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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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96页

  凡斯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之所以要挖苦它们，主要是我实在不喜欢有些人的一种脾气，那就是，他喜欢的，不许别人冒犯；他敬重的，不许别人轻视。自结成社会以来，在意见纷殊的众人之间，只有一种真实状态，那就是妥协。所以，不要对一切异己都是一通批评，而要将这种批评的权利保留起来，以图和睦。 把某样东西宣布为“臭”，和要你自己动手把它“批臭”，这里面的区别很深。任何对该对象无知的人来说，去批判一种对象，很像是一种轻松的游戏，在里面人们... (更多)

  之所以要挖苦它们，主要是我实在不喜欢有些人的一种脾气，那就是，他喜欢的，不许别人冒犯；他敬重的，不许别人轻视。自结成社会以来，在意见纷殊的众人之间，只有一种真实状态，那就是妥协。所以，不要对一切异己都是一通批评，而要将这种批评的权利保留起来，以图和睦。 把某样东西宣布为“臭”，和要你自己动手把它“批臭”，这里面的区别很深。任何对该对象无知的人来说，去批判一种对象，很像是一种轻松的游戏，在里面人们可以满足一种运用无知的暴力快感。你有本事是吗？我用一句“他妈的”就可以打到你；管它是多少人殚尽竭虑才产生的一点思想，我照样可以看不起它。理由？不需要理由！——这才是要义所在。慢慢地就养成了习惯，习惯于不讲道理，习惯于说谎，编造是非，习惯于把别人往坏里琢磨，习惯于依赖愚昧，并从愚昧中发现出力量，体验到快乐。 本地流行整体论，整体决定部分，“本质”决定各种“非本质”的东西。 司马光骂冯道为奸臣之尤，理由是冯道“求生害仁”。——在司马光的头脑中，“忠”与“仁”已经分不清了。汉代起，忠的地位上升，成为伦常之首。以忠君为大节，把它像草标一样插在头顶上，倒忘了孔子的仁，孟子的义。只知吠非其主，不问善恶是非。这倒省心，最不堪时，至多落顶“愚忠”的帽子——愚忠愚忠，好像还有什么不愚的忠。其实哪里有呢？凡忠必愚。 好像大家都来做忠臣节士，便有万年不倒的王朝了。见王朝而不见国，见国而不见民，见民而不见人，此其所以翻遍坟典，拍破脑袋，也想不出出路者也。 道德的意义，不在于“灭人欲”，而在于克制一部分欲望，使个人行为与社会相平衡。 心中藏于中，而人所不见；迹者示于外，而天下共瞻。 我少时也喜慕非常之举，直到长大，读过些历史和大人物的传记，才踌躇起来，——人可以将最美好的东西献于社会，却将最黑暗的一面留给自己的家人和密友。有的人留给我们的文明史伟大的财产，却让他身边的人万分痛苦。如何评价这样一些人？也许只好让土归于土，水归于水，该感激的感激，该斥责的斥责。 心有所耻，行不能从。义利之辩，一直被人为地尖锐化，似不如此不能显出儒者以及他们的命题的重要。而又有多少人只顾搬起石头砸人痛快，全不管自己下面的脚。所耻的事那么多，又怎么遵从呢？后儒起而倡言行合一，又怎么可能完全做到呢？难不在行，难在言。 中国正统的好人主义，擅长干两种事，一种是逼娼为良，另一种是逼良为娼。痛打落水狗是又英雄又稳当的事，人所擅长。黄宗羲说“君子小人无两立之理”，天生地不共戴天，是非常危险的观念。团体需要公敌，来把集体凝聚起来；更重要的是，好人主义需要坏人，来做制度性失败的替罪羊。西谚有云：Hate the game,don't hate the player.我们的传统反是。 劝善与逼善是有分别的，因为道德命题并不对称。我们可以说让梨是高尚的，而不可以反推不让梨就不高尚，不道德，无耻，该打屁股。提倡美德，是鼓励性的，推行规范，是禁止性的。规范禁止杀人，但我们很少会在日记里写下“今天又没杀人”，以为做了好事，沾沾自喜。反过来，人没有达到某种美德，不意味其在道德上有缺陷。经常发生的是，那些鼓励性、建议性的伦理信条，被不正确地逆推后，产生了一种压迫性的道德环境。 改善自我评价最便捷的办法，是发现别人的错处，力批之，特别是对那些自己也犯过、有可能犯、想犯而不敢犯的错误，要大力挞伐。所以通常，我们看一个人最喜欢抨击哪类事情，便猜他最受哪些事的吸引，可有一半的准确率。当然最好还是不这么做，猜想别人的动机，实在不是什么好习惯。 在所有的错误中，软弱的错误，是人们最愿意腾口讥评的。出了这种事，最容易落到声名狼藉。 如果这些人活得久，能赶上知道袁崇焕是冤枉的，也不会有什么内疚。他们会认为受骗或骗人的是皇帝，而不是他们，他们是在做一件正义的事。道德下降的第一个迹象，就是不关心事实，毕竟，辨别真相是累人的事。容易的办法，还是把自己从这一负担解脱，让别人来告诉我谁是“坏人”，我只负责吃掉他。 偶尔读点历史的一种用处，就是认识自己心中各路角色的面目。谁心里没个焦芳，谁心里没个杨元慎呢？只是有时我们不能自见，有时见而不知其名罢了。 