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

这个垂死的生活的“老朽的典型”（“在熟人家里”）是虚幻的。
“没有我们，我们并不存在，只不过我们觉得自己是存在的罢了。”

喜剧是对悲剧的讽喻。

陆伯兴，正像叶果尔·布雷乔尔一样，是热爱劳动的，他本来可以创造出一番真正的、伟大的、巩固的事物！而他却只能“大摇大摆，神气活现，两腿走成一条直线”地走在别人的街道上。他梦想着像巨人一样广大的创造气魄！他说：“有时候，躺在床上睡不着，我就想：主啊，你赏赐给我们巨大的森林、广袤无垠的原野、辽阔无际的疆界，生活在这种地方，我们也真应该像巨人一样神通广大才行啊……”

所以，无怪乎当陆伯兴一半由于醉酒、一半由于兴奋、神志恍惚地说他自己，一个常常挨揍、浑身泥巴的乡巴佬，竟然买下了“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它更美丽的庄园”的时候，，他的一番话不但有一种酒后放肆的意味，而且也透露出一种尴尬不安的心情。所以无怪乎，当陆伯兴看见朗涅夫斯卡娅失声痛哭的时候，他也噙着眼泪说了这样一句话：“啊，但愿这一切早些结束，让我们这种支离破碎的不幸的生活快点改变一下吧。”
是的，一个普通的生意人是不会说出这话的。
陆伯兴对于巨人般的气魄的向往和他的渺小事业之间的矛盾，当然也包含着一种正剧性。

高尔基写道：“樱桃园的旧主人，他们都像孩子般的自私，老人般的昏聩。”

叶比霍陀夫的形象之所以拥有广泛的讽刺意义，就在于他是一幅讽刺契诃夫时代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滑稽漫画。它讽刺了他们的哈姆莱特精神、“反观内省”的作风、哲学讨论的癖好、琐碎无聊的不幸和半通不通的学识。一句话，它讽刺了所有的不成器的作风和契诃夫极其厌恶的萎靡情绪。

他们这帮人，全是靠着别人——靠着农民过活的……快了，他们这种荒谬的、古怪的、难堪的生活很快就结束了。这种生活结束得越快越好，因为这些没有祖国的人是会随便卖掉整个祖国的土地的。……在这些惯于借债度日的人们背后，隐藏着殖民主义的幽灵。

樱桃园的喜剧性的来源就在于此。嘉耶夫和朗涅夫斯卡娅是过于不实在了，所以生活甚至不去惩罚他们，仿佛知道他们不会痛苦似的。可是生活——和作者！——的这种轻蔑的宽容却比最严厉的惩罚更令人难堪。




在对于一个人的评价中，还有什么比说他敌视爱情更为致命的呢？

“照旧坐在书斋里，从清晨到夜半，写、写、写。皱着眉，绞着脑，我们写呀写，到头来还是默默无闻，千辛万苦付流水。糟蹋纸哟！……这家伙讲艺术，写艺术，整整搞了二十五年了，可是压根儿就不知道艺术是什么。二十五年，他只是拾取人家的唾余，高谈什么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和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二十五年，他讲这个，写那个，归根结底也不过是些聪明人早已知道，愚蠢的人不要知道的那些胡说八道罢啦。二十五年，他简直是白费光阴。可是，还多么自高自大，神气活现！”
在安东眼中，理解笑话的才能永远是人的一种重要的品质。

一个缺乏诙谐感，不了解喜剧事物的人，也不能真正地体会悲剧和正剧，他在心灵上不够丰富。能够暴露生活中内在的可笑性的幽默是正剧和悲剧的亲兄弟，它们出自一个来源——现实的矛盾。

伊凡谢格洛夫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一般地讲来，应当说，契诃夫对于快活的，机智的通俗喜剧养成了一种显著的癖好，而且他在剧院里也是特别爱看快活的剧的。”

据说安东巴甫洛维奇时常劝他：“不要丢掉通俗喜剧……相信我吧，亲爱的，这是一种极其高尚的体裁，而且不是人人写得了的！”

通俗喜剧性的矛盾是不伤人的，它不包含任何悲伤的成分。

简短是天才的姐妹。写作的艺术就是精简的艺术。写的有才，就是写得简短。

契诃夫真是精通了通俗喜剧的艺术手法：他知道在通俗喜剧里，一种情感和关系的逻辑和另外一种恰恰相反的情感和关系的逻辑交织在一起，永远是可笑的；按照惯性发展着的前一类情况和关系的逻辑，在不知不觉中被另一种逻辑悄悄代替，永远是可笑的。

天才的主题、为天才而斗争的主题、看见天才在当时那种敌视生活中一切美好事物的现实面前到处被杀害着、毁灭着而感到痛心的主题，——这是契诃夫全部创作中一贯的主题之一。后来在“海鸥”里，他把它特别深刻地表现了出来。
在完美的艺术作品里，没有多余的废话。尤其是在“每一支枪都发射”的契诃夫的作品里，更是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特里勃列夫梦想着“世界意志”的胜利，——这里，我们不能不感觉到生活的严酷的讽刺。他梦想着和谐，而他自己却是一个分裂的、极度矛盾的形象。所以，特里勃列夫的形象是同契诃夫全部创作的根本主题之一相联系的，那就是幻想和幻想者之间的矛盾：幻想是雄伟的、有气魄的；而幻想者却是荏弱的、不能为实现自己的幻想而奋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