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 · · · · ·
1949年以后的数十年间,国内史学界有关中国近代历史的书写,基本上等同于中国革命史的书写。在业已“告别革命”的今天,我们不能仅仅简单地放弃、淡忘或者否定那些曾经长期沉迷的观念,而有必要追问,那些早已成为我们思想价值观念的革命话语和革命政治文化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又是如何演变的?由于近代中国革命离我们太近,我们常常因置身其中而对习以为常的问题缺乏敏感性。适度拉开一点距离,以一种“去熟悉化”的眼光来重新检视,也许能引发新的认识和新的思考。本书的思考即就此而展开。
本书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考察民国政治,其突出特点在于“去熟悉化”,即对民国史的一些传统观点提出挑战,譬如关于民国县长和保长的政治、生活情境、关于国民党在西南联合大学的活动、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发展等等,都有新的诠释,也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本书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考察民国政治,其突出特点在于“去熟悉化”,即对民国史的一些传统观点提出挑战,譬如关于民国县长和保长的政治、生活情境、关于国民党在西南联合大学的活动、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发展等等,都有新的诠释,也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作者简介 · · · · · ·
王奇生,1963年生,湖南湘乡人,武汉大学历史系学士、硕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1997~1999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先后任职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留学与救国:抗战时期海外学人群像》、《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等。
目录 · · · · · ·
前言
第一章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
同一个《新青年》,新文化人的当下诠释与后来史家的言说有相当的出入。没有一场运动或事件,像五四一样得到不同党派、政治力量以及官方与民间的共同纪念,且持久而不衰。五四运动的意义,越纪念越深巨;而五四运动的本相,则越纪念越模糊。
一 “普通刊物”
二 “复活”与“渐兴旺”
三 与《东方杂志》竞争
· · · · · · (更多)
第一章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
同一个《新青年》,新文化人的当下诠释与后来史家的言说有相当的出入。没有一场运动或事件,像五四一样得到不同党派、政治力量以及官方与民间的共同纪念,且持久而不衰。五四运动的意义,越纪念越深巨;而五四运动的本相,则越纪念越模糊。
一 “普通刊物”
二 “复活”与“渐兴旺”
三 与《东方杂志》竞争
· · · · · · (更多)
前言
第一章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
同一个《新青年》,新文化人的当下诠释与后来史家的言说有相当的出入。没有一场运动或事件,像五四一样得到不同党派、政治力量以及官方与民间的共同纪念,且持久而不衰。五四运动的意义,越纪念越深巨;而五四运动的本相,则越纪念越模糊。
一 “普通刊物”
二 “复活”与“渐兴旺”
三 与《东方杂志》竞争
四 新文化形成“运动”
五 各方视野中的《新青年》
第二章 个人·社会·群众·党:五四前后的关联与演进
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均因被视为基于“自由竞争”、“弱肉强食”的价值理念而遭否定,社会主义则因被建构为“平等”、“互助”而大受欢迎。
一 个人、国家、社会
二 社会与社会主义
三 社会运动:群众与党
第三章 “革命”与“反革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
1920年代,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与青年党的“全民革命”几乎并起。政治道路的不同选择不再被定义为“革命”与“改良”之争,而是被建构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圣魔两立,水火不容。
