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与变革 (豆瓣)

作者: (美)费正清,赖肖尔著
译者: 陈仲丹等译
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 1996
页数: 591
定价: 18.80RMB
ISBN: 9787214008930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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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内容简介 · · · · · ·

　　费先生有意将自己的著作，尽量描述成镜子，让不同的人从他的著作中得到不同的启示，相比一元历史观的书籍而言，更富哲理也更加深刻。对于同一历史事实的不同解释令历史栩栩如生，丰腴饱满，生动真实的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客观直陈的秉笔直书，也让人们能够更加宽容的看待历史，接受歧义和冲突。书中对于一般历史时间着墨不多，着重于中外关系和中国文化的发展。冠以《中国：传统与变革》这样的书名，贯穿了费先生“冲击—回应”模式的治史态度，在作者的眼中，中国当前社会发展的实质是各种新兴力量和传统的习惯及思想模式之间的相互作用。当然这种模式受到了柯文为首的中国中心观的强烈挑战。

作者简介 · · · · · ·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约翰·金·费尔班克，1907年—1991年9月14日），美国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家，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创始人。
　　
　　1907年生于美国南达科他州的Huron，是其父Arthur Boyce Fairbank唯一的一个孩子。先后求学于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及哈佛大学。1929年获罗兹奖学金，赴英国牛津大学求学，研究题目为19世纪中英关系。为了撰写博士论文于1931年夏赴中国调查进修，考察海关贸易，学习中文，主要受教于蒋廷黻，曾短期兼职清华大学经济史讲师。其间在北平结识了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北平社会研究所所长陶孟和、中国地质调查所研究员丁文江等人，并与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音夫妇、哲学家金岳霖、政治学家钱端升和物理学家周培源等结为好友。1935年第一次... (展开全部)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约翰·金·费尔班克，1907年—1991年9月14日），美国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家，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创始人。
　　
　　1907年生于美国南达科他州的Huron，是其父Arthur Boyce Fairbank唯一的一个孩子。先后求学于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及哈佛大学。1929年获罗兹奖学金，赴英国牛津大学求学，研究题目为19世纪中英关系。为了撰写博士论文于1931年夏赴中国调查进修，考察海关贸易，学习中文，主要受教于蒋廷黻，曾短期兼职清华大学经济史讲师。其间在北平结识了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北平社会研究所所长陶孟和、中国地质调查所研究员丁文江等人，并与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音夫妇、哲学家金岳霖、政治学家钱端升和物理学家周培源等结为好友。1935年第一次离开中国。在取得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于1936年回母校哈佛大学历史系任教，并从1939年起与美国的日本问题专家赖肖尔（Edwin O．Reischauer）一起开设东亚文明课程。1941年被征召至美国情报协调局(美国战略情报局前身)，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工作，1942年9月至1943年12月被派往中国，担任美国战略情报局官员并兼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文官和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1945年10月至1946年7月再度来华，任美国新闻署驻华分署主任。二战结束后于1946年返回哈佛大学任教。1955年在福特基金会支持下主持成立东亚问题研究中心。该研究中心后来还获得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基金会的资助，并于1961年更名为东亚研究中心，后于1977年更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以资纪念。在他直接或间接主持研究中心的几十年里，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成为美国东亚问题研究的学术重镇。1972年中美建交后的，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自1949年后首次重访中国。1991年9月14日，因心脏病发作逝世。
　　
　　1948年出版《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Library)》一书，此后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补充修订，于1958年、1971年、1979年、1989年分别再版。1966年，与英国历史学家崔瑞德（Denis Twitchett，中文名字“杜希德”）共同开始主编多卷本《剑桥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与赖肖尔和Albert M. Craig合著《East Asi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临终前两天将《China : A New History》交付出版。
　　
　　1932年7月，在北平与未婚妻威尔玛·D·坎农（Wilma Denio Cannon，费慰梅，研究中国艺术和建筑的美国学者）结婚。费正清和他夫人费慰梅的中文名字是梁思成所取。费正清和费慰梅夫妇收养了两个女儿Holly和La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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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balcony (2111)

　　一、自己的笔记： 1、汉字“一旦学会了解汉字，阅读速度也要比拼音文字快。……很容易使汉字充满魔力。书面语总比口语重要，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文献——奏章、文论和诗歌，但却很少有伟大的演说辞。所有写成的文字尤其是古代流传下来的几乎都被认为其价值不容怀疑。这种态度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何东亚民族高度重视读书和正规教，在东亚识字人的比例要比其他经济水准相似但使用比较简单文字的地区高得多，这一点虽有讽刺.. (更多)

　　一、自己的笔记：
1、汉字“一旦学会了解汉字，阅读速度也要比拼音文字快。……很容易使汉字充满魔力。书面语总比口语重要，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文献——奏章、文论和诗歌，但却很少有伟大的演说辞。所有写成的文字尤其是古代流传下来的几乎都被认为其价值不容怀疑。这种态度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何东亚民族高度重视读书和正规教，在东亚识字人的比例要比其他经济水准相似但使用比较简单文字的地区高得多，这一点虽有讽刺意味但又并非出于偶然。汉字的另一个大优点是它很容易就克服了方言的差异或是其他更大的语言障碍。所有识字的中国人尽管他们说着互不相通的‘方言’，但都能读同样的书，……假如他们是用一种拼音文字，或许已经分裂成不同的民族，就像意大利人、法国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情况一样。中国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这一点至少有部分原因应从其文字中找到解释。……甚至在今天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日本人和朝鲜人都能认识对方国家书中几千用汉字写的词，尽管他们对这些词的发音完全不同。……”P26
2、“哲学家与经籍时代：早其哲学家……他们习惯上不以世纪作为计算时间的单位。他们是把历史分为各个王朝……中国人再进一步把东周分为两个较短的时期，其名称将在后面解释。……”P35，“从这时起中国人的哲学趣味主要集中于作为一种社会和政治动物的人。这种哲学趣味绝对是‘人文主义的’的，也可能应该说是‘社会’的，因为其强调社会多于个人。这与印度和地中海世界的传统哲学强调神与来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很难断定中国人的思想为什么向这一特定的方向发展，可能是政治和社会问题本身对中国人的思想更有吸引力……”P36，“秦代统治者认为哲学家的菱、哲学家推崇的古代经藉以及其他诸候国的典籍有害于秦国的制度，因此想毁掉这些书……焚书……只有一些实用的书，诸如农业、医药和占卜之书除外，另外藏于中央政府手书的书也除外。……在这个帝国中容不得文化上的异端……周代思想的活力和丰盛使中国历史上即使会有与之匹敌的时期但也为数不多。”P61
——经济和实用思想的繁盛，而使思想即生活化的哲学的出现的努力，一直从不间断、并且固守，一定要形成一种“天人合一”的泛哲学的社会人文环境、直到这种整体环境能潜移默化的对人们的社会整体意识性的行为造成影响，这几乎就是几千年来的中国人的努力，看似没有哲学，但是每个人都有一套融入社会的“生活”哲学规则。
