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超越結構的生成
“意義生成/產”超越所指-能指的簡約對應的靜閉結構，尋求一種“文本間性”/“互文性”，使“文本”成為一種綜合性與綿延性的“科學”，如，一個文本里可能同時平行地相互交織有社會學、科學、哲學、心理學，及各類型的文本（注，這不同於傳統的引用）。著重探求并構造那種溢出範式化的意義支配下的剩餘物，而這就令符號-能指（多元發生性的、無限自身溢出及超越的複雜與立體的精神拓路/場景）被還原/昇華至超越所指-概念束縛的地位上，能指就此不再僅系受到習慣性聯想規範的任意系統，也不再是受到所指所支配的封閉領地，它是多元的、交錯的、全息的、真無限豐盈。不過，（1）克利斯蒂娃的意義生產理論直接來自于馬克思的勞動理論，但前者之勞動實然系一種自由的精神能指的勞作，與馬克思的勞動并不同，且因此，互文性與後者限制在有限的社會交往關係的主體間性的意義也不同，前者的精神維度較馬克思的要更加寬闊；（2）克利斯蒂娃傾向于貶抑日常語言，畢竟日常語言確然受到習慣性聯想的強力限制，但日常語言同樣可如列維納斯操作的那般，被還原/昇華為乞靈的日常語言，或如維特根斯坦那般，在歷時的、具體的發生線程中，不斷揚棄并超越語言趨於自我規範與封閉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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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文本”與“現象文本”在無限多之向度上的交織及滲入，即造致“語言的橫斷性”，也就是不斷超越語言、表意範式乃至封閉主體性的符號學-動態結構學，令文本間的獨話與對話無限地共存、融寓。這種“文本”合流於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的集從/無意識的發生機器，則結構文本的諸元素和區域可無限的交互滲入乃至彼此溢出、超越與延綿，此即產生了詩性的或諷刺性的文本。而這也就能夠令作為個別的聲音及語詞可能（揚棄）溢出文本整體，獲得其新的意義，此即索緒爾的paragramme字謎研究的課題所在。
第二章 使意義生成的欲動
賦予/還原語言以實體/身體，關注詩化的、夢的、病態等一切可能的語言結構，令文本實現它的“破碎”的多元異質的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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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符號態le semiotique-生成文本與符號象徵態le symbolique-現象文本：二者是雙向地交互貫通/對話的關係。前符號態類似于弗洛伊德之謂先天的、基質性與支配性的力比多（類似置于無意識區域的生命本能或衝動），故不可表象（這說明此意義上的無意識本能是超越一般的感性本能甚至純粹理性的，因為純粹感性本能總是對應直觀表像的），但它與符號象徵態在相互貫通的過程中被不同程度地滲入，故又具有現實性、社會性與歷史性——力比多是支配計算理性、純粹理性的根諦（但個人認為，第二重意義上的前符號態未必對應拉康的現實界，因為現實界-想像界-象徵界亦系不斷交互蘊轉的，想像、現實與象徵間的相互浸透關係亦會愈趨複雜）。