是注重在说明这两个主义。

  至若说到这两个团体的本身，他的成立经过，在历史上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许多现存的民族，除了很野蛮的民族而外，没有不是由几个民族混合而成的。所以“历史民族”即是“文化民族”，而“文明民族”即是“混合民族”。混合的次数越多，文化程度越高。民族的成立，混合是一个顶大的要素。混合的事实，就不外总理所指出的几种：一血统，二生活，三语言，四宗教，五风俗习惯。这几种混合的要素，都不外以”力”为结合的中心，强的可以吸收弱者，大的可以吸收小的。成就一个完全的民族，是要经过很长的岁月，这很长的岁月当中，要经过很多次的变迁，变迁的重要形体，往往仍旧不脱国家团结的形式，不过国家这一个形式，只是形式中的一种而不是全部，并且所经过的国家组织，时分时合，随时是随各种自然力而为变迁。所以我们晓得一切国家，总不能离开民族的基础，一切民族，也不能抛开国家这一个工具。只是说到行动方针的主义，在今天这一个时代里，便有确然的分解，而不能够相混的。

  50 我们今天讲民族主义，我们的目的，是要建设民族主义的国家。说到建国，便不能不受“国家是武力造成”这一个原则的支配，要建国，要救国，而不注意武力，是绝对要不得的。这些年来，中国对于武力，简直可以说没有正当的了解，有一个时代，一般国民的思想，几乎把武力鄙弃得不成样子。从民国三四年以来，到八九年的当中，听见武力就反对，以为这是一个顶不好的东西。就是最近这两年，风气变了一点，然而在“打倒军阀”这一个口号之下，一般人对于武力，依然没有正确的了解，连军人的当中，都没有敢主张军队是国家存在惟一的组织原素，战斗是民族存在惟一的动力的人，这的确是思想界的最大弱点。我们试看，人类的生活，哪一样不是含得有很强力的斗争性的。就是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习，这五种民族力的存在，哪一样不是在斗争的当中进行着。

  5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一种努力向上的观念，是表明自古到如今人类生存竞争的真理。战争和武力是一切社会力的彻始彻终的表现，不过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是经常而是非常，不是全部而是一部。互助的组织、和平的幸福，乃是全人类经常的手段和经常的目的所在。所以我们不主张军国主义，而我们承认在建国的工作上，必须有军政的组织，在民族竞争的当中，必须造成强有力的军队，在世界的目的当中，必须要以中国民族的能力，为世界人类打不平。过去和现在的一切历史事实，都是如此证明的，我们看见日本民族种种历史上的思想，看见日本维新的思想根据，使我们愈加了解“武力”和“战争”这一个事实，是建国的最要紧的手段。不经过很多的恶战苦斗，费过很大的牺牲，民族的平等，国家的独立，是决计得不到的。我们要主张取消不平等条约，要主张中国人在世界上生存发展的权利，要为一切被压迫的人类打抱不平，必须要造成强有力的武力。今天我们反对中国的一切军阀，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强有力的军队，而是因为他们不能为国家为民族为民众造成强有力的军队。试看过去他们的军队，如何的脆弱，如何的腐败，如何的堕落。他们的行径，说不上是什么主义，他们的力量，更够不上维持什么主义。

  52 中国民族如果不能够决死，决不能够求生。要想求生，必定先要敢死。要民族敢死，在今天世界文化的条件下面，必须要成“有意识的民众的武力”。从前的民族竞争，只是单纯的争生存。单纯的争生存，就需要军国主义。今天的民族竞争，不单是争生存，而且是要争“有意义的生存”。我们的三民主义，就是今天生存的意义，要全国上下都能同意，要将士兵卒都能同意，然后才可与共死，可与共生，而不畏危。这是我们今天的“共由之道”。

  53 日本民族之所以有今天，完全是几次战争的结果。而这几次战争得到胜利，都是人民与政府同意的结果。就国内来说，倒幕府废封建的完全成功，是明治元年之战、九年之战、十年之战的成绩；废除不平等条约，是二十七八年战争的成绩。取得世界强国的地位，是三十七八年之战的成绩。这几件重大事实，是我们不能不注意的。

  54 在世界大同不曾成就的时代，说国家是人类生活的最高本据，这句话恐怕不太适当吧。无论帝国的主义如何，既然是国家，就不能不受“国家是武力造成的”这一个原则所支配。古人讲政治，说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孙子论兵，说是“兵者，国之大事”。所以说到建国，决不能离开兵力。不单不能离开兵力，而且若不是举国的民众，在一个意志的下面团结起来，认定军事是“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上下一心，作真剑胜负的预备，是决计不成的。

  55 日本建国的思想，在前几章已经讲得很明白，他是在一种“民族的宗教信仰”下面，统一起来的新兴民族。他们把古代的“满津里古登”（政治）复活起来了，他们所信仰的，是男性万能的君主神权，是武力中心的统帅政治，而“祭祀”，是他们理论上的政权出处。在这样一个国家组织之下，又当四围环境恶劣至极之时，其由封建政治一变而为军国主义的近代帝国，这是毫不足奇，而且在当时也是很应该的。......从东方全体来看，日本维新的成功，的确是有色人种觉悟的起点，是东方民族复兴的起点。

  56 军国主义这个东西，不仅只是一个思想上的表现而已。如果他仅只是一个思想的表现，决不能成就一个伟大的势力，一定要成为一种制度。这一个制度，是以军事组织的力量，作政权的重心，一切政治的势力，都附从在军事势力之下，一切政治的组织，都附从在军国组织之下，必须这样，才能成为军国主义的国家。如果不然，即使拥有很多的兵，我们不能说他是军国主义的。譬如英美那样帝国主义的大国，我们不能承认他是军国主义，而黑山国那样一个小国，是很的确的军国主义。

  日本军国主义的组成要点何在？我们第一要看他军权、政权是统一在什么地方，所谓统制权的行使，是握什么机关之事，国防、外交、财政、教育、工业，这几个重大的政治机能，是如何运用。第二要看军队组成的制度如何，壮丁训练的普及程度如何，动员的设施如何，社会的风纪如何。我们要能够从这两点仔细观察时，就可以晓得，到日俄战后几年止，日本的确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军国。

  外交方针，财政方针，教育方针，都以国防计划为基本，所以外交是军事交际，财政是军需，教育是军事训育。这一种关系，在思想上固然看得出，在政治上，在法律上，也可以看得出来。日本的政治组织，所以不能学英美，并且不能学法国，而必须学德国的缘故，就是为此。由此看来，我们可以明白，一个国民的哲学，是说明他的行动，而不是指导他的行动。

  57 。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满州帝室的崩溃，是给日本民众以最大刺激，同时给日本的军阀以最大的刺激。桂太郎这一个人，的确要算日本近代第一个有伟大眼光的政治家。他看见世界大势的移动和东方革命潮流的涌起，知道军国主义的政治组织和军阀的政权，不能长久继续。于是乎他毅然决然，抱定造成政党政治基础的目的，跳入民众政治圈里。同时他又看见英帝国覆败的时期逼近，东方民族独立机运的勃兴。于是乘着战胜俄国的威光，同时做联德倒英的计划，可惜他到底是前时期的人，他看得见大势的激变，而看不到这个激变是从社会的根底动摇起。时代的转换，先从中心人物的转换起，天时人事，都不容他的雄飞，竟自饮恨而终。桂太郎死后，日本军国主义之政治的代表人物，可以说是没有了。接着寺内死了，现在的田中，明明白白是军阀的回光返照。所以论日本军国主义的时代，我以为桂太郎的死，是一个大关键。自此而后，一方面现出思想界的大变迁，一方面现出国际政治的大变动。不单日本军国主义走下坡路，全世界的国家基础，没有一个不走进革命期的了。

  58 什么叫国际关系？什么叫外交？我们要看清楚，他的基本，毕竟是在一个民族的发展，而国家仅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到得目的达到，手段的本身，便随着变革，过去民族主义会变成国家主义，国家主义会变成帝国主义，就是这个缘故。所以主张民族主义而不同时主张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以民族平等为基础，以民权为骨干，以世界大同为目标，则其结果必定会重蹈过去一切帝国主义的覆辙。三民主义所以是解决现代人类生存问题的最完美的原则，价值即在于此。

  59 我们看日本过去的历史，在他的民族统一运动当中，同时就发生帝国主义的倾向。丰臣秀吉征韩之役，明治初年的征韩论、明治二十七八年的中日战争，明治三十七八年的日俄战争，欧战中的青岛出兵，西伯利亚出兵，这许许多多历史的事迹，都是在一条很明了的道路上行进，他是由民族主义一变而为国家主义，再变而为帝国主义。并且我们看得很清楚，他的民族主义开始的时期，已经包含着帝国主义的胎种。我们试读山鹿素行所著的《神皇正统论》，中朝事实，德川光国所编的《大日本史》，赖山阳所著的《日本政记》，我们已经很感觉到日本民族的目的，不仅在统一民族而在征服四围的民族建设大帝国了。他们心目中的“神”，就是世界全体的意识，而“神皇”的思想，就是统治世界的意识，和罗马的“该萨”，俄国的“查阿”，波斯的“沙、因、沙”，蒙古的“汗”，上耳其的“加利夫”的观念，是一些没有两样的。

  60 “继绝世，举废国，厚往薄来”，这一种世界政治道德的观念，的确是中国这一个最古的“世界国”的特色，而不是那些“强而小的民族帝国主义”所能梦见的。

  61 但是我们始终要看见，民族生存的对象是世界。民族主义发生的时候，同时就是世界观念明确的时候。在从前没有中山先生这样崇高而伟大的三民主义发生的缘故，一则是别的民族，没有中国这样久远而伟大的历史，二则全世界一切国家的关系、民众生活的组织，没有今天这样密切而发达。所以在美洲独立的时代，有这样的观念而没有这样制度的主张，在欧洲诸国有反帝国主义的运动，有三民主义的实际趋向，而没有这样明了的意识。我们越是研究各国的历史观察，国际的交涉，民族的兴亡，越是确信总理的三民主义，不单是后来居上的政治理论，并且越是确信复兴中国国家道德的思想，是改革世界政治生活的起点。

  世界一切民族的生活，到得有了交通，有了生产的交换，于是一切关系，便都是相互的了。甲国的文化，输入乙国，成为乙国新文化的资料。到了乙国新文化成了之后，又再输入于甲国，变成甲国改造的标本。如是互相影响，互相感化，互相逼迫，造成大同的基础。所以有了“车同轨”，必是会“书同文”。到了“书同文”的时代，一定会“行同伦”的。但是这一个人类文化大同的运动，在国家生活的当中，常常是用武力为推进的动力。我们看世界文化的交通，不晓得藏着多少悲惨的战斗历史。这盲目的战斗，如果是文明的民族战胜了，文化的推行，自然特别顺当而且迅速。然而历史上的事实不是如此。山蛮海寇侵夺文明民族的生活本据，残破文明民族的工作成绩，使文化的进展，一退几百千年，这样的事实，历史上不知多少。所以文明民族如果忘记“奋斗”，忘记了“武力是文化推进的原动力”，这就是“文明的堕落”。“自然”所要的，只是人类的努力，人类的生存。“自然”是大公无私的，它不单是不私于野蛮，它也不私于文明。它只要惩罚堕落，惩罚文明的浪费者，惩罚懒惰而不努力求生存的人。为生存而奋斗的，自然给他生存；为文化而奋斗的，自然给他推广文化。除此而外，自然不给他什么，也不听从他什么。

  62 当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日本地面，还是穴居野外的生蕃，便是他所谓天孙民族的这个阶段，还不知是在何处。然而中国文化输入日本而后，不过经过一千几百年，他便造成了日本民族的统一。如果把一个日本三岛，当成一个世界来看，就是已经造成了一个大同的文化，而旁边的中国民族，一天比一天堕落。最初赐文化给日本的朝鲜，更是堕落得不成样子，如果不衰，谁敢去问他鼎的轻重。中国民族如不衰败，日本何敢起侵略中国的野心。蒙古灭宋，这是刺激丰臣秀吉的最大事实。满洲灭明，英法侵略中国，两次订盟城下，是引起西乡隆盛等的野心最大的事实。自此而后，日本的内政一天分明似一天，进取的能力，一天增加似一天，帝国主义的雄图，油然兴起，而历史上的传统政策，便确实进行起来了。

  63 在日本维新之前，俄国的势力从北方压迫到日本来。这个时候，日本志士当中，已经生出一种防北的主张。开发北海道的政策，就是由此而起。这防北的政策，就是北进的基础，北进的道路，不用说是跟着神功皇后、丰臣秀吉以来的传统政策来的。他们惟一的目的，就是征服高丽，侵略满州。在明治元二年，已经有几个很狂妄的武士，主张日俄联盟瓜分中国。后来中国的国力，一天衰似一天，满清统治能力的薄弱，已经被日本看透了。中法战争的时候，中国连战连胜，依然北京政府要忙着割地赔款，这样的情形，哪里不引动日本的轻视呢!不止此也，此时俄国势力的南下，一天紧似一天，如果日本不努力南进，他也怕唇亡齿寒，占了满洲的俄国，一定向高丽进取，以那样腐败的朝鲜王室和两班，哪里挡得起俄国的一蹴，所以他们的北进，也可以叫着实逼处此。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两次的大战，他们也是拼着民族的兴衰、国家的存亡来的。毕竟中国和俄国，都是世界的大国，以小抗大，而且是抗十倍之大，难道日本人真是疯子，一点不会作退一步的想吗？前进是生路，后退是绝路，他们也是算清楚了的。

  日本开国进取的方针，不只是北进的、南进的策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在幕末时代，压迫日本的外国势力有两个，一个是从北方来的俄国，一个是从南方来的英美诸国。从大陆来的俄国，引起日本的北进，而从海上来的英美诸国，便引起日本的南进。其实这两个名词，还是不很妥当，我们还是说它是“大陆进取政策”和“海洋进取政策”要明显些。代表大陆进取的是陆军军人，当然代表海洋进取的是海军军人了。中日战争之后，北进的政策，被三国干涉阻止了，而南方得了台湾，成为他海上进取的基础。日本的移民政策，便随着商业的关系，拼命向海外求生路。然而生路是很少的，布满了美澳两洲的“排黄运动”，不单是阻止着中国人的求生之路，也是阻止着日本人的求生之路的。所以这若干年的当中，日本在美洲的发展，也只有挤开一些中国人，得着一点苟存的地位，并不纯为东方民族创得一些基础。太平洋的欧亚人种竞争当中，处处包含着中日民族的竞争。我们每看到日本人排斥海外华侨的言论，不惟引起我们一种愤恨的心理，并且使我们想到日本也是东方民族，何以竟没志气一至于此，真不由不替东方民族叹息了。

  64 由日本战胜的结果，打破了东方民族不能战胜西方民族的催眠术。全东方的民族，都活泼地动作起来，世界民族革命的新潮，从此开始。因为俄国战败的结果，才造成英法协商和三国协商，继续五年死亡二千万的世界大战，以及俄、德、奥、土四大帝国的倒塌，都由此而起。

  65 何以一个帝国的大军阀领袖，一个民国开国的革命领袖；一个军国主义的权化，一个三民主义的宗师，会如此互相谅解呢？他们两人的互谅和互信，不是在学术思想上，不是在国家思想上，而是在以东方民族复兴为根据的世界政略上。桂太郎和中山先生密谈，前后约计十五六小时，桂太郎的话的要点，我可以记出来：“在清政府的时代，东方的危险，固然到了极点，同时失望也到了极点。那样腐败的朝廷和政府，哪里还可以有存立发展的希望。而西方的努力尤其是军国主义大陆国的俄国，以最强的武力从北方压迫下来，海上霸王的英国，以最大的经济力从南方压迫上来。这个时候的日本，除了努力图自存而外，更无他道。而自存的方法，断不能同时抗拒英俄。幸而英俄两国，在亚洲的地位，立在极端冲突的地位，使我得以利用英俄的冲突，和英国联盟，居然侥幸把俄国打败了。俄国这一个敌人，不是东方最大的敌人，而是最急的敌人。打败了俄国，急是救了，以后的东方，便会变成英国的独霸。英国的海军力，绝非日本之所能敌，而英国的经济力，绝非日本之所能望其项背。

  我在日俄未战之先，极力想法造成日英同盟。现在日俄战争的结果既已分明，而日英同盟的效用，完全终了。此后日本绝不能联英，而英国更不用联日。在太平洋上，英日两国，完全立于敌对地位。此后日本惟一之生路，东方民族惟一之生路，惟有极力遮断英俄的联结，而且尽力联德，以日德同盟继日英同盟之后，以对英作战，继对俄作战之后，必须打倒英国的霸权，而后东方乃得安枕，而后日本乃有生命。此生命问题，非独日本，从鞑靼海峡到太平洋，全部东方民族的运命，皆以此计划的成败而决。现今世界只有三个问题，土耳其、印度、中国是也。此三国皆在英国武力与经济力压迫之下。然而只须解除其武力的压迫，则经济力之压迫，完全不成问题。盖此三国皆真可以成最富的生产国之要素，此三国皆不能为日本助。中国有可以为日本助之道，而此数十年来，内政既不修明，利权复任意放弃，且持其远交近攻之策以临日本。中日之战，中国如强，则绝不会有日俄之战。中国若强，则应为中日俄之战，或中俄之战，而不致以此牺牲，归之日本，我可断言。此两战者，日本不过以人民死生拼国家存亡，岂足以言侵略。若中国不强，而甘受欧洲的侵略，且将陷日本于危亡，是可恨耳。

  我有鉴于此，故前年有俄都之行。余之赴俄，世间谓余将作日俄同盟。余诚欲修好于俄，然同盟何能成，成又有何用。我所计划者乃是日德同盟。我因既不能以此事假手于人又不敢往德国，惹人注意，故与德政府约在俄都讨论政策，乃刚到俄都，先帝病驾，速以急电催回，事遂一停至今，真是一个绝大恨事。但我一日握政权，终必做成此举。此为余之最大秘密，亦为日本之最大秘密。倘此事有半点泄漏，日本将立于最不利的境地。在日德同盟未成之时而英国以全力来对付，日本实不能当。我刚才听见先生所论、所劝告日本之策略，不期正为我志。我在日本国内，从不曾得到一个同志，了解我的政策。今日得闻先生之说，真大喜欲狂。中国有一孙先生，今后可以无忧。今后惟望我两人互相信托以达此目的，造成中日土德奥的同盟，以解印度问题。印度问题一解决，则全世界有色人种皆得苏生。日本得成此功绩，决不愁此后无移民贸易地，决不作侵略中国的拙策。对大陆得绝对的保障而以全力发展于美澳，才是日本民族生存发展的正路。大陆的发展，是中国的责任。中日两国联好，可保东半球的和平，中日土德奥联好，可保世界的和平，此惟在吾两人今后的努力如何耳。

  现在中国的境遇如此，国力又不堪用，先生的羽翼又未成。刚才所云助袁执政云云，以我所见，袁终非民国忠实的政治家，终为民国之敌，为先生之敌，然今日与之争殊无益而有损。如先生所言，目前以全力造成中国铁道干线，此实最要的企图。铁道干线成，先生便可再起执政权，我必定以全力助先生。现今世界中，足以抗英帝国而倒之者，只有我与先生与德皇三人而已。

  这一件事，在政治道德上，中山先生和我始终守着秘密。直到桂太郎死，欧战发生，日本对德宣战，先生才对亲信的同志谈过。我们把桂太郎的话看看，再把欧战前后的事情想一想，假若桂太郎不死，东方的局面，可说绝对不是今天这样的。现在日本这一般政治当局，无论是政府的大臣，是政党的领袖，都是些随波逐流，没气力、没志气、没计划的普通政客。一天到晚，只把如何取得政权、如何保持政权作成惟一的目的。日本民族的将来，东方的将来，世界的将来，他们绝没作过打算。政治人才拂底的日本，前途的确是可危极了。至于中国今天在政治上的人们，或是永不读书，或是读一句书，喊一句口号。政治是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业，又岂是这样所能成的，真可叹呵!

  他的努力，是平常人所绝不能及的。他一天睡眠的时间很少，他的刻苦用功，只有“手不释卷”四个字，可以形容，不是看书就是测图，此外就是静坐。他是一个很热烈而诚挚的神教信徒，他确信信仰是一切道德的极致，在一切修为中，有最大威力。他的宗教思想，当然是纯日本式的民权神权论，正是素行派哲学思想的余脉。不过他不是一个理论的信者，而是一个情意的信者，在仪式上，和普通日本信神的人一样，完全是受佛教的感化。

  他是这样一个人，何以总理和他那样交好呢？这也完全是在政治的主张上，他是一个很热烈的南进论者，同时他是一个排英美的论者。他的南进论和排英美论，完全是立足在有色人种的复兴上面。他不是讲大东洋主义，为是讲大亚洲主义，也不是讲大日本主义，而是主张人类的平等。他以为“人类都是神的子孙，文化是人类共享的工具，世界不容一种人专横，文化不容一种人垄断”。他在政策上，和桂太郎大略相同。他以为日本不可以造成陆军国，而且不能造成大的陆军国。日本人的运命在美洲澳洲。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除是土耳其、印度、中国三个大民族都完成了独立，打倒了英美的霸权，要海上的自由完全实现之后，诸大陆的移往自由才能实现。所以他在这一个论据之下，极力盼望印度的革命成功。他认为印度的革命成功，是东方民族复兴的总关键。如果印度的革命不成，其他的一切努力，都不能完全有效。他在这一种观点的下面，和总理成了很好的朋友。他对于总理的革命事业，在物质上、精神上，都有了不少的援助。而他之援助总理的革命事业，是很纯洁的，不单是不含有半点策略，并且不带有半点虚荣，至今日本人很少知道他和总理的交谊如此之深，也足以表明他是做事不求人知的。

  66 我们要晓得，近十五、六年以来，跨国的政局变动，没有一回不是受外力支配的

  67 “操之自我则存，操之于人则亡”，中国人失却了建国的能力，这是一个最大的证据。所以总理说：“不平等条约不废除，中国不能够得到民族的平等，国家的独立，则永无统一的日子。中国不统一，最大原因，是中国人自己失却了自信力而甘心受制于外国。同时一个外来的原因，就是掌握着最大的兵力财力的外国人，以不平等条约为工具，以中国人无自信力为机会，而来中国捣乱。”这是的的确确的。我们在前面许多叙述当中，总应该看得出，日本何以能强，何以能统一，何以能吸收欧洲的文化，把他组织起来，变成日本统一的民族文化，这完全由于日本民族的自信力。“信仰”是生存的基础，“信力”是活动的骨干。这种地方，是中国人应当切实反省，努力自新的。

  68 自从欧洲战事发生以后，欧洲列强，没有一国能在中国作政治的活动，于是中国的政治问题，完全被日本人操纵着。操纵中国政局的中心人物是谁呢？这是我们所不能不知道的：田中义一大将

  69 中山先生在日本的时候，对于田中，也是很属望的。中山先生向来对于任何人，总时时刻刻作他的同志。因为中山先生不承认世界上有坏人，也不承认世界上有不能变易的人，他认为一切人类行为的错误，只是“不知”，如果知了，他一定能行。

  日本的地位和力量，足以左右中国的时局，并且可以障碍中国一切事业的进行，阻止一切事业的成功。尤其在每一次战事发生，日本人必定操纵了中国全国的交通。参谋本部的武官，是布遍了各处重要都会。各方面的领袖人物，都和他的驻在武官发生关系。而那些驻在武官，也乐于和领袖们发生关系的。无论在怎样困难的地方，他们可以有通信的自由。无论什么地方的变动，他们总得着最快的情报。在中国地方，政治军事的情报，最确实而最迅速的，恐怕要算日本的参谋本部了。

  70 革命运动一方面是事实，一方面是思想，这两件东西，都有同类此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可能。

  71 至若日本的资本家、商人，一切对中国、在中国的言行，更不用说和田中中将的言行，关系非常密切。日本现代资本家的来路，在前面几节的记事当中，已经略略画出一点影子。自倒幕的时期以至于欧战发生为止，日本的资本家，仅可以说是御用商人而不是独立的事业，一举一动，当然以政府尤其是和陆海军当局的意志为目标的。

  72 我们看得出一个民族的生命，最要紧是他的统一性和独立性，而这统一性和独立性的生成，最要紧是在于他的自信力。一代的政治运动也是如此。如果一个团体，一个团体的运动，乃至一个政治家的活动，失却了统一性和独立性，失却了自信的能力，结果一定是失败。不单是失败而已，因为这一种没有统一性独立性的运动，在社会各种阶级各种组织上面，只有生出无目的破坏而一败不已，失却“自动力”的社会，任何道德，任何制度，都不能建设。日本民族之所以强与中国民族之所以弱，完全以此为分际。总理这四十年的努力，要点在何处呢？就是要唤起中国民族的自信心，造成中国民族的统一性和独立性。革命是创造的、是建设的、是独立的、是统一的；三民主义是自信心的保障，是独立性和统一性的保障。中国人不能彻底接受三民主义，就是因为“不自信”的缘故。

  任何帝国主义在中国能够操纵，都是利用中国人的这种弱点。不单是帝国主义者，一切外面的势力，能够侵入中国，来压迫中国的民众，捣乱中国的政局，或是拆散中国的社会，其根本的原因，都是在内而不在外的。袁世凯以下，若冯、若段、若张、若岑、乃至今天已失败的吴佩孚，在失败中的孙传芳，一切等等，他们的特质在哪里，就是原是一个中国人而没有中国人的自信，只能作依草附木的生涯，只能倒向外国人的怀里去。共产党的最大缺陷，亦复如是。我们看中国青年这几年来，的确是觉悟了，动起来了。由中国的文学革命一个口号所提起来的青年自觉，的确有很强的自信力含蓄在青年们的思想里。但是一个朦胧的黎明运动，一旦由中国民族独立运动的意识，变成第三国际支配的意识的时候，他的自信力便完全消失，而独立性和统一性便完全失却。由思想上的缺陷，生出实际的缺陷。这些走错路的青年，以为中国的革命可以在俄国支配之下来成功，正和政学系研究系在民国四、五年倒袁运动时候，倒向日本人的怀里去没有两样。

  73 我们看看日本的维新。在思想上，中国人普遍总晓得日本人是受西洋很大的感化。法国的自由民权说，鼓励日本的维新；而德国的军国主义的思想和制度，成就日本的维新；但是始终日本的重心是日本，日本的基础，是建设在日本。巴黎并没有能够指挥日本，柏林也并没有能够指挥日本。如果有了这一天，就是日本的亡国，并且会是亡种。我们再看俄国的革命怎么样。德国的思想在任何方面，都供给俄国以很重大而紧要的资料。并且俄国一九一九年革命的发动，还是起自柏林。然而一旦成为俄国革命的时候，俄国的一切，都是支配自己。俄国的革命党，立刻建设起一个革命中心的莫斯科，他们不单要支配俄国，还要支配世界。柏林是不能支配俄国的。“堡”的地名，都变成了“格拉德”，乐用外国语的陋习也改变为歌诵俄国语了。以共产主义、世界主义相号召的俄国革命是如此成就的。土耳其的革命，更是明显了。他们惟一的目的，就是打破外国的支配。从倒袁运动起，直到今天，除了总理孙中山先生和真是他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势力而外，在中国一切政治的势力，都是受东京的支配，听东京的指挥的。这一个现象，一变而入共产党操纵的时代，一部分政治军事势力，又甘心受莫斯科指挥。并且从人的系统看，从前许多愿受东京指挥的人，也很容易变为受莫斯科指挥。

  这一种亡国的精神状态，真是可伤呵!