“在较高的文化阶层，有学问的人在忙于使早期的典籍恢复原貌。……汉代学者很少表现出其哲学理解力，而只是把古籍同样都看作是古人思想的不易之论。”P69，
——关于汉字学习的阶层，对物质的需求，少数特定人成为了贵族、知识分子阶层，其他只能负责农耕，这样的分工；属于一种天然的源于知识和信息掌握上的“授权”，西方当时是“代议”，国内现称“代表”。集权中的人本主义思想相当浓厚和纯然。
“？”——关于汉字的学习，即书面文字的保存和学习，对经济条件要求比较高。从而导致利用早其信息符号、即人们最基本的意识元素，经济上的属性或成本，天然划分了两个阶层：“学而优则仕”、及“妇农工商”这另外一个书面文字文化世界外围的阶层，依靠的是口口相传的典故、伦理；口语保存的不易性，导致一个家族的长者成为最大的封建家长，拥有相当高的控制和决策权。
——汉字的像形，用心理学格塔式类的分析，偏重于知觉、经验，浅意识，关于“目的性”的缺失，专注于实务和体现，有时候难免会“目光短浅”。学可以无目的，但是用必须有意识，关于意识性的缺乏，其学习方式的优缺可见：《NLP学习突破的捷径》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024451/ 3、“？”姓氏，同姓不通婚，哪怕在后期已经没有血缘，依然有警惕，用父系的姓氏作为区分，进一步减少了要依靠文字符号（文字符号太简单，比如字母可拼音）划分种族（甚至国度）的需求。
4、交通的重要性：“为了巩固广大的征服地区，秦始皇修筑了四通八达的道路网，统一了度量衡，使货币标准化，甚至规定了马车的车轴的长度标准。这最后一种措施在中国西北对交通来说很重要，因为在那里马车碾过黄土留下沟糟……”P60，——区分于明清时漕运，以及元统治时，与的交来。
二、他人读书笔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版）：
　　1、中国的概况：
　　“东亚”在地理上指亚洲被高山大漠一分为二的东部地区；蒙古人种的栖居区；
　　文化上则指深受中国古代文明影响的地区。
　　中国的自然环境：作为古代东亚文明摇篮的中国北方地区几乎完全与世隔绝：东边是一望无际的太平洋；西边是1万多英尺高的喜马拉雅山脉、青藏高原，以及从这世界屋脊延伸出的崇山峻岭；北部是大片的中亚大漠荒原，人迹难至；而南部是更加不利交通的山地丛林。
　　气候：大陆性气候，干冷的大陆气团与海洋性气流在中国交汇时便产生了每年主要的降水。秦岭是一条重要的气候分界线，秦岭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超过40英寸，足以维持养活全国2/3人口的稻作经济；以北是干燥的黄土高原。另一条分界线就是抵抗北方阿尔泰语系的游牧部落入侵而修的长城，分开了草原文明和农耕文明。
　　2、中国的传统经济与社会：
　　农田一直是中国的最大自然资源，中国的农业是一种充满了风险的事业；
　　中国的经济生活属于严重依赖人力的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耗费了大量人力，整套种稻工序都需用手操作，推行机械化很困难的，因为这样一来就很难安置节省出来的劳动力，连著名的丝织业也需要投入无穷的人力，茶叶一样。
　　社会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而非个人、政府或教会。中国的伦理体系并不指向上帝或国家，而是以家庭为其中心。婚姻不是个人的结合，而是家庭与家庭之间的结合。在中国，社会行为规范却来自家庭制度本身所蕴含的忠贞诚善等个人品德。法律是进行管理的必需工具；而个人道德却是社会的基础。中国社会远未因为法律观念薄弱而导致无政府状态，恰恰相反，它靠儒家思想紧密地结成了一体。
　　3、汉字的优劣：
　　与西方较为简便的字母文字相比，汉字具有不少缺点，汉字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才能掌握，笔画复杂，强调死记硬背地认字，对中国人的教育可能造成某种束缚，尽管这对发展记忆力颇有好处。随着当代教育的普及，汉字已日益成为读写的障碍。印刷和打印困难。优点方面，文字的象形和复杂性，比字母具有更多的美学价值，书法是艺术的一大门类，在中国，能写一笔好字常常被看作是有教养的标志。汉字具有更丰富的内涵以及更微妙的韵味，这就使得汉字诗歌和散文具有一种字母文字难以望其项背的简洁生动性。书面文字总是优于口语，中国的史书中不乏奏章、策论和诗歌一类的名文，唯独很少见到演说词。任何成文材料，特别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文字，几被视为神圣之物。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何东亚人在读书和正规教育上往往胜人一筹，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东亚地区的文盲率远远高于其他地区。汉字的另一大优点是它能够很容易地克服方言乃至更大的语言障碍。　　
　　4、4000年的中国历史：
　　夏、商、周，封建制度，后世中国思想家视西周为“黄金时代”，当他们鼓吹政治大一统或强调礼仪、道德等统治原则，往往从那时的制度中寻找依据。天圆地方。
　　东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哲学思想的黄金时代，诸子百家，百家争鸣。经典：大凡人类文明在关注社会问题时，往往将以往人类的经验的历史现象当作注意的焦点。中国人对以往历史的关注和对书面文字的尊敬，使得他们对以往的著作怀有巨大的敬意。这当然也是全球各国的一个特点，但它在中国人中体现得尤为强烈。2000多年，中国学者每逢新的问题，总是通过重新诠释经典来寻求答案。
　　秦汉，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帝国，统一六国，焚书坑儒，终结了中国思想黄金时代，“中国”（china）一词即来源于“秦”这个词的读音。汉朝存在了200多年，司马迁的《史记》，直笔实录，不虚美，不掩恶。法家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
　　王朝的循环：传统上认为，中国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改朝换代的历史，因而不断产生令人感到乏味的重复：创业打江山、国力大振、继而是长期的衰败，最后全面崩溃。中国历代正史都反映了这一点，难怪中国人总是认为，最好的做法就是恢复上古的黄金时代。结果，中国文明就在这反复不断的人事变迁中艰难前行，而汉代以后的中国历史也多多少少都是汉代历史的重演罢了。
　　汉朝灭亡，三国鼎立——令人激动的浪漫时代，异族入侵，五胡乱华，东西两晋南北朝时期。
　　隋唐帝国——第二帝国，繁华的唐朝，官僚制度和科举制度的建立，由于科举成为步入仕途、求取富贵的最主要手段，有志从政者就必须同样的经书、文学教育，从而使全国在思想文化上也形成了大一统的局面。科举制度亦有自身的缺点。由此形成的对学问之膜拜，加上百姓对官府的一贯敬畏，长久以来将中世纪的贵族政权没落以后的中国社会割裂为两大阶层。而科举考试偏重文学、历史和学术问题，使得统治阶层产生一种讲求考证、沉溺文学或一味好古的倾向，这对培养求实致用的思想是很不利的。这种制度虽然使中国保持了上千年的稳定，但是它同样也阻碍了中华文明的进步和发展。
　　晚唐宋，中国文化的全盛期，杯酒释兵权，中国在接下来的１０００年中常常被称为“专制时代”而有别于宋朝之前的“贵族时代”。王安石变法——官僚化国家的统治惰性。尚武精神的丧失，开始格外重视平民生活水平而对戎马生涯不屑一顾，“好汉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宋、元、明、清四朝。文化的都市化发展，改变妇女的地位，更加低下：男子纳妾、社会对寡妇再嫁的反对以及缠足制度风行于上层社会，乃至农村。“三村金莲”，畸形的色情癖。
　　5、汉人与胡人——蒙古帝国
　　6、明清——第三帝国：
　　明朝帝国——中国历史上社会秩序稳定的一个伟大时期，但不幸的是，在此期间欧洲却经历一系列翻天覆地的现代化发展：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民族国家的兴起、法国大革命和产业革命及随之兴起的全球性扩张和新世界的发现。中国人向来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社会领袖均致力于维护传统，任何新生事物都必须纳入传统的模式之中。民族中心主义思想，对异族统治的憎恶更导致了对外来事物的普遍排斥，对外漠然，逃避外界，“内转”的狭隘视野。“文化中心主义”思想亦成为这一时期的主导思想（鲁迅先生的《阿Ｑ正传》，中国精神文明冠与全球）。
　　明代的专制统治：明朝十七帝的统治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１）洪武帝时的草创与巩固时期（1368-1398年）；
　　２）永乐帝时的扩展与建设时期（1403-1424年），及其后任者铺张奢靡的时期；
　　３）历时100年的衰败时期；
　　４） 16世纪下半叶的改革时期；
　　５） 17世纪早期的矛盾激化和最终崩溃阶段。
　　历代明朝皇帝的个人缺点、官员的失策及摧毁了官僚制度的朋党之争。今天，我们大约会将之归咎为皇帝至高无上、缺少宪法制约等原因，权力全部集中在皇帝一人之手，他要么是仁慈的专制者，要么就是暴君，或者就是凭一己的喜怒，将朝政大事交由宠臣处理。明朝的统治必须靠伟人来领导，否则就会全面崩溃。朋党之争。不同集团的官员常常为了一件小事而兴师动众，抨击对方的同时亦尽可能地任用本党中人，并趁对方官员失势时进行打击报复。
　　政府结构，明清两代的三分结构与近代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政权颇有相类之处。自1928年以来，中国的统治机构，一直是由党、政、军这3部分组成，执政党好比当年的皇帝，与军政各级机构平行的各级机构则起着类似古代都察院或御史台的作用。三头政治及“统治的平衡”：军队保证了政权，民政部门开展政府工作，而纪检部门（还有宦官）则监督各项法令的执行。明代的统治仍然只停留在表面，地方官员的地方管理离不开地方精英（即获得科举功名的缙绅(jinshen)阶级）的辅助之功。1487年规定了八股取士的制度，要求考生用不到700个字，骈四俪六地“代圣人立言”。八股文在后世被认为严重束缚了人的思想和心灵。
　　清朝——大部分属于现代时期，但其政权与社会仍旧忠于传统，很少变化。它代表了中国传统政治最辉煌以及最暗淡的一页。满洲人是成功的继承者，同时也是拙劣的革新者。清朝的军队，八旗军控制全中国，战略要地驻扎；另一种军种是“绿营兵”，相当于地方武警部队。为何区区几十万满洲人竟能统治比之多出四五四倍的汉族人口呢？其深层原因是：中国是一个专制集权国家，官僚经济垄断了政治生活，而平民百姓几与政治绝缘，无论是谁执政对他们都关系不大。朝廷的统治只限于社会的表层或上层，对乡村影响很小。
