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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说，卡农形成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分化的过程，即出现了独立于政治、管理、经济、法律甚至宗教权威的人群。假如借用荷尔德林的话加以表述，这些相对独立的人群的任务就是保证“文字真真切切”。保证“文字真真切切”有可能是进行解释或者保护原有的意义。因为文字是固定的，不能有丝毫的变更，而人的世界不停地发生变化，一成不变的文本与不断变更的现实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距离，这种差距只能借助解释来加以弥补。如此一来，解释变成了保持文化一致性和文化身份的核心原则。只有对那些支撑身份认同的文献不断地进行解释，相关的人群才有可能获得它们所蕴含的规范性的和定型性的效力。解释在这里俨然成为回忆的举动，解释者不啻为提醒者，他们告诫相关的人不要忘记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