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欧洲史 01：旧欧洲的终结（1945-1953）》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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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20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历史上，“元叙事”（master narratives）渐渐消失：19世纪的一些历史学关于进步与变化、革命与转型的宏大的理论模式，曾经武装了政治计划和社会运动，在2世纪上半叶分裂了欧洲。这也是一个在泛欧画面上才有意义的故事：西欧政治热情的衰落（除了少数边缘化的知识分子）伴随着一一其原因各不相同一一东欧失去政治信念和不信任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短暂时期，可以肯定的是，看来似乎知识界的右翼可能上演一场复兴。他们提出了一个同样具有19世纪特色的计划，试图废除“社会”，将公共事务交由不受限制的市场和最小化的政府打理。然而这阵发作总算过去了。1989年后，不再有左派或右派向欧洲提出支配一切的意识形态计划一一只有自由的前景，这是大多数欧洲人的希望，现在已经实现了。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导言 -
同时，一种阴险害人的美国产品正在欧洲大陆蔓延。1947到1949年间，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在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瑞典和意大利开设了瓶装工厂。这家公司进入欧洲5年以来，在联邦德国开设了96家分厂，并使它成为美国本士之外的最大市场。在比利时和意大利只是出现了一些反对和抗议的声音，但在法国，可口可乐公司却引发了一场公众风暴。《世界报》杂志披露了该公司1950年要在法国销售2.4亿瓶可乐的市场目标，在共产党的鼓励（但并非精心组织）下，这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共产党在自己的圈子里警告大家，可口可乐的销货渠道同时兼任着美国间谍网的任务。《世界报》1950年3月29日发表社论：“可口可乐是欧洲文化的但泽。”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7章 文化战争 -
尽管法国学生玩弄一种思想，认为公共权威一旦遭受从下而上的破坏，将会不堪一击，而具有戴高乐主义坚实基础的制度也允许他们拥有这种奇怪的念头而不加以惩罚，但是意大利的激进分子有理由相信自己可以成功地改变后法西斯时代的共和国结构，并且他们也跃跃欲试。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77页 -
权威不是从大多数社会生活领域里隐退，就是在社会生活出现裂缝时才被人承认。 也许是出于自我幻想，人们认为60年代是政治意识高涨的年代：“人人”（或者至少每个在校读书、并且受到激进思想吸引的、小于25岁的年轻人）都会上街，受到某种事业的召唤。革命事业的降温以及后来几十年里取消了的群众运动，现在回顾起来，都说明了那整整10年里狂热的政治运动只让人产生一种失败情绪。然而，在某些重要方面，60年代实际上从相反角度来看是重大的10年：这是一个欧洲大陆东西两部分人都开始明确远离意识形态政治的契机。 因此，60年代人的标语和计划，远未重新唤起那代人所热切想要重新赋予其语言与标志以新活力的革命传统，倒反而在现在看来成了它最后的绝唱。在东欧，“修正主义”的插曲及其悲剧性的收场，从实践上告别了马克思主义的最后幻想。在西欧，那些马克思主义和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也远远脱离了当地的实际情况，使它们无法在未来胜任那些公开、严肃的辩论。1945年，极右派妄称自己为合法的政治表现的载体。到了1970年，轮到极左派来效仿他们了。欧洲长达180年之久的意识形态政治终于落下了帷幕。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08页 -
