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

按有用程度 按页码先后 最新笔记

• 

  第300页

  涅瓦

  贴去年的读书报告，权当笔记。 在城市争取公民权——结构主导中的主体行为选择 引言 中国式的迁徙者，被称作流动人口。这是一个带有官方政策特征的名称，如同其他一些听来贴切而极富想象力的命名，如“盲流”，一样，它来自国家的文件，指向特定的国家政策加于人们身上的生存面貌。中国自古就有大规模的民众迁徙，既有因战乱、饥馑、政治灾难等因素的自发性迁徙，也有统治者有计划有目的的组织迁徙。直至民国政府时期... (更多)

  贴去年的读书报告，权当笔记。

  在城市争取公民权——结构主导中的主体行为选择

  引言

  中国式的迁徙者，被称作流动人口。这是一个带有官方政策特征的名称，如同其他一些听来贴切而极富想象力的命名，如“盲流”，一样，它来自国家的文件，指向特定的国家政策加于人们身上的生存面貌。中国自古就有大规模的民众迁徙，既有因战乱、饥馑、政治灾难等因素的自发性迁徙，也有统治者有计划有目的的组织迁徙。直至民国政府时期，国家主义与自发流动之间的平衡还是倾向于后者，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却前所未有的改变了人口流动的模式，羽翼渐丰的新政权将它的权力通过各种手段渗入社会，野心勃勃的将一切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包括不同的人们在国家中的不同位置。通过不断加深的控制，那些地区性的、文化性的、或者散漫而无根的农民被变成了国民，这是农民身份在中国最为重要的一次变化。从1950年代直到改革开放之前，国家都在安置人口。人们的自由流动仅限于农村地区之间，并且会被注销户籍。1956年后，私有制被彻底消除，阶级界限不复存在，但是国家却重新构建了一个立足与地区差异的功能性的替代物，用城乡差别代替了贫富差别 ，以一种扭曲和缩水的公民身份赢得它在城市中的合法性。社会主义的中国国家需要承担加强计划，确保社会秩序、配置经济利益、组织生产和提供城市服务的主要职责，为了服从国家工业化的需要，必须确保农民留在土地上生产粮食，从而保证城市居民参与工业化以及城市发展现代化所需，使政权可以征集和掌握越来越多城市生存所需的资源。在中国，这种国家主义包括两个方面，国家统制与身份限制，最为重要的一面便是以身份限制人口流动方向，这种国家统治的能力主要来源于于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以及与之相应的一套公共产品供应制度。这些制造了深刻而影响深远的限制农民身份和流动行为方式的结构性因素，国家在这里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直接塑造和决定了农民的命运。

  强结构与行动者互动

  一、变化中的国家政策

  改革前，从1955年颁布了三项关于户口制度的通知到60年代初，国家基本构建成了限制农民的制度，将农民锁在城市的高墙之外（户口登记、粮食配给）。然而即使是在市场化开始之前，中国的政府官员们就面临一个基本的矛盾，那就是按时完成经济发展指标与维持秩序之间的两难。一方面城市面临劳动力短缺的困境，一方面的国家政策却要求将农民留在农村、留在土地上，“民工政策”由此诞生。农民从一开始就成为服从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需要的可以被随意驱赶的劣等国民。然而这也表明中国治理的许多政策，并非有预见性和规划性的指导，而是对现状无奈的承认和合法化，是对出现的现象和问题的被动应对。

  真正使流动人口问题显现的，是经济改革。它引发了一系列结构性的变化，改革政策直接冲破了将城市高高封锁起来的高墙铁壁，为农民在国家垄断之外获取生活必需品提供了途径。改革对于经济的推动，使得城市迫切需要低工资的灵活劳动力，为农民工进城打开了广阔的空间。国家对于农民流动的政策也在其中一再发生变化，从前限制农民的种种政策开始松动。改革措施似乎要改变原来的国家政策，做出有利于农民生产者的调整，然而国家与农民的基本关系并未改变，农民们获得了进城的机会，却依然无法获得城市户口和城市公民权，国家利用农民来发展城市经济，却不想给他们提供任何城市公民享有的好处。

  二、分裂的管理部门

  国家的管理机关，如同整个国家的其他部分一样，都要逐渐适应改革与经济转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不同职能的部门之间的分化出现了，计划经济时期那种统制的协调被不同的目标追求打破了。那些需要推动经济发展，创造收益的管理部门与渴望维持社会秩序和稳定以及提供社会供给的部门对于农民流动人口产生了不同的态度。流动人口在城镇的存在加剧了政府内部的分歧，包括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省市各种部门之间。一些政府管理机构开始将利用市场规则，将市民身份的获得商品化，这催生了各种寻租、腐败以及非法或者半合法的交易，同时使得市民身份的排他性发生了改变。

