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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女人的书
我带着笔记本和铅笔而来，原以为只需要花一个上午的时间，就可以把真理全部记在我的笔记本上了；但是，实际上，我想我得变成一群大象和无数蜘蛛才行——我是不得已才提到这两种动物的，因为据说，大象的寿命最长，蜘蛛的眼睛最多。
搞研究有时就像放羊，要带着问题到处乱闯，直到撞上答案为止，就像羊群最后进了羊圈。
不管你朝哪里看，都能看到男人在想着女人，可想法又各自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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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里的两种女人（一种来自历史书，一种来自文学作品）
于是乎，就出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双面人。在想象中，她极为重要，而在现实中，她又微不足道。她在诗歌里随处可见，但在历史上却无立锥之地。她在虚构世界里主宰着国王和征服者，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只要父母把一枚戒指套在她手上，她便只能乖乖地做任何一个男人、甚至一个未成年男孩的奴隶。她在文学作品中思想敏捷、妙语连珠，但在实际生活中，她却目不识丁、沉默寡言，只是丈夫的一份活的家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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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郎宁先生如是说
不论在什么时代，总会有人一本正经地断言，女人不适合做这个、没能力做那个——就像在任何时代都有病菌一样。
男人反对女性解放的历史，说起来可能比女性解放的历史本身还要有趣。（我想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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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与小说（女性与讨论女性的小说，女性与女性写的小说）
从艺术家的回忆录和书信中，我们也开始得知，艺术创作不仅需要非凡的才能，而且还需要社会的呵护。
十九世纪英国女性小说不寻常地兴起，是以法律、习俗和日常生活中的无数细微变化为前提的。当时的女性已稍有闲暇，还受到某种程度上的教育。中上等阶层的女性自己选择丈夫，也不再是稀罕事。（我一直以为从前的女性都很闲，直到最近才想到她们要持家，必然是从早忙到晚的）
值得注意的倒是，当时最杰出的四位女作家，即简·奥斯汀、艾米莉·勃朗特、夏洛蒂·勃朗特和乔治·爱略特，都不曾生育子女，其中有两人还未结过婚。
乔治·爱略特由于和刘易斯先生未婚同居，便招来公众舆论的指责，迫使她不得不搬到城外去住，从此闭门隐居。
乔治·爱略特曾写道，她从不邀请客人上门，除非有人主动来看望她；与此同时，在欧洲的另一个地方，托尔斯泰正活跃于军界，正和来自各阶层的男男女女交往，生活散漫而无节制，却从未受到过公众舆论的指责。（男性与女性的不平等）
我们在《米德尔马契》和《简·爱》中能感受到乔治·爱略特和夏洛蒂·勃朗特的个性，并且我们还感受到一种因自身受到歧视而感到愤怒、因自身不受重视而想发生呼吁的女性意识。简·奥斯汀和艾米莉·勃朗特则不然。
小说家一心为自己的切身利益声辩，或者把小说人物当做发泄小说家自身不满情绪的传声筒，无疑会产生一种令人不安的副作用，那就是：读者不能单纯地把注意力集中于小说本身，而必须双重地关注那些与小说无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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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写作的局限
要知道，一部文学杰作是不可能孤零零地从地里长出来的，而是许多人经过多年的努力才会产生。
在每一个作家的背后，总有别人的经验。
所以，简·奥斯汀应该到范妮·伯尼的墓上去敬献花圈；乔治·爱略特应该感谢伊莱莎·卡特（18世纪英国著名女学者）的在天之灵——这个勇敢的女人，为了一大早起床背诵希腊文，曾把一只铃系在自己的床架上；而所有的女人，都应该带着鲜花去谒拜阿弗拉·贝恩（17世纪英国女诗人和小说家，被认为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写作为生的女人）的陵墓——她被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墓地里，当初有人觉得她不配，现在看来她当之无愧，因为是她最初为女性赢得了表达思想的权利。也许她过于多情，身世也有点可疑，然而正是有了她，我今天才敢对女人们说：“凭你们的聪明才智，你们每年也能挣到五百镑！”
有两个从本性上说并不适宜写小说：艾米莉应写诗剧，乔治应在历史写作或传记写作方面施展才华。
人们常把简和莎士比亚相提并论，因为两人都不固执，没有任何想不通的东西。正因为如此，简就在她所写的每一个字里，莎士比亚也同样如此。
(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