20世纪70年代是人们精神上最沮丧的10年。……大多数年轻人关心的不是如何去改变社会现状，而是如何能找到一份工作：追求远大理想和抱负的吸引力已让步于个人物质需求的困扰。在一个危机四伏的社会里，怎样保全个人利益比投身于社会公共事业更显得重要。 毫无疑问，这种情绪变化也是对前10年社会令人如痴如醉地放纵生活的回应。才刚开始沉浸于空前的活力爆发和音乐、时尚、电影等艺术创新中的欧洲人，现在开始从容地思考享受这狂欢盛宴所付出的代价。60年代的理想主义不会像当时的“头脑简单”那样很快就过时：能想到的就一定能做到；只要做到的就一定能拥有；犯罪——道德的、政治的、法律的、审美的——本来就是有魅力和创造力的。如果说60年代的特征是天真、自以为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新生事物——而所有新生事物都是意义重大的——那么70年代的特征就是愤世嫉俗、幻想破灭和期望下降。 阿尔巴·加缪在《堕落》中写道：庸俗的时代产生空虚的预言家。20世纪70年代就出现了大量这样的人。这个时代绝望地意识到，在伟大的希望和抱负离去之后，只剩下令人窒息而又难以置信的陈旧思想在老调重弹。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32页 -
无论如何，假如奥地利的法西斯分子和纳粹合作者不受到惩罚、它的正常生活不得到恢复，奥地利就很难被当做是另一个受德国占领的国家。这个国家人口不到700万，却有70万纳粹分子：在战争末期，奥地利仍有53.6万在册的纳粹党员；120万奥地利人在战争期间替德国人服务。在冲锋队里和集中营管理人员中，奥地利人的比例都很大。纳粹同情者渗透在奥地利公共生活和高层次文化圈里——维也纳爱乐乐团117名团员中有45名纳粹党徒（而柏林爱乐乐团110名乐师中却只有8名纳粹党员）。 (查看原文) —— 引自第67页 -
宗教（尤其是天主教）在恢复权威之后，如沐春光。在西班牙，天主教统治集团动用一切手段，在政治上支持并重新发起了反对革新的运动：在1953年的一份政教协定中，佛朗哥不仅免去了教会的税收，允许教会全面干政，还赋予它审查它所反对的一切作品和言论的权力。作为回报，教会统治集团负责维持并加强宗教和民族认同这两种保守势力。实际上，教会已经完全投身于阐述民族同一性和民族责任，而小学的主要历史课本《我是西班牙人》（初版于1943年）把西班牙历史说成了一个独特的、天衣无缝的故事：始于伊甸园，终于最高统帅。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尾 声 旧欧洲的终结 -
共产党人简单的接管了纳粹机构。例如“劳工前线”或居民街区管理处，给他们起了新的名臣，委派了新长官。但是前纳粹分子们对新情况的适应也出自他们面对胁迫时的脆弱性。苏联当局充分准备好痛先前的敌人共谋，隐瞒懂得纳粹主义的性质和范围——声称德国的资本主义和纳粹传统只限于西德地区，而未来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工人、农民和反法西斯英雄们的土地——然而他们早就知道实情，而且纳粹的档案也证明了这些情况，只不过是出于需要罢了。各种各样的黑市商人、战争的既得利益者、前纳粹分子因此成了出色的共产党员，因为他们也都需要满足自己的每一种物质刺激。 到 20 世纪 50年代初，东德高等教育机构的校长们，有半数以上是前纳粹党员，10年后，医院中的前纳粹党员超过10%。新处理的国家安全拒接管的不仅是纳粹盖世太保的角色和实务，而且也接受了成千上万名盖世太保的雇员和密探。新生的共产党政权下的政治牺牲品往往被一个统一的罪名指控为“纳粹战犯”，逮捕他们的人是前纳粹警察，审判他们的人是前纳粹法官，而看守他们的卫兵，也是新政权统统接受过来的纳粹时代监狱和集中营里的前纳粹卫兵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5页 -
1940年代末，劳伦斯.杜勒尔从贝尔格莱德写给希腊朋友的一封信中指出，这个国家“环境非常不好——好比战争中期，人口过剩，贫困潦倒。至于共产主义——我亲爱的朋友西奥多，只要来这里稍作观察，就使人认定值得为资本主义而奋斗。虽然资本主义是黑暗的，而且充满血腥，但至少不会比现在这种惰性的、压抑的警察国家更灰暗、乏味和没有希望。”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51页 -
共产主义事业的指导性前提，是其对历史规律及集团利益的信仰，用这种信仰来抑制个人的动机和行为。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恰恰是，其最终的命运也将由人的命运来决定。 (查看原文) —— 引自第594页 -
但是共产主义就是依赖于管控的。的确，共产主义就是管控；对经济的管控，对知识的管控，对运动、意见以及对人的管控。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辩证法，而辩证法——正如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在布痕瓦尔德对年轻的约尔格.赛姆斯所说的那样“就是永远双脚先落地的艺术和技巧。” (查看原文) —— 引自第597页 -
