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代人的怕和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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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dfgh (天堂即仰望)

  我总是问自己：我一生中究竟有过什么东西吗？我回答自己：有过的，只有过一件东西，就是那个寒秋的夜晚。世上到底有过他这么个人吗？有过的。这就是我一生中所拥有的全部东西，其余的都不过是一场多余的梦 ，你真切的记得的不过恍惚的那些场景，这样的话是容易读入心间的，比如在回忆的时候。 (更多)

  我总是问自己：我一生中究竟有过什么东西吗？我回答自己：有过的，只有过一件东西，就是那个寒秋的夜晚。世上到底有过他这么个人吗？有过的。这就是我一生中所拥有的全部东西，其余的都不过是一场多余的梦

  ，你真切的记得的不过恍惚的那些场景，这样的话是容易读入心间的，比如在回忆的时候。 (收起)

  2011-10-09 09:55:58   4人收藏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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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哲学篇（自我的棱镜）

  素履 (接受真实，面对真实)

  《“四五”一代的知识社会学思考札记》 文化危机和信仰危机互为表里。 “一无所信”实质上亦是一种相信，同样构成一种类型的知识形式，它相信——真诚地相信——“不相信”和空虚。 《当代中国文学的景观转换》 西方文学的穿透力，绝非因为西方人比中国人的受苦更为深重，而是因为西方文学所以来的精神背景具有不同的审视痛苦的景观，和由之形成的言说个体实在的形式。……当代文学的苦恼不过在于，它至今还没有获得透视历史和... (更多)

  《“四五”一代的知识社会学思考札记》

  文化危机和信仰危机互为表里。

  “一无所信”实质上亦是一种相信，同样构成一种类型的知识形式，它相信——真诚地相信——“不相信”和空虚。

  《当代中国文学的景观转换》

  西方文学的穿透力，绝非因为西方人比中国人的受苦更为深重，而是因为西方文学所以来的精神背景具有不同的审视痛苦的景观，和由之形成的言说个体实在的形式。……当代文学的苦恼不过在于，它至今还没有获得透视历史和个体苦难的话语形式。

  被阉割了的人，只有被阉割了的文学。文学一旦被阉割，也就自然不再被称之为文学。文学不为个人的历史的不幸哀歌，不为单个的、纯粹个人的受苦恸哭，却被挟持去赞美肆虐个人的历史必然进程和社会运动，去歌颂无名无姓的“英雄人物“。

  表达个人在历史困境中的自我挣扎以及个人命运与社会、民族命运的关联，始终是文学的主题。

  笛卡儿主张，一个人必须在自己的一生中有一次对一切稍有可疑之处的东西加以怀疑，只有通过怀疑，才能证明我在，才能找到认识和确信的确切可靠的根据。

  追寻到的理想也有可能是伪理想，整整几代人的青春、鲜血和眼泪被用来涂抹渎神的偶像，受人操纵的历史进程竟在积累和增加人类的罪恶。

  文学将使汉语这种肉身性语言回到个体的存在场所。这才是真正的”走向世界”——实寸之在世。

  《流亡话语与意识形态》

  恶魔不是以魔术来征服人的意志，而是以虚构的价值来诱惑人的意志，奸狡地混淆善与恶，诱惑人的意志服从它。——俄国流亡哲学家N.洛斯基

  人类的精神文化形态（哲学、宗教、文艺、伦理论说等）在一开始就有政治之维。某种话语类型与现实政治权力的结合，并导致对另一种话语类型的政治迫害，亦是话语本身的一种生存论规定。

  流亡话语的界定可以是：一种与个体或群体本己的存在处境和精神处境相分离的生活形式、话语形式及其所建构的话语类型或精神定向。

  现代全权专政的施行者无不以为，如此全权专政具有历史及存在的合理性，具有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知识——价值根据，因为他们代表着某个总体的价值或利益，尽管这个总的担纲者可以是某个种族或阶级。 然而，一旦这个种族或阶级本身被作为绝对的总体来看待时，它们就禀有绝对的意识或绝对的价值。从个体到总体的转换中出现了一种信仰的形式。全权专政以及在此形式下把某一类人消灭掉或逐出某个地域，乃是一种信仰的实践或体现。

  现代的种种“主义”之正当性论证的特点在于实证科学的引入。正因为某些个体自以为其理念是可实证的，因而是客观必然、普遍有效，故理所当然地应有政治权力。

  意识形态的下层建筑化和社会存在的意识形态化给社会存在与话语类型的关系带来了新的结果：社会意识的一体化、总体化，个体话语不可能在这样的处境中存在。如果某种个体话语还想为其个体存在保留一点地盘，就只有流亡一途。

  “人民”一次具有巨大的道义迫害力量，凡不能被认同为“人民”者，就是应该被消除的个体存在。“人民”一次的道义迫害力量，首先不是得自于七数量上的不可推算性，而是其道义色彩和总体性，正是这两个特点表征出全权社会中意识形态话语的一般样式。

  “人民”听起来自然地用够肯定价值的道义正当性，因而，个体不得不认同它；又由于“人民”一次带有总体性，每一个体都自以为属于其中（实际又都不属于其中）。在“人民”这一称谓中，人本身——每一个体的肉身存在并未在场。正式这种情形，使个体存在悄悄地失去了生存的正当性和处身性。

  全权意识形态：人们在一种不属己的或自身不在场的话语系统。

  全权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及其下层建筑化的可能性之奠定，看来得自于继承了黑格尔关于意识的总体性观点和辩证发展的最高综合的意识之绝对性论点。前提是需要轻轻地把它颠倒一下，让某种意识称谓历史的——当然也就是道义上正当的最高意识，然后再把它说成社会存在之表象。

