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抄

赵敦华讲波普尔

赵敦华

134个笔记

第一节 家庭环境



当时他按照父亲的建议，读了瑞典剧作家斯特林伯格的自传。这本书始终强调词的意义的重要性。波普尔觉得这种过分的强调近乎蒙昧主义。但是，当他向父亲解释自己立场时，他却不得不澄清自己所用的词句的意义。结果双方都为语言纠缠不清，讨论毫无结果。波普尔把这场争论称为“我在哲学上的第一次失败”。他由此领悟出一条终生都恪守不渝的原则，这就是：决不要纠缠于词和意义的问题。这条原则与当代英美哲学的主流——分析哲学对词义的偏爱格格不入。因此，波普尔即使在成名之后，在英美哲学界都有落落寡合之感。

第二节 1919年



波普尔通过他的幼年朋友昂特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昂特是一位信仰社会主义的俄国革命者。昂特认为马克思是最重要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他向当时才十岁的波普尔讲解马克思的理论，还带他参加社会主义者的集会。但是，昂特站在社会民主主义和孟什维克的立场上，强烈地反对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指责布尔什维克为了实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甚至不惜牺牲无辜。





其中最使他着迷的是爱因斯坦本人对待自己理论的态度。在自己的预言尚未被验证之前，爱因斯坦便坦率地说，即使以后的观察证实了这个预言，这也并不意味着自己的理论是真理；但是，如果观察与自己的预言不符合，那将确定地证明自己的理论是错误的。也就是说，观察到的事实不能证实，但却能证伪与此事实相关的理论。波普尔说：“这种态度与马克思、弗洛伊德、阿德勒的教条态度绝然不同”，爱因斯坦的态度是科学态度的典范：“科学的态度就是批判的态度，这种态度并不寻求证实，而是去寻找判决性的检验；这些检验能够反驳被检验的理论，虽然这些检验决不能证实它。”





波普尔说，1919年是他的思想发展的关键性的一年，他在这一年里萌发的对爱因斯坦所代表的科学精神的酷爱和对马克思主义等学说的再认识，分别成为他后来的科学哲学和政治哲学的两大基础。一个年方17岁的少年其时已经找到了供他终生受用的精神食粮之源，这既令人羡慕，也使人担心。波普尔思想的早熟性既可以解释他的哲学的优点，也可以解释它的弱点：其优点是刻意创新，明晰尖锐；其弱点是偏执一端，不求深刻。两者都是一个不畏虎的初生之犊似的少年的思维特点。

第三节 《研究的逻辑》的写作



波普尔把这种方法称为试错法，其过程是这样的：先提出假说和猜想，再依据事实对假说和猜想进行检验，在检验过程中不怕淘汰、修改和更新原有的假说和猜想。他断言，能够一劳永逸地证实一个假说和猜想的归纳过程是不存在的，不能被证伪的理论便不是科学的理论。

第四节 《开放社会》的写作



他认为，共产党首先对资产阶级民主派诉诸暴力，其后，当资产阶级极右派——法西斯攫取政权之后，它又放弃反抗，以为法西斯统治比资产阶级温和派的统治更容易激起人民的反抗。波普尔说，这种政策基于对革命不可避免性的信仰，这一信仰造成了欧洲的灾难。他把这种对历史规律的信仰称为“历史主义”。反对历史主义成为政治思想的中心点。





所谓历史主义，指的是这样一种信念：存在着一条决定社会发展的铁则，历史规律的最终实现是不可避免的，人为的努力可以加速或延缓其实现，但却不能创造或取消它。

第五节 后期思想



波普尔与分析哲学家的分歧是两种哲学观的交锋。分析哲学家主张哲学和科学的区分，强调哲学自身并不能增加人类知识。波普尔却强调，哲学是科学方法论，对于人类知识的增长具有指导作用。波普尔反对把哲学变成脱离科学和社会现实的“纯”理论。而在以语言分析为职业的哲学家的心目中，波普尔的哲学缺乏思辨性和理论深度。然而，波普尔哲学却因其与科学和政治的密切联系赢得了很多读者。

第二讲 猜想与反驳



通常，人们喜欢把人类知识比作一座大厦，知识的增长犹如在一个坚实的地基上进行的一砖一瓦的递进式的构造。但是，波普尔说，这是一个错误的比喻。因为人类知识没有现成的、固定不变的基础：知识的增长也不是以现存知识为基础的构造，而是对现存知识的破除。并且，破除旧知识和构造新知识表现为同一过程，也不能用拆旧屋、盖新房的比喻来形容。





正是因为波普尔关于科学知识增长的看法与传统观念根本不同，他的科学哲学和传统的认识论相比较，有着不同的“聚焦点”。传统认识论关心的是知识的基础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知识的性质、范围等诸问题。而波普尔的中心问题始终是科学方法的问题。研究他的科学哲学必须从科学方法论谈起。

