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明天

引言
政府继续杀鸡取卵，他们的选择，常常受制于财政方面的重压，以及对赢取选票的执念；大多数企业家不管愿不愿意，都得符合增长和资本主义那套逻辑；大部分民众继续推动消费型社会的运转，陷在日常生活和财务烦恼中无法自拔……与此同时，半数野生物种灭绝，全球温度继续攀升，垃圾泛滥成灾， 10亿人饥肠辘辘，同时却有 15亿人过度肥胖。 85人积累起来的财富相当于另外 35亿人的资产总和……但是到了这个地步，为什么我们还是没有行动起来？
第一个原因是，我们正遭遇着现实的虚拟化，且这种虚拟化日渐壮大。我们无法将自己的行为和其带来的后果联系起来，这些后果我们看不见，感受不到：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缺少愿景。从 2007年开始，我就在考量，我们是多么缺乏一种引人向往的生态观和可持续世界观啊。跟其他非政府组织的大多数同仁一样，我们花费了大量时间去要求公众改变生活方式，却不为他们提出全面又有带动性的替代方法。
小说家兼散文家南茜·休斯敦的《故事与人类》。它的开头这样写道：世间所有物种当中，只有人类知道，他们曾经出生，他们将会死去。这两点认知赋予我们一样东西，一种即便与人类血缘最近的黑猩猩和倭猩猩也不具有的东西，那就是对于何为完整生命的直觉。只有我们才会把自己在地球上的存在看作一段富有意义（既有含义又有方向）的旅程。一道弧线。一条从出生到死亡的曲线。一种于时间中铺展而开的形状，有开始，有波折，有结局。换一种说法就是，一个故事。 “太初有道”的意思是：话语（这种充满意义的行为），是我们这个物种的开端。故事赋予我们的生命一种其他动物无从知晓的意义。[……]人类的意义与动物的意义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我们的意义是建立于故事、历史和虚构之上的。[ 4]
南茜·休斯敦提出，“故事”是人类为了肯定自身的存在而发展出的一种能力。因为害怕、忧虑自己的终结，人类有一种极其强烈的需求，即创造意义，证实自身于谜团中心的存在。宗教、国家、历史，人类不停地创造个人故事和集体故事，当这些故事被足够多的人共享时，便成为社会与文化结构的根基。口述、绘画、书籍，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传播故事的重要手段。小说的出现加速了这种现象，直至给予了故事一个官方地位：“虚构”。
出发
想要不一样的方式，就得推翻一切。
这个世界是错综复杂的。风往哪里吹，我们就往哪里走。除非我们选择逆风而行。我告诉自己，我们要拍摄的那些人，就是决定让风往其他方向吹的人。
变化的速度快于社会的适应能力。这就是问题出现的原因……
一 明天的食物
依靠进口满足饮食需求或依靠出口作为收入来源的地区，面对外部冲击，都非常脆弱，这些外部冲击包括气候变化、金融市场上能源价格或原材料价格的挥发性[ 1]增加、难以预测的地缘政治变动……具有面对外部冲击的韧性，就意味着一种更强大的满足当地需求的能力。
进行多样化农业活动的小型田地每公顷的生产率要高于单一种植的大型田地。后者虽然能一次性提供数量惊人的粮食，但事实上，它并不是有效利用我们所支配的稀缺资源的最好方法。
更具竞争力的大农商们掌握着市场，他们调低产品价格，使小农走向破产，然后不得不向城市迁移。悲剧就在于，农业的多样性不被承认，而公共权力机关又过分大力地支持大农商，而忽视了小农。
真正的民主，是下放那些解决办法，是奖励当地的创造性。
如果说世界上有近 10亿人饥肠辘辘，那么有近 15亿人饱受过度肥胖之苦。在美国， 34%的人口过度肥胖，医疗系统每年花费 1600亿美元治疗体重超标引起的众多健康问题，但还是会有几十万人死于肥胖（全球每年死于肥胖的人口为 280万）。[
他们没有一味追求利益，而是按照以下三个准则指导自己的行为： pro fi t, people, planet（经济，社会，环境）。
食物关系到所有人的生活，我们谈论食物、购买食物、喜爱食物或者讨厌食物……它是为数不多的可以和任何一个陌生人聊起的话题之一”。
我们只是问了他们这样的问题：你们还记得自己能做什么吗？还记得我们过去做的所有能在未来派上用场的事情吗？接着，这 60个人全都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因为我们最会做的事，就是讲故事。故事是与心灵的对话，是引发强烈反响所在…
不提要求，通常是明智的决定，尤其是和政府部门打交道的时候。因为一旦提出要求，他们就会觉得自己应该否决。而如果有什么事让他们动容，让他们可以自由、自愿地加入的时候，他们就会感觉良好。”
“我们现有的农业类型，是一小撮人和一大批机器的模式。在这儿，我们想形成相反的模式：更多的就业，更多的农场……地球上大部分人是靠小型家庭农场养活的，这些农场的生产率通常都比大型农场高得多。工业化农场做得最完美的一件事，就是赚钱。但未来我们需要的不是钱，能让我们生存的也不是钱，而是食物。所以我们要让人们占有土地、耕种土地……”
他们借鉴的不是食物种植，因为种植很简单，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他们借鉴的是如何建立一个团体，因为当麻烦找上门的时候，突围靠的是一起面对、分享和互相照顾的能力。
只要找到往正确方向思考的方法，我们就完全有足够的精力和能力。但我们却总是忘了这一点。我们抚养了一代受害者，一代感觉自己无可给予的人，一代不知道从哪儿做起才能让世界更美好的人。但如果大家从最小的事情做起，比如食物，那么这代人就不再会害怕。他们会一点一点地重新定义自己的生活空间。
朴门永续农业是一种“受大自然启发的人类设计系统”，查理这样解释道。它致力于重建生态系统中丰富的多样性和互相依赖性。每一种元素都会对其他元素有利，而其自身也会从整体中获取养分。这是一种循环模式，不产生任何废物。应用朴门永续设计理念的领域很多：城市（尤其是过渡型城市）、公司、经济、能源……应用到农业中，它的原则既包括几世纪以来世界各地农民所创的最有效的做法（在土堆和架子上种植、施堆肥、重视树的作用、多样互补、采用畜力），也包括近 50年来生命科学教给我们的一切知识。朴门永续农业的目标是重现大自然几百万年来的运行机制，这种机制在演化过程中没有耗费石油、没有土地作业、没有机械化，却产生了丰富的生命。即使在养分贫瘠的地方，也是如此。朴门永续农业通过在群落生境、植物、昆虫和动物间建立紧密联系，能使曾经寸草不生的地方重现繁盛。如查理所说：“朴门永续农业的成果，使我们得以想象人类社会的未来，那将是基本物质（而非新奇玩意）富足、排斥浪费的社会。”
原则。“生态系统运行的原则之一就是多样性，”查理如是说，“自然界里没有单一种植，植被总是互相联系的。”
这与工业逻辑背道而驰，多样性恰恰是工业优化过程中的一道障碍。
永续农业耕种者们还注意到，自然环境中的一些土地多产得惊人。为了再现这种土地，他们采用了几条策略。首先，他们帮助土地寻回密集的微生物群（各种各样的蚯蚓、细菌、昆虫、蘑菇，它们能让土壤通气，给土壤带去活力，就跟我们肠道里的菌群一样）。为此，他们施一些混合肥料和有机物质（比如残留的稻草），也会利用绿色肥料（比如豆科植物，可以帮助土壤储存氮元素）和树木。因为，正如查理所说：“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可耕种土地都是森林产生的。树根在地下带来有机物质，菌根、小蘑菇寄居其上，与树根形成共生关系，是土壤肥沃的重要保证……”作物经常被果树围起来，果树为作物提供阴影和凉爽。
土地是“所有农业的根本”，而现代农业却趋向于忽视这一点，只把土地看作倾倒各种合成产品的基地。
土垄种植。主要形状有圆形土垄或者宽略小于 1米、长几十米的“永续”土垄。
“这种系统源远流长，几千年来，中国人、希腊人、印加人、玛雅人……都使用过这种系统，”查理说，“理念就是重新仿效自然，自然界的土地从来不会被耕作，也从来不会裸露在外。我们把可耕种土壤堆在一起，然后尽量不去耕作。土垄是永续的。我们获得了非常肥沃、非常松散、非常深厚的土壤，土壤里微生物的活动也不会受到干扰。我们种下作物，然后用稻草保护土地，稻草会年复一年地腐化，不断地给土壤带去养料。”按照这种方式，田地更多了，除草的需要却大大减少（因为土地有稻草覆盖，也因为不翻土，杂草种子就失去了重见天日的机会），土壤侵蚀没了，浇水少了（土壤自己会保持水分），土壤更热，活动更快，表面从不被踩踏，就能够更密集地种植，因此生产率可以增加到 10倍。“在美国， 45年来，人们仔细研究了土垄种植的生产率，约翰·贾文思的研究尤为突出。这些研究得出的数据是非常惊人的：增加土壤浓度、改善土壤环境，其产量能比相同面积的土地多 6倍、 7倍、 8倍，甚至对于某些作物来说，能提高 30倍。
夏季作物共荣的例子：我们把罗勒种在番茄下面，然后在番茄上方种了葡萄。番茄是一种藤本植物，它能挡住阳光，刚好罗勒喜阴，这两种植物也都不太需要水。罗勒的味道比较浓烈，它就像绿巨人一样，驱赶不受番茄欢迎的昆虫。如果不吃罗勒，而罗勒又开始抽薹的话，我们就用它来护根，也就是说用罗勒来覆盖土壤，保持土壤湿润，让有机物质能持续分解。番茄上方的葡萄，形成一道屏障，发散水汽，这对下方的植物来说，是非常有益的，尤其是在像今年夏天这样比较炎热的季节里。
农场里的一切都在生产，但是每一株植物的目的并不只是生产，还要对生态系统做出贡献。朴门永续农业的妙处就在于此：每一个元素都有好几种功用。”
如今，进入我们口中的每一卡路里，都要耗费 10～ 12卡路里的化石能源。简直荒唐。我们知道，明天或者后天，石油就会变得稀少而珍贵，我们不能再从大老远的地方进口食物，气候问题也会越来越多。但是我们所有人都要继续吃饭。发明一些不需要石油就能吃上饭的方法，实践一种纯体力农业，一点也不是新农人的突发奇想。对于养活未来人类，其必要性攸关生死。
对应地球上 3/ 4的国家和几乎全部人口，生态农业[ 1]的收成高于传统农业。世界上生态农业收成低于传统农业的地方只有加拿大和欧洲。为什么会这样呢？在欧洲和北美，农民们不能因地制宜地进行多样种植（播种规章约束了他们），也不具备组合种植和混林农业（一些先行者正在开发，但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的知识，更不能发展人力密集型系统（因为整个税收体系的建立有利于机械化而不利于就业，它形成了一种严重扭曲的竞争，这一点和就业充分的农业截然不同）
养活 100亿人是可能的，方法就是使生态系统再生，保持土壤和树木中的二氧化碳，通过改变农业模式、引导立法朝着鼓励生态农业和永续农业的方向改变，在西方重造百万就业机会。以及，大幅减少食肉。