人一多，时间一长，什么样的典型都不会少，不论做什么事，总不愁找不到先例，以给自己开脱。 我国的传统，是最喜欢对别人的事下裁断，怎样对怎样不对，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如果此类判断每天少于十次，大概就够不上标准的炎黄子孙。依据是价值观，而价值观是一张价格表，什么在上，什么在下，何者为大，何者为小。但人心九窍，世事万绪，颇有不能为表格所尽者，何况义务表之外，还有对后果的衡量呢。价值冲突的永恒，大概不会在爱情之下，至于黑白分明，那是官方文告和九流小说里才有的事情。 事不宜以是非论者，十居七八，人不可以善恶论者，十居八九。但是，人性本善还是本恶，这样一种幼稚的问题竟能缠绕中国古典哲学两千年。——哲人要为人间立法，需要若干下脚处，在道德法便是一切法的体系中，不可分析的人心不能不有本原的地位。 他一生勤于修心养性，不会让一种情绪完全地主使自己，也不会让一种动机，蒙骗全体的心智。但是，当若干种情绪，都有一致的指向，当高尚的动机，足以掩蔽其余，那么，要判断一种宣泄是否合理，要看清心中真正的向背，虽在圣贤，也是难处。 是是非非，辛辛苦苦，从古到今，知味者自能品尝得出。只是叹后世人的风度，不及当年的嵇阮山向，亦远矣。 老年于成龙是很骄傲的，他的骄傲，或许以中年以前的清廉做底子。他以清得名，经常以此来骂人。人或说“心底无私天地宽”，而在实际中，以无私自命的人，往往心胸极狭。 将普遍的冲突化为个人之间的战争，乃是古人习见的想法。易水唱别，固是高潮，总是意气感激的成分为多；唯当怀匕西去，迢递千里，一路上所见所感，纷纭而至，而未改其衷，个人的意志，原来也可以这么可怕。所以咏荆轲的诗篇虽多，我独喜贾岛的两句：“我叹方寸心，谁论一时事？” 在中国，传统的教义是用审美代替思辨，用玄想抵制实测，用善恶混淆是非。屈原作了《天问》，两千年间的学人，则共同创作了一部“不问”。——那么，这两千年里，人们怎么还好意思去纪念屈原呢？答曰：没什么不好意思的，赛龙舟、吃粽子嘛。 从道不从君，但道又在哪里呢？隐居求其志，但何为其志呢？ 儒家有很多高明的地方，提倡道德生活，维系传统，最有力焉，但有几种不足，第一是政治上的法古。每朝每代，用不了一两百年，往往天下糜烂，在儒家看来，只是因为他们的政治主张遵从得不够，而从来没认真想过改变主张。另外，儒家对物理世界的知识，几乎没有兴趣，对灵魂问题也不大关心。有两种事物，最值得也最能促使人动脑筋，一个是广不可测的世界，一个是深不可及的内心。 风就是教，如风行草上，化则是从风而服，随风而化。古代以德治天下，风化是主要手段，后来流行的旌表烈女孝子，都属此列。 古代政治理论，一大核心要与人类趋利的本性作斗争。斗争的结果可想而知，不是率天下为善，倒是率天下为伪。 好人和坏人在道德上是共同体，彼此需要，相互寄生；好人通常是希望坏人变得更坏的。最好是坏到透顶，无以复加。如果这些坏人一时未臻极境，那就推他们一把。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被欺凌与被侮辱》中写过一个叫涅莉的小姑娘。道德意义中的自虐何以能带来精神快感，没有比这个形象展开得更充分的了。假如天堂的意义在于它和地狱的间距，毫无疑问，当沉沦者沉得更深，升华者也就升得更高。 用良心和肾上腺素与坏人做殊死斗争，从此成为一个模型，德昭千古。“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对坏人厌恨过分，必将激之为乱。行动的正当性，经常需要通过对手的不正当性来实现，如果那一边还没恶贯满盈，那就得让他满盈。 失败是烈士之母；成功倒抹淡了悲剧的色彩，本来，它是可以像血一样鲜艳的。古代士人的精神自虐未必限于道德一个方面，只是因为胸中规模有限，不能及远，便反复搬出老剧，演得光芒四射。道德确实是激情的发动机，不仅台下的人难免看三国掉眼泪，台上的人也如此投入，自己把自己感动得再三欷歔。戏是好戏，只可惜正事也跟着耽误了。 人处穷途末路，容易看见海市蜃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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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9-30 14:08:57   1人收藏   1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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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6页

  ant (深度拖延症患者)

  在中国，传统的教义是用审美代替思辩，用玄想抵制实测，用善恶混淆是非。 (更多)