第一节 休谟问题的三个解决方案



在传统认识论“基础论”的模式里，科学的方法被归结为由经验为基础的、对实验观察的结果进行归纳的方法。16和17世纪之交的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F.Bacon）首先对归纳法作了哲学上的总结。按照他的观点，感觉经验是可靠的，经验是一切知识的源泉，科学的方法就是对经验进行加工和分析，在重复的材料中找出一般概念和原则，这就是归纳的过程。它包括下面几个步骤：（1）观察与实验；（2）对观察、实验的结果进行比较、总结；（3）提出假说；（4）通过实验对假说进行证实；（5）把证实了的假说表述为理论。





18世纪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就曾对归纳法提出挑战。休谟从彻底的经验论出发，得出了怀疑论的结论。





休谟还分析了为什么归纳法不能保证科学规律确实性的原因：感觉材料之间只存有偶然的联系，而科学规律却必须具有必然性。加之，偶然和必然之间不存在逻辑上的联系，而科学的方法却必须服从于逻辑思维。因此，归纳法不能证明普遍适用的科学规律和事物之间必然的逻辑联系。





休谟区分了必然真理和偶然真理。只有数学的和逻辑的真理才是必然的，必然真理的发现和证明不靠归纳法。科学真理或关于事实的真理是从经验中归纳出来的偶然真理。休谟认为，归纳法的本质不能用逻辑，而应该用心理学来说明。归纳实际上是一种在重复过程中把几个感觉印象联系在一起的心理习惯。





20世纪初出现的逻辑实证主义者遵循休谟关于必然真理和偶然真理的区分，提出了著名的证实原则：一切关于事实的判断有无意义取决于是否存在着能够通过经验来检验这一判断的方法。根据证实原则，科学真理必须服从归纳法的证实、检验，归纳法是达到科学真理的必经之路。





他们开始寻求归纳法的逻辑基础，提出了解决“休谟问题”的第三个方案。他们认为，科学真理虽然是偶然真理，但却是成功概率很高的偶然真理。归纳法的逻辑不是传统的形式逻辑，而是和概率理论相关的、可以用符号的推演运算表示其概率的特殊逻辑，即归纳逻辑。为此，他们中的一些人，特别是卡尔纳普，发展出归纳逻辑的理论。

第二节 波普尔的解决方案



波普尔却认为，对重复性的信赖不过是一种迷信，所有关于归纳的理论都优先考虑重复性。波普尔把“休谟问题”分为两个不同的问题。第一个是逻辑学的问题，休谟的答案是：原因与结果之间在逻辑上没有必然性。第二个是心理学的问题态度，休谟的答案是：重复的事件即使不能为一个普遍规律提供任何论证，也能引导并唤起我们心中的期望和信仰。





波普尔问道：既然科学实践并没有支持归纳法的必要性和有效性，为什么人们仍然相信没有归纳法就没有经验科学的神话呢？他认为，这是“基础论”在作祟。人们普遍相信，知识需要有一个坚实的基础，经验科学的基础是感觉经验。归纳法的认识论根源是这种基础论。





观察和理论是独立的两种活动吗？波普尔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并作出了否定的回答：任何观察都受一定的理论或理论上的倾向影响，观察不可能发生在理论之前。





寻求知识基础是一种错误，但这一错误不是偶然的失误，而是一种扎根于人的本性之中的普遍倾向。波普尔认为，寻求安全感是人的首要心理需要。人追寻知识的目的最初是为了使自己的生活获得更为可靠的庇护。最可靠的庇护是确信的知识。因此，人们倾向于把知识与确信等同起来，把获得知识的过程等同于证实。经验主义者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对知识基础的探讨都出自于寻求安全感这一人性倾向。





在波普尔看来，传统知识论之中的归纳法、基础论和证实主义之间存有“一损皆损，一荣俱荣”的关系。

第三节 证伪原则



波普尔的科学哲学与传统的认识论和逻辑实证主义的分歧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证伪主义与证实主义的对立；第二，试错法和归纳法的对立；第三，理性的批判精神和教条主义的对立。





第一，科学理论一般都表达为全称判断，经验的对象却总是个别的。个别的事例无论重复多少次，也证实不了一个全称判断。





第二，科学史中的事实证明，当人们寻求证实而不能达到目的的情况下，人们往往借助一些辅助性的特设来为预先设定的理论辩护。





试错法在本质上是演绎的方法。





归纳法的程序是：事例—假说—事例，试错法的程序便是：假说——事例——（更完善的）假说。这在逻辑中被称为否定后件推理（modustollens）





一般说来，推崇演绎法和哲学中的理性主义相联系，而归纳法的哲学基础是经验论。波普尔对归纳法的批判和恢复演绎法在经验科学中地位的努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对理性主义传统的继承。





