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金融的逻辑》笔记1
金融是什么？
跨时间、空间的价值交换。
金融学是什么？
跨时间、空间的价值交换过程中会发生的各类随机事件，为此类事件发生的概率和带来的得失定价，就是金融学的研究范围。
金融是否创造价值？
·事物的价值不是由其花费的心血来决定的，而是其自身带给人们的效用来决定的。
·所以QQ虽然是几个年轻人熬几天夜抄袭别人修改来的，但考虑到其为用户能带来的价值，就是值几十个亿。
·没有金融中介为项目带来的资金，项目就无法创造利润。所以金融创造的价值来源于其
带来的效用。而不是其从业者的劳动时间。
依照如此宽泛的金融定义，农业社会存在着人际金融交易，只是以人格化的隐性方式实现，其交易范围缩减到家庭、家族这些血缘体系内。
养子是为了防老，子女是人格化的保险品、信贷品和养老投资品。
亲戚间的礼尚往来是跨时间的价值交换，得到一份“礼”就是欠对方的人情，下次还礼时便还了对方的情。这种金融安排下，交易头寸以“人情”方式记下，而不是以显性金融合约形式。
中世纪欧洲，人们除了血缘，还会以教会带来的共同意识、情感为基础，实现金融互助。
现在的金融，不看血缘、地缘、信仰之类，只看交易信用和支付能力的。
这就要建立在现代法治制度之上。
儒教的“孝”是一种基于血缘的跨时间、空间的人际利益安排，而三纲五常所规范的“名分等级”秩序则是支持这种交易体系的文化制度保证。
尽管这里讲是文化制度保证，其实相当刚性。
朝廷明文规定不孝子该杀。
如此，家庭、家族内交易风险变小，人们普遍对这种刚性的交易体系“放心”，儒教人际金融体系从而运转了两千年。
在儒教的孝道体系下，人作为投资、保险、信贷交易的载体存在，于是人的自由、天性被限制得太多。
“养子防老”等于把子女当做了金融工具。家庭的建立、发展过多手利益的趋势，以至于侵蚀了亲情间的情感氛围。
金融市场具有将中国家庭从利益交换中解放出来，让家庭偏重感情定位的功能。
要打到“孔家店”，就要有发达的现代金融市场。
子女的高等教育、创业资金可以依靠贷款，父母的养老和医疗能够依赖保险。
家庭基于感情，而非责任。每个人都更加独立，花钱更自由。
陈志武《金融的逻辑》笔记2
过去我们认为，国库里真金白银的国家越强大，借钱花的是弱国。
事实相反。
国库钱越多，越便于国家实现专制，进而更有能力强制征更多的税，拥有更多国（政府）有企业，挤占更多公民的利益。当然这里可能有个鸡生蛋的问题。
欠钱越多的弱势政府，越容易在征税时被议会制约。
强势的公民在交税时就更容易产生、发挥公民意识。
同时国债市场比起投票制度，更能每时每刻反映市场对于国家未来的信心。
不但可以平摊政府的支付压力，还可以促进制度的良性发展。
西方的现代金融，和西方的民主、法治是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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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钱为什么那么多？
·能够交易的东西，已经资本化或者能够被资本化的资产和未来收入流越多，市场上流通的“钱”越多。
·同时人口流动的增加，异地贸易的上升也反过来增加对“钱”的需要。
·城市化和工业化是社会“钱化”的另一个催化剂。
中国个人收入资本化空间还很巨大。
美国社会的金融化程度是历史空前的。
如此的高度金融化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金融资本供给，这些资本使得科技创新、对外投资、个人创业所需要的资本当然不存在问题。
美国经济的最特别之处在于它能够让任何资产、未来收入流提前变现的证券化、资本化体系。
美式资本的滥发空间同权威国家相比很小。
美式的资本金融不会带来通货膨胀，是因为股票、债权、按揭贷款等产权资本都和具体的资产或未来收入流相对应，不是凭空发行。
资本化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中国资本化的空间还很大。国有的土地、国有的大型企业
还有产权保护、契约权利保护等法治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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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钱多了许多人并不感到富有？
原来由亲情、友情实现的互助互惠式隐性金融交易被钱化之后，如果替代性的显性金融保险、信贷、养老、投资产品又无法跟上，中国人在钱多的同时，反而可能对未来更感到不安。
这种不安会使中国的内需无法增长，产业结构难以改变。
为什么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文化价值观的变化，原来靠血缘、亲情实现的隐性金融交易正以显性金融交易的形式取而代之？
·人口流动越增大，血缘提供的保障和互助越不可靠。
·平均寿命上升，独生子女政策，让原有的互助体系无法胜任。
·文化价值观上中国人越来越追求个人自由和经济独立。
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依赖金融市场，而不是依赖家庭、家族达到保障未来生活的目的，这当然使得中国的市场交易额大大增大，钱自然也多了。