我们优先追求的是短期内的经济增长，是跨国农产食品和农业化学公司的健康。我们任由他们控制庞大而又集中的食物系统，但理智和道德要求我们在每一片土地上建立自主的生态系统。事实上，要做到这点，我们必须改变整个社会模式。而首先，这个社会模式应该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趁着一切还为时未晚……
二 明天的能源
提耶里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具有媲美英国人的冷幽默。他执着地认为，要实现能源改变，周密的计划必不可少，而他已经证明了这些计划的有效性。因此， 10多年间，他和一个由 30多位工程师组成的团队合作，构建法国能源过渡方案，这个方案几乎精确到了 2050年之前的每个小时。他们聚沙成塔，创建了超过百万份 excel文档，为的是尽可能精准地算出，我们能做什么以及该怎么做。他向我们坦言，政府部门的决策模式简陋得令他目瞪口呆，“不宜公开”。而科学家要把工作做得比政府部门精细百倍，大众才有可能倾听他们……目前，越来越多的人听取了他和他的同事们的意见。
我们的世界围绕着所谓的化石能源构建。其中当然包括石油，也有煤炭、天然气。它们在我们的日常消费中、在地缘政治地图上无处不在。
首先是在提取和排放过程中产生的污染和气候异常问题。颗粒物和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现在已是众所周知。其次是随着资源的逐步耗尽，会导致物价上涨。甚至可能是暴涨，尤其是因为石油是一种被大量投机操作的资源。第三是地缘政治冲突。化石能源分布在数量非常有限的国家，所以，这些能源的归属就成为地缘政治的关键。我们可以从化石能源——尤其是石油——的角度来综观在乌克兰、伊拉克、叙利亚等地发生的事件……最后，此类能源丰富的假象造成大众对可再生能源的排斥。化石能源浓缩、高效、易于使用，而且唾手可得，还可以不断充实统治阶级的钱袋。反其道而行是极其困难的…
负瓦特”就是在保持可接受的生活水平的前提下，我们可以不消耗，从而可以不生产的那部分能源。我们不能总是想着“兆瓦特”、想着“越来越多”。未来能源的最大矿藏，是我们靠节约积攒下的矿藏。
我们生产的能源有一半都被浪费了。问题是从某个角度来说这些“负瓦特”有点儿像塑料海洋：我们看不见它们，然而它们却无处不在。比如，在城里开着载重 1300～ 1500千克的车，运送一个体重为 70千克的人，这样做，真的合理吗？地铁里每一台视频屏幕所消耗的电量为普通家庭的两倍，安装这些屏幕真的理智吗？
我们必须按照需求来思考，这是“负瓦特”的运行基础。我们还要给这些需求建立评估表，把它们分门别类：绝对必要的、一般必要的、多余的……最后是有害的，而且这个评估表应该取得法律地位。
节能是必不可少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取舍。当我们只须点击几下鼠标，就能坐着飞机飞到地球另一端，而且飞机票钱比带我们去机场的出租车车费还便宜的时候，就有什么东西不对劲儿了。我们会向大气排放 2～ 3吨二氧化碳，而这对我们自己的钱包毫无影响。
须将能源消耗的外部影响和结果纳入我们行为的整体。
有游戏规则在。有了规则，我就可以开车，并且相信：“我可以活着走出这辆车，我要遵守的又不是丛林法则。”
除了制定规则，还应叫停能源的过度消耗，或对其征收重税。
在法国，说到能源，我们经常会把它和电力混为一谈，但电力（家用电器、冰箱、电脑、照明用具）只占了我们 20%的需求。比重最大的两项是热量/空气调节（广义的卡路里：热水、暖气、工业用暖、冷气、冷冻链）和出行（人和货物的运输）。这两项总共占了我们 80%的能源消耗
同样的用途，一些人需要消耗多出其他人 4倍的能源来取暖。
它有利于未来的房客（对于他们的钱包和健康来说），有利于经济和就业（因为翻新建筑，可以促进当地就业，而不是让人在其他遥远的国家工作 30年），也有利于地球，因为能源消耗将会减少至原来的 1/ 3～ 1/ 4，化石能源将被可再生能源代替……从经济方面来说，这场革新也远非幻想。
与其先思考工具（车辆），不如先想想需求：我真的需要出行吗？娱乐出行有哪些？被迫出行有哪些？然后再通过制定策略来回应这些需求。策略有很多，从公共交通到私车拼车。
明天我们的盘子里能有什么吃的？要种什么粮食？对国土有什么影响？用什么可再生能源？同时我们也尝试找到生产和消费的契合点。有一点已经确定无疑：减少肉类消费刻不容缓，肉类生产太消耗能源和空间了。
的。“过渡”这个词很有意思，它不是一种模式，而是一种过程。我们从一定数量的地区性小实验开始，这些小实验于政策夹缝中施行，如果实验成功，它们就能被不断复制，而如果它们经受住了考验，我们就建立标准以便朝着这个方向迈进。这场运动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发生于底层，然后高层在其中穿针引线以使其普及。
我们维持核能工业，完全就是冒着巨大的风险（不多不少，国家经济的一场大崩溃），然而我们还在为核能辩解，认为从统计数据上看，风险非常微小。但那些数据干扰了我们的判断。对于一只在圣诞节会被吃掉的火鸡来说，从大数据上看，风险微乎其微。从 1月 1号到 12月 23号，一切都一帆风顺，它被喂得膘肥体壮……但 12月 24号一到，严重的问题就来了。可是在此之前火鸡看不到这个问题，因为从过去的统计数据上看，它刚刚经历了生命中最灿烂的时期，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既然直到现在什么都没有发生，那么明天也一样不会。而核能就像这只火鸡一样。
人类面对可见事物，比如地震、战争，有能力做出巨大的反应，但我们却不相信石油正在耗尽、气候正在变化。假如二氧化碳分子会改变大气的颜色，我们肯定早就做出了反应。
他们非常害怕改变。我觉得这很奇怪，因为我反而害怕不改变。政治选举前的大部分宣传演说，都以改变为核心理念。可是一旦真的要实行，就完全开展不下去，就卡住了。其中常常有体制的原因，而体制又和某部分人、某些公司和财团的利益叠加在一起……这就让保守主义者、获益于不改变的人和只考虑未来几年的人结成了联盟。然而时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负瓦特”方案提出了未来 35年的方向。 35年很长，但对于人类史来说却很短。不幸的是，政治的时间通常是 5～ 6年，工业的时间是两年，金融的时间是 1毫微秒[ 5]……我们需要发掘能够让我们重新转入正确时间系统的力量，而不能只满足于看到明天早上会突发的状况。
能源高度过渡的地区通常是一些岛屿（比如冰岛、佛得角、留尼旺），或者半岛（比如丹麦、瑞典）。岛屿在地理上受限，可能比其他地方更加脆弱，因此能源自主的需求也更迫切。
在未来几十年里，我们的关键点有两个：食物和能源。我们要让各地区在这两方面实现自主。而土地成本是主要障碍。但如果在这两个领域之间建立合作，我们就有希望实现目标。”
在大多数情况下，蓄电连接电网，而 Akuo的团队进行了一项前所未有的创新实验：直接将发电站和电池连在一起。因此，当云遮住太阳时，储蓄系统就能立即接管并保证能源稳定输出。“为了可再生能源占比达到 100%，”安娜继续说，“我们需要 50%的稳定能源，以保证能源持续输出，比如生物能、水电、地热或潮汐能，以及 50%非持续能源，比如可以储蓄起来的太阳能和风能。”如提耶里·萨洛蒙提到的那样，储蓄方法有好几种。 Akuo选择的方法，是靠一般用于电力汽车的锂离子电池实现。“这些电池含有碳、镍、镁和可循环锰电极，以及极少量的锂离子。在此类发电站中，当一组电池的蓄电能力变为初始蓄电能力的 80%时，它就被视为寿命终止。然后，它们会被用于其他对于蓄电能力要求较低的领域（比如电力汽车）。最后，电池供应商召回、拆卸并回收利用这些电池。”
在飞机上，我深深地陷在自己的座椅里，看着周围的人。所有人都看着屏幕。要么是座椅后面镶嵌的屏幕，要么就是自己手中的平板电脑、手机或电脑。巴黎的地铁里，也是同样的景象。飞机里只有成排低着的头、弓着的背、聚精会神地盯着屏幕的眼睛。他们完全忽视自己的邻座。这种对屏幕的渴望，好像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缓解。屏幕永恒。在屏幕上，我们的眼睛和手指能够无尽地漂移，它们填满我们生活中所有的间隙，抹去了我们去幻想、去观察、去无聊的那些时刻。直到我们疯狂。更多的空间，更多的时间，更多的限制，在互动、知识和聊天的海洋里，机械地度过一个又一个小时。我也得每天面对电子邮件、短信，听金属和玻璃做成的手机上的留言。它们加速了我的时间，让我在各种会面和工作会议之间，无法喘息。它们对于我这样的工作狂来说，无异于移动办公桌：一个永远对繁重工作和各种交流开放的空间。智能电话取代了沉默。屏幕的引力对我而言几乎无法承受。它们召唤着我，将我拉离人群、物体、气味和声音，使我头昏脑涨无法判断，同时又刺激着我的神经系统。在屏幕前，我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也不再有烦恼。图像让我眼花缭乱，让我思绪万千，却不把我引向明确的方向。我的意识变弱，什么都不想做，除了呆呆看着画面从眼前流过，任由一个又一个网站跳过。我成了符号、想法和模式的储藏间。有时我感觉似乎能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投放进这个平行世界，一部部电影、一篇篇文章、一个个视频看个不停。而我真实的存在俨然成了在不同的屏幕沙滩间的一连串过渡。要是在此之外还沉迷于在线游戏，享受经历别样人生的亦真亦幻之感，那我可能会完全迷失。有时，我感觉一天又一天的时间被虚拟世界腐蚀，这让我害怕。于是，我寻找回到具体事物的方法：做饭、园艺、修理东西。在这些抽身出来的敏锐时刻，另一件事也让我恐惧：如果我这么依赖、沉迷于屏幕，那么很有可能其他人也是这样。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法国人花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电脑和电视上的娱乐时间，平均为每天 3小时 50分钟（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我觉得这个数据被低估了），而花在这些东西上的工作时间更是多出好几个小时。几年前，我做了一项计算：一个人每天用屏幕工作 7小时、娱乐约 4小时，那么他生命中将有 20多年的时光是在这片薄薄的反光玻璃前度过的。再加上每晚睡 8小时，他将有 25年在睡觉中度过。也就是在 45年里，他要么在屏幕前，要么就在床上。留给他做其他所有事情的时间不到 40年：购物、洗衣、吸尘器清洁、做饭、乘坐交通工具、缴费、把车送修……那么还有多少时间用来幻想、在大自然里行走、读诗、感受风、欢爱、创造、体验不寻常的关系呢？我们注意力和精力的很大一部分，不正在从政治、教育和生态这些重要问题中转移，以便在多彩又娱乐的屏幕世界里自我安慰吗？我们不该有所思考吗？