  市场化带来的复杂的社会问题使得原来那套依靠政令与指示的管理手段捉襟见肘，管理人员们看到了计划的缺陷同时加深了对市场的认识，改变了流动人口与国家主要互动模式的基础。

  同时，流动人口的存在作用与这个权力分化与重新联合以及转移的过程，各种不同的职能部门为着两大基本相别的目标结成的权力联盟甚至事实上充当了西方中介组织的功能。可惜的是，权力的这种再安排，是通过供求力量的逻辑展开的，而不是通过任何公开的政治谈判进行的。但是只要市场力量一旦运行起来，农民就能依靠这样的力量，使得政府官僚机构的旧方式无能为力，再无办法组织农民工进城。 受到市场和农民共同施予的压力，国家科层管理体系开始了制度性转型，然而结构与制度的遗产深刻而深远，市场经济并未带来政府对于农民身份的观念转变，却带来了两个相关但矛盾的结果：暂住人口的商品化和遵循市场力量寻找新的控制方式。

  三、市场的隐喻

  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民是同经济转型一同出现的，农村流动人口成了改革影响城市和城市居民最显而易见和可近身感触到的事物，他们成了市场的隐喻。那些被计划经济长期掩盖的短缺和不足以及浪费在市场化开始后迅速暴露，国家渐渐从城市居民各种生活品供应的负担中退出，城市居民获得国家供给的利益和福利减少了，而与初始市场有关的不足，如竞争的劳务市场、通货膨胀、拥堵的交通、水电短缺以及犯罪等等大量的出现了。那种按预定要求和指令分配的计划经济在市民和城市官员中培育了一种限量、定期和可预期的分配权利意识，正是这种意识使得人们将流动人口当作替罪羊，奠定了其外来人口的想象、认知和期望基础。尽管毫无依据甚至是颠倒黑白，流动人口被视为抢夺了各种公共用品，脏乱与没有修养，而且被人们视为犯罪的源头，被政府管理人员当作不稳定的、威胁公共安全与秩序的因素。却不去思考这些情景在另一方面表明，城市并未给这些外来者提供任何好处和照顾。

  但是将流动人口视作市场的隐喻并不错，他们至少以两种方式促进了城市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瓦解，一是他们采取的行为破坏了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而是他们从事的活动极大的刺激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于是，那种确定不平等的边界、以人们的出身来规定他们的命运、将农民排除出城市公民身份的户口制度，之所以能如此长时期的存在并在改革中延续，源自于支持它的广大的社会群体和官方群体，掌握着国家大多数权力和权利分配的城市人口。

  四、在城市自己争取公民权

  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却没有任何国家制度和设施保障他们的生存，然而他们是行动者，尽管制度与政策设定了强大的结构限制，但是这些行动主体在自己生存愿望的驱动下，用自己的方式建构在城市中的生存空间与权利。

  两大宏观因素为流动人口设定了普遍的流动意向，由长期的国家政策塑造的生态系统和一种复合的政治经济学，而基本差异却体现在地区层面上。苏黛瑞的研究划分了三类地区和两类流动人口，以表明他们进城的原因和路径以及状态的差异。作为城市的延伸的农村地区、它输出资本、手艺和致富者，第二类为落后与资源稀缺地区，输出苦力，而第三类地区几乎无法承担进城打工的费用。在解释流动人口流动依赖的结构时，仅仅关注人际关系和乡土关系网络是不够的，必须将国家的行政体系的行动乃入考虑。苏黛瑞的观察发现，那些来自东部的有技能的从商的流动人口不愿与行政机构打交道，形成了自己另类的特区，发展出了置身于国家之外的新的公民身份模式，但是来自中部和西部的流动人口更多的置身于体制之内，却被置于城市体制的最底层。来到城市的外来人，没有得到国家的照顾，而是在市场力量的支持下，形成各种各样可依托的形式，比如郊区的聚居，同乡聚集、城中村的生态圈以及更高形式的提供自己的公共物品的组织系统。同时也形成了群体内部的合法或者非法的权威。

  流动人口的自救行动，组织和聚集方式的存在，事实上公开挑战了国家对于非官方的组织和群体进行控制和压制的一贯做法，这些在城市中初生的、亲缘性的合作组织发展起来，并与国家正式组织展开竞争。（浙江村的案例）中国的国家权力其实面临着又一种尴尬境地，它无法也不想为流动人口提供基本的生存资料、不愿把他们纳入对待城市居民的一套现成体系中去，那些用于监控和管制城市居民的街道组织和手段就自然无法用来管理流动人口，他们游离于国家控制之外“自由”地在社会中行动。

