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 · · · · ·
《读<东坡先生年谱>》、《读<后汉书>小引》、《读<后汉书卷二十八·桓谭传>(一个音乐家的悲剧)》、《读<后汉书卷二十八·冯衍传>(一个文过其实的人)》、《读<后汉书卷四十·班固传>(一个为政治服务的文人)》、《读<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一篇好传记)》、《读<后汉书卷三十六·贾逵传>(关于经术)》、《读<后汉书卷四十三·朱穆传>(关于交友)》、《题<汉娄寿碑>》、《题<篮斋古印集>》……《耕堂读书记》是现、当代小说家、散文家,被誉为“荷花淀派”的创始人——孙犁先生的读书笔记集。
孙犁先生晚年,关于中国古籍,写下大量书话一类文字。曾以《耕堂读书记》之名结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刊行,止印三千册。因其才、学、识兼备,向为士林所重。
今以初版流传不广,又绝版多年,特重印此书,仍沿用旧名。为省却读者翻检之劳,复将作者其他集子里性质相近的文字,大体按写作时间先... (展开全部) 《读<东坡先生年谱>》、《读<后汉书>小引》、《读<后汉书卷二十八·桓谭传>(一个音乐家的悲剧)》、《读<后汉书卷二十八·冯衍传>(一个文过其实的人)》、《读<后汉书卷四十·班固传>(一个为政治服务的文人)》、《读<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一篇好传记)》、《读<后汉书卷三十六·贾逵传>(关于经术)》、《读<后汉书卷四十三·朱穆传>(关于交友)》、《题<汉娄寿碑>》、《题<篮斋古印集>》……《耕堂读书记》是现、当代小说家、散文家,被誉为“荷花淀派”的创始人——孙犁先生的读书笔记集。
孙犁先生晚年,关于中国古籍,写下大量书话一类文字。曾以《耕堂读书记》之名结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刊行,止印三千册。因其才、学、识兼备,向为士林所重。
今以初版流传不广,又绝版多年,特重印此书,仍沿用旧名。为省却读者翻检之劳,复将作者其他集子里性质相近的文字,大体按写作时间先后,辑成《耕堂读书记续编》,与原书合为一帙。编辑过程中,对原印本明显的错误,作了订正。可疑之处,或请教师友,或查阅北图、故宫等处藏书,已尽可能地予以解决。还有些引文方面的疑问,因未能找见原书核对,保持原貌。
两卷书前,各有几叶,附印照片、墨迹及书信等,可略见孙犁先生“嗜书一生”之一斑。
本书编者为谭宗远、罗少强。承黄苗子先生为本书题签,朱新建先生为本书作画,罗雪村先生慨允使用其速写及藏书票作品,孙犁友人沈金梅、刘宗武、卫建民几位先生热心帮助解决疑难或提供图片,在此一并致谢。
孙犁先生晚年,关于中国古籍,写下大量书话一类文字。曾以《耕堂读书记》之名结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刊行,止印三千册。因其才、学、识兼备,向为士林所重。
今以初版流传不广,又绝版多年,特重印此书,仍沿用旧名。为省却读者翻检之劳,复将作者其他集子里性质相近的文字,大体按写作时间先... (展开全部) 《读<东坡先生年谱>》、《读<后汉书>小引》、《读<后汉书卷二十八·桓谭传>(一个音乐家的悲剧)》、《读<后汉书卷二十八·冯衍传>(一个文过其实的人)》、《读<后汉书卷四十·班固传>(一个为政治服务的文人)》、《读<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一篇好传记)》、《读<后汉书卷三十六·贾逵传>(关于经术)》、《读<后汉书卷四十三·朱穆传>(关于交友)》、《题<汉娄寿碑>》、《题<篮斋古印集>》……《耕堂读书记》是现、当代小说家、散文家,被誉为“荷花淀派”的创始人——孙犁先生的读书笔记集。
孙犁先生晚年,关于中国古籍,写下大量书话一类文字。曾以《耕堂读书记》之名结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刊行,止印三千册。因其才、学、识兼备,向为士林所重。
今以初版流传不广,又绝版多年,特重印此书,仍沿用旧名。为省却读者翻检之劳,复将作者其他集子里性质相近的文字,大体按写作时间先后,辑成《耕堂读书记续编》,与原书合为一帙。编辑过程中,对原印本明显的错误,作了订正。可疑之处,或请教师友,或查阅北图、故宫等处藏书,已尽可能地予以解决。还有些引文方面的疑问,因未能找见原书核对,保持原貌。
两卷书前,各有几叶,附印照片、墨迹及书信等,可略见孙犁先生“嗜书一生”之一斑。
本书编者为谭宗远、罗少强。承黄苗子先生为本书题签,朱新建先生为本书作画,罗雪村先生慨允使用其速写及藏书票作品,孙犁友人沈金梅、刘宗武、卫建民几位先生热心帮助解决疑难或提供图片,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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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写过一篇读北齐颜之推所著颜氏家训文章篇的笔记,文章收在《秀露集》。近读《汉魏六朝名家集》,每集之前,附有作家本传。我是先读他们的传记,然后再读他们的文章的,就是先知其行事和为人。发见过去那篇读书记,意有未尽,仍待发挥。今日,雨中无事,室内颇静,乃于灯下,对照颜之所指与本传史实,颇多出入,以知文字之事,实难于求是也。 一、颜说:“班固盗窃父史。” 后汉书本传: 父彪卒,归邺... (更多)