波普尔不但反对经验主义的基础论，也反对理性主义的基础论。根据他的证伪原则，一切理论或原则都可以被证伪。没有任何原则可以永久经受证伪的考验而成为知识的不变基础。把抽象的理性原则当作知识的基础是比经验主义的基础论更为危险的教条主义。再者，波普尔从未全盘否认经验主义。经验虽然不是知识的唯一来源和不变基础，但却是检验知识的标准。一个假说在未被经验检验之前，与神话和幻想没有多大区别。只是由于经验事实所起的证伪作用，假说才成为科学的理论和知识。





为了和传统的理性主义相区别，波普尔将他的理性主义称作理性批判主义。其特点是对现存的假说、理论和知识进行理性的批判。所谓理性的批判，首先就是证伪、试错，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更好的假说与猜测。

第四节 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



波普尔把可证伪性（fasiability）、可反驳性（refutability）和可检验性（testability）当作同义词使用，它们都是判别一个理论是否科学的依据。这意味着，一个严肃的科学检验必须极力搜寻可以反驳假设的否定性事例，这就是我们在前面谈到的试错过程。可证伪性或可检验性有下面两个特点。可证伪性的第一个特点是它与经验内容成正比。





可证伪性的第二个特点是检验的严格性。





科学理论的价值在于它提出了惊人的、出人意料之外的预测：它的内容在背景知识中显得不可信和不可能发生，但却在观察中被经验事实所确认。只有经受了这样严格检验的理论才对人类知识的积累有所贡献。因为假说一旦被严格的检验所确认，背景知识中与这个假设相矛盾的部分就要被排除，甚至背景知识会被新知识所替换，这意味着知识的增长和科学的进步。





在波普尔的心目之中，严格检验的范例是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检验。





“确认”这一概念虽然认可了一个理论的合理性，但它不是逻辑实证主义者所说的“确证”。波普尔用“corroboration”表示“确认”，以示与卡尔纳普所说的“确证”（confirmation）有别。两者的差别是量度的差别。确证度和概率成正比，它是衡量归纳法效果的尺度：支持一个理论的事例愈多，那么，表示这个理论真实性的概率也就越高。与此相反的是，确认度与概率成反比。





既然理论可检验的程度是可证伪的程度，那么，确认度较高的理论总是那些较容易地被证伪的理论。如果用概率来表示“容易被证伪”的程度，证伪的可能性高则理论为真的概率低，反之亦然。因此，一个理论的确认度与它为真的概率成反比。





他读到了塔尔斯基（A.Tarski）提出的真理的语义学定义：“P”是真的，当且仅当P。根据这个定义，“真理与事实相符合”这句话满足了真理的充分条件，并且在形式上也是不可反驳的。塔尔斯基的定义帮助波普尔摆脱了困境。波普尔认识到，没有理由在知识论中不使用“真理”这一概念，也没有理由不能说一个理论比另一个理论更接近真理。真理的发现虽然不是一劳永逸，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理论接近真理的程度没有区别。“逼真度”的概念衡量理论接近真理的程度。而程度本身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此，逼真度是适用于两个理论相比较的概念，而不是对单个理论的评价。只有“确认度”才是适用于单个理论评价的概念。





引进了逼真度这一概念之后，波普尔得以更加圆满地解释科学知识进步的标准。前面所说的高度的证伪性、内容的丰富性和检验的严格性等只是科学进步的必要条件，但还不足以组成所需的充分条件。因为一个理论不论现在如何合理，总有一天会遇到它说明不了的事实和它通不过的检验，总会被事实所证伪。但是，只要这个理论比先前的理论有较多的真内容和较少的假内容，即使在它被证伪之后，我们仍然可以肯定它的逼真度，仍然可以把这一理论代替它之前的理论的历史看作是科学进步史、知识积累史。

第五节 科学知识增长的模式



波普尔说，他的模式从根本上说是达尔文主义的，而不是拉马克主义的模式。





波普尔的理由和休谟反对因果关系必然性的理由类似。两者都认定，在过去发生的事件和将要发生的事件之间不可能有必然的逻辑联系。





波普尔在知识发展观中所持的非决定论观点是和他的证伪主义相一致的。预测是猜想和假说，要服从证伪原则。而证伪的证据和结果是不可能包含在预测的内容之中的。如果把科学理论发展的过程看作不断地对猜想和假设加以反驳和证伪的过程，那么，一个随之而来的推论就是：任何对这一发展过程的预测都不可能是完全的；相反，它必须随时被修改、补充乃至推翻。

第六节 批判理性主义



波普尔主张的批判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区别在于前者对理性批判功能的推崇。在他看来，不迷信、不盲从的批判和探索精神是理性的精髓。