  即以用客卿一件事论，我们看得很明白。在交通发展的时代，凡是建设新国，绝没有不取材异国所能成功的。但是有一个绝对条件，就是自己去用它。日本维新建设的内容，并不是靠日本人的智识能力去充实起来，而是靠客卿充实起来的。军队是德国人替他练的，军制是德国人替他定的。一切法律制度，在最初一个时代，差不多是法国的波阿索那德顾问替他一手造起的。然而指挥、统制、选择、运用，都是在日本人自己。当初总理是最主张用客卿的。自南京政府时代，直至最后，没有一次总理执权的时候不用客卿，然而终是总理用客卿而不能看见有被客卿所用的事。却是北京政府就不然了，我们看北京政府下面的客卿有两种，一种是由条约上的关系来的，这不是客卿，而是外国派来的统监，一种是自己自由聘定的，这就只有请他们坐在那里：永远是顾而不问。前者证明北京政府的懦弱，后者是证明北京政府的腐败。我可以断言，今后我们要革命，必须要用客卿，不单要用而且要用很多。然而如果不是用客卿而被客卿所用，就是自杀，更深一层说，如果不能造成一个有任用客卿能力的政府，没有具备这一种能力的领袖，我们的建设，是绝对不能起的。现在我们很看得见，国民党同志当中，有两种大毛病，一种是拜倒在客卿门下，一种是绝对不敢用客卿。

  前者是没志气，后者是没能力。没志气的人不足以革命，没能力的人不可以革命，这是很的确的论断。

  74 日本有一些人——于藩阀、财阀有关系的人，在前年去年，对于中国抱着一个假想，他们认定，“中国的政治如何变化，和日本有极密切的关系，中国的政治，如果不能受日本的支配，是非常危险的。但是从前所取操纵北京政府的政策，事实上失败了。何以会失败，便是中国事实上不能统一，以事实不能统一的国家，单想操纵一个京都的政治来支配全国，这是绝对办不到的。而且因此生出中国人民的反感，实际上反而受打击。从前的二十一条的中日协约，就是一个失败的例证。即使没有《二十一条》，日本在中国的地位，也不能小过今天，少过今天。而因为有了二十一条的名义，倒反而妨碍了实际利权的获得。以后对于中国，爽性不取操纵中央的办法，而另开门径。但是有一个要点，就是如果革命运动成功，中国由革命而得统一，则必于日本不利。所以必须使中国革命势力，不得统一。现在中国的各个势力当中，张作霖的势力，是日本势力在中国的一个基础。但是中国绝不会统一于张作霖，此外藉英美势力而想作武力统一的吴佩孚，也必然失败。在中国的势力，目前最确实的，就是一广东的国民政府，长江的孙传芳，东北的张作霖，西北的冯玉祥。国民政府的势力向北，冯玉祥的势力向南，如果这两个势力把长江孙传芳、吴佩孚的势力打倒而得联络，则统一的国民政府成立，张作霖的势力，始终是不能维持的。为应付这一个局面，日本应该要扶植孙传芳，有统一长江的势力，把孙传芳造成日本的第二个张作霖，以阻隔南北两个革命的地理上的连接。”

  日本的佛教思想，固然不是印度的佛教，也不是中国的佛教。受过王权时代的公家制度和封建时代武家制度两重感化和神权的民族思想陶融的日本佛教，完全变了样子。明治以来虽然经了神佛分离一个很大的制度变革，然而民间的思想，依然是神佛混合。

  75 我们看纽约、华盛顿，是西半球的两个中心，伦敦、巴黎、柏林、罗马，是欧洲政治的四个中心。莫斯科和东京，是亚洲政治的两个中心。安卡拉是正在努力想造成一个亚洲中心来的，前途如何，不止在土耳其而尤其是在全世界的回教诸民族。中国不单造不出一个世界中心，而且造不起一个全国的中心。全世界正在预备极大的战斗，这一个大的战斗，主要的问题，就是被压迫的十二万五千万民族能够站起来自己造成政治支配的中心不能够。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国，就是这中心问题的中心。然而只成了问题的中心，而不能造成一个力的中心，于是四围的“中心力”，都向着中国来吸引。失却自己支配的中国民族，一逢着他力，便被吸引，逢着强大的他力，便很快很大的被吸引。而来吸引中国的中心力，当然是互相冲突，吸引力愈大的，当然冲突愈大。英国这一个势力，是压迫中国最大的势力，同时也是吸引中国最大的势力。在太平天国战后，中国人的精神被英国的势力完全吸引住，使中国人连压迫的感受都失却了。长江和南方一带，崇拜英国、迷信英国，成了一种风气。只是北方还不能被吸引干净，野蛮的抵力一变而为义和团，及义和团失败，这一个抵抗性也消失干净了。直到民国十四年为止，全中国的人心可以说是被英国吸引住，一动也不能动弹的了。

  近三十年来，东京是很显明地，取得了东方政治中心的地位。虽然他们的力量，依然屈服在全欧洲的势力之下，而尤其是在伦敦的政治力吸引之下，加藤当国的几年当中，这个趋向，尤其是很明显。然而他自己统一的力量已经很确实，对于中国，已经由压迫而生出了吸引的作用。十几年来，中国任何政治变迁，没有不从东京的打算上影响出来。最近七十年的东方史，前半是日本对俄国卧薪尝胆的争存史，后半是日俄两国在中国的争霸史。而世界战争之后，又进了两国的新争霸时代，没有出息的中国人的心理，不向东京便向莫斯科，这是一个召乱召亡的心理。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东京的政权，落在军国主义者的田中大将手里，一就总理的职，立刻便跟着英国对上海的政策而对山东出兵，而召集在中国的外交陆军人员会议，而对满蒙决定积极政策，陆军大将内阁总理兼外务大臣的田中义一，恐怕是要变成第二个塞尔维亚的中学生罢!

  76 一个人的生活，不能是单靠理智的，单靠理智的生活，人生便会变成解剖室里的死尸，失却生存的意义。而尤其是一个国民、一个民族的生活，绝不能单靠理智的。民族的结合，是靠一种意识的力量。这一种意识的力量，当然是由种种客观的事实而来。但是种种客观事实的观察和判断，不变成一种主观的意识时，绝不发生动力。“观我生”“观其生”的观，如果不到得自强不息的精神上来，什么“省方”“观民”“设教”都不能生即生，也不能久。理智仅仅是观而不是行，理智的世界是静的而不是动的。不过一切情感的意识，活动的意识，如果不经过理智的陶融，则感情不能“醇化”。不能醇化的情感，就不是文明的作用，而只是动物性的本能作用。然而缺乏了情感的人，永不能创造理智。缺乏了情感的社会，也不能作生活的团结。一个人一个社会的创造进化，都是靠着这醇化的情感来推动来组织来调和，程度和方面有不同，而其作用只是一样。信仰的生活，是个人和社会的进步团结最大的机能。总理说主义是“信仰”，就是很明显地说明冷静的理智不化为热烈的情感时，绝不生力量。我们在无论什么地方，都看得出日本人的民族意识是很鲜明的。

  77 人生是不是可以打算的？如果人生是不可以打算的，我们何必要科学。如果人生是可以专靠打算的，人们的打算，自古来没有完全通了的时候。空间是无量的，时间是无尽的；任何考古学者，不能知道星球末成以前的历史；任何哲学者，不能知道人类绝灭的时期；任何天文学者，不能超过现代的机械能力，测算无尽无量的宇宙。人是要生存的，打仗是杀人的事，在战斗的进行上，人人都晓得强制的命令是必要的。有一个军官说：“没有统一的命令，谁肯去打死仗。”我要问他，“如果大家都不服从统一的命令，效力在那里？”如果失却了信仰，发命令的指挥官，也可以私自脱逃，受命令的士兵，更可以全场哗变。读《扬州十日记》的人，该晓得那时候五百个满洲兵，断没有屠杀扬州的能力。读《桃花扇》的人，看到四镇兵哄的时候，该晓得失了信仰的命令，不过是等于烂纸堆里的臭八股。完全不要打算是可以通的吗？迷信枪打不尽、炮打不伤的义和团，倒底敌不过钢弹。所以打算只是生的方法，不打算是生的意义。“迷”是没有理智的意识，“信”是醇化的感情的真力。我们如果知道人生是“力”的作用时，便晓得信仰是生活当中最不可少的条件。“自强不息”是自信力的工作，“厚德载物”是自信力的效果。只有信仰，才能够永生。只有信仰，才能够合众。

  人的生活是时时在死灭的当中。如果人人专靠着一个打算时，何处去生出死里求生的威力？

  78 这样一种打算的国民，哪里去找信仰，这是“迷”极了的一群愚人，是愚极了的一群弱人，是弱极了的一群没有将来的半死人。把这样的迷信做对象去反对信仰，是中国人的一个极大的错误。信仰是无打算的，是不能打算的，一有了打算就不成信仰。尤其是一个民族，在生存竞争剧烈的当中，如果人人这样打算着，绝没有人肯拼着必死自己炸沉了自己的船去封锁敌人的军港，决没有抛却有一切所得去研究目前没有一样效力的纯正学问，决没有人舍了自己的财产去救济社会国家的危难。“下井救人是不行的”，这是中国人普通的观念。如果没有下井救人的决心，连不下井而救人的方便事也没有人肯去做了。”下水思命，上岸思财”，这一种打算的民族，何从产生奋斗的精神，何处去创造永久的历史，一切思想行为，何从有彻底的究竟。心里想共产革命，口里说国民革命，手里作的是个人主义的生涯，这一种矛盾的虚伪的生活，是从打算里来的谬误。

  79 在生死过程当中的“食”的问题，尚不足与之比大。性生活的虚伪和打算，可以说是生存意义的错误消失。一个民族到得把男女关系看成游戏时，他的生存意义已经衰弱。到得在男女关系上面只剩得一个打算的时候，他的生存的意义，可以说是完全绝了。

  80 自杀是一件顶懦弱顶愚蠢的行为，是最无自信力的行为，而且是最贪生的结果。如果一个人生存的能力是强的，具备一个顶天立地的信仰，把宇宙人生，看得透透彻彻，一往直前，毫无愧怍地行过去，无坚不破、无敌不摧，什么恶魔，也都可以服下去，何至于在生死的道途当中，恐怖忧疑，至于怕死到极点贪生到了极点的时候，走到“不敢生存”的绝路上去。固然社会的一切制度，一切习惯，足以在有形的无形的上面，压迫着个人，使个人社会的生存，生出不可救的缺陷，于是把个人逼到自杀。然而这一种“社会的生存意义上的缺陷”，如果个人不是在外的生活上自己造成缺陷时，内观的心理上，也决不会体认出罪恶来，而自己苛责自己，至于自刑。倘若很真确的认识缺陷是在社会，那么自己的生命的意义，也可以体认到和社会同大而敢于对社会作一个紧对手的敌人去摧破他。如果斗不过而死，还不失自己承认自己生命的意义。所以最贪者莫过于自杀，最弱者莫过于自杀，最无自信者莫过于自杀。在人道的意义上，最残忍的更莫过于自杀，在精神的生活上，最矛盾最纷乱而不能统驭的心理无过于自杀。佛家说，“一切罪恶以自杀为最大，杀人尚有成佛之因，而自杀决无成佛之果。”这一个判断，是从很多方面判断而下的总评，的确是确当的。

  我们可以说，“自杀的观念，在最和其他民族不同的地方，最最看得出日本人的特性，而这一个特性，最足表现日本人的强点。”我这一个观察，并不是批评自杀者的本人，而是就他的观念上看出他背后的社会生存意识的特质来。

  日本人的自杀，我们可以用两种区分来研究。一种是普通和别的民族没有分别的，懦弱至于不能生存，乃至不敢生存的自杀，属于这一种。一种是很特殊的，在自杀者的心理状态上，舍得有一种积极的意义，物质无常和精神常住两种观念，很明晰地现出在自杀者的意识上面。

  日本人的切腹，决不是如此的。切腹是痛苦最多的、积极的，必须努力而后能达到目的的自杀方法。自杀者在死的时候，还是积极的保持住很明晰的生存意识，很坚强的奋斗精神，到最后一刹那为止，不愿意抛却努力的义务，不使身体有倾斜，不使十字纹有偏倚，不把使用后的武器随意散乱着。生存中作他生存意义的主义，是贯彻到底，更不存在着自杀途中幸而得救的打算。由思想所生的信仰，由信仰所生的力量，继续到他最后的一刹那。

  81 中国国民战斗能力的确是增进好多了。我常说：“这十几年来国内的战争，在几十年回头一看，才可以晓得为了要训练国民战斗能力而设的真剑演习。其他一切个人的地方的乃至党派的目的，都不是要造成这种真剑演习不能不有的动力。而真正的目的，是目前的人们所不能知道的。”这个批评，我总希望他是真实的。但是生存的意义上如果没有一个大的革命，这一种战斗的训练，对于民族能力的增加，功效是很小的。士兵们为了十几块钱，官长们为了升官发财，子女玉帛，把这些很小的打算做全部意义的战争，正是太过把生命看得轻了。古人说：“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这两句话或者说明的方法不完全，然而要在物质无常的上面，建设精神常住，在小我的里面，显出宇宙我的力量，实际些说，就是要离却了个体生死的观念而置重群众的生死，如果这样主义的战斗观念不彻底、不坚强，民族战斗力不会增加，打算的竞争，当不起不容打算、不能打算的战斗。中国人在过去一千几百年当中，所以敌不过四围强蛮小民族的缘故，都是为此。这一回的北伐战争何以一到长江，便生出很多破绽来？固然英国的压迫、日本的压迫、共产党的压迫，这三个大压迫是使我们失败的原因。

  82 我们要用精密一点的话来讲，就是“能把一切私的计算抛开，把永久一切的生存意义建设起来，从死的意义上去求生存的意义，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死的军队，就是革命军”。信仰的形式和内容有不同，而目的只是一样。一个民族，如果失却了信仰力，任何主义，都不能救得他起来。”要救中国，要把中国的自信力恢复起来。”这一个伟大而深刻的精神教育，在今天总应该有人明白了罢!

  83 这几年来中国的思想界，庞杂极了，但是我们看得出一个很大的进步来，就是从前一切战斗，没有达到思想战争的地位。思想的战争，只是限于思想的形式，不曾晓得思想就是生命，思想不统一，则是生命不统一，思想的不同，可以生出很悲惨激烈的战斗。这过去三年的经过，在十五年来民族战斗力训练之真剑演习上，加上更重要的意义了，现在训练到作战基本动力的思想上来了。思想不是纸上的空谈，不是不负责任的儿戏，是生命的中心。思想不变成信仰时，不生力量，不到得与生命合为一致时，不成信仰。鄙弃信仰的唯物史观，决不能说明人生的意义，更不能说明民族生存的意义，伟大的三民主义，伟大的民生史观呵!

  84 人类的生活，除了信仰生活而外，最要紧的，要算是“美的生活”罢。“据于礼，成于乐，依于仁，游于艺，……”这四句话说明文明的要义，可算是精微了。

  85 人类的生活，决不是无情趣的、无机的一个形骸，他成为生活的缘故，是要有一个生活的机能。生存意识是生活机能的主体，而生活的情趣更是推进生活的动力。所以一切生物，号为“有情”，真是很巧妙的学语。一代的革命，是改革一切社会组织的制度。但是在社会组织的制度未改革之先，推动社会生活的情趣，必然先起一种变化，生一种的改革。信仰生活的革命和艺术生活的革命往往先社会制度的革命而起，后制度革命的改革而成，到得它完成时，又是变化将起的时代了。这样递换不已，就成社会的进化。

  86 艺术生活了，诗歌、音乐、绘画、雕刻、园林、建筑、衣饰乃至一切生活的形式，无处不有美的必要。美是人类文化的一个最大的特质，也是一个最大的需要。把“美”的意义却除了的时候，将无从去寻人类文化的原素。我们看一切生物，它都具备特殊的“色香”，而这特殊的色香，一面是它生存必须的工具，同时更是推进它的生活的动力。

  87 民族的特性，表现得最明白一点不容假借的，是在他的信仰生活和艺术生活两方面。同是一个宗教，传到异民族的社会里，它的性质，完全会变了一个。中国佛教和日本佛教的不同，是很明显的。不单宗教如此，宗派也是一样。中国的禅宗和日本的禅宗，无论僧侣居士，都完全不相同的。中国的禅和尚禅居士，不是晋人的清谈，便是宋儒的性理，等而下之，便是借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参微妙，不借修为为口实，伪造禅机欺骗大众。日本的禅和尚禅居士，何尝不是有很多的毛病、很多的虚伪。在武家时代那一种真创的斗争社会中，坐禅、剑术、柔术，都成为斗争的精神训练的要义，而禅定可以变为军队的最高统率，剑术的最高的秘奥，战斗的最高策略。无论你自己说是怎样高明的禅师，要在“战斗”和“死”的考试上不落第，才可以算为初等及第。艺术生活上，看出的特质，也是多极了。他的特质如何，我们可以看出两点：一点是战斗的精神，超生死的力量；一点是优美闲静的意态，精巧细致的形体。前者是好战国民战斗生活的结晶，后者是温带岛国之美丽的山川风景的表现。如果用时代来说，前者是武家时代的习性，后者是公家时代的遗音。就地方来说，前者是表现东国和西南国的短衣，后者是表现京都的长袖。固然这种分别都不是绝对的，而且横的交通、纵的遗传的变化，经过很长久的时期，已经由混合而化合，造成了一种不易分析的日本趣味。

  88 。然而我想称赞他一句话，就是“日本人的艺术生活，是真实的。她能够在艺术里面，体现出他真实而不虚伪的生命来”。我远想称赞他们一句话，就是“日本的审美程度，在诸国民中，算是高尚而普遍”。如果我们从他的德性品格上去分析起来，崇高、伟大、幽雅、精致，这四种品性，最富的是幽雅精致，缺乏的是伟大崇高，而尤其缺乏的是伟大。中国古代人说起美的对象，总是举出日月星辰，碧霞苍穹来，什么满天星斗焕文章，也是用来形容美术的惯语。大平原的国民，审美的特性，当然如此。至若山川美的丰富，在这样一个大陆的国家，更非岛国可比。日本人标榜为美的极致，不过一个富士，伟大祟高，也不足比中国诸名山。不过他在一个海国山地当中，溪谷冈陵，起伏变幻，随处都成一个小小丘壑，随地都是供人们的赏玩，而这些山水，都是幽雅精致，好像刻意离琢成功一样。这样明媚的风光，对于她的国民，当然成为一种美育，而自然的赏鉴，遂成为普遍的习性。《徒然草》的序文上说：“在花间鸣的黄莺，水里叫的青蛙，我们听到这些声音，就晓得一切有生的生物，没一样不会作歌。”这一种自然审美的趣味，在日本的确是很普及。不过气局褊小，没有平原广漠，万里无云，长江大河，一泻千里的气度，是他一般的缺点。

  89 我们看许多亡了国几千年的民族，乃至移转了几万里的民族，而至今仍旧能保存他多少古代艺术的面目和审美的特性，如果具备这一种能力的民族，她的保持民族质量的力量，都具备相当的伟大。并且我们要晓得一种特殊的美术的成立，必定是要经过很长的年月，很多种类、很多次数的文明混合。而在调和和创造的上面，又必须保持着一种或数种民族要素的纯洁性，尤其最要紧的是她的血统的纯洁性，然后才能够达到文化的烂熟期而成就一种特殊的美术。日本的美术构成的成分是很多种的，中国美术和印度美术，不用说是最基本的要素。但是尤其要紧的是日本民族的特殊性。只要是稍微对中日两国的美术有过一点经验的人，无论是对于哪一种的作品，或是音乐、或是绘画、雕刻、盆栽、插花、书法，都能够一眼便看出它是中国的或是日本的。

  90 日本人对于自然美的玩赏，是很有一种微妙的情趣的。最使我们注意的，是造园、盆栽、生花。把某处的天然风景缩小若干分之一成为一个园林，把某处的某一株松柏的奇古形态作标本造一个盆栽，把某一家的画法作基础开出一种生花的流义，这些还是顶普通的外形。在这当中，更潜伏着很特殊的想像力和创造力，使死的东西添出生意。胡床边的篱落，决不使我们生城市山馆的厌气；优美的茶间当中的瓦壶竹档，决不使我们发生瓦盖草堂的恶感；村落间墙壁上贴着的浮世画，决不令我们觉得有看三官神像那样的劣等情绪；乞食的穷和尚，吹着古韵悠扬的尺八，比之我们听宣卷，要生几十倍的耽想中古时代历史。

  这种种地方，都是人人很容易觉察得到的。

  91 中国文化输到日本，二千年的当中，发展的成熟期，大约可以分为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完全模仿唐制的公家时代，所谓平安朝的文化，可以算是最成熟的时代。这一个时代里面，一般人民所接受的中土文化，只有被支配的法令、被宣传的宗教。所以由统一的典章制度和学术的宗教信仰两种很艰深的文化成熟起来的艺术，是贵族的专有品。从种种方面看，我们都认识得出他们的内容决不浅薄，形式也决不鄙劣。然而范围是很狭隘而气力是很微弱的。到得这一个文化烂熟了，便发生本身的破产。公家制度的衰颓，就是他文明腐化的证据。很像中国建康临安时代的金粉文明，一样是充满了亡国败家的气象。于是政治上的统治，当然不能维持而变为群雄争伯的时代。制度文物在杀伐争战的当中，黑暗了几百年，直到得太阁统一群雄，家康继承霸业，丢开了腐败堕落的西方，在荒野的东海之滨，造出一个簇新的江户文化，这是我们很值得注意的。我们要看得见日本文明的建设，是在很低级的民族部落时代，硬用人为的工夫，模仿中国最统一最发达的盛唐文化。这一种建设，当然不容易使民众咀嚼得来的。由统一的公家制度变为分裂的封建制度，就中国的历史比较起来，很像是开倒车。其实把当时日本社会组织和文化普及的范围看来，便可以晓得封建制度的产生，是各地方需要文化，普及的自然要求。

  所以后来德川三百年的治世，不特把日本民族的势力结合起来，而且把从前垄断在京畿一带地方少数贵族手里的文化，普及开来。就艺术上，在德川中叶以后，民间文学民间美术的发达兴起，是日本空前的巨观。而且这一个时代的特色，是一切文艺，都含着丰富的现实生活的情趣。同时一切制度文物，也都把“人情”当作骨子。日本民众好美的风习和审美能力的增长养成，确是德川时代的最大成绩。研究他的现象和因果，是日本史上一个最专门而且重要的问题。我没有作详细批评的能力，也没有作精深研究的工夫，我只提出这一个注意点来，要大家十分注意。

  91 一个人如果不好美不懂得审美，这一个人的一生，是最可怜的一生。一个民族如果把美的精神丢掉，一切文化，便只有一步一步向后退，而生存的能力，也只有逐渐消失。“美”是生存意义当中最大、最高、最深的一个意义。除了信仰生活而外，美的生活，要算是最重要的了。

  在道德生活方面，好美的关系更大极了。一个人要求道德生活的进步，他的心理和好美是一样的。不懂得好美的人，决不要求道德的进步。即使有一种要求，也是很空虚、很错误的。中国讲修身，把外的生活丢开，专讲性理。结果不单物质的文明不得进步，连精神的文化，也一天一天倒退。把民族向上发展的能力残破得干干净净，都是为此。

  所以我论日本民族的特点，和寻他所以能发展进步的原因，第一我确实相信日本人具有一种热烈的“信仰力”。

  92 第二个特点，我就举出好美这一件事来。这和信仰同样是民族最基本的力量。有了这两个力量，一个民族一定是能够强盛、能够发展。只要这两个力量不消失，民族决不会衰亡，我希望中国的青年们要猛醒呵!

  93 倒是充满日本社会的一种平和互助的习性。我们一定要了解，尚武的习性、组织、制度，一定靠平和互助的习性去调和它、帮助它，才有真实的用处。“为生存而竞争，为竞争而互助”，这是生活的本能。尚武是为竞争而有的德性，平和是为互助而有的德性，两者同时是天生成的。无论怎样野蛮残酷的社会，都有多少平和的习性。如果天下有不会流泪的人，有不会流泪的民族，那么或者他会绝对不懂得平和的，如果不然，无论怎样好勇斗狠，一定是有一种平和的情绪，流在民族生活的大平原当中。

  94 他们和平的习性，表现到社会风俗上成为一种制度，这确是中国文化和佛教文化普及发展的结果。固然，平和的佛教，到了日本，带了许多杀伐性，中国讲仁爱讲中庸正道的孔子学说，会造成日本古学派的山鹿素行的神权说来，这是证明思想会随境遇而变化。可是我们再翻过一面想，日本这个山间蛮族，如果不得到中国印度的文化，他自己本身，决不是在二千年的短时期当中，发展得出高尚的文化来的。

  95 日本社会生活当中一切平和的习性，都是佛教种种教义、教仪、教礼的表现和中国文化的“礼教”的表现。直接渊源于日本固有神道的思想行为是尚武，直接渊源于中国印度的思想行为是尚文。更就精神生活的分析上说，日本的信仰生活，产生尚武的风习，而艺术的生活，产生平和的风习。我们试把日本所有的艺术，分门别类，一件一件的研究，的确很少发现和战斗相关的艺术。——除了武器的装饰和狂言当中关于战事的题材而外，多是表现平和思想与平和生活的。“茶道”“插花”两种特殊艺术的流行，并且是专为打消武家杀伐的习性化干戈为玉帛起见，这是历史所明白告诉我们的。

  96 日本民族的文明，年代是很浅的。封建制度的废除，不过是六十年前的事情。然而社会的文化，确是比中国进步得多。各种野蛮的械斗，和名实相符的部落生活，在日本内地，是非常之少的。中国北方的寨子，南方的堡，这种完全是聚族而居的部落，在大一统的放任政治下面，他们过的生活，还是日本封建制度以前东南东北各地民族制下的生活。法律的效力，不能保障人民的生活，而政治的效力，不能强制人民的行动。再加上一个专制的愚民政策，于是中国民族的文化，除了腐败堕落的长江而外，和北方诸胡混合的黄河流域，和苗徭杂处的西江流域，连封建制度的干涉政治的训练也没有受过，一天一天向野蛮方面退化，这是很当然的。日本的社会里面，所以确实流行着中国礼教的好处，而中国只保留着礼教的腐败无用的堕力，就是这个缘故。

  97 中日在男女阶级问上的差异：

  一、中国的男尊女卑是一个表里不同的畸形制度，尤其在上层阶级家庭更是如此；而日本社会在女子对于男子绝对服从的对面，是男子对于女子的绝对保护；

  二、中国的蓄婢制度以及畸形的虐待、变相的佣金制度，日本没有，而是以契约的责任观念替代了阶级的从属观念；

  三、宗法社会的男系家督相续制和财产相续制，是连成一个东西的，这也是封建制度下面必然应有之义。但是长男对于次男以下的家属的义务观念，也是很明确的。这一层情形，更是和中国绝对不同的地方。

  四、许多中国人，以为日本女子的贞操观念淡薄得很，以为日本社会中的男女关系，差不多是乱交一样，这一个观察完全错误。大约这是中国留学生的环境，和他们的行为，很足以令他们生出这样的错觉来。日本人的贞操观念的确和中国人有很大的不同的地方，然而决不像中国留学生所说的。第一，日本人对于处女的贞操观念，绝不如中国那样残酷。第二，日本孀妇的贞操，固然也主张的，然而社会的习惯，绝不如中国那样残酷，至于有逼死女儿去请旌表的荒谬事件。第三，日本人对于妓女，同情的心理多过轻蔑的心理。讨妓女作正妻的事，是很普遍的。尤其是维新志士的夫人，几于无人不是来自青楼，这也可以证明日本社会对于妓女，并不比中国社会的残酷。第四，日本的妇人的贞操，在我所晓得的，的确是非常严重，而且一般妇人的贞操观念，非常深刻，并不是中国留学生所想像的那样荒淫的社会。一般来说，我觉得日本的社会风纪，比之中国的苏州、上海，只有良好决不有腐败。而他们的贞操观念，不是建筑在古代礼教上，而是建筑在现代人情上，也较中国自由妥当得多。 (收起)

  2011-07-08 17:09:01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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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月雕弓 (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

  日本人既争强好斗又温文尔雅；既穷兵黩武又天性爱美；傲慢不逊又彬彬有礼，刻板教条又随机应变，温柔顺从又勇于反抗，忠心耿耿又无情无义，勇敢如虎又胆小如鼠，因循守旧又敢于尝试。 (更多)

  日本人既争强好斗又温文尔雅；既穷兵黩武又天性爱美；傲慢不逊又彬彬有礼，刻板教条又随机应变，温柔顺从又勇于反抗，忠心耿耿又无情无义，勇敢如虎又胆小如鼠，因循守旧又敢于尝试。 (收起)

  2011-07-03 07:45:42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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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valier (讀古人書，友天下士)

  1 戴季陶先后出版了《孙文主义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从理论上歪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取消三大政策，反对阶级斗争和国共合作。戴季陶主义是以反对阶级斗争为核心，以阶级调和为理论基础的。 2 武士道，最初只是一种奴道，就是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禄报恩主义。此后在形成统治阶级时穿上了儒家道德的衣服。要注意的，是由制度论的武士道，一进而为道德论的武士道，再进而为信仰论的武士道。到了明治... (更多)

  1 戴季陶先后出版了《孙文主义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从理论上歪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取消三大政策，反对阶级斗争和国共合作。戴季陶主义是以反对阶级斗争为核心，以阶级调和为理论基础的。

  2 武士道，最初只是一种奴道，就是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禄报恩主义。此后在形成统治阶级时穿上了儒家道德的衣服。要注意的，是由制度论的武士道，一进而为道德论的武士道，再进而为信仰论的武士道。到了明治时代，更由旧道德旧信仰论的武士道，加上一种维新革命的精神，把欧洲思想融合其中，造成一种维新时期中的政治道德之基础。当中种种扩大和变迁，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3 【明治维新，是尊王攘夷、王政复古、民权运动的共业结果】。明治维新，一面是反对幕府政治的王政统一运动，一面是民间要求人权平等自由的运动。民权运动是思想上的革命，是人类固有的同情互助的本能的发展，而欧洲思想做了他们的模范。民权运动最有力的领袖板垣退助，他的思想完全是受法国卢骚《民约论》的感化，近来日本的文化制度，虽然大半由德国学来，却是唤起日本人的同胞观念，使日本人能从封建时代的阶级统治观念里觉醒起来，打破阶级专横的宗法制度，法国民权思想的功绩真是不少。

  4 “辩证唯物论者”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不合革命史上全部事实。譬如日本维新的结果，解放了农民阶级，使农民得到土地所有权和政治上法律上的地位，这个运动并不是起自农民自动，而仍旧是武士阶级当中许多仁人志士鼓吹起来的。

  5 一个时代的创造，有很多历史的因缘，决不是靠一两个人的力量创得起来。不过领袖的人格和本领，也是创造时代的一个最大要素。创造时代的人物，不一定是在事功上，有的是以思想鼓舞群伦，有的是以智识觉醒民众，有的是靠他的优美的道德性，给民众作一个信仰依赖的目标，有的是靠他坚强的意志，一面威压着民众，同时作民众努力奋斗的统帅者。至于智仁勇兼备的圣哲，往往作了前期的牺牲，再供彼人的信仰，而不得躬与成功之盛。

  6 普通人看日本维新史，都晓得萨摩长门并起，而长藩的人物，一直延续到今日，尚成为日本的军阀。萨藩的领袖西乡隆盛，却是失败的英雄，只有追悼他维新以前的勋业。而季陶先生说：一代历史的创造，不是简单的东西，成功失败，不是绝对的问题。……个人事功上失败的，倒往往是时代成功的原动力，而个人事功上成功的，往往是享失败者的福。

  7 我常以为批评一国家的政治得失易，了解一民族特性难。政治有许多明显的迹象，就是它因果联络关系，也容易探求而得其比较。至于一个民族的本真，纵的是历史，横的是社会，如季陶先生所说的，既要有充分研究古籍的力量，还要切实钻到它社会里面去，用过体察的工夫。

