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nging

丽芙·乌尔曼，这个对当今热衷好莱坞大片的影迷透着陌生的名字，却为30年前的影迷所耳熟能详。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欧洲电影的黄金时代里，丽芙-乌尔曼及其情人、大名鼎鼎的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相互映衬，是影坛最为抢眼的一对明星。她是他的情人，也是他的缪斯女神和最好的女主角；他则是她的爱人，她的激情之源和天才导演。在那个群星闪烁的年代，影坛巨擘们比肩而立：法国有戈达尔(Godard)和特吕弗(Truffaut)，西班牙有布努埃尔(Bunuel)，德国有法斯宾德(Fassbinder)，意大利有安东尼奥尼(Antonioni)，苏联有塔科夫斯基(Tarkovsky)，当然，更少不了瑞典的伯格曼。在遇到乌尔曼之前，伯格曼已经以《野草莓》(Wild Strawberries)、《第七封印》(The Seven Seal)等影片走在强手如林的欧洲影坛的前列。在遇到乌尔曼之后，他们又携手合作了《性格》(Persona，1966年)、《呼喊与细雨》(Cries and Whispers，1972年)、《婚姻场景》(ScenesFrom a Marriage，1973年)、《面对面》(Face to Face，1976年)及《秋天奏鸣曲》(Autumn Sonata，1977年)等9部影片，在电影史上书写出辉煌的伯格曼与乌尔曼时代。

丽芙·乌尔曼虽为挪威人，却于1939年12月16日生于日本。二战尚未结束时，她的父亲和祖父已均因那场战争失去了生命。乌尔曼的童年充满着恐惧与不安，也许正因为此，才造就了她成年后复杂的性格：坚强又有点胆怯、压抑但又充满了幻想。貌似沉静的她，少女时代却是一位在自行车把上练倒立的好手。她在祖母的怀抱中寻求安全感，把自己关在浴室里享受自己独立的私人空间……从挪威特隆德海姆的一家中学毕业之后，乌尔曼便慢慢走上了演艺之路，并为此曾经专门去伦敦的戏剧学校拜师学艺。回到挪威后，她开始正式登上戏剧舞台，并于1957年出演了她的第一个电影角色。

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与萨特的名字密不可分一样，提到丽芙·乌尔曼，便免不了要提及电影奇才伯格曼。虽然在遇到伯格曼之前，乌尔曼的职业生涯也还算顺利，并已嫁作他人妇，但可以这么说，没有伯格曼，也就没有今天的乌尔曼。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说，没有乌尔曼，也没有后来的伯格曼。他们历史性的相遇发生在1966年，乌尔曼有幸获得了当时如日中天的伯格曼的新片《性格》中的一个角色。那时她27岁，有一位做精神病医生的丈夫，而他则年近50，结过4次婚，有7个子女。《性格》的另一位女主演贝贝·安德森(Bibi Andersson)与导演伯格曼曾经有过一段情，她因此善意地警告乌尔曼这位新来者当心：伯格曼睡他的女主角可是例行公事。虽有如此善意的警告，乌尔曼还是不顾一切地堕入了伯格曼织就的情网。她不惜为此离开自己的丈夫，与伯格曼一起去他在波罗的海的一座小岛上安家，并为他生下了女儿琳恩(Linn)。

乌尔曼与伯格曼一起在隐秘的法罗岛(Faro)上生活了短暂而又漫长的5年。他们从未办理过法律或宗教上的婚姻手续。他们在70年代初分手时，伯格曼留下了乌尔曼的狗帕特(Pett)，乌尔曼则留下了他们的女儿琳恩。72年，伯格曼与乌尔曼一起拍摄《呼喊与细雨》时，伯格曼又盯上了比乌尔曼还大9岁的演员英格丽·冯·罗森(Ingrid vonRosen)。后来，英格丽成了伯格曼的第五任妻子，直至她1995年去世。

没有人了解乌尔曼与伯格曼分手的真正原因，人们只能从伯格曼执导、乌尔曼主演的影片《婚姻场景》及去年由乌尔曼执导。伯格曼编剧的影片《背信》(Faithless)里去猜度，但他们两人却都否认这两部影片带有他们真实生活的印迹。分手多年之后的1977年，乌尔曼曾经出版一部题为《改变》(Changing)的自传。在书中，她描述了即将到来的中年(她时年38岁)给她带来的恐惧与危机感，也忧虑自己不是一个好母亲，但她就是没有提及她与伯格曼分手的原因。虽然他们在形式上确实已经分离，而且没有任何和好的可能性，但在乌尔曼的心底，她觉得自己与伯格曼永远也不可能真正分离。伯格曼对此倒似乎早有预感。他在与乌尔曼相恋不久便曾经告诉她，他做过一个梦，梦见他们的生活将永远痛苦地交织在一起。

伯格曼之后的乌尔曼证明了自己的表演才华并不为伯格曼所专美。在另一位瑞典著名导演简·特鲁尔(Jan Troell)执导的“金球奖”最佳外语片《移民》(TheEmigrants)和《新大陆》(The New Land)里，乌尔曼均有出色表现，并因《移民》一片获得了73年的“金球奖”影后称号，同时还获得了同一年度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提名——但最终输给了丽莎·米内妮(Liza Minnelli)。76年，乌尔曼因主演伯格曼执导的《面对面》曾经再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提名，但又输给了费耶·唐纳薇(FayeDunaway)。也许是为了打破因伯格曼而起的痛苦的宿命，也许只是为了逃离北欧气候的阴冷，乌尔曼去了好来坞。在那儿，她被称之为英格丽·鲍曼(Ingrid Bergman)第二，但好来坞并未完全接纳她。随着岁月的流逝，乌尔曼所擅长的那种斯堪的纳维亚式的忧郁已不为好来坞所欣赏。

