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者的法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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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国崛起和文明复兴

  小小巫 (In law We trust.)

  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必须放在现代性模式之下思考。 在现代性背景之下的中国文明复兴的问题。 面对现代性的命运：我们是以“尾随者”的姿态走在历史终结的道路上，还是以政治民族的胸怀为人类开辟出新的历史道路？ 诸多的矛盾，无法回避一个现实：众多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 哈耶克说“自由就是强制的不存在”，但什么样的强制力量对人口和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构成强制？在这个地方，自由主义触摸到一股冷冰冰的现代力量，... (更多)

  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必须放在现代性模式之下思考。

  在现代性背景之下的中国文明复兴的问题。

  面对现代性的命运：我们是以“尾随者”的姿态走在历史终结的道路上，还是以政治民族的胸怀为人类开辟出新的历史道路？

  诸多的矛盾，无法回避一个现实：众多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

  哈耶克说“自由就是强制的不存在”，但什么样的强制力量对人口和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构成强制？在这个地方，自由主义触摸到一股冷冰冰的现代力量，这就是构成国际秩序的主权力量。

  地理环境影响，形成开放的民族心态。

  国际政治斗争表面上是不同国家之间争夺政治领导权，实际上是争夺话语领导权，最终争夺文明支配权。正如亨廷顿所言，在文明冲突中，每一个文明都需要一个核心国家才能维持这种文明的力量。在儒教文明传统中，中国是无可争议的核心国家，但是在儒教文明的现代转型中，日本通过“脱亚入欧”变成了世界强国，在东亚和东南亚发挥着相当的影响力。

  在这个过程中，台湾的地位十分重要也十分独特。涉及到两种文明力量在亚洲的较量，其结果影响着人类文明的未来。

  对比日本侵华战争得出的策略：持久战，以空间换时间。

  但这一次是文明持久战。

  中国目前在亚洲和世界上的最大优势是经济，最大的劣势是意识形态，这不仅是因为冷战结束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失去了吸引力，而且因为西方世界掌握了现代话语的支配权。为了改变这种劣势，我们除了不断吸收西方文化，更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关键是要把激活和复兴传统的文化意识形态作为文明复兴的使命，在构筑“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不断复兴传统文化的价值，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在亚洲的影响力和对西方文明的吸引力。

  要“释放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善意”。

  大陆知识分子面对台独的哲学挑战，居然失语了。

  要建立公民宗教：

  对于自由主义，真正的问题在于自由的人如何才能成为伦理的主体？自由人如何建立起政治制度的权威性和稳定性？这正是自由主义大师卢梭思考的主题：一个人要从欲望的主体成为伦理的主体，必须通过教育被培养为“公民”，然后才能通过社会契约论建立政府，并依赖“公民宗教”来维持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存在。而这样的“公民宗教”必然是民族的，因此，真正的自由主义必须以民族主义作为前提，只有民族主义培育出来的公民归属感和认同感，才能奠定共和国的基石。

  今天，中国是一个经济上生机勃勃而文化上茫然失措的国家，中国人的财富每天都在增加，而幸福却在时刻减少，因为国家缺乏文明的方向，个人缺乏伦理生活的根基。传统文化赋予的伦理基础和生存意义被“五四”以来的反传统摧毁了，共产主义赋予的伦理基础和生产意义被后冷战的的意识形态所摧毁了；而今天永无止境的贪婪，我们的生存还能凭信什么？

  面对这种局面，中国学人容易把责任归结为政治力量限制思想自由，而政治家则容易把“公共知识分子”看做西方文化的贩卖者或政治秩序的破坏者，并无真正的文化创造。这种政治与思想之间的互不信任局面成为目前政治转型和文明复兴的真正障碍。 (收起)

  2011-06-24 02:19:54   2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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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04页

  溪前苑 (明日再相见)

  本文从国家领土这一切入点入手，集中阐述了基督教世界观解体、资本主义兴起后的现代国家理论。其中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无论洛克还是马歇尔，也无论其理论的着重点在于何处，他们都在竭尽全力为国家的构建、领土的取得寻找“合法性”基础。这种尝试是之前很少接触的，政治上不同主权和政府的建立需要它的合法合理性这已经被我们普遍接受，但从领土的角度来说的国家也需要却难以理解。比如近代中国签订的各种条约，我们常常从一个人... (更多)