  8 季陶先生说：一个关闭的岛国，他的思想变动，当然离不了外来的感化。在他自己本身，绝不容易创造世界特殊的文明而接受世界的文明。却是岛国的特长，我们观察日本的历史，应该不要遗漏这一点。他们以赤条条一无所有的民族，由海上流到日本岛，居然能够滋生发展，平定土番造成一个强大的部落，支配许多土著和外来的民族，而且同化了。他们更从高丽、中国、印度输入各种物质的精神的文明，而且能够通通消化起来，适应于自己的生活。选出一种特性，完成他的国家组织，更把这个力量来做基础，迎着欧力东侵的时代趋向，接受由西方传来的科学文明造成现代的势力，民族的数量现在居然可以和德法相比，在东方各民族中，取得一个先进的地位，这些都是证明他的优点。我们看见日本人许多小气的地方，觉得总脱不了岛国的狭隘性。看见他们许多贪得无厌崇拜欧美而鄙弃中国的种种言行，又觉得他们总没有公道的精神。可是我们在客观的地位，细细研究他，实在日本这一个民族，他的自信心，和向上心，都算是十分可敬。总理说：一个民族的存在和发展，要以自信力作基础。这的确是非常要紧。所以日本人那一种的“日本迷”，也是未可厚非。

  9 “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真叫做“思想上闭关自守”、“智识上的义和团”了。

  10 在学术上、思想上、种族上，日本这一个民族，在远东地方，除了中国而外，要算是一个顶大的民族。他的历史，关系着中国、印度、波斯、马来，以及朝鲜、满州、蒙古。近代三百多年来，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更是重要。

  11 就表面上看来，日本最盛的宗教是佛教，其实日本治者阶级的宗教却是神教。神教的信徒，很多极力排斥佛教，不遗余力的人，他们的理论，大概和韩退之一类，以排斥外来思想为主要目的。然而佛教的僧侣，绝没有敢否认神教的。这也是表现宗教之政治的地位和关系，

  12 自从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输入日本以后，外来的制度文物，成了日本文化的基础。日本的国民，不是皈依释迦，便是尊崇孔子。后来渐渐文明发达，组织进步，国家的力量，也就强大起来。

  13 有一个有名的学者，叫做山鹿素行，在这民族自尊心的鼓荡里面，创起一个日本古学派。这一个日本古学派之学术的内容，完全是中国的学问，并且标榜他的学问，是直承孔子，他对于中国儒家的学说，连曾子以下，都不认为满意。对于汉唐宋诸家，尤其对于宋儒，更抨击无遗，以为宋儒的思想，是破坏孔子之道的异端。但是他却借了中国的学问来造成日本民族的中心思想。我们看他的著作，就晓得在方法上、理论上，都没有一点不是从中国学问得来，没有一处不推崇孔子之道，而精神却绝对两样。他是鼓吹“神造国家”“君主神权”。

  14 日本民间的信神思想，一方面受着中国思想的影响，一方面受着佛教思想的感化，随日本统一的国力发展，渐渐脱却了地方色彩生出国家的色彩。而这一种新国家色彩，又由宗教的信仰，和文学美术的陶融，赋与以较为优美高尚而有力的世界性和社会性。后来日本种种进步，都要算是这一个时代的产儿。

  15 中国在孔子的时代，封建制度渐渐破裂，交通的发达，工商业的进步，一方面打破了旧国家观念，一方面产生出人类同胞的世界思想。这时已经打破了许多传说的迷信，抛弃了君主神权，而平民思想和平天下的思想，就从此刻兴盛起来。日本到了现代，还没有完全脱离君主神权的迷信。就近代科学文明看来，日本的学问，固然较中国进步了许多，这不过是最近五六十年的事实，除却了欧洲传来科学文明和中国印度所输进的哲学宗教思想而外，日本固有的思想，不能不说是幼稚。然而这件事不能算是日本的耻辱。并且他幼稚的地方，正是他蓬蓬勃勃，富有进取精神发展余地的地方，绝没有一些衰老颓唐的气象。他是一个岛国，而且在文化历史上，年代比较短些。他的部落生活，到武家政治出现，才渐渐打破，直到德川时代，造成了统一的封建制度，才算是造成了现代统一的民族国家基础。如果从社会的发展历史上看来，日本的维新，则和秦汉的统一足以相比。

  16 神秘思想，成为日本人上古时代国家观念的根源，这是毫不足怪的。到了中古时代，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印度的佛教思想占了势力，那一种狭隘的宗族国家观念，已经渐渐消沉下去。后来日本人咀嚼消化中国文明的力量增加起来，把中国和印度的文明，化合成一种日本自己的文明，这时日本自己统一的民族文化，已经具备了一个规模，当然要求独立的思想，于是神权说又重新勃兴起来。......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神权思想的时代化，所以他们自称是王政复古。那些倡王政复古的学者，虽然是各方面都有，汉学家的力量尤其大，然而推动的主力，还是要算山鹿素行一系的古学家。且把素行学派中后起的吉田松阴的著作，详详细细的看起来，就晓得日本维新史的“心理的意义”在哪里了。

  17 日本人的国体观念，大都由这一种神权的民族思想而来。日本自从鸟羽帝的时代（宋徽宗时候），全国兵权归了平源二氏以来，逐渐把部落纷然并存，组织散漫，文化落后武功不立的日本诸岛，造成了一个雄藩并列的封建世界。又经过三数百年，到了丰臣削平国内争乱，德川继之，造成以武力为重心的文治，日本的制度文物，遂渐渐规模完备了。“国”的这一个字，在此时只是作藩国的意思解，和今天之所谓之国家迥殊。社会的阶级，也就随着封建制度的完成，造成一种很清楚的横的分段。用这横的分段，来支配纵的分工。这个制度，一直继续到西历1869年的明治时代方才废了。在这一个封建时代，讲文明呢，的确是日本一个很进步的时期。在维新以后一切学术思想、政治能力、经济能力，种种基础，都在此时造起。日本人之所以有今日，全靠这四五百年的努力。因为那些藩国，不但是在武功上竞争，并且努力在文治上竞争，有文学武艺的学者，各藩主争先恐后，或是招来做自己的家臣，或是请了去做自己的客卿。在自己藩里呢，务必要使自己家臣子弟，能够造成文武两套全才，给他藩里做永久的护卫。那些武士，也巴不得他的藩主权力膨胀，土地拓张，他们自己收入也可以加增多少石。因为藩主是极大的地主，农夫是大地主的农奴，武士是给大地主个人管理家务防御外侮的仆人。

  18 武士道的观念，就是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禄报恩主义。至于山鹿素行大道寺友山那些讲“士道”“武道”内容的书籍，乃是在武士的关系加重、地位增高，已经形成了统治阶级的时候，在武士道的上面，穿上了儒家道德的衣服。其实“武士道”的最初本质，并不是出于怎样精微高远的理想，当然更不是一种特殊进步的制度。不过是封建制度下面必然发生的当然习性罢了。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由制度论的武士道，一进而为道德论的武士道，再进而为信仰论的武士道。到了明治时代，更由旧道德论旧信仰论的武士道，加上一种维新革命的精神，把欧洲思想，融合其中，造成一种维新时期中的政治道德的基础，这当中种种内容扩大和变迁，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在封建制度的下面，武士阶级，是社会组织的中坚。上而公卿大名，下而百姓町人，在整个的社会体系当中，武士负维持全体社会之适宜的存在发展的职责。一个方面，包含着名教宗法的特色，然而单是名教宗法，决不能保持社会生活的安定，和发扬社会生活的情趣，所以在另一个方面，更不能不具备一种人情世态的要素。所以高尚的武士生活，可以叫作“血泪生活”，血是对家主的牺牲，泪是对百姓的怜爱。我们见到德川时代的武士道之富于生活的情趣时，才可以了解武士阶级，所以能成为维新主要动力的缘故，这是研究日本的人所最宜留意的。

  19 日本六十年前封建时代的社会阶级制度，差不多是现代的中国人所梦想不到的。古代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印度的佛教思想，宣传了许久，但是极平和的佛教，到了日本以后，顺应着封建时代的人心，也变成了一个“强性的宗教”。或者是为宗派打仗，或者是为拥护一派的护法大名打仗。僧侣的本身，都带着“萨木来”的臭味。佛教爱人爱物无抵抗的精神，在日本封建时代，一变而为牺牲的争斗精神。把“罗汉道”杀内贼的工夫，用在杀外敌的上面，也就和武士道没有冲突。把天龙八部人非人的观念，应用在阶级的制度上面，也就觉得阶级的存在，没有什么不应该。所以我们可以晓得，一个宗教的制度思想的变迁，完全适应社会生活的要求，同是一个宗教，他所行的地方不同，所支配的阶级不同，他那一个宗教的思想和制度，也就完全跟着变易的。在日本语言里面，有很多话是从前佛经的用语来的，然而和佛语的本义，完全两样，譬如两人相打的时候，常用的“畜牲!觉悟罢!”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证据。

  20 我们再看日本人的饮食，他们能吸收去的中国食品制法，实在都是僧侣的常食品。如像豆腐、豆腐皮、豆腐衣、豆豉、咸菜、麦麸种种。现在的日本人忘记了，以为是日本的特产。中国人到日本的，也不觉得这些东西有什么来历，然而我们可以确实晓得，这是完全由僧侣吸收去的文化。

  21 我们在任何方面，都看得出日本人的佛教思想，绝对和中国的两样。他们的佛教，在贵族里面，确是含着不少积极的牺牲的精神。而在民间方面，又含得有不少的人情世态的趣味。比起中国艰苦而枯寂的佛教来，的确是大不相同。

  22 印度的佛教，经过中国，传入日本以后，我们看得出，明明白白，分出三个时期

  23 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一切土地，都是藩主的。不能有“姓”，不能带刀。这种现象，还是中国三千年前的制度，除了皇帝公卿藩主武士治者阶级而外，其余的人，都不承认有完全的人格。此外还有一种第四五层阶级的最苦人民，叫“秽多”“非人”，是完全驱逐到人类生活以外的。那些武士，往往制了一把新刀，要试验刀的利钝，可以随便去找了一个“非人”杀。而最奇妙的，就是连这特殊的阶级制，也借用着佛经中的用语。此种残酷的社会组织，和治者阶级的残酷习惯，可以证明日本的文化年代之浅与程度之低了。秽多非人这一个阶级，至今还是存在，近年来日本社会运动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运动，叫做“水平运动”，就是这一种特殊部落的民众争自由的运动。将来日本革命的烽火，恐怕是这一种民众做最先头的部队了。

  24 明治维新，一面是反对幕府政治的王政统一运动，一面是民间要求人权平等自由的运动。倡尊王讨幕的人，和倡民权自由的人，虽说两种都出自“公卿”和“武士”两阶级，但是这民权运动，纯是一个思想上的革命，是人类固有的同情互助的本能的发展，而欧洲自由思想做了他们的模范。

  25 文学哲学，当然随着平和的幸福，发达起来。一种是古学派神权思想的复兴，一种是荷兰学问的输入，一种是汉学的发达。古学派神权思想的根源，前两段已经大略讲过了。荷兰学问的输入，在日本文明上，除了天文、数学、筑城、造兵、医药等智识而外，在精神科学方面，简直看不出什么进步。只是德川时代汉学发达，在思想上，在统一的制度文物上，的确是日本近代文明的基础。就是纯日本学派的神权主义者，在思想的组织方面，也完全是从汉学里面去学来的。所以中国哲学思想，在德川时代，可以叫作全盛时期。他们在中国哲学思想里面，得的最大利益是什么呢？就是“仁爱观念”和“天下观念”。如阳明学派的中江藤树、朱子学派的藤原惺窝、中村惕斋，都是努力鼓吹“仁爱”的。从制度上看来，这种由日本社会进化自然程序发生出来的种种阶级制度，和治者阶级的性格，可以证明日本在部落斗争的时代，最大缺点是“仁爱观念”和“天下观念”的薄弱。德川氏时代统一的政治，使全部日本，达到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时期，我们从儒家思想的发达，和明治初年民权思想的发达看来，就可以晓得，日本近代文明的进步恰恰和“仁爱观念”的进步成正比例。

  26 日本的文明是什么东西？日本的学者，虽然有许多的附会，许多的粉饰，但是如果从日本史籍里面，把中国的、印度的、欧美的文化，通同取了出来，赤裸裸的留下一个日本固有的本质，我想会和南洋吐蕃差不多。文明本是人类公有的，如果不是明白认定一个人类，认定一个世界，在世界人类的普遍性上去立足，结果一定要落到神权迷信上去的。但是我们也要晓得，这一种自尊心，也是民族存在发展的基础。如果一个民族，没有文明的同化性，不能吸收世界的文明，一定不能进步，不能在文化的生活上面立足。但是如果没有一种自己保存，自己发展的能力，只能被人同化而不能同化人，也是不能立足的。

  27 我们很看得出日本民族的优越处来。他们本是赤条条一无所有的。照他们自己的神话来说，只有“剑”“镜”“玉”三样神器，也就大生问题。这三样神器是什么时代，由什么地方来的，究竟有没有这三样东西，也都当待考证。然而他们以赤条条一无所有的民族，由海上流到日本岛，居然能够滋生发展，平定吐蕃，造成一个强大的部落，支配许多土著和外来的民族，而且同化了他们。更从高丽、中国、印度输入各种物质的、精神的文明，而且能够通同消化起来，适应于自己的生活，造出一种特性，完成他的国家组织。更把这个力量来做基础，迎着欧力东侵的时代趋向，接受由西方传来的科学文明，造成现代的势力。民族的数量，现在居然足以和德法相比。在东方各民族中，取得一个先进的地位。这些都是证明他的优点。

  28 总理说：一个民族的存在和发展，要以自信的能力作基础，这的确是非常的要紧.

  29 封建时代“武士”的生活条件，可以用极简单的话概括起来。一是击剑，二是读书，三是交友。......举国所赞美的武士道的精华，就事实上说明起来可以举出两件事，一件是“仇讨”，一件是“切腹”。“仇讨”是杀人，“切腹”就是自杀。

  30 日本的尚武思想军国主义，并不是由于中国思想，印度思想，纯是由日本宗法社会的神权迷信来的。近代德国军国主义的政治哲学，很受日本人的欢迎，自日俄战后，到欧战终结十几年当中，日本思想界最受感动的，就是普拉邱克一流的武士主义，和尼采一派的超人哲学。最近一转而为马克思的斗争主义，都有同类的因缘，我们看得到日本人的风气，和中国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日本人在任何方面，都没有中国人晋朝人清谈而不负责，和六朝人软弱颓丧的堕落毛病。连最消极的“浮世派文学艺术”当中，都含着不少杀伐气。

  31 商人既处于卑贱的地位，当然养成了一种卑劣的性格。从前那些武士们，对于商人，是很鄙屑的，他们所读的中国书，也都是充满了贱商主义的文字，以为这是下贱人天生成了习性，叫这种性质做“町人根性”。可以晓得日本的封建制度，一面是养成一部分食禄报恩主义的武士，一面也造成下贱卑劣的商人。武士的性格，是轻死生，重然诺。商人的性格，是轻信义，重金钱。一面是回教式的神秘道德，一面是犹太式的现金主义。

  32 所以承继武士道气质的武人，虽然专制，却是许多年来的历史，把他造就成一种意志坚强，自尊心丰富，能够不怕强权，同时也就不欺弱小。在战阵上能够奋勇杀敌，而在自己失败的时候，也就能够为惜名而自杀。我们要晓得欧洲尊重女子的风俗，是出于骑士怜爱女子，就可以推想所谓武士道的特质了。我常常想，何以欧洲人对于美洲土人，那样惨酷，竟忍心动辄坑杀数十万的土人，原来这种行径，绝不是出于纯粹的战士，而是出于拿了刀的商人和流犯。

  33 日本人已经晓得外国是有学问有力量的。一面尽管说“攘夷”，事实上哪里攘得来，于是在积极图强的必要上，当然更一面欢迎欧洲的学问。当时所谓“英学”“佛学”英吉利法兰西的学问的价值，渐渐的为一般人所认识。所以幕府一倒，“尊王攘夷”四个字的目标，就变成了“开国进取”。攘夷和开国，是两个矛盾的倾向，而这两个矛盾的倾向，都是造成了日本今日绝盛的基础。如果没有义和团的精神，决不能造成独立的文化，这是我们所应当晓得的。

  34 无论一种什么思想，似乎是先时代而生，实则也都是后时代而起，精神物质，是一物的两面，过去未来，是一时的两端。时代的生活要求产生思想，思想又促进新时代的要求，如是推移，乃成历史。然而就我们中国民族想来，以这样大的一个国家，这样古的文化，不能吸收近邻的小民族，反使四围的小民族，个个都生出“是可取而代也”的观念，这是何等的可耻呵!

  35 在日本维新前的“攘夷”思想，是外力的压迫逼出来的，前面已经说过了，外力的压迫，大体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是北方俄国政治的压迫，一是南方欧美各国商船的来航，这两件所引起来的对抗思想，内容和方面，都有不同。由对抗俄国而起的攘夷思想是激越的，武力的，由对抗欧美诸国之航船而起的思想是打算的，经济的。这两个不同事实所引起的不同的倾向，其后在开国进取思想上的影响，也是不同。直至明治时代，支配日本国防政策外交政策的北进南进两个潮流，也都和这两个倾向，成很密切的连带，是我们所不能不注意的。

  36 在这样一种空气下面，最有力的刺激文字，就是宋明亡国的历史，蒙古满洲躁躏中国的事实。一般有志气的人，时时把这一种事实，来鼓舞全国国民团结抵抗的土气。而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战争两件大事，更把日本全国的武士的热血，沸腾起来。一面以亡国的危险，警告国民，一面也学习不少的国际情形。所以中国在十九世纪初中叶所受外国的压迫，也是日本维新的大兴奋剂。梁川星岩咏鸦片战史：

  赤县神州殆一空，可怜无个半英雄。

  台湾流鬼无人岛，切恐余波及大东。

  山内容堂咏英法联军陷北京诗云：

  谁教丑虏入燕城，八百八街膻气腥。

  开帙独诵淡庵集，失声欲骂小朝廷。

  这两首咏中国的诗，不用说是处处都对着日本当时的国情说话，想要激动全国士气的。幕府外受逼于外国的威力，内受逼于志士的责备，其非倒不可，实在已成了必然的事实。所以攘夷和倒幕，成了一桩事情，正和中国排满和排外，成为一个时代倾向，是完全一样的。

  37 我们将日本从封建时代变成统一时代历史看来，有什么感想呢？简单讲来，就是日本的改革，并不是由大多数农民或者工商业者的思想行动而起，完全是由武士一个阶级发动出来的事业。开国进取的思想固不用说，就是“民权”主义，也是由武士这一个阶级里面鼓吹出来的，还有一个最要点，就是“世界的人类同胞思想”，在前期和后期，都是由外来思想的感化而起。前期的“世界的人类同胞思想”，是由中国儒家思想给与一种政治和道德的世界大同理论；由佛教的众生平等思想给与以世界大同的信仰。然而这一个观念，在武家时代渐渐被日本民族优越的统治思想压伏了下去。连奉中国文化为正宗，认中国为中国的意义，都被“中朝事实”那一种日本正统的神权历史学说压伏。王道的政治理论，在乱时胜不过覇道的武力，也是必然的现象。这日本式的自尊思想，到得幕末时代，被欧美侵来的势力，又压迫出一个新体态来。民权思想和欧化主义，就是维新后的特产。这一种新的民权思想，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可以说是日本后期的“世界人类同胞观念”。一个闭关的岛国，他的思想的变动，当然离不了外来的感化。在他自己本身，绝不容易创造世界的特殊文明，而接受世界的文明，却是岛国的特长。我们观察日本的历史，应该不要遗漏这一点。

  38 今天左右日本政局的力量，并不是几个军阀的领袖，几个垂死的官僚。实在是生龙活虎的富豪，和富豪支配下面的工商业组织。现代日本上流阶级中流阶级的气质，完全是在“町人根性”的骨子上面，穿了一件“武士道”的外套。这种气质，虽不能说上中流阶级，全部都是如此，但顶少都有一大半。——军阀和官僚，不用说是“武士阶级”的直系，那最有势力的资本家和工商业的支配者，不用说就是“武士”“町人”的混合体。政党就是介居军阀官僚财阀之间的大掮客。因为多数人的权利，并不是自己要求得来，是由少数人自己让出来给他们的。而且从祖宗以来，几百年遗传下来的被治性，决不是短期间里面可以除得了的。

  39 大家如果把明治工商业发达史，详详细细的里面外面去研究一番，这中间的情景，便可以明白了。举几个例来说，现在几个大资本团，三井、岩崎、大仓，哪一家不是靠做“御用商人”膨胀起来的？三井、岩崎这两家，还算是封建时代以来的老御用商人。大仓喜八郎，本是一个极穷的“素町人”，忽然发起几百兆的财来。这是靠什么？不用说就是靠作政府的买办发财的了。

  40 一个时代的创造，有很多历史的因缘，决不是靠一两个人的力量创得起来，不过领袖的人格和本领，也是创造时代的一个最大要素。创造时代的领袖人物，不一定是在事功上，有的是以思想鼓舞群伦；有的是以智识觉醒民众；有的是靠他优美的道德性，给民众作一个信仰依赖的目标；有的是靠他坚强的意志，一面威压着民众，同时作民众努力奋斗的统帅者。至于智仁勇兼备的圣哲，不是轻易得来的，并且在很多政治改造的时期当中，这一种智仁勇兼备的圣哲，往往做了前期的牺牲，再供后代人的瞻仰，而不得躬与成功之盛。日本的明治维新，在思想上、社会上、国际上的种种背景，前面已经大概讲过了。我们看它，虽然是千头万绪，异常复杂，到底作民众活动意识中心的政治思想，只有很简单的几种趋势。而这各种趋势，却是像百川归海一样，顺着德川氏以来的民族统一国家独立的伟大要求，把日本人历史传说的王权神授思想，作了中心。明治维新当时几个大的运动，一方面有生活的切实要求，作它的分因，一方面有一个共同的信仰，作它的归宿。我们试把日本维新前后的历史，整个的通看起来，简直没法晓得，当时最有力量的领袖，到底是哪一个？如果要在活动的人才当中去寻吗？活动的人才当中，只有寻得出干部，不能寻得出领袖。

  41 所以我对于日本维新成功的历史，认为主要的成功原因，完全在于两点。一是有时代的切实要求，二是有人民共同的信仰。而这两个原因，又通同归结在历史上“日本民族统一的发展能力已经确实具备”的一点。“民族的统一思想，统一信仰，统一力量”，这就是日本维新成功的最大元素。

  42 说到这里，我们更可晓得一代历史的创造，不是简单的东西，成功失败，不是绝对的问题，人才的良否，力量的大小，不是可以做绝对的凭据。在全时代的历史当中，一代革命的成败，民族势力的兴衰，文化的隆污，是整个的东西。个人事功上失败的，倒往往是时代成功的原动力；而个人事功上成功的，往往是享受失败者的福。我们试把日本这几十年的历史通看起来，西乡隆盛失败了，然而他的人格，化成了日本民族最近五十年的绝对支配者。各种事业的进行，都靠着他的人格来推进。

  当时随着他失败了的土肥两藩的势力，一化而为后来民权运动的中心，直到今天，他的余荫，还是支配着日本全部的既成政党。那事功上成功的长藩，一方面既不能不拜倒在西乡的人格下面，一方面也不能不随着民论的推移，定他的政策。即以事业说，西乡的征韩论，直到死后十八年，依然成为事实。到死后三十年，公然达到了目的。假使明治四年西乡的征韩论通过了，也许是闯下了一场大祸，日本的维新事业，完全付之东流，而西乡的人格，也都埋没干净。所以我们如果要读一代的历史，千万不可被事实迷住，不可被道德迷住，不可被理论迷住。我们要看得透全部的历史，然后读书才是有用的。我们相信中山先生所主张的三民主义，的确是现代惟一的革命理论，他不但在事业上，指导我们的将来，他的理论，自自然然地替我们解释了一切的历史。

  43 固然这种官商的结纳，绝不尽都营私舞弊的，他的正面历史，就是国力充实和文化的进步，不过在努力向上的方面看，“军国主义”“资本主义”“官僚政治”这几件事，也一样是互相关联，互相维持，没有资本主义不维持军国主义的，也没有军国主义能永远避免官僚主义之发生的。就前面所举这几个重要案件看来，我们就可以晓得，当日本初发起维新运动的时代，那时腰插双刀的武士里面，确是迎着蓬蓬勃勃的民气，出了不少的英杰。而一到了统一完成，国力巩固的时代，从前的志士仁人，或死或退，或另开新路，投入民权运动，握权的都不是道德高尚的人。然而他的国力依旧蒸蒸日上的缘故，全在历史所造成之社会力和民族力全部的效用。不过因为这一种重大缺陷，第二革命的因，又早种下了。

  44 这些举兵的，算他们是勇敢，算他们是洁白，却总不能不说他们蠢，不能不说他们不识时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一方面，既然看不见国际政局的关系，一方面又不晓得有立宪政治民权运动这一条最适当的新路。不晓得把藩国的团结变成民众的团结，去组织政党，顺应时代的需要，造就自己的新生命。江藤新平是晓得一点的，但是热中政权之心太切，一点不肯忍耐，大部分又被意气鼓动着，被历史的习惯支配着，一到失败，便去举兵。西乡的举兵，固然不是出自本怀。（江藤举兵的原因，也有一大半是被部下逼着干的。）然而大多数的武士们的观念，总以为天下大事，只有兵力是最利害的，是能够夺取政权，达到快意的目的，而忘却了武力成功的前提，是在民众的需要，在时代的要求。古人论“兵”，以“道”为先，道就是主义，主义就是支配民众利害的理论。背道而驰，就是背时而行，结果没有不失败的。因而征韩辞职的参议，西乡隆盛死在败军里面，江藤新平又被捕枭首，一个气盖群雄的伟大英雄，一个高风亮节的廉洁学者，都落得如此悲惨的结果，寄与日本维新历史上一大段的泪痕诗意，作后人追怀感咏之资。

  45 失意的武士和得意的武士，官僚与革命党，军阀与商人，保守与进步，每一个伟大的时代转换，必然是两面分化着，适合于当时人们生存的需要和能力，不断地进步。

  读历史的人，如果不懂保守主义者在建设上的功绩，也就不懂得革命主义者在建设上的恩惠。

  既然有了政党，有了议院，和议院站在相对地位的政府，当然要想操纵议会，操纵政党。操纵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压迫，一个是收买。再从经营工商业的人一方面看，没有政党，没有议院，一切运动，只要对政府一方面便得了。既然有了议院和政党，他们拿着立法权，所以无论什么问题，都非联络议员，买通政党不可。从政党本身看，政党的目的，就是掌握政权，不能够完全掌握，也得接近政权。要掌握政权、接近政权，先要扩充党势。金钱这样东西，当然缺不了。所以政府既然有利用政党的必要，商人也有利用政党的必要，政党有利用官僚的必要，同时也有利用商人的必要，洁白的领袖和党员，用不来卑劣手段、受不惯势力压迫，当然干不了这样勾当，自由党之所以解体，原因完全在此。其后进步党的基础，也随着自由党的解体而动摇。最初成立两大政党的后身，都投降在官僚、军阀的旗下。在“政治”这样茫茫大海里游来游去，打翻身，玩花头的政客们，一定不是走官僚军阀的路子，便是靠资本家的豢养，朝秦暮楚，总是为的“政权”“财权”。而且还得不着政权财权，只不过依靠政权财权，讨得多少残羹剩粥。强的利用人，弱的被人利用，这虽不是日本一国独有的弊病，却是在民权的基础尚未确立，立宪政治的体用尚未具备，仅靠着依附弄权过日子的日本政党，这样毛病，更是多极了。

  46 所以我说，政党的生命，必须要维持一种坚实的独立性。要具备革命性，才能够维持真正的独立。如果把革命性失却，独立性也就不能具备。什么是革命性，什么是独立性呢？当然不外乎“革命的主义”“革命的政策”“革命的策略”。这三样东西，更靠革命的领袖和革命的干部而存在。且看离开了板垣之后的自由党，一变再变成了什么样子？政党变成了股票交易所；政党的干部，变成了“掮客”的公会，而军阀、官僚和商人，却成了有财有势的顾主。明治维新的末运，便由此现出来了。

  47 我们且把自由党的板垣先生的一生看看，他是日本民权自由运动始祖，在明治维新的人物当中，他是一个最特殊的人才。当时日本的维新志士，他们的思想，都是很简单而且是复古的。维新这一个大事业的动机，完全在欧洲的势力压迫，对于世界的问题，那些志士们，只是一味的排外，再也造不出新的道路来。只有板垣退助，他不仅是尊王攘夷，他是看见必定要造成新的生命，然后旧的生命才可以继续；必定要能够接受世界的新文明，才能够在新世界中求生存。在国内的政治上，他更看得见一代的革命必定要完全为民众的幸福着力，必定要普遍的解放民众，才可以创出新的国家。所以他拿起当时刚译起的半部《民约论》，猛烈的主张自由民权，这一个运动，的确是日本一切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的最大动力。并且当时他和他的同志，不单主张解放农民，还努力主张解放秽多、非人那一种最悲惨的阶级。直到后来，他和他的几个旧同志，离开了政治社会之后，大江卓也还是奉着他的教义，专门从事水平运动。今天社会运动当中最有力的水平社，确是发源于板垣一派的自由运动。这一个民权运动，一方面使下层民众得到了多少的自由，一方面也造成了现代产业文化的基础。至于日本的立宪制度，不用说是他直接的功劳，所以不但是日本的农夫工人应该感激他，就是那些阔老官，也没有不受他的恩惠，更应该要感激他的。

  48 但是我们再仔细研究一下，何以他们会落到如此境遇呢？这是很明显的板垣退助等所主张的一切主义、一切政策，已经都成功了。而民权政治的毛病，同时也现出了。在这时候，他是再作第二次的革命运动呢，还是随着时代腐化下去呢？第一件他不能做，第二件他不愿做。一面是不能，一面是不愿。他又不能开一个新生面，另立一个工作的方针，另造一种社会的事业。自然他的社会生命已随政治生命俱去，所能保存的，就只有一个使后人追慕的道德人格。所以一个民众的领袖，必须要时时刻刻，能够顺应着时代的要求，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奋斗。失却“天行健”的精神，万不能希望事业成功，而抛弃了战斗的生活，只是作消极的隐遁，消极的劝告，也是不成功的。

