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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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湮没人群 (我申请亲新郎)

  格非曾在“人面桃花”三部曲的第二部《山河入梦》里描写过一个花家舍人民公社。在落魄的前梅城县县长谭功达看来，此地简直是一个自动自发、再完美不过的共产主义社会模型，而这一切的缔造者郭从年既好像不存在又显得无处不在，神龙见首不见尾。直到他准备离开花家舍，郭从年才卸下他驼背八斤的伪装：花家舍的一切其实都处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状态下，人们惴惴不安唯恐行事稍有失检，检举别人是最常见的自保，武则天发明的铜... (更多)

  格非曾在“人面桃花”三部曲的第二部《山河入梦》里描写过一个花家舍人民公社。在落魄的前梅城县县长谭功达看来，此地简直是一个自动自发、再完美不过的共产主义社会模型，而这一切的缔造者郭从年既好像不存在又显得无处不在，神龙见首不见尾。直到他准备离开花家舍，郭从年才卸下他驼背八斤的伪装：花家舍的一切其实都处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状态下，人们惴惴不安唯恐行事稍有失检，检举别人是最常见的自保，武则天发明的铜匦检举，被郭从年玩得得心应手，仅仅一次和女孩月夜荡舟，谭功达就被人揭发了十二次之多，那个女孩也被送去挽救班……当然，花家舍的水面仍显得波澜不惊。谭功达惶恐惊觉那夜荷塘幽静背后的阴霾！这样的描写并非假语村言，也不是小说家对《1984》的戏拟。应星的这部新著里也记述了这么一出闹剧：看似简单的由第三者插足引起的普通的家庭纠纷背后，居然有这么多煞费苦心的凝视（gazing）者——半夜听墙偷窥、以同盟的身份套话、最有激情地在检举材料上连书二十八个“我揭发”——传统村庄的低流动性让这种熟悉在政治斗争中变为人人自危的群体癔症。再加上这个第三者虽属自愿献身，但由于其女知青的身份，最后那个通奸的丈夫、原来的生产队会计竟被当成严重破坏最高领袖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指示的反动分子处理。这样的事情，当年并不少见，日本导演池谷熏所摄的纪录片《延安の娘》就讲述了一个知青子女海霞寻找生身父母的故事，并由这一个案逐渐扩散到那一代人的悲剧上。有句话说得颇好：“不是每个知青都像舒淇一样迷人，也不是每个知青的女儿都像高圆圆一样美丽。”海霞的样貌在黄土高坡的风蚀日晒下，连亲生父亲刚看到相片也不由得来了句京骂：“操！怎么这个德行啊，怎么长这样儿啊。”然而生活和真相永远都是那样摒弃浪漫与抒情的，研究者和记录者不以意识形态先行，不对早已道德破产的政权多踹一脚，也不盲目给农民附上悲天悯人的寄望，更不俨然一副道德良知化身的做派，这就足够了。热心帮助海霞寻父的黄玉岭就是因为与一同下放的女知青相恋，最后被判处反革命罪，女方也被迫堕胎。还有一个与应星的记述极为相似的原公社干部，被北京派来管理知青的干部定性为破坏知青下乡，遭受牢狱困顿，时隔多年却始终希望当年决定他命运的人能给个说法，他央求黄玉岭陪海霞上京寻父时替他去讨一句老干部的道歉。姜贵《旋风》中所描写的山东解放区土匪妓女地痞流氓翻身掌权并非荒诞无稽，在新旧政权交替的过渡时期，往往被原先宗法社会所不容的闲散人员成为共产党进驻后的积极分子，随之而来的自然是腥风血雨的打击报复、权力纷争。1951年发生在柳坪村的这场宗派斗争简直像极了《旋风》中的小说文字——村里的小姓，无地，却又爱抛头露面、吆三喝四，一朝得道，自然引发与大姓、地主的冲突；沾花惹草的个性又使其与情敌产生对立，剑拔弩张；有人见风使舵、有人溜须拍马；最后落得“今朝斗人，明天被斗”的可悲下场。《七武士》的结尾总叫人黯然神伤，武士们的命运早已注定，“我们又失败了，赢的是农民”，农民利用政策、上访等形式的借力始终为的是背后的利益博弈，柳坪村的妇女可以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利用破环军婚的法律规定一石二鸟地巩固了自己的婚姻，自然也能在电站移民的抗争上利用弱者的武器“踩线不越线”地闹。本书的正文其实只有短短的122页，附录的三篇文章分量不轻：《身体政治与现代性问题》、《论当代中国的新德治》、《略论叙事方法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作用》，反倒可以代表了作者在两部“柳坪村叙事”后更大的学术野心，毕竟这部“新著”或曰“大河史前史”乃是《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从“讨个说法”到“摆平理顺”》后余勇可贾的产物，写作于八九年前。 (收起)