  流动人口公民权获得的可能途径是什么？

  在这些分析背景下，一个结论是，公民权并不能仅仅依靠市场或者资本主义而简单的获得，它受到一套政治制度与政府权力运行逻辑的重要影响。流动人口与市场、政府和管理体制的互动将持续的进行，而市场化和资本力量的进一步侵入，依然可能带来更为根本和结构性变化。公民权的获得所仰赖的多种行动，比如社会运动、工人阶级罢工运动、民主选举等尽管没有真正出现，但是流动人口在市场化初期已经开始了他们对于公民权的争夺，现在似乎已经可以看到农民流动人口自身发生的转变和变化，他们对于政府管理体系的挑战随着市场的深入也更加有力，政府本身对于市场与国家关系的认识也在转变，在出现一种制度变迁的可能性的视域下，在城市争取公民权的行动将很可能突破本书中的描述。 (收起)

  2011-03-01 12:57:28   回应

  收藏

  推荐
• 

  第264页

  沉积岩 (空落落)

  1.大部分的调研内容取自1990s，但是本书的翻译版本2009年9月第一版，《中国女工》也是差不多，可悲的是《中国女工》都没有内地版本。 2.看这一章是因为想了解“公民权”，究竟包含哪几方面的内容。本章动态的描述了体制外公民权的渐进过程。从性别、婚姻、工作、满意度、住房、粮食、健康保障、教育几个方面阐述，如果从约十五年后的今天，来看“农民工”问题，劳动权益、职业安全健康、居住权、子女受教育权利、职业技能和培训机... (更多)

  1.大部分的调研内容取自1990s，但是本书的翻译版本2009年9月第一版，《中国女工》也是差不多，可悲的是《中国女工》都没有内地版本。

  2.看这一章是因为想了解“公民权”，究竟包含哪几方面的内容。本章动态的描述了体制外公民权的渐进过程。从性别、婚姻、工作、满意度、住房、粮食、健康保障、教育几个方面阐述，如果从约十五年后的今天，来看“农民工”问题，劳动权益、职业安全健康、居住权、子女受教育权利、职业技能和培训机会、结社和集体谈判权、甚至是选举权则是关注的重点。

  3.以前有非劳工领域的朋友交流，他说只是想来看看，东南沿海的出口加工区的大量劳动者，怎么可以忍受一个家庭的“四分五裂”的生活？前两天有做研究的学生想选取有十岁左右的孩子在身边的工友做调研，我坦言这样的“样本”很少。现在民工荒又成了媒体的主题，在对劳动力资源“拉扯”的过程中，家庭的团聚，天伦之乐，如果是我，也会如此选择。

  4.文中有大量的数据，搜集了很多的研究，结合国外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流动特征来对比中国的现状，可以开阔视野，看到我国在二元户籍制度和国家计划体制消退过程中的显现的独特性。

  5.感觉和中国的研究习惯还是不太相同，读惯了中国研究的人需要适应作者的国际视野，跳跃的思维和使用大量的研究数据来论证观点。 (收起)

  2011-02-24 15:17:33   回应

  收藏

  推荐

• 

  第264页

  沉积岩 (空落落)

  1.大部分的调研内容取自1990s，但是本书的翻译版本2009年9月第一版，《中国女工》也是差不多，可悲的是《中国女工》都没有内地版本。 2.看这一章是因为想了解“公民权”，究竟包含哪几方面的内容。本章动态的描述了体制外公民权的渐进过程。从性别、婚姻、工作、满意度、住房、粮食、健康保障、教育几个方面阐述，如果从约十五年后的今天，来看“农民工”问题，劳动权益、职业安全健康、居住权、子女受教育权利、职业技能和培训机... (更多)

  1.大部分的调研内容取自1990s，但是本书的翻译版本2009年9月第一版，《中国女工》也是差不多，可悲的是《中国女工》都没有内地版本。

  2.看这一章是因为想了解“公民权”，究竟包含哪几方面的内容。本章动态的描述了体制外公民权的渐进过程。从性别、婚姻、工作、满意度、住房、粮食、健康保障、教育几个方面阐述，如果从约十五年后的今天，来看“农民工”问题，劳动权益、职业安全健康、居住权、子女受教育权利、职业技能和培训机会、结社和集体谈判权、甚至是选举权则是关注的重点。

  3.以前有非劳工领域的朋友交流，他说只是想来看看，东南沿海的出口加工区的大量劳动者，怎么可以忍受一个家庭的“四分五裂”的生活？前两天有做研究的学生想选取有十岁左右的孩子在身边的工友做调研，我坦言这样的“样本”很少。现在民工荒又成了媒体的主题，在对劳动力资源“拉扯”的过程中，家庭的团聚，天伦之乐，如果是我，也会如此选择。