1996年，合作风力发电园项目“米德尔格伦登”在哥本哈根海域启动。 2000年，风力发电园正式问世，里面共有 20座风力发电机，其中 10座为 8700位个人所共有，另外 10座为 DONG Energy所有。当时，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近海风力发电园，生产哥本哈根市 4%的电力。汉斯·索兰斯是那个小团体的一员，如今他是这个发电园的主管。“如果我们想让大众接受风力发电机，那么市民就需要从一开始便加入到这个项目中来，并且要对电力生产带来的利润感兴趣。利益和管理都应留在本地。”事实上，合作社成员投资购买风力发电机后，每年他们获得的利率为 6%～ 7%。这个利率要高于法国的定期存款利率。此后，政府明令要求每一个在丹麦发展的新项目都要包含至少 20%的当地公民股份。这对于企业家和当局来说，无疑是项目成功的保证；而对于居民来说，则是民主的保证。到 2025年，随着 100台新涡轮机的加入，风力发电将生产哥本哈根市几乎全部的电力。很快，电力也将可以转化为甲烷、通过电力汽车电池储存，因为在大风天，丹麦能够生产出大于自己消耗量的能源，例如 2015年 7月，由风力发电园供给的能源达到了该国总需求的 140%[ 2]。多余的能源被出口至德国、瑞典和挪威，这些国家目前有能力通过水电系统储存能源。而当风力变小，丹麦电力供不应求的时候，它可以从挪威进口水电。汉斯认为，依靠各个国家拥有的可再生能源的多样性进行地区间合作，是通向未来的一把钥匙。
能源转型需要投入巨资，这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升级了哥本哈根许多建筑物的隔热水平，建立了集体供暖系统。作为本市居民，我觉得成果就是少交了不少暖气费。我在市中心有一套 100平方米的公寓，每个月只交 60欧元暖气费[ 3]。上个月新来的德国同事根本就不相信。我告诉他，市政的这笔开销也许算大，但钱会回来的！成本与利润关系的分析显示，我们将获得很大的益处。”
而在行驶时间方面，不同国家不同城市完成的调查证明，在少于 5公里的路程内，自行车的平均速度和汽车一样甚至更快[ 4]。
哥本哈根市建立了互相联结的“绿色”交通网。火车、地铁、公交车、船和自行车一同运转，让市民能够在 80公里半径的区域内不依靠汽车，自由出行。
在同样的时间和空间内，一辆小汽车只能载运 1个人，而公交车能载运 4～ 5个人，自行车能载运 6个人。
哥本哈根气候峰会谈判失败加速了哥本哈根市的转变：“ 2009年的气候与环境峰会是一场真正的灾难。从中可以看出，政治领袖没有权力，因为他们没有意愿。他们不是真的想改变社会。在我看来，政治勇气和合作是首要问题。
以市或大区为单位进行过渡，是非常有可行性的。“在很多地方，国家政府对气候变化无所作为，但城市却积极行动。比如在美国或加拿大，尤其如此。我觉得城市就是世界的新领导者：国家做得失败的地方应该由它们接手。
建筑师就是要想尽办法让人们在家里住得足够舒畅，不再飞到世界另一端去度假。
认为（大）城市就是一种异端邪说，一只八爪鱼，一头妖怪，它无休止地生产人工风景，吸收劳动力和资源（让农村变得人烟稀少），使人类彼此间变得冷漠，没有特征，贪恋娱乐，越来越和大自然疏远，不再了解我们赖以生存的大自然。
关键在于细分。我们有必要建立自立自主的社区，居民在其中能找到他们需要的所有服务，能参加文化活动、接受教育和医疗，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在社区内出行只需要步行或骑自行车，社区内的暖气与水电消耗都更加合理，而不是独立供暖，还能共享所有设备（汽车、物件、家用电器等）。在这些社区，我们要重新引入大自然和农业，以及集会、交流和休息的空间。
人类聚集在一起并建造了城市，是为了能够充分地见面，并一起发展文化。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城市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我认为这将继续。城市是一个沸腾的、思想交锋的地方，也是接纳差异的地方。当然，如今我们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在不见面的情况下进行交流。但是包含在见面中的各种肢体和人际关系的可能性，在社会发展中起着基础作用。间接交流永远也代替不了面对面的话语交流。
首先，把公共空间还给居民。
现在纽约大概有 50个从汽车手里夺走并还给居民的广场。这些广场非常受欢迎，因为在现代社会，我们需要集会见面的地点。
如果我们修更多的路，就会有更多的交通。很难以置信吧？然而如果我们修更多的自行车道和自行车基础设施（自行车停车库、自行车上下楼专用轨道、火车里的自行车专区……）， 10年以后我们就会有更多的自行车使用者。同时，如果还能整治道路、广场、运河河岸，在这些地方引入公共生活，人们就会像纽约人一样，重新适应道路。在城市整治中，我们面临以下选择：要在路上看到更多的车还是更多的人？
现代城市规划对健康非常不利。每天坐在电脑、电视前或者车里，会导致很多病症。因此，就连大型健康组织都建议，城市的规划应当尽量鼓励人们步行或骑自行车。
对于一个城市来说，没有比建造基础设施，用以鼓励行人和自行车使用者更划算的项目了。地铁、有轨电车、公交车和汽车的基础设施成本非常昂贵。自行车和行人越多，成本就越低廉。另外，我们知道，这对于社会的包容性来说，也很重要。在这样的城市，我们会感到安全，可以相识、结伴，而不是待在自己家里，害怕他人。在家里看电视电影、煲电话粥是不够的。在城市里，我们可以接触多样性，利用我们的感官，更贴近万物，彼此学习。
从 1962年起，哥本哈根就开始把汽车赶出主要街道。当时所有人都说，这肯定行不通，我们又不是意大利人，说我们永远也不会对公共空间投资。然而，哥本哈根坚持下来了，第二年我们就变成了在咖啡厅露台上晒太阳、在步行道上闲逛的意大利人。很快，我们也想把其他街道变成步行街，渐渐地，哥本哈根转变了。越来越多的居民意识到，这变化给他们带来了高质量的生活，我们更爱自己的城市了。
一种文化越不发达，就越需要照顾城市居民，制定便利穷人出行的政策。短期内，穷人买不起车，但他们可以有和火车站联通的良好的公共交通、良好的人行道和自行车道……
近几十年，随着经济增长，上海和北京曾试图禁止自行车在市区行驶，认为它们阻止了进步，与此同时，汽车大量涌入城市，产生的结果，大家心知肚明。但如今，趋势反过来了，自行车重回潮流。我的公司参与了上海市中心的重新规划，市政府希望在市中心修建秀美的公共区域、小而窄的街道和自行车道……
昨天，进步就是汽车、高楼大厦。今天，我们更多考虑的是幸福、健康……质量代替了数量。一旦即时需求被满足，人们就会开始自问什么才是“美好生活”。
建筑存在的目的就是改善世界。先是我们塑造了楼房、城市，然后它们再塑造我们。我们建造的东西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这是很大的责任。
如果城市里满是汽车、噪音和污染，人们就会更烦躁。反之，如果在街角修建歌剧院，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人去听歌剧；如果建公园，那所有人就会跑到公园里去，其他情况也是一样。我们要自问，我们想要子孙们在什么样的环境里成长……
盖亚理论之父，该理论把地球看作有生命的生物体，有着和我们一样的免疫系统）。
老狮子（如今 96岁，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 90岁）没了信心，放弃了竞赛。按照他的说法，我们早就无可救药地超过了气候变暖的临界点。如今大势已去，做什么都于事无补。 2020年，极端气候现象将会变得很普遍。 2040年，欧洲气候将会一团糟。英国的一部分会被海水淹没，而欧洲南部情况将更恶劣。我们将接收数百万气候难民。装风力发电机没有任何用处，我们需要为生存做准备。这和我们刚刚经历的一天有着天壤之别。那么多男男女女兢兢业业地工作，想要改变这个星球的未来，可能根本就没有去想他们的努力会不会白费。当然，拉伍洛克并非圣贤。他甚至说过一些蠢话（在我看来），他为核能辩护，认为它是及时制止气候变暖的必要元素。不过，鉴于他在 20世纪 70年代的那些预言大部分都已成为现实，我们不禁相信他所说的，赞成他说的某些要点。尽管怀着诚挚之心，我们还是成了自己舒适生活和无意识行为的囚犯。
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太简单、太具诱惑力。浮华让我们迷失自我。
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逾越的主要障碍，就是舒适生活的压力。
旧金山是我们团队大部分成员儿时的梦想之地。来到这里，他们便细数、重温起自己心目中的那些“神话”：《迷魂记》《警网铁金刚》和《上海小姐》等电影巨作，“城市之光”书店的“垮掉的一代”作家团体，科波拉大厦，卡斯特罗区和哈维·米尔克的社会运动，“斯莱和斯通一家”乐队以及“杰斐逊飞机”乐队的音乐……
在几年间，它成为全球“零垃圾”处理技术最尖端的城市之一。
旧金山实施了世界上最具野心的举措。其目标是到 2020年， 100%的垃圾都能被降解或回收。 2014年，大旧金山地区已经达到 80%这个卓越的成就，其中包括生活垃圾、公共工程和企业垃圾。[
让垃圾回收变得简单而必要。 3种垃圾桶的安置，让垃圾回收变得简单：绿色用于可降解垃圾，蓝色用于可回收垃圾，黑色用于所有垃圾。
技术层面上来说，不进行正确的回收或降解，就会被处以 100美元罚款。”回收或降解，这是法律！而在实践中，旧金山更注重经济鼓励。垃圾清理收集按照重量收费，在黑色垃圾桶（收集所有垃圾）里倒的垃圾越多，付的钱就越多。反之，回收或降解的垃圾越多，垃圾清理费就越少。
为了从根源上减少垃圾，尤其是遍布沙滩、最后与第七大陆[ 3]相连的塑料，旧金山于 2007年禁止使用塑料袋，同时规定，商铺里的“环保”袋子，无论是纸袋还是生物降解淀粉袋，都需要付费。在实际操作中，只要去市里一家大型购物中心转一圈就会发现，即使大部分商铺都配合工作，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执行指令。
垃圾回收和降解产生的工作岗位要比垃圾填埋和焚烧产生的岗位多 10倍。
