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头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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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文岚

  两头蛇 ——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 题解：作者以“两头蛇”为喻，借以代指第一代天主教徒在面临中西两种截然不同文化冲击交融之际，所遇之疑惑、彷徨与无助，详见《自序》第IV页。作者直指目前学界不正之风，认为一些学者不从先前的研究出发，而只是径自摘抄原典，却又不扩充新材料，或尝试较深入地梳理史料，以提出更合理且具创见的新结论。自己以后做学问之时，应铭记在心，不.. (更多)

  两头蛇

  ——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

  题解：作者以“两头蛇”为喻，借以代指第一代天主教徒在面临中西两种截然不同文化冲击交融之际，所遇之疑惑、彷徨与无助，详见《自序》第IV页。作者直指目前学界不正之风，认为一些学者不从先前的研究出发，而只是径自摘抄原典，却又不扩充新材料，或尝试较深入地梳理史料，以提出更合理且具创见的新结论。自己以后做学问之时，应铭记在心，不断提醒自己。

  第一章：大航海时代中的十字架

  本章作者主要从宏观角度入手，描绘自十五世纪以来西欧国家在航海扩张期间积极宣扬基督福音此一历史进程。通过记叙基督教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从而把其自16世纪以来在华传教置于更为宏大的世界史的框架内来审视与思考。由于基督教作为一个“舶来品”，与当地“土著”文化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因此不同文化及文明之间的冲突不仅现于中国，更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西欧传教士在不同地区的经历，迫使其不断反思与改善传教策略，如日本传教士所采取的文化调试政策（第13页）即对中国产生较大影响，“合儒”与“补儒”即是这一策略的发展。因此，基督教在不同地区活动相互影响，在此意义上言，研究中西文化在近代交流就不能割裂其与世界的联系。

  第二章：天主教徒瞿汝夔及其“家难”

  本章主要分为三部分，一为瞿汝夔与利玛窦的交往，此为其家庭状况，末为其与长嫂之奸情探微。作者认为瞿汝夔的“通问之奸”对瞿氏家族发展造成重大影响，也间接左右瞿汝夔及其兄瞿稷的宗教信仰。此章通过瞿氏一家个案研究，发现其家族时间几乎集中于传统婚姻制度之上，尤以妻妾问题为重，而这一点恰是阻碍明末基督教在华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当时传教士的重点放在上层社会，而彼时娶妾之风在官绅阶层甚为普遍，故此即为第一代天主教徒所面临的困惑之一。

  此外，本章中作者提出“e-考据”这一概念，提出利用电子资料来扩大文献范围与利用效率，但前提是使用者必须掌握扎实的史学功底，详见第44,48-50,64-65页。

  第三章：“泰西儒士”与中国士大夫的对话

  本章以利玛窦“知识传教”策略展开为缘起，大轮廓描绘其在当时士大夫阶层所产生的影响，提及明清之际天主教序跋宝典—《天学集解》。随后，作者以当时受洗官绅、对天主教持友善态度士人，以及持敌对态度士大夫，三个群体为对象，对各个群体的代表人物进行个案研究，探究士人为何对入教一事颇感为难，以及天主教与儒、释两教冲突。第一类群体为明末受洗入教官员，包括成启元、阮泰元、李应试、徐光启（兼及考证崇祯帝撤佛像及其与天主教关系，认为徐可能从儒家立场上言崇祯帝撤佛像，但崇祯帝并没有入教，第79-82页）、李之藻、杨廷筠、许乐善（其妻及子许缵曾）、孙元化、张庚、李天经。亲近天主教的士绅则包括郭子章、冯琦、张问达、叶向高、冯应京、韩爌、熊明遇、钱士生。反对天主教则有沈 、王启元、许大受。

  总体而言，明万历朝至天启初年的进士和考官中，对西学、西教抱有好感者要远大于拒斥之人，其中名列东林党的尤多。关于未受洗的原因，可能原本有妾，且不愿放弃一些不被天主教接受的礼俗和信仰；然而，其家族中后生不乏入教者。东林党之所以接受天主教，不仅其俱与阉党为敌，更因彼此思想上的共性：对提倡虚无的佛教及空谈心性的王学末流不满，且都重视经世致用之学；尤其，东林学者和奉教人士大多相信天主教思想本质与儒家大同小异，因此加以肯定与认同。这些人对西学和西教态度，通过师生、通家子弟和姻亲等关系加以扩展，成为天主教在华壮大的一重要途径。

  作者对于人物考证，首先列其籍贯、字号、，仕途。这些资料除去正史纪传外，还可从其家乡方志中求得。

  第四章：儒家化的天主教徒：以王徵为例

  本章先述入华天主教对纳妾之态度。由于明末天主教传教士以上层社会为传教重点，而此阶层蓄妾之风盛行，故此颇影响其发展。随后，作者对明末一重要天主教徒王徵纳妾与殉国二事进行详细考证，指出其因为家族压力（求嗣）而被迫娶妾，后又追悔莫及，选择终身不入室。之后，明清鼎革之际，其又选择绝食而终方式殉国。此二事严重违反天主教规，作者即以此为切入点探讨当时天主教徒在对待此类情事之思想。之后，作者又对王徵后人与天主教之间关系进行析探，发现清代以士绅阶级为主的家庭，因受其社会阶层某些特性（如必须参与被教会所禁的祭祖祀孔等仪式；又因较重视子嗣的兴旺及经济条件较佳，而多有娶妾之举）的影响，似乎较不易维持天主教信仰的传承。