  结果是三重性的：a.某种意识由此获得了客观实在的力量（它不仅不是主观的，而且是历史客观必然的。社会存在的）；b.社会存在获得了意识性的主观样态——成为一种总体意识的表达；c.个体存在及意识被总体存在及意识取代。 更奇妙的结果还在于：依据这种知识类型，某个占有权力的个人就可以把自己的话语改塑成人民话语，把自己的意识变成人民的意识、由于这一话语和意识的高度道义口吻和历史总体的言说方式，以至于诸位个体真以为那就是自己的话语和意识。但采用这种知识类型和话语形式，他们也就敢于把自己放在总体的整个阶级以至整个历史规律的位置上，代为立言。

  本来，任何话语都是个体性的言说，实际只能言说个体自身，无论其话语带有多高的道义性或科学性。言说者本身及其言说并不因此而成为总体性的。 本世纪的一种奇妙创造的知识类型及其话语形式即是个体言说总体，进而成为总体言说，一旦这种言说通过实践为“人民”所掌握——正确的说法应该是通过掌握“人民”变成了实践，就会产生无穷的力量，某种个体意识和话语就必然会被分离或清除出去而流亡他乡，否则就只有甘愿成为人民话语的言说。……流亡话语乃是总体话语社会存在化的一个结果，无论这总体是民族、是国家、是历史、是阶级，还是“人民”。

  知识分子自身所常有的一种想使自己的个体言说成为总体言说的类似于本能的冲动，或者是当个体言说不能充分表达时就想加入团伙的要求。……知识分子身上与生俱来的想超逾个体言说的意愿。这是知识的形式本身给知识者的一种诱惑。

  对意识形态话语的解除，不能是用另一套意识形态来取作原有的意识形态，关键在于重建被扭曲了的个体的自我理解。然而，倘若只限定于这一层面，不在信仰论层面上也同时展开自我批判和社会批判，个体的自我理解之重建难以获得牢靠的基础。

  （在体论的流亡）也许人本来就没有家，家园只是一个古老的臆想观念，人永远走在回家的途中——旧约创世纪早告诉过这一点，而人过去总以为自己在家，二十世纪的思想不过重新揭开一个事实而已。

  《<读书>与读书人的变迁》

  警惕某种激动、狂热的报刊杂志文风中表露的知识人领袖欲的表现主义姿态。文化思想型杂志看来亦可能是知识人丧失自我定位的诱惑，把思想和学问引向新闻式的鼓噪。

  何谓“思想改造运动”？它是政党伦理建构其合法性的社会行动步骤。政党伦理是当代中国社会伦理的样式，由政党意识形态为理念基础而形成的一套评价体系、思想和行为规范，它受到政党国家的政治体制给予的社会实在性的有效支撑。 当代中国的社会实在由政党意识形态、政党伦理和政党国家的社会体制三个基本结构要素构成，政党伦理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中层形态，不仅规约思想一知识的活动样式，亦规约日常生活的价值评价。 当政党意识形态需要转换成政党伦理，以便与政党国家的社会体制同质同构时，“思想改造运动”就会被设计出来。

  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政党意识形态，本是由新兴知识人阶层中一小群人建构的，并通过社会化动员和革命行动完成了中国的现代型民族国家之政治建构——政党国家。为了使由一群知识人拥有的理念转换成一种社会伦理，政党伦理就借助一系列文化批判和思想改造首先在文化、教育领域取得合法性和政治优势。

  《国家伦理资源的亏空》

  古代中国社会的伦理资源是由士大夫提供的，这种知识人的伦理资源不同于欧洲传统社会中由教士阶层提供和维系的伦理资源，它强调以民族文化的特殊价值理念为基础的意义体系和伦理秩序。 同样重要的是，这种知识人的宗教性的社会化和制度化机制，不是由组织自主的教团性的独立建制来贯彻，而是与国家的官僚集团的结合来贯彻。 晚清废科举以及政制的改革，儒家知识人宗教性的社会化和制度化的实在基础丧失了。为了维系传统儒家理念的宗教性，儒家知识人必须重新寻找社会化的基础。

  “主义”建构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适应民族国家的建构要求而形成的文化理念体系。两种取得社会法权的“主义”建构的文化理念都蕴含着文化民族主义的要素，注重强调民族文化的特殊价值理念。

  两种“主义”建构接替儒家理念成为制度性的文化宗教时，延续了传统的宗教性知识人与国家官僚集团结合的形式，而且使宗教性知识人群体自身相当程度地分化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在性质上已类似于教团性组织。现代中国具有社会法权的大政党均不是纯政治性的政党，而是有宗教承担的宗法性政党，它们提供对世界和人生的意义解释，规定国家伦理秩序的正当性，划定社会精神生活的方向。这样一来，政党伦理就会成为国家伦理。

  拥有社会法权的政党伦理在现代化经济一政治转型过程中逐步式微。随着政党伦理在中国各地不同程度的式微，精神伦理之社会化和制度化机制不能再靠与政制结盟的方式来达成，精神伦理的社会化机制面临危机。

