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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0页

  卡列宁的微笑

  较之传统，技术官僚制度是一个很大的政治进步。因为党现在的重点仍在经济发展，这就需要一大批懂经济的技术官僚人才，并且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制度正处于一个转型期，需要从制度层面对旧制度进行改革。中国20世纪90年代在经济改革上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技术官僚制度的功劳。但从长远来看，技术官僚制度本身也只是一种过渡型的统治制度，因为经济发展正在导致中国社会的急剧分化，各种利益间的冲突并不是通过技术官僚制度所能解决的，而... (更多)

  较之传统，技术官僚制度是一个很大的政治进步。因为党现在的重点仍在经济发展，这就需要一大批懂经济的技术官僚人才，并且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制度正处于一个转型期，需要从制度层面对旧制度进行改革。中国20世纪90年代在经济改革上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技术官僚制度的功劳。但从长远来看，技术官僚制度本身也只是一种过渡型的统治制度，因为经济发展正在导致中国社会的急剧分化，各种利益间的冲突并不是通过技术官僚制度所能解决的，而需要一种更为民主的统治方式。并不是所有政治问题都能简约为技术问题。很多重大的社会问题只能由政治方法来解决。在六七十年代，前苏联曾经发展出了让西方学者向往的技术官僚制度，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前苏联技术官僚制度的发展程度要比中国现在的高得多。但即使如此，也没有解决苏联面临的政治问题。技术官僚制度有能力推动经济发展，并且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一些制度调整，使得中国的制度对民主因素更具有包容性。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正产生出越来越多的并非技术官僚所能解决的政治问题。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技术官僚制度正在构造着中国未来民主政治的制度上的和物质上的基础。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所有的一切都被过分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不管毛泽东的做法包含了多大的合理性，在他统治期间中国共产党发动的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右运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给整个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布结束“文化大革命”后，实事求是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主导改革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开始从“进攻型”向“防守型”转型。意识形态要引导政党甚至社会的发展方向。显然，8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已经不太具有这个功能。意识形态已经从指导政策的功能转变为论证政策的功能。从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用意识形态来指导现实政策，如果现实政策和意识形态不相吻合，就要改变现实政策，迎合意识形态的纯洁性。现在的做法刚好相反。意识形态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用来解释现实的合理性和论证现实政策的合理性。当意识形态与现实不相吻合时，需要修正的是意识形态，而非牺牲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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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4-25 21:42:15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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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8页

  卡列宁的微笑

  第一次转型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技术官僚或者专家治国制度的出现。技术官僚制度作为一种治理制度，其特点主要表现在国家的管理者并非通过人民的选举自下而上地产生，而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干部的学历背景、工作经历等标准，通过任命制度自上而下地产生的，即所谓的专家治国。和老一代的革命家相比，技术官僚具有明显的优势。老革命家在观察问题、解决问题时往往以意识形态为起点和标准，经常把一些原来并非属于政治问题的事情政治化，从而... (更多)

  第一次转型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技术官僚或者专家治国制度的出现。技术官僚制度作为一种治理制度，其特点主要表现在国家的管理者并非通过人民的选举自下而上地产生，而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干部的学历背景、工作经历等标准，通过任命制度自上而下地产生的，即所谓的专家治国。和老一代的革命家相比，技术官僚具有明显的优势。老革命家在观察问题、解决问题时往往以意识形态为起点和标准，经常把一些原来并非属于政治问题的事情政治化，从而加深解决问题的难度。而且他们对自己亲手建立的政治体制具有一种强烈的情感上的依赖感，这使得他们不可能对旧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 而新崛起的技术官僚则有不同的行为方式。他们的主要特点就是少有意识形态的倾向性。在观察问题、解决问题时，他们不太受意识形态的制约，更不会从意识形态出发，而是从专业知识的角度出发，实事求是，通过改革体制来求得问题的解决。这就是为什么第三代领导更多地注重于机构的理性化，即从制度的操作层面入手来推进国家政治体制方面的调整。这种做法决定了中国政治的渐进性和稳定性。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技术官僚产生不了较为激进的政治改革的思想，因为他们大多从专业知识背景出发来诊断和解决问题，而不会像老一代的革命家那样对旧制度进行革命性的改革，甚至推翻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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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4-25 21:19:16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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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4页