  49 我们总理孙中山先生在民族主义第一讲上面说：“民族和国家是有一定的界限。要分别民族和国家最好的方法，是从造成的‘力’是什么上面去求。民族是由天然力造成的，国家是由武力造成的。中国人说，王道是顺乎自然。换句话说，自然便是王道，用王道造成的国体，便是民族，武力便是霸道，用霸道造成的国体，便是国家。”

  这一个说明实在是分别国家和民族最好的定义。读总理书的人要晓得总理在这一篇讲义里面主要的目的，是说明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区别。主义的意思，总理已经很明白的讲过了，是“一种思想生出信仰，再由信仰成为力量”，换一句话说，能够决定人类之生活的方式、生存的方向、生计的方法、生命的意思的主旨。再明白些说，就是人生的目的和达到目的的途径，就是主义。古人讲道德，道是什么，用字虽然不同，我们很晓得和今天我们所用的主义这一个字，是没有两样的。德就是能够行主义，而有得的能力，和能力所发生行为之总和。所以并不是除却一个主义，就没第二个主义存在，而必定有两个以上的主义存在，方才发生主义的效力。凡是一个主义，必定包含着许多事实，必定认定有一个主义的本体，民族主义的本体是民族，国家主义的本体是国家，但是民族不是不要国家的，而民族主义的国家是以民族为本体，国家主义不是离开民族的，而组织不是以民族为单位，不能适合于一切民族的存在。更有一点，我们要特别留意的，就是总理所主张的民族主义，是以民族之平等的存在发展为基础。主张民族即国族，有一定的分际，不能随意曲解。所以以一民族为主体而压迫他民族所组成的国族，是国家主义、帝国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这都是就人类的目的，和达到目的的途径立言，并不注重在详详细细说明民族和国家，而是注重在说明这两个主义。

  至若说到这两个团体的本身，他的成立经过，在历史上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许多现存的民族，除了很野蛮的民族而外，没有不是由几个民族混合而成的。所以“历史民族”即是“文化民族”，而“文明民族”即是“混合民族”。混合的次数越多，文化程度越高。民族的成立，混合是一个顶大的要素。混合的事实，就不外总理所指出的几种：一血统，二生活，三语言，四宗教，五风俗习惯。这几种混合的要素，都不外以”力”为结合的中心，强的可以吸收弱者，大的可以吸收小的。成就一个完全的民族，是要经过很长的岁月，这很长的岁月当中，要经过很多次的变迁，变迁的重要形体，往往仍旧不脱国家团结的形式，不过国家这一个形式，只是形式中的一种而不是全部，并且所经过的国家组织，时分时合，随时是随各种自然力而为变迁。所以我们晓得一切国家，总不能离开民族的基础，一切民族，也不能抛开国家这一个工具。只是说到行动方针的主义，在今天这一个时代里，便有确然的分解，而不能够相混的。

  50 我们今天讲民族主义，我们的目的，是要建设民族主义的国家。说到建国，便不能不受“国家是武力造成”这一个原则的支配，要建国，要救国，而不注意武力，是绝对要不得的。这些年来，中国对于武力，简直可以说没有正当的了解，有一个时代，一般国民的思想，几乎把武力鄙弃得不成样子。从民国三四年以来，到八九年的当中，听见武力就反对，以为这是一个顶不好的东西。就是最近这两年，风气变了一点，然而在“打倒军阀”这一个口号之下，一般人对于武力，依然没有正确的了解，连军人的当中，都没有敢主张军队是国家存在惟一的组织原素，战斗是民族存在惟一的动力的人，这的确是思想界的最大弱点。我们试看，人类的生活，哪一样不是含得有很强力的斗争性的。就是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习，这五种民族力的存在，哪一样不是在斗争的当中进行着。

  5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一种努力向上的观念，是表明自古到如今人类生存竞争的真理。战争和武力是一切社会力的彻始彻终的表现，不过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是经常而是非常，不是全部而是一部。互助的组织、和平的幸福，乃是全人类经常的手段和经常的目的所在。所以我们不主张军国主义，而我们承认在建国的工作上，必须有军政的组织，在民族竞争的当中，必须造成强有力的军队，在世界的目的当中，必须要以中国民族的能力，为世界人类打不平。过去和现在的一切历史事实，都是如此证明的，我们看见日本民族种种历史上的思想，看见日本维新的思想根据，使我们愈加了解“武力”和“战争”这一个事实，是建国的最要紧的手段。不经过很多的恶战苦斗，费过很大的牺牲，民族的平等，国家的独立，是决计得不到的。我们要主张取消不平等条约，要主张中国人在世界上生存发展的权利，要为一切被压迫的人类打抱不平，必须要造成强有力的武力。今天我们反对中国的一切军阀，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强有力的军队，而是因为他们不能为国家为民族为民众造成强有力的军队。试看过去他们的军队，如何的脆弱，如何的腐败，如何的堕落。他们的行径，说不上是什么主义，他们的力量，更够不上维持什么主义。

  52 中国民族如果不能够决死，决不能够求生。要想求生，必定先要敢死。要民族敢死，在今天世界文化的条件下面，必须要成“有意识的民众的武力”。从前的民族竞争，只是单纯的争生存。单纯的争生存，就需要军国主义。今天的民族竞争，不单是争生存，而且是要争“有意义的生存”。我们的三民主义，就是今天生存的意义，要全国上下都能同意，要将士兵卒都能同意，然后才可与共死，可与共生，而不畏危。这是我们今天的“共由之道”。

  53 日本民族之所以有今天，完全是几次战争的结果。而这几次战争得到胜利，都是人民与政府同意的结果。就国内来说，倒幕府废封建的完全成功，是明治元年之战、九年之战、十年之战的成绩；废除不平等条约，是二十七八年战争的成绩。取得世界强国的地位，是三十七八年之战的成绩。这几件重大事实，是我们不能不注意的。

  54 在世界大同不曾成就的时代，说国家是人类生活的最高本据，这句话恐怕不太适当吧。无论帝国的主义如何，既然是国家，就不能不受“国家是武力造成的”这一个原则所支配。古人讲政治，说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孙子论兵，说是“兵者，国之大事”。所以说到建国，决不能离开兵力。不单不能离开兵力，而且若不是举国的民众，在一个意志的下面团结起来，认定军事是“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上下一心，作真剑胜负的预备，是决计不成的。

  55 日本建国的思想，在前几章已经讲得很明白，他是在一种“民族的宗教信仰”下面，统一起来的新兴民族。他们把古代的“满津里古登”（政治）复活起来了，他们所信仰的，是男性万能的君主神权，是武力中心的统帅政治，而“祭祀”，是他们理论上的政权出处。在这样一个国家组织之下，又当四围环境恶劣至极之时，其由封建政治一变而为军国主义的近代帝国，这是毫不足奇，而且在当时也是很应该的。......从东方全体来看，日本维新的成功，的确是有色人种觉悟的起点，是东方民族复兴的起点。

  56 军国主义这个东西，不仅只是一个思想上的表现而已。如果他仅只是一个思想的表现，决不能成就一个伟大的势力，一定要成为一种制度。这一个制度，是以军事组织的力量，作政权的重心，一切政治的势力，都附从在军事势力之下，一切政治的组织，都附从在军国组织之下，必须这样，才能成为军国主义的国家。如果不然，即使拥有很多的兵，我们不能说他是军国主义的。譬如英美那样帝国主义的大国，我们不能承认他是军国主义，而黑山国那样一个小国，是很的确的军国主义。

  日本军国主义的组成要点何在？我们第一要看他军权、政权是统一在什么地方，所谓统制权的行使，是握什么机关之事，国防、外交、财政、教育、工业，这几个重大的政治机能，是如何运用。第二要看军队组成的制度如何，壮丁训练的普及程度如何，动员的设施如何，社会的风纪如何。我们要能够从这两点仔细观察时，就可以晓得，到日俄战后几年止，日本的确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军国。

  外交方针，财政方针，教育方针，都以国防计划为基本，所以外交是军事交际，财政是军需，教育是军事训育。这一种关系，在思想上固然看得出，在政治上，在法律上，也可以看得出来。日本的政治组织，所以不能学英美，并且不能学法国，而必须学德国的缘故，就是为此。由此看来，我们可以明白，一个国民的哲学，是说明他的行动，而不是指导他的行动。

  57 。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满州帝室的崩溃，是给日本民众以最大刺激，同时给日本的军阀以最大的刺激。桂太郎这一个人，的确要算日本近代第一个有伟大眼光的政治家。他看见世界大势的移动和东方革命潮流的涌起，知道军国主义的政治组织和军阀的政权，不能长久继续。于是乎他毅然决然，抱定造成政党政治基础的目的，跳入民众政治圈里。同时他又看见英帝国覆败的时期逼近，东方民族独立机运的勃兴。于是乘着战胜俄国的威光，同时做联德倒英的计划，可惜他到底是前时期的人，他看得见大势的激变，而看不到这个激变是从社会的根底动摇起。时代的转换，先从中心人物的转换起，天时人事，都不容他的雄飞，竟自饮恨而终。桂太郎死后，日本军国主义之政治的代表人物，可以说是没有了。接着寺内死了，现在的田中，明明白白是军阀的回光返照。所以论日本军国主义的时代，我以为桂太郎的死，是一个大关键。自此而后，一方面现出思想界的大变迁，一方面现出国际政治的大变动。不单日本军国主义走下坡路，全世界的国家基础，没有一个不走进革命期的了。

  58 什么叫国际关系？什么叫外交？我们要看清楚，他的基本，毕竟是在一个民族的发展，而国家仅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到得目的达到，手段的本身，便随着变革，过去民族主义会变成国家主义，国家主义会变成帝国主义，就是这个缘故。所以主张民族主义而不同时主张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以民族平等为基础，以民权为骨干，以世界大同为目标，则其结果必定会重蹈过去一切帝国主义的覆辙。三民主义所以是解决现代人类生存问题的最完美的原则，价值即在于此。

  59 我们看日本过去的历史，在他的民族统一运动当中，同时就发生帝国主义的倾向。丰臣秀吉征韩之役，明治初年的征韩论、明治二十七八年的中日战争，明治三十七八年的日俄战争，欧战中的青岛出兵，西伯利亚出兵，这许许多多历史的事迹，都是在一条很明了的道路上行进，他是由民族主义一变而为国家主义，再变而为帝国主义。并且我们看得很清楚，他的民族主义开始的时期，已经包含着帝国主义的胎种。我们试读山鹿素行所著的《神皇正统论》，中朝事实，德川光国所编的《大日本史》，赖山阳所著的《日本政记》，我们已经很感觉到日本民族的目的，不仅在统一民族而在征服四围的民族建设大帝国了。他们心目中的“神”，就是世界全体的意识，而“神皇”的思想，就是统治世界的意识，和罗马的“该萨”，俄国的“查阿”，波斯的“沙、因、沙”，蒙古的“汗”，上耳其的“加利夫”的观念，是一些没有两样的。

  60 “继绝世，举废国，厚往薄来”，这一种世界政治道德的观念，的确是中国这一个最古的“世界国”的特色，而不是那些“强而小的民族帝国主义”所能梦见的。

  61 但是我们始终要看见，民族生存的对象是世界。民族主义发生的时候，同时就是世界观念明确的时候。在从前没有中山先生这样崇高而伟大的三民主义发生的缘故，一则是别的民族，没有中国这样久远而伟大的历史，二则全世界一切国家的关系、民众生活的组织，没有今天这样密切而发达。所以在美洲独立的时代，有这样的观念而没有这样制度的主张，在欧洲诸国有反帝国主义的运动，有三民主义的实际趋向，而没有这样明了的意识。我们越是研究各国的历史观察，国际的交涉，民族的兴亡，越是确信总理的三民主义，不单是后来居上的政治理论，并且越是确信复兴中国国家道德的思想，是改革世界政治生活的起点。

  世界一切民族的生活，到得有了交通，有了生产的交换，于是一切关系，便都是相互的了。甲国的文化，输入乙国，成为乙国新文化的资料。到了乙国新文化成了之后，又再输入于甲国，变成甲国改造的标本。如是互相影响，互相感化，互相逼迫，造成大同的基础。所以有了“车同轨”，必是会“书同文”。到了“书同文”的时代，一定会“行同伦”的。但是这一个人类文化大同的运动，在国家生活的当中，常常是用武力为推进的动力。我们看世界文化的交通，不晓得藏着多少悲惨的战斗历史。这盲目的战斗，如果是文明的民族战胜了，文化的推行，自然特别顺当而且迅速。然而历史上的事实不是如此。山蛮海寇侵夺文明民族的生活本据，残破文明民族的工作成绩，使文化的进展，一退几百千年，这样的事实，历史上不知多少。所以文明民族如果忘记“奋斗”，忘记了“武力是文化推进的原动力”，这就是“文明的堕落”。“自然”所要的，只是人类的努力，人类的生存。“自然”是大公无私的，它不单是不私于野蛮，它也不私于文明。它只要惩罚堕落，惩罚文明的浪费者，惩罚懒惰而不努力求生存的人。为生存而奋斗的，自然给他生存；为文化而奋斗的，自然给他推广文化。除此而外，自然不给他什么，也不听从他什么。

  62 当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日本地面，还是穴居野外的生蕃，便是他所谓天孙民族的这个阶段，还不知是在何处。然而中国文化输入日本而后，不过经过一千几百年，他便造成了日本民族的统一。如果把一个日本三岛，当成一个世界来看，就是已经造成了一个大同的文化，而旁边的中国民族，一天比一天堕落。最初赐文化给日本的朝鲜，更是堕落得不成样子，如果不衰，谁敢去问他鼎的轻重。中国民族如不衰败，日本何敢起侵略中国的野心。蒙古灭宋，这是刺激丰臣秀吉的最大事实。满洲灭明，英法侵略中国，两次订盟城下，是引起西乡隆盛等的野心最大的事实。自此而后，日本的内政一天分明似一天，进取的能力，一天增加似一天，帝国主义的雄图，油然兴起，而历史上的传统政策，便确实进行起来了。

  63 在日本维新之前，俄国的势力从北方压迫到日本来。这个时候，日本志士当中，已经生出一种防北的主张。开发北海道的政策，就是由此而起。这防北的政策，就是北进的基础，北进的道路，不用说是跟着神功皇后、丰臣秀吉以来的传统政策来的。他们惟一的目的，就是征服高丽，侵略满州。在明治元二年，已经有几个很狂妄的武士，主张日俄联盟瓜分中国。后来中国的国力，一天衰似一天，满清统治能力的薄弱，已经被日本看透了。中法战争的时候，中国连战连胜，依然北京政府要忙着割地赔款，这样的情形，哪里不引动日本的轻视呢!不止此也，此时俄国势力的南下，一天紧似一天，如果日本不努力南进，他也怕唇亡齿寒，占了满洲的俄国，一定向高丽进取，以那样腐败的朝鲜王室和两班，哪里挡得起俄国的一蹴，所以他们的北进，也可以叫着实逼处此。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两次的大战，他们也是拼着民族的兴衰、国家的存亡来的。毕竟中国和俄国，都是世界的大国，以小抗大，而且是抗十倍之大，难道日本人真是疯子，一点不会作退一步的想吗？前进是生路，后退是绝路，他们也是算清楚了的。

  日本开国进取的方针，不只是北进的、南进的策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在幕末时代，压迫日本的外国势力有两个，一个是从北方来的俄国，一个是从南方来的英美诸国。从大陆来的俄国，引起日本的北进，而从海上来的英美诸国，便引起日本的南进。其实这两个名词，还是不很妥当，我们还是说它是“大陆进取政策”和“海洋进取政策”要明显些。代表大陆进取的是陆军军人，当然代表海洋进取的是海军军人了。中日战争之后，北进的政策，被三国干涉阻止了，而南方得了台湾，成为他海上进取的基础。日本的移民政策，便随着商业的关系，拼命向海外求生路。然而生路是很少的，布满了美澳两洲的“排黄运动”，不单是阻止着中国人的求生之路，也是阻止着日本人的求生之路的。所以这若干年的当中，日本在美洲的发展，也只有挤开一些中国人，得着一点苟存的地位，并不纯为东方民族创得一些基础。太平洋的欧亚人种竞争当中，处处包含着中日民族的竞争。我们每看到日本人排斥海外华侨的言论，不惟引起我们一种愤恨的心理，并且使我们想到日本也是东方民族，何以竟没志气一至于此，真不由不替东方民族叹息了。

  64 由日本战胜的结果，打破了东方民族不能战胜西方民族的催眠术。全东方的民族，都活泼地动作起来，世界民族革命的新潮，从此开始。因为俄国战败的结果，才造成英法协商和三国协商，继续五年死亡二千万的世界大战，以及俄、德、奥、土四大帝国的倒塌，都由此而起。

  65 何以一个帝国的大军阀领袖，一个民国开国的革命领袖；一个军国主义的权化，一个三民主义的宗师，会如此互相谅解呢？他们两人的互谅和互信，不是在学术思想上，不是在国家思想上，而是在以东方民族复兴为根据的世界政略上。桂太郎和中山先生密谈，前后约计十五六小时，桂太郎的话的要点，我可以记出来：“在清政府的时代，东方的危险，固然到了极点，同时失望也到了极点。那样腐败的朝廷和政府，哪里还可以有存立发展的希望。而西方的努力尤其是军国主义大陆国的俄国，以最强的武力从北方压迫下来，海上霸王的英国，以最大的经济力从南方压迫上来。这个时候的日本，除了努力图自存而外，更无他道。而自存的方法，断不能同时抗拒英俄。幸而英俄两国，在亚洲的地位，立在极端冲突的地位，使我得以利用英俄的冲突，和英国联盟，居然侥幸把俄国打败了。俄国这一个敌人，不是东方最大的敌人，而是最急的敌人。打败了俄国，急是救了，以后的东方，便会变成英国的独霸。英国的海军力，绝非日本之所能敌，而英国的经济力，绝非日本之所能望其项背。

  我在日俄未战之先，极力想法造成日英同盟。现在日俄战争的结果既已分明，而日英同盟的效用，完全终了。此后日本绝不能联英，而英国更不用联日。在太平洋上，英日两国，完全立于敌对地位。此后日本惟一之生路，东方民族惟一之生路，惟有极力遮断英俄的联结，而且尽力联德，以日德同盟继日英同盟之后，以对英作战，继对俄作战之后，必须打倒英国的霸权，而后东方乃得安枕，而后日本乃有生命。此生命问题，非独日本，从鞑靼海峡到太平洋，全部东方民族的运命，皆以此计划的成败而决。现今世界只有三个问题，土耳其、印度、中国是也。此三国皆在英国武力与经济力压迫之下。然而只须解除其武力的压迫，则经济力之压迫，完全不成问题。盖此三国皆真可以成最富的生产国之要素，此三国皆不能为日本助。中国有可以为日本助之道，而此数十年来，内政既不修明，利权复任意放弃，且持其远交近攻之策以临日本。中日之战，中国如强，则绝不会有日俄之战。中国若强，则应为中日俄之战，或中俄之战，而不致以此牺牲，归之日本，我可断言。此两战者，日本不过以人民死生拼国家存亡，岂足以言侵略。若中国不强，而甘受欧洲的侵略，且将陷日本于危亡，是可恨耳。

  我有鉴于此，故前年有俄都之行。余之赴俄，世间谓余将作日俄同盟。余诚欲修好于俄，然同盟何能成，成又有何用。我所计划者乃是日德同盟。我因既不能以此事假手于人又不敢往德国，惹人注意，故与德政府约在俄都讨论政策，乃刚到俄都，先帝病驾，速以急电催回，事遂一停至今，真是一个绝大恨事。但我一日握政权，终必做成此举。此为余之最大秘密，亦为日本之最大秘密。倘此事有半点泄漏，日本将立于最不利的境地。在日德同盟未成之时而英国以全力来对付，日本实不能当。我刚才听见先生所论、所劝告日本之策略，不期正为我志。我在日本国内，从不曾得到一个同志，了解我的政策。今日得闻先生之说，真大喜欲狂。中国有一孙先生，今后可以无忧。今后惟望我两人互相信托以达此目的，造成中日土德奥的同盟，以解印度问题。印度问题一解决，则全世界有色人种皆得苏生。日本得成此功绩，决不愁此后无移民贸易地，决不作侵略中国的拙策。对大陆得绝对的保障而以全力发展于美澳，才是日本民族生存发展的正路。大陆的发展，是中国的责任。中日两国联好，可保东半球的和平，中日土德奥联好，可保世界的和平，此惟在吾两人今后的努力如何耳。

  现在中国的境遇如此，国力又不堪用，先生的羽翼又未成。刚才所云助袁执政云云，以我所见，袁终非民国忠实的政治家，终为民国之敌，为先生之敌，然今日与之争殊无益而有损。如先生所言，目前以全力造成中国铁道干线，此实最要的企图。铁道干线成，先生便可再起执政权，我必定以全力助先生。现今世界中，足以抗英帝国而倒之者，只有我与先生与德皇三人而已。

  这一件事，在政治道德上，中山先生和我始终守着秘密。直到桂太郎死，欧战发生，日本对德宣战，先生才对亲信的同志谈过。我们把桂太郎的话看看，再把欧战前后的事情想一想，假若桂太郎不死，东方的局面，可说绝对不是今天这样的。现在日本这一般政治当局，无论是政府的大臣，是政党的领袖，都是些随波逐流，没气力、没志气、没计划的普通政客。一天到晚，只把如何取得政权、如何保持政权作成惟一的目的。日本民族的将来，东方的将来，世界的将来，他们绝没作过打算。政治人才拂底的日本，前途的确是可危极了。至于中国今天在政治上的人们，或是永不读书，或是读一句书，喊一句口号。政治是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业，又岂是这样所能成的，真可叹呵!

  他的努力，是平常人所绝不能及的。他一天睡眠的时间很少，他的刻苦用功，只有“手不释卷”四个字，可以形容，不是看书就是测图，此外就是静坐。他是一个很热烈而诚挚的神教信徒，他确信信仰是一切道德的极致，在一切修为中，有最大威力。他的宗教思想，当然是纯日本式的民权神权论，正是素行派哲学思想的余脉。不过他不是一个理论的信者，而是一个情意的信者，在仪式上，和普通日本信神的人一样，完全是受佛教的感化。

  他是这样一个人，何以总理和他那样交好呢？这也完全是在政治的主张上，他是一个很热烈的南进论者，同时他是一个排英美的论者。他的南进论和排英美论，完全是立足在有色人种的复兴上面。他不是讲大东洋主义，为是讲大亚洲主义，也不是讲大日本主义，而是主张人类的平等。他以为“人类都是神的子孙，文化是人类共享的工具，世界不容一种人专横，文化不容一种人垄断”。他在政策上，和桂太郎大略相同。他以为日本不可以造成陆军国，而且不能造成大的陆军国。日本人的运命在美洲澳洲。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除是土耳其、印度、中国三个大民族都完成了独立，打倒了英美的霸权，要海上的自由完全实现之后，诸大陆的移往自由才能实现。所以他在这一个论据之下，极力盼望印度的革命成功。他认为印度的革命成功，是东方民族复兴的总关键。如果印度的革命不成，其他的一切努力，都不能完全有效。他在这一种观点的下面，和总理成了很好的朋友。他对于总理的革命事业，在物质上、精神上，都有了不少的援助。而他之援助总理的革命事业，是很纯洁的，不单是不含有半点策略，并且不带有半点虚荣，至今日本人很少知道他和总理的交谊如此之深，也足以表明他是做事不求人知的。

  66 我们要晓得，近十五、六年以来，跨国的政局变动，没有一回不是受外力支配的

  67 “操之自我则存，操之于人则亡”，中国人失却了建国的能力，这是一个最大的证据。所以总理说：“不平等条约不废除，中国不能够得到民族的平等，国家的独立，则永无统一的日子。中国不统一，最大原因，是中国人自己失却了自信力而甘心受制于外国。同时一个外来的原因，就是掌握着最大的兵力财力的外国人，以不平等条约为工具，以中国人无自信力为机会，而来中国捣乱。”这是的的确确的。我们在前面许多叙述当中，总应该看得出，日本何以能强，何以能统一，何以能吸收欧洲的文化，把他组织起来，变成日本统一的民族文化，这完全由于日本民族的自信力。“信仰”是生存的基础，“信力”是活动的骨干。这种地方，是中国人应当切实反省，努力自新的。

  68 自从欧洲战事发生以后，欧洲列强，没有一国能在中国作政治的活动，于是中国的政治问题，完全被日本人操纵着。操纵中国政局的中心人物是谁呢？这是我们所不能不知道的：田中义一大将

  69 中山先生在日本的时候，对于田中，也是很属望的。中山先生向来对于任何人，总时时刻刻作他的同志。因为中山先生不承认世界上有坏人，也不承认世界上有不能变易的人，他认为一切人类行为的错误，只是“不知”，如果知了，他一定能行。

  日本的地位和力量，足以左右中国的时局，并且可以障碍中国一切事业的进行，阻止一切事业的成功。尤其在每一次战事发生，日本人必定操纵了中国全国的交通。参谋本部的武官，是布遍了各处重要都会。各方面的领袖人物，都和他的驻在武官发生关系。而那些驻在武官，也乐于和领袖们发生关系的。无论在怎样困难的地方，他们可以有通信的自由。无论什么地方的变动，他们总得着最快的情报。在中国地方，政治军事的情报，最确实而最迅速的，恐怕要算日本的参谋本部了。

  70 革命运动一方面是事实，一方面是思想，这两件东西，都有同类此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可能。

  71 至若日本的资本家、商人，一切对中国、在中国的言行，更不用说和田中中将的言行，关系非常密切。日本现代资本家的来路，在前面几节的记事当中，已经略略画出一点影子。自倒幕的时期以至于欧战发生为止，日本的资本家，仅可以说是御用商人而不是独立的事业，一举一动，当然以政府尤其是和陆海军当局的意志为目标的。

  72 我们看得出一个民族的生命，最要紧是他的统一性和独立性，而这统一性和独立性的生成，最要紧是在于他的自信力。一代的政治运动也是如此。如果一个团体，一个团体的运动，乃至一个政治家的活动，失却了统一性和独立性，失却了自信的能力，结果一定是失败。不单是失败而已，因为这一种没有统一性独立性的运动，在社会各种阶级各种组织上面，只有生出无目的破坏而一败不已，失却“自动力”的社会，任何道德，任何制度，都不能建设。日本民族之所以强与中国民族之所以弱，完全以此为分际。总理这四十年的努力，要点在何处呢？就是要唤起中国民族的自信心，造成中国民族的统一性和独立性。革命是创造的、是建设的、是独立的、是统一的；三民主义是自信心的保障，是独立性和统一性的保障。中国人不能彻底接受三民主义，就是因为“不自信”的缘故。

  任何帝国主义在中国能够操纵，都是利用中国人的这种弱点。不单是帝国主义者，一切外面的势力，能够侵入中国，来压迫中国的民众，捣乱中国的政局，或是拆散中国的社会，其根本的原因，都是在内而不在外的。袁世凯以下，若冯、若段、若张、若岑、乃至今天已失败的吴佩孚，在失败中的孙传芳，一切等等，他们的特质在哪里，就是原是一个中国人而没有中国人的自信，只能作依草附木的生涯，只能倒向外国人的怀里去。共产党的最大缺陷，亦复如是。我们看中国青年这几年来，的确是觉悟了，动起来了。由中国的文学革命一个口号所提起来的青年自觉，的确有很强的自信力含蓄在青年们的思想里。但是一个朦胧的黎明运动，一旦由中国民族独立运动的意识，变成第三国际支配的意识的时候，他的自信力便完全消失，而独立性和统一性便完全失却。由思想上的缺陷，生出实际的缺陷。这些走错路的青年，以为中国的革命可以在俄国支配之下来成功，正和政学系研究系在民国四、五年倒袁运动时候，倒向日本人的怀里去没有两样。

  73 我们看看日本的维新。在思想上，中国人普遍总晓得日本人是受西洋很大的感化。法国的自由民权说，鼓励日本的维新；而德国的军国主义的思想和制度，成就日本的维新；但是始终日本的重心是日本，日本的基础，是建设在日本。巴黎并没有能够指挥日本，柏林也并没有能够指挥日本。如果有了这一天，就是日本的亡国，并且会是亡种。我们再看俄国的革命怎么样。德国的思想在任何方面，都供给俄国以很重大而紧要的资料。并且俄国一九一九年革命的发动，还是起自柏林。然而一旦成为俄国革命的时候，俄国的一切，都是支配自己。俄国的革命党，立刻建设起一个革命中心的莫斯科，他们不单要支配俄国，还要支配世界。柏林是不能支配俄国的。“堡”的地名，都变成了“格拉德”，乐用外国语的陋习也改变为歌诵俄国语了。以共产主义、世界主义相号召的俄国革命是如此成就的。土耳其的革命，更是明显了。他们惟一的目的，就是打破外国的支配。从倒袁运动起，直到今天，除了总理孙中山先生和真是他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势力而外，在中国一切政治的势力，都是受东京的支配，听东京的指挥的。这一个现象，一变而入共产党操纵的时代，一部分政治军事势力，又甘心受莫斯科指挥。并且从人的系统看，从前许多愿受东京指挥的人，也很容易变为受莫斯科指挥。

  这一种亡国的精神状态，真是可伤呵!