一 从一党独“革”到三党竞“革”
二 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
三 “革命”与“反革命”
第四章 “北伐”“南征”与“反革命罪”的缘起
《反革命治罪条例》的出笼,第一次将“反革命”作为一种刑事罪名列入法律。此后,“反革命”既是一项受打击和处治最严厉的法律罪名,又是一顶最随意、最泛滥、最令人恐惧的政治污名,既具有法律的威严性,又具有相当的随意性。
一 “北伐”与“南征”
二 “忠于职守”与“反革命”
三 “杀鸡吓猴”
第五章 党员、党组织与都市社会:上海的中共地下党
中共对帮口并未因其“封建”属性而拒斥,而是利用其组织网络作为动员工人的媒介,并转化其组织能量为党的目标服务。中共在利用帮口的同时,也反被帮口所利用。工头介乎党组织与工人之间,实际隔断了党组织与工人群众的直接联系。
一 “精英党”向“群众党”转变
二 “学生很危险”
三 工人与帮口
四 政治力量强,组织力量弱
五 团与党的竞争
第六章 党员、党组织与乡村社会:广东的中共地下党
在“赤色乡村”,自雇农到地主都赞成革命,而在“白色乡村”,自地主至雇农都反对革命。“赤色乡村”在进行武装暴动和屠杀反革命时,往往将与自己有宿怨的宗族和村落当作革命的对象,从而使阶级斗争的革命行动异化为村落之间的械斗。
一 党员的社会构成
二 支部生活
三 党费、党内交通与情报传递
四 地域社会、农民与党
第七章 国民党最高权力机构的演变
在国民党历史上,1924年的广州改组,比1927年的南京开府更具有界标意义。就党治体制而言,南京国民政府基本上是广州/武汉国民政府的继承和延续。廖仲恺案和西山会议派,亦有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之面相。
一 以俄共中央政治局为蓝本
二 孙中山逝世后的权力继替
三 国民党二大之后
第八章 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
在西南联大这所具有自由主义历史传承的高等学府,竟有半数左右的教授加入了国民党。时人誉西南联大为“民主堡垒”,在很大程度上乃是称许其兼容并包的“宽容”精神。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与其说是“民主堡垒”,不如说是“自由堡垒”。
一 大学党部的筹设
二 教师入党,学生入团
三 教授入党的情境
四 联大区党部的组织运作
五 联大区党部与学潮
六 比较中的审视
第九章 “武主文从”:战时国军的政工与党务
朱家骅承认:“军事胜于政治,政治胜于党务。”“在战地,最先瓦解的是党部,其次是各级政府,最后才是军队;收复某一个地方,最先到达的是军队,其次是政府,最后才是党部。”在国民党那里,党务几乎沦为军政的附庸。
一 以党治军的蜕变
二 军队政工与党务的恢复
三 文武关系的变奏
四 政工与党务的困境
第十章 湖南会战:战时国军的作战能力
蒋素有越级指挥的习惯,导致前方将领欠缺自主作战意识和机动应变能力。湖南会战,近40万国军兵力的投入,9万国军和6万多日军的伤亡,足证国军对日军的积极出击。但国军士兵要六七个人才能抵抗一个日本兵,亦可见敌我战
斗力之悬殊。
一 对日军战略意图的判断
二 战略部署
三 指挥与协调
四 官兵素质与战斗力
第十一章 绅权:乡村权势的蜕变
在京兆农村,凡受过高等小学教育的人就不肯在田间工作。在江西寻乌,一些地主子弟在城东小学混张毕业文凭后,就大摆其架子,在名片上赫然印上“城东小学毕业生”几个字,煞是神气!而且每年可以和那些老资格的秀才举人在家族祠堂里平分学谷和胙肉。
一 传统士绅的没落
二 知识分子城市化
三 民国绅权的社会构成
第十二章 县长:基层地方官的转型
县长置身于现代官僚群体与地方豪强势力的夹缝之中,上穷下拙,左右为难。对上应付不当,动辄撤职查办;对下稍有不慎,反对控告随至。
一 铨选和任用
二 资格与出身
三 年龄、籍贯
四 薪俸、待遇
五 任期与出路
六 职责与施政
七 省权膨胀下的县长角色
八 双重结构下的县长角色
第十三章 区乡保甲:县衙与村庄之间的政治
约从1934年开始,县以下开始分区设署,国家行政机构下沉到“区”一级。1939年实行“新县制”以后,国家权力进一步由区署下沉到乡保,连甲长也成为国家政权的“跑腿”。国民党政权的向下扩张,为土豪劣绅提供了一个僭取法理权威的绝好机会。
一 假托自治
二 重建保甲
三 “新县制”
四 区长
五 乡镇长
六 保甲长
征引文献
· · · · · · (收起)
第一章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
同一个《新青年》,新文化人的当下诠释与后来史家的言说有相当的出入。没有一场运动或事件,像五四一样得到不同党派、政治力量以及官方与民间的共同纪念,且持久而不衰。五四运动的意义,越纪念越深巨;而五四运动的本相,则越纪念越模糊。
一 “普通刊物”
二 “复活”与“渐兴旺”
三 与《东方杂志》竞争
四 新文化形成“运动”
五 各方视野中的《新青年》
第二章 个人·社会·群众·党:五四前后的关联与演进
