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读书笔记一共五页，确实是有点长，可是我还觉得摘抄的不够，基本上我认为整本书都是精华，这本书让我见识到什么是大师，也不禁让我想起现在的北大“会商制度”，于是忍不住也跟着一些网友哀鸣“北大已死！”当然，这句话以我个人的角度出发，并不只是针对北大这一单一学府，而是以他为代表的中国高等教育和素质教育，可以说，现在的中国素质教育，名存实亡，我们都只是很凄凉的背后印着Made in China的现代工厂的流水线上的一个小部件而已。当然，这是后话，在前面首先是要说说这本书 以及这本书的作者顾准先生的。当中会插入一些对当前情况的不满的批判意见。
顾准（1915.7.1—1974.12.3），上海人，字哲云，中国当代学者，思想家，经济学家，会计学家，历史学家。中国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
顾准早年毕业于上海立信会计学校。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他发表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第一次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后来，他两次被打成“右派”，仍然坚持理想和信念不动摇。在逆境中，他写下了《希腊城邦制度》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著作，对革命胜利后所遇到的问题进一步进行了思考和探索。顾准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他的著作和思想，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为我们留下了一种卓尔不群、独立思考的精神。（以上两段皆摘自百度百科。）
1915到1974年可谓是我国最动荡的时期，但当然也是文化极其绚烂多彩，多元文化互相交织、影响可惜只是昙花一现的年代。顾准先生出生后不久就碰上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在顾准先生眼中视为希腊式的思想解放（这是我对他著作的理解），五四运动有一种希腊式的对真理的探求精神以及对科学的无比尊崇的态度。顾准先生曾感叹，如果这五四运动能从一而终，中国不知道可以跨越多少思想栅栏，上升到一个怎样的高度。确实，一个社会只有大家都遵从“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赞扬的是科学与民主，端着认真的态度探求真理，这样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才会有不断的生机和活力去不断地发展与改善。只是反观现在的社会（毋论顾准先生当时所处的社会），我们的思想什么时候有过火花的碰撞？我们的精神什么时候有过激情的交流？身为大学生的我，经常骑车在校道上，经常反思：我读的大学究竟是否大学？想当年这么拼命地挤高考这座独木桥，为的就是今天如何想尽办法逃掉一些烂的实在连去教室的动力都没有的课？曾经我想，也许这只是一间学校的问题。但当我对外面世界接触时，我发现，这原来是我们整个社会的常态，我所在的学校只是这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而已，外面还有无数个这样的学校的复制品。尤其看到北大的“会商制度”，一个让中国人骄傲得整天挂在嘴里说的学校，一个让多少学子苦熬几载也想进入的学校，居然会弄出一个这样对待“有过激行为的学生”的制度。甚至连可笑都说不出来了。只有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回顾历史文化长河，多少文人雅士，多少风流才子，多少叱咤风云的人物都是有着自己的独特的个人见解而显得与大众不同，这正是这一点点的不同让他们跟我们这些平凡人不一样，这就是这一点不一样，就注定了他的思想会永远地沉淀在历史长河中，闪闪发光，而我们这些服从常态的人，一旦肉体的消亡，思想也就不复存在。如果将这些都放大来看，如果一整个社会都是怀着同一种服从常态的大众文化的思想，肉体的最终消亡，带走了全部社会的思想结果，这个社会该是有多悲凉？