(收起)前几年,写过一篇读北齐颜之推所著颜氏家训文章篇的笔记,文章收在《秀露集》。近读《汉魏六朝名家集》,每集之前,附有作家本传。我是先读他们的传记,然后再读他们的文章的,就是先知其行事和为人。发见过去那篇读书记,意有未尽,仍待发挥。今日,雨中无事,室内颇静,乃于灯下,对照颜之所指与本传史实,颇多出入,以知文字之事,实难于求是也。 一、颜说:“班固盗窃父史。” 后汉书本传: 父彪卒,归邺里。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 这是子继父业,和司马迁作《史记》的情况是一样的。在过去,这是一种文人美德,怎么能说是“盗窃”? 班固后来得祸的原因是:他依附大将军窦宪,窦败免官。 固对子弟、奴仆,教管不严,多有非法,得罪过洛阳令。及固失势,洛阳令把他逮考,遂死于狱中。 历史文人,多有为地方官所苦者,唐之陈子昂,遭遇与固相似。 二、颜说:“扬雄德败美新。” 这是指,扬雄写过一篇题为《剧秦美新》的歌颂王莽的文章。 前汉书扬雄传没有提到这篇文章,后来还有人为他辩诬讼枉,说他没有仕莽经历。 前汉书对扬雄的描述,是很客观的: 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无为,少嗜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 又说: 及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雄复不侯,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恬于势利乃如是。 这样一个人,后来竟牵连到政治事件中,并投阁企图自杀,还留下一个恶名。 京师为之语曰:惟寂寞,自投阁;爰清静,作符命。 这是什么道理呢?当然,和他的性格有关。前面所引“简易佚荡”,和他在《剧秦美新》一文中自称:“臣常有颠眴病,恐一旦先犬马填沟壑,所怀不章,长恨黄泉,敢竭肝胆,写腹心,作剧奏美新一篇。”可以看出,他虽有高尚之心,好古而乐道,但缺乏操守之志。看到周围的人,升官晋爵,名利双收,他也就不甘寂寞,跃跃欲试,献文一篇,取悦王莽。 这种情况,在“四人帮”炙手可热,不可一日之时,并不陌生。类似《剧秦美新》之作,也并不少,时至今日,仍从旧日报刊上,常常见到。那些言词的卑污,心态的可耻,较之古人,真可以说是“踵事而增华,变本而加厉”。 我读了扬雄这篇《剧秦美新》,虽不甚懂,感到也不过是一篇歌颂新朝新帝的应酬文字,并没有多大的“政治问题”。 就因为他歌颂的是王莽,所以永远背上了黑锅。 至于那些直接间接,委曲、婉转或借古谕今,或将今比古,向“四人帮”献媚献策的文章,戏剧,诗词,小说,多数将作为失误,用覆酱瓶。少数出自名人之手,以后是否被人写入本传,编入本集,就难说了。 从传记里看到,扬雄是个可笑的人物,也是个可爱的人物。他的著作,当然不会因为一篇“美新”,失去全部价值。 我还有一本他著的《法言》,四部丛刊本。 《法言》之十三为孝至。其文曰:“孝莫大于宁亲,宁亲莫大于宁神,宁神莫大于四表之欢心。” 我很欣赏这几句话,愿家有老亲者,深思而力行之,这是孝的最高境界。扬氏著作,言词古奥艰深,然其切合实际,有见有识,类多如此。 三、颜说:“蔡伯喈同恶受诛。” 这是指他和董卓的关系。《后汉书本传》: 中平六年,灵帝崩,董卓为司空,闻邕(伯喈名)名高,辟之,称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虽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敕州郡举邕诣府,邕不得已到…… 及卓被诛,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国之大贼,几倾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忿,而怀其私遇,以忘大节。今天诛有罪,而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 蔡伯喈为董卓逼迫,到他那里做了一些事,中间还曾想逃走。可是当董卓死后,他又为他叹了一口气,遇见了王允这种随便加人以罪名的“司徒”,就把老命送了。 《后汉书》的作者,在传后,写了一段“论”。对蔡伯喈一生的流离坎坷,不幸遭遇,三致意焉,是一段很有感情的文字。 蔡的事迹,还被编为盲词戏曲,千古流传。 文士依附权贵,凶多吉少,多有教训,蔡氏当明此义。既为所迫,迫者已死,即当离去。何以又坐在新的权贵面前,发出叹声?是感情冲动吗? 四、颜说:“刘桢屈强输作。” 《三国志本传》: 其后太子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欢,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众人咸伏,而桢独平视。太祖闻之,乃收桢。减死输作。 这个故事,蒲松龄曾写进《聊斋》。其实是件小事,也谈不上倔强不倔强。太子高兴,叫夫人出来和作家们相见,当然不是为了叫人们都伏下。如果都伏下,那又叫她出来干什么?刘桢可能少个心眼,没想到这是不能平视的,于是就获罪了。可怪的是,出面干涉的不是曹丕,而是曹操。他当然是从政治上考虑的。这与后来王勃的遭遇极相似。 《旧唐书·文苑传》: 沛王贤闻其名,召为沛府修撰,甚爱重之。诸王斗鸡,互有胜负。勃戏为檄英王鸡文,高宗览之,怒曰:据此,是交构之渐。即日斥勃,不令入府。 一篇游戏文字,召来失业,高宗也是从政治上考虑的。 以上,是指颜之推,用寥寥几个字,概括作家的生平行事,多有言过其实之处。 一个人的幸与不幸,固有其个性的原因,但还有历史、环境、所遇,多种原因。也很难分清主次。颜之推为了教育子弟,强调一下个人修养,也是情有可原的。但忽视历史与客观的原因,则使不幸的作家,蒙冤更深,对子弟的处世,也没有好处。 1987年11月28日