  精神性伦理的社会化机制主要有两种：a.通过在社会中相当程度地分化的教团组织，把精神伦理有机化地融入社会基层，井有效地整合民间的大众型宗教冲动；b.通过国家的官僚层级组织，把精神伦理有机地植入社会基层。 文化宗教性的类型特征是精英伦理：通过建制化精英选择机制遴选出来的少数精英决定着文化和精神的品质。精英伦理与大众伦理一直处于一种结构性的紧张之中。在现代化过程中，由于社会机制的结构性变动和阶层力量的优势转换，大众伦理一直保持着从未减弱的对精英伦理的颠覆势态。 精英伦理要么向纯粹个体化的方向发展，进而日益丧失社会化的功能，把对社会伦理的制权让给大众伦理；要么，精英伦理向既存的大众伦理靠拢，削减自身中所谓“高超” 的道德内涵。 精英伦理要想维系住自身的生存并尽可能重建社会化机制，看来只有固守并维护大学的人文领域，然而，即使这一领域亦面临被缩减的困局。

  《知识分子的“猫步”》

  在意识形态的世界中，直线有各种颜色，左派的红色，右派的蓝色，再不然就用“主义”来命名。无论哪种颜色，只要左右脚踩着直线走——保持“主义”的政治正确，我们知识分子的“猫步”就走出来了。……热衷表演的知识分子还为“猫步”提供了悲壮而崇高的理由：关注现实当下问题——不晓得“泛泛之词和无谓的激情都是缺乏专业素质的表现”。

  报纸杂志集市的出现，对我们知识分子提出了更高的品性要求。知识分子面对模棱两可的市民，需要新的见识能力、新的言辞本领。至少需要特别的回忆能力，记得起人类过去某个历史时刻的血腥和蜘蛛网般的恐怖；还需要特殊的见识能力，看得见迫在眉睫的威胁和通向深渊的精神斜坡；不可或缺的当然还有特别的语言能力，懂得把格律和平仄隐约在色情的模糊、好奇和喜悦中，让市民自以为找到了熟悉的欲望。

  《我们做学问究竟为谁》

  得对“市场传来颂扬未来的歌声”塞住自己的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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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2-08 14:23:01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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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学篇（雪泥鸿爪）

  素履 (接受真实，面对真实)

  《“文化“基督徒现象的社会学评注》 神学在性质上是人与上帝、人与人的对话；神学话语是人言，不是圣言；在神学中没有认为的神圣权威或自封的正统，神学永远处于走向圣言的途中。 汉语神学思想不是要立在文化民族主义景观之上，而是人与上帝的生存论关系之上。 汉语基督神学不是中国化的神学，而是在汉语的存在处境和语言中生成的基督神学——神学在本质上没有中西之分。 《“道”与“言”的神学和文化社会学评注》 基督之言... (更多)

  《“文化“基督徒现象的社会学评注》

  神学在性质上是人与上帝、人与人的对话；神学话语是人言，不是圣言；在神学中没有认为的神圣权威或自封的正统，神学永远处于走向圣言的途中。

  汉语神学思想不是要立在文化民族主义景观之上，而是人与上帝的生存论关系之上。

  汉语基督神学不是中国化的神学，而是在汉语的存在处境和语言中生成的基督神学——神学在本质上没有中西之分。

  《“道”与“言”的神学和文化社会学评注》

  基督之言本不是出自于这个世界，而是从世界之外，从神圣的他在发出的声音。希腊、罗马文化最先承纳基督之言，并跟随言—说，并非等于此原初之言是它们发出的。……圣言（基督）与华夏文化的关系仅在个体性的身位生成，不在总体性的民族理念。

  民族存在与基督文化之间存在着承纳与拒斥的关系，也是指民族存在既可以展示基督之言，也可能歪曲、改篡基督之言。

  基督教属文化社会学范畴，指历史性的社会建制及相关理念形态，而基督性则属生存在体性范畴，指示的事一件出自圣神的、与个体生存之在性相关的在体性事件及其相关理念。

  基督文化指圣言（基督事件）在个体之偶在生存中的言语生成，这可由三项扩展性描述来说明：基督之言的历史性发生（言成肉身——对基督之言的信仰的发生——跟随基督之言—说）

  各历史—民族文化是族群性、民族性以致；以致历史强制性的，基督文化是个体性、超民族性和个体决断性的。

  就基督神学而言，本质上是关于个体认信——个体与上帝之关系的话语。……信仰在本质上是个体与自身的斗争。

  基督文化指中国化不在于基督性的中国化，而在于汉语言之个体言说领承和言说基督性，使圣爱之言成为汉语言具体的叙说。

  “圣言成肉身”是上帝作为恒在无限个体走向人之偶在有限个体，人与“圣言”的关系是个体与个体之相遇关系。

  基督信理与儒、道信义之融合不仅不可能，亦无必要。

  《金陵与神学》

  基督神学有两个基本的言述维度，人文学和教会性的维度。教会性言述样式：圣经文本是最主要的表达信仰经验的思想资源；人文学言述样式是在希腊、罗马的哲学、语文学的资源中生成。……基督神学的人文学方面靠大学建制来保障，教会性方面由神学院建制保障。两者差别是，大学坚持人文知识学优先原则，神学院是圣经权威优先原则；大学超乎教派性；神学院坚持教派性原则。

  《神义的千禧 人义的激情》

  乌托邦想仰望的是一个保证人人可以分配到幸福的世界，千禧年主义刻写的是为了世界的终极正义清楚邪恶的终末时刻；乌托邦的幸福理想世界甚至是静态的，千禧年主义的世界终极转变确实善与恶、天使与魔鬼、光明与黑暗的激荡状态。……乌托邦思想渴求幸福。千禧年主义渴求正义。