所有城市都尝试进行更多生产活动，”罗伯特继续说，“但回收和降解就代表着一个从自己的资源出发、产生新就业的机遇。这是思考角度的根本改变。在这里，我们看着垃圾的时候，看不见废物，我们看见的是纸盒、玻璃、塑料、可降解物。我们看到的是资源。”
在只有这么大的一片土地上（他给我们指了指他膝下的一片圆形空间，大概不超过 50平方厘米），就有着比整个地球上的人类还要多的微生物。它们给土地带去了生命。”
混合肥料给土壤带去营养，还能节约水资源（充满腐殖质的土地能保持双倍于自身重量的水分，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灌溉的需求），储存大气里的碳元素……”
我们把一个很古老的事物——肥料制作，和一个很现代的事物——垃圾回收，结合起来。这正是我们构建未来的方式。别再焚烧或填埋食物了，那么做太荒谬。我们要做混合肥料！”
土地就像一座银行。每次收获的时候，你就会取出矿物质、有机物和细菌……而我们不能一味地取，有时还需要存。只给土地注入硝酸盐、钾、磷[ 7]是不够的。我 30年前这样做了，但我的收成最终却下降了。我需要投入越来越多的化肥。直到 15年前，我开始使用混合肥料，‘再生态’的肥料我已经用了 10年。混合肥可以再造土地的血液——腐殖质。土壤因此变得更加均衡，植物也更加健康，它们很少生病，收成也非常稳定。我们需要从错误中学习，以便自我改善
通过回收和再利用，我们可以减少对石油的依赖、减少成本、减少生态足迹。其他材料也一样。铝制易拉罐几乎可以无尽回收，而抽取山里的铝，既破坏大自然，也消耗了大量能源！我们还应该替换包装上的塑料薄膜。我们应当利用美元的力量，停止购买这些材料。企业家们也应找到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成功进行能源过渡，就意味着节省能源和原材料，通过回收利用，以及可再生能源的多样性，生产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正如农业一样，我们遇见的能源过渡参与者也认为，将生产方式和分配网络局部分散，对于当地取得自主，是非常必要的。
它们是无法绕过的杠杆。而其他一些参与者却认为它们是社会转型的主要障碍。一方面，能源过渡成本高昂，很多国家表示没有能力融资。另一方面，就像提耶里和奥利维耶说过的那样，为了保持最大限度盈利的体系，跨国企业和财团（总之是那一小撮有着控制权的人）一直有着决定性地位。
三 明天的经济
没有人真正理解经济。和任何人（业内人士除外）谈论贸易平衡、货币创造机制、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弹性，都很可能引起头痛。这还算好的，最坏的情况是，你的对话者会礼貌地转过头去，因为他更喜欢谈文学、电影、科学、医疗、运动、园艺、厨艺或者天气。然而，以上所有话题都不能像经济那样影响人类世界的进程。
这个世界体系的谬误之一就在于著名的“无限的经济增长”，我们一直把它当作所有弊病（失业、贫穷等）的解决方法，但事实上它才是我们的主要问题。“无尽的增长”这个想法，让人类变得贪得无厌，我们没有把地球看作一个真正的奇迹，一块失落于恒星沙漠中、孕育着美好生命的奇观绿洲，却把它当成一座取之不竭的矿藏，直至最后一条鱼、最后一棵树。如果我们把地球史按比例缩至 24小时，那么人类就只存在了 2分钟……当我们看到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内，我们对地球影响之巨大，就会意识到我们行为的荒谬以及人类身上的责任。
拥有科技、科学的人类，自以为是高级物种，能够超越自然，命令自然，让大自然为自己服务……我认为，正是我们与自然世界的决裂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它使我们走到目前的境地。但我们忘了一个细节：人类需要自然吗？需要。自然需要人类吗？不需要。我们应该基于这一明显的事实去思考。
不断生产和消费。这完全是人类才会有的活动！动物行为和人类行为之间的不同就在于，狮子只会在饿的时候捕捉羚羊，它这么做不是为了毁灭它、储藏它或把它卖给朋友。它不会弄个仓库，然后说：“你们不用再去狩猎了，我多的是羚羊。”而人类的捕食，则绕不开积累。只有一个目的：赚钱。金钱在所谓的文明社会中，是基本元素，是一种保持一切的能量。获得金钱就增强了我们的安全感和力量。金钱已经成为主要的统治工具。
人们常说饥荒是人口过剩引起的，这个观点让我生气。我们不能让那些什么都吃不到的人为饥荒负责。我们知道地球上 1/ 3的食物最后被扔进了垃圾桶，而且有很多农田被用来生产生物燃料。
西方把金钱变成时间的标尺，有了著名的“时间就是金钱”一说。真是句特别可怕的格言……如果我们接受了时间就是金钱这个理念，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决不能再“浪费时间”，而需要“赢得时间”，狂热由此产生，而生产力工具（例如现今的数码科技）的发展还在不断增强这种狂热。
经济应该以拉瓦锡的热力学理论为基础：“任何事物都不能自生，也不能自灭，一切都在转化当中。”所有事物都互相支持，互相辅助……能量不会消散，而是重新投注，例如森林中的垃圾挥发后，变成其他有机体的食物，形成一种近乎无限的循环……
朴实之中存在着某种自由。我在为了生存的生活中所节约的时间，就是我可以用来提升自我素养的时间……
归根结底，是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拥有了我们。我们成了财物的奴隶。
经济金融化让即时利益的逻辑走得更远，却损害了劳动者和生态系统。正如孟加拉经济学家、企业家、 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所说的那样：“我们的经济运行不良的最显著标志之一，就是今年公布的不平等数据。如今，最富有的 85人拥有的财富和 35亿穷人拥有的财富一样多。这个数据触目惊心。这表明资本主义系统完全就是一个吸血机器。它吸尽底层的生命力，使其集中到社会顶端。这种体系是无法持久的。在此过程中，我们还破坏了地球环境，这让我们的处境进一步恶化……”
世界近一半的财富掌握在 1%的人手里。占世界人口 1%的富豪的财产达到 110万亿美元，是世界贫穷人口总财富的 65倍。每 10人中，有 7人生活在近 30年贫富差距拉大的国家里。 1980年到 2012年间，我们掌握数据的 26个国家中， 24个国家占人口总数 1%的富豪的收入份额增加。在美国， 2009年金融危机以后 95%的经济增长来自 1%的富豪，而 90%的穷人则变得更贫穷。”
当无以计数的财富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上积聚的时候，贫穷和饥荒越来越严峻。
当人们得知，有高达 20万亿欧元完全避开了通过税收进行的财富再分配机制，隐藏在避税港中，而这笔财富的 1%就能解决全球的饥荒、医疗和教育问题时，产生反叛情绪就在所难免了。[ 10]正如美国高院法官路易·布朗德所说：“我们要么有民主，要么就让大量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但二者不能并存。”
两个重要因素汇集在一起时，会加速社会崩溃：“超越生态系统再生能力的资源枯竭”和“社会分层为富有的精英阶级和贫穷的大众阶级”。
事实上，所有人都在变穷。为了不下沉，就得斗争。
每年各种日常小支出暴涨。在越来越高的价格中挣扎的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和其他独立工作者，只好给自己的产品涨价以求生存，这让收入越来越跟不上市场引导的魔鬼节奏的大众阶层几近窒息。与此同时，消费主义继续发展。要价过高的广告活动响应“振兴消费”的国家号召，以达到明显的目的：“大力推进经济增长”，于是，它们向我们倾倒无数物品、服装和器材的画面、信息，不断喂养我们如无底洞般的胃口。
要让可再生能源占主导地位，就必须少消费，但要让经济运转，就必须多消费。
过去的几十年中，经济完全以收益为目的。而收益却为越来越少的人享有。问题在于，如果你把公司产值的 10%到 15%给了几个股东，那么这笔钱就不能用来使公司现代化了。你没钱投资，或者投资数额变少。因此你就容易只做短期考虑，寻求最低价格，即使你的原材料在被送到公司之前，已经绕了地球 3圈。它们破坏了生态系统，或者为了获取这种原材料，许多工人只能在恶劣的条件下工作……”
我们生命中 1/ 3的时间在睡觉，另外 1/ 3的时间在工作。所以，我们要有一张好床和一份好工作。”
循环经济是 21世纪工业的基础。爱马略解释道：“昨日的工业，就是开采原材料、对原材料进行加工、生产出某一物品，在一定时期后，物品又变成废物被丢弃的过程。这也是资本主义的原则：创造性的毁灭。其结果我们都已了解：让人无能为力的垃圾场；泛滥成灾的废料，不只堆在垃圾场里，还被扔进了受污染的海洋、河流；正在耗尽的原材料。因此明日的工业，也就是我们致力于发展的工业，必须通过完全不同的方式运行。我们不能再去开采原材料，而是从 21世纪的废料中回收。它们会被利用，通过太阳产生的能源而被改变，生产出某种能自我修复的物品，这个物品具有可持续性，在使用寿命到期时，可以被再次回收，进入循环当中。”
电子邮件的污染度高达纸信的 15～ 23倍，因为服务器、信息设备和邮件使用者对邮件的打印，都会消耗大量能源。
理论上来说，银行需要拥有 1个货币，来创造 0. 8个货币。差不多就是 1比 1。但由于贷款的乘数效应[ 2]，就有可能从真实的 1欧元，创造出“虚拟”的 6欧元以上。
银行创造出这 10万欧元后，你会把这笔钱给房子的卖主，而卖主又会把这笔钱存到他的银行。而后他的银行又可以用你贷款之前不存在的这 10万欧元，创造出另一个 10万欧元，贷款给其他人。这第三个人会把这笔钱给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又会把钱存进他的银行，以此类推……一些计算表明，平均每 10万欧元，能创造出 60万欧元。
从中央银行，以硬币和纸币的形式流出。在欧元区内，大约 15%的货币以这种形式创造。剩下 85%的货币则由私有银行通过贷款和利息创造。
当银行给你创造了 10万欧元时，它要求你偿还这笔钱，并向它支付利息。假如你借了 20年的高利息房贷，那么你就要还 20万欧元。问题是这多出来的 10万欧元并不存在。席里尔：怎么不存在？贝尔纳：银行在创造货币时，只是创造了贷款的数目，而没有创造利息的数目。席里尔：也就是说，世界上几乎所有流通的货币都是通过贷款创造的，它们都与利息挂钩，但是我们需要偿还利息的金钱并不存在？贝尔纳：不存在。要偿还你的利息，须有另一个人在某个地方借款，以便创造必要的金钱总量。因此就需要创造新的经济活动……席里尔：所以就是要实现经济增长……贝尔纳：这是必不可少的。那些认为我们会走向零增长的人，并没有理解货币系统。我们只是会走向破产而已！再加上，当你偿还了 10万欧元时，这笔钱就会从电子系统中清除。那么就需要其他借款来保持足够的货币总量。也就是，永远需要更多的增长。