  2011-09-06 13:14:27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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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0页

  zeuce

  新政权正需要拿一个“恶霸”的身体来奠定自己的人民革命政权的权威性的基础。新政权的这一需要与杜村民宣泄身体怨恨的需要不谋而合，于是，外引的革命与内生的仇怨就在一个庄严宏大的仪式中完成了结合。这与其说是阶级政治的展开，不如说是身体政治的展开。 (更多)

  新政权正需要拿一个“恶霸”的身体来奠定自己的人民革命政权的权威性的基础。新政权的这一需要与杜村民宣泄身体怨恨的需要不谋而合，于是，外引的革命与内生的仇怨就在一个庄严宏大的仪式中完成了结合。这与其说是阶级政治的展开，不如说是身体政治的展开。 (收起)

  2011-08-24 11:36:52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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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湮没人群 (我申请亲新郎)

  格非曾在“人面桃花”三部曲的第二部《山河入梦》里描写过一个花家舍人民公社。在落魄的前梅城县县长谭功达看来，此地简直是一个自动自发、再完美不过的共产主义社会模型，而这一切的缔造者郭从年既好像不存在又显得无处不在，神龙见首不见尾。直到他准备离开花家舍，郭从年才卸下他驼背八斤的伪装：花家舍的一切其实都处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状态下，人们惴惴不安唯恐行事稍有失检，检举别人是最常见的自保，武则天发明的铜... (更多)

