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Gordon Childe)提出划分新旧石器时代的新观念，以人类由采集食物阶段，转变到生产食物阶段。生产食物的分期标准，兼用于农业及畜牧。
2. 浙江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大量木建筑构件，已知使用榫卯，是中国后世木结构建筑的祖源。
3. 中国地区的人类，至晚在公元前六七千年，发展了农业，也发展了定居的聚落。
4. 中国考古学界前辈苏秉琦认为，中国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由各处地方性的文化逐步聚合，终于形成几个涵盖大地区的文化圈。这是一个漫长的复杂的过程，通过接触、冲突、交流与融合，有分有合，有兴盛有衰退。
5. 北方新石器文化以辽西与内蒙古中南部为中心区系。红山文化以内蒙古赤峰为中心。
6. 中国人历来以中原为中国文化发展的核心地区。考古发现累积丰富之后，六大文化圏平行发展而又彼此影响的观念，已取代了中原中心论的旧说。
7. 仰韶文化西支的庙底沟文化，是6000千年关中的地方文化。庙底沟彩陶的彩绘图案，玫瑰花纹是其独有的特色，有整枝的花形，也有简化的枝叶与花瓣。切断秉琦认为这一花纹与中华民族自称“华族”，或有相当关系。
8. 新石器时代六大文化圏之间彼此有所影响，终于给予中原文化巨大的发展能量，成为夏商周“三代”文明的主流。
9. 3000多年前周代开国，中原的华夏与东方的文化融合为黄河流域的主流文化。稍后楚文化集合江汉与南方文化的力量，成为长江流域的主流文化。更稍后，东南的吴越文化一度向这两在主流文化挑战。几大文化圈终于在秦汉时代开始融合。
10. 汉代以前未有盘古传说的记载，这是中国南方族群的神话故事，与印度传说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11. 女娲造人及补天的故事，最早属于江汉地区的楚文化。但女娲补天及共工撞到不周山的传说，既与天地开创有关，又与洪水故事有关，内容复杂，而共工氏又有相当古老的北方背景，是以女娲故事本身有不同的成分，来源也是多元的。
12. 中国人奉黄帝为华夏民族的共同始祖。而黄帝故事包含不同的主题：与蚩尤及炎帝的战争；制定种种文物制度；五帝之首而为各代王室共同祖先。黄帝既是一个人，轩辕氏又是一个朝代。凡此种种，显示黄帝传说的系列，来源不只一个，组合的方式也不只一个。
13. 黄帝的部众迁徒不定，以师兵为营卫；轩辕之名与车辆有关；炎帝的号为“神农”族群领袖。这两大对手的抗争，可能即是牧人与农夫之间的斗争。其重要战场涿鹿和阪泉都在今日河北北部，处于农牧交叠的地带。
14. 晚到汉代，山东地区的兵主战神还是蚩尤。蚩尤可能即代表山东半岛大汶口文化的族群。后世山东地区的“夷”众，到周代仍是与华夏对抗共存的庞大族群。
15. 炎、黄、蚩尤的三角竞争，可能正是仰韶、红山、大汶口三个北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与接触，而最后组织为“五帝”的传说系统。
16. 古代中国的传说头绪纷繁，不同文献各有异说，其不能一致的主要原因，自然由于古代大小文化圏各有其独特的传说，在融合的不同过程与不同阶段，即编织为不同的版本。
17. 青铜是铜与锡或铅的合金。人类最早使用铜制品的考古遗存，是今日土耳其的恰约尼遗址，位于幼发拉底河上游的一条小支流旁，安那托利亚山地边缘。这些铜制品是用铜矿石直接打制的铜针、铜珠等。
18. 中国地区发现的最早青铜器是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期地层中出土的青铜小刀，时代在公元前3100-2700年。而中国地区较古老且较普遍的铜制品遗存，当在甘肃武威的齐家文化，年代约在公元前2000年。
19. 中国地区的青铜工艺，当由西路传入。但中国地区的工匠可能并未得到铸造合金的完整知识。与新石器文化成熟的制陶工艺技术结合之后，数百年间即发展出精湛的青铜铸造工艺。