这个系统让我们不断进行经济斗争，去其他人那里寻找我们需要用来偿还利息的金钱，逼迫我们实现经济增长。
目前的货币系统和可持续发展不相协调，其中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强制性经济增长。第二个原因是，短期思维。只要你创造的货币能带来利息，就不用考虑未来。我们预先支用未来。不会有人对 100年后再收回的 100万欧元感兴趣。正因为如此，很多企业都只做短期计划。
第三个原因是，金钱有破坏社会结构的趋势。人们以为金钱是被动、中立的工具，只是被用来简化交易的。但这种想法大错特错。金钱是操纵器，有着一定的价值，尤其是在人际关系方面。当你买东西并付钱的时候，并没有和他人建立联系。
货币交易有取代人际关系、消除人际关系的趋势……如果，为了祝贺你夫人过生日，你给了她 100欧元的钞票，而没有送她礼物，这是行不通的。社会组织是通过赠予创建的。当我为你免费做了某件事情或帮了你时，我们就建立了特殊的关系。如果你为我的服务支付了费用，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发生联系，我们两清了。社群的进程，就是为恩惠被接受和赞美创造空间。我们创建的商务贸易越多，社会关系就会变得越不人性化，也越来越淡薄。
最发达”的社会总是会向着商务贸易发展，因为我们就是这样定义发展的：通过传统货币、银行货币实现的贸易总量的增长……在美国，有一项关于此现象的研究：仍然存在稳固团体的地方，是贫民窟，也就是金钱稀少的地方。
我并不反对货币本身，但是我反对货币垄断。对这种类型的货币而言，存在一个恰如其分的空间，那就是商贸空间，大型企业的全球空间。正是在这种空间里，货币功能得到最好的发挥，促进创新、发展就业、让“发达”国家的居民达到几个世纪前只有王室能想象的生活水平。如果没有银行债款，我们永远也无法创造和资助工业时代的经济爆发。但如今，我们已经走到工业时代的尽头，却还在使用同样的工具。我们的问题变了。只要所有人还被迫使用这种单一货币，我们就会继续面对这些问题。
人口老龄化、失业、货币不稳定、不平等现象升级、债务爆发……还有气候变化和物种灭绝，这两项会在所有领域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史上第一次，人类正将整个生物圈带入险境。但是，我认为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有解决方法，这些方法我们非常了解，它们也证明了自己的有效性，但这些方案在传统体系中是无法获得资金支持的。它们的应用范围和发展速度还不成气候，因为我们宣称我们没有这样的“经济能力”。例如能源，我们知道如何发展可再生能源，但谁会投资？在化石能源或核能中继续获取巨大收益的私营部门绝对不会投资，钱柜子空空如也（尤其由于他们沉重的债务）的政府也不会投资。所以我们就什么也不做，干等着……
传统货币系统（通过债务利息创造货币）产生的效应之一，就是金钱的集中。如果你有钱，那么你就更容易赚到钱。如果你没钱，那么赚钱则会越来越难。追根究底，利息是什么呢？利息就是手里钱不够多、需要借钱的人的钱，向钱已经多得用不了的人转移，因为后者可以借钱给你。利息就是一台自动吸取资源的机器，将所有资源都集中到社会顶层。它是精英阶层为保护既得财产而使用的一种足够合乎逻辑的手段。这也是 3000年前，父系社会之初，苏美尔人创造这个系统时的目的所在。但其他社会很快就看到了这种系统的危险。我们所谓的“罪恶的高利贷”， 400年前才在西方被合法化。在这之前，不管是在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国家，甚至在亚洲，利息都是不合法的。
我们在研究历史上所有父系社会时，发现它们全都做了我们现在仍在做的事情：带有利息的货币垄断。反之，所有的母系社会（女性价值受到推崇的社会）却倾向于创造货币生态系统：社会中同时存在好几种不同的货币。一种货币和父系社会的货币相同，我们可以积累并获取利息；另一种货币，如果积累会受到刑罚；还有一种是纯交易货币，每个人都能获得。
单一货币是我们所有经济理论的基础。我甚至会说，学经济，就是被洗脑，让人们相信，我们需要使用唯一一种货币去做所有事，因为这样更有效率。我并不反对单一货币更有效率，但它也脆弱得多。它没有我们需要的韧性。
货币多样性能在经济系统中创造韧性，就像生物多样性能在生物生态系统中创造韧性
我们已经建立了货币在全世界的单一“种植”。原苏联或中国的系统也以同样的概念为基础：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带有利息的银行债务，创造单一货币。世界上所有的货币都属于同一种类型。这样的世界就像一片松树林，有的松树高一些，有的松树矮一些，但它们都是松树。实际上，这意味着什么呢？绝不能丢烟头……只要里面出现了小小的问题，一切就会消失殆尽……这并不是隐喻，而是我们正在经历的事情。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 1970～ 2010年间，全世界共发生了 425场系统危机和 208场货币危机。你可以去问拉丁美洲人、俄罗斯人、亚洲人……危机发生的频率比我们想象的要高很多。一个系统需要多样化和内部联系才能持久，这是所有复杂流通系统的法则，而经济或货币系统就属于这种系统……因此，我们需要实行这一法则。
从历史角度来说，银行是为了满足国家资助战争的需求，而建立了货币创造机制。另外，英国的中央银行也源自英国和法国于 1694年的一场战争。而协议的条款每次都是在这种背景下，也就是在政府权力最小的时候，被商议而成。这一现象始于英国，它让英国赢得了一场反对拿破仑的战争，并开始了工业化，然后建立了大英帝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发生了一样的事情。美国取代英国，创建了货币新规则，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些协议又是在政府最无能为力的时候被敲定的。当时的重点问题是生存，是找到用来打仗和资助国家重建的必要资源。直到现在，这些协议仍然有效。我们给予了它们正式地位。让欧元在欧洲范围内成为垄断货币的条约，就是同样现象更加现代的版本。它造成了我们现在所遭遇的情况：政府不再有权利从中央银行获得资金，而是需要向私有银行借高利息款项[ 3]（它们以前不用支付利息，即使有利息，利率也甚低）。理所当然，它们的债务危机爆发了[ 4]。
我们可以同时保有这两种货币。当别人告诉我这根本不可能或事情很复杂时，我只能说英国人在欧元一出现时就这么做了。如果你是一家英国公司，而你的客户和供货商又都在欧元区时，你完全可以用欧元做账和缴税。中央银行每一个季度都会公布英镑和欧元间的总兑换数值。货币垄断、单一“种植”是一种思想体系，因为它给予那些想保留单一货币的人以控制权。但在技术层面，这并不必要。
我们需要欧元，甚至需要一种世界货币，但它不是任何国家货币，我们还需要自己的社区货币。这才是生态系统的真谛。不会有人说生态系统里不需要松树，但它还需要其他物种。不然，哪天某种疾病暴发，就会毁灭整个森林。相反，如果我们有橡树、山毛榉、千金榆和桦树，那么其中某些物种就会比其他物种更有抵抗力，我们的生态系统也会更加有韧性。
现有一些非常有效率的辅助货币网络，但其存在的领域，并不涉及当前的社会问题。航空公司推出的“里程数”绝非微不足道：世界上流通的“里程数”达到 150亿。这个实验表明两件事情：首先，我们可以在很大范围内，以低廉的成本做事；其次，它在一定意义上鼓励人们行动。客户确实会再次选择同样的航空公司，来积累自己的“里程数”。相关企业由此获益颇丰，而我们也能运用同样的方法来处理生态、社会、就业、人口老龄化等问题。这一切都是可行的。例如就业，我们应当创造一种就业货币，帮助中小型企业（在经济体系中创造最多就业机会的机构）。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科技在生产中继续大量减少人类活动的时代。中国加速了这一进程，但这并不是症结所在……要解决这个问题，办法不是走回头路。让欧洲重新工业化，这是个美好的空想，但恐怕不能给所有人带来就业机会。再加上科技背道而驰，让家里或小作坊里的 3D打印机取代了重工业。我们不仅需要就业货币，还需要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我们的个人兴趣能够成为保证自己生存的活动。既是人们想要做的、又对社会有益的事情无穷无尽，但千万不要相信有人会给我们支付欧元，让我们去做这些事！在家里阳台上种生菜的我，永远也不会比拥有 10公顷地、用机器耕种的人有竞争力……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创造一种能够保障这种活动的经济，但这种经济中不能有货币垄断，因为到那个时候，这里的生菜和那里的生菜，就没有任何区别了。
政府不应该自己改变事态，但当人们已经准备好改变时，政府需要允许他们改变。我不相信革命。人类历史告诉我，革命者最后很可能变成镇压者。我觉得，我们需要给创新让出空间。在信息时代，我们还在使用 5000年前建立的标准，这是不是有点疯狂呢……货币首先就是信息……
货币的真实定义，是某一社会群体，为了使用一种标准化工具作为交换手段而达成的契约。”“
所有体系都需要多样性才能保有韧性，不论是生物体系还是由人类组织的体系。
他们是一群理想主义者……无非是想让世界变得更好一些。在这个更好的世界里，孩子们能有机会活得舒适，人们也不用依靠资产才能有所作为、获得理想生活。
他们可以使用 WIR，从而避免使用瑞士法郎，这样他们就能在需要时将瑞士法郎用于向国外或向 WIR网之外转账。这些企业互相都有商务往来，而如果没有 WIR，它们根本不可能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互相为对方考虑’的原则。 WIR不产生储蓄利息，所以所有人都想快速花掉自己的 WIR。用 WIR投资是没有意义的。由于通货膨胀， WIR甚至会贬值。这也是消费的主要动力之一。人们想让 WIR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流通、被再次使用。整个系统的活力，也来自于这种快速的流通。”
