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堂读书记、耕堂读书记续编（全两册）

按有用程度 按页码先后 最新笔记

• 

  第211页

  鳗老师

  前几年，写过一篇读北齐颜之推所著颜氏家训文章篇的笔记，文章收在《秀露集》。近读《汉魏六朝名家集》，每集之前，附有作家本传。我是先读他们的传记，然后再读他们的文章的，就是先知其行事和为人。发见过去那篇读书记，意有未尽，仍待发挥。今日，雨中无事，室内颇静，乃于灯下，对照颜之所指与本传史实，颇多出入，以知文字之事，实难于求是也。 　　一、颜说：“班固盗窃父史。” 　　后汉书本传： 　　父彪卒，归邺... (更多)

  前几年，写过一篇读北齐颜之推所著颜氏家训文章篇的笔记，文章收在《秀露集》。近读《汉魏六朝名家集》，每集之前，附有作家本传。我是先读他们的传记，然后再读他们的文章的，就是先知其行事和为人。发见过去那篇读书记，意有未尽，仍待发挥。今日，雨中无事，室内颇静，乃于灯下，对照颜之所指与本传史实，颇多出入，以知文字之事，实难于求是也。 　　一、颜说：“班固盗窃父史。” 　　后汉书本传： 　　父彪卒，归邺里。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 　　这是子继父业，和司马迁作《史记》的情况是一样的。在过去，这是一种文人美德，怎么能说是“盗窃”？ 　　班固后来得祸的原因是：他依附大将军窦宪，窦败免官。 　　固对子弟、奴仆，教管不严，多有非法，得罪过洛阳令。及固失势，洛阳令把他逮考，遂死于狱中。 　　历史文人，多有为地方官所苦者，唐之陈子昂，遭遇与固相似。 　　二、颜说：“扬雄德败美新。” 　　这是指，扬雄写过一篇题为《剧秦美新》的歌颂王莽的文章。 　　前汉书扬雄传没有提到这篇文章，后来还有人为他辩诬讼枉，说他没有仕莽经历。 　　前汉书对扬雄的描述，是很客观的： 　　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无为，少嗜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 　　又说： 　　及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雄复不侯，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恬于势利乃如是。 　　这样一个人，后来竟牵连到政治事件中，并投阁企图自杀，还留下一个恶名。 　　京师为之语曰：惟寂寞，自投阁；爰清静，作符命。 　　这是什么道理呢？当然，和他的性格有关。前面所引“简易佚荡”，和他在《剧秦美新》一文中自称：“臣常有颠眴病，恐一旦先犬马填沟壑，所怀不章，长恨黄泉，敢竭肝胆，写腹心，作剧奏美新一篇。”可以看出，他虽有高尚之心，好古而乐道，但缺乏操守之志。看到周围的人，升官晋爵，名利双收，他也就不甘寂寞，跃跃欲试，献文一篇，取悦王莽。 　　这种情况，在“四人帮”炙手可热，不可一日之时，并不陌生。类似《剧秦美新》之作，也并不少，时至今日，仍从旧日报刊上，常常见到。那些言词的卑污，心态的可耻，较之古人，真可以说是“踵事而增华，变本而加厉”。 　　我读了扬雄这篇《剧秦美新》，虽不甚懂，感到也不过是一篇歌颂新朝新帝的应酬文字，并没有多大的“政治问题”。 　　就因为他歌颂的是王莽，所以永远背上了黑锅。 　　至于那些直接间接，委曲、婉转或借古谕今，或将今比古，向“四人帮”献媚献策的文章，戏剧，诗词，小说，多数将作为失误，用覆酱瓶。少数出自名人之手，以后是否被人写入本传，编入本集，就难说了。 　　从传记里看到，扬雄是个可笑的人物，也是个可爱的人物。他的著作，当然不会因为一篇“美新”，失去全部价值。 　　我还有一本他著的《法言》，四部丛刊本。 　　《法言》之十三为孝至。其文曰：“孝莫大于宁亲，宁亲莫大于宁神，宁神莫大于四表之欢心。” 　　我很欣赏这几句话，愿家有老亲者，深思而力行之，这是孝的最高境界。扬氏著作，言词古奥艰深，然其切合实际，有见有识，类多如此。 　　三、颜说：“蔡伯喈同恶受诛。” 　　这是指他和董卓的关系。《后汉书本传》： 　　中平六年，灵帝崩，董卓为司空，闻邕（伯喈名）名高，辟之，称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虽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敕州郡举邕诣府，邕不得已到…… 　　及卓被诛，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国之大贼，几倾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忿，而怀其私遇，以忘大节。今天诛有罪，而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 　　蔡伯喈为董卓逼迫，到他那里做了一些事，中间还曾想逃走。可是当董卓死后，他又为他叹了一口气，遇见了王允这种随便加人以罪名的“司徒”，就把老命送了。 　　《后汉书》的作者，在传后，写了一段“论”。对蔡伯喈一生的流离坎坷，不幸遭遇，三致意焉，是一段很有感情的文字。 　　蔡的事迹，还被编为盲词戏曲，千古流传。 　　文士依附权贵，凶多吉少，多有教训，蔡氏当明此义。既为所迫，迫者已死，即当离去。何以又坐在新的权贵面前，发出叹声？是感情冲动吗？ 　　四、颜说：“刘桢屈强输作。” 　　《三国志本传》： 　　其后太子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欢，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众人咸伏，而桢独平视。太祖闻之，乃收桢。减死输作。 　　这个故事，蒲松龄曾写进《聊斋》。其实是件小事，也谈不上倔强不倔强。太子高兴，叫夫人出来和作家们相见，当然不是为了叫人们都伏下。如果都伏下，那又叫她出来干什么？刘桢可能少个心眼，没想到这是不能平视的，于是就获罪了。可怪的是，出面干涉的不是曹丕，而是曹操。他当然是从政治上考虑的。这与后来王勃的遭遇极相似。 　　《旧唐书·文苑传》： 　　沛王贤闻其名，召为沛府修撰，甚爱重之。诸王斗鸡，互有胜负。勃戏为檄英王鸡文，高宗览之，怒曰：据此，是交构之渐。即日斥勃，不令入府。 　　一篇游戏文字，召来失业，高宗也是从政治上考虑的。 　　以上，是指颜之推，用寥寥几个字，概括作家的生平行事，多有言过其实之处。 　　一个人的幸与不幸，固有其个性的原因，但还有历史、环境、所遇，多种原因。也很难分清主次。颜之推为了教育子弟，强调一下个人修养，也是情有可原的。但忽视历史与客观的原因，则使不幸的作家，蒙冤更深，对子弟的处世，也没有好处。 　　1987年11月28日

