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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我们并非无辜，在自己所处的境况下做出的举动也并非无可指摘。到此为止，我们人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共犯，要讲述这场抵抗运动，需要用到战士们在谈论战争时常说的这句话：只有在某些时刻限制冒险并在此意义上选择拯救自己生命的人，才会活着离开战场。那些离开法国、在别处通过武器或宣传继续作战的人，并非更有资格炫耀其纯粹性，因为他们只是由于暂时离开本土而避免了任何直接的妥协，在此意义上，他们同我们一样分担着沦陷的创伤。我们的几位同事扪心自问并做出了最佳选择，但没有什么会使他们的决定成为一种真正的出路。或去或留皆受牵累，没有人会两手清白（或许正是因此，德国人在巴黎发现了马特尔和其他几个人的尸体）。我们忘记了“纯粹的道德”，我们学会了一种广受欢迎的非道德主义，它是没有风险的。有道德的人不愿意玷污双手那是因为他通常拥有足够的闲暇、天赋或财富，从而可与自己不费同的事情保持距离，并准备好一份问心无愧。民众则不具备那种自由：修车行里的修理工要想谋生，就不得不修理那些德国汽车。类似地，我们的一位同事常常请“左岸”书店帮忙寻找自己所需的德国哲学书籍。当日子来临，他参加了起义，被德国人枪决。我们存在于世界，混迹其中，牵连其中。没有理由放弃外界的一切，把自己幽闭于思想——思想总是自由的，甚至在奴隶身上也一样。这种内外之分是抽象的。我们所给予世界的东西既更多又更少。我们给予它的更少，是因为当那一刻到来时，我们对它而言是有分量的，国家（维希政权便是显例）若无我们的赞同便什么也不是。我们给予它的更多，是因为它唤醒我们的兴趣，我们就生活在世界上，若想脱离世界而获得自由，便会彻底失去自由。如果没有言语，一个判断便无法完成，如果没有可能的回应，一种言语便无法达意，我的自由和他人的自由经由世界而建立起相互的联系。诚然，在那四年里，我们当中那些既非犹太人亦非身份公开的共产主义者的人，尚能从事沉思：无论是柏拉图、笛卡尔，还是星期六上午音乐学院的排练，都不会将其拒之门外。我们可以重新开始我们的青春期，回到我们的众神和伟大作家那里，就像重染恶习一样我们并未因此而回到自身和心灵。我们并未因此而离开历史。从伦敦、纽约或莫斯科来看，我们的那些最好的思想，都位于世界之中并拥有一个名字，那就是战俘们的幻想，而它们的思想价值恰恰因此而被改变。人超越不了历史和时代，只能在历史和时代里自行杜撰一种私人的、虚构的永恒，就像那自视为上帝的傻瓜的永恒样。心灵并不在那些忧郁的梦境里，它只有在对话中才暴露无遗。围绕我们那些伟大人物进行沉思，并不会让我们比盲目受苦且无从选择的犹太人或集中营囚犯更自由、更觉悟。若无某些力量，便没有实际的自由。自由不与世界绝缘，而与世界相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