传统经济中，正如贝尔纳·列塔艾所说，金钱趋于集中化和背离经济（由于投资、避税港等）。
我们的系统对周期性经济危机具备足够的抵抗力：经济越是萧条，我们的系统就越有活力。反之，经济形势越有利，我们的系统就越缺少活力。”每次经济危机中，都有数百家中小型企业得益于 WIR生存了下来。使用 WIR的企业数量，除了在 2008～ 2009年期间有轻微上涨外， 20年来都保持稳定，因为瑞士经济运行良好。
我们需要一种能够在脆弱经济中永久流通的货币，一种能让生产出的财富留在国内的货币。这是此系统的第一个优势。第二个优势是，其中的钱是免费的[ 7]，不存在于国际货币市场。也就是说国家不会为了发行这种货币而继续高筑债台。希腊人可以自由组织，保留适合他们经济的货币总量。
创造一种辅助货币就意味着“一个群体的人有了一种群体利益”。
人们很难不同意地方货币的观点。它支持地区企业，阻碍跨国公司将钱藏在避税港，阻碍工业向国外迁移，它还能减少供给链，在生产商、分销商和消费者之间创建更便捷的通道，它也限制了二氧化碳的排放，让我们的经济更有韧性……何乐而不为呢？”
和 WIR一样，他们决定简单行事，建立地方货币和英镑之间的完全等价关系。
我们的根本目的，”希亚朗继续说，“就是把权力和对经济的控制交回公民手中。如果我们想建立一种更加民主的经济，想让民众能够清楚地了解经济的运行，那就需要让人们感觉到自己是经济的主人。大型跨国企业基本上不会对它们所在的地方感兴趣，我们也不可能知道这些企业内部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把钱给了这些企业，却看不见它们产生的影响。它们的权力和它们保持良好社会、健康社会的意愿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平衡。”
土地越来越贫瘠、鱼类逐渐灭绝、树木被滥砍滥伐的原因，就是经济。所以我自问：我们能控制这种经济吗？这一切会停止吗？而这些问题的答案通常是： money does what money does[ 12]。大部分人意识不到经济对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所能带来的影响。小块小块切割大自然，杀害数千物种，为的却是让人们购买他们不需要的东西；向人们销售这些产品，让他们以为，如果自己不拥有这些物品，自己在社会中就没有地位。这种事不会持续太久。于是，我决定停止关于保护环境的研究，把精力集中到一个会有真正影响的主题上：商业和经济。”
我们致力于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今大家都知晓的，资本主义体系中经济无限增长的问题。如果你积累财产是为了将财产存进银行、让银行为你工作，如果你希望自己的投资很快有回报，那么你就需要经济不断增长，而不去管后果如何。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你得启动债务和利息这台发动机。但是，金钱不必非得由这种方式创造。我们可以在不强制经济无尽增长的情况下，进行资产交易。我们不想要无限增长的经济，我们想要能够满足人们需求的经济。”
我们若想让经济更有韧性，就需要让货币尽可能多地流通。你在本地经济中每花费 1英镑，就能产生 2. 5英镑的经济活动。而在大型超市里每花费 1英镑只能产生 1. 4英镑的经济活动。因为金钱从当地流出。地方货币是留住部分金钱的十分有用的韧性工具，能阻止钱财被大型国际公司卷走、被资本化，阻止需要资金支持的经济领域日渐萧条。
我们若想让经济更有韧性，就需要让货币尽可能多地流通。你在本地经济中每花费 1英镑，就能产生 2. 5英镑的经济活动。而在大型超市里每花费 1英镑只能产生 1. 4英镑的经济活动。因为金钱从当地流出。地方货币是留住部分金钱的十分有用的韧性工具，能阻止钱财被大型国际公司卷走、被资本化，阻止需要资金支持的经济领域日渐萧条。
对于持有者来说，这种地方货币不仅是对货币制度之严苛和国际金融之所谓严谨的挑衅，更是颂扬地方特色、文化和多样性的机会。
在首批托特尼斯英镑被印制的时候，没有任何地方货币在英国流通。于是项目组决定聚集一群“杰出的替代经济学专家”来评判这个创举的合法性。罗伯提起这段回忆时，总是颇有兴味：“当我们问他们，我们有没有权利印刷 1托尼斯特英镑的纸币，并宣称它值 1英镑时，他们面面相觑，最后告诉我们：不知道！你们可以试试，然后我们再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直到布里斯托在拥有 100万居民的大区内实行这种货币制度时，英格兰银行才决定和这些货币制造艺术家们进行小小的对谈。之后，他们发布了关于地方货币及其合法性的官方批文。地方货币从此享有抵用券或忠诚度积分的地位，就像餐饮券或者航空公司的“里程”一样。
对于辅助货币的持有者来说，地方范围内的韧性对保持世界经济整体坚挺有着重要作用。不同经济体间想要完全平等地交易而不损害各自的主权完整，首先就需要保持自身经济的良好运行。这就像身体的细胞一样。同时也要注意保持对等形式。罗伯认为：“当两种经济体进行互动时，如果双方都依赖于从世界各地进口物品和服务，自身不再制造任何东西，那么它们之间的关系，就会和那些在当地种植食物、生产能源、管理水资源，拥有坚固韧性的地方之间结成的关系迥然不同。我认为，如果我们在发展的同时，不懂得如何种植我们的食物、修理我们的机器、维护我们的经济，那么我们就会变得脆弱，也丢失了我们自身的一部分。”
为了反抗这种情况，让经济权力重回公民手中，本土化运动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发展壮大。在法国、英国、瑞士、印度和美国都有这样的运动，尤其在美国，分散于全国 80个不同系统的 3. 5万家企业联合在一起已逾 12年。这就是 BALLE（地方生活经济商务联盟），它的目标是：“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创造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互相联通的地方经济全球网络，以寻求全人类的健康、繁荣和快乐。”
[3]《里斯本条约》第 123条规定：“禁止欧洲中央银行，以及欧盟国家成员中央银行（后文称为‘国家中央银行’）向欧盟组织、机关、机构、中央行政部门、区域或地方当局、其他公共权威机构、欧盟国家成员其他公共机构或公共企业批准透支资金或其他形式的贷款。同时也禁止欧洲中央银行或国家中央银行向它们直接获取债权证券。”《里斯本条约》第 123条采用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第 104条以及《欧洲宪法条约》第 181条规定。
美国本土主义者的想法并不是取消国际贸易，而是和布里斯托人一样，让企业扎根于当地、扎根于群体，就地生产所有能生产的东西。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否把消费者也视为这个系统中的奴隶呢？他们需要工作一辈子，在不断的生产和消费间让系统运转？甚至“消费者”这个词本身就已经把人类贬低为一个经济变量……
大型跨国公司很擅长积累财富，但这些财富最终却流入极少数人手中。走向财富最大值和获利人数最大值的道路，就是在特定的地方，出现更密集、更多样化的本地独立企业。
未来经济有 3个特征。首先，大部分就业（约 90%）都在本地独立企业产生。其次，我同意朱迪的看法，每个群体都应该独立自主地满足自己的基本需求。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话：“如果你们创造一个所有群体都独立自主的世界，那么全球市场就会被摧毁。”但这种想法并不正确，原因是这样的群体有着更多的可支配财富。
不管怎样，为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关键就在于推广本土制造，同时实行碳排放税收策略，以减少资产和服务交易中所消耗的化石能源。第三，我们需要致力于实现一箭三雕的企业：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而不仅仅是金融效益。
我是地道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支持者，也就是当大型企业濒临破产时，纳税人没有必要因所谓的“大到不能倒”而为其买单。 2008年，我们看到了大型金融机构是多么没有效率、没有可持续性。然而，政府却参与其中，阻止这些机构倒台。这也就意味着政府没有为集体或市场的利益行动，而是站在这些机构的立场上。我们应该像对待小型企业一样来对待大型机构，如果它们没有效率，就应该让它们破产。美国的政治领导人们，不管属于哪个政党，都宣称小型企业是经济的活力。那么他们就应该让自己的政策和自己的言论相符！比如，我们应该阻止大型企业进行垄断。沃尔玛[ 17]和它的供应商们进行的垄断经营，触犯了我们的反垄断法，却无一人强制它们去遵守这一法律。政府允许亚马逊在互联网上销售书籍而不交税，可所有的独立书商都在交税。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自由主义，需要施行的措施其实相当简单。在真正自由和公平的市场中，地方经济将会欣欣向荣……
如果大型企业继续这样走下去，我们会看到政治中的钱越来越多，而持有最多钱的人会控制编写法律的人。如果说我们所拥有的保护自己的手段就是人民的力量，那么我们就应该去使用这种力量。
其中有很多原因：公司融资的方式、惰性、习惯……我们从社会学家和思想家那里得知，当某个大系统变得腐败时，不管它是人类组织还是生态系统，都很难以不同的方式重塑自身。它做自己一贯做的事，改变一些无关紧要的方面（比如某些企业建立了可持续发展部门或社会责任部门），但却不能完全重建。想要创造新事物，就必须在占统治地位的系统之外，布置出一个安全的空间。这也正是我们和分布四处的本地小企业网络一起在做的事。我们是先锋，竭力为我们的明日经济绘制美好蓝图。
我们是整体的一部分。家兴需要群体兴；群体兴需要社会兴；社会兴需要地球兴。
如果说 20世纪，设计的首要目标是普及消费——亨利·福特、可口可乐和宜家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在 21世纪，我们的目标就是普及生产。”[
我们已经不需要新款牙刷了！也不需要其他一堆新东西。我们需要的是食物、水、住房、衣服、交通、交易系统、废料管理。我们应该有能力获取这些东西和尽可能容易地创造它们的方式。我们一旦解决了这些基本问题，就能寻求需求等级[ 8]中其他为我们所必需的事物：音乐，创造性的、充满意义的生活……”