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均因被视为基于“自由竞争”、“弱肉强食”的价值理念而遭否定,社会主义则因被建构为“平等”、“互助”而大受欢迎。
一 个人、国家、社会
二 社会与社会主义
三 社会运动:群众与党
第三章 “革命”与“反革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
1920年代,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与青年党的“全民革命”几乎并起。政治道路的不同选择不再被定义为“革命”与“改良”之争,而是被建构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圣魔两立,水火不容。
一 从一党独“革”到三党竞“革”
二 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
三 “革命”与“反革命”
第四章 “北伐”“南征”与“反革命罪”的缘起
《反革命治罪条例》的出笼,第一次将“反革命”作为一种刑事罪名列入法律。此后,“反革命”既是一项受打击和处治最严厉的法律罪名,又是一顶最随意、最泛滥、最令人恐惧的政治污名,既具有法律的威严性,又具有相当的随意性。
一 “北伐”与“南征”
二 “忠于职守”与“反革命”
三 “杀鸡吓猴”
第五章 党员、党组织与都市社会:上海的中共地下党
中共对帮口并未因其“封建”属性而拒斥,而是利用其组织网络作为动员工人的媒介,并转化其组织能量为党的目标服务。中共在利用帮口的同时,也反被帮口所利用。工头介乎党组织与工人之间,实际隔断了党组织与工人群众的直接联系。
一 “精英党”向“群众党”转变
二 “学生很危险”
三 工人与帮口
四 政治力量强,组织力量弱
五 团与党的竞争
第六章 党员、党组织与乡村社会:广东的中共地下党
在“赤色乡村”,自雇农到地主都赞成革命,而在“白色乡村”,自地主至雇农都反对革命。“赤色乡村”在进行武装暴动和屠杀反革命时,往往将与自己有宿怨的宗族和村落当作革命的对象,从而使阶级斗争的革命行动异化为村落之间的械斗。
一 党员的社会构成
二 支部生活
三 党费、党内交通与情报传递
四 地域社会、农民与党
第七章 国民党最高权力机构的演变
在国民党历史上,1924年的广州改组,比1927年的南京开府更具有界标意义。就党治体制而言,南京国民政府基本上是广州/武汉国民政府的继承和延续。廖仲恺案和西山会议派,亦有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之面相。
一 以俄共中央政治局为蓝本
二 孙中山逝世后的权力继替
三 国民党二大之后
第八章 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
在西南联大这所具有自由主义历史传承的高等学府,竟有半数左右的教授加入了国民党。时人誉西南联大为“民主堡垒”,在很大程度上乃是称许其兼容并包的“宽容”精神。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与其说是“民主堡垒”,不如说是“自由堡垒”。
一 大学党部的筹设
二 教师入党,学生入团
三 教授入党的情境
四 联大区党部的组织运作
五 联大区党部与学潮
六 比较中的审视
第九章 “武主文从”:战时国军的政工与党务
朱家骅承认:“军事胜于政治,政治胜于党务。”“在战地,最先瓦解的是党部,其次是各级政府,最后才是军队;收复某一个地方,最先到达的是军队,其次是政府,最后才是党部。”在国民党那里,党务几乎沦为军政的附庸。
一 以党治军的蜕变
二 军队政工与党务的恢复
三 文武关系的变奏
四 政工与党务的困境
第十章 湖南会战:战时国军的作战能力
蒋素有越级指挥的习惯,导致前方将领欠缺自主作战意识和机动应变能力。湖南会战,近40万国军兵力的投入,9万国军和6万多日军的伤亡,足证国军对日军的积极出击。但国军士兵要六七个人才能抵抗一个日本兵,亦可见敌我战
斗力之悬殊。
一 对日军战略意图的判断
二 战略部署
三 指挥与协调
四 官兵素质与战斗力
第十一章 绅权:乡村权势的蜕变
在京兆农村,凡受过高等小学教育的人就不肯在田间工作。在江西寻乌,一些地主子弟在城东小学混张毕业文凭后,就大摆其架子,在名片上赫然印上“城东小学毕业生”几个字,煞是神气!而且每年可以和那些老资格的秀才举人在家族祠堂里平分学谷和胙肉。
一 传统士绅的没落
二 知识分子城市化
三 民国绅权的社会构成
第十二章 县长:基层地方官的转型
县长置身于现代官僚群体与地方豪强势力的夹缝之中,上穷下拙,左右为难。对上应付不当,动辄撤职查办;对下稍有不慎,反对控告随至。
一 铨选和任用
二 资格与出身
三 年龄、籍贯
四 薪俸、待遇
五 任期与出路
六 职责与施政
七 省权膨胀下的县长角色
八 双重结构下的县长角色
第十三章 区乡保甲:县衙与村庄之间的政治
约从1934年开始,县以下开始分区设署,国家行政机构下沉到“区”一级。1939年实行“新县制”以后,国家权力进一步由区署下沉到乡保,连甲长也成为国家政权的“跑腿”。国民党政权的向下扩张,为土豪劣绅提供了一个僭取法理权威的绝好机会。