  即以用客卿一件事论，我们看得很明白。在交通发展的时代，凡是建设新国，绝没有不取材异国所能成功的。但是有一个绝对条件，就是自己去用它。日本维新建设的内容，并不是靠日本人的智识能力去充实起来，而是靠客卿充实起来的。军队是德国人替他练的，军制是德国人替他定的。一切法律制度，在最初一个时代，差不多是法国的波阿索那德顾问替他一手造起的。然而指挥、统制、选择、运用，都是在日本人自己。当初总理是最主张用客卿的。自南京政府时代，直至最后，没有一次总理执权的时候不用客卿，然而终是总理用客卿而不能看见有被客卿所用的事。却是北京政府就不然了，我们看北京政府下面的客卿有两种，一种是由条约上的关系来的，这不是客卿，而是外国派来的统监，一种是自己自由聘定的，这就只有请他们坐在那里：永远是顾而不问。前者证明北京政府的懦弱，后者是证明北京政府的腐败。我可以断言，今后我们要革命，必须要用客卿，不单要用而且要用很多。然而如果不是用客卿而被客卿所用，就是自杀，更深一层说，如果不能造成一个有任用客卿能力的政府，没有具备这一种能力的领袖，我们的建设，是绝对不能起的。现在我们很看得见，国民党同志当中，有两种大毛病，一种是拜倒在客卿门下，一种是绝对不敢用客卿。

  前者是没志气，后者是没能力。没志气的人不足以革命，没能力的人不可以革命，这是很的确的论断。

  74 日本有一些人——于藩阀、财阀有关系的人，在前年去年，对于中国抱着一个假想，他们认定，“中国的政治如何变化，和日本有极密切的关系，中国的政治，如果不能受日本的支配，是非常危险的。但是从前所取操纵北京政府的政策，事实上失败了。何以会失败，便是中国事实上不能统一，以事实不能统一的国家，单想操纵一个京都的政治来支配全国，这是绝对办不到的。而且因此生出中国人民的反感，实际上反而受打击。从前的二十一条的中日协约，就是一个失败的例证。即使没有《二十一条》，日本在中国的地位，也不能小过今天，少过今天。而因为有了二十一条的名义，倒反而妨碍了实际利权的获得。以后对于中国，爽性不取操纵中央的办法，而另开门径。但是有一个要点，就是如果革命运动成功，中国由革命而得统一，则必于日本不利。所以必须使中国革命势力，不得统一。现在中国的各个势力当中，张作霖的势力，是日本势力在中国的一个基础。但是中国绝不会统一于张作霖，此外藉英美势力而想作武力统一的吴佩孚，也必然失败。在中国的势力，目前最确实的，就是一广东的国民政府，长江的孙传芳，东北的张作霖，西北的冯玉祥。国民政府的势力向北，冯玉祥的势力向南，如果这两个势力把长江孙传芳、吴佩孚的势力打倒而得联络，则统一的国民政府成立，张作霖的势力，始终是不能维持的。为应付这一个局面，日本应该要扶植孙传芳，有统一长江的势力，把孙传芳造成日本的第二个张作霖，以阻隔南北两个革命的地理上的连接。”

  日本的佛教思想，固然不是印度的佛教，也不是中国的佛教。受过王权时代的公家制度和封建时代武家制度两重感化和神权的民族思想陶融的日本佛教，完全变了样子。明治以来虽然经了神佛分离一个很大的制度变革，然而民间的思想，依然是神佛混合。

  75 我们看纽约、华盛顿，是西半球的两个中心，伦敦、巴黎、柏林、罗马，是欧洲政治的四个中心。莫斯科和东京，是亚洲政治的两个中心。安卡拉是正在努力想造成一个亚洲中心来的，前途如何，不止在土耳其而尤其是在全世界的回教诸民族。中国不单造不出一个世界中心，而且造不起一个全国的中心。全世界正在预备极大的战斗，这一个大的战斗，主要的问题，就是被压迫的十二万五千万民族能够站起来自己造成政治支配的中心不能够。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国，就是这中心问题的中心。然而只成了问题的中心，而不能造成一个力的中心，于是四围的“中心力”，都向着中国来吸引。失却自己支配的中国民族，一逢着他力，便被吸引，逢着强大的他力，便很快很大的被吸引。而来吸引中国的中心力，当然是互相冲突，吸引力愈大的，当然冲突愈大。英国这一个势力，是压迫中国最大的势力，同时也是吸引中国最大的势力。在太平天国战后，中国人的精神被英国的势力完全吸引住，使中国人连压迫的感受都失却了。长江和南方一带，崇拜英国、迷信英国，成了一种风气。只是北方还不能被吸引干净，野蛮的抵力一变而为义和团，及义和团失败，这一个抵抗性也消失干净了。直到民国十四年为止，全中国的人心可以说是被英国吸引住，一动也不能动弹的了。

  近三十年来，东京是很显明地，取得了东方政治中心的地位。虽然他们的力量，依然屈服在全欧洲的势力之下，而尤其是在伦敦的政治力吸引之下，加藤当国的几年当中，这个趋向，尤其是很明显。然而他自己统一的力量已经很确实，对于中国，已经由压迫而生出了吸引的作用。十几年来，中国任何政治变迁，没有不从东京的打算上影响出来。最近七十年的东方史，前半是日本对俄国卧薪尝胆的争存史，后半是日俄两国在中国的争霸史。而世界战争之后，又进了两国的新争霸时代，没有出息的中国人的心理，不向东京便向莫斯科，这是一个召乱召亡的心理。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东京的政权，落在军国主义者的田中大将手里，一就总理的职，立刻便跟着英国对上海的政策而对山东出兵，而召集在中国的外交陆军人员会议，而对满蒙决定积极政策，陆军大将内阁总理兼外务大臣的田中义一，恐怕是要变成第二个塞尔维亚的中学生罢!

  76 一个人的生活，不能是单靠理智的，单靠理智的生活，人生便会变成解剖室里的死尸，失却生存的意义。而尤其是一个国民、一个民族的生活，绝不能单靠理智的。民族的结合，是靠一种意识的力量。这一种意识的力量，当然是由种种客观的事实而来。但是种种客观事实的观察和判断，不变成一种主观的意识时，绝不发生动力。“观我生”“观其生”的观，如果不到得自强不息的精神上来，什么“省方”“观民”“设教”都不能生即生，也不能久。理智仅仅是观而不是行，理智的世界是静的而不是动的。不过一切情感的意识，活动的意识，如果不经过理智的陶融，则感情不能“醇化”。不能醇化的情感，就不是文明的作用，而只是动物性的本能作用。然而缺乏了情感的人，永不能创造理智。缺乏了情感的社会，也不能作生活的团结。一个人一个社会的创造进化，都是靠着这醇化的情感来推动来组织来调和，程度和方面有不同，而其作用只是一样。信仰的生活，是个人和社会的进步团结最大的机能。总理说主义是“信仰”，就是很明显地说明冷静的理智不化为热烈的情感时，绝不生力量。我们在无论什么地方，都看得出日本人的民族意识是很鲜明的。

  77 人生是不是可以打算的？如果人生是不可以打算的，我们何必要科学。如果人生是可以专靠打算的，人们的打算，自古来没有完全通了的时候。空间是无量的，时间是无尽的；任何考古学者，不能知道星球末成以前的历史；任何哲学者，不能知道人类绝灭的时期；任何天文学者，不能超过现代的机械能力，测算无尽无量的宇宙。人是要生存的，打仗是杀人的事，在战斗的进行上，人人都晓得强制的命令是必要的。有一个军官说：“没有统一的命令，谁肯去打死仗。”我要问他，“如果大家都不服从统一的命令，效力在那里？”如果失却了信仰，发命令的指挥官，也可以私自脱逃，受命令的士兵，更可以全场哗变。读《扬州十日记》的人，该晓得那时候五百个满洲兵，断没有屠杀扬州的能力。读《桃花扇》的人，看到四镇兵哄的时候，该晓得失了信仰的命令，不过是等于烂纸堆里的臭八股。完全不要打算是可以通的吗？迷信枪打不尽、炮打不伤的义和团，倒底敌不过钢弹。所以打算只是生的方法，不打算是生的意义。“迷”是没有理智的意识，“信”是醇化的感情的真力。我们如果知道人生是“力”的作用时，便晓得信仰是生活当中最不可少的条件。“自强不息”是自信力的工作，“厚德载物”是自信力的效果。只有信仰，才能够永生。只有信仰，才能够合众。

  人的生活是时时在死灭的当中。如果人人专靠着一个打算时，何处去生出死里求生的威力？

  78 这样一种打算的国民，哪里去找信仰，这是“迷”极了的一群愚人，是愚极了的一群弱人，是弱极了的一群没有将来的半死人。把这样的迷信做对象去反对信仰，是中国人的一个极大的错误。信仰是无打算的，是不能打算的，一有了打算就不成信仰。尤其是一个民族，在生存竞争剧烈的当中，如果人人这样打算着，绝没有人肯拼着必死自己炸沉了自己的船去封锁敌人的军港，决没有抛却有一切所得去研究目前没有一样效力的纯正学问，决没有人舍了自己的财产去救济社会国家的危难。“下井救人是不行的”，这是中国人普通的观念。如果没有下井救人的决心，连不下井而救人的方便事也没有人肯去做了。”下水思命，上岸思财”，这一种打算的民族，何从产生奋斗的精神，何处去创造永久的历史，一切思想行为，何从有彻底的究竟。心里想共产革命，口里说国民革命，手里作的是个人主义的生涯，这一种矛盾的虚伪的生活，是从打算里来的谬误。

  79 在生死过程当中的“食”的问题，尚不足与之比大。性生活的虚伪和打算，可以说是生存意义的错误消失。一个民族到得把男女关系看成游戏时，他的生存意义已经衰弱。到得在男女关系上面只剩得一个打算的时候，他的生存的意义，可以说是完全绝了。

  80 自杀是一件顶懦弱顶愚蠢的行为，是最无自信力的行为，而且是最贪生的结果。如果一个人生存的能力是强的，具备一个顶天立地的信仰，把宇宙人生，看得透透彻彻，一往直前，毫无愧怍地行过去，无坚不破、无敌不摧，什么恶魔，也都可以服下去，何至于在生死的道途当中，恐怖忧疑，至于怕死到极点贪生到了极点的时候，走到“不敢生存”的绝路上去。固然社会的一切制度，一切习惯，足以在有形的无形的上面，压迫着个人，使个人社会的生存，生出不可救的缺陷，于是把个人逼到自杀。然而这一种“社会的生存意义上的缺陷”，如果个人不是在外的生活上自己造成缺陷时，内观的心理上，也决不会体认出罪恶来，而自己苛责自己，至于自刑。倘若很真确的认识缺陷是在社会，那么自己的生命的意义，也可以体认到和社会同大而敢于对社会作一个紧对手的敌人去摧破他。如果斗不过而死，还不失自己承认自己生命的意义。所以最贪者莫过于自杀，最弱者莫过于自杀，最无自信者莫过于自杀。在人道的意义上，最残忍的更莫过于自杀，在精神的生活上，最矛盾最纷乱而不能统驭的心理无过于自杀。佛家说，“一切罪恶以自杀为最大，杀人尚有成佛之因，而自杀决无成佛之果。”这一个判断，是从很多方面判断而下的总评，的确是确当的。

  我们可以说，“自杀的观念，在最和其他民族不同的地方，最最看得出日本人的特性，而这一个特性，最足表现日本人的强点。”我这一个观察，并不是批评自杀者的本人，而是就他的观念上看出他背后的社会生存意识的特质来。

  日本人的自杀，我们可以用两种区分来研究。一种是普通和别的民族没有分别的，懦弱至于不能生存，乃至不敢生存的自杀，属于这一种。一种是很特殊的，在自杀者的心理状态上，舍得有一种积极的意义，物质无常和精神常住两种观念，很明晰地现出在自杀者的意识上面。

  日本人的切腹，决不是如此的。切腹是痛苦最多的、积极的，必须努力而后能达到目的的自杀方法。自杀者在死的时候，还是积极的保持住很明晰的生存意识，很坚强的奋斗精神，到最后一刹那为止，不愿意抛却努力的义务，不使身体有倾斜，不使十字纹有偏倚，不把使用后的武器随意散乱着。生存中作他生存意义的主义，是贯彻到底，更不存在着自杀途中幸而得救的打算。由思想所生的信仰，由信仰所生的力量，继续到他最后的一刹那。

  81 中国国民战斗能力的确是增进好多了。我常说：“这十几年来国内的战争，在几十年回头一看，才可以晓得为了要训练国民战斗能力而设的真剑演习。其他一切个人的地方的乃至党派的目的，都不是要造成这种真剑演习不能不有的动力。而真正的目的，是目前的人们所不能知道的。”这个批评，我总希望他是真实的。但是生存的意义上如果没有一个大的革命，这一种战斗的训练，对于民族能力的增加，功效是很小的。士兵们为了十几块钱，官长们为了升官发财，子女玉帛，把这些很小的打算做全部意义的战争，正是太过把生命看得轻了。古人说：“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这两句话或者说明的方法不完全，然而要在物质无常的上面，建设精神常住，在小我的里面，显出宇宙我的力量，实际些说，就是要离却了个体生死的观念而置重群众的生死，如果这样主义的战斗观念不彻底、不坚强，民族战斗力不会增加，打算的竞争，当不起不容打算、不能打算的战斗。中国人在过去一千几百年当中，所以敌不过四围强蛮小民族的缘故，都是为此。这一回的北伐战争何以一到长江，便生出很多破绽来？固然英国的压迫、日本的压迫、共产党的压迫，这三个大压迫是使我们失败的原因。

  82 我们要用精密一点的话来讲，就是“能把一切私的计算抛开，把永久一切的生存意义建设起来，从死的意义上去求生存的意义，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死的军队，就是革命军”。信仰的形式和内容有不同，而目的只是一样。一个民族，如果失却了信仰力，任何主义，都不能救得他起来。”要救中国，要把中国的自信力恢复起来。”这一个伟大而深刻的精神教育，在今天总应该有人明白了罢!

  83 这几年来中国的思想界，庞杂极了，但是我们看得出一个很大的进步来，就是从前一切战斗，没有达到思想战争的地位。思想的战争，只是限于思想的形式，不曾晓得思想就是生命，思想不统一，则是生命不统一，思想的不同，可以生出很悲惨激烈的战斗。这过去三年的经过，在十五年来民族战斗力训练之真剑演习上，加上更重要的意义了，现在训练到作战基本动力的思想上来了。思想不是纸上的空谈，不是不负责任的儿戏，是生命的中心。思想不变成信仰时，不生力量，不到得与生命合为一致时，不成信仰。鄙弃信仰的唯物史观，决不能说明人生的意义，更不能说明民族生存的意义，伟大的三民主义，伟大的民生史观呵!

  84 人类的生活，除了信仰生活而外，最要紧的，要算是“美的生活”罢。“据于礼，成于乐，依于仁，游于艺，……”这四句话说明文明的要义，可算是精微了。

  85 人类的生活，决不是无情趣的、无机的一个形骸，他成为生活的缘故，是要有一个生活的机能。生存意识是生活机能的主体，而生活的情趣更是推进生活的动力。所以一切生物，号为“有情”，真是很巧妙的学语。一代的革命，是改革一切社会组织的制度。但是在社会组织的制度未改革之先，推动社会生活的情趣，必然先起一种变化，生一种的改革。信仰生活的革命和艺术生活的革命往往先社会制度的革命而起，后制度革命的改革而成，到得它完成时，又是变化将起的时代了。这样递换不已，就成社会的进化。

  86 艺术生活了，诗歌、音乐、绘画、雕刻、园林、建筑、衣饰乃至一切生活的形式，无处不有美的必要。美是人类文化的一个最大的特质，也是一个最大的需要。把“美”的意义却除了的时候，将无从去寻人类文化的原素。我们看一切生物，它都具备特殊的“色香”，而这特殊的色香，一面是它生存必须的工具，同时更是推进它的生活的动力。

  87 民族的特性，表现得最明白一点不容假借的，是在他的信仰生活和艺术生活两方面。同是一个宗教，传到异民族的社会里，它的性质，完全会变了一个。中国佛教和日本佛教的不同，是很明显的。不单宗教如此，宗派也是一样。中国的禅宗和日本的禅宗，无论僧侣居士，都完全不相同的。中国的禅和尚禅居士，不是晋人的清谈，便是宋儒的性理，等而下之，便是借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参微妙，不借修为为口实，伪造禅机欺骗大众。日本的禅和尚禅居士，何尝不是有很多的毛病、很多的虚伪。在武家时代那一种真创的斗争社会中，坐禅、剑术、柔术，都成为斗争的精神训练的要义，而禅定可以变为军队的最高统率，剑术的最高的秘奥，战斗的最高策略。无论你自己说是怎样高明的禅师，要在“战斗”和“死”的考试上不落第，才可以算为初等及第。艺术生活上，看出的特质，也是多极了。他的特质如何，我们可以看出两点：一点是战斗的精神，超生死的力量；一点是优美闲静的意态，精巧细致的形体。前者是好战国民战斗生活的结晶，后者是温带岛国之美丽的山川风景的表现。如果用时代来说，前者是武家时代的习性，后者是公家时代的遗音。就地方来说，前者是表现东国和西南国的短衣，后者是表现京都的长袖。固然这种分别都不是绝对的，而且横的交通、纵的遗传的变化，经过很长久的时期，已经由混合而化合，造成了一种不易分析的日本趣味。

  88 。然而我想称赞他一句话，就是“日本人的艺术生活，是真实的。她能够在艺术里面，体现出他真实而不虚伪的生命来”。我远想称赞他们一句话，就是“日本的审美程度，在诸国民中，算是高尚而普遍”。如果我们从他的德性品格上去分析起来，崇高、伟大、幽雅、精致，这四种品性，最富的是幽雅精致，缺乏的是伟大崇高，而尤其缺乏的是伟大。中国古代人说起美的对象，总是举出日月星辰，碧霞苍穹来，什么满天星斗焕文章，也是用来形容美术的惯语。大平原的国民，审美的特性，当然如此。至若山川美的丰富，在这样一个大陆的国家，更非岛国可比。日本人标榜为美的极致，不过一个富士，伟大祟高，也不足比中国诸名山。不过他在一个海国山地当中，溪谷冈陵，起伏变幻，随处都成一个小小丘壑，随地都是供人们的赏玩，而这些山水，都是幽雅精致，好像刻意离琢成功一样。这样明媚的风光，对于她的国民，当然成为一种美育，而自然的赏鉴，遂成为普遍的习性。《徒然草》的序文上说：“在花间鸣的黄莺，水里叫的青蛙，我们听到这些声音，就晓得一切有生的生物，没一样不会作歌。”这一种自然审美的趣味，在日本的确是很普及。不过气局褊小，没有平原广漠，万里无云，长江大河，一泻千里的气度，是他一般的缺点。

  89 我们看许多亡了国几千年的民族，乃至移转了几万里的民族，而至今仍旧能保存他多少古代艺术的面目和审美的特性，如果具备这一种能力的民族，她的保持民族质量的力量，都具备相当的伟大。并且我们要晓得一种特殊的美术的成立，必定是要经过很长的年月，很多种类、很多次数的文明混合。而在调和和创造的上面，又必须保持着一种或数种民族要素的纯洁性，尤其最要紧的是她的血统的纯洁性，然后才能够达到文化的烂熟期而成就一种特殊的美术。日本的美术构成的成分是很多种的，中国美术和印度美术，不用说是最基本的要素。但是尤其要紧的是日本民族的特殊性。只要是稍微对中日两国的美术有过一点经验的人，无论是对于哪一种的作品，或是音乐、或是绘画、雕刻、盆栽、插花、书法，都能够一眼便看出它是中国的或是日本的。

  90 日本人对于自然美的玩赏，是很有一种微妙的情趣的。最使我们注意的，是造园、盆栽、生花。把某处的天然风景缩小若干分之一成为一个园林，把某处的某一株松柏的奇古形态作标本造一个盆栽，把某一家的画法作基础开出一种生花的流义，这些还是顶普通的外形。在这当中，更潜伏着很特殊的想像力和创造力，使死的东西添出生意。胡床边的篱落，决不使我们生城市山馆的厌气；优美的茶间当中的瓦壶竹档，决不使我们发生瓦盖草堂的恶感；村落间墙壁上贴着的浮世画，决不令我们觉得有看三官神像那样的劣等情绪；乞食的穷和尚，吹着古韵悠扬的尺八，比之我们听宣卷，要生几十倍的耽想中古时代历史。

  这种种地方，都是人人很容易觉察得到的。

  91 中国文化输到日本，二千年的当中，发展的成熟期，大约可以分为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完全模仿唐制的公家时代，所谓平安朝的文化，可以算是最成熟的时代。这一个时代里面，一般人民所接受的中土文化，只有被支配的法令、被宣传的宗教。所以由统一的典章制度和学术的宗教信仰两种很艰深的文化成熟起来的艺术，是贵族的专有品。从种种方面看，我们都认识得出他们的内容决不浅薄，形式也决不鄙劣。然而范围是很狭隘而气力是很微弱的。到得这一个文化烂熟了，便发生本身的破产。公家制度的衰颓，就是他文明腐化的证据。很像中国建康临安时代的金粉文明，一样是充满了亡国败家的气象。于是政治上的统治，当然不能维持而变为群雄争伯的时代。制度文物在杀伐争战的当中，黑暗了几百年，直到得太阁统一群雄，家康继承霸业，丢开了腐败堕落的西方，在荒野的东海之滨，造出一个簇新的江户文化，这是我们很值得注意的。我们要看得见日本文明的建设，是在很低级的民族部落时代，硬用人为的工夫，模仿中国最统一最发达的盛唐文化。这一种建设，当然不容易使民众咀嚼得来的。由统一的公家制度变为分裂的封建制度，就中国的历史比较起来，很像是开倒车。其实把当时日本社会组织和文化普及的范围看来，便可以晓得封建制度的产生，是各地方需要文化，普及的自然要求。

  所以后来德川三百年的治世，不特把日本民族的势力结合起来，而且把从前垄断在京畿一带地方少数贵族手里的文化，普及开来。就艺术上，在德川中叶以后，民间文学民间美术的发达兴起，是日本空前的巨观。而且这一个时代的特色，是一切文艺，都含着丰富的现实生活的情趣。同时一切制度文物，也都把“人情”当作骨子。日本民众好美的风习和审美能力的增长养成，确是德川时代的最大成绩。研究他的现象和因果，是日本史上一个最专门而且重要的问题。我没有作详细批评的能力，也没有作精深研究的工夫，我只提出这一个注意点来，要大家十分注意。

  91 一个人如果不好美不懂得审美，这一个人的一生，是最可怜的一生。一个民族如果把美的精神丢掉，一切文化，便只有一步一步向后退，而生存的能力，也只有逐渐消失。“美”是生存意义当中最大、最高、最深的一个意义。除了信仰生活而外，美的生活，要算是最重要的了。

  在道德生活方面，好美的关系更大极了。一个人要求道德生活的进步，他的心理和好美是一样的。不懂得好美的人，决不要求道德的进步。即使有一种要求，也是很空虚、很错误的。中国讲修身，把外的生活丢开，专讲性理。结果不单物质的文明不得进步，连精神的文化，也一天一天倒退。把民族向上发展的能力残破得干干净净，都是为此。

  所以我论日本民族的特点，和寻他所以能发展进步的原因，第一我确实相信日本人具有一种热烈的“信仰力”。

  92 第二个特点，我就举出好美这一件事来。这和信仰同样是民族最基本的力量。有了这两个力量，一个民族一定是能够强盛、能够发展。只要这两个力量不消失，民族决不会衰亡，我希望中国的青年们要猛醒呵!

  93 倒是充满日本社会的一种平和互助的习性。我们一定要了解，尚武的习性、组织、制度，一定靠平和互助的习性去调和它、帮助它，才有真实的用处。“为生存而竞争，为竞争而互助”，这是生活的本能。尚武是为竞争而有的德性，平和是为互助而有的德性，两者同时是天生成的。无论怎样野蛮残酷的社会，都有多少平和的习性。如果天下有不会流泪的人，有不会流泪的民族，那么或者他会绝对不懂得平和的，如果不然，无论怎样好勇斗狠，一定是有一种平和的情绪，流在民族生活的大平原当中。

  94 他们和平的习性，表现到社会风俗上成为一种制度，这确是中国文化和佛教文化普及发展的结果。固然，平和的佛教，到了日本，带了许多杀伐性，中国讲仁爱讲中庸正道的孔子学说，会造成日本古学派的山鹿素行的神权说来，这是证明思想会随境遇而变化。可是我们再翻过一面想，日本这个山间蛮族，如果不得到中国印度的文化，他自己本身，决不是在二千年的短时期当中，发展得出高尚的文化来的。

  95 日本社会生活当中一切平和的习性，都是佛教种种教义、教仪、教礼的表现和中国文化的“礼教”的表现。直接渊源于日本固有神道的思想行为是尚武，直接渊源于中国印度的思想行为是尚文。更就精神生活的分析上说，日本的信仰生活，产生尚武的风习，而艺术的生活，产生平和的风习。我们试把日本所有的艺术，分门别类，一件一件的研究，的确很少发现和战斗相关的艺术。——除了武器的装饰和狂言当中关于战事的题材而外，多是表现平和思想与平和生活的。“茶道”“插花”两种特殊艺术的流行，并且是专为打消武家杀伐的习性化干戈为玉帛起见，这是历史所明白告诉我们的。

  96 日本民族的文明，年代是很浅的。封建制度的废除，不过是六十年前的事情。然而社会的文化，确是比中国进步得多。各种野蛮的械斗，和名实相符的部落生活，在日本内地，是非常之少的。中国北方的寨子，南方的堡，这种完全是聚族而居的部落，在大一统的放任政治下面，他们过的生活，还是日本封建制度以前东南东北各地民族制下的生活。法律的效力，不能保障人民的生活，而政治的效力，不能强制人民的行动。再加上一个专制的愚民政策，于是中国民族的文化，除了腐败堕落的长江而外，和北方诸胡混合的黄河流域，和苗徭杂处的西江流域，连封建制度的干涉政治的训练也没有受过，一天一天向野蛮方面退化，这是很当然的。日本的社会里面，所以确实流行着中国礼教的好处，而中国只保留着礼教的腐败无用的堕力，就是这个缘故。

  97 中日在男女阶级问上的差异：

  一、中国的男尊女卑是一个表里不同的畸形制度，尤其在上层阶级家庭更是如此；而日本社会在女子对于男子绝对服从的对面，是男子对于女子的绝对保护；

  二、中国的蓄婢制度以及畸形的虐待、变相的佣金制度，日本没有，而是以契约的责任观念替代了阶级的从属观念；

  三、宗法社会的男系家督相续制和财产相续制，是连成一个东西的，这也是封建制度下面必然应有之义。但是长男对于次男以下的家属的义务观念，也是很明确的。这一层情形，更是和中国绝对不同的地方。

  四、许多中国人，以为日本女子的贞操观念淡薄得很，以为日本社会中的男女关系，差不多是乱交一样，这一个观察完全错误。大约这是中国留学生的环境，和他们的行为，很足以令他们生出这样的错觉来。日本人的贞操观念的确和中国人有很大的不同的地方，然而决不像中国留学生所说的。第一，日本人对于处女的贞操观念，绝不如中国那样残酷。第二，日本孀妇的贞操，固然也主张的，然而社会的习惯，绝不如中国那样残酷，至于有逼死女儿去请旌表的荒谬事件。第三，日本人对于妓女，同情的心理多过轻蔑的心理。讨妓女作正妻的事，是很普遍的。尤其是维新志士的夫人，几于无人不是来自青楼，这也可以证明日本社会对于妓女，并不比中国社会的残酷。第四，日本的妇人的贞操，在我所晓得的，的确是非常严重，而且一般妇人的贞操观念，非常深刻，并不是中国留学生所想像的那样荒淫的社会。一般来说，我觉得日本的社会风纪，比之中国的苏州、上海，只有良好决不有腐败。而他们的贞操观念，不是建筑在古代礼教上，而是建筑在现代人情上，也较中国自由妥当得多。 (收起)

  2011-07-08 17:09:01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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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月雕弓 (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

  日本人既争强好斗又温文尔雅；既穷兵黩武又天性爱美；傲慢不逊又彬彬有礼，刻板教条又随机应变，温柔顺从又勇于反抗，忠心耿耿又无情无义，勇敢如虎又胆小如鼠，因循守旧又敢于尝试。 (更多)

  日本人既争强好斗又温文尔雅；既穷兵黩武又天性爱美；傲慢不逊又彬彬有礼，刻板教条又随机应变，温柔顺从又勇于反抗，忠心耿耿又无情无义，勇敢如虎又胆小如鼠，因循守旧又敢于尝试。 (收起)

  2011-07-03 07:45:42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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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valier (讀古人書，友天下士)

  1 戴季陶先后出版了《孙文主义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从理论上歪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取消三大政策，反对阶级斗争和国共合作。戴季陶主义是以反对阶级斗争为核心，以阶级调和为理论基础的。 2 武士道，最初只是一种奴道，就是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禄报恩主义。此后在形成统治阶级时穿上了儒家道德的衣服。要注意的，是由制度论的武士道，一进而为道德论的武士道，再进而为信仰论的武士道。到了明治... (更多)

  1 戴季陶先后出版了《孙文主义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从理论上歪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取消三大政策，反对阶级斗争和国共合作。戴季陶主义是以反对阶级斗争为核心，以阶级调和为理论基础的。

  2 武士道，最初只是一种奴道，就是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禄报恩主义。此后在形成统治阶级时穿上了儒家道德的衣服。要注意的，是由制度论的武士道，一进而为道德论的武士道，再进而为信仰论的武士道。到了明治时代，更由旧道德旧信仰论的武士道，加上一种维新革命的精神，把欧洲思想融合其中，造成一种维新时期中的政治道德之基础。当中种种扩大和变迁，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3 【明治维新，是尊王攘夷、王政复古、民权运动的共业结果】。明治维新，一面是反对幕府政治的王政统一运动，一面是民间要求人权平等自由的运动。民权运动是思想上的革命，是人类固有的同情互助的本能的发展，而欧洲思想做了他们的模范。民权运动最有力的领袖板垣退助，他的思想完全是受法国卢骚《民约论》的感化，近来日本的文化制度，虽然大半由德国学来，却是唤起日本人的同胞观念，使日本人能从封建时代的阶级统治观念里觉醒起来，打破阶级专横的宗法制度，法国民权思想的功绩真是不少。