　　早期的中西交流：西方人从自身的狭隘角度出发，认为欧洲人是在希腊-罗马和犹太-基督教的“优越”文化传统驱策下向外征服全球的。但在中国人眼里，地处亚欧大陆西北一隅(yu)的欧洲既不产稻米、蔗糖，也不产茶叶、棉花，那里的人大约是为谋生计而被迫出外经商、而且就像前代的“蛮族”一样纷纷涌入中国。欧洲人的扩张做法，不仅反映了他们的贪婪、好奇、热情和爱国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他们的落后。　　
　　7、中国在19世纪时遭遇的入侵与叛乱：
　　内忧外患的一个世纪，西方入侵与国内的农民起义交织在一起加速了封建王朝的灭亡。中国长久以来一直都是东亚文明的中心，天生的优越感，传统格局的惰性与顽固，以及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封闭自足，这一切都使得中国面对西方的挑战时反应迟钝、举步维艰。中国文明的凝聚力和结构的稳定性从根本上阻碍了中国对西方的威胁尽快做出回应。中华帝国腐朽的旧格局一时并未崩溃，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对外国的刺激异常麻木，也有一系列复杂的原因，正如日本之明显具有应变能力与实现现代化的能力。最笼统地讲，我们认为日本早已具备了发展现代民族主义的基本因素。日本这个民族时刻准备着为了民族利益而共同奋斗，而中国却并非如此。通过这一粗略的概括，每个观察者都可以在许多相互作用的因素中找到自己的答案。
　　例如，就物质层面而言，中国资源十分丰富，但只是通过传统方式挖掘使用，并且很难以现代方式取而代之。在日本，对于实现现代化必不可少的铁等资源极为贫乏，但是日本人民干劲十足，因地制宜迎接了这一挑战。中华帝国十分庞大，具有成为世界强国的潜力，但同时也在许多方面延缓了中国做出反应。中华帝国在经济上几乎全部自给。战略上，它如果不是无法打败也是几乎难以征服；而孤悬海外的日本纵能征服中国的众多城市，也无法征服中国广裹的内地。内地（诸如人口密集的湖南和四川）同外国还没有接触，这里是传统思想和受到旧式教育的文人士大夫的天下，士绅们不读报纸，仍然埋头攻读经典，他们的精神思想几乎完全不受通商口岸的影响。
　　然而，体制比物质条件更为重要。日本的封建制度曾产生了忠诚的幕府人员、商人资本家、爱国武士，这些人能共创一个民族国家以与其他民族国家竞争抗衡。中国则超然于这种竞争之上，有着完全不同的模式。中国的传统体制非常稳定，通过精心调和，在君王及其臣子、地主学者和士绅以及无知的农民三个阶层中都达成了均衡。在这个农业古主导地位的帝国里，无论是商人资本家还是手工业者，海外商人还是国内的投资者、发明家，这些人都难以打破这种均衡。总之，中国人几乎完全生活在以往历史的阴影之中。这个民族的宗教崇拜其实就是他们对以往历史的崇拜。虔诚是最主要的德行，它源于对祖先的崇敬之情。思想界对儒家经典也满怀尊崇之情。统治者们也不能违反王朝建立者的祖训，政府在管理中最为重视先例，旧风俗也统治着社会经济生活。甚至起义者都祈灵于前朝故史，所以他们无力进行真正的革命。中国本身伟大的历史传统和古代学术，依靠汉字的力量，在现实中仍束缚着人们的头脑。这种向后看的自给自足式精神生活使中国领导者具有两大特点。首先，他们所受的熏陶教育使之将注意力集中在本国的事务上，自然会甘愿放弃理解外界事物并对此感到不屑一顾。他们为自已的文化感到骄傲，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内，于是他们对“外夷”的思想不做反应。其次，由于中国领导人坚持国家的大一统，民族主义则不得其门而人。
　　三、他人读书笔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版）：
　　p15 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而非个人、政府或教会……在儒家所说的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中，有三种属于亲属关系。中国的伦理体系并不指向上帝或国家，而是以家庭为其中心的。
　　p33 中国上古政治集权的模式是如何产生的……商朝统治者很有可能是通过垄断青铜冶炼技术、青铜武器和车马二攫取权力的……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中国的家庭模式很容易产生专制主义。另外，中国人经常需要团结起来抵抗游牧民族的入侵……这也可能促进了大一统专制国家的发展
　　有人认为i，只要有大规模治水工程的需要，就会产生像古埃及和两河流域那样的独裁政体，或曰“东方型”社会，即专制统治者高高在上，通过官僚阶级来统治众多的农业人口。
　　p35 （西周的封建制）与西欧的封建制度确实不乏相似之处，但究其实则相差甚远。为实行有效的控制，它依靠的是血缘或准血缘的宗法关系而非封建制度的法律原则。西周的“封建制”更像同时代西亚诸国实行的“总督制”而非2000年后的西欧封建制度。
　　p46 从这时（诸子时代）起，中国哲学便将兴趣集中在对社会性和政治性的人的考察之上了……这与古印度和地中海地区强调神及彼岸世界的哲学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中国早期哲学家，不管怎样看首先都是务实的政治家……这些哲学家们往往周游各国，如果得到某一国君的赏识，便为之出谋划策。
　　p56 儒家和道家都不是西方意义上排斥异己、唯我独尊的宗教，因此个人甚至整个社会都有可能同时信奉儒家和道家。也许这比单单信奉一种宗教更能形成健全的心理平衡。一名中国人在台上则往往是志在兼济天下的儒家信徒，在野时却成为与自然相亲的道家信徒，白天使积极入世的官吏，入夜却变成幻想的诗人或自然的爱好者。这种哲学上合人格中的二元互补，一直持续到中国的近代。
　　p59 墨子的这些思想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可能太趋极端。他们并不喜欢墨子具有苦行意味的功利主义思想，以及他对种种细微心灵表现的漠然态度；与崇高但不切实际的“兼爱”相比，他们更喜欢儒家那种中庸而适度的划分阶级的仁爱思想。
　　p63 西方法律一向被认为是上帝或自然秩序的人间体现，而法家的法律不过是统治者的命令。中国古代几乎没有保障人民权力的“民法”一说，法律仅指行政法规和刑罚，而老百姓对此惟恐避之不及。西方崇尚法制，认为这样才能更稳妥地进行统治。而中国，大约是信奉孟子“人性善”的缘故罢，宁可采取人治的方式，认为由高尚的官员来进行统治比冷冰冰的法律来得更稳妥些。
　　p72 （汉朝的）统治精英绝非是周时那样的世袭贵族……官僚阶层与上层社会由有才之士组成……不过商人是被排斥在这个圈子之外的。汉朝和秦朝与大多数主要依赖农业收入的专制国家一样，对商人抱有强烈的意见，因此，朝廷中人主要都属于地主官僚阶层
　　p97 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最大威胁来自北方诸胡和西域地区。胡人纵横华北，而从印度传入的佛教又对中国社会的思想基础构成了威胁……正是因为汉时杂糅儒家思想、谶纬之学及法家的做法，无法满足人们精神上的需要，面对现实政治问题又无能为力，中国人因此便转向了佛学。实际上，当时有头脑的人在转向佛学之前，已经摒弃儒家思想而转向了道家思想。
　　p100-104 民间道教大量借用佛教的理论，最终也接受了灵魂不死、天堂地狱、功德因果等观念。后世道教与佛教之间的区别日益模糊，逐渐成为混合了神道、迷信和方术的大杂烩。
　　早期大乘佛教能容忍其他信仰的态度及兼容的特性，使它从一开始就比原始教义更加迎合了中国人的胃口……对于迷信者而言，它是一种有灵验的新法术，对于士大夫来说，它又是新观念的催化剂。
　　p109 为何中华帝国得到重建而罗马帝国却一蹶不振，这个问题目前尚无定论。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中国南朝与希腊拜占庭帝国相比保存了更多的帝制传统，而由于地理上的原因，南朝对北朝的影响也超过拜占庭对意大利、法兰西诸邦的影响。另外一个原因也可能是由于汉朝的帝制模式要优于罗马帝国。上乘“天命”的中国皇帝受到民众的支持，他通过选拔贤人担任政府职务来实行公正、有道德的统治，这比罗马帝国的法制理念更易为当时的人所接受。汉字可能也起到了希腊字母文字所不能比拟的文化凝聚作用。“蛮夷”们如果想能掌握读写就必须学习汉文，因为汉字很难与胡语通用。此外，尽管中国各地方言各异而且相互之间很难听懂，但中国人却都使用汉字。最后一点是，汉人人口众多，这就使中国比欧洲更快、更彻底地把蛮族吸纳、同化了过来。由于中国农业属于精耕细作型，它生养了更多的人口，而入侵的异族也就越来越快地消失在周围人海般的汉族人口中了。
　　p120 （关于隋唐科举制度缺点）由此形成的对学问之膜拜，加上百姓对官府的一贯敬畏，长久以来将中世纪的贵族政权没落以后的中国社会割裂为两大阶层。而科举考试偏重文学、历史和学术问题，使得统治阶层产生一种讲求考证、沉溺文学或一味好古的倾向，这对培养求实致用的思想史很不利的。这种制度虽然使中国保持了上千年的稳定，但是它同样也阻碍了中华文明的进步和发展。
　　p134-135 六朝与初唐自爱许多方面都说得上是中国古代史的最后一个阶段。晚唐和宋则属于近代中国历史的第一阶段。事实上，我们不妨称之为“前现代”时期，因为这时发展起来的文化一直延续到现在。中国近1000年来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至少在晚唐就已经萌芽，到了宋朝则初步的成熟。
　　晚唐和宋时达到的文化和制度发展水平在其后几百年中变动无多。这是一个“高原”式的时代：中国初期远远超过欧洲，但到后来则在技术上落到了下风。宋朝以后中国发展趋缓，而西方自近代以来发展的速度却是不断加快，相形之下，中国自然就显得停滞不前了。
　　 ……
　　中国从古典晚期转变到前现代时期的时间大约是在8世纪左右……思想界的主流开始弃佛返儒，但由于着重点与原始儒家大不相同，宋朝及宋朝以后的哲学通常被西方学界称之为“新儒学”。中国固有的世俗性传统（这正是东亚文明与南亚、西方在过去1000年终的分水岭）已重新占了上风。此外，随着摒弃外来宗教和面对异族入侵时的节节败退，中国逐渐失去了六朝和盛唐时的世界主义思想和文化宽容态度，代之而起的则是日益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思想。
　　 ……
　　 ……随着科举制度在唐时的完善，贵族社会开始走向消亡……这就意味着，到了唐宋时期儒家思想中孕育的平等思想终于活得了承认。这同时也意味着军事政权开始向文人统治过渡。到了宋代，文人治国的思想成为主流，武人则越来越不受到重视。
　　p138 751年，高仙芝在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塔拉斯被大食人击败，这成为东亚历史上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对中亚控制的结束，也是此后500年间军队积弱的开始。　