  最后，作者指出王徵在处理传宗接代问题上，虽然出现天、儒之间重大矛盾，惟因娶妾非唯一途径，故其可以通过过继侄子的方式加以回避。但面对国亡如此残酷现实时，深浸于儒家传统中的王徵，毅然选择殉国保节。这体现了儒家化的天主教徒的悲剧与困境。

  第五章：忠孝牌坊与十字架：魏学濂其人其事考

  作者先叙及魏氏先世，其父魏大中遇珰祸而卒及其兄学洢因父逝之痛而亡，一门忠臣孝子，这就在无形之中提高时人对其的期许及要求，也为其在降闯之后种种举措而非议纷纷。其后，作者对其降闯一事进行考证，其最为倚重二书，一为魏氏后人所辑之《忠孝实纪》，褒扬学濂死节之事；二为苏瀜之《惕斋见闻录》，为一批判其降闯丑态之作。作者通过对撰述者立场分析，从而推断其在记述魏学濂死节一事上主观态度及撰述时曲笔或诋毁与否。此外，作者辅之以其它时人记录以断定事情原委，并对上述耳熟记述加以分析鉴别。其认为魏氏亲友所指魏学濂于李自成登极之日自杀死节一事留有许多破绽，其可能于闯军离京之后，密行回乡，而外托死节，一则掩人耳目，二则全忠孝之名。

  关于后世对魏学濂评价呈现出两极之势，一，因魏大中和学洢父子乃当时忠孝节操之表率，深受时人敬重；二，大中个性孤傲，而学濂亦恃才傲物，颇遭部分人士所忌；三，东林和复社中人与阉党的斗争牵涉其间。除此之外，个人情感也渗入其中，如学濂好友黄宗羲、曹尔坊、冒襄等极力为之“雪冤”。作者在胪列时人及后人对其评价时，粗分为好友、复社或东林学者，非复社或东林士人，阉党及非阉党，力求全面及客观。

  之后，作者推测学濂为天主教徒，并以此探讨明清之际士大夫对西学、西教的态度。其对学濂天主教徒身份判定，一是源于时人著述（兼考撰者本人对西教态度以判定其记载之可信性），次为其曾为天主教书籍校正（因彼时天主教对书籍刊定相当谨慎）。随后，以学濂为中小，析探其亲友对西学、西教态度，大多友善，但亦有例外。指出明清之际士大夫对西学、西教的好恶，大多取持平态度，多以儒家本位心态来看待；故其多停留在欣赏或利用层面，进一步受洗入教者并不多。此外，此时接触西学似成当时知识界的时尚之一，且不受限于政治立场；而对西学或西教友善的士大夫，亦往往对佛家或道家同感兴趣。事实上，儒学、政治或伦常在大多数士大夫心中所占比例远超宗教之上，此一情形同样适用于许多俸教人士。

  作者认为魏学濂当初投降李自成，主要出于顺应时势，但可能部分受其本身和同教友人宗教热情影响（十诫教规；传播天主教）。

  第六章：鼎革世变中的天主教徒韩霖

  作者先论及韩霖家世，其父因商致富，奠定日后韩家在明末兴盛的基础。韩霖与其兄云，弟霞均允文允武，交友广泛，在当地（山西绛州）颇受敬重。接着，作者叙及韩霖兄弟的人脉网络，由于其均嗜好远游交友，故人脉极广。关于韩家与西学、西教之渊源，韩氏一门均曾受洗，且奉教甚笃，大力促进天主教在山西发展；此外韩氏兄弟对西学，尤其是火器，颇感兴趣。总而言之，明末，因国势日颓且社会动荡，以致耶稣会士所传入以历算、火炮和制器之学为主的西方科技文明，吸引知识界广泛注意，许多士人也因此而对西方哲学与宗教产生兴趣。这种透过人脉网络将西学、西教影响力往外扩散的风潮，令韩霖得以成功协助天主教在其家乡蓬勃发展。

  对于韩霖是否降闯一事，经作者对史料爬梳考证之后，认为韩霖确曾降闯，并在大顺政权中担任高官。究其原委，一或因韩霖在明末仕途不顺，而李自成则大力启用晋、陕一带不得志之士子；二为西教颇受大顺政权礼遇，故出于发展教会目的，韩霖亦选择投降。大顺政权覆灭后，韩霖选择归隐山野，后死于兵乱。关于其降闯一事在地方志中被隐讳不言，作者认为与韩氏在当地崇高声望有关，故为“贤者讳”。