2011-09-15 21:55:58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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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艺术,比较其异同,是困难的,也是蹩脚的。在艺术上,不会有相同的东西,这是艺术的创造性所确定的。但是,我在读“金”的过程中,常常想到“红”,企图作一些比较,简列如下: 一、“金”的写法,更接近于宋元话本,它基本上是用的讲述形式,其语言是诉诸“听”的,它那样多地引用了唱词曲本,书也标明词话,也从这里出发。 二、“红”的写法,虽也沿用宋以来白话小说的传统,特别是“金”的语言的传统,但它基... (更多)
(收起)任何艺术,比较其异同,是困难的,也是蹩脚的。在艺术上,不会有相同的东西,这是艺术的创造性所确定的。但是,我在读“金”的过程中,常常想到“红”,企图作一些比较,简列如下: 一、“金”的写法,更接近于宋元话本,它基本上是用的讲述形式,其语言是诉诸“听”的,它那样多地引用了唱词曲本,书也标明词话,也从这里出发。 二、“红”的写法,虽也沿用宋以来白话小说的传统,特别是“金”的语言的传统,但它基本上是写给人看的,是诉诸视觉的。它的语言,不再那样详细繁琐,注意了含蓄,给人以想象和回味。 三、“红”语言的这种特点,是源于作者的创作立场和主观情感。“红”的作者,写作的目的,是感伤自己的身世,追忆过去的荣华。在写作中,他的心时时刻刻是跳动的,是热的,无论是痛哭,或是欢乐。 而“金”的作者,所写的是社会,是世态,是客观。 “金”的作者对于他所描绘的世态也好,人情也好,都持一种冷眼观世的态度。这些描述,在他的笔下虽是那样详细无遗,毛发毕现,总给人一种极端冷静的感觉,嘲讽的味道。这一特点,当然也表现在它的语言上。 四、“金”的写法,更接近于自然主义,作者主观的感情色彩,较之“红”,是少得多了。对于世态人情,它企图一览无余地,倾倒给读者:“你们看看,世界就是这个样子!”那些猥亵场面,也是在作者这样心情下,扔出来的。而“红”的作者对他所描写的东西,都精心筛选过,在艺术要求上,作过严格的衡量。即使写到男女私情,也作了高明的艺术处理,虽自称为“意淫”,然较之“金”,就上乘得多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道学家的思想。最近看了一本马叙伦的《石屋余沈》,他在谈到淫秽小说《绿野仙踪》时说: “即中年人亦岂可阅!不知作者何心。”他是教育家,他的话是可以相信的。这些淫秽文字,在“金”的身上无疑也是赘瘤。 五、因此,虽都是现实主义的艺术珍品,就其艺术境界来说,“红”落脚处较高,名列于上,是当之无愧的。 西门庆是个暴发户,他的信条,也是一切暴发户的生财之道:“要得富,险上做”。他除去谋求官职,结交权贵(太使、巡按、御史、状元),也结交各类帮闲、流氓打手,作为爪牙。他还有专用的秀才,为他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他开设当铺、绸缎铺、生药铺,这都是当时最能获利的生意。他放官债,卖官盐,官私勾结,牟取暴利。他夺取别人家的妻妾,同时也是为了夺取人家的财货。娶李瓶儿得了一大笔财产,取孟玉楼,又得了一大批财产。这是一个路子很广,手眼很大,图财害命,心毒手狠的大恶棍、大流氓,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这无疑是当时社会上,最惹人注意的形象,因此,也就是时代的典型形象。 书中说:“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西门庆,贪得无厌,贪赃枉法,一旦败露,他会上通东京太师府,用行贿的办法,去求人情。他行贿是很舍得花钱的,因此收效也很大。 行贿的办法是,先买通其家人,结交其子弟。本书四十七、四十八两回,写西门庆行贿消祸,手法之高,收效之速,真使人惊心动魄。 这种人依仗权势、财物、心计、阴谋,横行天下。受害的,当然还是老百姓。活生生的人口,也作为他们的货物,随意出纳,有专门的媒婆,经纪其事。一个丫头的身价,只有几两银子或十几两银子。社会风气,他随之败坏,他们虐辱妇女:用马鞭子抽打,剪头发,烧身子。书中所记淫器,即有六七种之多。《金瓶梅》是研究中国妇女生活史的重要资料库。 说媒的,算卦的,开设妓院的,傍虎吃食的,各色人物,作者都有精细周到的描述。对下层社会的熟悉和对各行各业的知识,以及深刻透彻的描写,很多地方,非《红楼梦》作者所能措手。 《金瓶梅》的结构是完整的,小说的进行,虽时有缓滞繁琐,但总的节奏是协调的。故事情节,前后有起伏,有照应,有交待。作者用心很细。艺术功力很深。曹雪芹没有完成自己的著作,不能使人了解其完整的构思。《金瓶梅》的作者,写完了自己的小说,使人了然于他的设想。他写了这一暴发户从兴起到灭亡的急骤过程。 作者深刻地写出了,这种暴发户,财产和势派,来之易,去之亦易;来之不义,去之亦无情的种种场面。写得很自然,如水落石出,是历来小说中很少见到的。他用二十回的篇幅,写了这一户人家衰败以后的景象。这一景象,比起《红楼梦》的后四十回,触目惊心得多,是这部小说的最精采、最有功力的部分。
2011-09-15 21:52:20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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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页