  4.文中有大量的数据，搜集了很多的研究，结合国外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流动特征来对比中国的现状，可以开阔视野，看到我国在二元户籍制度和国家计划体制消退过程中的显现的独特性。

  5.感觉和中国的研究习惯还是不太相同，读惯了中国研究的人需要适应作者的国际视野，跳跃的思维和使用大量的研究数据来论证观点。 (收起)

  2011-02-24 15:17:33   回应

  收藏

  推荐
• 

  第300页

  涅瓦

  贴去年的读书报告，权当笔记。 在城市争取公民权——结构主导中的主体行为选择 引言 中国式的迁徙者，被称作流动人口。这是一个带有官方政策特征的名称，如同其他一些听来贴切而极富想象力的命名，如“盲流”，一样，它来自国家的文件，指向特定的国家政策加于人们身上的生存面貌。中国自古就有大规模的民众迁徙，既有因战乱、饥馑、政治灾难等因素的自发性迁徙，也有统治者有计划有目的的组织迁徙。直至民国政府时期... (更多)

  贴去年的读书报告，权当笔记。

  在城市争取公民权——结构主导中的主体行为选择

  引言

  中国式的迁徙者，被称作流动人口。这是一个带有官方政策特征的名称，如同其他一些听来贴切而极富想象力的命名，如“盲流”，一样，它来自国家的文件，指向特定的国家政策加于人们身上的生存面貌。中国自古就有大规模的民众迁徙，既有因战乱、饥馑、政治灾难等因素的自发性迁徙，也有统治者有计划有目的的组织迁徙。直至民国政府时期，国家主义与自发流动之间的平衡还是倾向于后者，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却前所未有的改变了人口流动的模式，羽翼渐丰的新政权将它的权力通过各种手段渗入社会，野心勃勃的将一切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包括不同的人们在国家中的不同位置。通过不断加深的控制，那些地区性的、文化性的、或者散漫而无根的农民被变成了国民，这是农民身份在中国最为重要的一次变化。从1950年代直到改革开放之前，国家都在安置人口。人们的自由流动仅限于农村地区之间，并且会被注销户籍。1956年后，私有制被彻底消除，阶级界限不复存在，但是国家却重新构建了一个立足与地区差异的功能性的替代物，用城乡差别代替了贫富差别 ，以一种扭曲和缩水的公民身份赢得它在城市中的合法性。社会主义的中国国家需要承担加强计划，确保社会秩序、配置经济利益、组织生产和提供城市服务的主要职责，为了服从国家工业化的需要，必须确保农民留在土地上生产粮食，从而保证城市居民参与工业化以及城市发展现代化所需，使政权可以征集和掌握越来越多城市生存所需的资源。在中国，这种国家主义包括两个方面，国家统制与身份限制，最为重要的一面便是以身份限制人口流动方向，这种国家统治的能力主要来源于于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以及与之相应的一套公共产品供应制度。这些制造了深刻而影响深远的限制农民身份和流动行为方式的结构性因素，国家在这里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直接塑造和决定了农民的命运。

  强结构与行动者互动

  一、变化中的国家政策

  改革前，从1955年颁布了三项关于户口制度的通知到60年代初，国家基本构建成了限制农民的制度，将农民锁在城市的高墙之外（户口登记、粮食配给）。然而即使是在市场化开始之前，中国的政府官员们就面临一个基本的矛盾，那就是按时完成经济发展指标与维持秩序之间的两难。一方面城市面临劳动力短缺的困境，一方面的国家政策却要求将农民留在农村、留在土地上，“民工政策”由此诞生。农民从一开始就成为服从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需要的可以被随意驱赶的劣等国民。然而这也表明中国治理的许多政策，并非有预见性和规划性的指导，而是对现状无奈的承认和合法化，是对出现的现象和问题的被动应对。

  真正使流动人口问题显现的，是经济改革。它引发了一系列结构性的变化，改革政策直接冲破了将城市高高封锁起来的高墙铁壁，为农民在国家垄断之外获取生活必需品提供了途径。改革对于经济的推动，使得城市迫切需要低工资的灵活劳动力，为农民工进城打开了广阔的空间。国家对于农民流动的政策也在其中一再发生变化，从前限制农民的种种政策开始松动。改革措施似乎要改变原来的国家政策，做出有利于农民生产者的调整，然而国家与农民的基本关系并未改变，农民们获得了进城的机会，却依然无法获得城市户口和城市公民权，国家利用农民来发展城市经济，却不想给他们提供任何城市公民享有的好处。