  (收起)

  2011-09-15 21:55:58   回应

  收藏

  推荐
• 

  第133页

  鳗老师

  任何艺术，比较其异同，是困难的，也是蹩脚的。在艺术上，不会有相同的东西，这是艺术的创造性所确定的。但是，我在读“金”的过程中，常常想到“红”，企图作一些比较，简列如下： 　　一、“金”的写法，更接近于宋元话本，它基本上是用的讲述形式，其语言是诉诸“听”的，它那样多地引用了唱词曲本，书也标明词话，也从这里出发。 　　二、“红”的写法，虽也沿用宋以来白话小说的传统，特别是“金”的语言的传统，但它基... (更多)

  任何艺术，比较其异同，是困难的，也是蹩脚的。在艺术上，不会有相同的东西，这是艺术的创造性所确定的。但是，我在读“金”的过程中，常常想到“红”，企图作一些比较，简列如下： 　　一、“金”的写法，更接近于宋元话本，它基本上是用的讲述形式，其语言是诉诸“听”的，它那样多地引用了唱词曲本，书也标明词话，也从这里出发。 　　二、“红”的写法，虽也沿用宋以来白话小说的传统，特别是“金”的语言的传统，但它基本上是写给人看的，是诉诸视觉的。它的语言，不再那样详细繁琐，注意了含蓄，给人以想象和回味。 　　三、“红”语言的这种特点，是源于作者的创作立场和主观情感。“红”的作者，写作的目的，是感伤自己的身世，追忆过去的荣华。在写作中，他的心时时刻刻是跳动的，是热的，无论是痛哭，或是欢乐。 　　而“金”的作者，所写的是社会，是世态，是客观。 　　“金”的作者对于他所描绘的世态也好，人情也好，都持一种冷眼观世的态度。这些描述，在他的笔下虽是那样详细无遗，毛发毕现，总给人一种极端冷静的感觉，嘲讽的味道。这一特点，当然也表现在它的语言上。 　　四、“金”的写法，更接近于自然主义，作者主观的感情色彩，较之“红”，是少得多了。对于世态人情，它企图一览无余地，倾倒给读者：“你们看看，世界就是这个样子！”那些猥亵场面，也是在作者这样心情下，扔出来的。而“红”的作者对他所描写的东西，都精心筛选过，在艺术要求上，作过严格的衡量。即使写到男女私情，也作了高明的艺术处理，虽自称为“意淫”，然较之“金”，就上乘得多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道学家的思想。最近看了一本马叙伦的《石屋余沈》，他在谈到淫秽小说《绿野仙踪》时说： 　　“即中年人亦岂可阅！不知作者何心。”他是教育家，他的话是可以相信的。这些淫秽文字，在“金”的身上无疑也是赘瘤。 　　五、因此，虽都是现实主义的艺术珍品，就其艺术境界来说，“红”落脚处较高，名列于上，是当之无愧的。 　　西门庆是个暴发户，他的信条，也是一切暴发户的生财之道：“要得富，险上做”。他除去谋求官职，结交权贵（太使、巡按、御史、状元），也结交各类帮闲、流氓打手，作为爪牙。他还有专用的秀才，为他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他开设当铺、绸缎铺、生药铺，这都是当时最能获利的生意。他放官债，卖官盐，官私勾结，牟取暴利。他夺取别人家的妻妾，同时也是为了夺取人家的财货。娶李瓶儿得了一大笔财产，取孟玉楼，又得了一大批财产。这是一个路子很广，手眼很大，图财害命，心毒手狠的大恶棍、大流氓，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这无疑是当时社会上，最惹人注意的形象，因此，也就是时代的典型形象。 　　书中说：“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西门庆，贪得无厌，贪赃枉法，一旦败露，他会上通东京太师府，用行贿的办法，去求人情。他行贿是很舍得花钱的，因此收效也很大。 　　行贿的办法是，先买通其家人，结交其子弟。本书四十七、四十八两回，写西门庆行贿消祸，手法之高，收效之速，真使人惊心动魄。 　　这种人依仗权势、财物、心计、阴谋，横行天下。受害的，当然还是老百姓。活生生的人口，也作为他们的货物，随意出纳，有专门的媒婆，经纪其事。一个丫头的身价，只有几两银子或十几两银子。社会风气，他随之败坏，他们虐辱妇女：用马鞭子抽打，剪头发，烧身子。书中所记淫器，即有六七种之多。《金瓶梅》是研究中国妇女生活史的重要资料库。 　　说媒的，算卦的，开设妓院的，傍虎吃食的，各色人物，作者都有精细周到的描述。对下层社会的熟悉和对各行各业的知识，以及深刻透彻的描写，很多地方，非《红楼梦》作者所能措手。 　　《金瓶梅》的结构是完整的，小说的进行，虽时有缓滞繁琐，但总的节奏是协调的。故事情节，前后有起伏，有照应，有交待。作者用心很细。艺术功力很深。曹雪芹没有完成自己的著作，不能使人了解其完整的构思。《金瓶梅》的作者，写完了自己的小说，使人了然于他的设想。他写了这一暴发户从兴起到灭亡的急骤过程。 　　作者深刻地写出了，这种暴发户，财产和势派，来之易，去之亦易；来之不义，去之亦无情的种种场面。写得很自然，如水落石出，是历来小说中很少见到的。他用二十回的篇幅，写了这一户人家衰败以后的景象。这一景象，比起《红楼梦》的后四十回，触目惊心得多，是这部小说的最精采、最有功力的部分。