　　p139 两税法是100年来税法改革的最终结果。自此农业税就按土地而非人头征收，手续也大大得到简化……这一转变的结果奠定了其后1200年间中国农村经济的基本面貌。
　　p141 “五代”时的混乱时期只持续了50年左右，这与六朝时长达350年的分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后世的格局纷争局面再未有超过50年以上……换言之，中国自唐代以来一直是一个牢不可破的政治统一体。
　　p143 （宋）太祖及其继任者致力于将统治权力控制在皇帝受众并扩大朝廷的权威，这使得宋朝中央集权的程度得到空前的加强……中国接下来的1000年中常常被称为是“专制的时代”而有别于宋朝之前的“贵族时代”。不过这一说法不尽符实。尽管所谓“天命”理论中蕴含了造反的根据，中华帝国在理论上基本是专制专权，在实践上当强有力的统治者在位时更是十足的专制。如果说前后有什么变化，那就是统治阶级已从贵族转变成了官吏，专制制度变得更为有效，因此也更为成功地维护了大一统的政治。 (收起)

2011-08-03 14:55:06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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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balcony (2111)

　　一、自己的笔记： 1、汉字“一旦学会了解汉字，阅读速度也要比拼音文字快。……很容易使汉字充满魔力。书面语总比口语重要，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文献——奏章、文论和诗歌，但却很少有伟大的演说辞。所有写成的文字尤其是古代流传下来的几乎都被认为其价值不容怀疑。这种态度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何东亚民族高度重视读书和正规教，在东亚识字人的比例要比其他经济水准相似但使用比较简单文字的地区高得多，这一点虽有讽刺.. (更多)

　　一、自己的笔记：
1、汉字“一旦学会了解汉字，阅读速度也要比拼音文字快。……很容易使汉字充满魔力。书面语总比口语重要，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文献——奏章、文论和诗歌，但却很少有伟大的演说辞。所有写成的文字尤其是古代流传下来的几乎都被认为其价值不容怀疑。这种态度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何东亚民族高度重视读书和正规教，在东亚识字人的比例要比其他经济水准相似但使用比较简单文字的地区高得多，这一点虽有讽刺意味但又并非出于偶然。汉字的另一个大优点是它很容易就克服了方言的差异或是其他更大的语言障碍。所有识字的中国人尽管他们说着互不相通的‘方言’，但都能读同样的书，……假如他们是用一种拼音文字，或许已经分裂成不同的民族，就像意大利人、法国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情况一样。中国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这一点至少有部分原因应从其文字中找到解释。……甚至在今天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日本人和朝鲜人都能认识对方国家书中几千用汉字写的词，尽管他们对这些词的发音完全不同。……”P26
2、“哲学家与经籍时代：早其哲学家……他们习惯上不以世纪作为计算时间的单位。他们是把历史分为各个王朝……中国人再进一步把东周分为两个较短的时期，其名称将在后面解释。……”P35，“从这时起中国人的哲学趣味主要集中于作为一种社会和政治动物的人。这种哲学趣味绝对是‘人文主义的’的，也可能应该说是‘社会’的，因为其强调社会多于个人。这与印度和地中海世界的传统哲学强调神与来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很难断定中国人的思想为什么向这一特定的方向发展，可能是政治和社会问题本身对中国人的思想更有吸引力……”P36，“秦代统治者认为哲学家的菱、哲学家推崇的古代经藉以及其他诸候国的典籍有害于秦国的制度，因此想毁掉这些书……焚书……只有一些实用的书，诸如农业、医药和占卜之书除外，另外藏于中央政府手书的书也除外。……在这个帝国中容不得文化上的异端……周代思想的活力和丰盛使中国历史上即使会有与之匹敌的时期但也为数不多。”P61
——经济和实用思想的繁盛，而使思想即生活化的哲学的出现的努力，一直从不间断、并且固守，一定要形成一种“天人合一”的泛哲学的社会人文环境、直到这种整体环境能潜移默化的对人们的社会整体意识性的行为造成影响，这几乎就是几千年来的中国人的努力，看似没有哲学，但是每个人都有一套融入社会的“生活”哲学规则。
“在较高的文化阶层，有学问的人在忙于使早期的典籍恢复原貌。……汉代学者很少表现出其哲学理解力，而只是把古籍同样都看作是古人思想的不易之论。”P69，
——关于汉字学习的阶层，对物质的需求，少数特定人成为了贵族、知识分子阶层，其他只能负责农耕，这样的分工；属于一种天然的源于知识和信息掌握上的“授权”，西方当时是“代议”，国内现称“代表”。集权中的人本主义思想相当浓厚和纯然。
“？”——关于汉字的学习，即书面文字的保存和学习，对经济条件要求比较高。从而导致利用早其信息符号、即人们最基本的意识元素，经济上的属性或成本，天然划分了两个阶层：“学而优则仕”、及“妇农工商”这另外一个书面文字文化世界外围的阶层，依靠的是口口相传的典故、伦理；口语保存的不易性，导致一个家族的长者成为最大的封建家长，拥有相当高的控制和决策权。
——汉字的像形，用心理学格塔式类的分析，偏重于知觉、经验，浅意识，关于“目的性”的缺失，专注于实务和体现，有时候难免会“目光短浅”。学可以无目的，但是用必须有意识，关于意识性的缺乏，其学习方式的优缺可见：《NLP学习突破的捷径》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024451/ 3、“？”姓氏，同姓不通婚，哪怕在后期已经没有血缘，依然有警惕，用父系的姓氏作为区分，进一步减少了要依靠文字符号（文字符号太简单，比如字母可拼音）划分种族（甚至国度）的需求。
4、交通的重要性：“为了巩固广大的征服地区，秦始皇修筑了四通八达的道路网，统一了度量衡，使货币标准化，甚至规定了马车的车轴的长度标准。这最后一种措施在中国西北对交通来说很重要，因为在那里马车碾过黄土留下沟糟……”P60，——区分于明清时漕运，以及元统治时，与的交来。
二、他人读书笔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版）：
　　1、中国的概况：
　　“东亚”在地理上指亚洲被高山大漠一分为二的东部地区；蒙古人种的栖居区；
　　文化上则指深受中国古代文明影响的地区。
　　中国的自然环境：作为古代东亚文明摇篮的中国北方地区几乎完全与世隔绝：东边是一望无际的太平洋；西边是1万多英尺高的喜马拉雅山脉、青藏高原，以及从这世界屋脊延伸出的崇山峻岭；北部是大片的中亚大漠荒原，人迹难至；而南部是更加不利交通的山地丛林。
　　气候：大陆性气候，干冷的大陆气团与海洋性气流在中国交汇时便产生了每年主要的降水。秦岭是一条重要的气候分界线，秦岭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超过40英寸，足以维持养活全国2/3人口的稻作经济；以北是干燥的黄土高原。另一条分界线就是抵抗北方阿尔泰语系的游牧部落入侵而修的长城，分开了草原文明和农耕文明。
　　2、中国的传统经济与社会：
　　农田一直是中国的最大自然资源，中国的农业是一种充满了风险的事业；
　　中国的经济生活属于严重依赖人力的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耗费了大量人力，整套种稻工序都需用手操作，推行机械化很困难的，因为这样一来就很难安置节省出来的劳动力，连著名的丝织业也需要投入无穷的人力，茶叶一样。
　　社会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而非个人、政府或教会。中国的伦理体系并不指向上帝或国家，而是以家庭为其中心。婚姻不是个人的结合，而是家庭与家庭之间的结合。在中国，社会行为规范却来自家庭制度本身所蕴含的忠贞诚善等个人品德。法律是进行管理的必需工具；而个人道德却是社会的基础。中国社会远未因为法律观念薄弱而导致无政府状态，恰恰相反，它靠儒家思想紧密地结成了一体。
　　3、汉字的优劣：
　　与西方较为简便的字母文字相比，汉字具有不少缺点，汉字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才能掌握，笔画复杂，强调死记硬背地认字，对中国人的教育可能造成某种束缚，尽管这对发展记忆力颇有好处。随着当代教育的普及，汉字已日益成为读写的障碍。印刷和打印困难。优点方面，文字的象形和复杂性，比字母具有更多的美学价值，书法是艺术的一大门类，在中国，能写一笔好字常常被看作是有教养的标志。汉字具有更丰富的内涵以及更微妙的韵味，这就使得汉字诗歌和散文具有一种字母文字难以望其项背的简洁生动性。书面文字总是优于口语，中国的史书中不乏奏章、策论和诗歌一类的名文，唯独很少见到演说词。任何成文材料，特别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文字，几被视为神圣之物。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何东亚人在读书和正规教育上往往胜人一筹，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东亚地区的文盲率远远高于其他地区。汉字的另一大优点是它能够很容易地克服方言乃至更大的语言障碍。　　
　　4、4000年的中国历史：
　　夏、商、周，封建制度，后世中国思想家视西周为“黄金时代”，当他们鼓吹政治大一统或强调礼仪、道德等统治原则，往往从那时的制度中寻找依据。天圆地方。
　　东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哲学思想的黄金时代，诸子百家，百家争鸣。经典：大凡人类文明在关注社会问题时，往往将以往人类的经验的历史现象当作注意的焦点。中国人对以往历史的关注和对书面文字的尊敬，使得他们对以往的著作怀有巨大的敬意。这当然也是全球各国的一个特点，但它在中国人中体现得尤为强烈。2000多年，中国学者每逢新的问题，总是通过重新诠释经典来寻求答案。
　　秦汉，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帝国，统一六国，焚书坑儒，终结了中国思想黄金时代，“中国”（china）一词即来源于“秦”这个词的读音。汉朝存在了200多年，司马迁的《史记》，直笔实录，不虚美，不掩恶。法家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