  沿引神义的愤怒来支撑因现世的不满出发的整治行动，是人类的古老习惯。

  以一个正义的新天地的出现为前提的西安市清洗，在古老的千禧年主义是终极性的，就是为了彻底修复那个决然断裂自然裂伤。在现代千禧年主义中，超越的神义论变成了现世历史的人义论，改变的仅是自然裂伤的原因呢，而非裂伤本身的否弃。

  儒教公羊学派的三世论：据乱之世、升平之世、太平之世。

  《修院生活与爱欲神秘论》

  现代民族国家及其法律制度，都与西欧中古时代成形的基督教会有内在的关联。

  西方修道院制度的功能： 1.文化传承功能；2.教育功能：以修道院为中心，把基督文化带入农民阶层；3.经济功能：自给自足、独立经济实体形式；4.社会功能：修道共同体的共契原则改变了部落共同体的生活原则，促成了社会忠诚的转向——家族忠诚转向灵性共同体忠诚，地域性忠诚转向圣徒忠诚，改变了封建社会的内在结构；5.带动了独立的政治团体的形式，推动了国家制度中政治力量的分化。

  中古世纪是欲望的禁欲，以便把目光投向神性境界；现时代是精神的禁欲，以便把目光投在人之本性中最底下、最具动物性的方面。……受自然本性欲望的支配，还是以精神支配自然欲望，是区别现代人性观与中古人性观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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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2-08 14:22:17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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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堇暮 (C'est la vie)

  只有以心以血把捉的爱的刹那才是永恒的。爱的刹那打开了无端之在通向人生之大全的柴扉。它召唤我，是恍惚绿色彼岸的一笛哨音，记起喁喁似诉的俄国作家蒲宁的小说《寒秋》、《鲁霞》、《儿子》等等中的主角。他们一生中所拥有的全部财富，就是某个寒秋中的一个夜晚，某个夏季的几天阳光，甚或为爱而现身的那一瞬，而一生中其余的都不过是多余的梦。每想到这些人生中的“一瞬”，浑身就感到濒临死亡的微茫。 　　这感觉.. (更多)

  只有以心以血把捉的爱的刹那才是永恒的。爱的刹那打开了无端之在通向人生之大全的柴扉。它召唤我，是恍惚绿色彼岸的一笛哨音，记起喁喁似诉的俄国作家蒲宁的小说《寒秋》、《鲁霞》、《儿子》等等中的主角。他们一生中所拥有的全部财富，就是某个寒秋中的一个夜晚，某个夏季的几天阳光，甚或为爱而现身的那一瞬，而一生中其余的都不过是多余的梦。每想到这些人生中的“一瞬”，浑身就感到濒临死亡的微茫。 　　这感觉来自蒲宁的小说《寒秋》结尾时的一段话： 　　我总是问自己：我一生中究竟有过什么东西吗？我回答自己：有过的，只有过一件东西，就是那个寒秋的夜晚。世上到底有过他这么个人吗？有过的。这就是我一生中所拥有的全部东西，其余的都不过是一场多余的梦。（《新路》，页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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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7-13 16:38:55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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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dfgh (天堂即仰望)

  我总是问自己：我一生中究竟有过什么东西吗？我回答自己：有过的，只有过一件东西，就是那个寒秋的夜晚。世上到底有过他这么个人吗？有过的。这就是我一生中所拥有的全部东西，其余的都不过是一场多余的梦 ，你真切的记得的不过恍惚的那些场景，这样的话是容易读入心间的，比如在回忆的时候。 (更多)

  我总是问自己：我一生中究竟有过什么东西吗？我回答自己：有过的，只有过一件东西，就是那个寒秋的夜晚。世上到底有过他这么个人吗？有过的。这就是我一生中所拥有的全部东西，其余的都不过是一场多余的梦

  ，你真切的记得的不过恍惚的那些场景，这样的话是容易读入心间的，比如在回忆的时候。 (收起)

  2011-10-09 09:55:58   4人收藏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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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的喵 (生活，就是梦里梦外。)

  只有以心以血把捉的爱的刹那才是永恒的。爱的刹那打开了无端之在通向人生之大全的柴扉。 他们一生中所拥有的全部财富，就某个寒秋中的一个夜晚，某个夏天的几天阳光，甚或为爱献身的那一瞬，而一生中其余的都不过是多余的梦。 把无限放在你的手掌上，永恒在一刹那里收藏。 有的人一生都与刹那无缘，因为刹那只是在某一个人把身体奉献给一个如冰一般洁白透明的世界时才闪现。 死寂的夜半，冥冥中幽远的隐处鸣响起默祷的钟声。... (更多)

  只有以心以血把捉的爱的刹那才是永恒的。爱的刹那打开了无端之在通向人生之大全的柴扉。 他们一生中所拥有的全部财富，就某个寒秋中的一个夜晚，某个夏天的几天阳光，甚或为爱献身的那一瞬，而一生中其余的都不过是多余的梦。 把无限放在你的手掌上，永恒在一刹那里收藏。 有的人一生都与刹那无缘，因为刹那只是在某一个人把身体奉献给一个如冰一般洁白透明的世界时才闪现。 死寂的夜半，冥冥中幽远的隐处鸣响起默祷的钟声。那是心在地道叩灵，请她解答梦飘向了何方。 在寥落的心之深处，在与零落之生息不可分割的时间性生命中，零落之生息真正以血肉去把握的不是外在流逝的时间，而是内心所深切体验过的时间。体验过的内在时间是把刹那化成永恒的先验前提，使那飘逝的醉梦升华永驻的心境。 要从麻木的生活感受中摆脱出来，瞥见那体验过的内在时间的神明之光，使飘逝的醉梦能化为永恒的静境，就得有一个必要的前提：经过以回忆为基础的反思。 回忆支撑着的纯度和深度，凝目一碧澄川，忘己捐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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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1-05 17:11:34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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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哲学篇（自我的棱镜）

