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在死者

母亲在写给姐姐的信中说：

“我好像来到这世上还没有多少时间，可已进入耄耋之年了。我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甜酸苦辣全都经历了。想想命运对我还算不薄，恩重如山的父母给了我美好的一切。生活在津中里时，那么多的人家，有哪个女孩像我那样享受，才十一岁还不到，就随父母周游了香港、新加坡、锡兰、印度（孟买）、埃及、意大利、瑞士、法国、荷兰、比利时、德国、英国、美国（包括檀香山），要不是反日的情绪高涨，我们就踏上日本本土了。这种机会可能十万人里才有一个，见识广阔， 有谁有我那么好的福气。可我小时候很少哈哈大笑，老是有一种孤寂感，也就是多愁善感，同情穷人，我奶奶说我有菩萨的心肠。在‘文革’期间每逢假日，街道上把我关在革委会小屋里，地上铺上草垫子，和一些被管制的人睡在一起，白天学习，不让回家。那些是什么人呢？都是些为生活所迫的人，他们都是很贫苦的劳动者。我在里面是那么特殊，他们都说我是吃得太饱撑的，有好日子不过，没人同情我，自作自受罢了。我其实是个不懂事的孩子，看了太多的童话，根本不了解世间的险恶，自以为是，胆子够大，瞎闯，遇事从不冷静分析。我只觉得家中限制了我的自由，我要到自由天地去飞翔。结果呢，上当受骗，全然不知，任性得要命，走了这么些曲折道路，把自己给毁了。我现在真正体会到我父母对我的失望了， 养育孩子，都希望能成才，他们对我抱有很大的希望，我有很好的条件，可我不喜欢他们给我安排的道路。”

在母亲的葬礼上，有位长辈对我说，你妈妈当年是积极投身革命的。我很想直截了当地回答，她一生的苦难，也就由此开始了。这就像她自己对我形容过的“飞蛾扑火”。是否应该发生革命—即使名副其实—是一回事；作为个人，是否应该参与其中是另一回事。村上春树著《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中说，“世界不可能那么简单就翻个底朝天的，翻个底朝天的是人自己。”这话用来描述革命最合适不过。母亲说：

“我的浪漫主义把自己害得那么惨。”

如果不与时代搅在一起，母亲一生都会活得好好的；她根本没有心计，也没有力量应对这个时代。

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写法与意思均堪称拙劣，其中却有一点可取：冬妮亚与保尔分手， 她多么聪明，又多么正确。无论于自己，于社会，都是如此。冬妮亚这个人物，既然其真实性从未受到质疑，那么也就意味着确实存在另一种选择。冬妮亚对保尔说：“我从来就不喜欢跟别人一个样子；要是你不便带我去，我就不去好了。”这被保尔视为“庸俗的个人主义”；然而个人主义是独立思想的前提，足以消弭一切群体盲动。在革命的喧嚣声中，冬妮亚在说什么，没有人听得真切，也没有人想听真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中国拥有众多读者—包括我的母亲在内—可惜谁也不曾认真想想，不妨以冬妮亚作为榜样，尤其是那些有着与她类似身份、类似家庭背景的人。我们只知道“古丽雅的道路”，不知道还有一条“冬妮亚的道路”。

母亲留下的文稿中，有一篇回顾生平的，但写了一半就中断了，最后的几句话是：

“孩子们，请你们一定要小心，每迈一步都要深虑，不要任性、心血来潮，走错一步，后患无穷，将后悔一生。”

母亲给姐姐写信说：

“一九四九年我从香港随李凌全家搭船到天津，文艺界的负责人冯乃超看见我的名字，说这人我们不能接待。多少人士从香港奔向解放区，一般还很少不接待的，冯的意思让我原船返回香港。现在我想，可能上天指示冯来拒绝我，不让我往苦难中陷呢。我如回去又会怎样，不过以我飞蛾奔火的意志还会回来的。一个人一生有多少分歧的路，看你往哪条路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