  本文从国家领土这一切入点入手，集中阐述了基督教世界观解体、资本主义兴起后的现代国家理论。其中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无论洛克还是马歇尔，也无论其理论的着重点在于何处，他们都在竭尽全力为国家的构建、领土的取得寻找“合法性”基础。这种尝试是之前很少接触的，政治上不同主权和政府的建立需要它的合法合理性这已经被我们普遍接受，但从领土的角度来说的国家也需要却难以理解。比如近代中国签订的各种条约，我们常常从一个人类正义的角度来看待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侵略，却从未想过侵略的民族在为这种侵略寻找合法性基础。

  这与东方的情况也很不相同。在很多国家，包括我国，国家的建立、领土的取得，似乎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这种理所当然建立在宗教、政治的各种“主义”，或者民族等一些模糊而暧昧的状态。往往是追溯了很长一段历史最后只是为了证明事实上的“人心所向”或者早已派驻政府。当然，这与东西方国家间的差异有很大关系，现存的东方国家很少像近代的西方一样有大规模向外扩张的历史，进而也就少了很多难以明说的尴尬的地区。但同样也说明了西方的法律传统，法律这根准绳虽然可能为政治服务，但从道德上看来许多非正义的活动也要人们费尽心思去寻找法律突破口，这个过程中所引起的争论与反对就算不能制止这种非正义，也可以为狂热降温。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今的中国还不是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我们十分需要的一个过程，需要将种种决定从法律的角度来思考，而不是一个单纯的制度或者行动的过程。

  除此之外，我们今天还面对着许多多民族国家内部的问题，尽管不净相同，但从“大陆式”和“海洋式”的治国方式，以及如何论述这种多民族的合理性的角度入手，会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收起)

  2011-04-24 16:04:01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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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04页

  溪前苑 (明日再相见)

  本文从国家领土这一切入点入手，集中阐述了基督教世界观解体、资本主义兴起后的现代国家理论。其中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无论洛克还是马歇尔，也无论其理论的着重点在于何处，他们都在竭尽全力为国家的构建、领土的取得寻找“合法性”基础。这种尝试是之前很少接触的，政治上不同主权和政府的建立需要它的合法合理性这已经被我们普遍接受，但从领土的角度来说的国家也需要却难以理解。比如近代中国签订的各种条约，我们常常从一个人... (更多)

  本文从国家领土这一切入点入手，集中阐述了基督教世界观解体、资本主义兴起后的现代国家理论。其中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无论洛克还是马歇尔，也无论其理论的着重点在于何处，他们都在竭尽全力为国家的构建、领土的取得寻找“合法性”基础。这种尝试是之前很少接触的，政治上不同主权和政府的建立需要它的合法合理性这已经被我们普遍接受，但从领土的角度来说的国家也需要却难以理解。比如近代中国签订的各种条约，我们常常从一个人类正义的角度来看待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侵略，却从未想过侵略的民族在为这种侵略寻找合法性基础。

  这与东方的情况也很不相同。在很多国家，包括我国，国家的建立、领土的取得，似乎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这种理所当然建立在宗教、政治的各种“主义”，或者民族等一些模糊而暧昧的状态。往往是追溯了很长一段历史最后只是为了证明事实上的“人心所向”或者早已派驻政府。当然，这与东西方国家间的差异有很大关系，现存的东方国家很少像近代的西方一样有大规模向外扩张的历史，进而也就少了很多难以明说的尴尬的地区。但同样也说明了西方的法律传统，法律这根准绳虽然可能为政治服务，但从道德上看来许多非正义的活动也要人们费尽心思去寻找法律突破口，这个过程中所引起的争论与反对就算不能制止这种非正义，也可以为狂热降温。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今的中国还不是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我们十分需要的一个过程，需要将种种决定从法律的角度来思考，而不是一个单纯的制度或者行动的过程。

  除此之外，我们今天还面对着许多多民族国家内部的问题，尽管不净相同，但从“大陆式”和“海洋式”的治国方式，以及如何论述这种多民族的合理性的角度入手，会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收起)

  2011-04-24 16:04:01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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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国崛起和文明复兴

  小小巫 (In law We trust.)