　　王朝的循环：传统上认为，中国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改朝换代的历史，因而不断产生令人感到乏味的重复：创业打江山、国力大振、继而是长期的衰败，最后全面崩溃。中国历代正史都反映了这一点，难怪中国人总是认为，最好的做法就是恢复上古的黄金时代。结果，中国文明就在这反复不断的人事变迁中艰难前行，而汉代以后的中国历史也多多少少都是汉代历史的重演罢了。
　　汉朝灭亡，三国鼎立——令人激动的浪漫时代，异族入侵，五胡乱华，东西两晋南北朝时期。
　　隋唐帝国——第二帝国，繁华的唐朝，官僚制度和科举制度的建立，由于科举成为步入仕途、求取富贵的最主要手段，有志从政者就必须同样的经书、文学教育，从而使全国在思想文化上也形成了大一统的局面。科举制度亦有自身的缺点。由此形成的对学问之膜拜，加上百姓对官府的一贯敬畏，长久以来将中世纪的贵族政权没落以后的中国社会割裂为两大阶层。而科举考试偏重文学、历史和学术问题，使得统治阶层产生一种讲求考证、沉溺文学或一味好古的倾向，这对培养求实致用的思想是很不利的。这种制度虽然使中国保持了上千年的稳定，但是它同样也阻碍了中华文明的进步和发展。
　　晚唐宋，中国文化的全盛期，杯酒释兵权，中国在接下来的１０００年中常常被称为“专制时代”而有别于宋朝之前的“贵族时代”。王安石变法——官僚化国家的统治惰性。尚武精神的丧失，开始格外重视平民生活水平而对戎马生涯不屑一顾，“好汉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宋、元、明、清四朝。文化的都市化发展，改变妇女的地位，更加低下：男子纳妾、社会对寡妇再嫁的反对以及缠足制度风行于上层社会，乃至农村。“三村金莲”，畸形的色情癖。
　　5、汉人与胡人——蒙古帝国
　　6、明清——第三帝国：
　　明朝帝国——中国历史上社会秩序稳定的一个伟大时期，但不幸的是，在此期间欧洲却经历一系列翻天覆地的现代化发展：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民族国家的兴起、法国大革命和产业革命及随之兴起的全球性扩张和新世界的发现。中国人向来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社会领袖均致力于维护传统，任何新生事物都必须纳入传统的模式之中。民族中心主义思想，对异族统治的憎恶更导致了对外来事物的普遍排斥，对外漠然，逃避外界，“内转”的狭隘视野。“文化中心主义”思想亦成为这一时期的主导思想（鲁迅先生的《阿Ｑ正传》，中国精神文明冠与全球）。
　　明代的专制统治：明朝十七帝的统治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１）洪武帝时的草创与巩固时期（1368-1398年）；
　　２）永乐帝时的扩展与建设时期（1403-1424年），及其后任者铺张奢靡的时期；
　　３）历时100年的衰败时期；
　　４） 16世纪下半叶的改革时期；
　　５） 17世纪早期的矛盾激化和最终崩溃阶段。
　　历代明朝皇帝的个人缺点、官员的失策及摧毁了官僚制度的朋党之争。今天，我们大约会将之归咎为皇帝至高无上、缺少宪法制约等原因，权力全部集中在皇帝一人之手，他要么是仁慈的专制者，要么就是暴君，或者就是凭一己的喜怒，将朝政大事交由宠臣处理。明朝的统治必须靠伟人来领导，否则就会全面崩溃。朋党之争。不同集团的官员常常为了一件小事而兴师动众，抨击对方的同时亦尽可能地任用本党中人，并趁对方官员失势时进行打击报复。
　　政府结构，明清两代的三分结构与近代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政权颇有相类之处。自1928年以来，中国的统治机构，一直是由党、政、军这3部分组成，执政党好比当年的皇帝，与军政各级机构平行的各级机构则起着类似古代都察院或御史台的作用。三头政治及“统治的平衡”：军队保证了政权，民政部门开展政府工作，而纪检部门（还有宦官）则监督各项法令的执行。明代的统治仍然只停留在表面，地方官员的地方管理离不开地方精英（即获得科举功名的缙绅(jinshen)阶级）的辅助之功。1487年规定了八股取士的制度，要求考生用不到700个字，骈四俪六地“代圣人立言”。八股文在后世被认为严重束缚了人的思想和心灵。
　　清朝——大部分属于现代时期，但其政权与社会仍旧忠于传统，很少变化。它代表了中国传统政治最辉煌以及最暗淡的一页。满洲人是成功的继承者，同时也是拙劣的革新者。清朝的军队，八旗军控制全中国，战略要地驻扎；另一种军种是“绿营兵”，相当于地方武警部队。为何区区几十万满洲人竟能统治比之多出四五四倍的汉族人口呢？其深层原因是：中国是一个专制集权国家，官僚经济垄断了政治生活，而平民百姓几与政治绝缘，无论是谁执政对他们都关系不大。朝廷的统治只限于社会的表层或上层，对乡村影响很小。
　　早期的中西交流：西方人从自身的狭隘角度出发，认为欧洲人是在希腊-罗马和犹太-基督教的“优越”文化传统驱策下向外征服全球的。但在中国人眼里，地处亚欧大陆西北一隅(yu)的欧洲既不产稻米、蔗糖，也不产茶叶、棉花，那里的人大约是为谋生计而被迫出外经商、而且就像前代的“蛮族”一样纷纷涌入中国。欧洲人的扩张做法，不仅反映了他们的贪婪、好奇、热情和爱国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他们的落后。　　
　　7、中国在19世纪时遭遇的入侵与叛乱：
　　内忧外患的一个世纪，西方入侵与国内的农民起义交织在一起加速了封建王朝的灭亡。中国长久以来一直都是东亚文明的中心，天生的优越感，传统格局的惰性与顽固，以及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封闭自足，这一切都使得中国面对西方的挑战时反应迟钝、举步维艰。中国文明的凝聚力和结构的稳定性从根本上阻碍了中国对西方的威胁尽快做出回应。中华帝国腐朽的旧格局一时并未崩溃，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对外国的刺激异常麻木，也有一系列复杂的原因，正如日本之明显具有应变能力与实现现代化的能力。最笼统地讲，我们认为日本早已具备了发展现代民族主义的基本因素。日本这个民族时刻准备着为了民族利益而共同奋斗，而中国却并非如此。通过这一粗略的概括，每个观察者都可以在许多相互作用的因素中找到自己的答案。
　　例如，就物质层面而言，中国资源十分丰富，但只是通过传统方式挖掘使用，并且很难以现代方式取而代之。在日本，对于实现现代化必不可少的铁等资源极为贫乏，但是日本人民干劲十足，因地制宜迎接了这一挑战。中华帝国十分庞大，具有成为世界强国的潜力，但同时也在许多方面延缓了中国做出反应。中华帝国在经济上几乎全部自给。战略上，它如果不是无法打败也是几乎难以征服；而孤悬海外的日本纵能征服中国的众多城市，也无法征服中国广裹的内地。内地（诸如人口密集的湖南和四川）同外国还没有接触，这里是传统思想和受到旧式教育的文人士大夫的天下，士绅们不读报纸，仍然埋头攻读经典，他们的精神思想几乎完全不受通商口岸的影响。
　　然而，体制比物质条件更为重要。日本的封建制度曾产生了忠诚的幕府人员、商人资本家、爱国武士，这些人能共创一个民族国家以与其他民族国家竞争抗衡。中国则超然于这种竞争之上，有着完全不同的模式。中国的传统体制非常稳定，通过精心调和，在君王及其臣子、地主学者和士绅以及无知的农民三个阶层中都达成了均衡。在这个农业古主导地位的帝国里，无论是商人资本家还是手工业者，海外商人还是国内的投资者、发明家，这些人都难以打破这种均衡。总之，中国人几乎完全生活在以往历史的阴影之中。这个民族的宗教崇拜其实就是他们对以往历史的崇拜。虔诚是最主要的德行，它源于对祖先的崇敬之情。思想界对儒家经典也满怀尊崇之情。统治者们也不能违反王朝建立者的祖训，政府在管理中最为重视先例，旧风俗也统治着社会经济生活。甚至起义者都祈灵于前朝故史，所以他们无力进行真正的革命。中国本身伟大的历史传统和古代学术，依靠汉字的力量，在现实中仍束缚着人们的头脑。这种向后看的自给自足式精神生活使中国领导者具有两大特点。首先，他们所受的熏陶教育使之将注意力集中在本国的事务上，自然会甘愿放弃理解外界事物并对此感到不屑一顾。他们为自已的文化感到骄傲，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内，于是他们对“外夷”的思想不做反应。其次，由于中国领导人坚持国家的大一统，民族主义则不得其门而人。
　　三、他人读书笔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版）：
　　p15 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而非个人、政府或教会……在儒家所说的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中，有三种属于亲属关系。中国的伦理体系并不指向上帝或国家，而是以家庭为其中心的。
　　p33 中国上古政治集权的模式是如何产生的……商朝统治者很有可能是通过垄断青铜冶炼技术、青铜武器和车马二攫取权力的……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中国的家庭模式很容易产生专制主义。另外，中国人经常需要团结起来抵抗游牧民族的入侵……这也可能促进了大一统专制国家的发展
　　有人认为i，只要有大规模治水工程的需要，就会产生像古埃及和两河流域那样的独裁政体，或曰“东方型”社会，即专制统治者高高在上，通过官僚阶级来统治众多的农业人口。
　　p35 （西周的封建制）与西欧的封建制度确实不乏相似之处，但究其实则相差甚远。为实行有效的控制，它依靠的是血缘或准血缘的宗法关系而非封建制度的法律原则。西周的“封建制”更像同时代西亚诸国实行的“总督制”而非2000年后的西欧封建制度。
　　p46 从这时（诸子时代）起，中国哲学便将兴趣集中在对社会性和政治性的人的考察之上了……这与古印度和地中海地区强调神及彼岸世界的哲学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中国早期哲学家，不管怎样看首先都是务实的政治家……这些哲学家们往往周游各国，如果得到某一国君的赏识，便为之出谋划策。
　　p56 儒家和道家都不是西方意义上排斥异己、唯我独尊的宗教，因此个人甚至整个社会都有可能同时信奉儒家和道家。也许这比单单信奉一种宗教更能形成健全的心理平衡。一名中国人在台上则往往是志在兼济天下的儒家信徒，在野时却成为与自然相亲的道家信徒，白天使积极入世的官吏，入夜却变成幻想的诗人或自然的爱好者。这种哲学上合人格中的二元互补，一直持续到中国的近代。
　　p59 墨子的这些思想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可能太趋极端。他们并不喜欢墨子具有苦行意味的功利主义思想，以及他对种种细微心灵表现的漠然态度；与崇高但不切实际的“兼爱”相比，他们更喜欢儒家那种中庸而适度的划分阶级的仁爱思想。