  (收起)

  2011-09-15 21:52:20   回应

  收藏

  推荐
• 

  第38页

  鳗老师

  出现如此大的差距，原因是作者有意识把这样一个人物，塑造得更高大，不知不觉走到反面去了。作者对这一人物性格，并没有认真调查研究，作者的学识见解，都不足以创造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正如在《水浒传》里，他写在郓城县当一名书吏的宋江，写得很真实生动，到写当了水浒首领的宋江，他就无能为力了。因为他熟悉一个书吏，着实没有体验过一个水泊首领的生活，甚至见都没有见过。于是只能以主观想象出之。宋江和刘备，如出一辙。和他... (更多)

  出现如此大的差距，原因是作者有意识把这样一个人物，塑造得更高大，不知不觉走到反面去了。作者对这一人物性格，并没有认真调查研究，作者的学识见解，都不足以创造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正如在《水浒传》里，他写在郓城县当一名书吏的宋江，写得很真实生动，到写当了水浒首领的宋江，他就无能为力了。因为他熟悉一个书吏，着实没有体验过一个水泊首领的生活，甚至见都没有见过。于是只能以主观想象出之。宋江和刘备，如出一辙。和他相反，《西游记》的作者写了猴、猪等怪，完全以写人的笔法出之，因此，猴、猪都具备了完整的性格。写唐僧亦如此，所以唐僧颇具人性。《聊斋志异》写狐鬼，成功之道亦在此点。凡是小说，起步于人生，遂成典型；起步于天上，人物反如纸扎泥塑，生气全无。 　　群众是喜爱英雄的，群众可以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一个神，但这个神对他来说，只能起到安慰的作用。群众有高级的心理、情操，也可能有低级的心理、趣味。人可以有作为人的本能，也可以有来自动物的本能。文学艺术，应该发扬其高级，摈弃其低级，文以载道，给人以高尚的熏陶。创造英雄人物，扬励高尚情操，是文学艺术的理所当然的职责。 　　其基础是现实的人和生活。 　　再现历史英雄人物，不是轻而易举的。作者除去学的修养，还要有识的修养，学识浅薄，如何创造英雄人物？在创作准备上，识力不高，则应辅之以学。如研究历史，考察地理民俗，采集口碑遗迹，像司马迁所做的那样。司马迁写了刘、项那样的英雄人物，全从周密的调查研究入手，然后以白描手法，自然出之。

  (收起)

  2011-09-15 21:51:34   回应

  收藏

  推荐

• 

  第14页

  鳗老师

  像《庄子》这样的书，我以为也是现实主义的。司马迁说它通篇都是寓言。庄子的寓言，现实意义很强烈。当然，它善于夸张，比如写大鸟一飞九万里。但紧接着就写一种小鸟，这种小鸟，“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描写得更加具体，更加生动活泼。因为它有现实生活的依据。因此我们看出，庄子之所以夸张，正是为了表现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细节。在书中这种例子是很多的。他常常用人们习见的事物，来说明他的哲学思想。这... (更多)