  在中国，传统的教义是用审美代替思辩，用玄想抵制实测，用善恶混淆是非。 (收起)

  2012-02-08 21:36:59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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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9页

  lele (为你唱首歌~)

  中国式的道德观是一张价值表，排在高处的，可以压过抵触的，如果最高一条不是“不得以人为手段”，那么，有太多的名义，顺手拈来，便可用来杀人。 (更多)

  中国式的道德观是一张价值表，排在高处的，可以压过抵触的，如果最高一条不是“不得以人为手段”，那么，有太多的名义，顺手拈来，便可用来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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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1-13 17:02:12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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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9页

  lele (为你唱首歌~)

  中国式的道德观是一张价值表，排在高处的，可以压过抵触的，如果最高一条不是“不得以人为手段”，那么，有太多的名义，顺手拈来，便可用来杀人。 (更多)

  中国式的道德观是一张价值表，排在高处的，可以压过抵触的，如果最高一条不是“不得以人为手段”，那么，有太多的名义，顺手拈来，便可用来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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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1-13 17:02:12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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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6页

  ant (深度拖延症患者)

  在中国，传统的教义是用审美代替思辩，用玄想抵制实测，用善恶混淆是非。 (更多)

  在中国，传统的教义是用审美代替思辩，用玄想抵制实测，用善恶混淆是非。 (收起)

  2012-02-08 21:36:59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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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30页

  梦里醉逍遥 (泛若不系之舟)

  刀尔登在谈隐士的时候，谈到了一个很新鲜的问题： 隐士是批“说不”的人，但仅仅说不，还是在回答人家的问题，并不意味着有自己新的问题。纵然背道而驰，还是在同一条道路上呀。我们看各朝各代的隐士，从《后汉书》的《逸民传》翻到《明史》的《隐逸传》，两千年间，一点儿进化也没发生。做的事还是那么几样，想的问题还是那么几个。 后面举例子的时候，说隐士一般都是欣赏自然之美，然后笔锋一转： 但是，如此爱山，如此爱水，... (更多)

  刀尔登在谈隐士的时候，谈到了一个很新鲜的问题：

  隐士是批“说不”的人，但仅仅说不，还是在回答人家的问题，并不意味着有自己新的问题。纵然背道而驰，还是在同一条道路上呀。我们看各朝各代的隐士，从《后汉书》的《逸民传》翻到《明史》的《隐逸传》，两千年间，一点儿进化也没发生。做的事还是那么几样，想的问题还是那么几个。

  后面举例子的时候，说隐士一般都是欣赏自然之美，然后笔锋一转：

  但是，如此爱山，如此爱水，止于观赏，对满目的松师石友，竟从不曾发生知识的兴趣，是件很奇怪的事。没有一个人想到事实的考索，没有一个人去建立新知的体系。天天混迹在自然界中，对自然的运行，毫无体察，一点儿也不觉得有什么惭愧。人人如此，代代如此，一直到两千年后，才出了一位徐霞客。

  这个新鲜的问题恰恰指向了一个我们这些历史爱好者经常难以避免面对的尴尬事实，那就是两千多年（有人甚至会说是五千年）来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从来没有催生科学。

  这一问题也正是书里稍前几页谈屈原的时候面对的：

  屈原作了《天问》，两千年间的学人，则共同创作了一部“不问”。

  这是一直让我们不解的。刀尔登从历史事实间，很犀利地剖出来这么一个问题，但是他似乎也并没有问题的答案，到最后也只是随随便便地抛出一句“在中国，传统的教义是用审美代替思辩，用玄想抵制实测，用善恶混淆是非”了事。

  也许刀尔登最后的问题不止是扔给古人的问题：

  从道不从君，但道又在哪里呢？隐居求其志，但何为其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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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8-08 18:40:49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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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t (深度拖延症患者)

  在中国，传统的教义是用审美代替思辩，用玄想抵制实测，用善恶混淆是非。 (更多)

  在中国，传统的教义是用审美代替思辩，用玄想抵制实测，用善恶混淆是非。 (收起)

  2012-02-08 21:36:59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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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le (为你唱首歌~)

  中国式的道德观是一张价值表，排在高处的，可以压过抵触的，如果最高一条不是“不得以人为手段”，那么，有太多的名义，顺手拈来，便可用来杀人。 (更多)

  中国式的道德观是一张价值表，排在高处的，可以压过抵触的，如果最高一条不是“不得以人为手段”，那么，有太多的名义，顺手拈来，便可用来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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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1-13 17:02:12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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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不喜欢狗

  蒲西[未注销] (每逢换季倍思春)

  一犬吠形，百犬吠声，自己明明长着一双狗眼，却不用，偏偏听别狗的。 对某些人而言，人狗殊途同归。 (更多)

  一犬吠形，百犬吠声，自己明明长着一双狗眼，却不用，偏偏听别狗的。

  对某些人而言，人狗殊途同归。 (收起)

  2011-10-14 16:45:05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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