  素履 (接受真实，面对真实)

  《“四五”一代的知识社会学思考札记》 文化危机和信仰危机互为表里。 “一无所信”实质上亦是一种相信，同样构成一种类型的知识形式，它相信——真诚地相信——“不相信”和空虚。 《当代中国文学的景观转换》 西方文学的穿透力，绝非因为西方人比中国人的受苦更为深重，而是因为西方文学所以来的精神背景具有不同的审视痛苦的景观，和由之形成的言说个体实在的形式。……当代文学的苦恼不过在于，它至今还没有获得透视历史和... (更多)

  《“四五”一代的知识社会学思考札记》

  文化危机和信仰危机互为表里。

  “一无所信”实质上亦是一种相信，同样构成一种类型的知识形式，它相信——真诚地相信——“不相信”和空虚。

  《当代中国文学的景观转换》

  西方文学的穿透力，绝非因为西方人比中国人的受苦更为深重，而是因为西方文学所以来的精神背景具有不同的审视痛苦的景观，和由之形成的言说个体实在的形式。……当代文学的苦恼不过在于，它至今还没有获得透视历史和个体苦难的话语形式。

  被阉割了的人，只有被阉割了的文学。文学一旦被阉割，也就自然不再被称之为文学。文学不为个人的历史的不幸哀歌，不为单个的、纯粹个人的受苦恸哭，却被挟持去赞美肆虐个人的历史必然进程和社会运动，去歌颂无名无姓的“英雄人物“。

  表达个人在历史困境中的自我挣扎以及个人命运与社会、民族命运的关联，始终是文学的主题。

  笛卡儿主张，一个人必须在自己的一生中有一次对一切稍有可疑之处的东西加以怀疑，只有通过怀疑，才能证明我在，才能找到认识和确信的确切可靠的根据。

  追寻到的理想也有可能是伪理想，整整几代人的青春、鲜血和眼泪被用来涂抹渎神的偶像，受人操纵的历史进程竟在积累和增加人类的罪恶。

  文学将使汉语这种肉身性语言回到个体的存在场所。这才是真正的”走向世界”——实寸之在世。

  《流亡话语与意识形态》

  恶魔不是以魔术来征服人的意志，而是以虚构的价值来诱惑人的意志，奸狡地混淆善与恶，诱惑人的意志服从它。——俄国流亡哲学家N.洛斯基

  人类的精神文化形态（哲学、宗教、文艺、伦理论说等）在一开始就有政治之维。某种话语类型与现实政治权力的结合，并导致对另一种话语类型的政治迫害，亦是话语本身的一种生存论规定。

  流亡话语的界定可以是：一种与个体或群体本己的存在处境和精神处境相分离的生活形式、话语形式及其所建构的话语类型或精神定向。

  现代全权专政的施行者无不以为，如此全权专政具有历史及存在的合理性，具有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知识——价值根据，因为他们代表着某个总体的价值或利益，尽管这个总的担纲者可以是某个种族或阶级。 然而，一旦这个种族或阶级本身被作为绝对的总体来看待时，它们就禀有绝对的意识或绝对的价值。从个体到总体的转换中出现了一种信仰的形式。全权专政以及在此形式下把某一类人消灭掉或逐出某个地域，乃是一种信仰的实践或体现。

  现代的种种“主义”之正当性论证的特点在于实证科学的引入。正因为某些个体自以为其理念是可实证的，因而是客观必然、普遍有效，故理所当然地应有政治权力。

  意识形态的下层建筑化和社会存在的意识形态化给社会存在与话语类型的关系带来了新的结果：社会意识的一体化、总体化，个体话语不可能在这样的处境中存在。如果某种个体话语还想为其个体存在保留一点地盘，就只有流亡一途。

  “人民”一次具有巨大的道义迫害力量，凡不能被认同为“人民”者，就是应该被消除的个体存在。“人民”一次的道义迫害力量，首先不是得自于七数量上的不可推算性，而是其道义色彩和总体性，正是这两个特点表征出全权社会中意识形态话语的一般样式。

  “人民”听起来自然地用够肯定价值的道义正当性，因而，个体不得不认同它；又由于“人民”一次带有总体性，每一个体都自以为属于其中（实际又都不属于其中）。在“人民”这一称谓中，人本身——每一个体的肉身存在并未在场。正式这种情形，使个体存在悄悄地失去了生存的正当性和处身性。

  全权意识形态：人们在一种不属己的或自身不在场的话语系统。

  全权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及其下层建筑化的可能性之奠定，看来得自于继承了黑格尔关于意识的总体性观点和辩证发展的最高综合的意识之绝对性论点。前提是需要轻轻地把它颠倒一下，让某种意识称谓历史的——当然也就是道义上正当的最高意识，然后再把它说成社会存在之表象。

  结果是三重性的：a.某种意识由此获得了客观实在的力量（它不仅不是主观的，而且是历史客观必然的。社会存在的）；b.社会存在获得了意识性的主观样态——成为一种总体意识的表达；c.个体存在及意识被总体存在及意识取代。 更奇妙的结果还在于：依据这种知识类型，某个占有权力的个人就可以把自己的话语改塑成人民话语，把自己的意识变成人民的意识、由于这一话语和意识的高度道义口吻和历史总体的言说方式，以至于诸位个体真以为那就是自己的话语和意识。但采用这种知识类型和话语形式，他们也就敢于把自己放在总体的整个阶级以至整个历史规律的位置上，代为立言。