  第七章：《铎书》：裹上官方色彩的天主教乡约

  作者先论明太祖的《圣谕六言》，因其为韩霖《铎书》借以宣讲天主教义理的对象；作者主要着力于通过《圣谕六言》在有明一朝传播演变，探讨明朝乡约文化。其次，因《铎书》前序及正文之首均曾被涂抹，因之作者考订被涂文字为何，以及缘由。作者根据所留官职推测为本书作序乃李建泰，此实乃一考证范文，需细细琢磨。在考证删削文字时，作者兼论明清之际，因科举所形成的人脉网络及其对天主教传播影响。或可以一人物为中心，考究其所延伸的人脉网络（透过师生、同年、同寅、同社、同乡、姻亲等），从而揭示当时西学、西教乃至于文人交游、信息传播等在当时社会影响的深度与广度。

  由于《铎书》由李建泰及李政修作序，并有当地十八名地方官校课，故为其妆点浓厚的官方色彩。对于校课者得考察，作者也主要通过其交友及仕宦情况，推测其对西学、西教态度。随后，作者始对本书进行文本分析，指出其充分体现当时明末奉教人士所提倡的“合儒补儒”、“补儒易佛”的传教策略。文末，作者附录关于如何地方志之利用的短文，胪列一批方志丛书及相关工具书。

  第八章：明清天主教在山西绛州的发展及其反弹

  首先指出学界对于某些闭塞的内陆地区教会的发展状况着力不多，而绛州即为这样一个被忽视的地区。对于绛州地区天主教的发展概况，作者以韩霖为中心，叙及与其相关联的当地乡里士子，从而勾勒出这一地区友教及仇教的情况。时人对于天主教的态度可以从其诗文、应人所作序跋、交游等窥见。指出明末时期，大多数人对宗教态度可能并不十分严肃，故其交游也往往不太受宗教信仰束缚；而明清鼎革之际，由于韩霖降闯之事，使得其在乡里之中名望顿挫，随后因天主教于雍正时被禁，使得当地习教之风几乎断绝；而与之相对，反教思潮则不断发酵，且这一心态通过学术传承而得以继续。之后，作者考证咸同之际当地东雍书院还堂事件始末，指出这一事件使得当地反教情绪高涨，甚至可能对乾隆《绛州志》挖改以抹去韩霖事迹。

  第九章：南明重臣对天主教的态度

  作者选取瞿式耜、金声及焦琏三位南明重臣作为代表进行讨论。瞿式耜为明季著名天主教徒瞿汝夔之侄，关于其是否接受过洗礼，由于中文典籍并没有记载，故一直聚讼纷纷。经作者考证，瞿式耜确曾接受过洗礼；至于其父汝说，作者认为其对天主教持友善态度，但并没有因之入教。但是瞿式耜持教不严，后甚至可能反出天主教，与佛、道等亲近。关于金声，作者认为其曾在短时间内对天主教抱有好感，致使后世学者遂误以为其友教甚至奉教，作者通过其与友人书信，交游，诗文，言行，家室等推断其除曾短时间内奉教之外终身佞佛。

  至于焦琏，作者通过中西文献对校，加之以考证，认为其或确为教徒，进而对过去研究予以批判。随后，作者又以上述三位人物为中心，叙及亲友对西学、西教态度，指出崇祯、南明时期，许多士大夫往往不因本身宗教信仰而排拒西学西士，且在实学思潮影响之下，对欧陆文明亦表现出浓厚兴趣。此一开放态度，大大有利于天主教在华传播。

  对于中西文化交流研究，如作者所言，务必结合中西材料，才能更为准确把握历史。

  第十章：南明永历朝廷遣使赴欧洲考

  作者指出先前对南明天主教史的研究，由于中文材料多阙漏讹误，且罕及天主教内容，近代学者往往撷取西文材料的片语只言即骤下结论，再加上部分与教会关系密切之学者拥有扬教心态，故中国天主教史研究往往存在移情现象。首先，作者考实永历内廷与西人西教往来，注重中西文献对读，落实时间断代。继之与天主教以永历内廷相关文献，朝廷即当时南明与欧洲天主教之间六封书信一一予以考证。随后作者通过对上述信件中涉及当时太后皇后及皇子尊号徽号与史传记载存在差别，而对其进行详细考证，从而证明此次遣使出访欧洲系内廷中奉教人士所主导的半官方行为。