  二、分裂的管理部门

  国家的管理机关，如同整个国家的其他部分一样，都要逐渐适应改革与经济转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不同职能的部门之间的分化出现了，计划经济时期那种统制的协调被不同的目标追求打破了。那些需要推动经济发展，创造收益的管理部门与渴望维持社会秩序和稳定以及提供社会供给的部门对于农民流动人口产生了不同的态度。流动人口在城镇的存在加剧了政府内部的分歧，包括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省市各种部门之间。一些政府管理机构开始将利用市场规则，将市民身份的获得商品化，这催生了各种寻租、腐败以及非法或者半合法的交易，同时使得市民身份的排他性发生了改变。

  市场化带来的复杂的社会问题使得原来那套依靠政令与指示的管理手段捉襟见肘，管理人员们看到了计划的缺陷同时加深了对市场的认识，改变了流动人口与国家主要互动模式的基础。

  同时，流动人口的存在作用与这个权力分化与重新联合以及转移的过程，各种不同的职能部门为着两大基本相别的目标结成的权力联盟甚至事实上充当了西方中介组织的功能。可惜的是，权力的这种再安排，是通过供求力量的逻辑展开的，而不是通过任何公开的政治谈判进行的。但是只要市场力量一旦运行起来，农民就能依靠这样的力量，使得政府官僚机构的旧方式无能为力，再无办法组织农民工进城。 受到市场和农民共同施予的压力，国家科层管理体系开始了制度性转型，然而结构与制度的遗产深刻而深远，市场经济并未带来政府对于农民身份的观念转变，却带来了两个相关但矛盾的结果：暂住人口的商品化和遵循市场力量寻找新的控制方式。

  三、市场的隐喻

  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民是同经济转型一同出现的，农村流动人口成了改革影响城市和城市居民最显而易见和可近身感触到的事物，他们成了市场的隐喻。那些被计划经济长期掩盖的短缺和不足以及浪费在市场化开始后迅速暴露，国家渐渐从城市居民各种生活品供应的负担中退出，城市居民获得国家供给的利益和福利减少了，而与初始市场有关的不足，如竞争的劳务市场、通货膨胀、拥堵的交通、水电短缺以及犯罪等等大量的出现了。那种按预定要求和指令分配的计划经济在市民和城市官员中培育了一种限量、定期和可预期的分配权利意识，正是这种意识使得人们将流动人口当作替罪羊，奠定了其外来人口的想象、认知和期望基础。尽管毫无依据甚至是颠倒黑白，流动人口被视为抢夺了各种公共用品，脏乱与没有修养，而且被人们视为犯罪的源头，被政府管理人员当作不稳定的、威胁公共安全与秩序的因素。却不去思考这些情景在另一方面表明，城市并未给这些外来者提供任何好处和照顾。

  但是将流动人口视作市场的隐喻并不错，他们至少以两种方式促进了城市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瓦解，一是他们采取的行为破坏了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而是他们从事的活动极大的刺激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于是，那种确定不平等的边界、以人们的出身来规定他们的命运、将农民排除出城市公民身份的户口制度，之所以能如此长时期的存在并在改革中延续，源自于支持它的广大的社会群体和官方群体，掌握着国家大多数权力和权利分配的城市人口。

  四、在城市自己争取公民权

  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却没有任何国家制度和设施保障他们的生存，然而他们是行动者，尽管制度与政策设定了强大的结构限制，但是这些行动主体在自己生存愿望的驱动下，用自己的方式建构在城市中的生存空间与权利。

  两大宏观因素为流动人口设定了普遍的流动意向，由长期的国家政策塑造的生态系统和一种复合的政治经济学，而基本差异却体现在地区层面上。苏黛瑞的研究划分了三类地区和两类流动人口，以表明他们进城的原因和路径以及状态的差异。作为城市的延伸的农村地区、它输出资本、手艺和致富者，第二类为落后与资源稀缺地区，输出苦力，而第三类地区几乎无法承担进城打工的费用。在解释流动人口流动依赖的结构时，仅仅关注人际关系和乡土关系网络是不够的，必须将国家的行政体系的行动乃入考虑。苏黛瑞的观察发现，那些来自东部的有技能的从商的流动人口不愿与行政机构打交道，形成了自己另类的特区，发展出了置身于国家之外的新的公民身份模式，但是来自中部和西部的流动人口更多的置身于体制之内，却被置于城市体制的最底层。来到城市的外来人，没有得到国家的照顾，而是在市场力量的支持下，形成各种各样可依托的形式，比如郊区的聚居，同乡聚集、城中村的生态圈以及更高形式的提供自己的公共物品的组织系统。同时也形成了群体内部的合法或者非法的权威。