她今年 11岁，是非裔美国人，她的家庭收入应该相当微薄，而她却和我们谈论冰川融化、夺取地球部分氧气的海洋酸化、可能灭绝的人类。她告诉我，她梦想着一个多样性大行其道的世界，这个世界里不存在种族隔离、暴力、犯罪（比如发生在她的社区里的那些犯罪）。她希望考上普林斯顿大学，然后成为律师，为弱势人群辩护。她解释道：“因为就像报纸一样，纸是白的，字却是黑的，我们互相需要。单一种族不能引领世界。”
不要谈教育，谈谈学习吧。’人们排斥教育，因为教育是强制性的，来自外部。而我们却为自己而学习，因为我们想学习或需要学习。
所有参与者都强调经济权力分散化的必要性：无论是货币创造、企业创造、投资创造、创新创造抑或工业创造，都体现出将我们的模式分成众多网络是多么重要，而每个公民都将从中获利，同时也将对整个系统的运转承担责任。我们不能继续喂养那些总是在集中更多权力和更多财富的妖魔。
作为所有生态系统韧性基础的多样性和内部联通性原则。这一切都将自主看作更大范围内的自由、人类关系平衡和真正高质量民主的保证。
互联网就是一场真正革命的催化剂。在他看来，互联网中诞生了合作型经济，这是继 19世纪初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后，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这种模式将会获得决定性的地位。
我们按件制造产品，就能避免当前工业和消费型社会产生的大量废品，因为目前的生产模式是：为了减少成本而大量制造产品，甚至不惜丢弃产品。
“近几年，出现了一个新词：社会企业家。上一代人可能会说，这个词前后矛盾，我们不能既是企业家又是社会人，因为亚当·斯密认为每个个体都追逐自身利益，而蔑视集体利益。他认为个体正是在追逐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并非出于本意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显然，新一代人并没有读过亚当·斯密的书，因为他们相信，只要发挥自身的才能、能力、创造力，再通过合作型经济把这些提供给集体，就不仅会改善其他人的生活，也会改善他们自己的生活。当某个年轻人评判政府、政党、社会系统或任何公共机构时，他常常提出以下问题：这个组织的行为是否集中、产权在握，是否是家长制的、自上而下的，是否自我封闭；或者这个行为是否是分配性的，是否是合作、开放或透明的，是否奖赏了横向规模经济？他们不仅有企业家精神，而且有不同的权力概念。也就是‘权力属于人民’。”
在所有西方国家，人们越来越不信任政党、议会和权力机构。我觉得这种不信任是有理由的。人们感觉被排斥。英语中有一个短语很好地诠释了这种感觉：“ a sense of theft”……一种被偷盗感……一种失去的感觉。公民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他们在政府中的权益和参与权。普林斯顿大学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如今，美国已经没有了民主，而只有寡头政治[ 3]……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这已经不再是哪个极左主义小团体的言论，而是来自普林斯顿大学！
公共决策几乎完全符合经济领域的欲望和意愿，却不符合人民大众的意愿。
在所有西方国家中，最不受公众信任的组织就是政党……
我们这些公民为议会投票，议会任命政府，政府管理国家。但如果我们将现今政府或议会的权力和它们从前拥有的权力对比，就会发现这其中有很大的改变。国家层面失去了很多权力，首先是向顶层转移。众多权威和政治权限向欧洲这一层级（始终保有些许民主性）转移，也朝着金融、美国证券交易所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然面目全非）所代表的跨国层级转移。与此同时，权力也在大量向底层转移，现在的公民比从前更有能力进行自我解放，也不再信任当选者。因此，在近两个世纪内管理着社会的那种等级体系已经处于权力缺失、信任不再的境地。我们正在面对政府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危机。
人民代表还有另外一种产生形式，就是我刚刚谈到的抽签。我们的社会中，只有极为有限的一个领域内存在抽签：公民陪审团。比利时、挪威、法国、美国等国家都有公民陪审团。尽管这个体系还远远不够完善，但我们能看到陪审团成员基本都严肃地履行自己的义务。他们会特别认真地做出有利于社会公正的审议。这个例子证明普通公民也可以成为不一般的公民，他们富有责任感，关注社会公益。如果我们将抽签和审议民主相结合，那么我们做出的审议肯定比现有政党可以做出的决议好得多。
在任何社会中，我们都需要联通底层人民和顶层决策者。以前，公民社会扮演这个角色：工会、雇主组织等。它们的作用是传递信息。如今，它们的权力被大大削弱，而商业媒体和社交媒体的权力却大幅度增长。其后果就是，手握权力之人和希望社会改变的人之间的对话，被这扇媒体之窗重度污染，充斥着经济和金融利益。对于目前民主机制的紊乱，媒体的影响举足轻重。政治人物在电视辩论中赢得选票。而电视辩论只求推出吸引观众的辩论形式……可是，民主其实很简单：就是聚集在一起的公民，就关于社会未来的主题，做出审议。在此之外，别无其他。但是我们却创造了一系列让对话无法进行的部署。
我总感觉应该由政治领袖自己来采取这些措施（实行抽签制度、审议民主……），但系统改变对他们个人而言无利可取。或者，即使他们希望系统有所变化，他们也可能会被我们之前提到的机构逻辑或金融逻辑压迫到动弹不得。奥巴马的例子非常有意义。他激起了很大的希望，然后又让这种希望变成了巨大的失望……
奥巴马的想法是很真诚的，但即便如此，他也无法改变系统，因为政治当选者拥有的权力并不多……即使是美国总统。我最近看了一个封建制度等级和新自由主义等级之间的对比图表。奥巴马只在第四或第五等级，他上面还有一连串权力更大的参与者。
谁处于第一等级？大卫：国际金融，然后是世界货币基金组织、股票交易所、跨国公司等。如今，金融领域统治全球……
很多欧洲国家，尤其是西班牙和法国，都很希望重新制定宪法。可以说，这是共和国的一个古老梦想。我对这些举措深有好感。我们的宪法一直是：为精英所定，也为精英所用。尽管“政党”这个词并没出现在宪法里，但总是由那些掌权之人写出赋予他们自己权力的文件。这就很成问题……
雷曼兄弟银行于 2008年 9月 15日破产，让冰岛这个 32万人口的小小国家，从信用贷款畅通无阻的新自由主义理想国，变成可怕的深渊，这次破产被看作历史上最严重的破产之一。在此之前，冰岛人不仅仅是靠信贷生活，他们打破了该领域的一切标准。
这是一次绝妙的机会，因为所有人都在想，不能再发生这种情况。大家应该团结起来。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种时刻非常特殊……大部分时间里，人们都在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问题争执，他们看不到，让他们团结起来的事物，比让他们分裂的事物强大得多。”
一般来说，大多数人的意见总是压过少数人的意见。这是一种战争式的思考方式。在谈话中，我们习惯性地认为两人中必定有一人是对的，你或者我。而且，对的肯定是我……（笑）。我们决定换个方式，采取‘一致同意’的方法。而其成果也很突出。通过这种方法，我们有机会找到比双方中的一方或另一方的方案更好的解决方案。政治家们应该发掘这条道路。他们不应再有‘因为他们是大多数，他们就能为所欲为’这样的想法。他们需要倾听其他的声音。
我们不应该再认为，权力来自行政或法律，如今，权力大部分来自金钱和媒体。人们不是故意想变得肮脏，我认为大部分人都是善良的，但当他们钱太多或权力太大的时候，就会变得腐败。这是一条悲哀的规律……一旦拥有了控制权，权力就倾向于自我保全。
一旦金融形势回归正常，某种形式的自由保守主义就又成为主流观点，让革命者几个月的工作和动员付诸东流。
但目前我看不到人民大运动，我只看到积极参政的知识分子精英，他们意识到了这些问题。斗士尽了责任，但斗争仍不够广泛。当迫切感愈来愈强烈、政府看到更多的行动能带来选举的胜利的时候，才会出现更加自然的改变。”
如果渴望改变，我们就应该让我们的精力转化成改变，而不是消解在冲突中……”
权力属于人民，而不属于国会议员，也不属于大企业。我们不能忘记这一点。”
印度人热爱领导人，就像他们热爱精神领袖一般。展示或绘制他们的面容，赋予他们神秘的一面。另外，因为投票人数众多，领导人需要让自己被人认识、让自己无处不在，就算是在穷乡僻壤。印度人不像大部分法国人那样了解参选者的竞选计划，一旦选举来临，在投票的时候，农民们就倾向于选择他们熟悉的脸庞，选择看上去最有可能遵守承诺的那张脸。
他成了召集者，他决定使用新的组织工具，让所有人都能参与真正的改变。“在传统的民主系统中，人们投票之后就没有下文了。但民主不是这样的！人们应该真正地参与地方政治。只有人民代表是不够的。我们的代表花了大量时间去做不符合我们期待的事情。
艾朗格募集基金，创造了几百个就业机会，这些就业机会主要提供给深受失业和家暴之苦，有时被迫贩卖非法酒精的女性。如今，这些女性组成了一个倡导微型信贷模式的联盟。联盟中的 1500名女性都能拿到一笔 5万卢比的借款，用来创业。
在这些地方，新的一代人正在出现，在这代人中，种姓之间的差异已不复存在。我们播下了种子，让我们能在两三代人以后，生活在一个完全摆脱种姓制度的社会中。”
通过市政委员会和人民大会的努力，我们修了路、改善了学校、在道路上安装了太阳能照明系统、有了更好的住房、让所有人都有饮用水，但我觉得只有在每个家庭都有一项能够提供足够生活收入的活动时，我们的社区才会真正地幸福，也才会有安全感。”他开始研究如何才能在村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这个问题的答案呼之欲出：经济重新本地化。他们可以不从邦内或国内其他地方进口多种粮食和物品，而是在库坦巴干生产它们。
核心思想是既能提升就业，又能阻止让产品变得越来越昂贵、让村民变得无力购买的投机。
自己满足自己的需求是自主的真正含义，也是走向自由的最明确的道路之一。当今社会的发展具有向心力，它把精力、金钱和权力向中心吸引。而可持续性来自于每个集体更大的自给自足。”
只有有权力的公民才能管理一种好的民主。如果他们没有权力，我们就会陷入混乱。有了人民大会，我们才有了这种教育公民、向他们归还权力的绝妙机会。这样的公民达到一定数量以后，就能领导民主，建立自己的民主。”
不会有人来拯救我们，我们所有人，不管是当选者、企业家还是公民，都要开启社会变革。