  作者通过此章考证论述对南明天主教史的贡献，一位理清两宫（王、马两太后）和皇后受洗时间及当时环境背景；二是考实皇子身份其被册立太子时间及受洗时间。

  第十一章：“中国礼仪之争”被忽略的声音

  本章以奉教人士在“礼仪之争”中所遗留文件为出发点，考订其撰述背景，从而勾勒出此次争端对中国教民的冲击，以及其内心的彷徨与挣扎。本章“前言”对“礼仪之争”做一简要回顾，简述其发展经过，以作为之后论证的背景。之后作者对若干教民所留文献进行考证：1，崇祯间邵辅忠之《天学说》，作者否定方豪提出其为定海邵辅忠的说法，但肯定其推定其为崇祯年间撰写本书，其书主要内容是将《易经》与天主教教义相附会。2，福建漳州严谟之《帝天考》，先确定严谟身份（通过方志），次是确定其撰写对象（考证七位有姓无名教士的身份，根据候选者经历及交游背景教义考证，论证严丝合缝）并进而确定定稿时间。《考疑》，《辨祭》，书信亦是对其写作时间、对象等加以考证，日后遇到类似问题，欲确定材料断代等问题时，需细细体会。3，江西建昌夏大常之《礼记祭礼泡制》，确定撰者身份（对林金水推测进行反驳），其书指出不应对中国祭礼一概否认，祭祀父母之礼与天主教教义并不冲突；天主教欲在华传播成功，必须 先熟读中国经典方可。4，浙江杭州洪意纳爵等之《祭祀问答》，根据撰写对象经历而推断其成作时间。5,1700年福建教徒于颜珰的冲突，主要通过当地教徒事后就此事辩解证词加以考订。6,1702年鲍英齐等的《北京教中公同誓状》，对其内容加以梳理考证，确定撰者身份，指出奉教人士不限于汉人，并其身份较明末时常见高官奉教的情形有明显差距，推测或与当时入华传教士汉文程度低落有关，再者亦受“礼仪之争”波及。7,1710年左右致耶稣会诸公信，“诸公”据黄先生推测或为葡萄牙籍耶稣会士，其态度与当时中国教徒异类（指摘耶稣会士），可更为全面了解时人对“礼仪之争”态度。8,1718年王伯禄等的《同人公简》，指出教会《自登基之日》所激化的“礼仪之争”对教徒的困扰，文献价值很高。

  第十二章：明末清初“帝天说”所引发的论争

  黄先生先讨论入华之初存在的传教士对“帝天说”（即中国经典中“上帝”与天主教“天主”是否为一，可否通用）的争论，支持“帝天说”的教士包括罗明坚，利玛窦，庞迪我，熊三拔等，均指出中国“上帝”、“天主”，“天”等名异实同。反对者则以龙华民为肇始，由于受日本对Deus翻译风波影响，而主张宗教术语一律采用拉丁文译音。此后随着道明会和方济会传教士进入，由于其以平民百姓为宣教对象，与耶稣会以士大夫为群体的传教政策发生偏离，故两造对此又产生争端，前者主张用土语译音。中国士大夫对“帝天说”的支持以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李九功、严谟、张星曜等奉教人士及叶向高、熊明遇等友教人士为主。随后作者探讨当时四教（儒释道天）对“帝天说”之间互相辩难，儒教反对派以黄宗羲、李生光、阎廷玠等为典型，主张两者属于互不干属的概念，中国之“上帝”在西教之“天主”之上；释教则以净土宗祩宏、智旭为代表，提出佛、儒互补，但认为佛教又在儒教之上；天主地位远在佛之下。对此，天主教的回应则是把释道二家置于天主教之下，更直言“玉皇大帝”、佛祖等为天主所造并所弃之邪神。最后，作者讨论“礼仪之争”时期的“帝天说”，由于两造不互相让，导致天主教最终在华被禁。关于“帝天说”的争执，在黄先生看来，其本质在攸关不同教会在宣教策略上的异同，加之不同传教会间的本位主义、各海上强权之间的利益冲突及传信部对保教权的制衡等，惜其未作深论。

  第十三章：“两头蛇族”的宿命

  本章为全书的总结，明末耶稣会传教士之所以能吸引部分士大夫及皇亲贵族，一是其“文化调试”及“知识传教”的策略；二是其所携传的西学，强化奉教士绅的宗教信仰。由于耶稣会所着力经营的对象为士绅阶层，其基本上由科第所界定，故天主教可通过科举所形成的关系网向外延伸。此外，登第之人婚姻状况亦往往发生变化，置妾在当时士大夫阶层中甚为普遍，故其成为天主教在华传播的一大障碍，故当时较多士绅只是选择性地认同部分西学与西教的主张，尤其是其中涉及科技文明部分，但不会因此断然摒弃其固有的生活或思维方式，而成为教徒。

  利玛窦去世之后，天主教对士大夫吸引力开始下降，其因有三：一为部分教士开始强调天主教的主体性与纯粹性，日益强烈的排他主义使得儒教亦成为指摘对象；二，补儒和超儒的呼声及对孔圣和祖先崇拜的质疑；三，教会组织的日益庞大和公开引起其他宗教及当权者的不安，发动“南京教案”和“福建教案”之类仇教行径。

  明清鼎革之际，各教会活跃在不同政权之间以求得发展；但是儒家守节观念与天主教教义的冲突使得部分教徒依旧选择符合儒家传统观念地自杀守节以求解脱。进入满清之后，虽然天主教曾因汤若望在朝廷显赫地位而得以在短时间恢复与发展，但是随着“礼仪之争”日趋白热化，最终导致其为清廷所禁，遂陷入全面低谷。此一灾难性结果，一方面深化欧洲队中国社会与文化了解，间接促成西方汉学的萌芽，且使得欧洲“中国热”开始退潮。虽然西教被禁，但是康熙帝对西艺术依旧持欢迎态度。此外，此后时期内，天主教并未在华绝技，在湖北磨盘山区的“教友谷”与浙江麻蓬的天主教村即是代表，两者均由于地理偏远使得天主教得以延续。 (收起)

  2012-02-07 20:30:50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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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文岚

