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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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36页

  悟仁 (触动灵魂，客观上还是不多的)

  “五四新文化”：现代酷语的星星之火 现代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拥有一个共同的话语源头。辨认这个源头的工作，已在中国知识界 热切地展开，并形成重释、改写和翻案的细小潮流。而我们对 20 世纪酷语的认知，也应当 从那个不同寻常的时刻开始。 已有不少学者指出，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不过是两场截然不同又互相关联的运动—— 新文化运动（1915 年）和五四爱国运动（1919 年）的戏剧性组合而已。 由陈独秀、胡... (更多)

  “五四新文化”：现代酷语的星星之火

  现代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拥有一个共同的话语源头。辨认这个源头的工作，已在中国知识界 热切地展开，并形成重释、改写和翻案的细小潮流。而我们对 20 世纪酷语的认知，也应当 从那个不同寻常的时刻开始。 已有不少学者指出，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不过是两场截然不同又互相关联的运动—— 新文化运动（1915 年）和五四爱国运动（1919 年）的戏剧性组合而已。 由陈独秀、胡适和 李大钊等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不是文艺复兴历史的返回和重构】，而是【以西方为参照尺度、 以历史进步为诉求的意识形态革命】，企图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彻底清算。它起初是一场单纯 的语言学手术，也就是白话对文言的话语颠覆，而最终则演变成激进的文化革命风暴。陈独 秀在《新青年》创刊词中宣称，世界各国“【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 之能违。】”这显示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以民族的自我批判为逻辑前提的全球化运动，它遵循的 是【文明的开放、趋同和人类的公共性原则】。

  ————世界主义：以民族的自我批判为逻辑前提。

  冯崇义指出：“以陈独秀、蔡元培、胡适、鲁迅、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五四启蒙思想家，一 度不约而同地倾其全力投身启蒙运动，试图移植现代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和科学理性来取代 传统中国的儒家等级专制理念和迷信盲从心理。”

  究其原因，就在于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曾一度痴迷地追求西方主流文明。他们明白无误地将民国初年军阀武人对民主政治的成功颠覆 归因于半心半意的现代化，认定如果没有彻底颠覆以儒家等级尊卑观念为核心、而不给个人 的独立和自由留下合理空间的中国传统国家意识形态、如果没有建立与西方一样的那种以自 由平等观念为核心的现代伦理，民主政治便没有赖以依存的文化支撑。”

  【五四】

  与新文化运动截然不同，【五四运动】是一场由【青年民粹主义者】发起的民族自卫运动。这种爱国 主义情绪和知识分子的改革愿望，早在 19 世纪末已经逐步显现。 1915 年 1 月签订的“21 条”，触发了中国民众严重的屈辱感，并酝酿出海外留学生的爱国激情。1918 年 1 月凡尔赛 秘密协定内幕，由英国记者驻北平记者莫理循在《泰晤士报》上曝光，中国民众惊讶地发现， 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被政府无耻地转让给了日本，此举再度激怒了爱国青年，并成为点燃五 四运动的话语导索。

  显然，五四运动【最初是捍卫国家主权的爱国行为】，而后则在俄国革命和巴黎和会的双重影响 下，演变成了更加广泛而汹涌的民族主义思潮。 它遵循的是自卫、收缩、排外和民族主体 性原则。这种旧的保守原则，在五四中获得了一个新的面貌，为日后的文化孤立主义开辟了 道路。

  在国家严重积弱的时局中，深受西方自由主义熏陶的留学知识分子，甚至羞于谈论个人解放 和自由的议题，而是被卷入了强大的民族主义的集体无意识运动之中。他们的价值只有响应 本土的集体召唤后才能获得认同。这种强大的态势压抑了西方自由主义在中国本土的健康生 长，并把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推向了激进民族主义的道德前线。

  上述两场方向和性质截然不同的运动，长期以来遭到主流历史学家的严重混淆，并且总是用 “五四运动”来取代新文化运动,从而把后者长期幽灵化，使之变成五四运动的一个细弱的 精神附庸。近年来中国知识界对新文化运动的重审，无疑有助于从历史中发现它的“原教旨” 语义。 (收起)