过去中国人在友情名义下从事的经济活动，今天正越来越多地被市场化，使得许多本来么没有收入意义的友情“经济活动”今天一“钱”来结算了。
这既增加了每个人的收入，也增加了每个人的支出。
市场的发展越深化，越来越多的隐性经济活动被市场取代。
人们有更多的收入的同时，也需要支付更多。
北京人的家庭定位更倾向于在感情交流上。原因在于发达的金融产品。
一方面，市场深化，带来越来越多的交易需要“钱”，而非“感情”来结算，另一方面，中国的进入发展水平总体还很低，投资、理财选择空间小，只有少数有限的投资渠道。
这两方面挤在一起，特别在政府高度管制金融和国有金融垄断的情况下，各种资产价格扭曲和畸形资产泡沫层出不穷，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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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所以更有钱，是因为美国有让人放心的为证券、票据定价和交易的制度和金融交易体系。
英国之所以在18世纪开始超过法国，并最终在世纪末战胜法国，其关键因素之一就是英国有更发达的金融技术让它更能将未来收入提前变现。
谁能够以更低成本把更多的未来收入作为今天的钱，谁就能占据更多的发展机会。
证券融资不但在花未来的钱，还让你有了卡位的资本。
作为金属，白银本身没有太多工业价值。只是多数曾在历史上将之作为货币，所以白银会除掉工业价值外，仍比较之前。
白银作为货币的原因，在于当时没有支持票券的信用制度。一旦有了这个制度，白银的交易价值就没有了。
所以一个国家的财富多寡，不取决自身的金银积累，而取决于自身的未来的有支付能力地效用生产能力，即未来收入流的多寡。此外就是其制度能将收入证券化和票据化交易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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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西方的崛起靠的是掠夺，那么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在掠夺后并没有留下任何东西？
为什么最早征服美洲、并掠夺大量金银的西班牙没有成为西方、更没有成为世界长久强盛的国家呢？
掠夺来的财富，不会珍惜，只能供人挥霍，更无法给人带来积极改进的压力，反而使个人、社会变懒。
掠夺了许多金银财宝的西班牙从17世纪就开始了没落，而17 世纪初才开始介入美洲大陆的英国却越来越强？
金融技术推动了西欧文艺复兴。
12世纪意大利城邦开始由于战争开支发行短期债券。到13世纪中期开始，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热那亚推出了长期国债。
13、14世纪发行长期公债的技术流传到西欧其他国家。16世纪，比利时的安特卫普交易所、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出现。
16世纪末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从美洲大举运回金银的时候，意大利、法国、荷兰、德国、比利时等国将未来收入、资产证券化的能力非常强。
从13世纪到16世纪意大利银行和犹太人钱铺基本垄断了西欧商业银行业务。主要原因是中世纪是，基督教禁止有息借贷。不过妨碍不了意大利人，特别意大利的伦巴第人。
16世纪西班牙掠夺来美洲金银之前，西欧商业银行的发达程度已非常高，也足以解决跨国贸易的货币支付问题。当然，有更多的白银能帮他们同其他洲做生意。
但是这些金银对西欧的发展不是决定性的。
伟大的美第奇家族对文艺复兴的作用。
如果过分强调了从美洲流到西欧的金银的作用，那么就忽视在金银流入前，（1330—1530年）文艺复兴时商业、金融、文化、科技及相关制度方面的发展，就没有领会到古罗马留在西方的民主法治思想，那些发展带给西欧以超前的制度资本和实力。
一个国家的货币化能力来自两点，市场深化程度，和制度资本实力。
一国的货币，是否能够成为国际货币，是由其制度资本决定的。
没有国家自出生就掌握“国际货币”的发行权，那个国家有着是人公认可靠、放心的制度，它的“钱”就值钱。
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掠夺是通过王室的支持，以国营的方式来实现的。
英国则是由民间自发参与，以股份化的形式实现的。
这种“以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从民间融资，然后有民间经营外贸”的模式不仅保证商人有其独立经营海洋贸易的空间，也为英国后来的工业革命做好了公司组织形式上的准备。