欧洲大陆战后制定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公共投资。在当时，资本严重短缺，没一个部门都需要巨大的投资，政府计划面临着最艰难的抉择国家的有限资源投放到哪里？谁来花钱？在东欧，重点不可避免地放在基础设施的开销上——道路、铁路、工厂、公用事业。但这样一来，留个食品与住房方面就非常少了，而留给医药、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务方面的就更少；留个非关键性消费品的则是零。这种经费支出的格局本身不会讨任何选民喜欢，尤其是那些早已长期遭受物质被剥夺的国家里，所以毫不奇怪，在可怕的短缺条件下，这种计划或迟或早总是伴随着极权统治和警察国家 (查看原文) —— 引自第54页 -
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都因社会普遍绝望、贫富差异巨大儿兴旺起来。若要恢复民主制度，就必须解决“人民的状况”问题。用一百年前托马斯卡莱尔的话来说，“如果某件事没有做，那么终有一天这件事自己会做，而且行事方式让谁都不愉快” (查看原文) —— 引自第55页 -
“这场战争与以往有所不同，无论哪一方占领了一块领土，都会在该地区推行自己的社会制度，人人都想把自己的制度推行到他的军队所及之处。情况就是这样。”米洛万德吉拉斯在他的《与斯大林谈话录》中缩述说的约瑟夫斯大林这段名言早已不是它最初的原话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绝不是历史上第一场以军事接过来决定社会制度的战争：16世纪的宗教战争1555年签订的《奥格斯堡合约》宣告结束，制定了“教由国定”的原则，承认各邦诸侯有权自由选择其所辖区的宗教信仰；在拿破仑征服的早期阶段，即19世纪初的欧洲，军事上的成功很快就在当地变成了法国式的社会的、制度上的大革命。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04页 -
联合政府是使那些在历史上处于劣势的各国共产党走上通向权力的途径；它们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而已。正如东德共产党领导人沃尔特乌布利希对他的追随者们私下解释的一样，当他们对党的政策表示困惑不解时，他说：“再明白不过了——表面上要民主，但我们必须控制住每一件事情”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06页 -
斯大林主义就是要消灭人的本性，那才是事实真相，无论诡辩家们怎么说，不管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如何撒谎，必须消灭人的本性，才能将共产党的戒律植根于灵魂深处。 ——亚历山大瓦特 他们先把人绞死，然后再审判他。 ——莫里哀《普洱叟雅克先生》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44页 -
从核武器到作为储币而占有特殊国际地位的美元，美国都处于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西方联盟中其他国家之上的地位这是不争的事实。美国并不值得信赖，这一点至少可以预料。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92页 -
作为战争和政治斗争的直接结果而引起的任何司程序都带有政治目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4页 -
瑞士所做的不仅是替德国洗钱，充当支付渠道，它本身就为希特勒的战争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 (查看原文) —— 引自第65页 -
由于军备投入突飞猛进地增长而带来的经济影响也同样前所未有。尤其是大批机械、工具和汽车订单涌入德国。此外，德国人还得生产大批只有联邦德国才能精加工的其他产品，因为当时西德被禁止生产武器，所以只有他们才能集中精力生产好其他一切产品。仅钢产量这一项，西德从1946年的250万吨增长到了1949年的900万吨，1953年则接近1500万吨。由于美国在海外花费巨资于军队装备、武器装备、军事安置和部队供给，西德对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美元负债在仅仅一年内就下降了百分之六十五。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32页
作者: [美]托尼·朱特
原作名: 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isbn: 7508646134
书名: 战后欧洲史 01：旧欧洲的终结（1945-1953）
页数: 344
译者: 林骧华等
定价: 45.00元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装帧: 精装
出版年: 20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