  卡列宁的微笑

  在独立建国后，后发展国家用政权的力量支持初生的资本主义，以此来推动经济的发展。而在共产主义类型的国家，则发展出了另一类经济制度，即计划经济。即使在拉丁美洲，那里并没有直接的殖民主义，但经济的发展仍然依赖于国家的干预。在西方，新生的企业家阶层是推动民主的主力；但在第三世界，催生和支持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本身就是一项政治任务，要由国家来主导和辅助。当国家主导社会经济发展时，要国家同时必须对社会负责就变得极... (更多)

  在独立建国后，后发展国家用政权的力量支持初生的资本主义，以此来推动经济的发展。而在共产主义类型的国家，则发展出了另一类经济制度，即计划经济。即使在拉丁美洲，那里并没有直接的殖民主义，但经济的发展仍然依赖于国家的干预。在西方，新生的企业家阶层是推动民主的主力；但在第三世界，催生和支持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本身就是一项政治任务，要由国家来主导和辅助。当国家主导社会经济发展时，要国家同时必须对社会负责就变得极为困难。在西方，正是社会力量的壮大才驯服了国家力量。但是当社会经济的变迁要由国家来推动时，谁来驯服国家权力呢？这种历史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主是政治精英赋予社会的一件“礼物”。如果政治精英们不愿意给社会这样一件“礼物”，那么社会力量就不太可能根据自己的意愿来造就一种民主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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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4-24 12:38:16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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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4页

  卡列宁的微笑

  中国共产党也致力于以党治国。从国家结构来说，国共两党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取代国民党而治国呢？这主要是因为国共两党使用民族主义的方法和策略不同。国民党使用的是精英策略，依靠的是地方精英，而非民众。在地方层次，地方民众被国民党排斥在政权过程之外。由于地方精英没有能够改善地方人民的生活，加上官员腐化，蒋介石的政权尽管高度集权，但实际上极其脆弱。相反，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的边缘地带成长起... (更多)

  中国共产党也致力于以党治国。从国家结构来说，国共两党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取代国民党而治国呢？这主要是因为国共两党使用民族主义的方法和策略不同。国民党使用的是精英策略，依靠的是地方精英，而非民众。在地方层次，地方民众被国民党排斥在政权过程之外。由于地方精英没有能够改善地方人民的生活，加上官员腐化，蒋介石的政权尽管高度集权，但实际上极其脆弱。相反，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的边缘地带成长起来的，多数地方精英已经为国民党政权所吸收，共产党能动员的资源主要是民众，这使得共产党走上了一条自下而上的民族主义建国道路。 正如约瑟夫·惠特尼所指出的，更重要的是，国民党政府没有能够发展出为普通人民所能理解和接受的国家思想。就是说，国民党的思想是针对各阶层精英人物的，而非普通中国人的。作为一个统治党，国民党只强调权力的集中性，不容许来自下面的政治参与。再者，国民党政府因为走的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建设道路，缺乏有效的工具把其国家建设思想传达给中国社会的最基层。和国民党不同，共产党通过干部下乡等方法，成功地把国家建设思想传达给了人民。

  以我的理解，这就是说，共产党政权对基层社会的掌控更严格、技术更先进。国民党依靠地方精英的统治模式是较为传统的，明清等帝制晚期的朝代就采用这种模式，地方精英帮助政府承担了某些职能，但有些时候也组织农民抵制政府行为。共产党通过土改运动彻底打碎了地方精英的权威，派自己的干部直接统治乡村。但是，历史证明这种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共产党的很多乡村干部已经堕落为腐化的“地方精英”，刘少奇、彭德怀等中共领导人对此深有感触。而1960年代的“四清运动”针对的就是这种情况。 (收起)

  2011-04-24 12:18:43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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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列宁的微笑

  在独立建国后，后发展国家用政权的力量支持初生的资本主义，以此来推动经济的发展。而在共产主义类型的国家，则发展出了另一类经济制度，即计划经济。即使在拉丁美洲，那里并没有直接的殖民主义，但经济的发展仍然依赖于国家的干预。在西方，新生的企业家阶层是推动民主的主力；但在第三世界，催生和支持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本身就是一项政治任务，要由国家来主导和辅助。当国家主导社会经济发展时，要国家同时必须对社会负责就变得极... (更多)