  两头蛇 ——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 题解：作者以“两头蛇”为喻，借以代指第一代天主教徒在面临中西两种截然不同文化冲击交融之际，所遇之疑惑、彷徨与无助，详见《自序》第IV页。作者直指目前学界不正之风，认为一些学者不从先前的研究出发，而只是径自摘抄原典，却又不扩充新材料，或尝试较深入地梳理史料，以提出更合理且具创见的新结论。自己以后做学问之时，应铭记在心，不.. (更多)

  两头蛇

  ——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

  题解：作者以“两头蛇”为喻，借以代指第一代天主教徒在面临中西两种截然不同文化冲击交融之际，所遇之疑惑、彷徨与无助，详见《自序》第IV页。作者直指目前学界不正之风，认为一些学者不从先前的研究出发，而只是径自摘抄原典，却又不扩充新材料，或尝试较深入地梳理史料，以提出更合理且具创见的新结论。自己以后做学问之时，应铭记在心，不断提醒自己。

  第一章：大航海时代中的十字架

  本章作者主要从宏观角度入手，描绘自十五世纪以来西欧国家在航海扩张期间积极宣扬基督福音此一历史进程。通过记叙基督教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从而把其自16世纪以来在华传教置于更为宏大的世界史的框架内来审视与思考。由于基督教作为一个“舶来品”，与当地“土著”文化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因此不同文化及文明之间的冲突不仅现于中国，更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西欧传教士在不同地区的经历，迫使其不断反思与改善传教策略，如日本传教士所采取的文化调试政策（第13页）即对中国产生较大影响，“合儒”与“补儒”即是这一策略的发展。因此，基督教在不同地区活动相互影响，在此意义上言，研究中西文化在近代交流就不能割裂其与世界的联系。

  第二章：天主教徒瞿汝夔及其“家难”

  本章主要分为三部分，一为瞿汝夔与利玛窦的交往，此为其家庭状况，末为其与长嫂之奸情探微。作者认为瞿汝夔的“通问之奸”对瞿氏家族发展造成重大影响，也间接左右瞿汝夔及其兄瞿稷的宗教信仰。此章通过瞿氏一家个案研究，发现其家族时间几乎集中于传统婚姻制度之上，尤以妻妾问题为重，而这一点恰是阻碍明末基督教在华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当时传教士的重点放在上层社会，而彼时娶妾之风在官绅阶层甚为普遍，故此即为第一代天主教徒所面临的困惑之一。

  此外，本章中作者提出“e-考据”这一概念，提出利用电子资料来扩大文献范围与利用效率，但前提是使用者必须掌握扎实的史学功底，详见第44,48-50,64-65页。

  第三章：“泰西儒士”与中国士大夫的对话

  本章以利玛窦“知识传教”策略展开为缘起，大轮廓描绘其在当时士大夫阶层所产生的影响，提及明清之际天主教序跋宝典—《天学集解》。随后，作者以当时受洗官绅、对天主教持友善态度士人，以及持敌对态度士大夫，三个群体为对象，对各个群体的代表人物进行个案研究，探究士人为何对入教一事颇感为难，以及天主教与儒、释两教冲突。第一类群体为明末受洗入教官员，包括成启元、阮泰元、李应试、徐光启（兼及考证崇祯帝撤佛像及其与天主教关系，认为徐可能从儒家立场上言崇祯帝撤佛像，但崇祯帝并没有入教，第79-82页）、李之藻、杨廷筠、许乐善（其妻及子许缵曾）、孙元化、张庚、李天经。亲近天主教的士绅则包括郭子章、冯琦、张问达、叶向高、冯应京、韩爌、熊明遇、钱士生。反对天主教则有沈 、王启元、许大受。

  总体而言，明万历朝至天启初年的进士和考官中，对西学、西教抱有好感者要远大于拒斥之人，其中名列东林党的尤多。关于未受洗的原因，可能原本有妾，且不愿放弃一些不被天主教接受的礼俗和信仰；然而，其家族中后生不乏入教者。东林党之所以接受天主教，不仅其俱与阉党为敌，更因彼此思想上的共性：对提倡虚无的佛教及空谈心性的王学末流不满，且都重视经世致用之学；尤其，东林学者和奉教人士大多相信天主教思想本质与儒家大同小异，因此加以肯定与认同。这些人对西学和西教态度，通过师生、通家子弟和姻亲等关系加以扩展，成为天主教在华壮大的一重要途径。

  作者对于人物考证，首先列其籍贯、字号、，仕途。这些资料除去正史纪传外，还可从其家乡方志中求得。

  第四章：儒家化的天主教徒：以王徵为例

  本章先述入华天主教对纳妾之态度。由于明末天主教传教士以上层社会为传教重点，而此阶层蓄妾之风盛行，故此颇影响其发展。随后，作者对明末一重要天主教徒王徵纳妾与殉国二事进行详细考证，指出其因为家族压力（求嗣）而被迫娶妾，后又追悔莫及，选择终身不入室。之后，明清鼎革之际，其又选择绝食而终方式殉国。此二事严重违反天主教规，作者即以此为切入点探讨当时天主教徒在对待此类情事之思想。之后，作者又对王徵后人与天主教之间关系进行析探，发现清代以士绅阶级为主的家庭，因受其社会阶层某些特性（如必须参与被教会所禁的祭祖祀孔等仪式；又因较重视子嗣的兴旺及经济条件较佳，而多有娶妾之举）的影响，似乎较不易维持天主教信仰的传承。

