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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 意义与无意义
的确,我们并非无辜,在自己所处的境况下做出的举动也并非无可指摘。到此为止,我们人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共犯,要讲述这场抵抗运动,需要用到战士们在谈论战争时常说的这句话:只有在某些时刻限制冒险并在此意义上选择拯救自己生命的人,才会活着离开战场。那些离开法国、在别处通过武器或宣传继续作战的人,并非更有资格炫耀其纯粹性,因为他们只是由于暂时离开本土而避免了任何直接的妥协,在此意义上,他们同我们一样分担着沦陷的创伤。我们的几位同事扪心自问并做出了最佳选择,但没有什么会使他们的决定成为一种真正的出路。或去或留皆受牵累,没有人会两手清白(或许正是因此,德国人在巴黎发现了马特尔和其他几个人的尸体)。我们忘记了“纯粹的道德”,我们学会了一种广受欢迎的非道德主义,它是没有风险的。有道德的人不愿意玷污双手那是因为他通常拥有足够的闲暇、天赋或财富,从而可与自己不费同的事情保持距离,并准备好一份问心无愧。民众则不具备那种自由:修车行里的修理工要想谋生,就不得不修理那些德国汽车。类似地,我们的一位同事常常请“左岸”书店帮忙寻找自己所需的德国哲学书籍。当日子来临,他参加了起义,被德国人枪决。我们存在于世界,混迹其中,牵连其中。没有理由放弃外界的一切,把自己幽闭于思想——思想总是自由的,甚至在奴隶身上也一样。这种内外之分是抽象的。我们所给予世界的东西既更多又更少。我们给予它的更少,是因为当那一刻到来时,我们对它而言是有分量的,国家(维希政权便是显例)若无我们的赞同便什么也不是。我们给予它的更多,是因为它唤醒我们的兴趣,我们就生活在世界上,若想脱离世界而获得自由,便会彻底失去自由。如果没有言语,一个判断便无法完成,如果没有可能的回应,一种言语便无法达意,我的自由和他人的自由经由世界而建立起相互的联系。诚然,在那四年里,我们当中那些既非犹太人亦非身份公开的共产主义者的人,尚能从事沉思:无论是柏拉图、笛卡尔,还是星期六上午音乐学院的排练,都不会将其拒之门外。我们可以重新开始我们的青春期,回到我们的众神和伟大作家那里,就像重染恶习一样我们并未因此而回到自身和心灵。我们并未因此而离开历史。从伦敦、纽约或莫斯科来看,我们的那些最好的思想,都位于世界之中并拥有一个名字,那就是战俘们的幻想,而它们的思想价值恰恰因此而被改变。人超越不了历史和时代,只能在历史和时代里自行杜撰一种私人的、虚构的永恒,就像那自视为上帝的傻瓜的永恒样。心灵并不在那些忧郁的梦境里,它只有在对话中才暴露无遗。围绕我们那些伟大人物进行沉思,并不会让我们比盲目受苦且无从选择的犹太人或集中营囚犯更自由、更觉悟。若无某些力量,便没有实际的自由。自由不与世界绝缘,而与世界相关联。引自第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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