民主应该是“通过人民为人民服务的人民的民主”。 20年激烈的全球化进程，使跨国公司完全控制了政府的决议。它们编写法律、贿赂政治人物，让政治服务于它们希望的事情。如今，我们的民主已经简化成“通过跨国公司为跨国公司服务的跨国公司的民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就是食物。我们失去了对食物系统的控制，这已经严重到我们在一个世纪内，创造了个体不再自由的集体和社会。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参与斗争的契机，是从 GATT[ 1]即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开始的。这个协定推动了世界贸易组织（ WTO）的产生。孟山都的一位负责人在 1990年谈及协定谈判时，公开宣称：“这一协定，是我们创造的史无前例的东西，我们造就了这个协定，将它提交给美国政府，然后美国政府把它强加给其他人。[ 2]”紧接着，他又说：“我们既是病人，又是医生和药剂师。”他们创造了问题，又自己发明解决办法。他们主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农民能够自己生产种子。孟山都力求解决此问题，并通过知识产权将农民的这种做法变成非法行为：孟山都申请了种子专利。很少有人意识到种子是我们能生存在地球上的基本保证。没有种子，就没有食物、没有服装、没有木材……控制种子就是控制了社会的一切。主张在食物系统中引入自由贸易（也就意味着本地农业的逐渐消亡）的农业协议（ GATT总协议中的一部分），是在美国首席谈判官的控制下拟定的。而这位首席谈判官也是嘉吉公司（孟山都之后，世界第二大种子企业）的副总裁。这是一种新形式的独裁。环太平洋协议（ TTIP）[ 3]，也是在暗箱操作中被拟定的，它推动了“新一代自由贸易”。这是一种打破欧洲通过社会运动取得的地方保护政策的方式，目的是把地方保护政策看作对自由贸易权的侵犯。目前，由于法国或意大利的宪法规定，跨国公司无法在这两个国家获取合法地位。它们开始寻找另一片跨国司法领土，让它们可以将国家政府以束缚自由竞争为由送上法庭。因此，拒绝转基因食品和农达除草剂的国家就有可能被跨国公司以“为了保护其他公司的利益而歧视销售转基因食品和农达除草剂的公司”的罪名指控。这样的诉讼已经在澳大利亚发生过，烟草商指控政府发起反烟草运动。我们已经走到了这样一个转折点：人类可能会失去为了捍卫自己和保护未来而进行民主行动的权力。国家倾向于放弃这些权力，因为个体（至少是个体中的某些人）从中谋得很多利益。然而，我们的社会是个人主义盛行的社会。国家放弃的权力越多，国力就会越弱。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之一。
我们应当遵从最高法则。我认为，有两种最高法则。一种是大自然、多样性、生物的法则，它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好好照顾地球，这个孕育了我们生命的系统，我们将会和地球一起灭亡。第二类最高法则是人权、民主、宪法的法则。所有将自然的平衡置于险境的法律，所有阻碍我们成为自由和独立的人的法律，都不能遵守。我们必须和这些法律做斗争。我认为，我们应该用有活力的民主去取代死气沉沉的民主；在活跃的民主里，公民每天都会参与到对社会的导向中。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从重夺地方权力开始。如果所有地方民主都不复存在，那么国家或国际民主也就不能良好地运行。
甘地的两大理念给了我们灵感：一是“自发组织”，我们也可称作“内部民主”，它是进行自我管理的技巧；二是“为真理而斗争”，尤其表现为拒绝实施有害法律。例如禁止将种子或植物用于医疗的法律。
一个国家的人民自己喂养自己的能力是民主的第一要务……
它甚至是民主的中心，因为我们就是我们所吃的东西。如果农民没有保存种子和繁殖种子的权利，如果人们忘记了食物从何而来，食物如何被制作（美国就是这种情况，在美国没有“转基因食品”标签），如果大型企业控制我们的食物，那么我们的自由里最私密的一面——维持身体能量，保持身体健康——就会被剥夺。相比之下，民主的其他方面都只是镜花水月。
当灾难来临时，人们并不会改变，而是会恐慌。这正是滋生独裁或夺取人民权力现象的温床。“社会最底层受剥削的人民会奇迹般地站起来反抗”——这个观点并不现实。
变得复杂。“灾难能在一夜间唤醒人们”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改变是一种需要教育的过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所有人做的工作如此重要。我相信人类的潜力。我们可以成为地球的毁灭性力量，但也能成为创造性力量，我们可以照顾好地球。这也是量子物理的理论：万物皆不永恒，万物皆不分离，一切都能转变，万物皆不绝对。
我们对某一情况的意识，在改变中有着决定性作用。增强每个人的这种意识，这已经是一种教育行为。我觉得，如果人类没有深刻改变，那么社会就不会有真正的改变。只做政治和军事抉择显然不够：我们可以一边吃绿色食品、进行反核能游行、回收垃圾、回归土地，一边剥削同类，不幸的是，这两者并非不相容……我们自己就是乌托邦精神的体现。如果工具和物质创造只是原始的自由意识的作品，并受到权力、恐惧和暴力的限制，那么它们就永远也不会是改变的因素。我们这个时代经历的深刻危机，不是由物质不足造成的。危机源于我们自己，源于决定我们的世界观、我们同他人和自然的关系、我们所做选择和我们奉行的价值的内在核心。我认为，让理想国变为现实，首先需要塑造一种不同的存在。一种有意识和同情心的存在，一种通过智慧、想象和双手，向生命致敬的存在。而这种存在本身就是生命最精致、最灵活、最富责任感的表达方式。
美国的教育模式和工厂、工业革命的模式如出一辙。这种模式让孩子们做重复的任务，让他们遵守纪律。教育是一种等级结构，批判精神在其中没有任何地位。我认为，教育和让儿童接受学校教育之间有着实实在在的差异。有时，教育在学校进行……但也仅仅是有时而已。‘教育’这个词源于拉丁语‘ educare’，意为‘使出来’‘引导出来’。教育应该旨在让我们天生的优势显示出来，而不是把我们当成空罐子，给我们填塞知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天赋、才能，我们必须承认和发展这些长处，最终让它们为人类做贡献。学校的责任之一是辨识每个儿童的长处……”
我们的教育系统完全是个错误。我们能教授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却不帮助年轻人去发掘自己是谁或者他们在这个世界可以扮演的角色。如今，学校那些不言而喻的目标可以总结成以下几点：努力学习，取得好成绩，不断奋斗，获得最好的工作。这个目标对于一个人来说，似乎有些狭隘。人出生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他人工作、赚钱，他也是充满创造物的世界里独一无二的创造物。而这独一无二的特性却被排斥、压碎、模式化。教育应该对孩子说：你是充满潜力的存在，你有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能力。在这里，你有几万种选择。你想生活在哪种世界？你想参与建设什么样的社会？现在的教育，就好像是我们给每个学生一个剧本，要求他们好好扮演自己的角色。我们大部分教育机构让学生变成了机械和机器人。
我们（在学校里）真正教授的东西，是对一个时代的认识[ 2]。”也就是说，学校是社会的反映。我们在学校里培养儿童，让他们成为自己所在世界的利益相关者，在这个世界里，他们同他们的信仰、信条和社会组织一起演变。
伊万·伊里奇，在他的著作《没有学校的社会》中提到，学校作为一种工具更多的是为社会体系培养优秀小兵，而非培养自由精神和不墨守成规的精神。
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应对我们给他们制造的危机：修复并照料公共生物圈；建立和平、多样化、公平的经济和社会体系。他们需要的资源，不仅会由理论知识创造，也会由一种新的意识产生：将地球和人类看作一个互相依赖的整体。这就要求我们在年轻一代人中，发展他们共情和合作（而不是竞争）的能力，以及和自己的本源——大自然建立联系的能力。然而，阻止这些能力发展的最大障碍，通常是生存的不适和生活的不幸。因此，为了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找到资源，创建一个生态的、合作的、公平的社会，我们必须帮助他们形成让自己幸福、让自己发展、让自己获取知识的能力，也必须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才能和兴趣，以及将自己的才能和兴趣用于服务人类集体、服务他们所在的社会的方式。
最重要的一点，也是芬兰教育取得惊人成功的秘诀，就在于对于“教育系统的重心是学生还是知识？”这个问题，芬兰选择了前者。每个学生都很重要，教育系统应当去适应每个学生的特别之处，而不是让学生去适应严格的系统。在芬兰，“一个快乐的、全面进步的、按照自己的节奏成长的学生能够更轻松地习得基础知识”，这一观念并不是教育专家的空想；这样的观念引导着所有人的行为：国家、市政府、学校领导、老师……达成目标的关键词是“信任”。
教育部信任地方当局，地方当局信任校长，校长信任老师，老师信任学生。当学校有空缺职位时，我就在投递简历的老师中选择我的教学团队。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官僚主义。比如，我们没有其他国家那种会来检查老师们是否达标的教育监察。我们的老师接受了良好的培训，他们才是教育专家，是最懂得如何把握课堂的人。当然，我们也会聚在一起，互相交流，以便改善自己的教学实践，我们每 3年会进行一次自我评估。我们列出 10个最想改善的方面，从中选出 3项，这 3项就作为我们未来 3年的教学大纲。而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在教，而不是在测试。”另外，芬兰也没有集中调动教师的系统。每个学校都是独立的机构，只要老师和他们的团队情况良好，老师就会留在学校。卡里领导这所学校已有 30年。芬兰也没有国家测评，将学校按照从好到差排名，分成不同等级。“每所学校都应该是好学校。”卡里坚定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