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神话——来自科幻作家的答复

作者奥拉夫·斯塔普雷顿在序言中解释自己的写作意图，称本作虽然“不是科学研究，而是艺术创作”，因此“并非要像历史学家考察过去一样考察未来”。但另一方面，他又否认自己的创作是“历史”另一个极端——纯粹的虚构，而是指出二者之间的中间位置，即神话：
但我们的目的也不仅仅是在美学意义上创造出值得称赞的虚构作品。这虽不是历史，但也不纯粹是虚构，而是神话。真正的神话是在特定文化（可能已经灭亡，可能仍在存续）的世界观内，以一种丰富的方式（经常是悲剧性的）表达这种文化所能容纳的最高崇敬。相反，虚假的神话或者僭越了其所属文化的可能性的边界，或者没能描摹出其所能企及的最高远的视界。当然，这本书与真正的神话相距甚远，正如它与预言相距甚远一样，但它确确实实是对神话创作的尝试。
这一段解释有几处关键。首先，斯塔普雷顿对“历史”有两个界定：一是作为科学，二是作为虚构（fiction）的对立面；其次，他认为神话（myth）介于历史和虚构之间。
在古希腊，“历史”（ἱστορία）本被视作一般意义上的“考察”。在《斐多》（96a）中，苏格拉底就称他年轻时渴求一种智慧，即“对事物本质的考察”（ἡ περὶ φύσεως ἱστορία）。而从希罗多德开始，人们才逐渐用这个词指代今天所谓的“历史”。事实上，这种考察虽然不具备现代科学特征，但无疑称得上是那个时代的“科学”。
然而，作者断然否认他想写作一部“未来史”，这就是说，他不认为本书关心的是“事物在未来是怎么样的”——当然，他完全将未来的地位等同于历史，因为他设想本书正文的叙事者属于最后一代人类，而非于1930年执笔的肉身；相反，他的写作对象是未来的可能性（possibility），或者用引文的用语来说，是虚构，是艺术（art）。这就好比说历史学家书写“事物在过去是怎么样的”，而历史虚构讲述“过去的事物可能是另一副模样”。
从这里开始，作者提出了他在序言中最重要的划分：神话不同于虚构。如果说神话处于历史与虚构之间，这是因为它兼具二者的要素。事实上，神话必然是一种虚构，正如它是一种历史。马克罗比乌斯（Macrobius）有言：“神圣事物在虚构之幕下被揭示。”（Sacrarum rerum notio sub pio figmentorum velamine ... enuntiatur.）恰恰是因为神话不是历史，所以只能被藏匿于虚构之幕。然而，如果说神话又不是纯粹的虚构，这是因为在作者看来，只有一种极端的虚构才能被称之为神话：它必须恰恰处在所属文化可能性的边界，既不能僭越，也不能留下任何空间。这当然带有历史的色彩，因为如果不具备可能性，那么历史就不会发生。
神话代表了极端的、同时又有限度的可能性，而历史不仅要求可能性、还要求确实发生，虚构又允许超出可能性边界的恣意想象，所以神话同时丢失了二者的部分特征。可能性是这里的关键概念，那么，究竟该如何把握可能性？1735年，鲍姆嘉顿（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在他关于诗歌的哲学沉思（Meditationes philosophicae de nonnullis ad poema pertinentibus）中区分了真实虚构（figmenta vera）和异世界虚构（figmenta heterocosmica），斯塔普雷顿在写作序言时或许也有所借鉴。事实上，如果把鲍姆加顿的“世界”替换成“文化”，我们就能得到本序的论题：神话应当限于文化的逻辑之内，也就是说，神话的想象不可以“异于”它所处的文化。“真实虚构”之名因此和柏拉图在《理想国》（377a）中关于神话“亦有真实在其中”（ἔνι δὲ καὶ ἀληθῆ）的论断相得益彰。
这样的分析提出了理解本作的重要问题，即我们该如何理解《最后与最初的人》这部“科幻”（science-fiction）作品：唯一的答案，就是拒绝把它当作科幻。一方面，现代科幻作品的概念在1930年尚未成熟，使用所谓“硬科幻”和“软科幻”的范畴更是明显的时代错置；另一方面，如果用“科学”为虚构命名，那么就会回到鲍姆嘉顿的诗学规划里：我们必须考察世界（cosmos）“是”什么样的，然后再判断一部虚构作品是否遵守了这个世界的逻辑。但是，斯塔普雷顿直接了当地拒绝了这种关于“历史”-世界的考察，转而投身神话-文化，“真实”也就不应该被局限地理解为科学范畴。
赫西俄德在《神谱》（31-32）中称：“缪思女神用神启之音对我耳语，让我叙述过往之事（ἐσσόμενα）并预言未来（ἐόντα）。”在《最后与最初的人》中，缪思女神被换成了站在历史终点的人。如果说《神谱》所述多为过去所是为何（ἐσσόμενα）这样的“历史”，那么最后的人想告诉我们的便是未来会是如何（ἐόντα）。
斯塔普雷顿的直觉在这里得到了最深刻的体现。吕克·布里松（Luc Brisson）在《神话哲学导论》（Introduction à la philosophie du mythe）中将神话的内容界定为“遥远的过去和空间”且“与叙事者和听众所处的时间和空间相异”，斯塔普雷顿则巧妙地将未来纳入神话的可能内容，通过最后的人取消了过去与未来的界限，还予了“神启之音”的本来面貌，由此重新定义了神话。如前所述，如果神话是可能性的界限之所，那么关于过去的神话作为遥不可及的虚构就整全地定义了我们今天的文化所具有的面貌，因为它事实上将当今的全部可能性纳入了过去的种子；而如果一部关于未来的神话能够成立，也就是说，如果当下的人——最后和最初的人——总已经是“过去的人”（hommes du passé），这意味着我们不仅仅是历史的人，而且还是神话的人。这是本作今天看来有些“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视角下最宏大的人道主义：我们不再是世界或者异世界逻辑中的一环，而是承载着另一种整全的可能性；不论人类的处境有多么黑暗，没有这个当下的、神话的人，人类物种的文化和宇宙的价值就不可能实现。
而它利用了他，现在又利用了他的毁灭。伟大、恐怖、美丽至极——这就是全部；全部需要利用人类，这对人类来说就是最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