  2011-06-21 23:52:59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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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新文化运动】 王朔主义的诞生： P233【1980代中后期的中国文学是道德忏悔者的天下。】。。。 “王朔利用北京市井口语来颠覆毛语的权威。由于王朔的缘故，民间的流氓话语大规模涌入文 学，成为推进俚语叙事和修筑胡同美学的基石。王朔的“顽主”主要不是道德的叛徒，而是 话语的叛徒，利用反讽瓦解了道貌岸然的毛语，并且宣判了国家主义威权的死亡。从此，在 中国的街头巷尾，到处走动着王朔式的反讽性.. (更多)

  【五四——新文化运动】

  王朔主义的诞生：

  P233【1980代中后期的中国文学是道德忏悔者的天下。】。。。

  “王朔利用北京市井口语来颠覆毛语的权威。由于王朔的缘故，民间的流氓话语大规模涌入文 学，成为推进俚语叙事和修筑胡同美学的基石。王朔的“顽主”主要不是道德的叛徒，而是 话语的叛徒，利用反讽瓦解了道貌岸然的毛语，并且宣判了国家主义威权的死亡。从此，在 中国的街头巷尾，到处走动着王朔式的反讽性人物，言说着王朔式的反讽性话语。“痞子” 成为最流行的公共形象。这是流氓美学对国家美学的一次重大胜利。痞子精神经过作家的界 定和弘扬，最终成了普适的流氓话语。这是流氓主义弹冠相庆的时刻。 知识界对王朔主义保持了长期的沉默，直到王朔涉入文坛十年后的 1995 年，人文精神大讨 论的发起者们才开始撰文弹劾流氓。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的朱学勤发表文章，尖锐批 评王朔主义，指责其本质是“大院父辈消灭的市民社会，大院子弟再来冒充平民。”朱学勤 的抨击显然指涉了王朔主义的某种要害： “不能因为虚假说教与虚伪崇高曾经结伴而行， 就有理由从此躲避一切崇高，粉碎一切信念。”朱学勤为此提供了“第三出路”：“在虚假于 真实粗鄙之外，还有第三种精神状态值得追求，那就是：既不虚伪，也不痞子，维护人的起 码尊严；既不受横暴侵犯，也不受伪君子的欺骗，同时也不与真小人同流合污。”朱学勤的 批评代表了知识分子对王朔的基本判断，它同时也意味着知识界和王朔主义的道德决裂。 但我们已经看到，知识界对王朔文本的读解存在着严重误读，它夸大了王朔主义的对文化、 信仰、道德理念等古典价值系统的颠覆作用，并且无视其在反讽话语方面所获得的创造性成 果。朱学勤所倡导的“第三出路”，就是企图表明除了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还有启蒙主义、 人文精神等由五四－新文化运动缔造的各种知识信仰的存在，而这是比前两种都远为正确的 出路。在【中年知识分子的传统信仰】和【新生流氓的价值反叛】之间，爆发了经久不息的话语冷战。”

  (收起)

  2011-06-21 22:31:18   1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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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新文化”：现代酷语的星星之火 现代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拥有一个共同的话语源头。辨认这个源头的工作，已在中国知识界 热切地展开，并形成重释、改写和翻案的细小潮流。而我们对 20 世纪酷语的认知，也应当 从那个不同寻常的时刻开始。 已有不少学者指出，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不过是两场截然不同又互相关联的运动—— 新文化运动（1915 年）和五四爱国运动（1919 年）的戏剧性组合而已。 由陈独秀、胡... (更多)

  “五四新文化”：现代酷语的星星之火

  现代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拥有一个共同的话语源头。辨认这个源头的工作，已在中国知识界 热切地展开，并形成重释、改写和翻案的细小潮流。而我们对 20 世纪酷语的认知，也应当 从那个不同寻常的时刻开始。 已有不少学者指出，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不过是两场截然不同又互相关联的运动—— 新文化运动（1915 年）和五四爱国运动（1919 年）的戏剧性组合而已。 由陈独秀、胡适和 李大钊等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不是文艺复兴历史的返回和重构】，而是【以西方为参照尺度、 以历史进步为诉求的意识形态革命】，企图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彻底清算。它起初是一场单纯 的语言学手术，也就是白话对文言的话语颠覆，而最终则演变成激进的文化革命风暴。陈独 秀在《新青年》创刊词中宣称，世界各国“【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 之能违。】”这显示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以民族的自我批判为逻辑前提的全球化运动，它遵循的 是【文明的开放、趋同和人类的公共性原则】。

