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小镇有两位年轻人，一红一黑，1966年秋前和秋后，与我各有一面之缘，使我至今不忘，想起他们，心中难受。
红的那一位姓张名友洪，共产党员，转业军人，在镇政府分管民兵与保卫工作。他走路挺着胸，甩着臂，目不斜视。穿一条亮膝的短裤，英姿雄态，仍保持看军人作风。为人正派，声誉很好。如果不发生文革的噩梦，他可能有一条美丽的前途。
我去镇政府取钱，认识了他。省文联遣返我回原籍，给了我一笔钱，由镇政府代管——实际上是由他代管。那年秋前，何洁在成都决意学缝纫。我去找张友洪取钱，寄给何洁买缝纫机。两次去镇政府，他都不在。第三次是他到木器家具社来找我，我跟着他去镇政府。镇政府内，庭院深深，回廊曲曲，幽静宜人。转了许多弯，进了许多门，走到他的住处。他入室去拿钱，让我站在室外，也不叫我进去坐坐，更不问长问短。九年来一直被孤立，我已养成“君子自重”，决不和人攀谈。瞥见他室内有有线广播设备，我退得远远的。这玩艺儿弄不好要惹麻烦，我怕。他走到室外把钱交给我，彬彬有礼，但不说话。他的脸色是和蔼的，看得出来不敌视我，不同于镇上其他工作人员。我对他的印象很好。
这样的人竟做出了胆大包天的事情！
成都的红卫兵来点火，本镇的红卫兵也“跟着洋人造反”，贴大字报啦搜查人家啦闹得乱翻翻的。谁不知道这些小将人小鬼大，他们是奉天命造反的，后台硬，惹不起！有一些聪明的共产党员不怕老百姓，只怕红卫兵；不怕红卫兵，只怕“紧跟”不上；不怕“紧跟”不上，只怕纱帽不稳。还有一些清醒的共产党员看在眼里，忧在心里，说在嘴里，就是不敢堂堂正正站出来碰一碰那些歪人。这时候街上贴出反击红卫兵的大字报，张彪写的。张彪的大字报一张又一张，听说先后贴了四张痛斥红卫兵的，火力甚猛，轰动全镇。可惜我一张也未能拜读。派出所张所长已向“黑五类”宣布“八不准”，包括不准看大字报，我得遵守。拉锯时听人说“张彪不怕惹祸”“张彪又出来了”“快去看张彪”，说这些话的人都很兴奋。我真想看看这张彪是何威武模样。
造反派在本镇崛起后，要找张彪算帐，把那个被认为是张彪的人揪出来斗。斗来斗去，那人反复申诉活天冤枉。再作调查，那人确实不是张彪。后来查明，张彪乃是张友洪的化名，要去揪张友洪，他却跑了。
想不到小小吾乡也出了一个小小张良。两干年前，张良博浪沙率力士铁锥打秦皇，惊天动地，何等剽悍！太史公司马迁瞻仰张良遗像，看见张良“状貌如妇人好女”，一点也不“魁梧奇伟”。这使他深感意外。张友洪也使我深感意外。
张友洪跑到北京去投靠姐姐。 1967年春节前，为了确保伟大领袖的安全，北京驱逐外来人员，张友洪不得不潜返成都。城厢镇不敢回，造反派要打他。一无工资，二无口粮，为了找碗饭吃，他在成都加入保守派的成大武斗队，当了射击教练。这一步踩虚脚，从此落入了悲剧的深渊。
1968年初，张友洪受命参加成都十中保卫战，率武斗队支援保守派的“红成”守陕西街教堂钟楼，与来犯的成都工人造反兵团街道分团作战。兵团街道分团团长宋立本，雅号“蓉城武斗之花”，凶猛异常，亲自抱炸药冲来炸钟楼。张友洪他们守不住，撤入十中校内。成大武斗队由此与宋立本结了深仇。后来宋立本被敌方抓获，关押在成大教学楼。成大武斗队痛恨宋立本，捆他在椅子上，一顿毒打。武斗队司令姓潘的命令张友洪也去打。张友洪说：“打死人，我脱不到手！”潘司令说：“不打死，打成残废。”于是张友洪也去打。打毕，张友洪吩咐负责看守的两个女学生：“不能给他喝冷水，只能喝人尿。”后来，宋立本要水喝，女学生误给了两杯冷水，一饮而毙命焉。“武斗之花”殒谢，当年轰动蓉城，消息传播四方，我在城厢镇都听见说了。杀人者，人亦杀之，还说什么呢。可是江青说：“越乱越好，乱了敌人。”多美的葬花词！
事过不久，张友洪一错再错，又枪伤过路行人。此事发生在1968年2月28日。那天下午，成大武斗队的人员在杜甫草堂侧门外公路旁拦截“撬狗儿”——成都工人造反兵团的丑称。当时保造两派都在拦截敌方的人，截住便要弄去审问，乃至拷打。中学生唐金桥，一个逍遥派，骑车路过那里。他不肯停下来接受盘查，一冲而过。成大武斗队的小头目姓赵的从后面向他连射三发，未中。赵小头目恼怒，立刻递一支半自动步枪给张友洪，叫打。张友洪问：“要死的，还是要活的？”赵回答：“打死他！”张友洪瞄准了唐金桥的背心，一瞬间他的心忽有所动，便将准星向下微移，一发射中腿部。
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张友洪以打死宋立本和枪伤唐金桥这两项罪名被拘留在成都大学。革委会军代表告诉他：“你的罪起码判二十年。”他便越窗逃脱，展转流亡。后来两派“大联合”了，全国“一片红”了，无处藏身，才不得不潜去广州，偷越边境。被捕，押回成都丢监，差点判处死刑。关押五年后，判刑十五年，送凉山劳改。许多年过去后，唐金桥到城厢镇去看望张友洪，两人感慨不已。原来这唐金桥命运也很坎坷，出院后被卷入一桩所谓的反革命案件，饱尝辛酸，直到1983年才平反。