  最后，作者指出王徵在处理传宗接代问题上，虽然出现天、儒之间重大矛盾，惟因娶妾非唯一途径，故其可以通过过继侄子的方式加以回避。但面对国亡如此残酷现实时，深浸于儒家传统中的王徵，毅然选择殉国保节。这体现了儒家化的天主教徒的悲剧与困境。

  第五章：忠孝牌坊与十字架：魏学濂其人其事考

  作者先叙及魏氏先世，其父魏大中遇珰祸而卒及其兄学洢因父逝之痛而亡，一门忠臣孝子，这就在无形之中提高时人对其的期许及要求，也为其在降闯之后种种举措而非议纷纷。其后，作者对其降闯一事进行考证，其最为倚重二书，一为魏氏后人所辑之《忠孝实纪》，褒扬学濂死节之事；二为苏瀜之《惕斋见闻录》，为一批判其降闯丑态之作。作者通过对撰述者立场分析，从而推断其在记述魏学濂死节一事上主观态度及撰述时曲笔或诋毁与否。此外，作者辅之以其它时人记录以断定事情原委，并对上述耳熟记述加以分析鉴别。其认为魏氏亲友所指魏学濂于李自成登极之日自杀死节一事留有许多破绽，其可能于闯军离京之后，密行回乡，而外托死节，一则掩人耳目，二则全忠孝之名。

  关于后世对魏学濂评价呈现出两极之势，一，因魏大中和学洢父子乃当时忠孝节操之表率，深受时人敬重；二，大中个性孤傲，而学濂亦恃才傲物，颇遭部分人士所忌；三，东林和复社中人与阉党的斗争牵涉其间。除此之外，个人情感也渗入其中，如学濂好友黄宗羲、曹尔坊、冒襄等极力为之“雪冤”。作者在胪列时人及后人对其评价时，粗分为好友、复社或东林学者，非复社或东林士人，阉党及非阉党，力求全面及客观。

  之后，作者推测学濂为天主教徒，并以此探讨明清之际士大夫对西学、西教的态度。其对学濂天主教徒身份判定，一是源于时人著述（兼考撰者本人对西教态度以判定其记载之可信性），次为其曾为天主教书籍校正（因彼时天主教对书籍刊定相当谨慎）。随后，以学濂为中小，析探其亲友对西学、西教态度，大多友善，但亦有例外。指出明清之际士大夫对西学、西教的好恶，大多取持平态度，多以儒家本位心态来看待；故其多停留在欣赏或利用层面，进一步受洗入教者并不多。此外，此时接触西学似成当时知识界的时尚之一，且不受限于政治立场；而对西学或西教友善的士大夫，亦往往对佛家或道家同感兴趣。事实上，儒学、政治或伦常在大多数士大夫心中所占比例远超宗教之上，此一情形同样适用于许多俸教人士。

  作者认为魏学濂当初投降李自成，主要出于顺应时势，但可能部分受其本身和同教友人宗教热情影响（十诫教规；传播天主教）。

  第六章：鼎革世变中的天主教徒韩霖

  作者先论及韩霖家世，其父因商致富，奠定日后韩家在明末兴盛的基础。韩霖与其兄云，弟霞均允文允武，交友广泛，在当地（山西绛州）颇受敬重。接着，作者叙及韩霖兄弟的人脉网络，由于其均嗜好远游交友，故人脉极广。关于韩家与西学、西教之渊源，韩氏一门均曾受洗，且奉教甚笃，大力促进天主教在山西发展；此外韩氏兄弟对西学，尤其是火器，颇感兴趣。总而言之，明末，因国势日颓且社会动荡，以致耶稣会士所传入以历算、火炮和制器之学为主的西方科技文明，吸引知识界广泛注意，许多士人也因此而对西方哲学与宗教产生兴趣。这种透过人脉网络将西学、西教影响力往外扩散的风潮，令韩霖得以成功协助天主教在其家乡蓬勃发展。

  对于韩霖是否降闯一事，经作者对史料爬梳考证之后，认为韩霖确曾降闯，并在大顺政权中担任高官。究其原委，一或因韩霖在明末仕途不顺，而李自成则大力启用晋、陕一带不得志之士子；二为西教颇受大顺政权礼遇，故出于发展教会目的，韩霖亦选择投降。大顺政权覆灭后，韩霖选择归隐山野，后死于兵乱。关于其降闯一事在地方志中被隐讳不言，作者认为与韩氏在当地崇高声望有关，故为“贤者讳”。