  4 “辩证唯物论者”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不合革命史上全部事实。譬如日本维新的结果，解放了农民阶级，使农民得到土地所有权和政治上法律上的地位，这个运动并不是起自农民自动，而仍旧是武士阶级当中许多仁人志士鼓吹起来的。

  5 一个时代的创造，有很多历史的因缘，决不是靠一两个人的力量创得起来。不过领袖的人格和本领，也是创造时代的一个最大要素。创造时代的人物，不一定是在事功上，有的是以思想鼓舞群伦，有的是以智识觉醒民众，有的是靠他的优美的道德性，给民众作一个信仰依赖的目标，有的是靠他坚强的意志，一面威压着民众，同时作民众努力奋斗的统帅者。至于智仁勇兼备的圣哲，往往作了前期的牺牲，再供彼人的信仰，而不得躬与成功之盛。

  6 普通人看日本维新史，都晓得萨摩长门并起，而长藩的人物，一直延续到今日，尚成为日本的军阀。萨藩的领袖西乡隆盛，却是失败的英雄，只有追悼他维新以前的勋业。而季陶先生说：一代历史的创造，不是简单的东西，成功失败，不是绝对的问题。……个人事功上失败的，倒往往是时代成功的原动力，而个人事功上成功的，往往是享失败者的福。

  7 我常以为批评一国家的政治得失易，了解一民族特性难。政治有许多明显的迹象，就是它因果联络关系，也容易探求而得其比较。至于一个民族的本真，纵的是历史，横的是社会，如季陶先生所说的，既要有充分研究古籍的力量，还要切实钻到它社会里面去，用过体察的工夫。

  8 季陶先生说：一个关闭的岛国，他的思想变动，当然离不了外来的感化。在他自己本身，绝不容易创造世界特殊的文明而接受世界的文明。却是岛国的特长，我们观察日本的历史，应该不要遗漏这一点。他们以赤条条一无所有的民族，由海上流到日本岛，居然能够滋生发展，平定土番造成一个强大的部落，支配许多土著和外来的民族，而且同化了。他们更从高丽、中国、印度输入各种物质的精神的文明，而且能够通通消化起来，适应于自己的生活。选出一种特性，完成他的国家组织，更把这个力量来做基础，迎着欧力东侵的时代趋向，接受由西方传来的科学文明造成现代的势力，民族的数量现在居然可以和德法相比，在东方各民族中，取得一个先进的地位，这些都是证明他的优点。我们看见日本人许多小气的地方，觉得总脱不了岛国的狭隘性。看见他们许多贪得无厌崇拜欧美而鄙弃中国的种种言行，又觉得他们总没有公道的精神。可是我们在客观的地位，细细研究他，实在日本这一个民族，他的自信心，和向上心，都算是十分可敬。总理说：一个民族的存在和发展，要以自信力作基础。这的确是非常要紧。所以日本人那一种的“日本迷”，也是未可厚非。

  9 “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真叫做“思想上闭关自守”、“智识上的义和团”了。

  10 在学术上、思想上、种族上，日本这一个民族，在远东地方，除了中国而外，要算是一个顶大的民族。他的历史，关系着中国、印度、波斯、马来，以及朝鲜、满州、蒙古。近代三百多年来，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更是重要。

  11 就表面上看来，日本最盛的宗教是佛教，其实日本治者阶级的宗教却是神教。神教的信徒，很多极力排斥佛教，不遗余力的人，他们的理论，大概和韩退之一类，以排斥外来思想为主要目的。然而佛教的僧侣，绝没有敢否认神教的。这也是表现宗教之政治的地位和关系，

  12 自从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输入日本以后，外来的制度文物，成了日本文化的基础。日本的国民，不是皈依释迦，便是尊崇孔子。后来渐渐文明发达，组织进步，国家的力量，也就强大起来。

  13 有一个有名的学者，叫做山鹿素行，在这民族自尊心的鼓荡里面，创起一个日本古学派。这一个日本古学派之学术的内容，完全是中国的学问，并且标榜他的学问，是直承孔子，他对于中国儒家的学说，连曾子以下，都不认为满意。对于汉唐宋诸家，尤其对于宋儒，更抨击无遗，以为宋儒的思想，是破坏孔子之道的异端。但是他却借了中国的学问来造成日本民族的中心思想。我们看他的著作，就晓得在方法上、理论上，都没有一点不是从中国学问得来，没有一处不推崇孔子之道，而精神却绝对两样。他是鼓吹“神造国家”“君主神权”。

  14 日本民间的信神思想，一方面受着中国思想的影响，一方面受着佛教思想的感化，随日本统一的国力发展，渐渐脱却了地方色彩生出国家的色彩。而这一种新国家色彩，又由宗教的信仰，和文学美术的陶融，赋与以较为优美高尚而有力的世界性和社会性。后来日本种种进步，都要算是这一个时代的产儿。

  15 中国在孔子的时代，封建制度渐渐破裂，交通的发达，工商业的进步，一方面打破了旧国家观念，一方面产生出人类同胞的世界思想。这时已经打破了许多传说的迷信，抛弃了君主神权，而平民思想和平天下的思想，就从此刻兴盛起来。日本到了现代，还没有完全脱离君主神权的迷信。就近代科学文明看来，日本的学问，固然较中国进步了许多，这不过是最近五六十年的事实，除却了欧洲传来科学文明和中国印度所输进的哲学宗教思想而外，日本固有的思想，不能不说是幼稚。然而这件事不能算是日本的耻辱。并且他幼稚的地方，正是他蓬蓬勃勃，富有进取精神发展余地的地方，绝没有一些衰老颓唐的气象。他是一个岛国，而且在文化历史上，年代比较短些。他的部落生活，到武家政治出现，才渐渐打破，直到德川时代，造成了统一的封建制度，才算是造成了现代统一的民族国家基础。如果从社会的发展历史上看来，日本的维新，则和秦汉的统一足以相比。

  16 神秘思想，成为日本人上古时代国家观念的根源，这是毫不足怪的。到了中古时代，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印度的佛教思想占了势力，那一种狭隘的宗族国家观念，已经渐渐消沉下去。后来日本人咀嚼消化中国文明的力量增加起来，把中国和印度的文明，化合成一种日本自己的文明，这时日本自己统一的民族文化，已经具备了一个规模，当然要求独立的思想，于是神权说又重新勃兴起来。......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神权思想的时代化，所以他们自称是王政复古。那些倡王政复古的学者，虽然是各方面都有，汉学家的力量尤其大，然而推动的主力，还是要算山鹿素行一系的古学家。且把素行学派中后起的吉田松阴的著作，详详细细的看起来，就晓得日本维新史的“心理的意义”在哪里了。

  17 日本人的国体观念，大都由这一种神权的民族思想而来。日本自从鸟羽帝的时代（宋徽宗时候），全国兵权归了平源二氏以来，逐渐把部落纷然并存，组织散漫，文化落后武功不立的日本诸岛，造成了一个雄藩并列的封建世界。又经过三数百年，到了丰臣削平国内争乱，德川继之，造成以武力为重心的文治，日本的制度文物，遂渐渐规模完备了。“国”的这一个字，在此时只是作藩国的意思解，和今天之所谓之国家迥殊。社会的阶级，也就随着封建制度的完成，造成一种很清楚的横的分段。用这横的分段，来支配纵的分工。这个制度，一直继续到西历1869年的明治时代方才废了。在这一个封建时代，讲文明呢，的确是日本一个很进步的时期。在维新以后一切学术思想、政治能力、经济能力，种种基础，都在此时造起。日本人之所以有今日，全靠这四五百年的努力。因为那些藩国，不但是在武功上竞争，并且努力在文治上竞争，有文学武艺的学者，各藩主争先恐后，或是招来做自己的家臣，或是请了去做自己的客卿。在自己藩里呢，务必要使自己家臣子弟，能够造成文武两套全才，给他藩里做永久的护卫。那些武士，也巴不得他的藩主权力膨胀，土地拓张，他们自己收入也可以加增多少石。因为藩主是极大的地主，农夫是大地主的农奴，武士是给大地主个人管理家务防御外侮的仆人。

  18 武士道的观念，就是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禄报恩主义。至于山鹿素行大道寺友山那些讲“士道”“武道”内容的书籍，乃是在武士的关系加重、地位增高，已经形成了统治阶级的时候，在武士道的上面，穿上了儒家道德的衣服。其实“武士道”的最初本质，并不是出于怎样精微高远的理想，当然更不是一种特殊进步的制度。不过是封建制度下面必然发生的当然习性罢了。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由制度论的武士道，一进而为道德论的武士道，再进而为信仰论的武士道。到了明治时代，更由旧道德论旧信仰论的武士道，加上一种维新革命的精神，把欧洲思想，融合其中，造成一种维新时期中的政治道德的基础，这当中种种内容扩大和变迁，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在封建制度的下面，武士阶级，是社会组织的中坚。上而公卿大名，下而百姓町人，在整个的社会体系当中，武士负维持全体社会之适宜的存在发展的职责。一个方面，包含着名教宗法的特色，然而单是名教宗法，决不能保持社会生活的安定，和发扬社会生活的情趣，所以在另一个方面，更不能不具备一种人情世态的要素。所以高尚的武士生活，可以叫作“血泪生活”，血是对家主的牺牲，泪是对百姓的怜爱。我们见到德川时代的武士道之富于生活的情趣时，才可以了解武士阶级，所以能成为维新主要动力的缘故，这是研究日本的人所最宜留意的。

  19 日本六十年前封建时代的社会阶级制度，差不多是现代的中国人所梦想不到的。古代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印度的佛教思想，宣传了许久，但是极平和的佛教，到了日本以后，顺应着封建时代的人心，也变成了一个“强性的宗教”。或者是为宗派打仗，或者是为拥护一派的护法大名打仗。僧侣的本身，都带着“萨木来”的臭味。佛教爱人爱物无抵抗的精神，在日本封建时代，一变而为牺牲的争斗精神。把“罗汉道”杀内贼的工夫，用在杀外敌的上面，也就和武士道没有冲突。把天龙八部人非人的观念，应用在阶级的制度上面，也就觉得阶级的存在，没有什么不应该。所以我们可以晓得，一个宗教的制度思想的变迁，完全适应社会生活的要求，同是一个宗教，他所行的地方不同，所支配的阶级不同，他那一个宗教的思想和制度，也就完全跟着变易的。在日本语言里面，有很多话是从前佛经的用语来的，然而和佛语的本义，完全两样，譬如两人相打的时候，常用的“畜牲!觉悟罢!”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证据。

  20 我们再看日本人的饮食，他们能吸收去的中国食品制法，实在都是僧侣的常食品。如像豆腐、豆腐皮、豆腐衣、豆豉、咸菜、麦麸种种。现在的日本人忘记了，以为是日本的特产。中国人到日本的，也不觉得这些东西有什么来历，然而我们可以确实晓得，这是完全由僧侣吸收去的文化。

  21 我们在任何方面，都看得出日本人的佛教思想，绝对和中国的两样。他们的佛教，在贵族里面，确是含着不少积极的牺牲的精神。而在民间方面，又含得有不少的人情世态的趣味。比起中国艰苦而枯寂的佛教来，的确是大不相同。

  22 印度的佛教，经过中国，传入日本以后，我们看得出，明明白白，分出三个时期

  23 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一切土地，都是藩主的。不能有“姓”，不能带刀。这种现象，还是中国三千年前的制度，除了皇帝公卿藩主武士治者阶级而外，其余的人，都不承认有完全的人格。此外还有一种第四五层阶级的最苦人民，叫“秽多”“非人”，是完全驱逐到人类生活以外的。那些武士，往往制了一把新刀，要试验刀的利钝，可以随便去找了一个“非人”杀。而最奇妙的，就是连这特殊的阶级制，也借用着佛经中的用语。此种残酷的社会组织，和治者阶级的残酷习惯，可以证明日本的文化年代之浅与程度之低了。秽多非人这一个阶级，至今还是存在，近年来日本社会运动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运动，叫做“水平运动”，就是这一种特殊部落的民众争自由的运动。将来日本革命的烽火，恐怕是这一种民众做最先头的部队了。

  24 明治维新，一面是反对幕府政治的王政统一运动，一面是民间要求人权平等自由的运动。倡尊王讨幕的人，和倡民权自由的人，虽说两种都出自“公卿”和“武士”两阶级，但是这民权运动，纯是一个思想上的革命，是人类固有的同情互助的本能的发展，而欧洲自由思想做了他们的模范。

  25 文学哲学，当然随着平和的幸福，发达起来。一种是古学派神权思想的复兴，一种是荷兰学问的输入，一种是汉学的发达。古学派神权思想的根源，前两段已经大略讲过了。荷兰学问的输入，在日本文明上，除了天文、数学、筑城、造兵、医药等智识而外，在精神科学方面，简直看不出什么进步。只是德川时代汉学发达，在思想上，在统一的制度文物上，的确是日本近代文明的基础。就是纯日本学派的神权主义者，在思想的组织方面，也完全是从汉学里面去学来的。所以中国哲学思想，在德川时代，可以叫作全盛时期。他们在中国哲学思想里面，得的最大利益是什么呢？就是“仁爱观念”和“天下观念”。如阳明学派的中江藤树、朱子学派的藤原惺窝、中村惕斋，都是努力鼓吹“仁爱”的。从制度上看来，这种由日本社会进化自然程序发生出来的种种阶级制度，和治者阶级的性格，可以证明日本在部落斗争的时代，最大缺点是“仁爱观念”和“天下观念”的薄弱。德川氏时代统一的政治，使全部日本，达到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时期，我们从儒家思想的发达，和明治初年民权思想的发达看来，就可以晓得，日本近代文明的进步恰恰和“仁爱观念”的进步成正比例。

  26 日本的文明是什么东西？日本的学者，虽然有许多的附会，许多的粉饰，但是如果从日本史籍里面，把中国的、印度的、欧美的文化，通同取了出来，赤裸裸的留下一个日本固有的本质，我想会和南洋吐蕃差不多。文明本是人类公有的，如果不是明白认定一个人类，认定一个世界，在世界人类的普遍性上去立足，结果一定要落到神权迷信上去的。但是我们也要晓得，这一种自尊心，也是民族存在发展的基础。如果一个民族，没有文明的同化性，不能吸收世界的文明，一定不能进步，不能在文化的生活上面立足。但是如果没有一种自己保存，自己发展的能力，只能被人同化而不能同化人，也是不能立足的。

  27 我们很看得出日本民族的优越处来。他们本是赤条条一无所有的。照他们自己的神话来说，只有“剑”“镜”“玉”三样神器，也就大生问题。这三样神器是什么时代，由什么地方来的，究竟有没有这三样东西，也都当待考证。然而他们以赤条条一无所有的民族，由海上流到日本岛，居然能够滋生发展，平定吐蕃，造成一个强大的部落，支配许多土著和外来的民族，而且同化了他们。更从高丽、中国、印度输入各种物质的、精神的文明，而且能够通同消化起来，适应于自己的生活，造出一种特性，完成他的国家组织。更把这个力量来做基础，迎着欧力东侵的时代趋向，接受由西方传来的科学文明，造成现代的势力。民族的数量，现在居然足以和德法相比。在东方各民族中，取得一个先进的地位。这些都是证明他的优点。

  28 总理说：一个民族的存在和发展，要以自信的能力作基础，这的确是非常的要紧.

  29 封建时代“武士”的生活条件，可以用极简单的话概括起来。一是击剑，二是读书，三是交友。......举国所赞美的武士道的精华，就事实上说明起来可以举出两件事，一件是“仇讨”，一件是“切腹”。“仇讨”是杀人，“切腹”就是自杀。

  30 日本的尚武思想军国主义，并不是由于中国思想，印度思想，纯是由日本宗法社会的神权迷信来的。近代德国军国主义的政治哲学，很受日本人的欢迎，自日俄战后，到欧战终结十几年当中，日本思想界最受感动的，就是普拉邱克一流的武士主义，和尼采一派的超人哲学。最近一转而为马克思的斗争主义，都有同类的因缘，我们看得到日本人的风气，和中国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日本人在任何方面，都没有中国人晋朝人清谈而不负责，和六朝人软弱颓丧的堕落毛病。连最消极的“浮世派文学艺术”当中，都含着不少杀伐气。

  31 商人既处于卑贱的地位，当然养成了一种卑劣的性格。从前那些武士们，对于商人，是很鄙屑的，他们所读的中国书，也都是充满了贱商主义的文字，以为这是下贱人天生成了习性，叫这种性质做“町人根性”。可以晓得日本的封建制度，一面是养成一部分食禄报恩主义的武士，一面也造成下贱卑劣的商人。武士的性格，是轻死生，重然诺。商人的性格，是轻信义，重金钱。一面是回教式的神秘道德，一面是犹太式的现金主义。

  32 所以承继武士道气质的武人，虽然专制，却是许多年来的历史，把他造就成一种意志坚强，自尊心丰富，能够不怕强权，同时也就不欺弱小。在战阵上能够奋勇杀敌，而在自己失败的时候，也就能够为惜名而自杀。我们要晓得欧洲尊重女子的风俗，是出于骑士怜爱女子，就可以推想所谓武士道的特质了。我常常想，何以欧洲人对于美洲土人，那样惨酷，竟忍心动辄坑杀数十万的土人，原来这种行径，绝不是出于纯粹的战士，而是出于拿了刀的商人和流犯。

  33 日本人已经晓得外国是有学问有力量的。一面尽管说“攘夷”，事实上哪里攘得来，于是在积极图强的必要上，当然更一面欢迎欧洲的学问。当时所谓“英学”“佛学”英吉利法兰西的学问的价值，渐渐的为一般人所认识。所以幕府一倒，“尊王攘夷”四个字的目标，就变成了“开国进取”。攘夷和开国，是两个矛盾的倾向，而这两个矛盾的倾向，都是造成了日本今日绝盛的基础。如果没有义和团的精神，决不能造成独立的文化，这是我们所应当晓得的。

  34 无论一种什么思想，似乎是先时代而生，实则也都是后时代而起，精神物质，是一物的两面，过去未来，是一时的两端。时代的生活要求产生思想，思想又促进新时代的要求，如是推移，乃成历史。然而就我们中国民族想来，以这样大的一个国家，这样古的文化，不能吸收近邻的小民族，反使四围的小民族，个个都生出“是可取而代也”的观念，这是何等的可耻呵!

  35 在日本维新前的“攘夷”思想，是外力的压迫逼出来的，前面已经说过了，外力的压迫，大体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是北方俄国政治的压迫，一是南方欧美各国商船的来航，这两件所引起来的对抗思想，内容和方面，都有不同。由对抗俄国而起的攘夷思想是激越的，武力的，由对抗欧美诸国之航船而起的思想是打算的，经济的。这两个不同事实所引起的不同的倾向，其后在开国进取思想上的影响，也是不同。直至明治时代，支配日本国防政策外交政策的北进南进两个潮流，也都和这两个倾向，成很密切的连带，是我们所不能不注意的。

  36 在这样一种空气下面，最有力的刺激文字，就是宋明亡国的历史，蒙古满洲躁躏中国的事实。一般有志气的人，时时把这一种事实，来鼓舞全国国民团结抵抗的土气。而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战争两件大事，更把日本全国的武士的热血，沸腾起来。一面以亡国的危险，警告国民，一面也学习不少的国际情形。所以中国在十九世纪初中叶所受外国的压迫，也是日本维新的大兴奋剂。梁川星岩咏鸦片战史：

  赤县神州殆一空，可怜无个半英雄。

  台湾流鬼无人岛，切恐余波及大东。

  山内容堂咏英法联军陷北京诗云：

  谁教丑虏入燕城，八百八街膻气腥。

  开帙独诵淡庵集，失声欲骂小朝廷。

  这两首咏中国的诗，不用说是处处都对着日本当时的国情说话，想要激动全国士气的。幕府外受逼于外国的威力，内受逼于志士的责备，其非倒不可，实在已成了必然的事实。所以攘夷和倒幕，成了一桩事情，正和中国排满和排外，成为一个时代倾向，是完全一样的。

  37 我们将日本从封建时代变成统一时代历史看来，有什么感想呢？简单讲来，就是日本的改革，并不是由大多数农民或者工商业者的思想行动而起，完全是由武士一个阶级发动出来的事业。开国进取的思想固不用说，就是“民权”主义，也是由武士这一个阶级里面鼓吹出来的，还有一个最要点，就是“世界的人类同胞思想”，在前期和后期，都是由外来思想的感化而起。前期的“世界的人类同胞思想”，是由中国儒家思想给与一种政治和道德的世界大同理论；由佛教的众生平等思想给与以世界大同的信仰。然而这一个观念，在武家时代渐渐被日本民族优越的统治思想压伏了下去。连奉中国文化为正宗，认中国为中国的意义，都被“中朝事实”那一种日本正统的神权历史学说压伏。王道的政治理论，在乱时胜不过覇道的武力，也是必然的现象。这日本式的自尊思想，到得幕末时代，被欧美侵来的势力，又压迫出一个新体态来。民权思想和欧化主义，就是维新后的特产。这一种新的民权思想，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可以说是日本后期的“世界人类同胞观念”。一个闭关的岛国，他的思想的变动，当然离不了外来的感化。在他自己本身，绝不容易创造世界的特殊文明，而接受世界的文明，却是岛国的特长。我们观察日本的历史，应该不要遗漏这一点。

  38 今天左右日本政局的力量，并不是几个军阀的领袖，几个垂死的官僚。实在是生龙活虎的富豪，和富豪支配下面的工商业组织。现代日本上流阶级中流阶级的气质，完全是在“町人根性”的骨子上面，穿了一件“武士道”的外套。这种气质，虽不能说上中流阶级，全部都是如此，但顶少都有一大半。——军阀和官僚，不用说是“武士阶级”的直系，那最有势力的资本家和工商业的支配者，不用说就是“武士”“町人”的混合体。政党就是介居军阀官僚财阀之间的大掮客。因为多数人的权利，并不是自己要求得来，是由少数人自己让出来给他们的。而且从祖宗以来，几百年遗传下来的被治性，决不是短期间里面可以除得了的。

  39 大家如果把明治工商业发达史，详详细细的里面外面去研究一番，这中间的情景，便可以明白了。举几个例来说，现在几个大资本团，三井、岩崎、大仓，哪一家不是靠做“御用商人”膨胀起来的？三井、岩崎这两家，还算是封建时代以来的老御用商人。大仓喜八郎，本是一个极穷的“素町人”，忽然发起几百兆的财来。这是靠什么？不用说就是靠作政府的买办发财的了。

  40 一个时代的创造，有很多历史的因缘，决不是靠一两个人的力量创得起来，不过领袖的人格和本领，也是创造时代的一个最大要素。创造时代的领袖人物，不一定是在事功上，有的是以思想鼓舞群伦；有的是以智识觉醒民众；有的是靠他优美的道德性，给民众作一个信仰依赖的目标；有的是靠他坚强的意志，一面威压着民众，同时作民众努力奋斗的统帅者。至于智仁勇兼备的圣哲，不是轻易得来的，并且在很多政治改造的时期当中，这一种智仁勇兼备的圣哲，往往做了前期的牺牲，再供后代人的瞻仰，而不得躬与成功之盛。日本的明治维新，在思想上、社会上、国际上的种种背景，前面已经大概讲过了。我们看它，虽然是千头万绪，异常复杂，到底作民众活动意识中心的政治思想，只有很简单的几种趋势。而这各种趋势，却是像百川归海一样，顺着德川氏以来的民族统一国家独立的伟大要求，把日本人历史传说的王权神授思想，作了中心。明治维新当时几个大的运动，一方面有生活的切实要求，作它的分因，一方面有一个共同的信仰，作它的归宿。我们试把日本维新前后的历史，整个的通看起来，简直没法晓得，当时最有力量的领袖，到底是哪一个？如果要在活动的人才当中去寻吗？活动的人才当中，只有寻得出干部，不能寻得出领袖。

  41 所以我对于日本维新成功的历史，认为主要的成功原因，完全在于两点。一是有时代的切实要求，二是有人民共同的信仰。而这两个原因，又通同归结在历史上“日本民族统一的发展能力已经确实具备”的一点。“民族的统一思想，统一信仰，统一力量”，这就是日本维新成功的最大元素。

  42 说到这里，我们更可晓得一代历史的创造，不是简单的东西，成功失败，不是绝对的问题，人才的良否，力量的大小，不是可以做绝对的凭据。在全时代的历史当中，一代革命的成败，民族势力的兴衰，文化的隆污，是整个的东西。个人事功上失败的，倒往往是时代成功的原动力；而个人事功上成功的，往往是享受失败者的福。我们试把日本这几十年的历史通看起来，西乡隆盛失败了，然而他的人格，化成了日本民族最近五十年的绝对支配者。各种事业的进行，都靠着他的人格来推进。

  当时随着他失败了的土肥两藩的势力，一化而为后来民权运动的中心，直到今天，他的余荫，还是支配着日本全部的既成政党。那事功上成功的长藩，一方面既不能不拜倒在西乡的人格下面，一方面也不能不随着民论的推移，定他的政策。即以事业说，西乡的征韩论，直到死后十八年，依然成为事实。到死后三十年，公然达到了目的。假使明治四年西乡的征韩论通过了，也许是闯下了一场大祸，日本的维新事业，完全付之东流，而西乡的人格，也都埋没干净。所以我们如果要读一代的历史，千万不可被事实迷住，不可被道德迷住，不可被理论迷住。我们要看得透全部的历史，然后读书才是有用的。我们相信中山先生所主张的三民主义，的确是现代惟一的革命理论，他不但在事业上，指导我们的将来，他的理论，自自然然地替我们解释了一切的历史。

  43 固然这种官商的结纳，绝不尽都营私舞弊的，他的正面历史，就是国力充实和文化的进步，不过在努力向上的方面看，“军国主义”“资本主义”“官僚政治”这几件事，也一样是互相关联，互相维持，没有资本主义不维持军国主义的，也没有军国主义能永远避免官僚主义之发生的。就前面所举这几个重要案件看来，我们就可以晓得，当日本初发起维新运动的时代，那时腰插双刀的武士里面，确是迎着蓬蓬勃勃的民气，出了不少的英杰。而一到了统一完成，国力巩固的时代，从前的志士仁人，或死或退，或另开新路，投入民权运动，握权的都不是道德高尚的人。然而他的国力依旧蒸蒸日上的缘故，全在历史所造成之社会力和民族力全部的效用。不过因为这一种重大缺陷，第二革命的因，又早种下了。

  44 这些举兵的，算他们是勇敢，算他们是洁白，却总不能不说他们蠢，不能不说他们不识时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一方面，既然看不见国际政局的关系，一方面又不晓得有立宪政治民权运动这一条最适当的新路。不晓得把藩国的团结变成民众的团结，去组织政党，顺应时代的需要，造就自己的新生命。江藤新平是晓得一点的，但是热中政权之心太切，一点不肯忍耐，大部分又被意气鼓动着，被历史的习惯支配着，一到失败，便去举兵。西乡的举兵，固然不是出自本怀。（江藤举兵的原因，也有一大半是被部下逼着干的。）然而大多数的武士们的观念，总以为天下大事，只有兵力是最利害的，是能够夺取政权，达到快意的目的，而忘却了武力成功的前提，是在民众的需要，在时代的要求。古人论“兵”，以“道”为先，道就是主义，主义就是支配民众利害的理论。背道而驰，就是背时而行，结果没有不失败的。因而征韩辞职的参议，西乡隆盛死在败军里面，江藤新平又被捕枭首，一个气盖群雄的伟大英雄，一个高风亮节的廉洁学者，都落得如此悲惨的结果，寄与日本维新历史上一大段的泪痕诗意，作后人追怀感咏之资。

  45 失意的武士和得意的武士，官僚与革命党，军阀与商人，保守与进步，每一个伟大的时代转换，必然是两面分化着，适合于当时人们生存的需要和能力，不断地进步。

  读历史的人，如果不懂保守主义者在建设上的功绩，也就不懂得革命主义者在建设上的恩惠。

  既然有了政党，有了议院，和议院站在相对地位的政府，当然要想操纵议会，操纵政党。操纵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压迫，一个是收买。再从经营工商业的人一方面看，没有政党，没有议院，一切运动，只要对政府一方面便得了。既然有了议院和政党，他们拿着立法权，所以无论什么问题，都非联络议员，买通政党不可。从政党本身看，政党的目的，就是掌握政权，不能够完全掌握，也得接近政权。要掌握政权、接近政权，先要扩充党势。金钱这样东西，当然缺不了。所以政府既然有利用政党的必要，商人也有利用政党的必要，政党有利用官僚的必要，同时也有利用商人的必要，洁白的领袖和党员，用不来卑劣手段、受不惯势力压迫，当然干不了这样勾当，自由党之所以解体，原因完全在此。其后进步党的基础，也随着自由党的解体而动摇。最初成立两大政党的后身，都投降在官僚、军阀的旗下。在“政治”这样茫茫大海里游来游去，打翻身，玩花头的政客们，一定不是走官僚军阀的路子，便是靠资本家的豢养，朝秦暮楚，总是为的“政权”“财权”。而且还得不着政权财权，只不过依靠政权财权，讨得多少残羹剩粥。强的利用人，弱的被人利用，这虽不是日本一国独有的弊病，却是在民权的基础尚未确立，立宪政治的体用尚未具备，仅靠着依附弄权过日子的日本政党，这样毛病，更是多极了。

  46 所以我说，政党的生命，必须要维持一种坚实的独立性。要具备革命性，才能够维持真正的独立。如果把革命性失却，独立性也就不能具备。什么是革命性，什么是独立性呢？当然不外乎“革命的主义”“革命的政策”“革命的策略”。这三样东西，更靠革命的领袖和革命的干部而存在。且看离开了板垣之后的自由党，一变再变成了什么样子？政党变成了股票交易所；政党的干部，变成了“掮客”的公会，而军阀、官僚和商人，却成了有财有势的顾主。明治维新的末运，便由此现出来了。