出现如此大的差距,原因是作者有意识把这样一个人物,塑造得更高大,不知不觉走到反面去了。作者对这一人物性格,并没有认真调查研究,作者的学识见解,都不足以创造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正如在《水浒传》里,他写在郓城县当一名书吏的宋江,写得很真实生动,到写当了水浒首领的宋江,他就无能为力了。因为他熟悉一个书吏,着实没有体验过一个水泊首领的生活,甚至见都没有见过。于是只能以主观想象出之。宋江和刘备,如出一辙。和他... (更多)
(收起)出现如此大的差距,原因是作者有意识把这样一个人物,塑造得更高大,不知不觉走到反面去了。作者对这一人物性格,并没有认真调查研究,作者的学识见解,都不足以创造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正如在《水浒传》里,他写在郓城县当一名书吏的宋江,写得很真实生动,到写当了水浒首领的宋江,他就无能为力了。因为他熟悉一个书吏,着实没有体验过一个水泊首领的生活,甚至见都没有见过。于是只能以主观想象出之。宋江和刘备,如出一辙。和他相反,《西游记》的作者写了猴、猪等怪,完全以写人的笔法出之,因此,猴、猪都具备了完整的性格。写唐僧亦如此,所以唐僧颇具人性。《聊斋志异》写狐鬼,成功之道亦在此点。凡是小说,起步于人生,遂成典型;起步于天上,人物反如纸扎泥塑,生气全无。 群众是喜爱英雄的,群众可以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一个神,但这个神对他来说,只能起到安慰的作用。群众有高级的心理、情操,也可能有低级的心理、趣味。人可以有作为人的本能,也可以有来自动物的本能。文学艺术,应该发扬其高级,摈弃其低级,文以载道,给人以高尚的熏陶。创造英雄人物,扬励高尚情操,是文学艺术的理所当然的职责。 其基础是现实的人和生活。 再现历史英雄人物,不是轻而易举的。作者除去学的修养,还要有识的修养,学识浅薄,如何创造英雄人物?在创作准备上,识力不高,则应辅之以学。如研究历史,考察地理民俗,采集口碑遗迹,像司马迁所做的那样。司马迁写了刘、项那样的英雄人物,全从周密的调查研究入手,然后以白描手法,自然出之。
2011-09-15 21:51:34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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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页
像《庄子》这样的书,我以为也是现实主义的。司马迁说它通篇都是寓言。庄子的寓言,现实意义很强烈。当然,它善于夸张,比如写大鸟一飞九万里。但紧接着就写一种小鸟,这种小鸟,“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描写得更加具体,更加生动活泼。因为它有现实生活的依据。因此我们看出,庄子之所以夸张,正是为了表现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细节。在书中这种例子是很多的。他常常用人们习见的事物,来说明他的哲学思想。这... (更多)
(收起)像《庄子》这样的书,我以为也是现实主义的。司马迁说它通篇都是寓言。庄子的寓言,现实意义很强烈。当然,它善于夸张,比如写大鸟一飞九万里。但紧接着就写一种小鸟,这种小鸟,“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描写得更加具体,更加生动活泼。因为它有现实生活的依据。因此我们看出,庄子之所以夸张,正是为了表现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细节。在书中这种例子是很多的。他常常用人们习见的事物,来说明他的哲学思想。这种传统,从庄子到柳完元,我以为是中国散文的非常重要的传统。 前些日子和一位客人谈话,涉及这方面的问题,简记如下: 客:我看你近来写文章,只谈现实主义,很少谈浪漫主义。 主:是的,我近来不大喜欢谈浪漫主义了。 客:什么原因呢? 主:我以为在文学创作上,我们当前的急务,是恢复几乎失去了的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是古今中外文学创作的主流,它可以说是浪漫主义的基础。失去了现实主义,还谈什么浪漫主义?前些年,对现实主义有误解,对浪漫主义的误解则尤甚,已经近于歪曲。浪漫主义被当成是说大话,说绝话,说谎话。被当成是上天入地,刀山火海,装疯卖傻。以为这种虚妄的东西越多,就越能构成浪漫主义。因此,发誓赌咒,撒泼骂街也成了浪漫主义不可缺少的东西。 我认为浪漫主义虽是文艺思潮史上的一种流派,作为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必须以现实主义为根基。浪漫主义是从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升华出来,没有凭空设想的浪漫主义。海市蜃楼的景象,也得有特定的物质基础,才能出现。 客:我注意到,你在现实主义之上也不加限制词。这是什么道理? 主:我以为没有什么必要,认真去做,效果会是一样的。 我们读书,即使像《庄子》这样的书,也应该首先注意它所现实主义成分,这对从事创作的人,是很有好处的。从事哲学研究的人,着眼点可以不同,但也要注意它的反映的历史生活的真实细节,这才是真正的哲学基础所在。