  ————世界主义：以民族的自我批判为逻辑前提。

  冯崇义指出：“以陈独秀、蔡元培、胡适、鲁迅、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五四启蒙思想家，一 度不约而同地倾其全力投身启蒙运动，试图移植现代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和科学理性来取代 传统中国的儒家等级专制理念和迷信盲从心理。”

  究其原因，就在于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曾一度痴迷地追求西方主流文明。他们明白无误地将民国初年军阀武人对民主政治的成功颠覆 归因于半心半意的现代化，认定如果没有彻底颠覆以儒家等级尊卑观念为核心、而不给个人 的独立和自由留下合理空间的中国传统国家意识形态、如果没有建立与西方一样的那种以自 由平等观念为核心的现代伦理，民主政治便没有赖以依存的文化支撑。”

  【五四】

  与新文化运动截然不同，【五四运动】是一场由【青年民粹主义者】发起的民族自卫运动。这种爱国 主义情绪和知识分子的改革愿望，早在 19 世纪末已经逐步显现。 1915 年 1 月签订的“21 条”，触发了中国民众严重的屈辱感，并酝酿出海外留学生的爱国激情。1918 年 1 月凡尔赛 秘密协定内幕，由英国记者驻北平记者莫理循在《泰晤士报》上曝光，中国民众惊讶地发现， 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被政府无耻地转让给了日本，此举再度激怒了爱国青年，并成为点燃五 四运动的话语导索。

  显然，五四运动【最初是捍卫国家主权的爱国行为】，而后则在俄国革命和巴黎和会的双重影响 下，演变成了更加广泛而汹涌的民族主义思潮。 它遵循的是自卫、收缩、排外和民族主体 性原则。这种旧的保守原则，在五四中获得了一个新的面貌，为日后的文化孤立主义开辟了 道路。

  在国家严重积弱的时局中，深受西方自由主义熏陶的留学知识分子，甚至羞于谈论个人解放 和自由的议题，而是被卷入了强大的民族主义的集体无意识运动之中。他们的价值只有响应 本土的集体召唤后才能获得认同。这种强大的态势压抑了西方自由主义在中国本土的健康生 长，并把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推向了激进民族主义的道德前线。

  上述两场方向和性质截然不同的运动，长期以来遭到主流历史学家的严重混淆，并且总是用 “五四运动”来取代新文化运动,从而把后者长期幽灵化，使之变成五四运动的一个细弱的 精神附庸。近年来中国知识界对新文化运动的重审，无疑有助于从历史中发现它的“原教旨” 语义。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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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新文化运动】 王朔主义的诞生： P233【1980代中后期的中国文学是道德忏悔者的天下。】。。。 “王朔利用北京市井口语来颠覆毛语的权威。由于王朔的缘故，民间的流氓话语大规模涌入文 学，成为推进俚语叙事和修筑胡同美学的基石。王朔的“顽主”主要不是道德的叛徒，而是 话语的叛徒，利用反讽瓦解了道貌岸然的毛语，并且宣判了国家主义威权的死亡。从此，在 中国的街头巷尾，到处走动着王朔式的反讽性.. (更多)