  像《庄子》这样的书，我以为也是现实主义的。司马迁说它通篇都是寓言。庄子的寓言，现实意义很强烈。当然，它善于夸张，比如写大鸟一飞九万里。但紧接着就写一种小鸟，这种小鸟，“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描写得更加具体，更加生动活泼。因为它有现实生活的依据。因此我们看出，庄子之所以夸张，正是为了表现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细节。在书中这种例子是很多的。他常常用人们习见的事物，来说明他的哲学思想。这种传统，从庄子到柳完元，我以为是中国散文的非常重要的传统。 　　前些日子和一位客人谈话，涉及这方面的问题，简记如下： 　　客：我看你近来写文章，只谈现实主义，很少谈浪漫主义。 　　主：是的，我近来不大喜欢谈浪漫主义了。 　　客：什么原因呢？ 　　主：我以为在文学创作上，我们当前的急务，是恢复几乎失去了的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是古今中外文学创作的主流，它可以说是浪漫主义的基础。失去了现实主义，还谈什么浪漫主义？前些年，对现实主义有误解，对浪漫主义的误解则尤甚，已经近于歪曲。浪漫主义被当成是说大话，说绝话，说谎话。被当成是上天入地，刀山火海，装疯卖傻。以为这种虚妄的东西越多，就越能构成浪漫主义。因此，发誓赌咒，撒泼骂街也成了浪漫主义不可缺少的东西。 　　我认为浪漫主义虽是文艺思潮史上的一种流派，作为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必须以现实主义为根基。浪漫主义是从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升华出来，没有凭空设想的浪漫主义。海市蜃楼的景象，也得有特定的物质基础，才能出现。 　　客：我注意到，你在现实主义之上也不加限制词。这是什么道理？ 　　主：我以为没有什么必要，认真去做，效果会是一样的。 　　我们读书，即使像《庄子》这样的书，也应该首先注意它所现实主义成分，这对从事创作的人，是很有好处的。从事哲学研究的人，着眼点可以不同，但也要注意它的反映的历史生活的真实细节，这才是真正的哲学基础所在。

  (收起)

  2011-09-15 21:47:11   回应

  收藏

  推荐
• 

  第38页

  鳗老师

  出现如此大的差距，原因是作者有意识把这样一个人物，塑造得更高大，不知不觉走到反面去了。作者对这一人物性格，并没有认真调查研究，作者的学识见解，都不足以创造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正如在《水浒传》里，他写在郓城县当一名书吏的宋江，写得很真实生动，到写当了水浒首领的宋江，他就无能为力了。因为他熟悉一个书吏，着实没有体验过一个水泊首领的生活，甚至见都没有见过。于是只能以主观想象出之。宋江和刘备，如出一辙。和他... (更多)

  出现如此大的差距，原因是作者有意识把这样一个人物，塑造得更高大，不知不觉走到反面去了。作者对这一人物性格，并没有认真调查研究，作者的学识见解，都不足以创造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正如在《水浒传》里，他写在郓城县当一名书吏的宋江，写得很真实生动，到写当了水浒首领的宋江，他就无能为力了。因为他熟悉一个书吏，着实没有体验过一个水泊首领的生活，甚至见都没有见过。于是只能以主观想象出之。宋江和刘备，如出一辙。和他相反，《西游记》的作者写了猴、猪等怪，完全以写人的笔法出之，因此，猴、猪都具备了完整的性格。写唐僧亦如此，所以唐僧颇具人性。《聊斋志异》写狐鬼，成功之道亦在此点。凡是小说，起步于人生，遂成典型；起步于天上，人物反如纸扎泥塑，生气全无。 　　群众是喜爱英雄的，群众可以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一个神，但这个神对他来说，只能起到安慰的作用。群众有高级的心理、情操，也可能有低级的心理、趣味。人可以有作为人的本能，也可以有来自动物的本能。文学艺术，应该发扬其高级，摈弃其低级，文以载道，给人以高尚的熏陶。创造英雄人物，扬励高尚情操，是文学艺术的理所当然的职责。 　　其基础是现实的人和生活。 　　再现历史英雄人物，不是轻而易举的。作者除去学的修养，还要有识的修养，学识浅薄，如何创造英雄人物？在创作准备上，识力不高，则应辅之以学。如研究历史，考察地理民俗，采集口碑遗迹，像司马迁所做的那样。司马迁写了刘、项那样的英雄人物，全从周密的调查研究入手，然后以白描手法，自然出之。

  (收起)