  本来，任何话语都是个体性的言说，实际只能言说个体自身，无论其话语带有多高的道义性或科学性。言说者本身及其言说并不因此而成为总体性的。 本世纪的一种奇妙创造的知识类型及其话语形式即是个体言说总体，进而成为总体言说，一旦这种言说通过实践为“人民”所掌握——正确的说法应该是通过掌握“人民”变成了实践，就会产生无穷的力量，某种个体意识和话语就必然会被分离或清除出去而流亡他乡，否则就只有甘愿成为人民话语的言说。……流亡话语乃是总体话语社会存在化的一个结果，无论这总体是民族、是国家、是历史、是阶级，还是“人民”。

  知识分子自身所常有的一种想使自己的个体言说成为总体言说的类似于本能的冲动，或者是当个体言说不能充分表达时就想加入团伙的要求。……知识分子身上与生俱来的想超逾个体言说的意愿。这是知识的形式本身给知识者的一种诱惑。

  对意识形态话语的解除，不能是用另一套意识形态来取作原有的意识形态，关键在于重建被扭曲了的个体的自我理解。然而，倘若只限定于这一层面，不在信仰论层面上也同时展开自我批判和社会批判，个体的自我理解之重建难以获得牢靠的基础。

  （在体论的流亡）也许人本来就没有家，家园只是一个古老的臆想观念，人永远走在回家的途中——旧约创世纪早告诉过这一点，而人过去总以为自己在家，二十世纪的思想不过重新揭开一个事实而已。

  《<读书>与读书人的变迁》

  警惕某种激动、狂热的报刊杂志文风中表露的知识人领袖欲的表现主义姿态。文化思想型杂志看来亦可能是知识人丧失自我定位的诱惑，把思想和学问引向新闻式的鼓噪。

  何谓“思想改造运动”？它是政党伦理建构其合法性的社会行动步骤。政党伦理是当代中国社会伦理的样式，由政党意识形态为理念基础而形成的一套评价体系、思想和行为规范，它受到政党国家的政治体制给予的社会实在性的有效支撑。 当代中国的社会实在由政党意识形态、政党伦理和政党国家的社会体制三个基本结构要素构成，政党伦理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中层形态，不仅规约思想一知识的活动样式，亦规约日常生活的价值评价。 当政党意识形态需要转换成政党伦理，以便与政党国家的社会体制同质同构时，“思想改造运动”就会被设计出来。

  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政党意识形态，本是由新兴知识人阶层中一小群人建构的，并通过社会化动员和革命行动完成了中国的现代型民族国家之政治建构——政党国家。为了使由一群知识人拥有的理念转换成一种社会伦理，政党伦理就借助一系列文化批判和思想改造首先在文化、教育领域取得合法性和政治优势。

  《国家伦理资源的亏空》

  古代中国社会的伦理资源是由士大夫提供的，这种知识人的伦理资源不同于欧洲传统社会中由教士阶层提供和维系的伦理资源，它强调以民族文化的特殊价值理念为基础的意义体系和伦理秩序。 同样重要的是，这种知识人的宗教性的社会化和制度化机制，不是由组织自主的教团性的独立建制来贯彻，而是与国家的官僚集团的结合来贯彻。 晚清废科举以及政制的改革，儒家知识人宗教性的社会化和制度化的实在基础丧失了。为了维系传统儒家理念的宗教性，儒家知识人必须重新寻找社会化的基础。

  “主义”建构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适应民族国家的建构要求而形成的文化理念体系。两种取得社会法权的“主义”建构的文化理念都蕴含着文化民族主义的要素，注重强调民族文化的特殊价值理念。

  两种“主义”建构接替儒家理念成为制度性的文化宗教时，延续了传统的宗教性知识人与国家官僚集团结合的形式，而且使宗教性知识人群体自身相当程度地分化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在性质上已类似于教团性组织。现代中国具有社会法权的大政党均不是纯政治性的政党，而是有宗教承担的宗法性政党，它们提供对世界和人生的意义解释，规定国家伦理秩序的正当性，划定社会精神生活的方向。这样一来，政党伦理就会成为国家伦理。

  拥有社会法权的政党伦理在现代化经济一政治转型过程中逐步式微。随着政党伦理在中国各地不同程度的式微，精神伦理之社会化和制度化机制不能再靠与政制结盟的方式来达成，精神伦理的社会化机制面临危机。

  精神性伦理的社会化机制主要有两种：a.通过在社会中相当程度地分化的教团组织，把精神伦理有机化地融入社会基层，井有效地整合民间的大众型宗教冲动；b.通过国家的官僚层级组织，把精神伦理有机地植入社会基层。 文化宗教性的类型特征是精英伦理：通过建制化精英选择机制遴选出来的少数精英决定着文化和精神的品质。精英伦理与大众伦理一直处于一种结构性的紧张之中。在现代化过程中，由于社会机制的结构性变动和阶层力量的优势转换，大众伦理一直保持着从未减弱的对精英伦理的颠覆势态。 精英伦理要么向纯粹个体化的方向发展，进而日益丧失社会化的功能，把对社会伦理的制权让给大众伦理；要么，精英伦理向既存的大众伦理靠拢，削减自身中所谓“高超” 的道德内涵。 精英伦理要想维系住自身的生存并尽可能重建社会化机制，看来只有固守并维护大学的人文领域，然而，即使这一领域亦面临被缩减的困局。