一 假托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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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引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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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试读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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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信息
近世中国 (共7册),
这套丛书还有
《蒋介石的人际网络》,《茶馆》,《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张力与限界》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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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2页
Yang Wen-li (记得给我三刀)
战时大学党部中,西南联大区党部办得最具声色。此一结论与西南联大“民主堡垒”的称号似乎难相凿枘。其实两者并不矛盾。首先联大区党部之“最具声色”,乃相对于其他大学党部而言。其次,所谓“民主堡垒”师奶联大后期之称号(大体是1944年以后的事,今人大多统称西南联大为“民主堡垒”显然不确),而那时联大区党部趋于停闭。 (更多)
(收起)战时大学党部中,西南联大区党部办得最具声色。此一结论与西南联大“民主堡垒”的称号似乎难相凿枘。其实两者并不矛盾。首先联大区党部之“最具声色”,乃相对于其他大学党部而言。其次,所谓“民主堡垒”师奶联大后期之称号(大体是1944年以后的事,今人大多统称西南联大为“民主堡垒”显然不确),而那时联大区党部趋于停闭。
2012-01-21 18:18:26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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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嫖娼案件引发中国向左转:胡适认为,在1919年3月26日彻底改变,那一夜北大四位校董开会,商议如何解决陈独秀嫖娼打架之事,胡适要求留住陈独秀,另三人反对,结果陈被开除,愤怒之中的陈独秀遇到了共产国际派来的魏金斯基,魏建议陈干脆成立一个新党派,自己玩,陈独秀欣然。从这一天开始,中国的命运已不可逆转。 (更多)陈独秀嫖娼案件引发中国向左转:胡适认为,在1919年3月26日彻底改变,那一夜北大四位校董开会,商议如何解决陈独秀嫖娼打架之事,胡适要求留住陈独秀,另三人反对,结果陈被开除,愤怒之中的陈独秀遇到了共产国际派来的魏金斯基,魏建议陈干脆成立一个新党派,自己玩,陈独秀欣然。从这一天开始,中国的命运已不可逆转。 (收起)2012-01-19 14:36:30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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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2页
Yang Wen-li (记得给我三刀)
战时大学党部中,西南联大区党部办得最具声色。此一结论与西南联大“民主堡垒”的称号似乎难相凿枘。其实两者并不矛盾。首先联大区党部之“最具声色”,乃相对于其他大学党部而言。其次,所谓“民主堡垒”师奶联大后期之称号(大体是1944年以后的事,今人大多统称西南联大为“民主堡垒”显然不确),而那时联大区党部趋于停闭。 (更多)
(收起)战时大学党部中,西南联大区党部办得最具声色。此一结论与西南联大“民主堡垒”的称号似乎难相凿枘。其实两者并不矛盾。首先联大区党部之“最具声色”,乃相对于其他大学党部而言。其次,所谓“民主堡垒”师奶联大后期之称号(大体是1944年以后的事,今人大多统称西南联大为“民主堡垒”显然不确),而那时联大区党部趋于停闭。
2012-01-21 18:18:26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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