　　p63 西方法律一向被认为是上帝或自然秩序的人间体现，而法家的法律不过是统治者的命令。中国古代几乎没有保障人民权力的“民法”一说，法律仅指行政法规和刑罚，而老百姓对此惟恐避之不及。西方崇尚法制，认为这样才能更稳妥地进行统治。而中国，大约是信奉孟子“人性善”的缘故罢，宁可采取人治的方式，认为由高尚的官员来进行统治比冷冰冰的法律来得更稳妥些。
　　p72 （汉朝的）统治精英绝非是周时那样的世袭贵族……官僚阶层与上层社会由有才之士组成……不过商人是被排斥在这个圈子之外的。汉朝和秦朝与大多数主要依赖农业收入的专制国家一样，对商人抱有强烈的意见，因此，朝廷中人主要都属于地主官僚阶层
　　p97 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最大威胁来自北方诸胡和西域地区。胡人纵横华北，而从印度传入的佛教又对中国社会的思想基础构成了威胁……正是因为汉时杂糅儒家思想、谶纬之学及法家的做法，无法满足人们精神上的需要，面对现实政治问题又无能为力，中国人因此便转向了佛学。实际上，当时有头脑的人在转向佛学之前，已经摒弃儒家思想而转向了道家思想。
　　p100-104 民间道教大量借用佛教的理论，最终也接受了灵魂不死、天堂地狱、功德因果等观念。后世道教与佛教之间的区别日益模糊，逐渐成为混合了神道、迷信和方术的大杂烩。
　　早期大乘佛教能容忍其他信仰的态度及兼容的特性，使它从一开始就比原始教义更加迎合了中国人的胃口……对于迷信者而言，它是一种有灵验的新法术，对于士大夫来说，它又是新观念的催化剂。
　　p109 为何中华帝国得到重建而罗马帝国却一蹶不振，这个问题目前尚无定论。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中国南朝与希腊拜占庭帝国相比保存了更多的帝制传统，而由于地理上的原因，南朝对北朝的影响也超过拜占庭对意大利、法兰西诸邦的影响。另外一个原因也可能是由于汉朝的帝制模式要优于罗马帝国。上乘“天命”的中国皇帝受到民众的支持，他通过选拔贤人担任政府职务来实行公正、有道德的统治，这比罗马帝国的法制理念更易为当时的人所接受。汉字可能也起到了希腊字母文字所不能比拟的文化凝聚作用。“蛮夷”们如果想能掌握读写就必须学习汉文，因为汉字很难与胡语通用。此外，尽管中国各地方言各异而且相互之间很难听懂，但中国人却都使用汉字。最后一点是，汉人人口众多，这就使中国比欧洲更快、更彻底地把蛮族吸纳、同化了过来。由于中国农业属于精耕细作型，它生养了更多的人口，而入侵的异族也就越来越快地消失在周围人海般的汉族人口中了。
　　p120 （关于隋唐科举制度缺点）由此形成的对学问之膜拜，加上百姓对官府的一贯敬畏，长久以来将中世纪的贵族政权没落以后的中国社会割裂为两大阶层。而科举考试偏重文学、历史和学术问题，使得统治阶层产生一种讲求考证、沉溺文学或一味好古的倾向，这对培养求实致用的思想史很不利的。这种制度虽然使中国保持了上千年的稳定，但是它同样也阻碍了中华文明的进步和发展。
　　p134-135 六朝与初唐自爱许多方面都说得上是中国古代史的最后一个阶段。晚唐和宋则属于近代中国历史的第一阶段。事实上，我们不妨称之为“前现代”时期，因为这时发展起来的文化一直延续到现在。中国近1000年来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至少在晚唐就已经萌芽，到了宋朝则初步的成熟。
　　晚唐和宋时达到的文化和制度发展水平在其后几百年中变动无多。这是一个“高原”式的时代：中国初期远远超过欧洲，但到后来则在技术上落到了下风。宋朝以后中国发展趋缓，而西方自近代以来发展的速度却是不断加快，相形之下，中国自然就显得停滞不前了。
　　 ……
　　中国从古典晚期转变到前现代时期的时间大约是在8世纪左右……思想界的主流开始弃佛返儒，但由于着重点与原始儒家大不相同，宋朝及宋朝以后的哲学通常被西方学界称之为“新儒学”。中国固有的世俗性传统（这正是东亚文明与南亚、西方在过去1000年终的分水岭）已重新占了上风。此外，随着摒弃外来宗教和面对异族入侵时的节节败退，中国逐渐失去了六朝和盛唐时的世界主义思想和文化宽容态度，代之而起的则是日益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思想。
　　 ……
　　 ……随着科举制度在唐时的完善，贵族社会开始走向消亡……这就意味着，到了唐宋时期儒家思想中孕育的平等思想终于活得了承认。这同时也意味着军事政权开始向文人统治过渡。到了宋代，文人治国的思想成为主流，武人则越来越不受到重视。
　　p138 751年，高仙芝在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塔拉斯被大食人击败，这成为东亚历史上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对中亚控制的结束，也是此后500年间军队积弱的开始。　
　　p139 两税法是100年来税法改革的最终结果。自此农业税就按土地而非人头征收，手续也大大得到简化……这一转变的结果奠定了其后1200年间中国农村经济的基本面貌。
　　p141 “五代”时的混乱时期只持续了50年左右，这与六朝时长达350年的分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后世的格局纷争局面再未有超过50年以上……换言之，中国自唐代以来一直是一个牢不可破的政治统一体。
　　p143 （宋）太祖及其继任者致力于将统治权力控制在皇帝受众并扩大朝廷的权威，这使得宋朝中央集权的程度得到空前的加强……中国接下来的1000年中常常被称为是“专制的时代”而有别于宋朝之前的“贵族时代”。不过这一说法不尽符实。尽管所谓“天命”理论中蕴含了造反的根据，中华帝国在理论上基本是专制专权，在实践上当强有力的统治者在位时更是十足的专制。如果说前后有什么变化，那就是统治阶级已从贵族转变成了官吏，专制制度变得更为有效，因此也更为成功地维护了大一统的政治。 (收起)

2011-08-03 14:55:06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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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balcony (2111)

　　一、自己的笔记： 1、汉字“一旦学会了解汉字，阅读速度也要比拼音文字快。……很容易使汉字充满魔力。书面语总比口语重要，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文献——奏章、文论和诗歌，但却很少有伟大的演说辞。所有写成的文字尤其是古代流传下来的几乎都被认为其价值不容怀疑。这种态度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何东亚民族高度重视读书和正规教，在东亚识字人的比例要比其他经济水准相似但使用比较简单文字的地区高得多，这一点虽有讽刺.. (更多)

　　一、自己的笔记：
1、汉字“一旦学会了解汉字，阅读速度也要比拼音文字快。……很容易使汉字充满魔力。书面语总比口语重要，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文献——奏章、文论和诗歌，但却很少有伟大的演说辞。所有写成的文字尤其是古代流传下来的几乎都被认为其价值不容怀疑。这种态度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何东亚民族高度重视读书和正规教，在东亚识字人的比例要比其他经济水准相似但使用比较简单文字的地区高得多，这一点虽有讽刺意味但又并非出于偶然。汉字的另一个大优点是它很容易就克服了方言的差异或是其他更大的语言障碍。所有识字的中国人尽管他们说着互不相通的‘方言’，但都能读同样的书，……假如他们是用一种拼音文字，或许已经分裂成不同的民族，就像意大利人、法国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情况一样。中国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这一点至少有部分原因应从其文字中找到解释。……甚至在今天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日本人和朝鲜人都能认识对方国家书中几千用汉字写的词，尽管他们对这些词的发音完全不同。……”P26
2、“哲学家与经籍时代：早其哲学家……他们习惯上不以世纪作为计算时间的单位。他们是把历史分为各个王朝……中国人再进一步把东周分为两个较短的时期，其名称将在后面解释。……”P35，“从这时起中国人的哲学趣味主要集中于作为一种社会和政治动物的人。这种哲学趣味绝对是‘人文主义的’的，也可能应该说是‘社会’的，因为其强调社会多于个人。这与印度和地中海世界的传统哲学强调神与来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很难断定中国人的思想为什么向这一特定的方向发展，可能是政治和社会问题本身对中国人的思想更有吸引力……”P36，“秦代统治者认为哲学家的菱、哲学家推崇的古代经藉以及其他诸候国的典籍有害于秦国的制度，因此想毁掉这些书……焚书……只有一些实用的书，诸如农业、医药和占卜之书除外，另外藏于中央政府手书的书也除外。……在这个帝国中容不得文化上的异端……周代思想的活力和丰盛使中国历史上即使会有与之匹敌的时期但也为数不多。”P61
——经济和实用思想的繁盛，而使思想即生活化的哲学的出现的努力，一直从不间断、并且固守，一定要形成一种“天人合一”的泛哲学的社会人文环境、直到这种整体环境能潜移默化的对人们的社会整体意识性的行为造成影响，这几乎就是几千年来的中国人的努力，看似没有哲学，但是每个人都有一套融入社会的“生活”哲学规则。
“在较高的文化阶层，有学问的人在忙于使早期的典籍恢复原貌。……汉代学者很少表现出其哲学理解力，而只是把古籍同样都看作是古人思想的不易之论。”P69，
——关于汉字学习的阶层，对物质的需求，少数特定人成为了贵族、知识分子阶层，其他只能负责农耕，这样的分工；属于一种天然的源于知识和信息掌握上的“授权”，西方当时是“代议”，国内现称“代表”。集权中的人本主义思想相当浓厚和纯然。
“？”——关于汉字的学习，即书面文字的保存和学习，对经济条件要求比较高。从而导致利用早其信息符号、即人们最基本的意识元素，经济上的属性或成本，天然划分了两个阶层：“学而优则仕”、及“妇农工商”这另外一个书面文字文化世界外围的阶层，依靠的是口口相传的典故、伦理；口语保存的不易性，导致一个家族的长者成为最大的封建家长，拥有相当高的控制和决策权。
——汉字的像形，用心理学格塔式类的分析，偏重于知觉、经验，浅意识，关于“目的性”的缺失，专注于实务和体现，有时候难免会“目光短浅”。学可以无目的，但是用必须有意识，关于意识性的缺乏，其学习方式的优缺可见：《NLP学习突破的捷径》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024451/ 3、“？”姓氏，同姓不通婚，哪怕在后期已经没有血缘，依然有警惕，用父系的姓氏作为区分，进一步减少了要依靠文字符号（文字符号太简单，比如字母可拼音）划分种族（甚至国度）的需求。