  《知识分子的“猫步”》

  在意识形态的世界中，直线有各种颜色，左派的红色，右派的蓝色，再不然就用“主义”来命名。无论哪种颜色，只要左右脚踩着直线走——保持“主义”的政治正确，我们知识分子的“猫步”就走出来了。……热衷表演的知识分子还为“猫步”提供了悲壮而崇高的理由：关注现实当下问题——不晓得“泛泛之词和无谓的激情都是缺乏专业素质的表现”。

  报纸杂志集市的出现，对我们知识分子提出了更高的品性要求。知识分子面对模棱两可的市民，需要新的见识能力、新的言辞本领。至少需要特别的回忆能力，记得起人类过去某个历史时刻的血腥和蜘蛛网般的恐怖；还需要特殊的见识能力，看得见迫在眉睫的威胁和通向深渊的精神斜坡；不可或缺的当然还有特别的语言能力，懂得把格律和平仄隐约在色情的模糊、好奇和喜悦中，让市民自以为找到了熟悉的欲望。

  《我们做学问究竟为谁》

  得对“市场传来颂扬未来的歌声”塞住自己的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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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2-08 14:23:01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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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学篇（雪泥鸿爪）

  素履 (接受真实，面对真实)

  《“文化“基督徒现象的社会学评注》 神学在性质上是人与上帝、人与人的对话；神学话语是人言，不是圣言；在神学中没有认为的神圣权威或自封的正统，神学永远处于走向圣言的途中。 汉语神学思想不是要立在文化民族主义景观之上，而是人与上帝的生存论关系之上。 汉语基督神学不是中国化的神学，而是在汉语的存在处境和语言中生成的基督神学——神学在本质上没有中西之分。 《“道”与“言”的神学和文化社会学评注》 基督之言... (更多)

  《“文化“基督徒现象的社会学评注》

  神学在性质上是人与上帝、人与人的对话；神学话语是人言，不是圣言；在神学中没有认为的神圣权威或自封的正统，神学永远处于走向圣言的途中。

  汉语神学思想不是要立在文化民族主义景观之上，而是人与上帝的生存论关系之上。

  汉语基督神学不是中国化的神学，而是在汉语的存在处境和语言中生成的基督神学——神学在本质上没有中西之分。

  《“道”与“言”的神学和文化社会学评注》

  基督之言本不是出自于这个世界，而是从世界之外，从神圣的他在发出的声音。希腊、罗马文化最先承纳基督之言，并跟随言—说，并非等于此原初之言是它们发出的。……圣言（基督）与华夏文化的关系仅在个体性的身位生成，不在总体性的民族理念。

  民族存在与基督文化之间存在着承纳与拒斥的关系，也是指民族存在既可以展示基督之言，也可能歪曲、改篡基督之言。

  基督教属文化社会学范畴，指历史性的社会建制及相关理念形态，而基督性则属生存在体性范畴，指示的事一件出自圣神的、与个体生存之在性相关的在体性事件及其相关理念。

  基督文化指圣言（基督事件）在个体之偶在生存中的言语生成，这可由三项扩展性描述来说明：基督之言的历史性发生（言成肉身——对基督之言的信仰的发生——跟随基督之言—说）

  各历史—民族文化是族群性、民族性以致；以致历史强制性的，基督文化是个体性、超民族性和个体决断性的。

  就基督神学而言，本质上是关于个体认信——个体与上帝之关系的话语。……信仰在本质上是个体与自身的斗争。

  基督文化指中国化不在于基督性的中国化，而在于汉语言之个体言说领承和言说基督性，使圣爱之言成为汉语言具体的叙说。

  “圣言成肉身”是上帝作为恒在无限个体走向人之偶在有限个体，人与“圣言”的关系是个体与个体之相遇关系。

  基督信理与儒、道信义之融合不仅不可能，亦无必要。

  《金陵与神学》

  基督神学有两个基本的言述维度，人文学和教会性的维度。教会性言述样式：圣经文本是最主要的表达信仰经验的思想资源；人文学言述样式是在希腊、罗马的哲学、语文学的资源中生成。……基督神学的人文学方面靠大学建制来保障，教会性方面由神学院建制保障。两者差别是，大学坚持人文知识学优先原则，神学院是圣经权威优先原则；大学超乎教派性；神学院坚持教派性原则。

  《神义的千禧 人义的激情》

  乌托邦想仰望的是一个保证人人可以分配到幸福的世界，千禧年主义刻写的是为了世界的终极正义清楚邪恶的终末时刻；乌托邦的幸福理想世界甚至是静态的，千禧年主义的世界终极转变确实善与恶、天使与魔鬼、光明与黑暗的激荡状态。……乌托邦思想渴求幸福。千禧年主义渴求正义。

  沿引神义的愤怒来支撑因现世的不满出发的整治行动，是人类的古老习惯。

  以一个正义的新天地的出现为前提的西安市清洗，在古老的千禧年主义是终极性的，就是为了彻底修复那个决然断裂自然裂伤。在现代千禧年主义中，超越的神义论变成了现世历史的人义论，改变的仅是自然裂伤的原因呢，而非裂伤本身的否弃。