  2011-09-15 21:51:34   回应

  收藏

  推荐
• 

  第133页

  鳗老师

  任何艺术，比较其异同，是困难的，也是蹩脚的。在艺术上，不会有相同的东西，这是艺术的创造性所确定的。但是，我在读“金”的过程中，常常想到“红”，企图作一些比较，简列如下： 　　一、“金”的写法，更接近于宋元话本，它基本上是用的讲述形式，其语言是诉诸“听”的，它那样多地引用了唱词曲本，书也标明词话，也从这里出发。 　　二、“红”的写法，虽也沿用宋以来白话小说的传统，特别是“金”的语言的传统，但它基... (更多)

  任何艺术，比较其异同，是困难的，也是蹩脚的。在艺术上，不会有相同的东西，这是艺术的创造性所确定的。但是，我在读“金”的过程中，常常想到“红”，企图作一些比较，简列如下： 　　一、“金”的写法，更接近于宋元话本，它基本上是用的讲述形式，其语言是诉诸“听”的，它那样多地引用了唱词曲本，书也标明词话，也从这里出发。 　　二、“红”的写法，虽也沿用宋以来白话小说的传统，特别是“金”的语言的传统，但它基本上是写给人看的，是诉诸视觉的。它的语言，不再那样详细繁琐，注意了含蓄，给人以想象和回味。 　　三、“红”语言的这种特点，是源于作者的创作立场和主观情感。“红”的作者，写作的目的，是感伤自己的身世，追忆过去的荣华。在写作中，他的心时时刻刻是跳动的，是热的，无论是痛哭，或是欢乐。 　　而“金”的作者，所写的是社会，是世态，是客观。 　　“金”的作者对于他所描绘的世态也好，人情也好，都持一种冷眼观世的态度。这些描述，在他的笔下虽是那样详细无遗，毛发毕现，总给人一种极端冷静的感觉，嘲讽的味道。这一特点，当然也表现在它的语言上。 　　四、“金”的写法，更接近于自然主义，作者主观的感情色彩，较之“红”，是少得多了。对于世态人情，它企图一览无余地，倾倒给读者：“你们看看，世界就是这个样子！”那些猥亵场面，也是在作者这样心情下，扔出来的。而“红”的作者对他所描写的东西，都精心筛选过，在艺术要求上，作过严格的衡量。即使写到男女私情，也作了高明的艺术处理，虽自称为“意淫”，然较之“金”，就上乘得多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道学家的思想。最近看了一本马叙伦的《石屋余沈》，他在谈到淫秽小说《绿野仙踪》时说： 　　“即中年人亦岂可阅！不知作者何心。”他是教育家，他的话是可以相信的。这些淫秽文字，在“金”的身上无疑也是赘瘤。 　　五、因此，虽都是现实主义的艺术珍品，就其艺术境界来说，“红”落脚处较高，名列于上，是当之无愧的。 　　西门庆是个暴发户，他的信条，也是一切暴发户的生财之道：“要得富，险上做”。他除去谋求官职，结交权贵（太使、巡按、御史、状元），也结交各类帮闲、流氓打手，作为爪牙。他还有专用的秀才，为他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他开设当铺、绸缎铺、生药铺，这都是当时最能获利的生意。他放官债，卖官盐，官私勾结，牟取暴利。他夺取别人家的妻妾，同时也是为了夺取人家的财货。娶李瓶儿得了一大笔财产，取孟玉楼，又得了一大批财产。这是一个路子很广，手眼很大，图财害命，心毒手狠的大恶棍、大流氓，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这无疑是当时社会上，最惹人注意的形象，因此，也就是时代的典型形象。 　　书中说：“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西门庆，贪得无厌，贪赃枉法，一旦败露，他会上通东京太师府，用行贿的办法，去求人情。他行贿是很舍得花钱的，因此收效也很大。 　　行贿的办法是，先买通其家人，结交其子弟。本书四十七、四十八两回，写西门庆行贿消祸，手法之高，收效之速，真使人惊心动魄。 　　这种人依仗权势、财物、心计、阴谋，横行天下。受害的，当然还是老百姓。活生生的人口，也作为他们的货物，随意出纳，有专门的媒婆，经纪其事。一个丫头的身价，只有几两银子或十几两银子。社会风气，他随之败坏，他们虐辱妇女：用马鞭子抽打，剪头发，烧身子。书中所记淫器，即有六七种之多。《金瓶梅》是研究中国妇女生活史的重要资料库。 　　说媒的，算卦的，开设妓院的，傍虎吃食的，各色人物，作者都有精细周到的描述。对下层社会的熟悉和对各行各业的知识，以及深刻透彻的描写，很多地方，非《红楼梦》作者所能措手。 　　《金瓶梅》的结构是完整的，小说的进行，虽时有缓滞繁琐，但总的节奏是协调的。故事情节，前后有起伏，有照应，有交待。作者用心很细。艺术功力很深。曹雪芹没有完成自己的著作，不能使人了解其完整的构思。《金瓶梅》的作者，写完了自己的小说，使人了然于他的设想。他写了这一暴发户从兴起到灭亡的急骤过程。 　　作者深刻地写出了，这种暴发户，财产和势派，来之易，去之亦易；来之不义，去之亦无情的种种场面。写得很自然，如水落石出，是历来小说中很少见到的。他用二十回的篇幅，写了这一户人家衰败以后的景象。这一景象，比起《红楼梦》的后四十回，触目惊心得多，是这部小说的最精采、最有功力的部分。