4、交通的重要性：“为了巩固广大的征服地区，秦始皇修筑了四通八达的道路网，统一了度量衡，使货币标准化，甚至规定了马车的车轴的长度标准。这最后一种措施在中国西北对交通来说很重要，因为在那里马车碾过黄土留下沟糟……”P60，——区分于明清时漕运，以及元统治时，与的交来。
二、他人读书笔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版）：
　　1、中国的概况：
　　“东亚”在地理上指亚洲被高山大漠一分为二的东部地区；蒙古人种的栖居区；
　　文化上则指深受中国古代文明影响的地区。
　　中国的自然环境：作为古代东亚文明摇篮的中国北方地区几乎完全与世隔绝：东边是一望无际的太平洋；西边是1万多英尺高的喜马拉雅山脉、青藏高原，以及从这世界屋脊延伸出的崇山峻岭；北部是大片的中亚大漠荒原，人迹难至；而南部是更加不利交通的山地丛林。
　　气候：大陆性气候，干冷的大陆气团与海洋性气流在中国交汇时便产生了每年主要的降水。秦岭是一条重要的气候分界线，秦岭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超过40英寸，足以维持养活全国2/3人口的稻作经济；以北是干燥的黄土高原。另一条分界线就是抵抗北方阿尔泰语系的游牧部落入侵而修的长城，分开了草原文明和农耕文明。
　　2、中国的传统经济与社会：
　　农田一直是中国的最大自然资源，中国的农业是一种充满了风险的事业；
　　中国的经济生活属于严重依赖人力的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耗费了大量人力，整套种稻工序都需用手操作，推行机械化很困难的，因为这样一来就很难安置节省出来的劳动力，连著名的丝织业也需要投入无穷的人力，茶叶一样。
　　社会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而非个人、政府或教会。中国的伦理体系并不指向上帝或国家，而是以家庭为其中心。婚姻不是个人的结合，而是家庭与家庭之间的结合。在中国，社会行为规范却来自家庭制度本身所蕴含的忠贞诚善等个人品德。法律是进行管理的必需工具；而个人道德却是社会的基础。中国社会远未因为法律观念薄弱而导致无政府状态，恰恰相反，它靠儒家思想紧密地结成了一体。
　　3、汉字的优劣：
　　与西方较为简便的字母文字相比，汉字具有不少缺点，汉字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才能掌握，笔画复杂，强调死记硬背地认字，对中国人的教育可能造成某种束缚，尽管这对发展记忆力颇有好处。随着当代教育的普及，汉字已日益成为读写的障碍。印刷和打印困难。优点方面，文字的象形和复杂性，比字母具有更多的美学价值，书法是艺术的一大门类，在中国，能写一笔好字常常被看作是有教养的标志。汉字具有更丰富的内涵以及更微妙的韵味，这就使得汉字诗歌和散文具有一种字母文字难以望其项背的简洁生动性。书面文字总是优于口语，中国的史书中不乏奏章、策论和诗歌一类的名文，唯独很少见到演说词。任何成文材料，特别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文字，几被视为神圣之物。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何东亚人在读书和正规教育上往往胜人一筹，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东亚地区的文盲率远远高于其他地区。汉字的另一大优点是它能够很容易地克服方言乃至更大的语言障碍。　　
　　4、4000年的中国历史：
　　夏、商、周，封建制度，后世中国思想家视西周为“黄金时代”，当他们鼓吹政治大一统或强调礼仪、道德等统治原则，往往从那时的制度中寻找依据。天圆地方。
　　东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哲学思想的黄金时代，诸子百家，百家争鸣。经典：大凡人类文明在关注社会问题时，往往将以往人类的经验的历史现象当作注意的焦点。中国人对以往历史的关注和对书面文字的尊敬，使得他们对以往的著作怀有巨大的敬意。这当然也是全球各国的一个特点，但它在中国人中体现得尤为强烈。2000多年，中国学者每逢新的问题，总是通过重新诠释经典来寻求答案。
　　秦汉，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帝国，统一六国，焚书坑儒，终结了中国思想黄金时代，“中国”（china）一词即来源于“秦”这个词的读音。汉朝存在了200多年，司马迁的《史记》，直笔实录，不虚美，不掩恶。法家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
　　王朝的循环：传统上认为，中国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改朝换代的历史，因而不断产生令人感到乏味的重复：创业打江山、国力大振、继而是长期的衰败，最后全面崩溃。中国历代正史都反映了这一点，难怪中国人总是认为，最好的做法就是恢复上古的黄金时代。结果，中国文明就在这反复不断的人事变迁中艰难前行，而汉代以后的中国历史也多多少少都是汉代历史的重演罢了。
　　汉朝灭亡，三国鼎立——令人激动的浪漫时代，异族入侵，五胡乱华，东西两晋南北朝时期。
　　隋唐帝国——第二帝国，繁华的唐朝，官僚制度和科举制度的建立，由于科举成为步入仕途、求取富贵的最主要手段，有志从政者就必须同样的经书、文学教育，从而使全国在思想文化上也形成了大一统的局面。科举制度亦有自身的缺点。由此形成的对学问之膜拜，加上百姓对官府的一贯敬畏，长久以来将中世纪的贵族政权没落以后的中国社会割裂为两大阶层。而科举考试偏重文学、历史和学术问题，使得统治阶层产生一种讲求考证、沉溺文学或一味好古的倾向，这对培养求实致用的思想是很不利的。这种制度虽然使中国保持了上千年的稳定，但是它同样也阻碍了中华文明的进步和发展。
　　晚唐宋，中国文化的全盛期，杯酒释兵权，中国在接下来的１０００年中常常被称为“专制时代”而有别于宋朝之前的“贵族时代”。王安石变法——官僚化国家的统治惰性。尚武精神的丧失，开始格外重视平民生活水平而对戎马生涯不屑一顾，“好汉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宋、元、明、清四朝。文化的都市化发展，改变妇女的地位，更加低下：男子纳妾、社会对寡妇再嫁的反对以及缠足制度风行于上层社会，乃至农村。“三村金莲”，畸形的色情癖。
　　5、汉人与胡人——蒙古帝国
　　6、明清——第三帝国：
　　明朝帝国——中国历史上社会秩序稳定的一个伟大时期，但不幸的是，在此期间欧洲却经历一系列翻天覆地的现代化发展：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民族国家的兴起、法国大革命和产业革命及随之兴起的全球性扩张和新世界的发现。中国人向来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社会领袖均致力于维护传统，任何新生事物都必须纳入传统的模式之中。民族中心主义思想，对异族统治的憎恶更导致了对外来事物的普遍排斥，对外漠然，逃避外界，“内转”的狭隘视野。“文化中心主义”思想亦成为这一时期的主导思想（鲁迅先生的《阿Ｑ正传》，中国精神文明冠与全球）。
　　明代的专制统治：明朝十七帝的统治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１）洪武帝时的草创与巩固时期（1368-1398年）；
　　２）永乐帝时的扩展与建设时期（1403-1424年），及其后任者铺张奢靡的时期；
　　３）历时100年的衰败时期；
　　４） 16世纪下半叶的改革时期；
　　５） 17世纪早期的矛盾激化和最终崩溃阶段。
　　历代明朝皇帝的个人缺点、官员的失策及摧毁了官僚制度的朋党之争。今天，我们大约会将之归咎为皇帝至高无上、缺少宪法制约等原因，权力全部集中在皇帝一人之手，他要么是仁慈的专制者，要么就是暴君，或者就是凭一己的喜怒，将朝政大事交由宠臣处理。明朝的统治必须靠伟人来领导，否则就会全面崩溃。朋党之争。不同集团的官员常常为了一件小事而兴师动众，抨击对方的同时亦尽可能地任用本党中人，并趁对方官员失势时进行打击报复。
　　政府结构，明清两代的三分结构与近代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政权颇有相类之处。自1928年以来，中国的统治机构，一直是由党、政、军这3部分组成，执政党好比当年的皇帝，与军政各级机构平行的各级机构则起着类似古代都察院或御史台的作用。三头政治及“统治的平衡”：军队保证了政权，民政部门开展政府工作，而纪检部门（还有宦官）则监督各项法令的执行。明代的统治仍然只停留在表面，地方官员的地方管理离不开地方精英（即获得科举功名的缙绅(jinshen)阶级）的辅助之功。1487年规定了八股取士的制度，要求考生用不到700个字，骈四俪六地“代圣人立言”。八股文在后世被认为严重束缚了人的思想和心灵。
　　清朝——大部分属于现代时期，但其政权与社会仍旧忠于传统，很少变化。它代表了中国传统政治最辉煌以及最暗淡的一页。满洲人是成功的继承者，同时也是拙劣的革新者。清朝的军队，八旗军控制全中国，战略要地驻扎；另一种军种是“绿营兵”，相当于地方武警部队。为何区区几十万满洲人竟能统治比之多出四五四倍的汉族人口呢？其深层原因是：中国是一个专制集权国家，官僚经济垄断了政治生活，而平民百姓几与政治绝缘，无论是谁执政对他们都关系不大。朝廷的统治只限于社会的表层或上层，对乡村影响很小。
　　早期的中西交流：西方人从自身的狭隘角度出发，认为欧洲人是在希腊-罗马和犹太-基督教的“优越”文化传统驱策下向外征服全球的。但在中国人眼里，地处亚欧大陆西北一隅(yu)的欧洲既不产稻米、蔗糖，也不产茶叶、棉花，那里的人大约是为谋生计而被迫出外经商、而且就像前代的“蛮族”一样纷纷涌入中国。欧洲人的扩张做法，不仅反映了他们的贪婪、好奇、热情和爱国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他们的落后。　　
　　7、中国在19世纪时遭遇的入侵与叛乱：
　　内忧外患的一个世纪，西方入侵与国内的农民起义交织在一起加速了封建王朝的灭亡。中国长久以来一直都是东亚文明的中心，天生的优越感，传统格局的惰性与顽固，以及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封闭自足，这一切都使得中国面对西方的挑战时反应迟钝、举步维艰。中国文明的凝聚力和结构的稳定性从根本上阻碍了中国对西方的威胁尽快做出回应。中华帝国腐朽的旧格局一时并未崩溃，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对外国的刺激异常麻木，也有一系列复杂的原因，正如日本之明显具有应变能力与实现现代化的能力。最笼统地讲，我们认为日本早已具备了发展现代民族主义的基本因素。日本这个民族时刻准备着为了民族利益而共同奋斗，而中国却并非如此。通过这一粗略的概括，每个观察者都可以在许多相互作用的因素中找到自己的答案。