2011-09-15 21:47:11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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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页
出现如此大的差距,原因是作者有意识把这样一个人物,塑造得更高大,不知不觉走到反面去了。作者对这一人物性格,并没有认真调查研究,作者的学识见解,都不足以创造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正如在《水浒传》里,他写在郓城县当一名书吏的宋江,写得很真实生动,到写当了水浒首领的宋江,他就无能为力了。因为他熟悉一个书吏,着实没有体验过一个水泊首领的生活,甚至见都没有见过。于是只能以主观想象出之。宋江和刘备,如出一辙。和他... (更多)
(收起)出现如此大的差距,原因是作者有意识把这样一个人物,塑造得更高大,不知不觉走到反面去了。作者对这一人物性格,并没有认真调查研究,作者的学识见解,都不足以创造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正如在《水浒传》里,他写在郓城县当一名书吏的宋江,写得很真实生动,到写当了水浒首领的宋江,他就无能为力了。因为他熟悉一个书吏,着实没有体验过一个水泊首领的生活,甚至见都没有见过。于是只能以主观想象出之。宋江和刘备,如出一辙。和他相反,《西游记》的作者写了猴、猪等怪,完全以写人的笔法出之,因此,猴、猪都具备了完整的性格。写唐僧亦如此,所以唐僧颇具人性。《聊斋志异》写狐鬼,成功之道亦在此点。凡是小说,起步于人生,遂成典型;起步于天上,人物反如纸扎泥塑,生气全无。 群众是喜爱英雄的,群众可以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一个神,但这个神对他来说,只能起到安慰的作用。群众有高级的心理、情操,也可能有低级的心理、趣味。人可以有作为人的本能,也可以有来自动物的本能。文学艺术,应该发扬其高级,摈弃其低级,文以载道,给人以高尚的熏陶。创造英雄人物,扬励高尚情操,是文学艺术的理所当然的职责。 其基础是现实的人和生活。 再现历史英雄人物,不是轻而易举的。作者除去学的修养,还要有识的修养,学识浅薄,如何创造英雄人物?在创作准备上,识力不高,则应辅之以学。如研究历史,考察地理民俗,采集口碑遗迹,像司马迁所做的那样。司马迁写了刘、项那样的英雄人物,全从周密的调查研究入手,然后以白描手法,自然出之。
2011-09-15 21:51:34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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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艺术,比较其异同,是困难的,也是蹩脚的。在艺术上,不会有相同的东西,这是艺术的创造性所确定的。但是,我在读“金”的过程中,常常想到“红”,企图作一些比较,简列如下: 一、“金”的写法,更接近于宋元话本,它基本上是用的讲述形式,其语言是诉诸“听”的,它那样多地引用了唱词曲本,书也标明词话,也从这里出发。 二、“红”的写法,虽也沿用宋以来白话小说的传统,特别是“金”的语言的传统,但它基... (更多)
(收起)任何艺术,比较其异同,是困难的,也是蹩脚的。在艺术上,不会有相同的东西,这是艺术的创造性所确定的。但是,我在读“金”的过程中,常常想到“红”,企图作一些比较,简列如下: 一、“金”的写法,更接近于宋元话本,它基本上是用的讲述形式,其语言是诉诸“听”的,它那样多地引用了唱词曲本,书也标明词话,也从这里出发。 二、“红”的写法,虽也沿用宋以来白话小说的传统,特别是“金”的语言的传统,但它基本上是写给人看的,是诉诸视觉的。它的语言,不再那样详细繁琐,注意了含蓄,给人以想象和回味。 三、“红”语言的这种特点,是源于作者的创作立场和主观情感。“红”的作者,写作的目的,是感伤自己的身世,追忆过去的荣华。在写作中,他的心时时刻刻是跳动的,是热的,无论是痛哭,或是欢乐。 而“金”的作者,所写的是社会,是世态,是客观。 “金”的作者对于他所描绘的世态也好,人情也好,都持一种冷眼观世的态度。这些描述,在他的笔下虽是那样详细无遗,毛发毕现,总给人一种极端冷静的感觉,嘲讽的味道。这一特点,当然也表现在它的语言上。 四、“金”的写法,更接近于自然主义,作者主观的感情色彩,较之“红”,是少得多了。对于世态人情,它企图一览无余地,倾倒给读者:“你们看看,世界就是这个样子!”那些猥亵场面,也是在作者这样心情下,扔出来的。而“红”的作者对他所描写的东西,都精心筛选过,在艺术要求上,作过严格的衡量。即使写到男女私情,也作了高明的艺术处理,虽自称为“意淫”,然较之“金”,就上乘得多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道学家的思想。最近看了一本马叙伦的《石屋余沈》,他在谈到淫秽小说《绿野仙踪》时说: “即中年人亦岂可阅!不知作者何心。”他是教育家,他的话是可以相信的。这些淫秽文字,在“金”的身上无疑也是赘瘤。 五、因此,虽都是现实主义的艺术珍品,就其艺术境界来说,“红”落脚处较高,名列于上,是当之无愧的。 西门庆是个暴发户,他的信条,也是一切暴发户的生财之道:“要得富,险上做”。他除去谋求官职,结交权贵(太使、巡按、御史、状元),也结交各类帮闲、流氓打手,作为爪牙。他还有专用的秀才,为他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他开设当铺、绸缎铺、生药铺,这都是当时最能获利的生意。他放官债,卖官盐,官私勾结,牟取暴利。他夺取别人家的妻妾,同时也是为了夺取人家的财货。