  【五四——新文化运动】

  王朔主义的诞生：

  P233【1980代中后期的中国文学是道德忏悔者的天下。】。。。

  “王朔利用北京市井口语来颠覆毛语的权威。由于王朔的缘故，民间的流氓话语大规模涌入文 学，成为推进俚语叙事和修筑胡同美学的基石。王朔的“顽主”主要不是道德的叛徒，而是 话语的叛徒，利用反讽瓦解了道貌岸然的毛语，并且宣判了国家主义威权的死亡。从此，在 中国的街头巷尾，到处走动着王朔式的反讽性人物，言说着王朔式的反讽性话语。“痞子” 成为最流行的公共形象。这是流氓美学对国家美学的一次重大胜利。痞子精神经过作家的界 定和弘扬，最终成了普适的流氓话语。这是流氓主义弹冠相庆的时刻。 知识界对王朔主义保持了长期的沉默，直到王朔涉入文坛十年后的 1995 年，人文精神大讨 论的发起者们才开始撰文弹劾流氓。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的朱学勤发表文章，尖锐批 评王朔主义，指责其本质是“大院父辈消灭的市民社会，大院子弟再来冒充平民。”朱学勤 的抨击显然指涉了王朔主义的某种要害： “不能因为虚假说教与虚伪崇高曾经结伴而行， 就有理由从此躲避一切崇高，粉碎一切信念。”朱学勤为此提供了“第三出路”：“在虚假于 真实粗鄙之外，还有第三种精神状态值得追求，那就是：既不虚伪，也不痞子，维护人的起 码尊严；既不受横暴侵犯，也不受伪君子的欺骗，同时也不与真小人同流合污。”朱学勤的 批评代表了知识分子对王朔的基本判断，它同时也意味着知识界和王朔主义的道德决裂。 但我们已经看到，知识界对王朔文本的读解存在着严重误读，它夸大了王朔主义的对文化、 信仰、道德理念等古典价值系统的颠覆作用，并且无视其在反讽话语方面所获得的创造性成 果。朱学勤所倡导的“第三出路”，就是企图表明除了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还有启蒙主义、 人文精神等由五四－新文化运动缔造的各种知识信仰的存在，而这是比前两种都远为正确的 出路。在【中年知识分子的传统信仰】和【新生流氓的价值反叛】之间，爆发了经久不息的话语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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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新文化”：现代酷语的星星之火 现代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拥有一个共同的话语源头。辨认这个源头的工作，已在中国知识界 热切地展开，并形成重释、改写和翻案的细小潮流。而我们对 20 世纪酷语的认知，也应当 从那个不同寻常的时刻开始。 已有不少学者指出，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不过是两场截然不同又互相关联的运动—— 新文化运动（1915 年）和五四爱国运动（1919 年）的戏剧性组合而已。 由陈独秀、胡... (更多)

  “五四新文化”：现代酷语的星星之火

  现代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拥有一个共同的话语源头。辨认这个源头的工作，已在中国知识界 热切地展开，并形成重释、改写和翻案的细小潮流。而我们对 20 世纪酷语的认知，也应当 从那个不同寻常的时刻开始。 已有不少学者指出，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不过是两场截然不同又互相关联的运动—— 新文化运动（1915 年）和五四爱国运动（1919 年）的戏剧性组合而已。 由陈独秀、胡适和 李大钊等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不是文艺复兴历史的返回和重构】，而是【以西方为参照尺度、 以历史进步为诉求的意识形态革命】，企图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彻底清算。它起初是一场单纯 的语言学手术，也就是白话对文言的话语颠覆，而最终则演变成激进的文化革命风暴。陈独 秀在《新青年》创刊词中宣称，世界各国“【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 之能违。】”这显示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以民族的自我批判为逻辑前提的全球化运动，它遵循的 是【文明的开放、趋同和人类的公共性原则】。

  ————世界主义：以民族的自我批判为逻辑前提。

  冯崇义指出：“以陈独秀、蔡元培、胡适、鲁迅、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五四启蒙思想家，一 度不约而同地倾其全力投身启蒙运动，试图移植现代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和科学理性来取代 传统中国的儒家等级专制理念和迷信盲从心理。”

  究其原因，就在于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曾一度痴迷地追求西方主流文明。他们明白无误地将民国初年军阀武人对民主政治的成功颠覆 归因于半心半意的现代化，认定如果没有彻底颠覆以儒家等级尊卑观念为核心、而不给个人 的独立和自由留下合理空间的中国传统国家意识形态、如果没有建立与西方一样的那种以自 由平等观念为核心的现代伦理，民主政治便没有赖以依存的文化支撑。”

  【五四】

  与新文化运动截然不同，【五四运动】是一场由【青年民粹主义者】发起的民族自卫运动。这种爱国 主义情绪和知识分子的改革愿望，早在 19 世纪末已经逐步显现。 1915 年 1 月签订的“21 条”，触发了中国民众严重的屈辱感，并酝酿出海外留学生的爱国激情。1918 年 1 月凡尔赛 秘密协定内幕，由英国记者驻北平记者莫理循在《泰晤士报》上曝光，中国民众惊讶地发现， 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被政府无耻地转让给了日本，此举再度激怒了爱国青年，并成为点燃五 四运动的话语导索。