  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必须放在现代性模式之下思考。 在现代性背景之下的中国文明复兴的问题。 面对现代性的命运：我们是以“尾随者”的姿态走在历史终结的道路上，还是以政治民族的胸怀为人类开辟出新的历史道路？ 诸多的矛盾，无法回避一个现实：众多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 哈耶克说“自由就是强制的不存在”，但什么样的强制力量对人口和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构成强制？在这个地方，自由主义触摸到一股冷冰冰的现代力量，... (更多)

  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必须放在现代性模式之下思考。

  在现代性背景之下的中国文明复兴的问题。

  面对现代性的命运：我们是以“尾随者”的姿态走在历史终结的道路上，还是以政治民族的胸怀为人类开辟出新的历史道路？

  诸多的矛盾，无法回避一个现实：众多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

  哈耶克说“自由就是强制的不存在”，但什么样的强制力量对人口和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构成强制？在这个地方，自由主义触摸到一股冷冰冰的现代力量，这就是构成国际秩序的主权力量。

  地理环境影响，形成开放的民族心态。

  国际政治斗争表面上是不同国家之间争夺政治领导权，实际上是争夺话语领导权，最终争夺文明支配权。正如亨廷顿所言，在文明冲突中，每一个文明都需要一个核心国家才能维持这种文明的力量。在儒教文明传统中，中国是无可争议的核心国家，但是在儒教文明的现代转型中，日本通过“脱亚入欧”变成了世界强国，在东亚和东南亚发挥着相当的影响力。

  在这个过程中，台湾的地位十分重要也十分独特。涉及到两种文明力量在亚洲的较量，其结果影响着人类文明的未来。

  对比日本侵华战争得出的策略：持久战，以空间换时间。

  但这一次是文明持久战。

  中国目前在亚洲和世界上的最大优势是经济，最大的劣势是意识形态，这不仅是因为冷战结束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失去了吸引力，而且因为西方世界掌握了现代话语的支配权。为了改变这种劣势，我们除了不断吸收西方文化，更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关键是要把激活和复兴传统的文化意识形态作为文明复兴的使命，在构筑“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不断复兴传统文化的价值，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在亚洲的影响力和对西方文明的吸引力。

  要“释放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善意”。

  大陆知识分子面对台独的哲学挑战，居然失语了。

  要建立公民宗教：

  对于自由主义，真正的问题在于自由的人如何才能成为伦理的主体？自由人如何建立起政治制度的权威性和稳定性？这正是自由主义大师卢梭思考的主题：一个人要从欲望的主体成为伦理的主体，必须通过教育被培养为“公民”，然后才能通过社会契约论建立政府，并依赖“公民宗教”来维持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存在。而这样的“公民宗教”必然是民族的，因此，真正的自由主义必须以民族主义作为前提，只有民族主义培育出来的公民归属感和认同感，才能奠定共和国的基石。

  今天，中国是一个经济上生机勃勃而文化上茫然失措的国家，中国人的财富每天都在增加，而幸福却在时刻减少，因为国家缺乏文明的方向，个人缺乏伦理生活的根基。传统文化赋予的伦理基础和生存意义被“五四”以来的反传统摧毁了，共产主义赋予的伦理基础和生产意义被后冷战的的意识形态所摧毁了；而今天永无止境的贪婪，我们的生存还能凭信什么？

  面对这种局面，中国学人容易把责任归结为政治力量限制思想自由，而政治家则容易把“公共知识分子”看做西方文化的贩卖者或政治秩序的破坏者，并无真正的文化创造。这种政治与思想之间的互不信任局面成为目前政治转型和文明复兴的真正障碍。 (收起)

  2011-06-24 02:19:54   2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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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国崛起和文明复兴

  小小巫 (In law We trust.)

  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必须放在现代性模式之下思考。 在现代性背景之下的中国文明复兴的问题。 面对现代性的命运：我们是以“尾随者”的姿态走在历史终结的道路上，还是以政治民族的胸怀为人类开辟出新的历史道路？ 诸多的矛盾，无法回避一个现实：众多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 哈耶克说“自由就是强制的不存在”，但什么样的强制力量对人口和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构成强制？在这个地方，自由主义触摸到一股冷冰冰的现代力量，... (更多)

  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必须放在现代性模式之下思考。

  在现代性背景之下的中国文明复兴的问题。

  面对现代性的命运：我们是以“尾随者”的姿态走在历史终结的道路上，还是以政治民族的胸怀为人类开辟出新的历史道路？

  诸多的矛盾，无法回避一个现实：众多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

  哈耶克说“自由就是强制的不存在”，但什么样的强制力量对人口和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构成强制？在这个地方，自由主义触摸到一股冷冰冰的现代力量，这就是构成国际秩序的主权力量。

  地理环境影响，形成开放的民族心态。

  国际政治斗争表面上是不同国家之间争夺政治领导权，实际上是争夺话语领导权，最终争夺文明支配权。正如亨廷顿所言，在文明冲突中，每一个文明都需要一个核心国家才能维持这种文明的力量。在儒教文明传统中，中国是无可争议的核心国家，但是在儒教文明的现代转型中，日本通过“脱亚入欧”变成了世界强国，在东亚和东南亚发挥着相当的影响力。