娶李瓶儿得了一大笔财产,取孟玉楼,又得了一大批财产。这是一个路子很广,手眼很大,图财害命,心毒手狠的大恶棍、大流氓,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这无疑是当时社会上,最惹人注意的形象,因此,也就是时代的典型形象。 书中说:“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西门庆,贪得无厌,贪赃枉法,一旦败露,他会上通东京太师府,用行贿的办法,去求人情。他行贿是很舍得花钱的,因此收效也很大。 行贿的办法是,先买通其家人,结交其子弟。本书四十七、四十八两回,写西门庆行贿消祸,手法之高,收效之速,真使人惊心动魄。 这种人依仗权势、财物、心计、阴谋,横行天下。受害的,当然还是老百姓。活生生的人口,也作为他们的货物,随意出纳,有专门的媒婆,经纪其事。一个丫头的身价,只有几两银子或十几两银子。社会风气,他随之败坏,他们虐辱妇女:用马鞭子抽打,剪头发,烧身子。书中所记淫器,即有六七种之多。《金瓶梅》是研究中国妇女生活史的重要资料库。 说媒的,算卦的,开设妓院的,傍虎吃食的,各色人物,作者都有精细周到的描述。对下层社会的熟悉和对各行各业的知识,以及深刻透彻的描写,很多地方,非《红楼梦》作者所能措手。 《金瓶梅》的结构是完整的,小说的进行,虽时有缓滞繁琐,但总的节奏是协调的。故事情节,前后有起伏,有照应,有交待。作者用心很细。艺术功力很深。曹雪芹没有完成自己的著作,不能使人了解其完整的构思。《金瓶梅》的作者,写完了自己的小说,使人了然于他的设想。他写了这一暴发户从兴起到灭亡的急骤过程。 作者深刻地写出了,这种暴发户,财产和势派,来之易,去之亦易;来之不义,去之亦无情的种种场面。写得很自然,如水落石出,是历来小说中很少见到的。他用二十回的篇幅,写了这一户人家衰败以后的景象。这一景象,比起《红楼梦》的后四十回,触目惊心得多,是这部小说的最精采、最有功力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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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写过一篇读北齐颜之推所著颜氏家训文章篇的笔记,文章收在《秀露集》。近读《汉魏六朝名家集》,每集之前,附有作家本传。我是先读他们的传记,然后再读他们的文章的,就是先知其行事和为人。发见过去那篇读书记,意有未尽,仍待发挥。今日,雨中无事,室内颇静,乃于灯下,对照颜之所指与本传史实,颇多出入,以知文字之事,实难于求是也。 一、颜说:“班固盗窃父史。” 后汉书本传: 父彪卒,归邺... (更多)
(收起)前几年,写过一篇读北齐颜之推所著颜氏家训文章篇的笔记,文章收在《秀露集》。近读《汉魏六朝名家集》,每集之前,附有作家本传。我是先读他们的传记,然后再读他们的文章的,就是先知其行事和为人。发见过去那篇读书记,意有未尽,仍待发挥。今日,雨中无事,室内颇静,乃于灯下,对照颜之所指与本传史实,颇多出入,以知文字之事,实难于求是也。 一、颜说:“班固盗窃父史。” 后汉书本传: 父彪卒,归邺里。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 这是子继父业,和司马迁作《史记》的情况是一样的。在过去,这是一种文人美德,怎么能说是“盗窃”? 班固后来得祸的原因是:他依附大将军窦宪,窦败免官。 固对子弟、奴仆,教管不严,多有非法,得罪过洛阳令。及固失势,洛阳令把他逮考,遂死于狱中。 历史文人,多有为地方官所苦者,唐之陈子昂,遭遇与固相似。 二、颜说:“扬雄德败美新。” 这是指,扬雄写过一篇题为《剧秦美新》的歌颂王莽的文章。 前汉书扬雄传没有提到这篇文章,后来还有人为他辩诬讼枉,说他没有仕莽经历。 前汉书对扬雄的描述,是很客观的: 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无为,少嗜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 又说: 及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雄复不侯,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恬于势利乃如是。 这样一个人,后来竟牵连到政治事件中,并投阁企图自杀,还留下一个恶名。 京师为之语曰:惟寂寞,自投阁;爰清静,作符命。 这是什么道理呢?当然,和他的性格有关。前面所引“简易佚荡”,和他在《剧秦美新》一文中自称:“臣常有颠眴病,恐一旦先犬马填沟壑,所怀不章,长恨黄泉,敢竭肝胆,写腹心,作剧奏美新一篇。”可以看出,他虽有高尚之心,好古而乐道,但缺乏操守之志。看到周围的人,升官晋爵,名利双收,他也就不甘寂寞,跃跃欲试,献文一篇,取悦王莽。 这种情况,在“四人帮”炙手可热,不可一日之时,并不陌生。类似《剧秦美新》之作,也并不少,时至今日,仍从旧日报刊上,常常见到。那些言词的卑污,心态的可耻,较之古人,真可以说是“踵事而增华,变本而加厉”。 我读了扬雄这篇《剧秦美新》,虽不甚懂,感到也不过是一篇歌颂新朝新帝的应酬文字,并没有多大的“政治问题”。 就因为他歌颂的是王莽,所以永远背上了黑锅。 至于那些直接间接,委曲、婉转或借古谕今,或将今比古,向“四人帮”献媚献策的文章,戏剧,诗词,小说,多数将作为失误,用覆酱瓶。少数出自名人之手,以后是否被人写入本传,编入本集,就难说了。 从传记里看到,扬雄是个可笑的人物,也是个可爱的人物。他的著作,当然不会因为一篇“美新”,失去全部价值。 我还有一本他著的《法言》,四部丛刊本。 《法言》之十三为孝至。