思想应该是独立的，也应该是多元的。有些人之所以会忍受不了别人的不同于他的文化，是因为他从来都不认同除了主流文化以外的文化。而事实上，恰恰是不同于主流文化的思想才显得珍贵，更需要保护。大江大河尚且有不同方向来的支流汇集在一起才最终浩浩荡荡奔腾入大海。思想，更是如此。记得前几天在看湖南台的《天天向上》，讲的是一群来自北京和台湾新竹的清华大学的登山队队员的故事。节目尾，在舞台的大投影幕上有清华大学这么多年来的各个领域的伟人，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出现在投影幕上，只是看到最后会发现，这投影幕上的名字都已经太久远了，一些已经不在人世，一些已经离开中国，一些已到古稀之年，而后来，再也没有更多的人继承他们的衣钵，他们的名字后面只能遗憾地留下一处空白，而由于后继无人，许多已经仙游的人也迫于无奈地在离世后也不得安宁，名字一次又一次地被人从久远的历史中扯出，为的就是要解释我们的文化还在。于心何忍！
正如顾准先生所说“批判，是由报刊和学校进行的，那都是些精神贵族。”批判从来都是奢侈品，没有精神贵族的支撑，他不会出现，不会成长，不会成为社会的动力因素。可是环顾四周，我们的精神贵族都消失了。如今的社会，没有人会愿意去认真深层地思考一个问题，没有人会静下来研究一个命题，没有人愿意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做出一丁点的有益的思想批判！很多人都说，我很无奈，大众主流文化控制了环境，我没有力量反抗。纵观历史，每一次改革从来都是由力量弱小的人发起的，随着改革的发展，力量才会慢慢强大，强大到可以影响社会。所以这种说法只是一种借口，一种逃避现实却由不肯承认自己软弱的借口，是一种极其自私的借口！这让我不禁想起《勇敢的心》里的华莱士与那些苏格兰贵族的鲜明对比，革命，从来都不是容易的，看华莱士血溅多少回才取得那珍贵的胜利？如果从一开始都没有改革的决心，那后来的胜利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只是现在令人痛心的是，我们的报刊和学校成了宣传的工具，沦落成为一种廉价的、无实质意义的传播工具。我并不是批判他们所传播的讯息，而是批判他们这种行为。传播信息自有大众传媒工具可以进行，而报刊和学校作为有思想有血肉的思想库，理应担起批判的大旗的！报刊和学校理应成为精神贵族聚集、讨论问题、探求真理的圣地。但是现在环顾四周，我只看到他们源源不断地要我们接收各种各样表达着同一意思的统一思想和主流文化，学生从一开始就被洗脑，慢慢开始由独立的人格冲刷成为一个个一模一样的人格，面无表情，态度冷漠。他们让我们不断地相信，他们给我们的就是真的，就是真理，无需怀疑，他们为我们所做的就是为我们好的，无需质问，我们只需服从跟随就可以。曾经一位同学面对另一位同学的不断提问，最终烦厌，于是抛出一句“别问那么多为什么，领导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旁边的我听了，不禁脊梁一阵寒。日后注定要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中坚分子的我们，在现在这个思想最需要叛逆，最需要反问，最需要深究的青年时代，已被我们的报刊、学校、文化氛围磨蚀到如此程度。未来，该向哪走？
对比起现在我所接触到的所谓大学教师，顾准先生那种在浑浊时代依然保持自己的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勇气着实让我佩服与着迷。读了大学之后才发现，现在的所谓的大学教师其实跟菜市场剁猪肉的大叔和卖菜的阿姨没什么两样，不同的就是他们鼻梁上多了一副眼镜，也许还有不同的是，他们会用高深的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理论去高谈阔论，而当然，卖菜的阿姨不会用函数去计算这菜卖多少钱。他们会指着唯一的一本教科书叫我们划那些那些是重点，哪些哪些是经典理论，而他的观点有时能在百度上搜索到，而且是一模一样的。他唯一的付出就是制作课堂上用的ppt（有些还是让学生代做的），和一整堂课上的几两重的口水。曾经吃早餐时，一群女老师坐在身旁，把包包往旁边座位一砸，然后起身招手高呼：“**老师，快点来，我帮你霸了位置。”然后几位老师一坐下，拿起个包子开始谈论生小孩、买房子、找保姆等一系列鸡毛蒜皮事，那时候我静静地在心里想，这跟我在平时村里的士多店听到的差不多。而这帮妇女也不多是比一般的妇女多了个“大学教授”称呼的妇女而已。在社会稳定和平发展的时期，文化讨论尚且如此死气沉沉，毋论他们如果身处顾准先生的那个年代，还能有多少思想迸发。