20. 商代文字不仅成熟，而且与后世中文文字之间的演变谱系，可以步步还原。考古发现的先秦文字，除了战国楚地文字稍有差异，至今未见另一不同的文字系统。殷商掌握了当时唯一成熟的文字系统，以此优势，商文化自然成为古代中国文化的主流。
21. 周人以文化落后的小国地位，击败了毗邻的文化优势大国商王国。周人检讨这一历史发展的原因，提出了“天命靡常，惟德是亲”的理论，将商人的失国，归咎于商人德行的败坏。
22. 周人的天命观念，可以引申为两点：第一，统治者的治国必须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第二，超越的力量，亦即上天，对于人间秩序有监督与裁判的权力。这些观点，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突破。
23. 周人的封建制度包括两个要素：一是分封子弟与亲戚，在紧要的地点戍守，彼此援助，构成一个庞大的控制网络；二是笼络不同文化族群，寻求合作。
24. 夏商周三代嬗替的秩序，可能是周人的历史观。考古资料至今不能确定夏文化的年代地点，更不能认定夏的政治体或社会体的内容。“夏”之为三代统绪之首，可能只是周人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几个古国之中，特别表彰夏人的地位而造出“三代”之说。
25. 西周封建制度，使周人诸侯的上层，有了共同的文化。春秋战国时代，因为社会上层文化的下达，浸润于社会下层，使得周文化成为华夏文化；相伴而来的，是各地地方性文化的露头，以及都市化与商业化导致的世俗文化。
26. 孔子的时代，礼坏乐崩，天命的意义必须要有新的解释。孔子所说的天命是每一个个人的天命，而不是一个朝代的政治天命。每一个人都能从超自然、超现实的秩序之中，找到自己应当执行的使命。
27. 从孔子提出仁的观念以后，向群体发展的就是墨子的公义，向个人本质可贵的方向发展的就是杨朱之学。战国时，荀子已统摄了群体与个人，以礼来作为群体共同遵守的规范，以仁肯定人性的可贵。而同时，庄子和老子却更进一步地肯定个人的价值，群体不在他们关心之列。
28. 从春秋战国以来形成的中国思想系统，有两条脉络平行发展。一条是以儒家为中心的人间秩序，一条是以阴阳五行为中心的自然秩序。人事与自然两套系统，又叠合成为一个复杂系统。
29. 楚国兴起于南方，而终于只能进入中华政治体系，而不能独树一帜。此中缘故，可能即在于北方已有一套成熟的文字系统，以先行一步的优势，使楚国必须采用同一文字系统，经组织国家。
30. 楚国兼并汉上诸侯，却不再封建亲戚，传世不替。楚国派遣管理新获领土的县公，是由中央任免。楚国制度已稍近于君主政体，而不是封建领主。
31. 春秋晚期至战国，足以与儒家抗衡的学派如老庄及农家，或儒家的修正如荀子，都发生于楚国范围内。这是边缘文化以其自由与活力，反馈于核心主流。
32. 中国历史上编户齐民体制内的个人，不是古希腊城邦的市民，也不是今日主权国家的公民。齐民，是许多地位相同的百姓，在统治阶层的统治下，有一定的身份，其权利为国家法律保护，同时也必须承担税役的义务。他们不能分享国家主权，主权是属于统治阶层的。
33. 人类自古以来，对于天人之际、生死之间、善恶之分，都有所关心，即所谓终极关怀。人类历史上，对于这些超越性的问题有所处理者，即是文化的大突破。佛陀、孔子、希腊诸贤、犹太教诸先知，都是重要的划时代人物。
34. 汉代休养生息，人口增殖。劳力多，耕地少，必然发展劳力密集的精耕农业。汉代的血缘组织，即以大家族的形式，储备大量的劳力，供忙季之用，闲时则从事农舍手工业生产，包括纺织品、工具、陶器、食物加工。
35. 汉武帝时代，政府采取压抑工商业的政策，征敛重税，以致城市作坊生产的工商业大受打击，中家以上，大多破产。农舍工业的商品，成为一般生活必需品的供应者。使中国长期以农村为商品的主要生产基地。直到晚唐五代，作坊生产才复见。
36. 战国以来，中国已有一个干线道路网。汉代的大都市，全都在这一网络的干线道路上。市场网依附于道路网，以经济交换功能，将中国凝聚成一个经济共同体，其整合的坚实，竟可超越政治权力的统合。
37. 干道所经，资源、人才与信息，最为丰富。离干道越远，各项资源越为贫乏。网络的末梢，即使在中原地区，也与边地同样穷困闭塞，资源不足。这种网络的隙地，直线距离可能与城市不远，却形同化外，政令不及、教化不达，是网络系统最不稳定之处。
