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生活的环境决定了他们诗词的风格,因此说写作是用生命在写,在作品中可以看到作者行走的影子。读了辛弃疾,再看姜白石这些个词人,你就觉得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但可以从中找到一个欣赏词的路径。每一个人的作品,一定是他结合着他自己的生平、结合着他自己的感情、人格的品质。“观乎人者,莫良于眸子。”“观乎性情者莫良于诗。”
你想作一篇文章,脑袋里什么都没有,拼命找一个典故,你就是用上了,那个典故也不属于你,因为它不是与你的生命感情相融合,那些书在你的生命感情之间不发生作用,所以你读得再多的书也无所得。而辛弃疾则可以信手拈来,都是典故,每个典故都是带着他的生命和感情,这才是真的会读书的人。
我们不能就说苏东坡的关东大汉式豪放就比柳永的“杨柳岸晓风残月”就好,也不能就认为王沂孙词的晦涩难懂比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真挚直接差,也不能认为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的比周邦彦的“沉恨处,时时自剔灯花”更有理想报复。每个诗人的作品都是他们一生行走的记录,经历的写照,有自己的影子,也当时社会的现实。
“冯中巳是个人的命运跟国家命运的结合造成了悲剧,柳永则是性格跟环境的矛盾形成了他的悲剧:他自己浪漫的性格跟他儒家传统那个仕宦的家庭环境相矛盾。”
“作品之中必定要反映作者自己的。你的感情、你的思想、你的人格、你的学识、你的修养,都会流露在作品之中,无论如何,毕竟有你的影子在里面。因为同样写美女、爱情,这个人写美女和爱情就有品格,那个人写就没有品格。”因此也就有了“清朝的那些人推重王沂孙的词既有文学理论上的原因,也有他们个人身世环境的原因”。只有用心去写,用生命实践去写的诗篇,才会流传千古,光照后人。
词的发展,自唐五代以来,如温庭筠、韦庄的那些写美女跟爱情的小词,就已经有了很深远的含义了。只不过作者不一定有这样明确的用心,而自然地表现出来这样一份情意,一个作者不能够隐瞒自己,他的修养、品德、感情是会自然地在作品之中表现出来的,自然能够引起读者的一份深远的联想。
柳永对词的开拓,不仅是他开始写词多用长调,而且是开始有男子的口吻,写羁旅行役的旅途所见的情景,写高远的景色。“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
欣赏王沂孙的词,不能只用直觉的感受,也不能简单地只用一个语码就联想了,你要从他整个安排、结构,从他的语言文字与他所物的结构,并透过他所写的物与他托意、联想的关系层层深入下去。
欧阳修认为诗是说自己的意志,词就是游戏笔墨,但他词中还是写到:“直须看尽洛阳花,始共春风容易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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