  47 我们且把自由党的板垣先生的一生看看，他是日本民权自由运动始祖，在明治维新的人物当中，他是一个最特殊的人才。当时日本的维新志士，他们的思想，都是很简单而且是复古的。维新这一个大事业的动机，完全在欧洲的势力压迫，对于世界的问题，那些志士们，只是一味的排外，再也造不出新的道路来。只有板垣退助，他不仅是尊王攘夷，他是看见必定要造成新的生命，然后旧的生命才可以继续；必定要能够接受世界的新文明，才能够在新世界中求生存。在国内的政治上，他更看得见一代的革命必定要完全为民众的幸福着力，必定要普遍的解放民众，才可以创出新的国家。所以他拿起当时刚译起的半部《民约论》，猛烈的主张自由民权，这一个运动，的确是日本一切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的最大动力。并且当时他和他的同志，不单主张解放农民，还努力主张解放秽多、非人那一种最悲惨的阶级。直到后来，他和他的几个旧同志，离开了政治社会之后，大江卓也还是奉着他的教义，专门从事水平运动。今天社会运动当中最有力的水平社，确是发源于板垣一派的自由运动。这一个民权运动，一方面使下层民众得到了多少的自由，一方面也造成了现代产业文化的基础。至于日本的立宪制度，不用说是他直接的功劳，所以不但是日本的农夫工人应该感激他，就是那些阔老官，也没有不受他的恩惠，更应该要感激他的。

  48 但是我们再仔细研究一下，何以他们会落到如此境遇呢？这是很明显的板垣退助等所主张的一切主义、一切政策，已经都成功了。而民权政治的毛病，同时也现出了。在这时候，他是再作第二次的革命运动呢，还是随着时代腐化下去呢？第一件他不能做，第二件他不愿做。一面是不能，一面是不愿。他又不能开一个新生面，另立一个工作的方针，另造一种社会的事业。自然他的社会生命已随政治生命俱去，所能保存的，就只有一个使后人追慕的道德人格。所以一个民众的领袖，必须要时时刻刻，能够顺应着时代的要求，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奋斗。失却“天行健”的精神，万不能希望事业成功，而抛弃了战斗的生活，只是作消极的隐遁，消极的劝告，也是不成功的。

  49 我们总理孙中山先生在民族主义第一讲上面说：“民族和国家是有一定的界限。要分别民族和国家最好的方法，是从造成的‘力’是什么上面去求。民族是由天然力造成的，国家是由武力造成的。中国人说，王道是顺乎自然。换句话说，自然便是王道，用王道造成的国体，便是民族，武力便是霸道，用霸道造成的国体，便是国家。”

  这一个说明实在是分别国家和民族最好的定义。读总理书的人要晓得总理在这一篇讲义里面主要的目的，是说明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区别。主义的意思，总理已经很明白的讲过了，是“一种思想生出信仰，再由信仰成为力量”，换一句话说，能够决定人类之生活的方式、生存的方向、生计的方法、生命的意思的主旨。再明白些说，就是人生的目的和达到目的的途径，就是主义。古人讲道德，道是什么，用字虽然不同，我们很晓得和今天我们所用的主义这一个字，是没有两样的。德就是能够行主义，而有得的能力，和能力所发生行为之总和。所以并不是除却一个主义，就没第二个主义存在，而必定有两个以上的主义存在，方才发生主义的效力。凡是一个主义，必定包含着许多事实，必定认定有一个主义的本体，民族主义的本体是民族，国家主义的本体是国家，但是民族不是不要国家的，而民族主义的国家是以民族为本体，国家主义不是离开民族的，而组织不是以民族为单位，不能适合于一切民族的存在。更有一点，我们要特别留意的，就是总理所主张的民族主义，是以民族之平等的存在发展为基础。主张民族即国族，有一定的分际，不能随意曲解。所以以一民族为主体而压迫他民族所组成的国族，是国家主义、帝国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这都是就人类的目的，和达到目的的途径立言，并不注重在详详细细说明民族和国家，而是注重在说明这两个主义。

  至若说到这两个团体的本身，他的成立经过，在历史上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许多现存的民族，除了很野蛮的民族而外，没有不是由几个民族混合而成的。所以“历史民族”即是“文化民族”，而“文明民族”即是“混合民族”。混合的次数越多，文化程度越高。民族的成立，混合是一个顶大的要素。混合的事实，就不外总理所指出的几种：一血统，二生活，三语言，四宗教，五风俗习惯。这几种混合的要素，都不外以”力”为结合的中心，强的可以吸收弱者，大的可以吸收小的。成就一个完全的民族，是要经过很长的岁月，这很长的岁月当中，要经过很多次的变迁，变迁的重要形体，往往仍旧不脱国家团结的形式，不过国家这一个形式，只是形式中的一种而不是全部，并且所经过的国家组织，时分时合，随时是随各种自然力而为变迁。所以我们晓得一切国家，总不能离开民族的基础，一切民族，也不能抛开国家这一个工具。只是说到行动方针的主义，在今天这一个时代里，便有确然的分解，而不能够相混的。

  50 我们今天讲民族主义，我们的目的，是要建设民族主义的国家。说到建国，便不能不受“国家是武力造成”这一个原则的支配，要建国，要救国，而不注意武力，是绝对要不得的。这些年来，中国对于武力，简直可以说没有正当的了解，有一个时代，一般国民的思想，几乎把武力鄙弃得不成样子。从民国三四年以来，到八九年的当中，听见武力就反对，以为这是一个顶不好的东西。就是最近这两年，风气变了一点，然而在“打倒军阀”这一个口号之下，一般人对于武力，依然没有正确的了解，连军人的当中，都没有敢主张军队是国家存在惟一的组织原素，战斗是民族存在惟一的动力的人，这的确是思想界的最大弱点。我们试看，人类的生活，哪一样不是含得有很强力的斗争性的。就是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习，这五种民族力的存在，哪一样不是在斗争的当中进行着。

  5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一种努力向上的观念，是表明自古到如今人类生存竞争的真理。战争和武力是一切社会力的彻始彻终的表现，不过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是经常而是非常，不是全部而是一部。互助的组织、和平的幸福，乃是全人类经常的手段和经常的目的所在。所以我们不主张军国主义，而我们承认在建国的工作上，必须有军政的组织，在民族竞争的当中，必须造成强有力的军队，在世界的目的当中，必须要以中国民族的能力，为世界人类打不平。过去和现在的一切历史事实，都是如此证明的，我们看见日本民族种种历史上的思想，看见日本维新的思想根据，使我们愈加了解“武力”和“战争”这一个事实，是建国的最要紧的手段。不经过很多的恶战苦斗，费过很大的牺牲，民族的平等，国家的独立，是决计得不到的。我们要主张取消不平等条约，要主张中国人在世界上生存发展的权利，要为一切被压迫的人类打抱不平，必须要造成强有力的武力。今天我们反对中国的一切军阀，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强有力的军队，而是因为他们不能为国家为民族为民众造成强有力的军队。试看过去他们的军队，如何的脆弱，如何的腐败，如何的堕落。他们的行径，说不上是什么主义，他们的力量，更够不上维持什么主义。

  52 中国民族如果不能够决死，决不能够求生。要想求生，必定先要敢死。要民族敢死，在今天世界文化的条件下面，必须要成“有意识的民众的武力”。从前的民族竞争，只是单纯的争生存。单纯的争生存，就需要军国主义。今天的民族竞争，不单是争生存，而且是要争“有意义的生存”。我们的三民主义，就是今天生存的意义，要全国上下都能同意，要将士兵卒都能同意，然后才可与共死，可与共生，而不畏危。这是我们今天的“共由之道”。

  53 日本民族之所以有今天，完全是几次战争的结果。而这几次战争得到胜利，都是人民与政府同意的结果。就国内来说，倒幕府废封建的完全成功，是明治元年之战、九年之战、十年之战的成绩；废除不平等条约，是二十七八年战争的成绩。取得世界强国的地位，是三十七八年之战的成绩。这几件重大事实，是我们不能不注意的。

  54 在世界大同不曾成就的时代，说国家是人类生活的最高本据，这句话恐怕不太适当吧。无论帝国的主义如何，既然是国家，就不能不受“国家是武力造成的”这一个原则所支配。古人讲政治，说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孙子论兵，说是“兵者，国之大事”。所以说到建国，决不能离开兵力。不单不能离开兵力，而且若不是举国的民众，在一个意志的下面团结起来，认定军事是“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上下一心，作真剑胜负的预备，是决计不成的。

  55 日本建国的思想，在前几章已经讲得很明白，他是在一种“民族的宗教信仰”下面，统一起来的新兴民族。他们把古代的“满津里古登”（政治）复活起来了，他们所信仰的，是男性万能的君主神权，是武力中心的统帅政治，而“祭祀”，是他们理论上的政权出处。在这样一个国家组织之下，又当四围环境恶劣至极之时，其由封建政治一变而为军国主义的近代帝国，这是毫不足奇，而且在当时也是很应该的。......从东方全体来看，日本维新的成功，的确是有色人种觉悟的起点，是东方民族复兴的起点。

  56 军国主义这个东西，不仅只是一个思想上的表现而已。如果他仅只是一个思想的表现，决不能成就一个伟大的势力，一定要成为一种制度。这一个制度，是以军事组织的力量，作政权的重心，一切政治的势力，都附从在军事势力之下，一切政治的组织，都附从在军国组织之下，必须这样，才能成为军国主义的国家。如果不然，即使拥有很多的兵，我们不能说他是军国主义的。譬如英美那样帝国主义的大国，我们不能承认他是军国主义，而黑山国那样一个小国，是很的确的军国主义。

  日本军国主义的组成要点何在？我们第一要看他军权、政权是统一在什么地方，所谓统制权的行使，是握什么机关之事，国防、外交、财政、教育、工业，这几个重大的政治机能，是如何运用。第二要看军队组成的制度如何，壮丁训练的普及程度如何，动员的设施如何，社会的风纪如何。我们要能够从这两点仔细观察时，就可以晓得，到日俄战后几年止，日本的确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军国。

  外交方针，财政方针，教育方针，都以国防计划为基本，所以外交是军事交际，财政是军需，教育是军事训育。这一种关系，在思想上固然看得出，在政治上，在法律上，也可以看得出来。日本的政治组织，所以不能学英美，并且不能学法国，而必须学德国的缘故，就是为此。由此看来，我们可以明白，一个国民的哲学，是说明他的行动，而不是指导他的行动。

  57 。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满州帝室的崩溃，是给日本民众以最大刺激，同时给日本的军阀以最大的刺激。桂太郎这一个人，的确要算日本近代第一个有伟大眼光的政治家。他看见世界大势的移动和东方革命潮流的涌起，知道军国主义的政治组织和军阀的政权，不能长久继续。于是乎他毅然决然，抱定造成政党政治基础的目的，跳入民众政治圈里。同时他又看见英帝国覆败的时期逼近，东方民族独立机运的勃兴。于是乘着战胜俄国的威光，同时做联德倒英的计划，可惜他到底是前时期的人，他看得见大势的激变，而看不到这个激变是从社会的根底动摇起。时代的转换，先从中心人物的转换起，天时人事，都不容他的雄飞，竟自饮恨而终。桂太郎死后，日本军国主义之政治的代表人物，可以说是没有了。接着寺内死了，现在的田中，明明白白是军阀的回光返照。所以论日本军国主义的时代，我以为桂太郎的死，是一个大关键。自此而后，一方面现出思想界的大变迁，一方面现出国际政治的大变动。不单日本军国主义走下坡路，全世界的国家基础，没有一个不走进革命期的了。

  58 什么叫国际关系？什么叫外交？我们要看清楚，他的基本，毕竟是在一个民族的发展，而国家仅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到得目的达到，手段的本身，便随着变革，过去民族主义会变成国家主义，国家主义会变成帝国主义，就是这个缘故。所以主张民族主义而不同时主张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以民族平等为基础，以民权为骨干，以世界大同为目标，则其结果必定会重蹈过去一切帝国主义的覆辙。三民主义所以是解决现代人类生存问题的最完美的原则，价值即在于此。

  59 我们看日本过去的历史，在他的民族统一运动当中，同时就发生帝国主义的倾向。丰臣秀吉征韩之役，明治初年的征韩论、明治二十七八年的中日战争，明治三十七八年的日俄战争，欧战中的青岛出兵，西伯利亚出兵，这许许多多历史的事迹，都是在一条很明了的道路上行进，他是由民族主义一变而为国家主义，再变而为帝国主义。并且我们看得很清楚，他的民族主义开始的时期，已经包含着帝国主义的胎种。我们试读山鹿素行所著的《神皇正统论》，中朝事实，德川光国所编的《大日本史》，赖山阳所著的《日本政记》，我们已经很感觉到日本民族的目的，不仅在统一民族而在征服四围的民族建设大帝国了。他们心目中的“神”，就是世界全体的意识，而“神皇”的思想，就是统治世界的意识，和罗马的“该萨”，俄国的“查阿”，波斯的“沙、因、沙”，蒙古的“汗”，上耳其的“加利夫”的观念，是一些没有两样的。

  60 “继绝世，举废国，厚往薄来”，这一种世界政治道德的观念，的确是中国这一个最古的“世界国”的特色，而不是那些“强而小的民族帝国主义”所能梦见的。

  61 但是我们始终要看见，民族生存的对象是世界。民族主义发生的时候，同时就是世界观念明确的时候。在从前没有中山先生这样崇高而伟大的三民主义发生的缘故，一则是别的民族，没有中国这样久远而伟大的历史，二则全世界一切国家的关系、民众生活的组织，没有今天这样密切而发达。所以在美洲独立的时代，有这样的观念而没有这样制度的主张，在欧洲诸国有反帝国主义的运动，有三民主义的实际趋向，而没有这样明了的意识。我们越是研究各国的历史观察，国际的交涉，民族的兴亡，越是确信总理的三民主义，不单是后来居上的政治理论，并且越是确信复兴中国国家道德的思想，是改革世界政治生活的起点。

  世界一切民族的生活，到得有了交通，有了生产的交换，于是一切关系，便都是相互的了。甲国的文化，输入乙国，成为乙国新文化的资料。到了乙国新文化成了之后，又再输入于甲国，变成甲国改造的标本。如是互相影响，互相感化，互相逼迫，造成大同的基础。所以有了“车同轨”，必是会“书同文”。到了“书同文”的时代，一定会“行同伦”的。但是这一个人类文化大同的运动，在国家生活的当中，常常是用武力为推进的动力。我们看世界文化的交通，不晓得藏着多少悲惨的战斗历史。这盲目的战斗，如果是文明的民族战胜了，文化的推行，自然特别顺当而且迅速。然而历史上的事实不是如此。山蛮海寇侵夺文明民族的生活本据，残破文明民族的工作成绩，使文化的进展，一退几百千年，这样的事实，历史上不知多少。所以文明民族如果忘记“奋斗”，忘记了“武力是文化推进的原动力”，这就是“文明的堕落”。“自然”所要的，只是人类的努力，人类的生存。“自然”是大公无私的，它不单是不私于野蛮，它也不私于文明。它只要惩罚堕落，惩罚文明的浪费者，惩罚懒惰而不努力求生存的人。为生存而奋斗的，自然给他生存；为文化而奋斗的，自然给他推广文化。除此而外，自然不给他什么，也不听从他什么。

  62 当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日本地面，还是穴居野外的生蕃，便是他所谓天孙民族的这个阶段，还不知是在何处。然而中国文化输入日本而后，不过经过一千几百年，他便造成了日本民族的统一。如果把一个日本三岛，当成一个世界来看，就是已经造成了一个大同的文化，而旁边的中国民族，一天比一天堕落。最初赐文化给日本的朝鲜，更是堕落得不成样子，如果不衰，谁敢去问他鼎的轻重。中国民族如不衰败，日本何敢起侵略中国的野心。蒙古灭宋，这是刺激丰臣秀吉的最大事实。满洲灭明，英法侵略中国，两次订盟城下，是引起西乡隆盛等的野心最大的事实。自此而后，日本的内政一天分明似一天，进取的能力，一天增加似一天，帝国主义的雄图，油然兴起，而历史上的传统政策，便确实进行起来了。

  63 在日本维新之前，俄国的势力从北方压迫到日本来。这个时候，日本志士当中，已经生出一种防北的主张。开发北海道的政策，就是由此而起。这防北的政策，就是北进的基础，北进的道路，不用说是跟着神功皇后、丰臣秀吉以来的传统政策来的。他们惟一的目的，就是征服高丽，侵略满州。在明治元二年，已经有几个很狂妄的武士，主张日俄联盟瓜分中国。后来中国的国力，一天衰似一天，满清统治能力的薄弱，已经被日本看透了。中法战争的时候，中国连战连胜，依然北京政府要忙着割地赔款，这样的情形，哪里不引动日本的轻视呢!不止此也，此时俄国势力的南下，一天紧似一天，如果日本不努力南进，他也怕唇亡齿寒，占了满洲的俄国，一定向高丽进取，以那样腐败的朝鲜王室和两班，哪里挡得起俄国的一蹴，所以他们的北进，也可以叫着实逼处此。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两次的大战，他们也是拼着民族的兴衰、国家的存亡来的。毕竟中国和俄国，都是世界的大国，以小抗大，而且是抗十倍之大，难道日本人真是疯子，一点不会作退一步的想吗？前进是生路，后退是绝路，他们也是算清楚了的。

  日本开国进取的方针，不只是北进的、南进的策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在幕末时代，压迫日本的外国势力有两个，一个是从北方来的俄国，一个是从南方来的英美诸国。从大陆来的俄国，引起日本的北进，而从海上来的英美诸国，便引起日本的南进。其实这两个名词，还是不很妥当，我们还是说它是“大陆进取政策”和“海洋进取政策”要明显些。代表大陆进取的是陆军军人，当然代表海洋进取的是海军军人了。中日战争之后，北进的政策，被三国干涉阻止了，而南方得了台湾，成为他海上进取的基础。日本的移民政策，便随着商业的关系，拼命向海外求生路。然而生路是很少的，布满了美澳两洲的“排黄运动”，不单是阻止着中国人的求生之路，也是阻止着日本人的求生之路的。所以这若干年的当中，日本在美洲的发展，也只有挤开一些中国人，得着一点苟存的地位，并不纯为东方民族创得一些基础。太平洋的欧亚人种竞争当中，处处包含着中日民族的竞争。我们每看到日本人排斥海外华侨的言论，不惟引起我们一种愤恨的心理，并且使我们想到日本也是东方民族，何以竟没志气一至于此，真不由不替东方民族叹息了。

  64 由日本战胜的结果，打破了东方民族不能战胜西方民族的催眠术。全东方的民族，都活泼地动作起来，世界民族革命的新潮，从此开始。因为俄国战败的结果，才造成英法协商和三国协商，继续五年死亡二千万的世界大战，以及俄、德、奥、土四大帝国的倒塌，都由此而起。

  65 何以一个帝国的大军阀领袖，一个民国开国的革命领袖；一个军国主义的权化，一个三民主义的宗师，会如此互相谅解呢？他们两人的互谅和互信，不是在学术思想上，不是在国家思想上，而是在以东方民族复兴为根据的世界政略上。桂太郎和中山先生密谈，前后约计十五六小时，桂太郎的话的要点，我可以记出来：“在清政府的时代，东方的危险，固然到了极点，同时失望也到了极点。那样腐败的朝廷和政府，哪里还可以有存立发展的希望。而西方的努力尤其是军国主义大陆国的俄国，以最强的武力从北方压迫下来，海上霸王的英国，以最大的经济力从南方压迫上来。这个时候的日本，除了努力图自存而外，更无他道。而自存的方法，断不能同时抗拒英俄。幸而英俄两国，在亚洲的地位，立在极端冲突的地位，使我得以利用英俄的冲突，和英国联盟，居然侥幸把俄国打败了。俄国这一个敌人，不是东方最大的敌人，而是最急的敌人。打败了俄国，急是救了，以后的东方，便会变成英国的独霸。英国的海军力，绝非日本之所能敌，而英国的经济力，绝非日本之所能望其项背。

  我在日俄未战之先，极力想法造成日英同盟。现在日俄战争的结果既已分明，而日英同盟的效用，完全终了。此后日本绝不能联英，而英国更不用联日。在太平洋上，英日两国，完全立于敌对地位。此后日本惟一之生路，东方民族惟一之生路，惟有极力遮断英俄的联结，而且尽力联德，以日德同盟继日英同盟之后，以对英作战，继对俄作战之后，必须打倒英国的霸权，而后东方乃得安枕，而后日本乃有生命。此生命问题，非独日本，从鞑靼海峡到太平洋，全部东方民族的运命，皆以此计划的成败而决。现今世界只有三个问题，土耳其、印度、中国是也。此三国皆在英国武力与经济力压迫之下。然而只须解除其武力的压迫，则经济力之压迫，完全不成问题。盖此三国皆真可以成最富的生产国之要素，此三国皆不能为日本助。中国有可以为日本助之道，而此数十年来，内政既不修明，利权复任意放弃，且持其远交近攻之策以临日本。中日之战，中国如强，则绝不会有日俄之战。中国若强，则应为中日俄之战，或中俄之战，而不致以此牺牲，归之日本，我可断言。此两战者，日本不过以人民死生拼国家存亡，岂足以言侵略。若中国不强，而甘受欧洲的侵略，且将陷日本于危亡，是可恨耳。

  我有鉴于此，故前年有俄都之行。余之赴俄，世间谓余将作日俄同盟。余诚欲修好于俄，然同盟何能成，成又有何用。我所计划者乃是日德同盟。我因既不能以此事假手于人又不敢往德国，惹人注意，故与德政府约在俄都讨论政策，乃刚到俄都，先帝病驾，速以急电催回，事遂一停至今，真是一个绝大恨事。但我一日握政权，终必做成此举。此为余之最大秘密，亦为日本之最大秘密。倘此事有半点泄漏，日本将立于最不利的境地。在日德同盟未成之时而英国以全力来对付，日本实不能当。我刚才听见先生所论、所劝告日本之策略，不期正为我志。我在日本国内，从不曾得到一个同志，了解我的政策。今日得闻先生之说，真大喜欲狂。中国有一孙先生，今后可以无忧。今后惟望我两人互相信托以达此目的，造成中日土德奥的同盟，以解印度问题。印度问题一解决，则全世界有色人种皆得苏生。日本得成此功绩，决不愁此后无移民贸易地，决不作侵略中国的拙策。对大陆得绝对的保障而以全力发展于美澳，才是日本民族生存发展的正路。大陆的发展，是中国的责任。中日两国联好，可保东半球的和平，中日土德奥联好，可保世界的和平，此惟在吾两人今后的努力如何耳。

  现在中国的境遇如此，国力又不堪用，先生的羽翼又未成。刚才所云助袁执政云云，以我所见，袁终非民国忠实的政治家，终为民国之敌，为先生之敌，然今日与之争殊无益而有损。如先生所言，目前以全力造成中国铁道干线，此实最要的企图。铁道干线成，先生便可再起执政权，我必定以全力助先生。现今世界中，足以抗英帝国而倒之者，只有我与先生与德皇三人而已。

  这一件事，在政治道德上，中山先生和我始终守着秘密。直到桂太郎死，欧战发生，日本对德宣战，先生才对亲信的同志谈过。我们把桂太郎的话看看，再把欧战前后的事情想一想，假若桂太郎不死，东方的局面，可说绝对不是今天这样的。现在日本这一般政治当局，无论是政府的大臣，是政党的领袖，都是些随波逐流，没气力、没志气、没计划的普通政客。一天到晚，只把如何取得政权、如何保持政权作成惟一的目的。日本民族的将来，东方的将来，世界的将来，他们绝没作过打算。政治人才拂底的日本，前途的确是可危极了。至于中国今天在政治上的人们，或是永不读书，或是读一句书，喊一句口号。政治是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业，又岂是这样所能成的，真可叹呵!

  他的努力，是平常人所绝不能及的。他一天睡眠的时间很少，他的刻苦用功，只有“手不释卷”四个字，可以形容，不是看书就是测图，此外就是静坐。他是一个很热烈而诚挚的神教信徒，他确信信仰是一切道德的极致，在一切修为中，有最大威力。他的宗教思想，当然是纯日本式的民权神权论，正是素行派哲学思想的余脉。不过他不是一个理论的信者，而是一个情意的信者，在仪式上，和普通日本信神的人一样，完全是受佛教的感化。

  他是这样一个人，何以总理和他那样交好呢？这也完全是在政治的主张上，他是一个很热烈的南进论者，同时他是一个排英美的论者。他的南进论和排英美论，完全是立足在有色人种的复兴上面。他不是讲大东洋主义，为是讲大亚洲主义，也不是讲大日本主义，而是主张人类的平等。他以为“人类都是神的子孙，文化是人类共享的工具，世界不容一种人专横，文化不容一种人垄断”。他在政策上，和桂太郎大略相同。他以为日本不可以造成陆军国，而且不能造成大的陆军国。日本人的运命在美洲澳洲。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除是土耳其、印度、中国三个大民族都完成了独立，打倒了英美的霸权，要海上的自由完全实现之后，诸大陆的移往自由才能实现。所以他在这一个论据之下，极力盼望印度的革命成功。他认为印度的革命成功，是东方民族复兴的总关键。如果印度的革命不成，其他的一切努力，都不能完全有效。他在这一种观点的下面，和总理成了很好的朋友。他对于总理的革命事业，在物质上、精神上，都有了不少的援助。而他之援助总理的革命事业，是很纯洁的，不单是不含有半点策略，并且不带有半点虚荣，至今日本人很少知道他和总理的交谊如此之深，也足以表明他是做事不求人知的。

  66 我们要晓得，近十五、六年以来，跨国的政局变动，没有一回不是受外力支配的

  67 “操之自我则存，操之于人则亡”，中国人失却了建国的能力，这是一个最大的证据。所以总理说：“不平等条约不废除，中国不能够得到民族的平等，国家的独立，则永无统一的日子。中国不统一，最大原因，是中国人自己失却了自信力而甘心受制于外国。同时一个外来的原因，就是掌握着最大的兵力财力的外国人，以不平等条约为工具，以中国人无自信力为机会，而来中国捣乱。”这是的的确确的。我们在前面许多叙述当中，总应该看得出，日本何以能强，何以能统一，何以能吸收欧洲的文化，把他组织起来，变成日本统一的民族文化，这完全由于日本民族的自信力。“信仰”是生存的基础，“信力”是活动的骨干。这种地方，是中国人应当切实反省，努力自新的。

  68 自从欧洲战事发生以后，欧洲列强，没有一国能在中国作政治的活动，于是中国的政治问题，完全被日本人操纵着。操纵中国政局的中心人物是谁呢？这是我们所不能不知道的：田中义一大将

  69 中山先生在日本的时候，对于田中，也是很属望的。中山先生向来对于任何人，总时时刻刻作他的同志。因为中山先生不承认世界上有坏人，也不承认世界上有不能变易的人，他认为一切人类行为的错误，只是“不知”，如果知了，他一定能行。

  日本的地位和力量，足以左右中国的时局，并且可以障碍中国一切事业的进行，阻止一切事业的成功。尤其在每一次战事发生，日本人必定操纵了中国全国的交通。参谋本部的武官，是布遍了各处重要都会。各方面的领袖人物，都和他的驻在武官发生关系。而那些驻在武官，也乐于和领袖们发生关系的。无论在怎样困难的地方，他们可以有通信的自由。无论什么地方的变动，他们总得着最快的情报。在中国地方，政治军事的情报，最确实而最迅速的，恐怕要算日本的参谋本部了。

  70 革命运动一方面是事实，一方面是思想，这两件东西，都有同类此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可能。

  71 至若日本的资本家、商人，一切对中国、在中国的言行，更不用说和田中中将的言行，关系非常密切。日本现代资本家的来路，在前面几节的记事当中，已经略略画出一点影子。自倒幕的时期以至于欧战发生为止，日本的资本家，仅可以说是御用商人而不是独立的事业，一举一动，当然以政府尤其是和陆海军当局的意志为目标的。

  72 我们看得出一个民族的生命，最要紧是他的统一性和独立性，而这统一性和独立性的生成，最要紧是在于他的自信力。一代的政治运动也是如此。如果一个团体，一个团体的运动，乃至一个政治家的活动，失却了统一性和独立性，失却了自信的能力，结果一定是失败。不单是失败而已，因为这一种没有统一性独立性的运动，在社会各种阶级各种组织上面，只有生出无目的破坏而一败不已，失却“自动力”的社会，任何道德，任何制度，都不能建设。日本民族之所以强与中国民族之所以弱，完全以此为分际。总理这四十年的努力，要点在何处呢？就是要唤起中国民族的自信心，造成中国民族的统一性和独立性。革命是创造的、是建设的、是独立的、是统一的；三民主义是自信心的保障，是独立性和统一性的保障。中国人不能彻底接受三民主义，就是因为“不自信”的缘故。

  任何帝国主义在中国能够操纵，都是利用中国人的这种弱点。不单是帝国主义者，一切外面的势力，能够侵入中国，来压迫中国的民众，捣乱中国的政局，或是拆散中国的社会，其根本的原因，都是在内而不在外的。袁世凯以下，若冯、若段、若张、若岑、乃至今天已失败的吴佩孚，在失败中的孙传芳，一切等等，他们的特质在哪里，就是原是一个中国人而没有中国人的自信，只能作依草附木的生涯，只能倒向外国人的怀里去。共产党的最大缺陷，亦复如是。我们看中国青年这几年来，的确是觉悟了，动起来了。由中国的文学革命一个口号所提起来的青年自觉，的确有很强的自信力含蓄在青年们的思想里。但是一个朦胧的黎明运动，一旦由中国民族独立运动的意识，变成第三国际支配的意识的时候，他的自信力便完全消失，而独立性和统一性便完全失却。由思想上的缺陷，生出实际的缺陷。这些走错路的青年，以为中国的革命可以在俄国支配之下来成功，正和政学系研究系在民国四、五年倒袁运动时候，倒向日本人的怀里去没有两样。

  73 我们看看日本的维新。在思想上，中国人普遍总晓得日本人是受西洋很大的感化。法国的自由民权说，鼓励日本的维新；而德国的军国主义的思想和制度，成就日本的维新；但是始终日本的重心是日本，日本的基础，是建设在日本。巴黎并没有能够指挥日本，柏林也并没有能够指挥日本。如果有了这一天，就是日本的亡国，并且会是亡种。我们再看俄国的革命怎么样。德国的思想在任何方面，都供给俄国以很重大而紧要的资料。并且俄国一九一九年革命的发动，还是起自柏林。然而一旦成为俄国革命的时候，俄国的一切，都是支配自己。俄国的革命党，立刻建设起一个革命中心的莫斯科，他们不单要支配俄国，还要支配世界。柏林是不能支配俄国的。“堡”的地名，都变成了“格拉德”，乐用外国语的陋习也改变为歌诵俄国语了。以共产主义、世界主义相号召的俄国革命是如此成就的。土耳其的革命，更是明显了。他们惟一的目的，就是打破外国的支配。从倒袁运动起，直到今天，除了总理孙中山先生和真是他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势力而外，在中国一切政治的势力，都是受东京的支配，听东京的指挥的。这一个现象，一变而入共产党操纵的时代，一部分政治军事势力，又甘心受莫斯科指挥。并且从人的系统看，从前许多愿受东京指挥的人，也很容易变为受莫斯科指挥。

  这一种亡国的精神状态，真是可伤呵!