38. 董仲舒《春秋繁露》，天人感应的理论结构，整合儒、道、法、阴阳五行为庞大复杂的系统，是综合先秦诸家，集大成的学说。董仲舒的宇宙观，对西汉的学术与政治，都有深刻的影响。
39. 东西交通路线，除丝路之外，北方也有一条沿着内蒙古草原直达天山与乌拉岭的大道，其东端深入今日东北与西伯利亚，向西直入今日俄国，也可南下抵达中亚诸国。
40. 还有一条西南丝道，经过川、康、云南的纵谷，连接今日青海的草原，与丝道衔接，南向通往今日的缅甸、印度。
41. 墨家有强烈的宗教情操，组织严密的墨家学派几乎可以转化为教团。西汉天人感应的学说，与“谶纬”活动相配，奉孔子为素王，若发展为有组织的教团，则那时的儒家也未尝不能转化为宗教，而且可能是凌驾于政治权威之上的宗教。这两次机缘，都没有实现。
42. 汉代，印度的佛教进入中国，使中国有了两个宗教：外来的佛教，和本土的道教。
43. 劫数与救世主观念，均是中亚启示性宗教的特色。印度的原始佛教转化为度人度世的大乘佛教，其转化过程是在中亚形成，当亦吸收了这一成分。
44. 道教的形成与发展，应是佛教进入中国，中国人受佛教的启发，糅合中国文化中的若干成分，组织了本土的宗教。在原来方士、巫术的传统中，焊接上劫数、救赎与救世主诸项外来观念，奉祀传统神祇，发动群众力量，以寻求新秩序与新世运。
45. 茶作为饮料，于南北朝时已经风行。茶原产于中国西南部，汉代的“槚”，实是茶的原名。饮茶可能在汉代已是常事。
46. 汉代文官制度与君权之间，本是政治权力中两项相辅相成的因素。但文官与儒生又为一体。儒家的理念，有其理想社会的成分，本质上并不甘于新单纯为君主服务。汉代，士大夫的宗族是唯一可与君权抗衡的社会力量。
47. 罗马衰亡的过程中有军人专政的现象；而董卓、曹操之前，汉末的重要将领都没有干政的记录。中国历史上，晚唐五代的节度使，称帝者有之，篡位者有之，倒与罗马衰亡时，军人篡位的现象相似。
48. 所谓“五胡乱华”，是在秦汉秩序已经崩解之后，当是其后果，而非其前因。
49. 表面上看，唐代之盛，俨然天可汗，中国的羁縻州府遍布于北边与西边。然而深入观察，这一段的中古史，已经纳入东亚与东北亚的列国体制，中国不能自外于周边的列强，不过是其中角色之一，并不是唯一主导的力量。
50. 北方人口南移，有过几次大规模的迁徒。从东汉到唐代，屡次因灾疫、战乱引发北方汉人大批南移。移民与土著之间，有斗争也有融合，南方的少数民族，大多终于为汉人同化。
51. 沙门是否应礼拜王者，引起不少争论；僧侣出家也有悖孝道。于是佛教僧侣的行为，遂与中国的名教有了直接冲突。东晋名僧慧远提出调和的理论。时日既久，中国的政治权力容忍了佛教僧侣的相对自权。
52. 佛教的果报，不论现报、生报或是后报，本来都是个人的事，但在中国以家族伦理为重的文化环境下，果报也可以在一个家庭内，父子相承，代代承负果报。此种调和之道，在唐代已昭然可见。
53. 汉末道教，尚在民间信仰阶段，未有神学系统。道教的神学与生秦首家的老庄哲学接轨，当也在南北朝时逐渐完成。道教的另一次突破，是在宋金元明之时。
54. 道教在南北朝时代的发展，堪称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整合，糅合了儒家伦理、道家哲学及民间信仰，又加上佛教的仪式与借自佛教的僧团与寺庙组织，遂成为聚集各种成分的复杂宗教系统。
55. 两晋到隋唐的几个世纪，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不论是在文学方面，还是艺术乐舞方面，都经历了巨大深远的变化。外来文化影响巨大。这一时代的文化面貌，已与秦汉时代大不相同。
56. 中国中古的数学，一则是实用取向，再则是解题取向，两者均不是由观念的演绎开展数学理论。于是中国的数学受本身特性制约，即使有非凡的成就，却只是突出的个例，不能发展出理论系统性的现代数学。
57. 中国医学与数学一样，采取“问题取向”及“实用取向”，虽有临床效果总结的经验，取得卓越成绩，也未能腾跃为以病理学为基础的学术领域。