  第七章：《铎书》：裹上官方色彩的天主教乡约

  作者先论明太祖的《圣谕六言》，因其为韩霖《铎书》借以宣讲天主教义理的对象；作者主要着力于通过《圣谕六言》在有明一朝传播演变，探讨明朝乡约文化。其次，因《铎书》前序及正文之首均曾被涂抹，因之作者考订被涂文字为何，以及缘由。作者根据所留官职推测为本书作序乃李建泰，此实乃一考证范文，需细细琢磨。在考证删削文字时，作者兼论明清之际，因科举所形成的人脉网络及其对天主教传播影响。或可以一人物为中心，考究其所延伸的人脉网络（透过师生、同年、同寅、同社、同乡、姻亲等），从而揭示当时西学、西教乃至于文人交游、信息传播等在当时社会影响的深度与广度。

  由于《铎书》由李建泰及李政修作序，并有当地十八名地方官校课，故为其妆点浓厚的官方色彩。对于校课者得考察，作者也主要通过其交友及仕宦情况，推测其对西学、西教态度。随后，作者始对本书进行文本分析，指出其充分体现当时明末奉教人士所提倡的“合儒补儒”、“补儒易佛”的传教策略。文末，作者附录关于如何地方志之利用的短文，胪列一批方志丛书及相关工具书。

  第八章：明清天主教在山西绛州的发展及其反弹

  首先指出学界对于某些闭塞的内陆地区教会的发展状况着力不多，而绛州即为这样一个被忽视的地区。对于绛州地区天主教的发展概况，作者以韩霖为中心，叙及与其相关联的当地乡里士子，从而勾勒出这一地区友教及仇教的情况。时人对于天主教的态度可以从其诗文、应人所作序跋、交游等窥见。指出明末时期，大多数人对宗教态度可能并不十分严肃，故其交游也往往不太受宗教信仰束缚；而明清鼎革之际，由于韩霖降闯之事，使得其在乡里之中名望顿挫，随后因天主教于雍正时被禁，使得当地习教之风几乎断绝；而与之相对，反教思潮则不断发酵，且这一心态通过学术传承而得以继续。之后，作者考证咸同之际当地东雍书院还堂事件始末，指出这一事件使得当地反教情绪高涨，甚至可能对乾隆《绛州志》挖改以抹去韩霖事迹。

  第九章：南明重臣对天主教的态度

  作者选取瞿式耜、金声及焦琏三位南明重臣作为代表进行讨论。瞿式耜为明季著名天主教徒瞿汝夔之侄，关于其是否接受过洗礼，由于中文典籍并没有记载，故一直聚讼纷纷。经作者考证，瞿式耜确曾接受过洗礼；至于其父汝说，作者认为其对天主教持友善态度，但并没有因之入教。但是瞿式耜持教不严，后甚至可能反出天主教，与佛、道等亲近。关于金声，作者认为其曾在短时间内对天主教抱有好感，致使后世学者遂误以为其友教甚至奉教，作者通过其与友人书信，交游，诗文，言行，家室等推断其除曾短时间内奉教之外终身佞佛。

  至于焦琏，作者通过中西文献对校，加之以考证，认为其或确为教徒，进而对过去研究予以批判。随后，作者又以上述三位人物为中心，叙及亲友对西学、西教态度，指出崇祯、南明时期，许多士大夫往往不因本身宗教信仰而排拒西学西士，且在实学思潮影响之下，对欧陆文明亦表现出浓厚兴趣。此一开放态度，大大有利于天主教在华传播。

  对于中西文化交流研究，如作者所言，务必结合中西材料，才能更为准确把握历史。

  第十章：南明永历朝廷遣使赴欧洲考

  作者指出先前对南明天主教史的研究，由于中文材料多阙漏讹误，且罕及天主教内容，近代学者往往撷取西文材料的片语只言即骤下结论，再加上部分与教会关系密切之学者拥有扬教心态，故中国天主教史研究往往存在移情现象。首先，作者考实永历内廷与西人西教往来，注重中西文献对读，落实时间断代。继之与天主教以永历内廷相关文献，朝廷即当时南明与欧洲天主教之间六封书信一一予以考证。随后作者通过对上述信件中涉及当时太后皇后及皇子尊号徽号与史传记载存在差别，而对其进行详细考证，从而证明此次遣使出访欧洲系内廷中奉教人士所主导的半官方行为。