其文曰:“孝莫大于宁亲,宁亲莫大于宁神,宁神莫大于四表之欢心。” 我很欣赏这几句话,愿家有老亲者,深思而力行之,这是孝的最高境界。扬氏著作,言词古奥艰深,然其切合实际,有见有识,类多如此。 三、颜说:“蔡伯喈同恶受诛。” 这是指他和董卓的关系。《后汉书本传》: 中平六年,灵帝崩,董卓为司空,闻邕(伯喈名)名高,辟之,称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虽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敕州郡举邕诣府,邕不得已到…… 及卓被诛,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国之大贼,几倾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忿,而怀其私遇,以忘大节。今天诛有罪,而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 蔡伯喈为董卓逼迫,到他那里做了一些事,中间还曾想逃走。可是当董卓死后,他又为他叹了一口气,遇见了王允这种随便加人以罪名的“司徒”,就把老命送了。 《后汉书》的作者,在传后,写了一段“论”。对蔡伯喈一生的流离坎坷,不幸遭遇,三致意焉,是一段很有感情的文字。 蔡的事迹,还被编为盲词戏曲,千古流传。 文士依附权贵,凶多吉少,多有教训,蔡氏当明此义。既为所迫,迫者已死,即当离去。何以又坐在新的权贵面前,发出叹声?是感情冲动吗? 四、颜说:“刘桢屈强输作。” 《三国志本传》: 其后太子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欢,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众人咸伏,而桢独平视。太祖闻之,乃收桢。减死输作。 这个故事,蒲松龄曾写进《聊斋》。其实是件小事,也谈不上倔强不倔强。太子高兴,叫夫人出来和作家们相见,当然不是为了叫人们都伏下。如果都伏下,那又叫她出来干什么?刘桢可能少个心眼,没想到这是不能平视的,于是就获罪了。可怪的是,出面干涉的不是曹丕,而是曹操。他当然是从政治上考虑的。这与后来王勃的遭遇极相似。 《旧唐书·文苑传》: 沛王贤闻其名,召为沛府修撰,甚爱重之。诸王斗鸡,互有胜负。勃戏为檄英王鸡文,高宗览之,怒曰:据此,是交构之渐。即日斥勃,不令入府。 一篇游戏文字,召来失业,高宗也是从政治上考虑的。 以上,是指颜之推,用寥寥几个字,概括作家的生平行事,多有言过其实之处。 一个人的幸与不幸,固有其个性的原因,但还有历史、环境、所遇,多种原因。也很难分清主次。颜之推为了教育子弟,强调一下个人修养,也是情有可原的。但忽视历史与客观的原因,则使不幸的作家,蒙冤更深,对子弟的处世,也没有好处。 1987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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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艺术,比较其异同,是困难的,也是蹩脚的。在艺术上,不会有相同的东西,这是艺术的创造性所确定的。但是,我在读“金”的过程中,常常想到“红”,企图作一些比较,简列如下: 一、“金”的写法,更接近于宋元话本,它基本上是用的讲述形式,其语言是诉诸“听”的,它那样多地引用了唱词曲本,书也标明词话,也从这里出发。 二、“红”的写法,虽也沿用宋以来白话小说的传统,特别是“金”的语言的传统,但它基... (更多)
(收起)任何艺术,比较其异同,是困难的,也是蹩脚的。在艺术上,不会有相同的东西,这是艺术的创造性所确定的。但是,我在读“金”的过程中,常常想到“红”,企图作一些比较,简列如下: 一、“金”的写法,更接近于宋元话本,它基本上是用的讲述形式,其语言是诉诸“听”的,它那样多地引用了唱词曲本,书也标明词话,也从这里出发。 二、“红”的写法,虽也沿用宋以来白话小说的传统,特别是“金”的语言的传统,但它基本上是写给人看的,是诉诸视觉的。它的语言,不再那样详细繁琐,注意了含蓄,给人以想象和回味。 三、“红”语言的这种特点,是源于作者的创作立场和主观情感。“红”的作者,写作的目的,是感伤自己的身世,追忆过去的荣华。在写作中,他的心时时刻刻是跳动的,是热的,无论是痛哭,或是欢乐。 而“金”的作者,所写的是社会,是世态,是客观。 “金”的作者对于他所描绘的世态也好,人情也好,都持一种冷眼观世的态度。这些描述,在他的笔下虽是那样详细无遗,毛发毕现,总给人一种极端冷静的感觉,嘲讽的味道。这一特点,当然也表现在它的语言上。 四、“金”的写法,更接近于自然主义,作者主观的感情色彩,较之“红”,是少得多了。对于世态人情,它企图一览无余地,倾倒给读者:“你们看看,世界就是这个样子!”那些猥亵场面,也是在作者这样心情下,扔出来的。而“红”的作者对他所描写的东西,都精心筛选过,在艺术要求上,作过严格的衡量。即使写到男女私情,也作了高明的艺术处理,虽自称为“意淫”,然较之“金”,就上乘得多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道学家的思想。最近看了一本马叙伦的《石屋余沈》,他在谈到淫秽小说《绿野仙踪》时说: “即中年人亦岂可阅!不知作者何心。”他是教育家,他的话是可以相信的。这些淫秽文字,在“金”的身上无疑也是赘瘤。 五、因此,虽都是现实主义的艺术珍品,就其艺术境界来说,“红”落脚处较高,名列于上,是当之无愧的。 西门庆是个暴发户,他的信条,也是一切暴发户的生财之道:“要得富,险上做”。他除去谋求官职,结交权贵(太使、巡按、御史、状元),也结交各类帮闲、流氓打手,作为爪牙。