  儒教公羊学派的三世论：据乱之世、升平之世、太平之世。

  《修院生活与爱欲神秘论》

  现代民族国家及其法律制度，都与西欧中古时代成形的基督教会有内在的关联。

  西方修道院制度的功能： 1.文化传承功能；2.教育功能：以修道院为中心，把基督文化带入农民阶层；3.经济功能：自给自足、独立经济实体形式；4.社会功能：修道共同体的共契原则改变了部落共同体的生活原则，促成了社会忠诚的转向——家族忠诚转向灵性共同体忠诚，地域性忠诚转向圣徒忠诚，改变了封建社会的内在结构；5.带动了独立的政治团体的形式，推动了国家制度中政治力量的分化。

  中古世纪是欲望的禁欲，以便把目光投向神性境界；现时代是精神的禁欲，以便把目光投在人之本性中最底下、最具动物性的方面。……受自然本性欲望的支配，还是以精神支配自然欲望，是区别现代人性观与中古人性观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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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2-08 14:22:17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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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篇

  素履 (接受真实，面对真实)

  《苦难记忆》 在汉语语境中，生存品质已被败坏，以人类的解放者自居，以历史的推动者自居，以新世界的制造者自居，连罪责应负的负疚都没有，谈何无辜的负疚！负疚感的缺失，显明了精神质素中最基本的惜感之丧失，这正是罪恶产生的根源之一。 爱是真实之发生，而非伦理的规则。伦理规则应以爱的宗教为基础。在爱的宗教中，被钉十字架的爱打破了一切由自然构成的法则，它在神性的死中战胜了自然性的死，在自然性的死中复活了真实... (更多)

  《苦难记忆》

  在汉语语境中，生存品质已被败坏，以人类的解放者自居，以历史的推动者自居，以新世界的制造者自居，连罪责应负的负疚都没有，谈何无辜的负疚！负疚感的缺失，显明了精神质素中最基本的惜感之丧失，这正是罪恶产生的根源之一。

  爱是真实之发生，而非伦理的规则。伦理规则应以爱的宗教为基础。在爱的宗教中，被钉十字架的爱打破了一切由自然构成的法则，它在神性的死中战胜了自然性的死，在自然性的死中复活了真实的爱。在被钉十字架的爱之肯定和否定一对生命中之肯定的肯定和对生命中之否定的否定中，爱支撑着每一位活着的人无根无据的残身。

  只有超自然、超历史的神圣存在，才构成了对人间罪恶的绝对否定，才能抚慰人所遭受的无端不幸。只有当人的生息在超自然、超历史的神圣怀抱之中有一席之地，人间罪恶和人之不幸才不会是自然而然的。

  苦难记忆既是一种主体精神的价值质素，亦是一种历史意识。作为历史意识，苦难记忆拒绝认可历史中的成功者和现存者的胜利必然是有意义的，拒绝认可自然的历史法则。苦难记忆相信历史的终极时间的意义，因此它敢于透视历史的深渊，敢于记住毁灭和灾难，不认可所谓社会进步能解除无辜死者所蒙受的不幸和不义。苦难记忆指明历史永远是负疚的、有罪的。

  《柏林墙的碎片》

  令人反思的是，把人在地理上、生理上、心理上隔绝开的柏林墙，是由主张整个人类拥有解放和幸福的政治理想举起来的。

  《记恋冬妮娅》（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她只知道单纯的缱绻相契的朝朝暮暮，以及由此呵护的质朴蕴藉的、不带有社会桂冠的家庭生活。……在自己个体的偶在身体位置上，她只想拥有寻常的、纯然属于自己的生活。革命由千万种正当理由，但没有理由剥夺四人的爱欲权利及其自体自根的生命含义。

  《“作家”原义》

  声像作品有其长处：活灵活现，令观者身临其境；但也有短处——不方便随手翻阅，或者在某个细节处停下来，让心绪随意徘徊良久——你得不停跟着放映机的转动走。电影艺术诞生之初，就有电影大师交代得很清楚：看电影其实是最不自由的阅读方式。

  《我在的呢喃》

  思式革命：纯粹心性式和纯粹学术式的哲学言路被“社论”式的语态取代，这类言说形式是一种道义——权力诉求。

  苏格拉底要说的是：哲思哲言首先而且主要关涉的是个体的自我理解和世界理解，此谓心灵的滋养——随后是关涉交互个体的自我理解，世界理解只有在个体的自我理解中形成，哲思——哲言原初地是个体生成性的。

  个体的自我理解和世界理解在言述行为中呈现为我在的言语生成——我在的呢喃。……汉语哲学界的基本语境即是我在言述之失位：个体我在之身位在理念上被历史理性抹去，在实存中被社会变革取缔。

  在现代汉语哲学中，社会性言述与个体性言述的分离尚未完成。民族理念对个体理念的道义性剥夺仍是一个无意识情节。

  哲学言述具有极端个体性和我属性。其恰切性限定在个体性言述之域，不能放伸展到社会性言述中去。两种言述的实质性区别之一在于：前者无对错可言，后者涉及论断的对错。哲学终究是一种个体信念的表达，个体心性的言语生成。

  指向自我理解及个体间交互自我理解的个体言说，需借助文学表达来推进理解。

  《感念赫尔墨斯的中国传人》

  对于一个良好的民主政制而言，葆育、唤醒每个时代都会有但又仅是偶然地出现在个人天性中的优秀、高贵和卓越的品德胚芽，依然是教育的根本目的之一。……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稳妥而有成效的方式是：从伟大的古典作品中感领何谓“美好的东西”，从伟大的古典心智中学习何谓“优良的政治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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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2-06 21:01:02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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