英国两次革命之后，王室的财政与国家的财政开始分离，政党不能从事营利事业（不与民争利），人人有权从事跨国贸易，确保致富机会人人平等。任何人都可以创业，可以从海洋贸易致富，好处不被国家独享，贸易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英国当时的政治势力格局，新兴的富有商人成为17世纪进一步制度变革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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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机”是人之常情，也是各类技术创新的原动力，正因为科技创新是在冒险，只有投机资本才会有胆量去冒险支持科技创新。
股票投机还为市场带来了充裕的流动性。
“南海股票泡沫”让英国出台了“THE BUBBLE ACT”，即由议会审查新上市公司。就像今天中国证监会一样。结果伦敦交易所沉闷了130年。于1850年菜重新复苏。
英国人对于股票投机的否定，使得其丧失了发展美式资本主义的机会。
美国人改进发展了汽轮、火车技术后，铁路概念为股票市场注入了非理性的能量。
但正是因为这种狂热，美国发展了自己的股票市场。
铁路、电话公司获得大量低成本的融资。
美国的金融投机潮往往和技术创新带来的丰富想象、广阔而不确定的前景联系在一起。
如：火车、铁路、电话、灯泡等电气化概念、汽车概念、网络概念。
JP摩根把美国证券公司的销售能力和投行理念提高到新的层次。
他最大的贡献是讲证券公司的业务从证券经济上升到了包括行业、企业整合的策划与融资全套服务。他创新了现代投资银行的理念。
过去的150年里，美国股市几乎是一部连续不断的股市热潮史，这背后是一个个财富创造的故事，同时也一波一波地把美国股市推向成熟，使他的定价能力和融资能力达到多方位的深化。
英国盛世靠的是他的海外商业贸易，需要的金融支持是债务、银行和保险。
美国盛世靠的是他的科技创新，后者需要的是以股票为代表的风险资本、投机资本。
那么中国需要的是什么样的金融？
要看他的盛世凭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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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美国的国债余额是GDP的70%，日本的国债余额是GDP的170%。
晚清的负债并没有以往说得那么可怕，关键在于当时缺乏缓和财政赤字的手段，问题出在国家理财策略上。
古代中国应对财政危机的手法有：增加赋税（皇权不受限制）、节约宫廷开支、要求富室勋戚捐助、盛世时国库多存钱、滥发货币（宋朝）。
如果再碰上灾年、兵年，国家加税，或者由操纵货币间接征税，对于社会的短期冲击都太大。
最终破坏社会对政府的信心。
太平天国时期，清廷对内举债，度过危机。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就开始发行公债，支持发展。
那么什么样的公债可以反过来增加国力？
并不是说政府借债度日，国家就能富强。
如果政府借债花钱在豪华办公楼上，那么投资的回报是零，公债发行后是卖不出去的。
如果政府借债花钱花在有回报的资本项目上，公债回报率低于项目回报率即可。
因为资本还有成本。
本国的资本市场越发达，融资成本越低。
英法两国都发行长期国债，支持海外殖民，但英国的利率约是法国的一半。
所以英国在海外殖民上有成本优势，进而有更高回报的优势。
西欧政府在融资时，一有发达的资本市场，可以融到便宜的钱，二有海外殖民贸易带来的丰厚利润。
国库存钱还是花掉税收举债经营，要看两点：
·长期债券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这决定了融资的成本。
·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殖民政策、制度资本实力）决定了回报高低、市场认可程度。
最终是制度决定了国策模式。
加税还是国债？
要看政府融资成本和民间的投资回报率只要纳税人的投资回报率高于政府公债利息，最优的国策就应当是：少征税，让民间有更多资本创造财富。
如果公债可以提供高于民间资本的回报率呢？则相反。
如果公债的回报率高于民间资本，但实际项目回报率低于民间资本，则应当不举债，同时减税、退税。（打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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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中我们把传统金融叫做“关系金融”或“人格化金融”。由于风俗、长久的邻里关系、社会道德足以降低其中的不确定性。
而各朝代中大型项目由于政府实力的关系，对民间的融资需求并不旺盛。而民间的融资需求可以通过“关系融资”得到满足。而“非人格融资”的成本需要外部的法制，因而显得成本更高。
其实《南京条约》等对外开放的事件加上洋务运动的努力，扩大了市场的跨区发展，进而促进了票号、钱庄的发展。
但是当时中国的契约执行制度使得像票号这样的传统的金融组织很难再上一层楼，无法增加其竞争力。
传统金融以“无限责任”为基础。
如果对方请了打手讨债，那么纯粹法律概念上的“有限责任”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没有现代的法治就没有现代的金融。