  格非曾在“人面桃花”三部曲的第二部《山河入梦》里描写过一个花家舍人民公社。在落魄的前梅城县县长谭功达看来，此地简直是一个自动自发、再完美不过的共产主义社会模型，而这一切的缔造者郭从年既好像不存在又显得无处不在，神龙见首不见尾。直到他准备离开花家舍，郭从年才卸下他驼背八斤的伪装：花家舍的一切其实都处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状态下，人们惴惴不安唯恐行事稍有失检，检举别人是最常见的自保，武则天发明的铜匦检举，被郭从年玩得得心应手，仅仅一次和女孩月夜荡舟，谭功达就被人揭发了十二次之多，那个女孩也被送去挽救班……当然，花家舍的水面仍显得波澜不惊。谭功达惶恐惊觉那夜荷塘幽静背后的阴霾！这样的描写并非假语村言，也不是小说家对《1984》的戏拟。应星的这部新著里也记述了这么一出闹剧：看似简单的由第三者插足引起的普通的家庭纠纷背后，居然有这么多煞费苦心的凝视（gazing）者——半夜听墙偷窥、以同盟的身份套话、最有激情地在检举材料上连书二十八个“我揭发”——传统村庄的低流动性让这种熟悉在政治斗争中变为人人自危的群体癔症。再加上这个第三者虽属自愿献身，但由于其女知青的身份，最后那个通奸的丈夫、原来的生产队会计竟被当成严重破坏最高领袖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指示的反动分子处理。这样的事情，当年并不少见，日本导演池谷熏所摄的纪录片《延安の娘》就讲述了一个知青子女海霞寻找生身父母的故事，并由这一个案逐渐扩散到那一代人的悲剧上。有句话说得颇好：“不是每个知青都像舒淇一样迷人，也不是每个知青的女儿都像高圆圆一样美丽。”海霞的样貌在黄土高坡的风蚀日晒下，连亲生父亲刚看到相片也不由得来了句京骂：“操！怎么这个德行啊，怎么长这样儿啊。”然而生活和真相永远都是那样摒弃浪漫与抒情的，研究者和记录者不以意识形态先行，不对早已道德破产的政权多踹一脚，也不盲目给农民附上悲天悯人的寄望，更不俨然一副道德良知化身的做派，这就足够了。热心帮助海霞寻父的黄玉岭就是因为与一同下放的女知青相恋，最后被判处反革命罪，女方也被迫堕胎。还有一个与应星的记述极为相似的原公社干部，被北京派来管理知青的干部定性为破坏知青下乡，遭受牢狱困顿，时隔多年却始终希望当年决定他命运的人能给个说法，他央求黄玉岭陪海霞上京寻父时替他去讨一句老干部的道歉。姜贵《旋风》中所描写的山东解放区土匪妓女地痞流氓翻身掌权并非荒诞无稽，在新旧政权交替的过渡时期，往往被原先宗法社会所不容的闲散人员成为共产党进驻后的积极分子，随之而来的自然是腥风血雨的打击报复、权力纷争。1951年发生在柳坪村的这场宗派斗争简直像极了《旋风》中的小说文字——村里的小姓，无地，却又爱抛头露面、吆三喝四，一朝得道，自然引发与大姓、地主的冲突；沾花惹草的个性又使其与情敌产生对立，剑拔弩张；有人见风使舵、有人溜须拍马；最后落得“今朝斗人，明天被斗”的可悲下场。《七武士》的结尾总叫人黯然神伤，武士们的命运早已注定，“我们又失败了，赢的是农民”，农民利用政策、上访等形式的借力始终为的是背后的利益博弈，柳坪村的妇女可以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利用破环军婚的法律规定一石二鸟地巩固了自己的婚姻，自然也能在电站移民的抗争上利用弱者的武器“踩线不越线”地闹。本书的正文其实只有短短的122页，附录的三篇文章分量不轻：《身体政治与现代性问题》、《论当代中国的新德治》、《略论叙事方法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作用》，反倒可以代表了作者在两部“柳坪村叙事”后更大的学术野心，毕竟这部“新著”或曰“大河史前史”乃是《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从“讨个说法”到“摆平理顺”》后余勇可贾的产物，写作于八九年前。 (收起)

  2011-09-06 13:14:27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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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政权正需要拿一个“恶霸”的身体来奠定自己的人民革命政权的权威性的基础。新政权的这一需要与杜村民宣泄身体怨恨的需要不谋而合，于是，外引的革命与内生的仇怨就在一个庄严宏大的仪式中完成了结合。这与其说是阶级政治的展开，不如说是身体政治的展开。 (更多)

  新政权正需要拿一个“恶霸”的身体来奠定自己的人民革命政权的权威性的基础。新政权的这一需要与杜村民宣泄身体怨恨的需要不谋而合，于是，外引的革命与内生的仇怨就在一个庄严宏大的仪式中完成了结合。这与其说是阶级政治的展开，不如说是身体政治的展开。 (收起)

