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卷（3）。

 
乌尔班神甫不仅是在一方面被视为惟一的旅客。在这个依靠基金建立的新机构里，他处于寂寞的境地而毫无怨言。负责这个基金机构的是威尔弗雷德神甫。"……他,由于他的阔鼻子和鼓起的腮帮，在修士见习处人们管他叫班尼·贝斯丢蒂克。”威雷德神甫操心的全是实际事务。他要关心的事是任何一个把自己的工作部门搞得井井有条的美国中西部人都要关心的事。他要关心燃料的账单，考虑那辆小吨位的运货汽车和轮胎，考虑油漆的价钱，并且迫切希望获得良好的公共关系。这个修士团被描绘成了一个消费者的社会集团。鲍尔斯先生所要描写的是美国的和一般的这类以宗教为最终目的的活动的特色。他的语调是干巴巴的，但是实事求是的。他叙述教士们在讨论他们得生火取暖和整修他们的房子，还得给地板铺上沙子，扯下屋顶上的旧油毡，给澡堂盖上新瓦。但是这出琐碎而枯燥的喜剧是不可能靠连篇累牍地叙述人们如何努力干活，用缺乏充分的目的的活一大片空白来维持的。乌尔班神甫的宗教表现于坚定和耐心，表现于持久，而不在于火一般的力量。他以一种温顺、端庄的殉道精神来反抗这样一个十足的美国修士团旷日持久的荒芜废及其无关宏旨的空忙。诚然这本书里仅有的一个粗暴而热情的人物是一个叫毕利.科斯格罗夫的人。毕利富有而且慷慨大度。他为这个修士团挥霍了大量金钱，但他也希望能随心所欲，自行其是。他和乌尔班神甫一起吃烤羊肉，喝香槟酒，打高尔夫球，钓鱼。人们跟毕利谈的尽是小汽车和游艇。在毕利想把一只鹿淹在勃拉德萨克尔湖里之前，乌尔班神甫同这个娇纵的、喧闹的人相处得很好。毕利在钓鱼，因为运气不好，心情很坏。他看了一只在湖里游水的鹿。决意抓住鹿角把鹿头按下水去。像《纤细的红线》里的士兵们渴望虏获战利品作纪念一样，毕利想要这些鹿角。乌尔班神甫不能容忍他这样的残酷行为，于是开动小船的马达使毕利掉进了水里。由于这一横蛮的行动毕利从此不能原谅他。在糜鹿出现之，乌尔班神甫一向认为在教会里，人们对为信仰而死和赢得殉道者的王冠也许太强调了。.....毕利·科斯格罗夫结果占据了征服者的位置。 乌尔班再也不能见他的面。乌尔班也似乎命定了不能他像普罗文歇尔神甫一样来到了修士团的修士见习处，在那里尽其所能地应付实际事务。但是他看来行将死于脑伤，这是他在打高尔夫球时受的伤。他曾经在明尼苏达给一枚高尔夫球击中头部，现在他常常感到头晕。在这本书结束时殉道者的王冠似乎等着乌尔班。
 .....就精神方面而言，这本书的质量很单薄也许是鲍尔斯先生有意如此吧。乌尔班神甫甚至在游戏的时候也是为教会服务吗，而且,如果他被一枚高尔夫球击中头部也是会服务的话,那么,我们也许能从这一点就当今这个时代(视为人类精神历史的一章)作出我们自己的结论。在这里是上帝的最恭顺的仆人,也只能模糊地领会那些异乎寻常的事物。尽管如此，在我看来，这似乎仍不能使人满足。我无法我是否能赞赏这种温顺。一个人对待自己的利害问题，打可以表现温顺，但是对于这样虐待灵魂的行为他应该表示愤慨并切地显示出在他的信仰之中所确定无疑的和强有力的东西。这种力量缺乏之后信仰本身就变得模糊不清了，不像是精神上的信仰，而更像是隐蔽的固执了。在这个意义上鲍尔的书是令人失望的。在美国小说里尤其是在那些所谓“敏感”的作家中人像一个被派到遥远的地方、派到灵魂的某个阿拉斯加的殖民者透过作品来到我们面前。但是他所能随身带去进行开拓的东西只是他内心的一片极度的空虚。当然这就是敏感作家以来一直在写的东西，也是他们继续要写的东西。最近在取得突出成就从而显示出精湛技巧的一个是约翰·厄普代克，他是这样开始他那部新短篇小说集的题名小说《鸽翎》的“他们搬到弗尔敦的时候一切事物都打乱了,移动了，重新安排了。”在新的怀着敌意的孤独环境下重新安排事物是敏感作家的一个共同的主题。 .....年轻的戴维用美学观点给自己解答了问题。在赞美鸽子羽毛的美的时候，他以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而感到慰藉。"....在这些毫无价值的鸟身上不惜倾注这样美妙手艺的上帝，不会拒绝戴维获得永生从而破坏他的全部创造的。”这个短篇力对这个孩子作了一个温和的嘲讽而告结束。然而,在这里到的只是作家对美丽的创作的信赖，对美的陶冶和美的秩序的信赖而已。在这种形式之下敏感导致对多数人的厌恶，因为敏感是一种内心的知觉，不然就盲然一无所见了。我们怀疑可能是一种铁石心肠,因为它在孤零零的情况下竟然能这样顺利起作用。这位敏感作家认为惟有个人的探索和内在的发展才是可能的，而把个人和公众的对立视为确定不移和无法解除的。
我们准备谈谈当今对古人关于个人和大众、关于群众司的大量单独的自我的观念所持的态度。在现代,那和自我的观念已经和卢梭的名字联结在一起了。尼采认为自我就是太阳神，即光明、和谐、音乐、理智和匀称的神，而多数人、部落、种类、本能和情欲则是酒神。在这两个本原之间，个别与一般，人类与文明，据说在解决它们的命运。我们也应该感谢尼采的“超人”的概念。他的“超人”是给一个骄傲的资产阶级和工业文明所产生的那种单一的、有充分能力的自我发出的一个讣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人”是一个与此类似的人物。无神论、理性主义、功利主义以及革命等等，乃是人类的灵魂中、人类在谋划事务中患有一种致命病症的标志。在他看来那些灵魂已经被毁坏的、迷失了的自我简直是不可胜数，活着的人能清楚地把他们辨认出来。这应该感谢救世主基督的启示。惠特曼更乐观地认为个别的自我和民主的大众可以相互补充。但是同样在大西洋这一边，梭罗描绘人们在过着沉默而绝望的日子时，接受了一种完全共同的生活：个人从社会群体中隐退而孤独地在瓦尔登湖畔明确或者重新明确自己的真实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