到1980年代后半期重新恢复股份制企业并试图发展股票等证券市场时，从晚清到民国时期上海金融业所累积的长达70多年的经验已基本被遗忘，万事又得从头开始。
由国家拥有银行和证券市场会带来太多的道德风险和利益扭曲，虽然由国家信用做金融的后盾能够提供一时的方便，但它会窒息金融业的创新、扭曲，阻碍金融所需要的制度变革，而且也必然导致资源的配置不合理。
没有民间金融的自由发展空间，没有现代法治，就难有现代金融。
“非人格化”的现代法治、金融，已不再是“要不要”的问题，已经没有选择。
美国虽然经历过多次金融危机和经济紧缩，但每次能以更健康的经济结构走出来的原因。关键是在美国的生产资料、土地财政都为私有，私人家庭不仅能够分享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升值，而且在经济萧条时可以通过这类财富的“缓冲器”度过难关。
美国靠金融推动的发展模式不仅会继续，而且也应该被更多社会所吸取、推广，因为它既促进消费内需的增长，又增加个人一辈子的整体福利，还能促进创新精神在社会文化中的内化。
而改革会让这个国家的金融化、资本化的能力更上一层，就像过去的历次改革一样。
既然如此，为什么这种模式会终结呢？
从1855年开始，美国的缝纫机公司就提供分期付款的购买方式。
福特说：我们的车非现金不卖。
通用则在1919年推出了分期付款服务。1926年通用得到了汽车业的龙头地位。
1927年，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以《分期付款销售的经济学》：
·生产型借贷和消费型借贷没有本质差别。
个人的消费开支让个人活的舒适，工作更卖力、勤奋，所以消费也是生产型投资。
·根据大量个人借贷数据的研究分析，适度的借贷消费可以让人变得更富有财务的纪律。
分期付款从此逐步被保守的主流社会接受。
中国经济也要从投资驱动的模式向消费驱动型的模式转变，否则，中国只能继续依赖制造业和出口市场。
中国的银行监管，表面上看没有代价，但为什么我们在国际分工中是现在的角色？
这同中国的金融创新不足，产业升级乏力有极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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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股票逻辑
·金融票据跟它所承载的资产间的差距不能相差太远。
·“虚假信息和噪声”是决定上述差距的核心因素。
·所以进一步讲，要有自由公正的大众媒体，和对操纵虚假信息、以此操纵股价的人绳之以法。
·政府不能救市。
以发表社论鼓励进入股市，通过施压不许证券、基金公司卖出只许买入，限制新公司上市来抑制股票供给，监管部门以各种方式托市。
当监管部门的工作重心由市场规则的监管变为对指数的监管后，政府实际给股民买了一种防跌保险。有了防跌保险，上市公司的资质、信息都不再重要，如此的政策市培养出的是一种什么社会文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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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股市还是一个基本上为国企服务的行业，这不仅迫使监管和司法部门、执法机构继续对上市公司的违规操作行为睁只眼闭只眼，而且从根本上使股市在激励创新、创业方面起到实质性作用。
只要股市还不对民企真正开放培植中国创新文化要么只是空话，要么就继续依赖香港和美国的资本市场。
中国资本市场不发达，国企改革时只能出售股权给外资，为了赶上国际的技术水平，除了进口核心部件、设备外，甚至要以市场换技术——这些是我们在为过去的战争、政治运动买单——代价是不会凭空消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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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法律传统区别于西方的显著特点：司法系统并非独立于行政系统。
另一个特征是，强调行政处罚和刑事制裁，缺少民事责任以及程序法方面的规范。
JONES评价：在中国，只有帝王的利益受到侵犯时，才会有像罗马市民法那样的法观念。
P176上半段的数据很帅。
讨论了金融对促进法治的作用，强于实物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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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起)
![[已注销]](http://img3.douban.com/icon/user_normal.jpg)
时间：2012-03-03 15:00
时间：2012-02-12 14:00
时间：2012-02-19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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