再来就是想说说我对顾准先生这句话的理解：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统治的权威性的学说或工艺制度，但代价必须无条件地承认，唯有违反或超过这种权威的探索和研究，才能保证继续进步。所以，权威式不可以没有的，权威主义则必须打倒。我一直都认为，这个社会是需要反对的声音的，因为从来都没有任何决策、任何制度是完美的，如果没有反对的声音，我们永远都不会意识到自己的缺陷，到最终就会成为夜郎自大中的夜郎却还懵然不知。自己意识不到问题的存在，那就唯有靠外界的力量去提醒，中国的现代史不就是由西方的坚船利炮所活生生地轰开的吗？难道这个历史留下的痂还不够提醒我们？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有着永远权威的地位，真理也不可能永远是真理。如果一个社会失去发问和怀疑的动力，这个社会离灭亡也就不远了。批判从来都不是反动，他是一种思想的碰撞，批判者也从来不是不爱国的人，相反，正是因为他怀着对所处社会的关心以及对这个国家的热爱，才会耗自己的精神和体力去反复思考问题、去质疑真理、去鞭挞权威，没有巨大的勇气，根本不会提出自己的批判。批判从来都不是一件轻松活，没有人愿意干这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是就正正是因为心里的那团追求真理到无穷的火刺激着他们，逼使他们要不断地进行批判不断地反问不断地思考，这种人值得我们向他们致敬，而顾准先生就是其中一个。
对于顾准先生的溢美之词不想提太多，已经有太多太多的人赞颂过他，在这里只想说的是，感谢顾准先生所留下的思想，没有他，我们前进的道路该又要黑暗多少分？
希腊式，从头到尾是多中心的。（P3）
“（希腊）他们他们愈是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国家的和宗教的社会一致性，他们愈是不愿意扩张，因为扩张意味着他们密切的共同生活松懈下来了。他们打算要统治邻邦，却不打算吞并邻邦，更不愿意在一个较大的联盟内放弃他们的独立。”(P4)
公元前16世纪和15世纪时期，正是克里特文明的黄金时代，克诺索斯城雄霸全岛，其他诸城全部被毁。就在这个时候，大陆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建立了强大的迈锡尼王朝国家。这是迈锡尼文明的第一时期，它来自克里特，似乎也处于克里特统治之下。(P24)
16BC—15BC
克里特文明时代（克诺索斯城）→（统治）→迈锡尼王朝（伯罗奔尼撒半岛）
↓ ↓
14BC 衰落（非希腊人、亚非种族） 兴盛（希腊人的胜利）
激烈的阶级冲突，引起了骚乱暴动，出现了立法者和僭主，当人民群众的力量强大到足以推翻僭主统治的时候，就形成了希腊史上著名的雅典民主。因为这个过程在希腊各邦中具有典型的意义，当在次章内作比较详细的介绍。在这个过程中，雅典发展了商业和手工业，他的经济力量逐渐超过了科林斯和卡尔西斯，而在民主政体下，他又拥有为数较多的务农的公民，得以招募一支较大的公民军，这又是雅典军事威力的来源。希腊本土诸城邦中，唯有雅典兼具这几个因素，他之成为希腊文明的中心，并不是偶然的。(P72)
立法者
近人麦孟华（康有为的门生，见所著《商君评传》）说：“中国……数千年来未闻有立法之事，惟求之于二千年上，其有足与来库古、梭伦相仿佛者，于齐则得一管子，于秦则得一商君。”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比拟也是可以的，但是管仲、商鞅是君主的顾问和大臣，而不是民选的调节官；他们的立法活动，是为君主富国强兵，而不是为了调整阶级关系；他们立法取消了世卿政治，但是所确立的政治制度是专制政体。希腊的立法者，则把贵族政体基本上改变成了民主政体，甚至斯巴达的来库古也不算例外。何以两者间有此差别，看起来，上面的解释也是适用的。春秋战国时代，正当我国历史转变的关头，但是从殷商到西周、东周长期“神授王权”的传统，已经决定了唯有绝对专制主义才能完成中国的统一，才能继承发扬并传布中国文明，虽然这种专制主义使中国长期处于停滞不前，进展有限的状态之中，但这是历史，历史是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P110-111）
城邦希腊的发展和希腊城邦制度的最后形成，都以希腊人得以比较自由地殖民于东西南北为其先决条件。
公元前5世纪初发生了伊奥利亚希腊诸邦反波斯起义，成为西伯战争开始的信号。从此以后，直到公元前4世纪末期亚历山大征服波斯，200年间，希腊、波斯一直处于敌对状态之中。城邦希腊和希腊城邦制度在对波斯的长期斗争中经受了种种考验，在这些考验中，城邦希腊发展到它的极盛时代。然而斗争最后结局却是波斯被希腊人征服了，城邦希腊也在斗争中消亡了。这200年的历史，显示了城邦制度的长处，也显示了他的致命弱点。（P112-113）