  流动人口的自救行动，组织和聚集方式的存在，事实上公开挑战了国家对于非官方的组织和群体进行控制和压制的一贯做法，这些在城市中初生的、亲缘性的合作组织发展起来，并与国家正式组织展开竞争。（浙江村的案例）中国的国家权力其实面临着又一种尴尬境地，它无法也不想为流动人口提供基本的生存资料、不愿把他们纳入对待城市居民的一套现成体系中去，那些用于监控和管制城市居民的街道组织和手段就自然无法用来管理流动人口，他们游离于国家控制之外“自由”地在社会中行动。

  流动人口公民权获得的可能途径是什么？

  在这些分析背景下，一个结论是，公民权并不能仅仅依靠市场或者资本主义而简单的获得，它受到一套政治制度与政府权力运行逻辑的重要影响。流动人口与市场、政府和管理体制的互动将持续的进行，而市场化和资本力量的进一步侵入，依然可能带来更为根本和结构性变化。公民权的获得所仰赖的多种行动，比如社会运动、工人阶级罢工运动、民主选举等尽管没有真正出现，但是流动人口在市场化初期已经开始了他们对于公民权的争夺，现在似乎已经可以看到农民流动人口自身发生的转变和变化，他们对于政府管理体系的挑战随着市场的深入也更加有力，政府本身对于市场与国家关系的认识也在转变，在出现一种制度变迁的可能性的视域下，在城市争取公民权的行动将很可能突破本书中的描述。 (收起)

  2011-03-01 12:57:28   回应

  收藏

  推荐

• 

  第300页

  涅瓦

  贴去年的读书报告，权当笔记。 在城市争取公民权——结构主导中的主体行为选择 引言 中国式的迁徙者，被称作流动人口。这是一个带有官方政策特征的名称，如同其他一些听来贴切而极富想象力的命名，如“盲流”，一样，它来自国家的文件，指向特定的国家政策加于人们身上的生存面貌。中国自古就有大规模的民众迁徙，既有因战乱、饥馑、政治灾难等因素的自发性迁徙，也有统治者有计划有目的的组织迁徙。直至民国政府时期... (更多)

  贴去年的读书报告，权当笔记。

  在城市争取公民权——结构主导中的主体行为选择

  引言

  中国式的迁徙者，被称作流动人口。这是一个带有官方政策特征的名称，如同其他一些听来贴切而极富想象力的命名，如“盲流”，一样，它来自国家的文件，指向特定的国家政策加于人们身上的生存面貌。中国自古就有大规模的民众迁徙，既有因战乱、饥馑、政治灾难等因素的自发性迁徙，也有统治者有计划有目的的组织迁徙。直至民国政府时期，国家主义与自发流动之间的平衡还是倾向于后者，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却前所未有的改变了人口流动的模式，羽翼渐丰的新政权将它的权力通过各种手段渗入社会，野心勃勃的将一切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包括不同的人们在国家中的不同位置。通过不断加深的控制，那些地区性的、文化性的、或者散漫而无根的农民被变成了国民，这是农民身份在中国最为重要的一次变化。从1950年代直到改革开放之前，国家都在安置人口。人们的自由流动仅限于农村地区之间，并且会被注销户籍。1956年后，私有制被彻底消除，阶级界限不复存在，但是国家却重新构建了一个立足与地区差异的功能性的替代物，用城乡差别代替了贫富差别 ，以一种扭曲和缩水的公民身份赢得它在城市中的合法性。社会主义的中国国家需要承担加强计划，确保社会秩序、配置经济利益、组织生产和提供城市服务的主要职责，为了服从国家工业化的需要，必须确保农民留在土地上生产粮食，从而保证城市居民参与工业化以及城市发展现代化所需，使政权可以征集和掌握越来越多城市生存所需的资源。在中国，这种国家主义包括两个方面，国家统制与身份限制，最为重要的一面便是以身份限制人口流动方向，这种国家统治的能力主要来源于于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以及与之相应的一套公共产品供应制度。这些制造了深刻而影响深远的限制农民身份和流动行为方式的结构性因素，国家在这里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直接塑造和决定了农民的命运。

  强结构与行动者互动

  一、变化中的国家政策

  改革前，从1955年颁布了三项关于户口制度的通知到60年代初，国家基本构建成了限制农民的制度，将农民锁在城市的高墙之外（户口登记、粮食配给）。然而即使是在市场化开始之前，中国的政府官员们就面临一个基本的矛盾，那就是按时完成经济发展指标与维持秩序之间的两难。一方面城市面临劳动力短缺的困境，一方面的国家政策却要求将农民留在农村、留在土地上，“民工政策”由此诞生。农民从一开始就成为服从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需要的可以被随意驱赶的劣等国民。然而这也表明中国治理的许多政策，并非有预见性和规划性的指导，而是对现状无奈的承认和合法化，是对出现的现象和问题的被动应对。