符號象徵態作為一種文本的現實的、社會的歷史的面貌/系統/結構，確然類似于拉康之謂象徵界，因此，符號象徵態對前符號態具有壓抑作用，而反過來，前符號態則反作用性地滲入符號象徵態，二者如是彼此起伏地相互滲透、延綿、引導與支配，正猶若無意識的精神能量與顯明于反思區域的歷史面貌間的關係般（符號在此由於不斷浸潤語文結構、表意形態及精神能指拓路，在此是可超越語言之異化性的，不複是純粹的情態表達爾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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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與他者：主體陳述具有私人性與獨特性，但是語言在社會性、現實性與歷史性維度，則具有可溝通性甚至可通約性。故文本間性有必要引入主體間性的維閾（班尼貝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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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結構主義雖然祛魅了唯理式的人類中心主義，竭力尋求多元主/客間的總體的聯繫，但卻易於趨向自身封閉。比如，結構人類學著力研究犧牲祭儀、圖騰制度、女性在部落中的交換價值、社會制度的宗教乃至超驗意向……以及它們的象徵意謂及發生或聯絡規律，卻因之忽視了象徵意義系統何以、如何形成的課題（這裡其實肇明我所意圖引入人類學研究中的無意識人類學區閾）。而每一單位性、類種性及整體性的象徵符示，它都可視為綜合性的主體，故又延伸出主體何以、如何確立的課題：
前符號態-生成文本此時即演繹為戀母的欲動/“振動的容器xwpa（希臘文：場）”，它標誌著人類在幼兒期與母親尚未分裂的同一境域（前俄狄浦斯階段），此時，幼兒表達主體的方式在於一系列的、斷續相系的“指呼詞”，這些詞開始具有“能指”的功能與內涵，用以排泄自肌體上脫離母親的痛苦感（故這時的幼兒業已進入拉康之謂“鏡像階段”，某種初步的、身體向度上的自我同一性，開始漸漸、卻付闕性地被體驗到），而同時伴生于這種痛苦的則仍舊是，與母親冥融不分的巨大的快活慾望與幸福感（合弗洛伊德理論）。自鏡像階段以後，父親及其所指喻的符號象徵態-現象文本介入并隔斷母與子，人類被去勢（“勢”直意為“陰莖”，其實象徵著母親與孩子的直接聯繫），由此，主體的能指性取向于所指性，某種指代↗隱喻并服從、符合普遍規律的社會性、歷史性及象徵性的述謂句、語法形式乃至語文境域宣告成形；
然而戀母欲動與父姓制度同樣是無限地相互貫通與多元交織的，因故，象徵性的語言結構及所對應的陳述主體，仍舊會為自身的戀母欲動所入侵、滲入，這股關於原初生慾、愛感及終極幸福的鄉愁於是乎辯證地化為死慾，不斷解構、超越并重塑封閉化的語言與主體。這就令以意象壓縮與移置的夢的語言及詩歌語言被還原/升發/超返出來。藝術劇場及宗教祭儀是明顯能夠調節前符號態與符號象徵態的存物，在這個過程中，戀母欲動可能降解為消極的本能，也可能被昇華為超制度囚籠的愛欲，父姓制度的命運同構於此。比如，按弗洛伊德的解釋，父姓的圖騰↗作為原父的基督，雖然具有禁忌人類原初欲動的作用，但導致這種禁忌發生的實質旨在於，兒輩們曾為重返母體而戕害并蠶食了父親與原父并由此生出懺悔（它既發自內心，亦源于為保證社會穩定的需要）。但在將禁忌宗教儀式化、舞臺戲劇化及節日化的過程中，供集體饗宴的快活亦被同時流入其中，原初的快活慾動於是被合理化地重新被昇華出來。綜上，絕對同一的象徵結構、語言-符號結構及主體性，是不存在的，它總是會被不斷“審判”及瓦解，在爭執中不斷被延遲與拓展。形成了不斷自我溢出、開放并總是具有剩餘與不可通約性的多元“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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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利斯蒂娃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疊蘊黑格爾的否定的辯證法，指出“否定性”具有多重的含義，一者為純粹的排除與否定，二者為自我否認、抗拒、放逐/棄絕。