然而自治自给的城邦制度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的个人主义和城邦本位主义，使他在强大的外敌侵犯面前显得是一盘散沙，使他宁愿各别屈从大帝国成为他的藩属，无法团结起来外御强敌，并在对外战争中谋求民族统一。
这场战争（希波战争）的结果，充分证明了创造和发展的希腊文明优于停滞不前的东方文明，虽然前者的历史远不如后者的悠久。也证明了城邦制度固然会在各城邦之间造成互不团结，然而城邦内部的民主制度，不仅在和平生活中发展了各个人的创造能力，在存亡危急关头也把千万人团结成一个人，对敌人作坚决的斗争，一旦外敌侵犯使这些城邦结集起来成为坚定的抗敌同盟，它就完全可以战胜在专制主义统治驱迫之下的，貌似强大，实际上是离心离德的帝国军队。希波战争就是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点。（P119-120）
城邦的根本精神是自治自给，是完全的主权和完全的独立，这是希腊文明创造性的特征的根本来源。各城邦之间的激烈竞争和导致的倾轧不和，以致经常发生决斗性质的小战争，是其致命的弱点，然而这是随着它的特殊有点急创造性而俱来的。如果听令这种“城邦本位主义”照原样发展下去，它的优点固然可以大为发挥，经济和文化发展因经常获得刺激而大步前进，他那种弱点也无法消除。这种弱点，在强敌侵犯面前尤其是致命的，小亚细亚诸城邦长期甘居波斯轧下，并且不惜出人出兵参加波斯对希腊本土的进犯，几乎陷蓬勃发展中的希腊文明于死地，是此种弱点的集中表现。幸而城邦制度的民主精神激励了希腊人的坚决抗战，城邦希腊在严峻的考验中获得了胜利。但是，根深蒂固的自治独立的要求，使得城邦希腊在灭亡威胁面前战胜了强敌，却没有能够通得过胜利的考验。（P124-125）
唯有当广大公民对国家大事有清楚的了解，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公民大会才不致流于形式。（P130）
到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题材全为现实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他的剧本对当权人物作肆无忌惮的讽刺，在高度言论自由的民主雅典，并不因之而有任何禁演戏剧或迫害作者的措施。史家考证，希波战争后200年间，主要在雅典，前后创作出来的戏剧剧本为数超过2000，这是真正的艺术繁荣！（P131）
所以，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强调中国文化传统是“史官文化”是一点不错的。这种文化的对象，几乎是唯一的对象，是关于当时的政治权威的问题，而从未“放手发动思想”来考虑宇宙问题。阴阳五行是有的，数学神秘主义也是有的，不过都是服从于政治权威的，没有，从来没有独立出来过。（P146）
所以，所谓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它问题的这种文化之谓也。（P147）
“史官文化”固然杜绝了宗教发展的道路，可是他也同时杜绝了无关于“礼法”的一切学问的发展的道路。倡导史官文化的人，只看到宗教是迷信，他们不知道基督教的上帝是哲学化了的上帝，是真的化身。不知道正因为中国史官文化占统治，所以中国没有数学，没有逻辑学。（P149）
历史主义不能成为史官，即服务于政治权威的史官。人类，或人类中的一个民族，绝不是当代的政治权威有权僭妄地以为可以充任其全权代表的。斯大林说过一句好话，希特勒来了又去了，德国民族是永存的。这句话，对任何一个民族都是适合的。（P154）
平等主义、斗争精神、民主集体主义，我亲身经历过这样的生活，我深深体会，这是艰难环境下打倒压迫者的革命运动所不可缺少的。但是，斯巴达本身的历史表明，藉寡头政体、严酷纪律来长期维持的这种平等主义、尚武精神和集体主义，其结果必然是形式主义和伪善，是堂皇的外观和腐败的内容，是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相反，还因为它必定要“砍掉长的过高的谷穗”，必定要使一片田地的谷子长得一般齐——他又不精心选种，不断向上，却相反要高的向低的看齐——所以，斯巴达除掉历史的声名而外，它自己在文化和学术上什么也没有留下，甚至歌颂它的伟大的著作，还要雅典人来写。（P158）