  真正使流动人口问题显现的，是经济改革。它引发了一系列结构性的变化，改革政策直接冲破了将城市高高封锁起来的高墙铁壁，为农民在国家垄断之外获取生活必需品提供了途径。改革对于经济的推动，使得城市迫切需要低工资的灵活劳动力，为农民工进城打开了广阔的空间。国家对于农民流动的政策也在其中一再发生变化，从前限制农民的种种政策开始松动。改革措施似乎要改变原来的国家政策，做出有利于农民生产者的调整，然而国家与农民的基本关系并未改变，农民们获得了进城的机会，却依然无法获得城市户口和城市公民权，国家利用农民来发展城市经济，却不想给他们提供任何城市公民享有的好处。

  二、分裂的管理部门

  国家的管理机关，如同整个国家的其他部分一样，都要逐渐适应改革与经济转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不同职能的部门之间的分化出现了，计划经济时期那种统制的协调被不同的目标追求打破了。那些需要推动经济发展，创造收益的管理部门与渴望维持社会秩序和稳定以及提供社会供给的部门对于农民流动人口产生了不同的态度。流动人口在城镇的存在加剧了政府内部的分歧，包括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省市各种部门之间。一些政府管理机构开始将利用市场规则，将市民身份的获得商品化，这催生了各种寻租、腐败以及非法或者半合法的交易，同时使得市民身份的排他性发生了改变。

  市场化带来的复杂的社会问题使得原来那套依靠政令与指示的管理手段捉襟见肘，管理人员们看到了计划的缺陷同时加深了对市场的认识，改变了流动人口与国家主要互动模式的基础。

  同时，流动人口的存在作用与这个权力分化与重新联合以及转移的过程，各种不同的职能部门为着两大基本相别的目标结成的权力联盟甚至事实上充当了西方中介组织的功能。可惜的是，权力的这种再安排，是通过供求力量的逻辑展开的，而不是通过任何公开的政治谈判进行的。但是只要市场力量一旦运行起来，农民就能依靠这样的力量，使得政府官僚机构的旧方式无能为力，再无办法组织农民工进城。 受到市场和农民共同施予的压力，国家科层管理体系开始了制度性转型，然而结构与制度的遗产深刻而深远，市场经济并未带来政府对于农民身份的观念转变，却带来了两个相关但矛盾的结果：暂住人口的商品化和遵循市场力量寻找新的控制方式。

  三、市场的隐喻

  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民是同经济转型一同出现的，农村流动人口成了改革影响城市和城市居民最显而易见和可近身感触到的事物，他们成了市场的隐喻。那些被计划经济长期掩盖的短缺和不足以及浪费在市场化开始后迅速暴露，国家渐渐从城市居民各种生活品供应的负担中退出，城市居民获得国家供给的利益和福利减少了，而与初始市场有关的不足，如竞争的劳务市场、通货膨胀、拥堵的交通、水电短缺以及犯罪等等大量的出现了。那种按预定要求和指令分配的计划经济在市民和城市官员中培育了一种限量、定期和可预期的分配权利意识，正是这种意识使得人们将流动人口当作替罪羊，奠定了其外来人口的想象、认知和期望基础。尽管毫无依据甚至是颠倒黑白，流动人口被视为抢夺了各种公共用品，脏乱与没有修养，而且被人们视为犯罪的源头，被政府管理人员当作不稳定的、威胁公共安全与秩序的因素。却不去思考这些情景在另一方面表明，城市并未给这些外来者提供任何好处和照顾。

  但是将流动人口视作市场的隐喻并不错，他们至少以两种方式促进了城市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瓦解，一是他们采取的行为破坏了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而是他们从事的活动极大的刺激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于是，那种确定不平等的边界、以人们的出身来规定他们的命运、将农民排除出城市公民身份的户口制度，之所以能如此长时期的存在并在改革中延续，源自于支持它的广大的社会群体和官方群体，掌握着国家大多数权力和权利分配的城市人口。

  四、在城市自己争取公民权

  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却没有任何国家制度和设施保障他们的生存，然而他们是行动者，尽管制度与政策设定了强大的结构限制，但是这些行动主体在自己生存愿望的驱动下，用自己的方式建构在城市中的生存空间与权利。