在後一種情況中，我們所真實期望地卻為我們所否認與抗拒（此即指認了弗洛伊德當時未能徹盡詮釋清楚的向死慾的存在），這樣被壓抑物即可能回滲至無意識中，將自身，也就是戀母欲動重新/升發性地符號化并表徵出來（雖然這種表徵必然伴隨著“退行性”的虛構，補償性的精神癥候即與此有關）。是故，象徵化的符號結構對前符號態的壓抑及後者歷此反激之升發及表徵的復興，便證明，人類精神上的快樂通過自我放逐及延遲的方式，實然被拓深及升發了（此一原理亦可用來解釋性虐現象，嬰兒通過反復丟出與拉回繩盤來認同母親離開自己的方式、以延遲重新獲得母親的歡樂之現象，通過排泄與發聲而反獲快感的人類行為及幼兒語言學上——向死是為了超返生命快感及能量）。據此，以上符號論說即被應用在多元邏輯交織的“文本”及詩歌語言中，通過破壞傳統與古典的秩序，割裂與重組的音素被還原/升發為戀母慾動的標識，最大程度地獲得了重新獲得文本的恍若重返母親懷抱中的幸福感與快樂感；
第三章
A母親作為前符號態，系以先驗無意識性為內涵的本我愛欲與慾動，它標識著前俄狄浦斯情節，即母子直接同一、不分你我的境域。但慾形成個體化的自律的主體，人類便需要對戀母意向進行“原壓抑”。這一壓抑並非進入“象徵界”以後，知性、計算理性、父權意志對戀母本性的有意識的壓抑，相反，它同樣源法于人類的實質交互結構式的天性之中（也就是說，“原壓抑”甚至發生在拉康之謂“鏡像階段”以及“去勢階段”之前。事實上，自拉康起，如克利斯蒂娃等便共同發現，戀母衝動、本我意向及先驗的無意識的力比多，未見是終極與原初的人類生存之驅力，真正的驅力是令先驗無意識本能與理智、智性、價值情感及象徵界能交互結構、轉化的“東西”）。這樣，未經客體化（objection）及象徵（符號態）化的對戀母意欲的原壓抑，便演化為abjection，母親成為必然并自願進入象徵界的人類所否認、抗拒、棄絕的存在。所以，一方面，母親作為禁忌的圖騰，給予本性戀母的人類以內在與自發的威懾力、恐懼性與窒息感，由此轉為被厭惡、鄙視繼而壓迫的存在，但另一方面，棄絕又造成了原壓抑及進入象徵界后持續不斷的次級壓抑，戀母衝動由此滲入無意識安全地增持，并為象徵化的禁忌賦予了更高級的本體論的內涵，為自身超返、還原與昇華作下充分的奠基。綜此兩方面，戀母衝動/前符號態便造致一種動盪不定的搖擺場域，它是令人厭惡、恐懼與抗拒的，但卻又同時充溢著返回母親性器官的、不斷延遲并複調及螺旋升發著的魅惑氣息。如克利斯蒂娃對一神教的宗教禁律的分析：瑪麗.道格拉斯的大量資料表明，污穢物（經血與嬰兒戀母性慾相關的排泄物）被神聖化了，這即將人類對戀母衝動的排斥上升大了神聖本體論的位格上去，將由上至下地俯視性地恐懼永遠注入母親的形相中去，同理適用于猶太教對食物的禁忌（如禁止食用帶血的肉等等）。進一步的，對本我意欲的禁忌，便從身體性的維面延張至精神性的維度，它從關於厭惡、禁忌的強制情緒演化為內化于人類主體性的罪感，然被禁忌物亦潛在地同時獲取了這樣的內涵，因之它即可能被還原/昇華為一種美感——愈是不可冒犯之物，愈具有挑戰與冒險的誘惑力及美感，而在較柔和的祈禱的方式中，罪本身即被神聖的寬容所軟化；B然而，在被禁忌的戀母慾動無法被全息與完整地轉化為神聖的圖騰時，在棄絕與渴望間不斷擺動的巉隙中，即會產生出恐怖癥及語言的精神分裂。塞利納的作品便具有典型的這樣的特徵，它也就構成了這樣一類“情動文本”。三次參戰的經歷與產科醫生的經歷，令塞利納對生命的源生場所充滿了厭惡與抗拒，故他批判那種以“原始性”的崇拜義理為核心的猶太教，并將至擴大到對整個猶太族裔的態度上去。