  在独立建国后，后发展国家用政权的力量支持初生的资本主义，以此来推动经济的发展。而在共产主义类型的国家，则发展出了另一类经济制度，即计划经济。即使在拉丁美洲，那里并没有直接的殖民主义，但经济的发展仍然依赖于国家的干预。在西方，新生的企业家阶层是推动民主的主力；但在第三世界，催生和支持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本身就是一项政治任务，要由国家来主导和辅助。当国家主导社会经济发展时，要国家同时必须对社会负责就变得极为困难。在西方，正是社会力量的壮大才驯服了国家力量。但是当社会经济的变迁要由国家来推动时，谁来驯服国家权力呢？这种历史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主是政治精英赋予社会的一件“礼物”。如果政治精英们不愿意给社会这样一件“礼物”，那么社会力量就不太可能根据自己的意愿来造就一种民主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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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4-24 12:38:16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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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转型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技术官僚或者专家治国制度的出现。技术官僚制度作为一种治理制度，其特点主要表现在国家的管理者并非通过人民的选举自下而上地产生，而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干部的学历背景、工作经历等标准，通过任命制度自上而下地产生的，即所谓的专家治国。和老一代的革命家相比，技术官僚具有明显的优势。老革命家在观察问题、解决问题时往往以意识形态为起点和标准，经常把一些原来并非属于政治问题的事情政治化，从而... (更多)

  第一次转型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技术官僚或者专家治国制度的出现。技术官僚制度作为一种治理制度，其特点主要表现在国家的管理者并非通过人民的选举自下而上地产生，而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干部的学历背景、工作经历等标准，通过任命制度自上而下地产生的，即所谓的专家治国。和老一代的革命家相比，技术官僚具有明显的优势。老革命家在观察问题、解决问题时往往以意识形态为起点和标准，经常把一些原来并非属于政治问题的事情政治化，从而加深解决问题的难度。而且他们对自己亲手建立的政治体制具有一种强烈的情感上的依赖感，这使得他们不可能对旧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 而新崛起的技术官僚则有不同的行为方式。他们的主要特点就是少有意识形态的倾向性。在观察问题、解决问题时，他们不太受意识形态的制约，更不会从意识形态出发，而是从专业知识的角度出发，实事求是，通过改革体制来求得问题的解决。这就是为什么第三代领导更多地注重于机构的理性化，即从制度的操作层面入手来推进国家政治体制方面的调整。这种做法决定了中国政治的渐进性和稳定性。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技术官僚产生不了较为激进的政治改革的思想，因为他们大多从专业知识背景出发来诊断和解决问题，而不会像老一代的革命家那样对旧制度进行革命性的改革，甚至推翻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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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列宁的微笑

  较之传统，技术官僚制度是一个很大的政治进步。因为党现在的重点仍在经济发展，这就需要一大批懂经济的技术官僚人才，并且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制度正处于一个转型期，需要从制度层面对旧制度进行改革。中国20世纪90年代在经济改革上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技术官僚制度的功劳。但从长远来看，技术官僚制度本身也只是一种过渡型的统治制度，因为经济发展正在导致中国社会的急剧分化，各种利益间的冲突并不是通过技术官僚制度所能解决的，而... (更多)

