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摘录

每一个作家都必然地生活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要想写出完全与政治无关的作品也是不可能的。但好的作家，总是千方百计地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更加广泛和普遍的意义，总是使自己的作品能被更多的人接受和理解。好的作家虽然写的很可能只是他的故乡那块巴掌大小的地方，很可能只是那块巴掌大的地方上的人和事，但由于他动笔之前就意识到了那块巴掌大的地方是世界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那块巴掌大的地方发生的事情是世界历史的一个片段，所以 ，他的作品就具有了走向世界、被全部人类理解和接受的可能性。这是美国作家福克纳给我的启示。当然，没有他们，我也会这样写；没有他们，我也会走上这条道路。但他们的创作实践为我提供了有用的经验，使我少走了许多弯路。
我曾经被中国的文学评论家贴上了许多的文学标签，他们时而说我是“新感觉派“，时而说我是”寻根派”，时而又把我划到“先锋派”的阵营里。对此我既不反对也不赞同。作家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创作，他甚至不去关心读者对自己作品的看法。他关心的只是自己作品中人物的命运，因为这是他创造的比他自己更为重要的生命，与他血肉相连。一个作家一辈子其实只能干一件事：把自己的血肉，连同自己的灵魂，转移到自己的作品中去。
书中第7页对于《丰乳肥臀》中上官金童的说明：“所以他就用自己的眼睛开括人类的视野，所以他用自己的体验丰富了人类的体验，所以他既是我又超出了我，他既是人又超越了人。”
我想我的“高密东北乡”应该是一个开放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封闭的概念；应该是一个文学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我创造了这个“高密东北乡”，实际上是为了进入与自己的童年经验紧密相连的人文地理环境，它是没有围墙甚至没有国界的。如果说“高密东北乡”是一个文学的王国，那么我这个开国王君应该不断地拓展它的疆域。
要问我为什么能写出这样子美好的爱情，其根本原因就是我没有谈过恋爱。一个在爱情上经验丰富的人，笔下的爱情一般来说都是索然无味的。我认为一个小说家的情感经历，或者说他想象出的情感经历，比他的真实经历更为宝贵，因为一个人的亲身经历毕竟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是无限的。
当然，仅仅有饥饿的体验，并不一定就能成为作家，但饥饿使我成为一个对生命的体验特别深刻的作家。长期的饥饿使我知道，食物对于人是多么的重要。什么光荣、事业、理想、爱情，都是吃饱肚子之后才有的事情。因为吃我曾经丧失过自尊，因为吃我曾经被人像狗一样地凌辱，因为吃我才发奋走上了创作之路。
当然在我成了名之后，我也学着说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话，但那些话连我自己也不相信。我是一个出身底层的人，所以我的作品中充满了世俗的观点；谁如果想从我的作品中读出高雅和优美，他多半会失望。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什么人说什么话，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鸟叫什么调，什么作家写什么作品。我是一个在饥饿和孤独中成长的人，我见多了人间的苦难和不公平，我的心中充满了对人类的同情和对不平等社会的愤怒，所以我只能写出这样的小说。当然，随着我肚子的渐渐吃饱，我的文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渐渐地知道，人即便每天吃三次饺子，也还是有痛苦，而这种精神上的痛苦，其程度不亚于饥饿。表现这种精神上的痛苦，同样是一个作家的神圣的职责。但我在描写人的精神痛苦时，也总是忘不了饥饿带给人的肉体痛苦。我不知道这是我的优点还是我的缺点，但我知道这是我的宿命。
真正的创新绝不是一窝蜂地去追赶时髦，而是老老实实地写自己熟悉的东西。
《红高粱家族》好像是讲述抗日战争，实际上讲的是我的那些乡亲们讲述过的民间传奇，当然还有我对美好爱情、自由生活的渴望。在我的心中，没有什么历史，只有传奇。许多在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其实也都是与我们一样的人，他们的英雄事迹，是人们在口头讲述的过程中不断地添油加醋的结果。
我只有在面对着镜子时，才知道自己已经老了，而当我面对着稿纸时，我就忘记了自己的年龄，我的心中充满了儿童的趣味，我嫉恶如仇，我胡言乱语，我梦话连篇，我狂欢，我胡闹，我醉了。
1990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从北京的一个地铁口出来，当我踏着台阶一步步往上攀登时，猛地一抬头，我看到，在地铁的出口那里，坐着一个显然是从农村来的妇女。她正在给她的孩子喂奶。是两个孩子，不是一个孩子。这两个又黑又瘦的孩子坐在她的左右两个膝盖上，每人叼着一个奶头，一边吃奶一边抓挠着她的胸脯。我看到她的枯瘦的脸被夕阳照耀着，好像一件古老的青铜器一样闪闪发光。我感到她的脸像受难的圣母一样庄严神圣。我的心中顿时涌起一股热潮，眼泪不可遏止地流了出来。我站在台阶上，久久地注视着那个女人和她的两个孩子。许多人从我的身边像影子一样滑过去，我知道他们都在用好奇的目光看着我，我知道他们心里会把我当成一个神经有毛病的人。后来，有人拉了一下我的衣袖，才把我从精神恍惚的状态中唤醒。拉我衣袖的人是我的一个朋友，她问我为什么站在这里哭泣？我告诉她，我想起了母亲与童年。她问我：是你自己的母亲和你自己的童年吗？我说，不是，不仅仅是我的母亲和我的童年。我想起了我们的母亲和我们的童年。
因为频繁的生育和饥饿，我母亲那个年龄的女人几乎都是疾病缠身。我小的时候，夜晚行走在大街上，听到家家户户的女人都在痛苦地呻吟。她们三十多岁时，基本上都丧失了生育的能力，四十多岁时，牙齿都脱落了；她们的腰几乎找不到一个直的，大街上行走的女人，几乎个个弓腰驼背，面如死灰。那时的农村缺医少药，得了病只好死挨，挺过来就活，挺不过来就死。当然，不仅仅女人如此，男人也如此。孩子和老人也是如此。我们忍受痛苦的能力是惊人的。
我认为小说家笔下的历史是来自民间的传奇化了的历史，这是象征的历史而不是真实的历史，这是打上了我的个性烙印的历史而不是教科书中的历史。但我认为这样的历史才更加逼近历史的真实。因为我站在了超越阶级的高度，用同情和悲悯的眼光来关注历史进程中的人和人的命运。
作家应该关注的，始终都是人的命运和遭际，以及在动荡的社会中人类感情的变异和人类理性的迷失。
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学徒。用写作这种方式，我可以再造自己的少年时光。用写作，我可以挽住岁月的车轮。写作，是我与时间抗衡的手段。我把岁月变成了小说，放在了自己的身边。时间过去了，但我身边的小说会逐渐升高。从这个意义上说，写作者是可以忘记自己的年龄的。写作着的人， 身体可以衰老，但精神可以永远年轻。
关于《檀香刑》中残暴场面的描写，我认为是必要的。这是小说艺术的必要，而不是我的心理需要。我想这样的描写之所以让某些人看了感到很不舒服，原因在于：这样的描写，展示了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黑暗和残暴；这样的描写也暴露了人类灵魂深处丑陋凶残的一面，当然也鞭挞了专制社会中统治者依靠酷刑维持黑暗统治的野蛮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