  显然，五四运动【最初是捍卫国家主权的爱国行为】，而后则在俄国革命和巴黎和会的双重影响 下，演变成了更加广泛而汹涌的民族主义思潮。 它遵循的是自卫、收缩、排外和民族主体 性原则。这种旧的保守原则，在五四中获得了一个新的面貌，为日后的文化孤立主义开辟了 道路。

  在国家严重积弱的时局中，深受西方自由主义熏陶的留学知识分子，甚至羞于谈论个人解放 和自由的议题，而是被卷入了强大的民族主义的集体无意识运动之中。他们的价值只有响应 本土的集体召唤后才能获得认同。这种强大的态势压抑了西方自由主义在中国本土的健康生 长，并把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推向了激进民族主义的道德前线。

  上述两场方向和性质截然不同的运动，长期以来遭到主流历史学家的严重混淆，并且总是用 “五四运动”来取代新文化运动,从而把后者长期幽灵化，使之变成五四运动的一个细弱的 精神附庸。近年来中国知识界对新文化运动的重审，无疑有助于从历史中发现它的“原教旨” 语义。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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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新文化运动】 王朔主义的诞生： P233【1980代中后期的中国文学是道德忏悔者的天下。】。。。 “王朔利用北京市井口语来颠覆毛语的权威。由于王朔的缘故，民间的流氓话语大规模涌入文 学，成为推进俚语叙事和修筑胡同美学的基石。王朔的“顽主”主要不是道德的叛徒，而是 话语的叛徒，利用反讽瓦解了道貌岸然的毛语，并且宣判了国家主义威权的死亡。从此，在 中国的街头巷尾，到处走动着王朔式的反讽性.. (更多)

  【五四——新文化运动】

  王朔主义的诞生：

  P233【1980代中后期的中国文学是道德忏悔者的天下。】。。。

  “王朔利用北京市井口语来颠覆毛语的权威。由于王朔的缘故，民间的流氓话语大规模涌入文 学，成为推进俚语叙事和修筑胡同美学的基石。王朔的“顽主”主要不是道德的叛徒，而是 话语的叛徒，利用反讽瓦解了道貌岸然的毛语，并且宣判了国家主义威权的死亡。从此，在 中国的街头巷尾，到处走动着王朔式的反讽性人物，言说着王朔式的反讽性话语。“痞子” 成为最流行的公共形象。这是流氓美学对国家美学的一次重大胜利。痞子精神经过作家的界 定和弘扬，最终成了普适的流氓话语。这是流氓主义弹冠相庆的时刻。 知识界对王朔主义保持了长期的沉默，直到王朔涉入文坛十年后的 1995 年，人文精神大讨 论的发起者们才开始撰文弹劾流氓。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的朱学勤发表文章，尖锐批 评王朔主义，指责其本质是“大院父辈消灭的市民社会，大院子弟再来冒充平民。”朱学勤 的抨击显然指涉了王朔主义的某种要害： “不能因为虚假说教与虚伪崇高曾经结伴而行， 就有理由从此躲避一切崇高，粉碎一切信念。”朱学勤为此提供了“第三出路”：“在虚假于 真实粗鄙之外，还有第三种精神状态值得追求，那就是：既不虚伪，也不痞子，维护人的起 码尊严；既不受横暴侵犯，也不受伪君子的欺骗，同时也不与真小人同流合污。”朱学勤的 批评代表了知识分子对王朔的基本判断，它同时也意味着知识界和王朔主义的道德决裂。 但我们已经看到，知识界对王朔文本的读解存在着严重误读，它夸大了王朔主义的对文化、 信仰、道德理念等古典价值系统的颠覆作用，并且无视其在反讽话语方面所获得的创造性成 果。朱学勤所倡导的“第三出路”，就是企图表明除了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还有启蒙主义、 人文精神等由五四－新文化运动缔造的各种知识信仰的存在，而这是比前两种都远为正确的 出路。在【中年知识分子的传统信仰】和【新生流氓的价值反叛】之间，爆发了经久不息的话语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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