  (收起)

  2011-09-15 21:52:20   回应

  收藏

  推荐

• 

  第211页

  鳗老师

  前几年，写过一篇读北齐颜之推所著颜氏家训文章篇的笔记，文章收在《秀露集》。近读《汉魏六朝名家集》，每集之前，附有作家本传。我是先读他们的传记，然后再读他们的文章的，就是先知其行事和为人。发见过去那篇读书记，意有未尽，仍待发挥。今日，雨中无事，室内颇静，乃于灯下，对照颜之所指与本传史实，颇多出入，以知文字之事，实难于求是也。 　　一、颜说：“班固盗窃父史。” 　　后汉书本传： 　　父彪卒，归邺... (更多)

  前几年，写过一篇读北齐颜之推所著颜氏家训文章篇的笔记，文章收在《秀露集》。近读《汉魏六朝名家集》，每集之前，附有作家本传。我是先读他们的传记，然后再读他们的文章的，就是先知其行事和为人。发见过去那篇读书记，意有未尽，仍待发挥。今日，雨中无事，室内颇静，乃于灯下，对照颜之所指与本传史实，颇多出入，以知文字之事，实难于求是也。 　　一、颜说：“班固盗窃父史。” 　　后汉书本传： 　　父彪卒，归邺里。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 　　这是子继父业，和司马迁作《史记》的情况是一样的。在过去，这是一种文人美德，怎么能说是“盗窃”？ 　　班固后来得祸的原因是：他依附大将军窦宪，窦败免官。 　　固对子弟、奴仆，教管不严，多有非法，得罪过洛阳令。及固失势，洛阳令把他逮考，遂死于狱中。 　　历史文人，多有为地方官所苦者，唐之陈子昂，遭遇与固相似。 　　二、颜说：“扬雄德败美新。” 　　这是指，扬雄写过一篇题为《剧秦美新》的歌颂王莽的文章。 　　前汉书扬雄传没有提到这篇文章，后来还有人为他辩诬讼枉，说他没有仕莽经历。 　　前汉书对扬雄的描述，是很客观的： 　　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无为，少嗜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 　　又说： 　　及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雄复不侯，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恬于势利乃如是。 　　这样一个人，后来竟牵连到政治事件中，并投阁企图自杀，还留下一个恶名。 　　京师为之语曰：惟寂寞，自投阁；爰清静，作符命。 　　这是什么道理呢？当然，和他的性格有关。前面所引“简易佚荡”，和他在《剧秦美新》一文中自称：“臣常有颠眴病，恐一旦先犬马填沟壑，所怀不章，长恨黄泉，敢竭肝胆，写腹心，作剧奏美新一篇。”可以看出，他虽有高尚之心，好古而乐道，但缺乏操守之志。看到周围的人，升官晋爵，名利双收，他也就不甘寂寞，跃跃欲试，献文一篇，取悦王莽。 　　这种情况，在“四人帮”炙手可热，不可一日之时，并不陌生。类似《剧秦美新》之作，也并不少，时至今日，仍从旧日报刊上，常常见到。那些言词的卑污，心态的可耻，较之古人，真可以说是“踵事而增华，变本而加厉”。 　　我读了扬雄这篇《剧秦美新》，虽不甚懂，感到也不过是一篇歌颂新朝新帝的应酬文字，并没有多大的“政治问题”。 　　就因为他歌颂的是王莽，所以永远背上了黑锅。 　　至于那些直接间接，委曲、婉转或借古谕今，或将今比古，向“四人帮”献媚献策的文章，戏剧，诗词，小说，多数将作为失误，用覆酱瓶。少数出自名人之手，以后是否被人写入本传，编入本集，就难说了。 　　从传记里看到，扬雄是个可笑的人物，也是个可爱的人物。他的著作，当然不会因为一篇“美新”，失去全部价值。 　　我还有一本他著的《法言》，四部丛刊本。 　　《法言》之十三为孝至。其文曰：“孝莫大于宁亲，宁亲莫大于宁神，宁神莫大于四表之欢心。” 　　我很欣赏这几句话，愿家有老亲者，深思而力行之，这是孝的最高境界。扬氏著作，言词古奥艰深，然其切合实际，有见有识，类多如此。 　　三、颜说：“蔡伯喈同恶受诛。” 　　这是指他和董卓的关系。《后汉书本传》： 　　中平六年，灵帝崩，董卓为司空，闻邕（伯喈名）名高，辟之，称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虽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敕州郡举邕诣府，邕不得已到…… 　　及卓被诛，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国之大贼，几倾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忿，而怀其私遇，以忘大节。今天诛有罪，而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 　　蔡伯喈为董卓逼迫，到他那里做了一些事，中间还曾想逃走。可是当董卓死后，他又为他叹了一口气，遇见了王允这种随便加人以罪名的“司徒”，就把老命送了。 　　《后汉书》的作者，在传后，写了一段“论”。对蔡伯喈一生的流离坎坷，不幸遭遇，三致意焉，是一段很有感情的文字。 　　蔡的事迹，还被编为盲词戏曲，千古流传。 　　文士依附权贵，凶多吉少，多有教训，蔡氏当明此义。既为所迫，迫者已死，即当离去。何以又坐在新的权贵面前，发出叹声？是感情冲动吗？ 　　四、颜说：“刘桢屈强输作。” 　　《三国志本传》： 　　其后太子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欢，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众人咸伏，而桢独平视。太祖闻之，乃收桢。减死输作。 　　这个故事，蒲松龄曾写进《聊斋》。其实是件小事，也谈不上倔强不倔强。太子高兴，叫夫人出来和作家们相见，当然不是为了叫人们都伏下。如果都伏下，那又叫她出来干什么？刘桢可能少个心眼，没想到这是不能平视的，于是就获罪了。可怪的是，出面干涉的不是曹丕，而是曹操。他当然是从政治上考虑的。这与后来王勃的遭遇极相似。 　　《旧唐书·文苑传》： 　　沛王贤闻其名，召为沛府修撰，甚爱重之。诸王斗鸡，互有胜负。勃戏为檄英王鸡文，高宗览之，怒曰：据此，是交构之渐。即日斥勃，不令入府。 　　一篇游戏文字，召来失业，高宗也是从政治上考虑的。 　　以上，是指颜之推，用寥寥几个字，概括作家的生平行事，多有言过其实之处。 　　一个人的幸与不幸，固有其个性的原因，但还有历史、环境、所遇，多种原因。也很难分清主次。颜之推为了教育子弟，强调一下个人修养，也是情有可原的。但忽视历史与客观的原因，则使不幸的作家，蒙冤更深，对子弟的处世，也没有好处。 　　1987年11月28日