  在这个过程中，台湾的地位十分重要也十分独特。涉及到两种文明力量在亚洲的较量，其结果影响着人类文明的未来。

  对比日本侵华战争得出的策略：持久战，以空间换时间。

  但这一次是文明持久战。

  中国目前在亚洲和世界上的最大优势是经济，最大的劣势是意识形态，这不仅是因为冷战结束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失去了吸引力，而且因为西方世界掌握了现代话语的支配权。为了改变这种劣势，我们除了不断吸收西方文化，更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关键是要把激活和复兴传统的文化意识形态作为文明复兴的使命，在构筑“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不断复兴传统文化的价值，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在亚洲的影响力和对西方文明的吸引力。

  要“释放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善意”。

  大陆知识分子面对台独的哲学挑战，居然失语了。

  要建立公民宗教：

  对于自由主义，真正的问题在于自由的人如何才能成为伦理的主体？自由人如何建立起政治制度的权威性和稳定性？这正是自由主义大师卢梭思考的主题：一个人要从欲望的主体成为伦理的主体，必须通过教育被培养为“公民”，然后才能通过社会契约论建立政府，并依赖“公民宗教”来维持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存在。而这样的“公民宗教”必然是民族的，因此，真正的自由主义必须以民族主义作为前提，只有民族主义培育出来的公民归属感和认同感，才能奠定共和国的基石。

  今天，中国是一个经济上生机勃勃而文化上茫然失措的国家，中国人的财富每天都在增加，而幸福却在时刻减少，因为国家缺乏文明的方向，个人缺乏伦理生活的根基。传统文化赋予的伦理基础和生存意义被“五四”以来的反传统摧毁了，共产主义赋予的伦理基础和生产意义被后冷战的的意识形态所摧毁了；而今天永无止境的贪婪，我们的生存还能凭信什么？

  面对这种局面，中国学人容易把责任归结为政治力量限制思想自由，而政治家则容易把“公共知识分子”看做西方文化的贩卖者或政治秩序的破坏者，并无真正的文化创造。这种政治与思想之间的互不信任局面成为目前政治转型和文明复兴的真正障碍。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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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溪前苑 (明日再相见)

  本文从国家领土这一切入点入手，集中阐述了基督教世界观解体、资本主义兴起后的现代国家理论。其中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无论洛克还是马歇尔，也无论其理论的着重点在于何处，他们都在竭尽全力为国家的构建、领土的取得寻找“合法性”基础。这种尝试是之前很少接触的，政治上不同主权和政府的建立需要它的合法合理性这已经被我们普遍接受，但从领土的角度来说的国家也需要却难以理解。比如近代中国签订的各种条约，我们常常从一个人... (更多)

  本文从国家领土这一切入点入手，集中阐述了基督教世界观解体、资本主义兴起后的现代国家理论。其中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无论洛克还是马歇尔，也无论其理论的着重点在于何处，他们都在竭尽全力为国家的构建、领土的取得寻找“合法性”基础。这种尝试是之前很少接触的，政治上不同主权和政府的建立需要它的合法合理性这已经被我们普遍接受，但从领土的角度来说的国家也需要却难以理解。比如近代中国签订的各种条约，我们常常从一个人类正义的角度来看待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侵略，却从未想过侵略的民族在为这种侵略寻找合法性基础。

  这与东方的情况也很不相同。在很多国家，包括我国，国家的建立、领土的取得，似乎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这种理所当然建立在宗教、政治的各种“主义”，或者民族等一些模糊而暧昧的状态。往往是追溯了很长一段历史最后只是为了证明事实上的“人心所向”或者早已派驻政府。当然，这与东西方国家间的差异有很大关系，现存的东方国家很少像近代的西方一样有大规模向外扩张的历史，进而也就少了很多难以明说的尴尬的地区。但同样也说明了西方的法律传统，法律这根准绳虽然可能为政治服务，但从道德上看来许多非正义的活动也要人们费尽心思去寻找法律突破口，这个过程中所引起的争论与反对就算不能制止这种非正义，也可以为狂热降温。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今的中国还不是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我们十分需要的一个过程，需要将种种决定从法律的角度来思考，而不是一个单纯的制度或者行动的过程。

  除此之外，我们今天还面对着许多多民族国家内部的问题，尽管不净相同，但从“大陆式”和“海洋式”的治国方式，以及如何论述这种多民族的合理性的角度入手，会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收起)

  2011-04-24 16:04:01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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