他还有专用的秀才,为他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他开设当铺、绸缎铺、生药铺,这都是当时最能获利的生意。他放官债,卖官盐,官私勾结,牟取暴利。他夺取别人家的妻妾,同时也是为了夺取人家的财货。娶李瓶儿得了一大笔财产,取孟玉楼,又得了一大批财产。这是一个路子很广,手眼很大,图财害命,心毒手狠的大恶棍、大流氓,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这无疑是当时社会上,最惹人注意的形象,因此,也就是时代的典型形象。 书中说:“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西门庆,贪得无厌,贪赃枉法,一旦败露,他会上通东京太师府,用行贿的办法,去求人情。他行贿是很舍得花钱的,因此收效也很大。 行贿的办法是,先买通其家人,结交其子弟。本书四十七、四十八两回,写西门庆行贿消祸,手法之高,收效之速,真使人惊心动魄。 这种人依仗权势、财物、心计、阴谋,横行天下。受害的,当然还是老百姓。活生生的人口,也作为他们的货物,随意出纳,有专门的媒婆,经纪其事。一个丫头的身价,只有几两银子或十几两银子。社会风气,他随之败坏,他们虐辱妇女:用马鞭子抽打,剪头发,烧身子。书中所记淫器,即有六七种之多。《金瓶梅》是研究中国妇女生活史的重要资料库。 说媒的,算卦的,开设妓院的,傍虎吃食的,各色人物,作者都有精细周到的描述。对下层社会的熟悉和对各行各业的知识,以及深刻透彻的描写,很多地方,非《红楼梦》作者所能措手。 《金瓶梅》的结构是完整的,小说的进行,虽时有缓滞繁琐,但总的节奏是协调的。故事情节,前后有起伏,有照应,有交待。作者用心很细。艺术功力很深。曹雪芹没有完成自己的著作,不能使人了解其完整的构思。《金瓶梅》的作者,写完了自己的小说,使人了然于他的设想。他写了这一暴发户从兴起到灭亡的急骤过程。 作者深刻地写出了,这种暴发户,财产和势派,来之易,去之亦易;来之不义,去之亦无情的种种场面。写得很自然,如水落石出,是历来小说中很少见到的。他用二十回的篇幅,写了这一户人家衰败以后的景象。这一景象,比起《红楼梦》的后四十回,触目惊心得多,是这部小说的最精采、最有功力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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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如此大的差距,原因是作者有意识把这样一个人物,塑造得更高大,不知不觉走到反面去了。作者对这一人物性格,并没有认真调查研究,作者的学识见解,都不足以创造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正如在《水浒传》里,他写在郓城县当一名书吏的宋江,写得很真实生动,到写当了水浒首领的宋江,他就无能为力了。因为他熟悉一个书吏,着实没有体验过一个水泊首领的生活,甚至见都没有见过。于是只能以主观想象出之。宋江和刘备,如出一辙。和他... (更多)
(收起)出现如此大的差距,原因是作者有意识把这样一个人物,塑造得更高大,不知不觉走到反面去了。作者对这一人物性格,并没有认真调查研究,作者的学识见解,都不足以创造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正如在《水浒传》里,他写在郓城县当一名书吏的宋江,写得很真实生动,到写当了水浒首领的宋江,他就无能为力了。因为他熟悉一个书吏,着实没有体验过一个水泊首领的生活,甚至见都没有见过。于是只能以主观想象出之。宋江和刘备,如出一辙。和他相反,《西游记》的作者写了猴、猪等怪,完全以写人的笔法出之,因此,猴、猪都具备了完整的性格。写唐僧亦如此,所以唐僧颇具人性。《聊斋志异》写狐鬼,成功之道亦在此点。凡是小说,起步于人生,遂成典型;起步于天上,人物反如纸扎泥塑,生气全无。 群众是喜爱英雄的,群众可以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一个神,但这个神对他来说,只能起到安慰的作用。群众有高级的心理、情操,也可能有低级的心理、趣味。人可以有作为人的本能,也可以有来自动物的本能。文学艺术,应该发扬其高级,摈弃其低级,文以载道,给人以高尚的熏陶。创造英雄人物,扬励高尚情操,是文学艺术的理所当然的职责。 其基础是现实的人和生活。 再现历史英雄人物,不是轻而易举的。作者除去学的修养,还要有识的修养,学识浅薄,如何创造英雄人物?在创作准备上,识力不高,则应辅之以学。如研究历史,考察地理民俗,采集口碑遗迹,像司马迁所做的那样。司马迁写了刘、项那样的英雄人物,全从周密的调查研究入手,然后以白描手法,自然出之。
2011-09-15 21:51:34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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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のすみなさぃ,這也太貴了吧,值得吐槽的地方太多了 | 来自北窓舊竹 | 2 回应 | 2010-07-03 |
| 这书的定价确实离谱 | 来自砺剑阁主 | 10 回应 | 2010-07-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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