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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秋天，当我和斯大林提出恢复外交关系的问题时，利特维诺夫被派了过来，我们有四五天时间都在绕一些问题，包括派美国基督教教士、牧师和犹太教拉比去照料在俄美国人精神需求的权利在内，进行折磨心神、几欲令人昏睡的唇枪舌战。
    最后，在利特维诺夫再度反对后，我举起双手对他说：“这一切究竟意义何在？你们的人民和我们的人民可是像南北极一样相隔远。”
利特维诺夫的回答是值得最终载入史册的。他说：“我希望你别这么想，总统先生，因为我就不这么想。我们在1920年的距离是有你说的那么远。那时，你们是百分之百的资本主义，我们则站在另一个极端一一零。在这十三年里，可以说，我们已经上升到了天平中20%的位置。你们美国人，特别是从去年3月以来，则滑到了80%的位置。我由衷相信，在下一个二十年里，我们会升至40%，而你们会滑到60%。我觉得恢复邦交的速度不会比这更快了。因为，当国家之间存在20%对80%这样的差距时，自是很难互相协商和理解，但如果差距只是40%对60%，它们就完全有可能做到这一点了。”也许，九年前利特维诺夫的想法正在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