  (收起)

  2011-09-15 21:55:58   回应

  收藏

  推荐
• 

  第133页

  鳗老师

  任何艺术，比较其异同，是困难的，也是蹩脚的。在艺术上，不会有相同的东西，这是艺术的创造性所确定的。但是，我在读“金”的过程中，常常想到“红”，企图作一些比较，简列如下： 　　一、“金”的写法，更接近于宋元话本，它基本上是用的讲述形式，其语言是诉诸“听”的，它那样多地引用了唱词曲本，书也标明词话，也从这里出发。 　　二、“红”的写法，虽也沿用宋以来白话小说的传统，特别是“金”的语言的传统，但它基... (更多)

  任何艺术，比较其异同，是困难的，也是蹩脚的。在艺术上，不会有相同的东西，这是艺术的创造性所确定的。但是，我在读“金”的过程中，常常想到“红”，企图作一些比较，简列如下： 　　一、“金”的写法，更接近于宋元话本，它基本上是用的讲述形式，其语言是诉诸“听”的，它那样多地引用了唱词曲本，书也标明词话，也从这里出发。 　　二、“红”的写法，虽也沿用宋以来白话小说的传统，特别是“金”的语言的传统，但它基本上是写给人看的，是诉诸视觉的。它的语言，不再那样详细繁琐，注意了含蓄，给人以想象和回味。 　　三、“红”语言的这种特点，是源于作者的创作立场和主观情感。“红”的作者，写作的目的，是感伤自己的身世，追忆过去的荣华。在写作中，他的心时时刻刻是跳动的，是热的，无论是痛哭，或是欢乐。 　　而“金”的作者，所写的是社会，是世态，是客观。 　　“金”的作者对于他所描绘的世态也好，人情也好，都持一种冷眼观世的态度。这些描述，在他的笔下虽是那样详细无遗，毛发毕现，总给人一种极端冷静的感觉，嘲讽的味道。这一特点，当然也表现在它的语言上。 　　四、“金”的写法，更接近于自然主义，作者主观的感情色彩，较之“红”，是少得多了。对于世态人情，它企图一览无余地，倾倒给读者：“你们看看，世界就是这个样子！”那些猥亵场面，也是在作者这样心情下，扔出来的。而“红”的作者对他所描写的东西，都精心筛选过，在艺术要求上，作过严格的衡量。即使写到男女私情，也作了高明的艺术处理，虽自称为“意淫”，然较之“金”，就上乘得多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道学家的思想。最近看了一本马叙伦的《石屋余沈》，他在谈到淫秽小说《绿野仙踪》时说： 　　“即中年人亦岂可阅！不知作者何心。”他是教育家，他的话是可以相信的。这些淫秽文字，在“金”的身上无疑也是赘瘤。 　　五、因此，虽都是现实主义的艺术珍品，就其艺术境界来说，“红”落脚处较高，名列于上，是当之无愧的。 　　西门庆是个暴发户，他的信条，也是一切暴发户的生财之道：“要得富，险上做”。他除去谋求官职，结交权贵（太使、巡按、御史、状元），也结交各类帮闲、流氓打手，作为爪牙。他还有专用的秀才，为他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他开设当铺、绸缎铺、生药铺，这都是当时最能获利的生意。他放官债，卖官盐，官私勾结，牟取暴利。他夺取别人家的妻妾，同时也是为了夺取人家的财货。娶李瓶儿得了一大笔财产，取孟玉楼，又得了一大批财产。这是一个路子很广，手眼很大，图财害命，心毒手狠的大恶棍、大流氓，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这无疑是当时社会上，最惹人注意的形象，因此，也就是时代的典型形象。 　　书中说：“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西门庆，贪得无厌，贪赃枉法，一旦败露，他会上通东京太师府，用行贿的办法，去求人情。他行贿是很舍得花钱的，因此收效也很大。 　　行贿的办法是，先买通其家人，结交其子弟。本书四十七、四十八两回，写西门庆行贿消祸，手法之高，收效之速，真使人惊心动魄。 　　