這也是他中了法西斯主義及反猶主義圈套的根本原因，後者作為一種新型的、進化性的集權主義，號稱可以摒除一切原初的、同時是為向死而去的生命原發能量。但辯證性/結構性的，塞利納因此與猶太綁的更緊，這導致他的文本成為精神分裂性的，口語及隱語、切斷的句子及充滿寓意的聲調詞隱喻性地交織一體（吾人注：克利斯蒂娃關於母親、戀母衝動及原慾意向的分析，與榮格在《象徵的轉化：五、母親與重生的象徵》P177-233中的論證不謀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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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由於“原壓抑”甚至發生在鏡像階段之前，故它與戀母欲動對等、交構性地在先/先驗內置于人類存在結構中，它同時兼具著對母親的abjeciton及對“想像的父親”的憧愛。而這則標誌著人類從前符號態進入符號象徵態，與母親分化、建立起獨立的自我主題及語言符號象徵體系來（注，這裡與胡塞爾現象學的論證重合，也就是說，戀母欲動並非是絕對在先于知性意向的，後者同時亦系作為一種先驗欲動，是人自律并意願產生的）。然而，克利斯蒂娃又絕非在鼓動一種二元分裂論，她深刻指出，愛慕意向所指構的“想像的父親”，類似具有陰莖的母親，本身是以母親為載體而發生的——abjection本身即是指在抗拒.厭惡母親與潛在地渴望回歸母親的慾望間搖擺與顫動，詩歌的、夢囈狀的、精神分裂的語言即由此產生，而在這種父-象徵符號態/母-前符號態交互流動與綿延的過程中，在正常情況下，被棄絕的母親及戀母衝動即可能生成及昇華出藝術、文本與宗教信仰——
因故，在克利斯蒂娃的詮釋下，“愛”的本源並不限於戀母衝動、力比多乃至純粹的本能，它標識著自我同一性的反復破壞及反復與環回的自我超越（戀愛時那種“觸電”的驚異感與不適感即與此有關，這也是造成戀愛感覺發生時，人們彼此迴避的可能的原因——但相互迴避未必一定是由畏懼自我超越的本性所致），而通過這種對直接的自我自同性/首次自戀的破壞，人們便漸漸能夠接受愛慕對象、將之內在與本己統而為一（這段詮釋堪稱精闢，故我們知道，許多“愛”只是單純的生物衝動或來自于人與人間的直接的、無具有真正的愛之內涵的生活或利契的依賴性，經不起自我棄絕性的考驗。事實上，這種自我否定性能夠辯證性地通過痛苦來延遲并增持人類的愛，一旦人類經過此考驗，愛意便會更為豐厚。故此，克利斯蒂娃才有“愛的空間”/場域的概念罷——“愛”是本能與精神無限交互蘊化的開放/延綿的“境域”）。但在另一方面，嫉妒即是愛慕主體與愛慕對象在交化為一的狀態中受阻所致的，它源於被逐漸內化于己的他者的現實性與內化于己的理想他者發生斷裂，是故，便需要通過某些補償行為（如嫉妒的表現）來重新建立自我的主體性，并試探并潛在意欲挽回他者。據此便引申出一定的問題來，即，通常來說，恐懼癥患者、抑鬱癥患者、分裂癥患者，他們的精神癥候通常即由於前符號態與符號象徵態之間的轉化受阻所致，昇華——喪母/弑母（即破壞自我與母親的直接同一狀態，從而構造起獨立自我的過程）沒有被順利實現，故只能通過虛幻的語言補償來建構（妄想、幻覺），或通過母語的反復來表徵.排泄自身的癥候（絮叨、反復、強迫），或如塞利納那樣未能順利將abjection通過“理想的父親”之中介、超返并升發起來，故只能在的矛盾的分裂中呼嚎著“情動文本”，或如女性的憂鬱般，由於動物活力及暴力衝動的相對弱質，她們完成喪母儀式的心理負擔要較之男性更大，戀還母親的慾望也更淡薄，因此，對母親的abjection就可能由於根本無能轉化為父親所象徵并超喻的象徵符號階段，而囤積為龐大的憂鬱，但也正是這股龐大的憂鬱，可能會導致規模更為恐怖的外泄（女性犯罪時的瘋狂程度有時更甚于大部份男性）。
(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