  两大宏观因素为流动人口设定了普遍的流动意向，由长期的国家政策塑造的生态系统和一种复合的政治经济学，而基本差异却体现在地区层面上。苏黛瑞的研究划分了三类地区和两类流动人口，以表明他们进城的原因和路径以及状态的差异。作为城市的延伸的农村地区、它输出资本、手艺和致富者，第二类为落后与资源稀缺地区，输出苦力，而第三类地区几乎无法承担进城打工的费用。在解释流动人口流动依赖的结构时，仅仅关注人际关系和乡土关系网络是不够的，必须将国家的行政体系的行动乃入考虑。苏黛瑞的观察发现，那些来自东部的有技能的从商的流动人口不愿与行政机构打交道，形成了自己另类的特区，发展出了置身于国家之外的新的公民身份模式，但是来自中部和西部的流动人口更多的置身于体制之内，却被置于城市体制的最底层。来到城市的外来人，没有得到国家的照顾，而是在市场力量的支持下，形成各种各样可依托的形式，比如郊区的聚居，同乡聚集、城中村的生态圈以及更高形式的提供自己的公共物品的组织系统。同时也形成了群体内部的合法或者非法的权威。

  流动人口的自救行动，组织和聚集方式的存在，事实上公开挑战了国家对于非官方的组织和群体进行控制和压制的一贯做法，这些在城市中初生的、亲缘性的合作组织发展起来，并与国家正式组织展开竞争。（浙江村的案例）中国的国家权力其实面临着又一种尴尬境地，它无法也不想为流动人口提供基本的生存资料、不愿把他们纳入对待城市居民的一套现成体系中去，那些用于监控和管制城市居民的街道组织和手段就自然无法用来管理流动人口，他们游离于国家控制之外“自由”地在社会中行动。

  流动人口公民权获得的可能途径是什么？

  在这些分析背景下，一个结论是，公民权并不能仅仅依靠市场或者资本主义而简单的获得，它受到一套政治制度与政府权力运行逻辑的重要影响。流动人口与市场、政府和管理体制的互动将持续的进行，而市场化和资本力量的进一步侵入，依然可能带来更为根本和结构性变化。公民权的获得所仰赖的多种行动，比如社会运动、工人阶级罢工运动、民主选举等尽管没有真正出现，但是流动人口在市场化初期已经开始了他们对于公民权的争夺，现在似乎已经可以看到农民流动人口自身发生的转变和变化，他们对于政府管理体系的挑战随着市场的深入也更加有力，政府本身对于市场与国家关系的认识也在转变，在出现一种制度变迁的可能性的视域下，在城市争取公民权的行动将很可能突破本书中的描述。 (收起)

  2011-03-01 12:57:28   回应

  收藏

  推荐
• 

  第264页

  沉积岩 (空落落)

  1.大部分的调研内容取自1990s，但是本书的翻译版本2009年9月第一版，《中国女工》也是差不多，可悲的是《中国女工》都没有内地版本。 2.看这一章是因为想了解“公民权”，究竟包含哪几方面的内容。本章动态的描述了体制外公民权的渐进过程。从性别、婚姻、工作、满意度、住房、粮食、健康保障、教育几个方面阐述，如果从约十五年后的今天，来看“农民工”问题，劳动权益、职业安全健康、居住权、子女受教育权利、职业技能和培训机... (更多)

  1.大部分的调研内容取自1990s，但是本书的翻译版本2009年9月第一版，《中国女工》也是差不多，可悲的是《中国女工》都没有内地版本。

  2.看这一章是因为想了解“公民权”，究竟包含哪几方面的内容。本章动态的描述了体制外公民权的渐进过程。从性别、婚姻、工作、满意度、住房、粮食、健康保障、教育几个方面阐述，如果从约十五年后的今天，来看“农民工”问题，劳动权益、职业安全健康、居住权、子女受教育权利、职业技能和培训机会、结社和集体谈判权、甚至是选举权则是关注的重点。

  3.以前有非劳工领域的朋友交流，他说只是想来看看，东南沿海的出口加工区的大量劳动者，怎么可以忍受一个家庭的“四分五裂”的生活？前两天有做研究的学生想选取有十岁左右的孩子在身边的工友做调研，我坦言这样的“样本”很少。现在民工荒又成了媒体的主题，在对劳动力资源“拉扯”的过程中，家庭的团聚，天伦之乐，如果是我，也会如此选择。

  4.文中有大量的数据，搜集了很多的研究，结合国外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流动特征来对比中国的现状，可以开阔视野，看到我国在二元户籍制度和国家计划体制消退过程中的显现的独特性。

  5.感觉和中国的研究习惯还是不太相同，读惯了中国研究的人需要适应作者的国际视野，跳跃的思维和使用大量的研究数据来论证观点。 (收起)

  2011-02-24 15:17:33   回应

  收藏

  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