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玉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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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8-02 17: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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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什迪：第三律神话》 拉什迪是我偏爱的小说家。虽说喜欢他肆无忌惮的聪明和没心没肺的恶搞，认真读他却另有原因――看W.L.Webb给他做的访谈，听到他分析《撒旦诗篇》的两位主角，说Gibreel和Saladin分别象征着信仰与疑虑、东方与西方的分裂与冲突，于是眼前一亮，这不正是我关注的问题吗？更具体地说来，拿拉什迪的《撒旦诗篇》比较远藤周作的《深河》（同样以宗教与世俗、东方与西方为主题），有很多文章可作。再者，拉什迪还在访谈中提起了奈保尔，说他俩都是那种流离失所的人，只能依赖写作来创造（或虚构）出脚下的一方实土。拉什迪借此来解释自己对创世神话般厚重的大部头的热衷：他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充盈着开天辟地的光怪陆离，然而，所谓的天马行空，其实却来源于现实中的无家可归。无论奈保尔、库切、拉什迪，他们都是命定的浮云，没有家国，只能活在不成流放的流亡中。 拉什迪的流亡，在比喻的意义上，在于他的印度出身和英国教育，在于置身殖民地和殖民帝国之间的左右为难。然而，拉什迪的流亡，更在于霍梅尼那道格杀勿论的fatwa――为杀拉什迪而死者，立入天堂。惹恼了伊斯兰世界的，正是这部《撒旦诗篇》。《撒旦诗篇》当然是渎神之作。仅举一例：在拉什迪的笔下，亚伯拉罕（Ibrahim）和摩西（Musa）竟然去逛窑子。更有甚者，Ibrahim是屠夫，而Musa是开杂货铺的。穆斯林把清洁崇高视为可以舍死捍卫的至上美德，对拉什迪的恶毒嘲讽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然而，西方的开化世界却口口声声叫嚣着言论和虚构的自由。两边都义愤填膺得很，于是乎，伊朗下必杀令，英美欧盟威胁要经济封锁，文明的冲突再搅上石油利益，一时间闹得不可开交。这固然为拉什迪的小说做足了广告，却也使得他颈上人头贵为250万美元。 评论者当然不会回避这场盛事。Sabrina Hassumani紧扣所谓跳出二元对立的“第三律”评论拉什迪的小说（Salman Rushdie， London：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 2002）；评价政事时，她也恪守这第三律，对霍梅尼的宗教原教旨和西方世界的资本原教旨一并置疑。Margareta Petersson 的解读似乎更为精致有趣(Unending Metamorphoses: Myth, Satire and Religion in Salman Rushdie’s Novels, Lund University Press, 2000)：她拿奥斯汀的speech-act theory来读拉什迪，声称他的小说是performative act。根据奥斯汀的理论，我们的言语有陈述性的（constative），也有行为性的（performative）。而行为性言语要达成其行为，离不开一定的背景和习俗。拿这套理论去读穆斯林的愤怒，情况就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拉什迪的satire，作为performative act，不可避免地依附于伊斯兰传统；虽说虚构自由，但虚构要实现自己，首先要根植于某种特定现实――所以，即使拉什迪本人并无恶意，《撒旦诗篇》的确对穆斯林构成了嘲弄和侮辱。虽说过激反应无理，但穆斯林的愤怒却并不荒谬，真正幼稚荒谬的，似乎还是割裂现实与虚构的自由主义原教旨――再补充一点，就连拉什迪本人都知道要靠虚构为自己造一方实实在在的立足之地呢，虚实的莫测互动，其实处处可见――不过，西方世界即使笨，也是笨得有道理的，他们之力挺文艺独立、虚构自由，说到底还是有些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钱势而已。 