人民成长了，决定地成长得大大超过了原先把权威赋予了国王的那种神权的和人身尊敬的感情。心甘情愿的臣服在人民这方面停止了，在低级的首脑方面更甚；与此同时停止了的是英雄时代的忠诚。现在人们要求制度或者宪法那样的东西了。（P164）
历史是由事件组成的，没有斗争，就没有事件；没有事件，岂不是就没有历史了吗？（P190）
倘若上面对下面的权力是绝对的，不可反抗的，那就是绝对君权，就是专制主义，就不是封建制度了。（P201）
考究其原因，中国历史上的法是 明君治天下的武器，法首先是和刑，而不是和权连在一起的。可是，取法是希腊精神的罗马法，以及继承罗马法传统的欧洲法律，法首先是和权连在一起。他们的封建制度，是具有严格身份等级的一种统治制度，可是，至少在统治集团之间，相互间的身份和关系，观念上认为是有契约规定的，法学家称之为“规定身份的契约（contract to status）”。中国，这类问题由简单的16个字加以解决，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城市可以买特许状，取得自治权利，登上政治舞台，成为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支持统一的基础。
罗马法权传统，国家是建立在公民权利基础之上的。欧洲各国现代诉讼法中，个人或法团可以成为诉讼的一方，其另一方是国家。个人权利，在理论上是受到法律保障的，国家不得随便加以侵犯。固然，这不过是纸面上的保障，然而纸面上的保障也是世世代代斗争结果的记录。固然，这是特权阶级的权利，可惜，在中国，在皇帝面前，宰相也可以廷杖，等而下之，什么“权利”也谈不上，所以，马克思讥讽中国是普遍奴隶制——当我们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读《国家与革命》、《法兰西内战》、看到其中强烈谴责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国家的时候，千万不要忘掉，马克思他们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之下写作的！（P211）
资本主义产生原因：（系我自己理解，非原文表达，以下为摘抄）：有航海、商业和殖民所扩大了的市场，蒸汽机和机器的发明。我想再补充几点，那都是对照中国状况，似乎不得不补充的：法权体系和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国家的商业本位的根本态度；欧洲古代，加上经过文艺复兴积累起来的科学技术；合理经营（包括复式簿记）的知识；宗教革命，尤其是16世纪英国宗教纠纷中对天主教的深刻憎恶所激起的崇尚节俭积累的清教徒的上帝选民的意识。（P215）
现代资本主义何以发源于英国？
甲，就历史背景而言，那时的英国承受了古代及通过文艺复兴所积累起来的全部科学技术、合理经营知识，承受了16世纪航海、商业、殖民的全部有利后果。并且，因为英国本身的特殊条件，还发展了这些有利后果。
乙，所谓英国本身的有利条件，有：第一，它组成了一个统一的王国，力量足以保护它的商业利益的扩张；这个统一的王国还以保护它的商业利益的扩张为基本国策（此与上举西班牙相对比）。第二，这个统一的王国作了异常的殖民扩张，但是它不是以建立一个罗马式的拿破仑式的大帝国为目标；它确实有成片的殖民地，即北美，不过，那是古代希腊式的殖民地——对母国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殖民地。
丙，它在航海、商业、殖民扩张初期，虽然也利用了个人冒险的私掠活动，基本上采取赋予商业冒险精神的贵族所组成的垄断公司（东印度公司、南海公司等），可是，产业革命却不是这些垄断公司的业绩。
……
丁，产业革命后，英国进行过多少次战争。以拿破仑战争为例，英法两国在战争中的经济政策成了鲜明的对照。拿破仑在经济上控制一切私商，要他们为帝国效劳，他要金蛋，只是不杀掉金鹅。拿破仑禁绝出版自由，只准有御用的立法团。英国则放纵资本家无限制剥削童工（资产阶级的西方史家至今还以此为历史的羞辱），用公债来搜集所剥削得来的剩余价值（用公债搜集战费当然有利于资本的积累，拿破仑的政策的结果是相反的），以收买大陆上的王侯和拿破仑作战，它自己基本上只用海军力量作战，只打了一次滑铁卢战役，那已经是“做结论”的时候了。（P216-217）