这种人依仗权势、财物、心计、阴谋，横行天下。受害的，当然还是老百姓。活生生的人口，也作为他们的货物，随意出纳，有专门的媒婆，经纪其事。一个丫头的身价，只有几两银子或十几两银子。社会风气，他随之败坏，他们虐辱妇女：用马鞭子抽打，剪头发，烧身子。书中所记淫器，即有六七种之多。《金瓶梅》是研究中国妇女生活史的重要资料库。 　　说媒的，算卦的，开设妓院的，傍虎吃食的，各色人物，作者都有精细周到的描述。对下层社会的熟悉和对各行各业的知识，以及深刻透彻的描写，很多地方，非《红楼梦》作者所能措手。 　　《金瓶梅》的结构是完整的，小说的进行，虽时有缓滞繁琐，但总的节奏是协调的。故事情节，前后有起伏，有照应，有交待。作者用心很细。艺术功力很深。曹雪芹没有完成自己的著作，不能使人了解其完整的构思。《金瓶梅》的作者，写完了自己的小说，使人了然于他的设想。他写了这一暴发户从兴起到灭亡的急骤过程。 　　作者深刻地写出了，这种暴发户，财产和势派，来之易，去之亦易；来之不义，去之亦无情的种种场面。写得很自然，如水落石出，是历来小说中很少见到的。他用二十回的篇幅，写了这一户人家衰败以后的景象。这一景象，比起《红楼梦》的后四十回，触目惊心得多，是这部小说的最精采、最有功力的部分。

  (收起)

  2011-09-15 21:52:20   回应

  收藏

  推荐
• 

  第38页

  鳗老师

  出现如此大的差距，原因是作者有意识把这样一个人物，塑造得更高大，不知不觉走到反面去了。作者对这一人物性格，并没有认真调查研究，作者的学识见解，都不足以创造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正如在《水浒传》里，他写在郓城县当一名书吏的宋江，写得很真实生动，到写当了水浒首领的宋江，他就无能为力了。因为他熟悉一个书吏，着实没有体验过一个水泊首领的生活，甚至见都没有见过。于是只能以主观想象出之。宋江和刘备，如出一辙。和他... (更多)

  出现如此大的差距，原因是作者有意识把这样一个人物，塑造得更高大，不知不觉走到反面去了。作者对这一人物性格，并没有认真调查研究，作者的学识见解，都不足以创造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正如在《水浒传》里，他写在郓城县当一名书吏的宋江，写得很真实生动，到写当了水浒首领的宋江，他就无能为力了。因为他熟悉一个书吏，着实没有体验过一个水泊首领的生活，甚至见都没有见过。于是只能以主观想象出之。宋江和刘备，如出一辙。和他相反，《西游记》的作者写了猴、猪等怪，完全以写人的笔法出之，因此，猴、猪都具备了完整的性格。写唐僧亦如此，所以唐僧颇具人性。《聊斋志异》写狐鬼，成功之道亦在此点。凡是小说，起步于人生，遂成典型；起步于天上，人物反如纸扎泥塑，生气全无。 　　群众是喜爱英雄的，群众可以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一个神，但这个神对他来说，只能起到安慰的作用。群众有高级的心理、情操，也可能有低级的心理、趣味。人可以有作为人的本能，也可以有来自动物的本能。文学艺术，应该发扬其高级，摈弃其低级，文以载道，给人以高尚的熏陶。创造英雄人物，扬励高尚情操，是文学艺术的理所当然的职责。 　　其基础是现实的人和生活。 　　再现历史英雄人物，不是轻而易举的。作者除去学的修养，还要有识的修养，学识浅薄，如何创造英雄人物？在创作准备上，识力不高，则应辅之以学。如研究历史，考察地理民俗，采集口碑遗迹，像司马迁所做的那样。司马迁写了刘、项那样的英雄人物，全从周密的调查研究入手，然后以白描手法，自然出之。

  (收起)

  2011-09-15 21:51:34   回应

  收藏

  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