58. 史籍所记，以为东汉蔡伦发明造纸。考古所得实物，西汉已有纸，甚至早到战国也已有可能解释为“纸”的古字。制纸材料，包括藤、竹、麻、葛、桑皮、楮皮及瑞香皮。
59. 汉代的商品生产力，自武帝之后，一部分为农舍工业，一部分为官方作坊。而唐代的商品，丝织品、陶瓷、纸张、茶、酒、糖，都以民间作坊为生产主力。民间作坊集结劳动力与资金，积累为改良技术的产业传统。同一产业往往集中于一定的地区。
60. 东汉后半期，西、北两边边境民族已渗入中国。五胡集合为“汉”、“赵”、“秦”等国，称帝的同时还必自称“大单于”。这些国家其实也不是匈奴、羯或氐的政权，他们统治的人口往往是一个混杂的人群。
61. 草原上的惯例，当一个强大的力量出现时，草原上的部族都会以此力量为核心，建构共同的民族认同。匈奴、突厥、鲜卑和蒙古，莫不如此。
62. 胡人进入中原，汉化的同时，北方的汉人则有相当程度的胡化。北魏六镇的反叛，其实也是一次草原文化的族群袭击中国。六镇与洛阳的冲突，当解释为两个背向进行的文化涵化，导致又一次胡汉的决裂。
63. 河北胡化程度甚深，名义上奉唐正朔，文化上形同异国。所以安史之乱的根本性质，不是强藩反叛中央，毋宁与六镇之乱相似，乃是胡化地区对汉人中央政府的反扑。
64. 中古时代，中国经历七八百年的民族重整过程，原有“汉人”的中国人口，接纳北方、南方的外族成分，形成一个新的庞大而多元的民族。这个民族不是由血统界定的种族，而是认同于一个文化传统，却又呈现多元性的人群。
65. 唐代在边外降伏的外族土地上设置羁縻州县及都护府，其长官仍由该部首长充任，并为世袭。这种羁縻州府，实际上是自治单位。可以解释为中国对四邻外族的宗主权。
66. 在南朝宋代，日本贡使转持国书，自称为“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刘宋不许，仅授“安东将军、倭国王”。则日本早有控制朝鲜的野心。
67. 宋人于辽、金、元、西夏都处于劣势，于高丽、日本、大理也没有天朝上国的地位。中南半岛之国的朝贡其实只是贸易关系，宋人的宗主国身份并无实力后盾。宋人不再是东亚世界的中心。
68. 唐代帝国的华夷胡汉意识并不强烈。宋人则于夷夏之辨十分认真。
69. 在政治制度上，后元虽然再度分散为若干部族，却能以藏传喇嘛教信仰及蒙古新旧文字相互联系。从此数百年来，草原上只有一个蒙古族群。
70. 满洲与蒙古之间，虽也有过斗争，但两个族群之间合作多于对抗。他们之间的联系，藏传喇嘛教的涵化为重要力量，且满文承袭蒙文，也促成了两个族群的共同意识。这是近古以来亚洲北方形势的重要变化，自此草原上不再有过去不断出现的聚散分合。
71. 宋代铸造铜币数量多于前代。北方的辽与西夏都进口宋人货币，并禁止铜币出境。日本出土宋币甚多，可见宋币也在日本流通。说明那时中国货币是国际通货。
72. 中国科举制度桎梏思想，明代发其端，至清代积习难返，几百年来终成为中国文化的桎梏。
73. 明代思想，尤其是社会思潮，其有历史意义的部分，在于从正统中反出来的另类思想风气。到了16世纪，寻求个人主体性的思潮，遂在文化与学术领域产生巨大的能量。
74. 泰州学派中最为激烈的，当是何心隐与李贽两人。何心隐提出人人平等及自发组织的理想社会；李贽认为人不能无欲，凡事顺其自然，不应有礼法刑德来约束人间应有的权利。二者自然不为皇权、伦理所不容，终以身殉其思想。
75. 明清之交，顾炎武、黄宗羲痛心之余，对于中国的文化，包括政治制度与思想方式，均有深刻的检讨。其破陈立新，堪称中国近古以来的一段启蒙精神。如果不是清廷严酷的威权压制，斩断了这一段反思的检讨与创新的尝试，中国文化后来的演变，或未必再有三百年的僵化。
76. 山西人供奉关帝（原籍为山西解县）。清代以来，关帝由战神演变为财神，其变化也许与晋商有关。
77. 白莲教是多种宗教信仰的综合体。其教旨有二宗三际、弥勒下凡的劫变与来世观念。二宗是光、暗，光明终必战胜黑暗。这种二元的理论，实是转化自袄教光暗对抗之说。三际是青阳、红阳、白阳三世，分别代表过去、现在和未来，与佛教三世佛的观念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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