“忍欲”、“节约”与清教徒精神问题。清教徒精神，确实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动力，其间，并不仅仅是“节约”和“忍欲”，还要加上（a）不是仅仅为了传子传孙，永葆富贵，甚至有100亩田就教会儿子抽鸦片以图保产的那种“节约”，而是冒险精神、创业精神，企图在一个领域里打出一个天下来的那种事业心。熊彼得曾引北欧航海家庭的门侧题词来说明这种精神：“航海是必要的，生命是其次的。”（b）“上帝的选民”的意识，换句话说，就是要以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的那种宗教精神。以上集中精神，互相结合，可以表述为崇尚个人才能，力主个人权利神圣的“极端个人主义”。这是路德-加尔文宗教改革以后，经过一系列历史事变激荡出来的精神面貌。它支持了美洲的拓荒者（Pioneer Fathers），支持了克伦威尔的革命，形成了商业事务中的骑士精神。（P218-219）
资本主义不消灭，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和社会产品不回到社会化的人手里，这种异化不会结束。无论他们吃的也许好些了，他总是处在可悲的贫困状态中。（P221）
任何既得权利都是批判对象。
只要和公众有关的事情，怎样保密也无法长久保密下去。
批判，是由报刊和学校进行的，那都是些精神贵族。（P230）
有人把民主解释为下级深入地无拘束地讨论上级的决定，并且指出这是动员群众积极性，加强群众主人翁感觉的方法。这个定义，同时强调少数服从多数，以及不准有反对派存在。这种对于民主的解释，和上面的那种解释方法，一样以民主集中制为最高原则。实际上，两者都是权威主义，而不是民主主义。（P233）
每一门类的知识技术，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统治的权威性的学说或工艺制度，但代价必须无条件地承认，唯有违反或超过这种权威的探索和研究，才能保证继续进步。所以，权威式不可以没有的，权威主义则必须打倒。
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而不是依赖与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因为，说到底，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进步。唯有看到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是和科学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
不过我想，把民主当作前提，不免有一种危险：人家可以把民主集中制说成民主，也可以恩赐给你一些“民主”，却保留权威主义的实质。相反，把科学精神当作前提，就可以把“集中起来”的神话打破。（P234）
哲学上的多元主义，就是否认绝对真理的存在，否认有什么事物的第一原因和宇宙、人类的什么终极目的。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这个世界的主人是人类。
一切第一原因、终极目的的设想，都应该排除掉。而第一原因和终极目的，则恰好是哲学上的一元主义和政治上的权威主义的根据。
最有害的思想也推动过思想斗争，而没有思想斗争，分明就没有进步。（P235）
哲学上的多元主义，要贯彻到一切科学研究和价值判断中去。这是打破孔子的尊卑贵贱的伦常礼教的最有利的武器。唯有如此，国家元首才真正不过是一种服务，是公仆，而不是皇帝。
哲学上的多元主义，要贯彻到政治上也是多元主义。那就是，可以有各种政治主张的存在，有政治批评——来自各种立场的政治批评。这当然不是说，没有当时大家承认的一种政治制度，例如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过这种制度无论何时（哪怕比现在完善得多）也不是绝对完善到无可再改善的。要改善，就要有批评。所以，它也是多元主义的。（P236）
民主，不能靠恩赐，民主是争来的。要有笔杆子，要有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P253）
在那个迷信盛行，造神运动炽烈，政治权威可以代替客观真理成为时代特征的年代，一切拂逆领导者的言论、意志的言行，都会被视作异端邪说，因而受到打击，是并不奇怪的。顾准在1952年被认为“目无组织，自以为是，违法党的政策，与党对抗”等等，自此以后，又接二连三受到不应有的错误的处分（均已平反），也就成为可以理解的了。（P395）
(收起)
时间：2012-02-12 14:00
时间：2012-03-03 15:00
时间：2012-02-19 1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