  即以用客卿一件事论，我们看得很明白。在交通发展的时代，凡是建设新国，绝没有不取材异国所能成功的。但是有一个绝对条件，就是自己去用它。日本维新建设的内容，并不是靠日本人的智识能力去充实起来，而是靠客卿充实起来的。军队是德国人替他练的，军制是德国人替他定的。一切法律制度，在最初一个时代，差不多是法国的波阿索那德顾问替他一手造起的。然而指挥、统制、选择、运用，都是在日本人自己。当初总理是最主张用客卿的。自南京政府时代，直至最后，没有一次总理执权的时候不用客卿，然而终是总理用客卿而不能看见有被客卿所用的事。却是北京政府就不然了，我们看北京政府下面的客卿有两种，一种是由条约上的关系来的，这不是客卿，而是外国派来的统监，一种是自己自由聘定的，这就只有请他们坐在那里：永远是顾而不问。前者证明北京政府的懦弱，后者是证明北京政府的腐败。我可以断言，今后我们要革命，必须要用客卿，不单要用而且要用很多。然而如果不是用客卿而被客卿所用，就是自杀，更深一层说，如果不能造成一个有任用客卿能力的政府，没有具备这一种能力的领袖，我们的建设，是绝对不能起的。现在我们很看得见，国民党同志当中，有两种大毛病，一种是拜倒在客卿门下，一种是绝对不敢用客卿。

  前者是没志气，后者是没能力。没志气的人不足以革命，没能力的人不可以革命，这是很的确的论断。

  74 日本有一些人——于藩阀、财阀有关系的人，在前年去年，对于中国抱着一个假想，他们认定，“中国的政治如何变化，和日本有极密切的关系，中国的政治，如果不能受日本的支配，是非常危险的。但是从前所取操纵北京政府的政策，事实上失败了。何以会失败，便是中国事实上不能统一，以事实不能统一的国家，单想操纵一个京都的政治来支配全国，这是绝对办不到的。而且因此生出中国人民的反感，实际上反而受打击。从前的二十一条的中日协约，就是一个失败的例证。即使没有《二十一条》，日本在中国的地位，也不能小过今天，少过今天。而因为有了二十一条的名义，倒反而妨碍了实际利权的获得。以后对于中国，爽性不取操纵中央的办法，而另开门径。但是有一个要点，就是如果革命运动成功，中国由革命而得统一，则必于日本不利。所以必须使中国革命势力，不得统一。现在中国的各个势力当中，张作霖的势力，是日本势力在中国的一个基础。但是中国绝不会统一于张作霖，此外藉英美势力而想作武力统一的吴佩孚，也必然失败。在中国的势力，目前最确实的，就是一广东的国民政府，长江的孙传芳，东北的张作霖，西北的冯玉祥。国民政府的势力向北，冯玉祥的势力向南，如果这两个势力把长江孙传芳、吴佩孚的势力打倒而得联络，则统一的国民政府成立，张作霖的势力，始终是不能维持的。为应付这一个局面，日本应该要扶植孙传芳，有统一长江的势力，把孙传芳造成日本的第二个张作霖，以阻隔南北两个革命的地理上的连接。”

  日本的佛教思想，固然不是印度的佛教，也不是中国的佛教。受过王权时代的公家制度和封建时代武家制度两重感化和神权的民族思想陶融的日本佛教，完全变了样子。明治以来虽然经了神佛分离一个很大的制度变革，然而民间的思想，依然是神佛混合。

  75 我们看纽约、华盛顿，是西半球的两个中心，伦敦、巴黎、柏林、罗马，是欧洲政治的四个中心。莫斯科和东京，是亚洲政治的两个中心。安卡拉是正在努力想造成一个亚洲中心来的，前途如何，不止在土耳其而尤其是在全世界的回教诸民族。中国不单造不出一个世界中心，而且造不起一个全国的中心。全世界正在预备极大的战斗，这一个大的战斗，主要的问题，就是被压迫的十二万五千万民族能够站起来自己造成政治支配的中心不能够。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国，就是这中心问题的中心。然而只成了问题的中心，而不能造成一个力的中心，于是四围的“中心力”，都向着中国来吸引。失却自己支配的中国民族，一逢着他力，便被吸引，逢着强大的他力，便很快很大的被吸引。而来吸引中国的中心力，当然是互相冲突，吸引力愈大的，当然冲突愈大。英国这一个势力，是压迫中国最大的势力，同时也是吸引中国最大的势力。在太平天国战后，中国人的精神被英国的势力完全吸引住，使中国人连压迫的感受都失却了。长江和南方一带，崇拜英国、迷信英国，成了一种风气。只是北方还不能被吸引干净，野蛮的抵力一变而为义和团，及义和团失败，这一个抵抗性也消失干净了。直到民国十四年为止，全中国的人心可以说是被英国吸引住，一动也不能动弹的了。

  近三十年来，东京是很显明地，取得了东方政治中心的地位。虽然他们的力量，依然屈服在全欧洲的势力之下，而尤其是在伦敦的政治力吸引之下，加藤当国的几年当中，这个趋向，尤其是很明显。然而他自己统一的力量已经很确实，对于中国，已经由压迫而生出了吸引的作用。十几年来，中国任何政治变迁，没有不从东京的打算上影响出来。最近七十年的东方史，前半是日本对俄国卧薪尝胆的争存史，后半是日俄两国在中国的争霸史。而世界战争之后，又进了两国的新争霸时代，没有出息的中国人的心理，不向东京便向莫斯科，这是一个召乱召亡的心理。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东京的政权，落在军国主义者的田中大将手里，一就总理的职，立刻便跟着英国对上海的政策而对山东出兵，而召集在中国的外交陆军人员会议，而对满蒙决定积极政策，陆军大将内阁总理兼外务大臣的田中义一，恐怕是要变成第二个塞尔维亚的中学生罢!

  76 一个人的生活，不能是单靠理智的，单靠理智的生活，人生便会变成解剖室里的死尸，失却生存的意义。而尤其是一个国民、一个民族的生活，绝不能单靠理智的。民族的结合，是靠一种意识的力量。这一种意识的力量，当然是由种种客观的事实而来。但是种种客观事实的观察和判断，不变成一种主观的意识时，绝不发生动力。“观我生”“观其生”的观，如果不到得自强不息的精神上来，什么“省方”“观民”“设教”都不能生即生，也不能久。理智仅仅是观而不是行，理智的世界是静的而不是动的。不过一切情感的意识，活动的意识，如果不经过理智的陶融，则感情不能“醇化”。不能醇化的情感，就不是文明的作用，而只是动物性的本能作用。然而缺乏了情感的人，永不能创造理智。缺乏了情感的社会，也不能作生活的团结。一个人一个社会的创造进化，都是靠着这醇化的情感来推动来组织来调和，程度和方面有不同，而其作用只是一样。信仰的生活，是个人和社会的进步团结最大的机能。总理说主义是“信仰”，就是很明显地说明冷静的理智不化为热烈的情感时，绝不生力量。我们在无论什么地方，都看得出日本人的民族意识是很鲜明的。

  77 人生是不是可以打算的？如果人生是不可以打算的，我们何必要科学。如果人生是可以专靠打算的，人们的打算，自古来没有完全通了的时候。空间是无量的，时间是无尽的；任何考古学者，不能知道星球末成以前的历史；任何哲学者，不能知道人类绝灭的时期；任何天文学者，不能超过现代的机械能力，测算无尽无量的宇宙。人是要生存的，打仗是杀人的事，在战斗的进行上，人人都晓得强制的命令是必要的。有一个军官说：“没有统一的命令，谁肯去打死仗。”我要问他，“如果大家都不服从统一的命令，效力在那里？”如果失却了信仰，发命令的指挥官，也可以私自脱逃，受命令的士兵，更可以全场哗变。读《扬州十日记》的人，该晓得那时候五百个满洲兵，断没有屠杀扬州的能力。读《桃花扇》的人，看到四镇兵哄的时候，该晓得失了信仰的命令，不过是等于烂纸堆里的臭八股。完全不要打算是可以通的吗？迷信枪打不尽、炮打不伤的义和团，倒底敌不过钢弹。所以打算只是生的方法，不打算是生的意义。“迷”是没有理智的意识，“信”是醇化的感情的真力。我们如果知道人生是“力”的作用时，便晓得信仰是生活当中最不可少的条件。“自强不息”是自信力的工作，“厚德载物”是自信力的效果。只有信仰，才能够永生。只有信仰，才能够合众。

  人的生活是时时在死灭的当中。如果人人专靠着一个打算时，何处去生出死里求生的威力？

  78 这样一种打算的国民，哪里去找信仰，这是“迷”极了的一群愚人，是愚极了的一群弱人，是弱极了的一群没有将来的半死人。把这样的迷信做对象去反对信仰，是中国人的一个极大的错误。信仰是无打算的，是不能打算的，一有了打算就不成信仰。尤其是一个民族，在生存竞争剧烈的当中，如果人人这样打算着，绝没有人肯拼着必死自己炸沉了自己的船去封锁敌人的军港，决没有抛却有一切所得去研究目前没有一样效力的纯正学问，决没有人舍了自己的财产去救济社会国家的危难。“下井救人是不行的”，这是中国人普通的观念。如果没有下井救人的决心，连不下井而救人的方便事也没有人肯去做了。”下水思命，上岸思财”，这一种打算的民族，何从产生奋斗的精神，何处去创造永久的历史，一切思想行为，何从有彻底的究竟。心里想共产革命，口里说国民革命，手里作的是个人主义的生涯，这一种矛盾的虚伪的生活，是从打算里来的谬误。

  79 在生死过程当中的“食”的问题，尚不足与之比大。性生活的虚伪和打算，可以说是生存意义的错误消失。一个民族到得把男女关系看成游戏时，他的生存意义已经衰弱。到得在男女关系上面只剩得一个打算的时候，他的生存的意义，可以说是完全绝了。

  80 自杀是一件顶懦弱顶愚蠢的行为，是最无自信力的行为，而且是最贪生的结果。如果一个人生存的能力是强的，具备一个顶天立地的信仰，把宇宙人生，看得透透彻彻，一往直前，毫无愧怍地行过去，无坚不破、无敌不摧，什么恶魔，也都可以服下去，何至于在生死的道途当中，恐怖忧疑，至于怕死到极点贪生到了极点的时候，走到“不敢生存”的绝路上去。固然社会的一切制度，一切习惯，足以在有形的无形的上面，压迫着个人，使个人社会的生存，生出不可救的缺陷，于是把个人逼到自杀。然而这一种“社会的生存意义上的缺陷”，如果个人不是在外的生活上自己造成缺陷时，内观的心理上，也决不会体认出罪恶来，而自己苛责自己，至于自刑。倘若很真确的认识缺陷是在社会，那么自己的生命的意义，也可以体认到和社会同大而敢于对社会作一个紧对手的敌人去摧破他。如果斗不过而死，还不失自己承认自己生命的意义。所以最贪者莫过于自杀，最弱者莫过于自杀，最无自信者莫过于自杀。在人道的意义上，最残忍的更莫过于自杀，在精神的生活上，最矛盾最纷乱而不能统驭的心理无过于自杀。佛家说，“一切罪恶以自杀为最大，杀人尚有成佛之因，而自杀决无成佛之果。”这一个判断，是从很多方面判断而下的总评，的确是确当的。

  我们可以说，“自杀的观念，在最和其他民族不同的地方，最最看得出日本人的特性，而这一个特性，最足表现日本人的强点。”我这一个观察，并不是批评自杀者的本人，而是就他的观念上看出他背后的社会生存意识的特质来。

  日本人的自杀，我们可以用两种区分来研究。一种是普通和别的民族没有分别的，懦弱至于不能生存，乃至不敢生存的自杀，属于这一种。一种是很特殊的，在自杀者的心理状态上，舍得有一种积极的意义，物质无常和精神常住两种观念，很明晰地现出在自杀者的意识上面。

  日本人的切腹，决不是如此的。切腹是痛苦最多的、积极的，必须努力而后能达到目的的自杀方法。自杀者在死的时候，还是积极的保持住很明晰的生存意识，很坚强的奋斗精神，到最后一刹那为止，不愿意抛却努力的义务，不使身体有倾斜，不使十字纹有偏倚，不把使用后的武器随意散乱着。生存中作他生存意义的主义，是贯彻到底，更不存在着自杀途中幸而得救的打算。由思想所生的信仰，由信仰所生的力量，继续到他最后的一刹那。

  81 中国国民战斗能力的确是增进好多了。我常说：“这十几年来国内的战争，在几十年回头一看，才可以晓得为了要训练国民战斗能力而设的真剑演习。其他一切个人的地方的乃至党派的目的，都不是要造成这种真剑演习不能不有的动力。而真正的目的，是目前的人们所不能知道的。”这个批评，我总希望他是真实的。但是生存的意义上如果没有一个大的革命，这一种战斗的训练，对于民族能力的增加，功效是很小的。士兵们为了十几块钱，官长们为了升官发财，子女玉帛，把这些很小的打算做全部意义的战争，正是太过把生命看得轻了。古人说：“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这两句话或者说明的方法不完全，然而要在物质无常的上面，建设精神常住，在小我的里面，显出宇宙我的力量，实际些说，就是要离却了个体生死的观念而置重群众的生死，如果这样主义的战斗观念不彻底、不坚强，民族战斗力不会增加，打算的竞争，当不起不容打算、不能打算的战斗。中国人在过去一千几百年当中，所以敌不过四围强蛮小民族的缘故，都是为此。这一回的北伐战争何以一到长江，便生出很多破绽来？固然英国的压迫、日本的压迫、共产党的压迫，这三个大压迫是使我们失败的原因。

  82 我们要用精密一点的话来讲，就是“能把一切私的计算抛开，把永久一切的生存意义建设起来，从死的意义上去求生存的意义，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死的军队，就是革命军”。信仰的形式和内容有不同，而目的只是一样。一个民族，如果失却了信仰力，任何主义，都不能救得他起来。”要救中国，要把中国的自信力恢复起来。”这一个伟大而深刻的精神教育，在今天总应该有人明白了罢!

  83 这几年来中国的思想界，庞杂极了，但是我们看得出一个很大的进步来，就是从前一切战斗，没有达到思想战争的地位。思想的战争，只是限于思想的形式，不曾晓得思想就是生命，思想不统一，则是生命不统一，思想的不同，可以生出很悲惨激烈的战斗。这过去三年的经过，在十五年来民族战斗力训练之真剑演习上，加上更重要的意义了，现在训练到作战基本动力的思想上来了。思想不是纸上的空谈，不是不负责任的儿戏，是生命的中心。思想不变成信仰时，不生力量，不到得与生命合为一致时，不成信仰。鄙弃信仰的唯物史观，决不能说明人生的意义，更不能说明民族生存的意义，伟大的三民主义，伟大的民生史观呵!

  84 人类的生活，除了信仰生活而外，最要紧的，要算是“美的生活”罢。“据于礼，成于乐，依于仁，游于艺，……”这四句话说明文明的要义，可算是精微了。

  85 人类的生活，决不是无情趣的、无机的一个形骸，他成为生活的缘故，是要有一个生活的机能。生存意识是生活机能的主体，而生活的情趣更是推进生活的动力。所以一切生物，号为“有情”，真是很巧妙的学语。一代的革命，是改革一切社会组织的制度。但是在社会组织的制度未改革之先，推动社会生活的情趣，必然先起一种变化，生一种的改革。信仰生活的革命和艺术生活的革命往往先社会制度的革命而起，后制度革命的改革而成，到得它完成时，又是变化将起的时代了。这样递换不已，就成社会的进化。

  86 艺术生活了，诗歌、音乐、绘画、雕刻、园林、建筑、衣饰乃至一切生活的形式，无处不有美的必要。美是人类文化的一个最大的特质，也是一个最大的需要。把“美”的意义却除了的时候，将无从去寻人类文化的原素。我们看一切生物，它都具备特殊的“色香”，而这特殊的色香，一面是它生存必须的工具，同时更是推进它的生活的动力。

  87 民族的特性，表现得最明白一点不容假借的，是在他的信仰生活和艺术生活两方面。同是一个宗教，传到异民族的社会里，它的性质，完全会变了一个。中国佛教和日本佛教的不同，是很明显的。不单宗教如此，宗派也是一样。中国的禅宗和日本的禅宗，无论僧侣居士，都完全不相同的。中国的禅和尚禅居士，不是晋人的清谈，便是宋儒的性理，等而下之，便是借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参微妙，不借修为为口实，伪造禅机欺骗大众。日本的禅和尚禅居士，何尝不是有很多的毛病、很多的虚伪。在武家时代那一种真创的斗争社会中，坐禅、剑术、柔术，都成为斗争的精神训练的要义，而禅定可以变为军队的最高统率，剑术的最高的秘奥，战斗的最高策略。无论你自己说是怎样高明的禅师，要在“战斗”和“死”的考试上不落第，才可以算为初等及第。艺术生活上，看出的特质，也是多极了。他的特质如何，我们可以看出两点：一点是战斗的精神，超生死的力量；一点是优美闲静的意态，精巧细致的形体。前者是好战国民战斗生活的结晶，后者是温带岛国之美丽的山川风景的表现。如果用时代来说，前者是武家时代的习性，后者是公家时代的遗音。就地方来说，前者是表现东国和西南国的短衣，后者是表现京都的长袖。固然这种分别都不是绝对的，而且横的交通、纵的遗传的变化，经过很长久的时期，已经由混合而化合，造成了一种不易分析的日本趣味。

  88 。然而我想称赞他一句话，就是“日本人的艺术生活，是真实的。她能够在艺术里面，体现出他真实而不虚伪的生命来”。我远想称赞他们一句话，就是“日本的审美程度，在诸国民中，算是高尚而普遍”。如果我们从他的德性品格上去分析起来，崇高、伟大、幽雅、精致，这四种品性，最富的是幽雅精致，缺乏的是伟大崇高，而尤其缺乏的是伟大。中国古代人说起美的对象，总是举出日月星辰，碧霞苍穹来，什么满天星斗焕文章，也是用来形容美术的惯语。大平原的国民，审美的特性，当然如此。至若山川美的丰富，在这样一个大陆的国家，更非岛国可比。日本人标榜为美的极致，不过一个富士，伟大祟高，也不足比中国诸名山。不过他在一个海国山地当中，溪谷冈陵，起伏变幻，随处都成一个小小丘壑，随地都是供人们的赏玩，而这些山水，都是幽雅精致，好像刻意离琢成功一样。这样明媚的风光，对于她的国民，当然成为一种美育，而自然的赏鉴，遂成为普遍的习性。《徒然草》的序文上说：“在花间鸣的黄莺，水里叫的青蛙，我们听到这些声音，就晓得一切有生的生物，没一样不会作歌。”这一种自然审美的趣味，在日本的确是很普及。不过气局褊小，没有平原广漠，万里无云，长江大河，一泻千里的气度，是他一般的缺点。

  89 我们看许多亡了国几千年的民族，乃至移转了几万里的民族，而至今仍旧能保存他多少古代艺术的面目和审美的特性，如果具备这一种能力的民族，她的保持民族质量的力量，都具备相当的伟大。并且我们要晓得一种特殊的美术的成立，必定是要经过很长的年月，很多种类、很多次数的文明混合。而在调和和创造的上面，又必须保持着一种或数种民族要素的纯洁性，尤其最要紧的是她的血统的纯洁性，然后才能够达到文化的烂熟期而成就一种特殊的美术。日本的美术构成的成分是很多种的，中国美术和印度美术，不用说是最基本的要素。但是尤其要紧的是日本民族的特殊性。只要是稍微对中日两国的美术有过一点经验的人，无论是对于哪一种的作品，或是音乐、或是绘画、雕刻、盆栽、插花、书法，都能够一眼便看出它是中国的或是日本的。

  90 日本人对于自然美的玩赏，是很有一种微妙的情趣的。最使我们注意的，是造园、盆栽、生花。把某处的天然风景缩小若干分之一成为一个园林，把某处的某一株松柏的奇古形态作标本造一个盆栽，把某一家的画法作基础开出一种生花的流义，这些还是顶普通的外形。在这当中，更潜伏着很特殊的想像力和创造力，使死的东西添出生意。胡床边的篱落，决不使我们生城市山馆的厌气；优美的茶间当中的瓦壶竹档，决不使我们发生瓦盖草堂的恶感；村落间墙壁上贴着的浮世画，决不令我们觉得有看三官神像那样的劣等情绪；乞食的穷和尚，吹着古韵悠扬的尺八，比之我们听宣卷，要生几十倍的耽想中古时代历史。

  这种种地方，都是人人很容易觉察得到的。

  91 中国文化输到日本，二千年的当中，发展的成熟期，大约可以分为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完全模仿唐制的公家时代，所谓平安朝的文化，可以算是最成熟的时代。这一个时代里面，一般人民所接受的中土文化，只有被支配的法令、被宣传的宗教。所以由统一的典章制度和学术的宗教信仰两种很艰深的文化成熟起来的艺术，是贵族的专有品。从种种方面看，我们都认识得出他们的内容决不浅薄，形式也决不鄙劣。然而范围是很狭隘而气力是很微弱的。到得这一个文化烂熟了，便发生本身的破产。公家制度的衰颓，就是他文明腐化的证据。很像中国建康临安时代的金粉文明，一样是充满了亡国败家的气象。于是政治上的统治，当然不能维持而变为群雄争伯的时代。制度文物在杀伐争战的当中，黑暗了几百年，直到得太阁统一群雄，家康继承霸业，丢开了腐败堕落的西方，在荒野的东海之滨，造出一个簇新的江户文化，这是我们很值得注意的。我们要看得见日本文明的建设，是在很低级的民族部落时代，硬用人为的工夫，模仿中国最统一最发达的盛唐文化。这一种建设，当然不容易使民众咀嚼得来的。由统一的公家制度变为分裂的封建制度，就中国的历史比较起来，很像是开倒车。其实把当时日本社会组织和文化普及的范围看来，便可以晓得封建制度的产生，是各地方需要文化，普及的自然要求。

  所以后来德川三百年的治世，不特把日本民族的势力结合起来，而且把从前垄断在京畿一带地方少数贵族手里的文化，普及开来。就艺术上，在德川中叶以后，民间文学民间美术的发达兴起，是日本空前的巨观。而且这一个时代的特色，是一切文艺，都含着丰富的现实生活的情趣。同时一切制度文物，也都把“人情”当作骨子。日本民众好美的风习和审美能力的增长养成，确是德川时代的最大成绩。研究他的现象和因果，是日本史上一个最专门而且重要的问题。我没有作详细批评的能力，也没有作精深研究的工夫，我只提出这一个注意点来，要大家十分注意。

  91 一个人如果不好美不懂得审美，这一个人的一生，是最可怜的一生。一个民族如果把美的精神丢掉，一切文化，便只有一步一步向后退，而生存的能力，也只有逐渐消失。“美”是生存意义当中最大、最高、最深的一个意义。除了信仰生活而外，美的生活，要算是最重要的了。

  在道德生活方面，好美的关系更大极了。一个人要求道德生活的进步，他的心理和好美是一样的。不懂得好美的人，决不要求道德的进步。即使有一种要求，也是很空虚、很错误的。中国讲修身，把外的生活丢开，专讲性理。结果不单物质的文明不得进步，连精神的文化，也一天一天倒退。把民族向上发展的能力残破得干干净净，都是为此。

  所以我论日本民族的特点，和寻他所以能发展进步的原因，第一我确实相信日本人具有一种热烈的“信仰力”。

  92 第二个特点，我就举出好美这一件事来。这和信仰同样是民族最基本的力量。有了这两个力量，一个民族一定是能够强盛、能够发展。只要这两个力量不消失，民族决不会衰亡，我希望中国的青年们要猛醒呵!

  93 倒是充满日本社会的一种平和互助的习性。我们一定要了解，尚武的习性、组织、制度，一定靠平和互助的习性去调和它、帮助它，才有真实的用处。“为生存而竞争，为竞争而互助”，这是生活的本能。尚武是为竞争而有的德性，平和是为互助而有的德性，两者同时是天生成的。无论怎样野蛮残酷的社会，都有多少平和的习性。如果天下有不会流泪的人，有不会流泪的民族，那么或者他会绝对不懂得平和的，如果不然，无论怎样好勇斗狠，一定是有一种平和的情绪，流在民族生活的大平原当中。

  94 他们和平的习性，表现到社会风俗上成为一种制度，这确是中国文化和佛教文化普及发展的结果。固然，平和的佛教，到了日本，带了许多杀伐性，中国讲仁爱讲中庸正道的孔子学说，会造成日本古学派的山鹿素行的神权说来，这是证明思想会随境遇而变化。可是我们再翻过一面想，日本这个山间蛮族，如果不得到中国印度的文化，他自己本身，决不是在二千年的短时期当中，发展得出高尚的文化来的。

  95 日本社会生活当中一切平和的习性，都是佛教种种教义、教仪、教礼的表现和中国文化的“礼教”的表现。直接渊源于日本固有神道的思想行为是尚武，直接渊源于中国印度的思想行为是尚文。更就精神生活的分析上说，日本的信仰生活，产生尚武的风习，而艺术的生活，产生平和的风习。我们试把日本所有的艺术，分门别类，一件一件的研究，的确很少发现和战斗相关的艺术。——除了武器的装饰和狂言当中关于战事的题材而外，多是表现平和思想与平和生活的。“茶道”“插花”两种特殊艺术的流行，并且是专为打消武家杀伐的习性化干戈为玉帛起见，这是历史所明白告诉我们的。

  96 日本民族的文明，年代是很浅的。封建制度的废除，不过是六十年前的事情。然而社会的文化，确是比中国进步得多。各种野蛮的械斗，和名实相符的部落生活，在日本内地，是非常之少的。中国北方的寨子，南方的堡，这种完全是聚族而居的部落，在大一统的放任政治下面，他们过的生活，还是日本封建制度以前东南东北各地民族制下的生活。法律的效力，不能保障人民的生活，而政治的效力，不能强制人民的行动。再加上一个专制的愚民政策，于是中国民族的文化，除了腐败堕落的长江而外，和北方诸胡混合的黄河流域，和苗徭杂处的西江流域，连封建制度的干涉政治的训练也没有受过，一天一天向野蛮方面退化，这是很当然的。日本的社会里面，所以确实流行着中国礼教的好处，而中国只保留着礼教的腐败无用的堕力，就是这个缘故。

  97 中日在男女阶级问上的差异：

  一、中国的男尊女卑是一个表里不同的畸形制度，尤其在上层阶级家庭更是如此；而日本社会在女子对于男子绝对服从的对面，是男子对于女子的绝对保护；

  二、中国的蓄婢制度以及畸形的虐待、变相的佣金制度，日本没有，而是以契约的责任观念替代了阶级的从属观念；

  三、宗法社会的男系家督相续制和财产相续制，是连成一个东西的，这也是封建制度下面必然应有之义。但是长男对于次男以下的家属的义务观念，也是很明确的。这一层情形，更是和中国绝对不同的地方。

  四、许多中国人，以为日本女子的贞操观念淡薄得很，以为日本社会中的男女关系，差不多是乱交一样，这一个观察完全错误。大约这是中国留学生的环境，和他们的行为，很足以令他们生出这样的错觉来。日本人的贞操观念的确和中国人有很大的不同的地方，然而决不像中国留学生所说的。第一，日本人对于处女的贞操观念，绝不如中国那样残酷。第二，日本孀妇的贞操，固然也主张的，然而社会的习惯，绝不如中国那样残酷，至于有逼死女儿去请旌表的荒谬事件。第三，日本人对于妓女，同情的心理多过轻蔑的心理。讨妓女作正妻的事，是很普遍的。尤其是维新志士的夫人，几于无人不是来自青楼，这也可以证明日本社会对于妓女，并不比中国社会的残酷。第四，日本的妇人的贞操，在我所晓得的，的确是非常严重，而且一般妇人的贞操观念，非常深刻，并不是中国留学生所想像的那样荒淫的社会。一般来说，我觉得日本的社会风纪，比之中国的苏州、上海，只有良好决不有腐败。而他们的贞操观念，不是建筑在古代礼教上，而是建筑在现代人情上，也较中国自由妥当得多。 (收起)

  2011-07-08 17:09:01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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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月雕弓 (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

  日本人既争强好斗又温文尔雅；既穷兵黩武又天性爱美；傲慢不逊又彬彬有礼，刻板教条又随机应变，温柔顺从又勇于反抗，忠心耿耿又无情无义，勇敢如虎又胆小如鼠，因循守旧又敢于尝试。 (更多)

  日本人既争强好斗又温文尔雅；既穷兵黩武又天性爱美；傲慢不逊又彬彬有礼，刻板教条又随机应变，温柔顺从又勇于反抗，忠心耿耿又无情无义，勇敢如虎又胆小如鼠，因循守旧又敢于尝试。 (收起)

  2011-07-03 07:45:42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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