在好来坞的失意并未让乌尔曼感受到挫折，多年之后她甚至还为此感到庆幸，庆幸自己多年前没有被好来坞同化。她一方面享受着洛杉矶的阳光、泳池，以及亨利·基辛格等天才人物的睿智，另一方面则开始寻求在百老汇发展的机会。应了那句俗话：是金子总会闪光的。乌尔曼很快便在百老汇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正像她在舞台上表演的娜拉(《玩偶之家》)的感受一样，尽管美国、洛杉矶、纽约给了她充裕的阳光、机遇与成功，但她总觉得美国就像是她的玩偶之家。她的根不在此，而在遥远且有些阴冷的挪威。

即使是在遥远的美国，乌尔曼与伯格曼的心也因各种原因彼此呼应着。有时，这种因由显得很古怪，比如因影坛的另一位怪杰伍迪·艾伦(Woody Allen)而起的那一次。乌尔曼当时在百老汇演出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伍迪·艾伦有些莫名其妙地对她大献殷勤。乌尔曼后来觉察到伍迪-艾伦是想通过她去认识他心中的偶像伯格曼。虽然知道伍迪·艾伦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乌尔曼还是成全了他的一番心意。在伯格曼带着新婚的第五任妻子罗森来美国看乌尔曼的演出时，乌尔曼告诉伯格曼说伍迪·艾伦想见他。伯格曼也有意见伍迪·艾伦，便说请他来酒店吃晚饭吧。

这两位影坛奇才的会见也许算得上是影坛最为诡异的会见了。那天，伍迪·艾伦依约而至，伯格曼起身开门相迎，并说了句有幸欢迎之类的话。然后，他们二人便谁也不再说话，一直到晚餐结束，到他们分手告别时说再见，这两位古怪的影坛巨擘谁也没有说哪怕再多一句的话。他们隔着餐桌彼此四目相对，彼此微笑、大笑，可就是不说一句话。作陪的乌尔曼与伯格曼的妻子罗森感觉别扭之极，她们想说点什么，想打破沉默，但她们除了餐桌上的肉丸子也说不出别的什么。其间，罗森将一笔琳恩的抚养费交给了乌尔曼，但乌尔曼却因她当着伍迪·艾伦的面处理这种事而对罗森又生出些新的不满。

随着年龄的增大和影坛潮流的改变，作为演员的乌尔曼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作为导演的乌尔曼却深感任重道远。从1992年的《索菲》(Sofie)开始，乌尔曼已执导过4部影片，分别是92年的《索菲》、95年的《克里斯汀·拉夫兰斯达特》(KristinLavransdatter)、96年的《私人告白》(Private Confessions)及去年的《背信》，其中的后两部均是由伯格曼担任编剧。由于乌尔曼与伯格曼之间的特殊关系，人们自然认为作为导演的乌尔曼也一定难免伯格曼的影响。实际不然。伯格曼倾向于揭示人性的阴暗与丑陋，乌尔曼的作品则带有女性那种天然的温情。如果作为同行他们之间有什么相同之处的话，那就是他们都不属于好来坞。伯格曼是独立于好来坞之外的欧洲新浪潮主义的执牛耳者，而乌尔曼则是面对好来坞大潮的不屈不挠者。她想拍的电影大多故事简单，也没什么特技与电脑造就的视觉效果，但它却是爱的载体，是对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艺术阐示。

离开伯格曼之后，乌尔曼1985年与波士顿的地产商人唐纳德(Donald)结了婚，并于1996年离婚。但自从他们离婚的那一刻开始，他们却又重新生活到了一起。当时的乌尔曼伤心之极，永不想再见唐纳德，并买了回挪威的机票。但就在飞机起飞之前，唐纳德却坐到了她身边。他说不应该有别的人坐在她身边。他就这样一路陪着她去了挪威，然后再乘飞机原路回到美国。就为这份浪漫，乌尔曼又回到了唐纳德身边。乌尔曼承认自己有这种为浪漫而跌倒的“弱点”，不过，她也并不以此为意。唐纳德对他的行为自有解释，他说：“我爱她，永远也不会离开她。我只想改变一下我们之间的关系的平衡方式。我认为绝大多数婚姻并不像它们外表看起来的那样真诚与一目了然。”

对伯格曼的存在，唐纳德会感到嫉妒吗？也许，但至少他从来没有说出口。62岁的乌尔曼与已经82岁高龄的伯格曼早已达成了默契与理解，那就是，真爱是尊重，是信任，是欣赏，是除了性之外的一切。乌尔曼与伯格曼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斯德哥尔摩伯格曼的公寓里，他们谈到深夜，临了，伯格曼还坚持送乌尔曼回家。他们一起漫步而行。那是一次令人销魂的散步，不关乎性，但与性爱一样亲密。乌尔曼和伯格曼都为之深深感动。他们彼此做情人的时候，也从未有过那样亲密的散步。

乌尔曼、伯格曼、唐纳德，这应该是属于伯格曼电影里的绝好人物，但是，任何电影里的故事都不如真实生活中的故事那么美好。

虽然青春不再，但丽芙·乌尔曼的美丽并未随岁月而流逝。她的眼睛依然那么蔚蓝，眼神则洋溢着更多的温情。当她优雅地走向前台，以完美的法语宣布第54届戛纳电影节开幕时，似乎也是在告诉我们，她的时代尚未完全过去，她还要带给我们更多的非好莱坞式的电影，因为电影是她的挚爱。她是伯格曼永远的情人，她更是电影永远的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