  较之传统，技术官僚制度是一个很大的政治进步。因为党现在的重点仍在经济发展，这就需要一大批懂经济的技术官僚人才，并且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制度正处于一个转型期，需要从制度层面对旧制度进行改革。中国20世纪90年代在经济改革上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技术官僚制度的功劳。但从长远来看，技术官僚制度本身也只是一种过渡型的统治制度，因为经济发展正在导致中国社会的急剧分化，各种利益间的冲突并不是通过技术官僚制度所能解决的，而需要一种更为民主的统治方式。并不是所有政治问题都能简约为技术问题。很多重大的社会问题只能由政治方法来解决。在六七十年代，前苏联曾经发展出了让西方学者向往的技术官僚制度，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前苏联技术官僚制度的发展程度要比中国现在的高得多。但即使如此，也没有解决苏联面临的政治问题。技术官僚制度有能力推动经济发展，并且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一些制度调整，使得中国的制度对民主因素更具有包容性。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正产生出越来越多的并非技术官僚所能解决的政治问题。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技术官僚制度正在构造着中国未来民主政治的制度上的和物质上的基础。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所有的一切都被过分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不管毛泽东的做法包含了多大的合理性，在他统治期间中国共产党发动的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右运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给整个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布结束“文化大革命”后，实事求是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主导改革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开始从“进攻型”向“防守型”转型。意识形态要引导政党甚至社会的发展方向。显然，8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已经不太具有这个功能。意识形态已经从指导政策的功能转变为论证政策的功能。从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用意识形态来指导现实政策，如果现实政策和意识形态不相吻合，就要改变现实政策，迎合意识形态的纯洁性。现在的做法刚好相反。意识形态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用来解释现实的合理性和论证现实政策的合理性。当意识形态与现实不相吻合时，需要修正的是意识形态，而非牺牲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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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转型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技术官僚或者专家治国制度的出现。技术官僚制度作为一种治理制度，其特点主要表现在国家的管理者并非通过人民的选举自下而上地产生，而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干部的学历背景、工作经历等标准，通过任命制度自上而下地产生的，即所谓的专家治国。和老一代的革命家相比，技术官僚具有明显的优势。老革命家在观察问题、解决问题时往往以意识形态为起点和标准，经常把一些原来并非属于政治问题的事情政治化，从而... (更多)

  第一次转型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技术官僚或者专家治国制度的出现。技术官僚制度作为一种治理制度，其特点主要表现在国家的管理者并非通过人民的选举自下而上地产生，而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干部的学历背景、工作经历等标准，通过任命制度自上而下地产生的，即所谓的专家治国。和老一代的革命家相比，技术官僚具有明显的优势。老革命家在观察问题、解决问题时往往以意识形态为起点和标准，经常把一些原来并非属于政治问题的事情政治化，从而加深解决问题的难度。而且他们对自己亲手建立的政治体制具有一种强烈的情感上的依赖感，这使得他们不可能对旧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 而新崛起的技术官僚则有不同的行为方式。他们的主要特点就是少有意识形态的倾向性。在观察问题、解决问题时，他们不太受意识形态的制约，更不会从意识形态出发，而是从专业知识的角度出发，实事求是，通过改革体制来求得问题的解决。这就是为什么第三代领导更多地注重于机构的理性化，即从制度的操作层面入手来推进国家政治体制方面的调整。这种做法决定了中国政治的渐进性和稳定性。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技术官僚产生不了较为激进的政治改革的思想，因为他们大多从专业知识背景出发来诊断和解决问题，而不会像老一代的革命家那样对旧制度进行革命性的改革，甚至推翻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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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列宁的微笑

  在独立建国后，后发展国家用政权的力量支持初生的资本主义，以此来推动经济的发展。而在共产主义类型的国家，则发展出了另一类经济制度，即计划经济。即使在拉丁美洲，那里并没有直接的殖民主义，但经济的发展仍然依赖于国家的干预。在西方，新生的企业家阶层是推动民主的主力；但在第三世界，催生和支持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本身就是一项政治任务，要由国家来主导和辅助。当国家主导社会经济发展时，要国家同时必须对社会负责就变得极... (更多)

  在独立建国后，后发展国家用政权的力量支持初生的资本主义，以此来推动经济的发展。而在共产主义类型的国家，则发展出了另一类经济制度，即计划经济。即使在拉丁美洲，那里并没有直接的殖民主义，但经济的发展仍然依赖于国家的干预。在西方，新生的企业家阶层是推动民主的主力；但在第三世界，催生和支持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本身就是一项政治任务，要由国家来主导和辅助。当国家主导社会经济发展时，要国家同时必须对社会负责就变得极为困难。在西方，正是社会力量的壮大才驯服了国家力量。但是当社会经济的变迁要由国家来推动时，谁来驯服国家权力呢？这种历史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主是政治精英赋予社会的一件“礼物”。如果政治精英们不愿意给社会这样一件“礼物”，那么社会力量就不太可能根据自己的意愿来造就一种民主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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