  2011-08-24 11:36:52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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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非曾在“人面桃花”三部曲的第二部《山河入梦》里描写过一个花家舍人民公社。在落魄的前梅城县县长谭功达看来，此地简直是一个自动自发、再完美不过的共产主义社会模型，而这一切的缔造者郭从年既好像不存在又显得无处不在，神龙见首不见尾。直到他准备离开花家舍，郭从年才卸下他驼背八斤的伪装：花家舍的一切其实都处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状态下，人们惴惴不安唯恐行事稍有失检，检举别人是最常见的自保，武则天发明的铜匦检举，被郭从年玩得得心应手，仅仅一次和女孩月夜荡舟，谭功达就被人揭发了十二次之多，那个女孩也被送去挽救班……当然，花家舍的水面仍显得波澜不惊。谭功达惶恐惊觉那夜荷塘幽静背后的阴霾！这样的描写并非假语村言，也不是小说家对《1984》的戏拟。应星的这部新著里也记述了这么一出闹剧：看似简单的由第三者插足引起的普通的家庭纠纷背后，居然有这么多煞费苦心的凝视（gazing）者——半夜听墙偷窥、以同盟的身份套话、最有激情地在检举材料上连书二十八个“我揭发”——传统村庄的低流动性让这种熟悉在政治斗争中变为人人自危的群体癔症。再加上这个第三者虽属自愿献身，但由于其女知青的身份，最后那个通奸的丈夫、原来的生产队会计竟被当成严重破坏最高领袖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指示的反动分子处理。这样的事情，当年并不少见，日本导演池谷熏所摄的纪录片《延安の娘》就讲述了一个知青子女海霞寻找生身父母的故事，并由这一个案逐渐扩散到那一代人的悲剧上。有句话说得颇好：“不是每个知青都像舒淇一样迷人，也不是每个知青的女儿都像高圆圆一样美丽。”海霞的样貌在黄土高坡的风蚀日晒下，连亲生父亲刚看到相片也不由得来了句京骂：“操！怎么这个德行啊，怎么长这样儿啊。”然而生活和真相永远都是那样摒弃浪漫与抒情的，研究者和记录者不以意识形态先行，不对早已道德破产的政权多踹一脚，也不盲目给农民附上悲天悯人的寄望，更不俨然一副道德良知化身的做派，这就足够了。热心帮助海霞寻父的黄玉岭就是因为与一同下放的女知青相恋，最后被判处反革命罪，女方也被迫堕胎。还有一个与应星的记述极为相似的原公社干部，被北京派来管理知青的干部定性为破坏知青下乡，遭受牢狱困顿，时隔多年却始终希望当年决定他命运的人能给个说法，他央求黄玉岭陪海霞上京寻父时替他去讨一句老干部的道歉。姜贵《旋风》中所描写的山东解放区土匪妓女地痞流氓翻身掌权并非荒诞无稽，在新旧政权交替的过渡时期，往往被原先宗法社会所不容的闲散人员成为共产党进驻后的积极分子，随之而来的自然是腥风血雨的打击报复、权力纷争。1951年发生在柳坪村的这场宗派斗争简直像极了《旋风》中的小说文字——村里的小姓，无地，却又爱抛头露面、吆三喝四，一朝得道，自然引发与大姓、地主的冲突；沾花惹草的个性又使其与情敌产生对立，剑拔弩张；有人见风使舵、有人溜须拍马；最后落得“今朝斗人，明天被斗”的可悲下场。《七武士》的结尾总叫人黯然神伤，武士们的命运早已注定，“我们又失败了，赢的是农民”，农民利用政策、上访等形式的借力始终为的是背后的利益博弈，柳坪村的妇女可以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利用破环军婚的法律规定一石二鸟地巩固了自己的婚姻，自然也能在电站移民的抗争上利用弱者的武器“踩线不越线”地闹。本书的正文其实只有短短的122页，附录的三篇文章分量不轻：《身体政治与现代性问题》、《论当代中国的新德治》、《略论叙事方法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作用》，反倒可以代表了作者在两部“柳坪村叙事”后更大的学术野心，毕竟这部“新著”或曰“大河史前史”乃是《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从“讨个说法”到“摆平理顺”》后余勇可贾的产物，写作于八九年前。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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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政权正需要拿一个“恶霸”的身体来奠定自己的人民革命政权的权威性的基础。新政权的这一需要与杜村民宣泄身体怨恨的需要不谋而合，于是，外引的革命与内生的仇怨就在一个庄严宏大的仪式中完成了结合。这与其说是阶级政治的展开，不如说是身体政治的展开。 (更多)

  新政权正需要拿一个“恶霸”的身体来奠定自己的人民革命政权的权威性的基础。新政权的这一需要与杜村民宣泄身体怨恨的需要不谋而合，于是，外引的革命与内生的仇怨就在一个庄严宏大的仪式中完成了结合。这与其说是阶级政治的展开，不如说是身体政治的展开。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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