张友洪是躲避造反派的迫害才逃离本镇的。以后，他的老母无人侍候，饥寒频频。街巷儿童无知，投石打她，吐她口水。她关死门，又向门缝撒尿淋她。可怜老母，旧社会做女佣人，新社会翻身，晚年遭罹文革之祸，陷入比旧社会更悲惨的境况。身心受创，哭诉无门，她疯了。1984年张友洪刑满返故乡。现在在纸盒社劳动，已结婚了。近况不详，想来早已失去二十二岁那年的英姿雄态了，这就是反对红卫兵运动的下场！掷笔拍桌，老泪纵横，叹叹！
说了红的说黑的。黑的那一位姓蔡名长乐，下乡知青，务农。本镇人背后叫他蔡小偷，可能是指他在乡下务农时同某些下乡知青一样的爱在夜间“跳丰收舞”。他的身材瘦弱，脸色苍白，眼眸灵活乱转，一副聪明相。如果不发生文革的噩梦，他可能也有一条明亮的前途。他弄我去审，我认识了他。在他审我以前，我已多次听人谈到他了。他是反到底战团的头头，勇于惹祸，敢于同保守的尖刀团作对，敢于冲派出所，在本镇的造反派内威望颇高。1966年秋后，我的处境已相当可悲了，书籍被抄没一空，又被抄家，上面不再将我“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对待”。一夜，两位我不认识的年轻人到我家中，叫我跟着他们去。他们引我到镇政府旁边的劳动讲习所旧址去，叫我坐在角落等着。这里进进出出的人很多，大约都是红色工人造反兵团的成员。这些人过去地位低，现在随造反派而崛起了。我看见同社的木匠韩二哥也在这里。他过去同我有点头招呼，现在没有了，好像不认识。后来我才知道这里是红色工人造反兵团（简称“红工”）的指挥部。
等了好久，那两个引我来的年轻人叫我进房间去。房间内空荡荡的没有什么家具。只有两把椅子，还有一张办公桌靠墙放着。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好像中学生，怪怪怪，有椅子他不坐，却高高坐在办公桌的桌面上，双手抱膝，背凭着墙，仰面向着屋上。那两个年轻人各坐一把椅子。我没有座位，憨痴痴地站着。
坐在桌面上的那个中学生模样的人偏头向我微笑，似乎在研究我。他忽然问：“认得我吗？”
我回答不认得。
“唔，不认得？”他又问。
我仔细看了他那稚气而清秀的脸，估计只有十六七岁（当然估计低了）。断定从来没见过他，我说：“真的不认得。”
他脸一沉，警告我：“你不要看见我在笑。哼！笑官打死人！”说完话又微笑，笑中透出冷威。
我猜他会不会是有名的蔡长乐。觉得年龄看来太小，不会是。何况他的长相又这样清秀，眼睛又显得很聪明，绝不会是手脚不干净的小偷。使我迷惑的是为什么那两个年轻人在他旁边坐着，不但矮一截，而且表情恭顺，似乎在贴着他。
他不再笑，开始审我。他想知道是谁派我到城厢镇来的。这时候坐椅子的一个年轻人出去拿来一只包装用的草袋，抛在地面，示意我坐。我打盘腿坐着，必须仰起脸来，才能望见双手抱膝高高坐在桌面上的小法官。我向他详细解释，力求消除他的怀疑。这样受审至少半小时，我的颈项仰疼了。他的最后一个问题使我相信他是很幼稚的。他问：“你从前是坐小汽车的吧？”早知道他这样幼稚，我真不该向他作那么多解释。
审毕，他吩咐那两个年轻人带我到隔壁去写交代。我只需一张纸便写成。他晃着头读完，放我回家。回到家中，向何洁如此这般说了。何洁断定此人就是蔡长乐，在“红工”勤务组任职。我真想不到他是这样天真可笑。
1967年的“二月镇反”把他抓了，关入本县监狱，俗谓之“上焦山”。入狱前，他被捆着游街。游入小巷，我看见他。当时有百姓在路旁端水给同游街的本镇党总支部书记沈全彬解渴。蔡长乐也渴了，乞水，没人给他。《红十条》公布后，本省政局又变。造反派战友放鞭炮迎接他光荣出狱。于是他的威名大振，据说还当了官。1968年冬，清理阶级队伍，他又“上焦山”，演了《二进宫》。他的罪名是打砸抢。关在狱中，他还念念不忘革命尚未成功。后来疯了，关入单间。开四届人代大会，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焦山一带敲锣打鼓。他每次听见了，都要高呼口号：“热烈欢呼九大胜利召开！”“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林副统帅！”“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他的近况不详。他是运动的牺牲品。如果不疯，还有可能回头是岸。可惜他吞服迷幻药过量，恐怕理智不容易回归了。倒是那些“左家庄”的毒品贩子，老谋深算，从来不疯，红黑都有糖吃。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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