　　例如，就物质层面而言，中国资源十分丰富，但只是通过传统方式挖掘使用，并且很难以现代方式取而代之。在日本，对于实现现代化必不可少的铁等资源极为贫乏，但是日本人民干劲十足，因地制宜迎接了这一挑战。中华帝国十分庞大，具有成为世界强国的潜力，但同时也在许多方面延缓了中国做出反应。中华帝国在经济上几乎全部自给。战略上，它如果不是无法打败也是几乎难以征服；而孤悬海外的日本纵能征服中国的众多城市，也无法征服中国广裹的内地。内地（诸如人口密集的湖南和四川）同外国还没有接触，这里是传统思想和受到旧式教育的文人士大夫的天下，士绅们不读报纸，仍然埋头攻读经典，他们的精神思想几乎完全不受通商口岸的影响。
　　然而，体制比物质条件更为重要。日本的封建制度曾产生了忠诚的幕府人员、商人资本家、爱国武士，这些人能共创一个民族国家以与其他民族国家竞争抗衡。中国则超然于这种竞争之上，有着完全不同的模式。中国的传统体制非常稳定，通过精心调和，在君王及其臣子、地主学者和士绅以及无知的农民三个阶层中都达成了均衡。在这个农业古主导地位的帝国里，无论是商人资本家还是手工业者，海外商人还是国内的投资者、发明家，这些人都难以打破这种均衡。总之，中国人几乎完全生活在以往历史的阴影之中。这个民族的宗教崇拜其实就是他们对以往历史的崇拜。虔诚是最主要的德行，它源于对祖先的崇敬之情。思想界对儒家经典也满怀尊崇之情。统治者们也不能违反王朝建立者的祖训，政府在管理中最为重视先例，旧风俗也统治着社会经济生活。甚至起义者都祈灵于前朝故史，所以他们无力进行真正的革命。中国本身伟大的历史传统和古代学术，依靠汉字的力量，在现实中仍束缚着人们的头脑。这种向后看的自给自足式精神生活使中国领导者具有两大特点。首先，他们所受的熏陶教育使之将注意力集中在本国的事务上，自然会甘愿放弃理解外界事物并对此感到不屑一顾。他们为自已的文化感到骄傲，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内，于是他们对“外夷”的思想不做反应。其次，由于中国领导人坚持国家的大一统，民族主义则不得其门而人。
　　三、他人读书笔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版）：
　　p15 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而非个人、政府或教会……在儒家所说的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中，有三种属于亲属关系。中国的伦理体系并不指向上帝或国家，而是以家庭为其中心的。
　　p33 中国上古政治集权的模式是如何产生的……商朝统治者很有可能是通过垄断青铜冶炼技术、青铜武器和车马二攫取权力的……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中国的家庭模式很容易产生专制主义。另外，中国人经常需要团结起来抵抗游牧民族的入侵……这也可能促进了大一统专制国家的发展
　　有人认为i，只要有大规模治水工程的需要，就会产生像古埃及和两河流域那样的独裁政体，或曰“东方型”社会，即专制统治者高高在上，通过官僚阶级来统治众多的农业人口。
　　p35 （西周的封建制）与西欧的封建制度确实不乏相似之处，但究其实则相差甚远。为实行有效的控制，它依靠的是血缘或准血缘的宗法关系而非封建制度的法律原则。西周的“封建制”更像同时代西亚诸国实行的“总督制”而非2000年后的西欧封建制度。
　　p46 从这时（诸子时代）起，中国哲学便将兴趣集中在对社会性和政治性的人的考察之上了……这与古印度和地中海地区强调神及彼岸世界的哲学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中国早期哲学家，不管怎样看首先都是务实的政治家……这些哲学家们往往周游各国，如果得到某一国君的赏识，便为之出谋划策。
　　p56 儒家和道家都不是西方意义上排斥异己、唯我独尊的宗教，因此个人甚至整个社会都有可能同时信奉儒家和道家。也许这比单单信奉一种宗教更能形成健全的心理平衡。一名中国人在台上则往往是志在兼济天下的儒家信徒，在野时却成为与自然相亲的道家信徒，白天使积极入世的官吏，入夜却变成幻想的诗人或自然的爱好者。这种哲学上合人格中的二元互补，一直持续到中国的近代。
　　p59 墨子的这些思想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可能太趋极端。他们并不喜欢墨子具有苦行意味的功利主义思想，以及他对种种细微心灵表现的漠然态度；与崇高但不切实际的“兼爱”相比，他们更喜欢儒家那种中庸而适度的划分阶级的仁爱思想。
　　p63 西方法律一向被认为是上帝或自然秩序的人间体现，而法家的法律不过是统治者的命令。中国古代几乎没有保障人民权力的“民法”一说，法律仅指行政法规和刑罚，而老百姓对此惟恐避之不及。西方崇尚法制，认为这样才能更稳妥地进行统治。而中国，大约是信奉孟子“人性善”的缘故罢，宁可采取人治的方式，认为由高尚的官员来进行统治比冷冰冰的法律来得更稳妥些。
　　p72 （汉朝的）统治精英绝非是周时那样的世袭贵族……官僚阶层与上层社会由有才之士组成……不过商人是被排斥在这个圈子之外的。汉朝和秦朝与大多数主要依赖农业收入的专制国家一样，对商人抱有强烈的意见，因此，朝廷中人主要都属于地主官僚阶层
　　p97 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最大威胁来自北方诸胡和西域地区。胡人纵横华北，而从印度传入的佛教又对中国社会的思想基础构成了威胁……正是因为汉时杂糅儒家思想、谶纬之学及法家的做法，无法满足人们精神上的需要，面对现实政治问题又无能为力，中国人因此便转向了佛学。实际上，当时有头脑的人在转向佛学之前，已经摒弃儒家思想而转向了道家思想。
　　p100-104 民间道教大量借用佛教的理论，最终也接受了灵魂不死、天堂地狱、功德因果等观念。后世道教与佛教之间的区别日益模糊，逐渐成为混合了神道、迷信和方术的大杂烩。
　　早期大乘佛教能容忍其他信仰的态度及兼容的特性，使它从一开始就比原始教义更加迎合了中国人的胃口……对于迷信者而言，它是一种有灵验的新法术，对于士大夫来说，它又是新观念的催化剂。
　　p109 为何中华帝国得到重建而罗马帝国却一蹶不振，这个问题目前尚无定论。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中国南朝与希腊拜占庭帝国相比保存了更多的帝制传统，而由于地理上的原因，南朝对北朝的影响也超过拜占庭对意大利、法兰西诸邦的影响。另外一个原因也可能是由于汉朝的帝制模式要优于罗马帝国。上乘“天命”的中国皇帝受到民众的支持，他通过选拔贤人担任政府职务来实行公正、有道德的统治，这比罗马帝国的法制理念更易为当时的人所接受。汉字可能也起到了希腊字母文字所不能比拟的文化凝聚作用。“蛮夷”们如果想能掌握读写就必须学习汉文，因为汉字很难与胡语通用。此外，尽管中国各地方言各异而且相互之间很难听懂，但中国人却都使用汉字。最后一点是，汉人人口众多，这就使中国比欧洲更快、更彻底地把蛮族吸纳、同化了过来。由于中国农业属于精耕细作型，它生养了更多的人口，而入侵的异族也就越来越快地消失在周围人海般的汉族人口中了。
　　p120 （关于隋唐科举制度缺点）由此形成的对学问之膜拜，加上百姓对官府的一贯敬畏，长久以来将中世纪的贵族政权没落以后的中国社会割裂为两大阶层。而科举考试偏重文学、历史和学术问题，使得统治阶层产生一种讲求考证、沉溺文学或一味好古的倾向，这对培养求实致用的思想史很不利的。这种制度虽然使中国保持了上千年的稳定，但是它同样也阻碍了中华文明的进步和发展。
　　p134-135 六朝与初唐自爱许多方面都说得上是中国古代史的最后一个阶段。晚唐和宋则属于近代中国历史的第一阶段。事实上，我们不妨称之为“前现代”时期，因为这时发展起来的文化一直延续到现在。中国近1000年来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至少在晚唐就已经萌芽，到了宋朝则初步的成熟。
　　晚唐和宋时达到的文化和制度发展水平在其后几百年中变动无多。这是一个“高原”式的时代：中国初期远远超过欧洲，但到后来则在技术上落到了下风。宋朝以后中国发展趋缓，而西方自近代以来发展的速度却是不断加快，相形之下，中国自然就显得停滞不前了。
　　 ……
　　中国从古典晚期转变到前现代时期的时间大约是在8世纪左右……思想界的主流开始弃佛返儒，但由于着重点与原始儒家大不相同，宋朝及宋朝以后的哲学通常被西方学界称之为“新儒学”。中国固有的世俗性传统（这正是东亚文明与南亚、西方在过去1000年终的分水岭）已重新占了上风。此外，随着摒弃外来宗教和面对异族入侵时的节节败退，中国逐渐失去了六朝和盛唐时的世界主义思想和文化宽容态度，代之而起的则是日益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思想。
　　 ……
　　 ……随着科举制度在唐时的完善，贵族社会开始走向消亡……这就意味着，到了唐宋时期儒家思想中孕育的平等思想终于活得了承认。这同时也意味着军事政权开始向文人统治过渡。到了宋代，文人治国的思想成为主流，武人则越来越不受到重视。
　　p138 751年，高仙芝在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塔拉斯被大食人击败，这成为东亚历史上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对中亚控制的结束，也是此后500年间军队积弱的开始。　
　　p139 两税法是100年来税法改革的最终结果。自此农业税就按土地而非人头征收，手续也大大得到简化……这一转变的结果奠定了其后1200年间中国农村经济的基本面貌。
　　p141 “五代”时的混乱时期只持续了50年左右，这与六朝时长达350年的分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后世的格局纷争局面再未有超过50年以上……换言之，中国自唐代以来一直是一个牢不可破的政治统一体。
　　p143 （宋）太祖及其继任者致力于将统治权力控制在皇帝受众并扩大朝廷的权威，这使得宋朝中央集权的程度得到空前的加强……中国接下来的1000年中常常被称为是“专制的时代”而有别于宋朝之前的“贵族时代”。不过这一说法不尽符实。尽管所谓“天命”理论中蕴含了造反的根据，中华帝国在理论上基本是专制专权，在实践上当强有力的统治者在位时更是十足的专制。如果说前后有什么变化，那就是统治阶级已从贵族转变成了官吏，专制制度变得更为有效，因此也更为成功地维护了大一统的政治。 (收起)

2011-08-03 14:55:06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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