但我们又不能简单地认同于伊斯兰世界的愤怒，否则，与跟着西方世界鼓吹创作自由无甚区别。引入奥斯汀的performativity固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穆斯林视角，但芭特勒对奥斯汀的重读和修正似乎更帮助我们进一步厘清“撒旦诗篇”风波的头绪。奥斯汀说performativity时，强调环境、习俗和传统的作用。也就是说，我们用言语来做事（to do things with words），其实依赖的是社会环境和历史传统的力量。然而，芭特勒一方面赞同奥斯汀的这个“言语做事”说；一方面却又指出，言语当然可以做事，但并非总能成事。芭特勒的靠山是强调“延异”的德里达，他因为强调延异，从而进一步强调“失败”。声东而击西固然是失败，但这失败一来不可避免；二来，可以用来调整乃至改变方向，而方向一变，我们所见的就又是一番天地――更何况，就连所谓的社会环境或机制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拿芭特勒的“言语败事”来看“撒旦诗篇”这场闹剧，一方面，拉什迪的恶意嘲讽有“言语做事”的因素――正是依赖着伊斯兰教这一宗教传统，他的小说才能实现其嘲讽――然而，言语也总是不可避免地败事，这个“败”使得拉什迪的小说为自己建立了一个新的语境，并不完全被原先的伊斯兰教传统所束缚。所以，穆斯林揪着拉什迪要他纳命来，说到底还是一件荒唐事。 这些纷争乃至杀戮，其实已在狭义的小说范畴之外了。现在回头来看拉什迪。我把他和库切、奈保尔视作一路，原因就在于他们都是两头没着落的漂泊者。不同的是，库切选择了思辩游戏，这种游戏并非逃避，而是勇于绝望；奈保尔一面宣泄着自暴自弃的闷气，一面竭力地用写作在镜子中勾画“自我”的面目；拉什迪也许（曾经）是三人中最乐观的，他以为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宗教和世俗、以及其他类似的二元对立之外，还可以创造出一方“第三律”的空间，一方多元、混质、互动的空间。（这与霍米·巴巴的“镜像依存”说何其相似！）于是，他写《午夜的孩子》、《撒旦诗篇》、《哈露恩和故事海》，给我们看一幕幕冲突与和解，所谓的和解，往往在于这个第三律。单纯的东方压倒西方，或是世俗大败宗教，其实不过是把hierarchical duality颠个倒，聪明人拉什迪不想做换汤不换药的蠢事，他不仅乐于识破势不两立的Self and Other的互相渗透，更是愿意幻想出一个第三律的神话，这神话的存在，是要帮我们看出所谓的历史、政治、宗教等等严肃切实的叙事，其实无非是和神话一般虚无飘渺；而看似虚无飘渺的神话，却能够教给我们包容（inclusiveness）和混质（hybridity）的价值。 然而，我要重申一遍：拉什迪只是曾经乐观过。经历了《撒旦诗篇》的轩然大波之后，拉什迪虽然仍然怀着美好愿望，但身不由己的怨气，却还是暗地滋生了。换句话说，第三律的神话，正渐渐地丧失着它独立于任何二元的活力。如果说在《哈露恩和故事海》中，拉什迪还在极力地搅浑东（Chup）西（Gup）之间的黑白分明，并且强调故事海的无穷延异（differance），但小说中威胁着故事海可又终将被打败的大魔头，很明显地影射着扼杀文学自由的霍梅尼和伊斯兰原教旨；而到了《摩尔人最后的叹息》，拉什迪一方面旗帜鲜明地站在世俗一边反对宗教（艺术家妈妈奥罗拉的无神论和渎神热情），一方面情不自禁地为象征着混质文化的人物安排了悲惨的命运（混血儿“摩尔人”的畸形和离奇速衰）――这些几乎是对第三律的直接背叛。当然，背叛的说法，也许太重了。恶搞人拉什迪忽然发现自己原来是个失败的理想主义者，其中的一腔悲愤，也许只有自嘲才得排遣吧。 我一直喜欢拉什迪肆无忌惮的聪明和没心没肺的恶搞，可看他的访谈，竟然发觉他其实敏感而冲动，一双大手总是神经质地动个不停。一向以为库切孤绝，奈保尔阴暗，而拉什迪因为太聪明，似乎少一点他们的心理能量。现在想来，也许是我太想当然。这也算是拉什迪的“聪明反被聪明误”。 |
2008-02-07 23:31:27 Irene (电视民工里的伪工作狂)
很想看《撒旦诗篇》，起因是老师在课上提起他以及这部备受争议的作品。最近找到了电子版的The Satanic Verses，正准备读读看。这篇评论很有意思，是你写的吗？为什么不放到[评论]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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