  作者通过此章考证论述对南明天主教史的贡献，一位理清两宫（王、马两太后）和皇后受洗时间及当时环境背景；二是考实皇子身份其被册立太子时间及受洗时间。

  第十一章：“中国礼仪之争”被忽略的声音

  本章以奉教人士在“礼仪之争”中所遗留文件为出发点，考订其撰述背景，从而勾勒出此次争端对中国教民的冲击，以及其内心的彷徨与挣扎。本章“前言”对“礼仪之争”做一简要回顾，简述其发展经过，以作为之后论证的背景。之后作者对若干教民所留文献进行考证：1，崇祯间邵辅忠之《天学说》，作者否定方豪提出其为定海邵辅忠的说法，但肯定其推定其为崇祯年间撰写本书，其书主要内容是将《易经》与天主教教义相附会。2，福建漳州严谟之《帝天考》，先确定严谟身份（通过方志），次是确定其撰写对象（考证七位有姓无名教士的身份，根据候选者经历及交游背景教义考证，论证严丝合缝）并进而确定定稿时间。《考疑》，《辨祭》，书信亦是对其写作时间、对象等加以考证，日后遇到类似问题，欲确定材料断代等问题时，需细细体会。3，江西建昌夏大常之《礼记祭礼泡制》，确定撰者身份（对林金水推测进行反驳），其书指出不应对中国祭礼一概否认，祭祀父母之礼与天主教教义并不冲突；天主教欲在华传播成功，必须 先熟读中国经典方可。4，浙江杭州洪意纳爵等之《祭祀问答》，根据撰写对象经历而推断其成作时间。5,1700年福建教徒于颜珰的冲突，主要通过当地教徒事后就此事辩解证词加以考订。6,1702年鲍英齐等的《北京教中公同誓状》，对其内容加以梳理考证，确定撰者身份，指出奉教人士不限于汉人，并其身份较明末时常见高官奉教的情形有明显差距，推测或与当时入华传教士汉文程度低落有关，再者亦受“礼仪之争”波及。7,1710年左右致耶稣会诸公信，“诸公”据黄先生推测或为葡萄牙籍耶稣会士，其态度与当时中国教徒异类（指摘耶稣会士），可更为全面了解时人对“礼仪之争”态度。8,1718年王伯禄等的《同人公简》，指出教会《自登基之日》所激化的“礼仪之争”对教徒的困扰，文献价值很高。

  第十二章：明末清初“帝天说”所引发的论争

  黄先生先讨论入华之初存在的传教士对“帝天说”（即中国经典中“上帝”与天主教“天主”是否为一，可否通用）的争论，支持“帝天说”的教士包括罗明坚，利玛窦，庞迪我，熊三拔等，均指出中国“上帝”、“天主”，“天”等名异实同。反对者则以龙华民为肇始，由于受日本对Deus翻译风波影响，而主张宗教术语一律采用拉丁文译音。此后随着道明会和方济会传教士进入，由于其以平民百姓为宣教对象，与耶稣会以士大夫为群体的传教政策发生偏离，故两造对此又产生争端，前者主张用土语译音。中国士大夫对“帝天说”的支持以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李九功、严谟、张星曜等奉教人士及叶向高、熊明遇等友教人士为主。随后作者探讨当时四教（儒释道天）对“帝天说”之间互相辩难，儒教反对派以黄宗羲、李生光、阎廷玠等为典型，主张两者属于互不干属的概念，中国之“上帝”在西教之“天主”之上；释教则以净土宗祩宏、智旭为代表，提出佛、儒互补，但认为佛教又在儒教之上；天主地位远在佛之下。对此，天主教的回应则是把释道二家置于天主教之下，更直言“玉皇大帝”、佛祖等为天主所造并所弃之邪神。最后，作者讨论“礼仪之争”时期的“帝天说”，由于两造不互相让，导致天主教最终在华被禁。关于“帝天说”的争执，在黄先生看来，其本质在攸关不同教会在宣教策略上的异同，加之不同传教会间的本位主义、各海上强权之间的利益冲突及传信部对保教权的制衡等，惜其未作深论。

  第十三章：“两头蛇族”的宿命

  本章为全书的总结，明末耶稣会传教士之所以能吸引部分士大夫及皇亲贵族，一是其“文化调试”及“知识传教”的策略；二是其所携传的西学，强化奉教士绅的宗教信仰。由于耶稣会所着力经营的对象为士绅阶层，其基本上由科第所界定，故天主教可通过科举所形成的关系网向外延伸。此外，登第之人婚姻状况亦往往发生变化，置妾在当时士大夫阶层中甚为普遍，故其成为天主教在华传播的一大障碍，故当时较多士绅只是选择性地认同部分西学与西教的主张，尤其是其中涉及科技文明部分，但不会因此断然摒弃其固有的生活或思维方式，而成为教徒。

  利玛窦去世之后，天主教对士大夫吸引力开始下降，其因有三：一为部分教士开始强调天主教的主体性与纯粹性，日益强烈的排他主义使得儒教亦成为指摘对象；二，补儒和超儒的呼声及对孔圣和祖先崇拜的质疑；三，教会组织的日益庞大和公开引起其他宗教及当权者的不安，发动“南京教案”和“福建教案”之类仇教行径。

  明清鼎革之际，各教会活跃在不同政权之间以求得发展；但是儒家守节观念与天主教教义的冲突使得部分教徒依旧选择符合儒家传统观念地自杀守节以求解脱。进入满清之后，虽然天主教曾因汤若望在朝廷显赫地位而得以在短时间恢复与发展，但是随着“礼仪之争”日趋白热化，最终导致其为清廷所禁，遂陷入全面低谷。此一灾难性结果，一方面深化欧洲队中国社会与文化了解，间接促成西方汉学的萌芽，且使得欧洲“中国热”开始退潮。虽然西教被禁，但是康熙帝对西艺术依旧持欢迎态度。此外，此后时期内，天主教并未在华绝技，在湖北磨盘山区的“教友谷”与浙江麻蓬的天主教村即是代表，两者均由于地理偏远使得天主教得以延续。 (收起)

  2012-02-07 20:30:50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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