波普尔说：“从理性的观点来看，我们不应该‘信赖’任何理论，因为没有一种理论已经被证明或能够被证明是真的。”[插图]他接着强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科学是理性的。请注意：在此意义之外，“科学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这一问题对于他来说是悬而不决的问题。为什么呢？据他的解释，科学理论是解决问题的尝试性方案；而且，这样的方案往往不止一个，我们必须选择。“由于我们不得不选择，那么选择受过最好检验的理论（best tested theory）是‘合理的’。





波普尔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理性选择。第一种是选择确认度最高的理论：第二种是选择在实行中最有效的理论。确认度最高的理论在行动中不一定最有效，反之亦然。这是因为确认度和概率成反比，而成功的效果则和概率成正比。





理性较非理性更为优越，合乎理性的思维比非理性的直觉、想象具有更大的说服力和吸引力。这样的论证把有待证明的结论当作证明的前提，犯了形式逻辑中循环论证的错误，它本身就是不合理的思维方式。波普尔清楚地知道，他不能为自己的理性批判主义提供逻辑上的辩护。如果把理性看作是自身的标准，这实际上是在铸造反对自己的武器。如果有这样的理性标准的话，“它本身也不能为论证和经验支持，从而自己也应该被加以抛弃”。





这就决定了真正的理性主义也不可能是全面的理性主义，它必然要和非理性的因素掺和在一起。因为作为理性标准的批判主要是提出能够推翻现有理论的假设。





对于这个问题，理性虽然不能提出合乎逻辑的答案，但却能提出合乎人伦道德准则的答案。





在社会政治领域中，理性主义是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精神同盟，非理性主义同时也是非人道主义、非自由主义。





波普尔在科学哲学的范围内，并没有突出他的批判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对立。我们甚至可以说，在知识论中，他的立场接近于反对传统理性主义的非理性主义。但是，在社会政治哲学中，他却以理性批判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对立为轴线，展开了对开放社会的论证和对开放社会的敌人的猛烈攻击。

第三讲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波普尔宣称，他的批判目标是共同的，即权威主义。传统认识论中的基础论是信奉确实不变的真理的权威主义。在政治哲学领域中，极权主义是信仰确定不变的历史规律的权威主义，两者都导致了排斥批判，反对变革的僵硬的教条主义。波普尔提倡证伪、试错等发展科学的方法，但是，在教条主义禁锢人们思想的环境中，这种科学方法行不通。他的科学哲学呼唤着一个开放的社会。他的政治哲学的目的是倡导和理性批判主义相适合的开放社会。

第一节 历史主义及其心理学根源



波普尔声称，他已经找到了反历史主义的逻辑证明。他通过严格的逻辑思考已经证明，我们不能预言历史未来进程。他的论证分五个步骤。（1）人类历史进程受到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2）我们不能通过理性和科学的方法预知科学知识未来的增长。（3）因此，我们不能预知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4）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摒弃建立理论历史学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不存在类似于理论物理学史的社会科学。因此，在历史预测基础上不可能建立关于历史发展的科学理论。（5）因此，历史主义方法的根本目标乃是错误的。历史主义坍台。





波普尔把人类初期的部落社会称为“封闭的社会”，它的特点是权威崇拜。人们为了满足心理上的安全感，对家长的意志，传统的习俗，宗教的仪式等唯命是从。对权威的怀疑和批判都被视为大逆不道。封闭的社会缺乏内部活力，又不能接受外来的动力，因此，形态落后，发展缓慢，容易被历史所淘汰。即使在开放社会中，文明的张力依然存在。人们以牺牲安全感为代价换取自由，以牺牲自我尊严为代价换取平等，以牺牲心灵平静为代价换取批判的权利，这样才能产生社会进步。

第二节 历史主义的哲学传统



历史主义的始作俑者据说是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赫拉克利特处在古希腊社会由部落集团向民主政体过渡的时期。他出身氏族贵族，站在贵族的立场，扬言要把一个自由城邦中所有人都吊死，宣扬“战争是万物之父，万物之王”。他在哲学上第一次提出了为后来的历史主义者所推崇的“规律”的概念。规律即“逻各斯”，它是控制变化的永恒力量。





根据柏拉图的“理念论”，一切具体事物都有完美的原型。恪守、保持和效仿原型才是事物存在的本质。社会政治制度的原型是贵族制。然而，这一原型却在历史的变动中遭到了破坏和歪曲，逐步堕落成为其他不完善的政体。





柏拉图的政治哲学是一个极权主义的模式。这并不是说，历史上的极权主义者都以“理想国”为蓝本，而是说，他们都在柏拉图的模式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柏拉图的中心问题是：谁应当统治？他的结论是：哲学家应当作王。后来的政治哲学家没有采用柏拉图的结论，但却使用不同的语言回答了柏拉图的问题。中世纪流行的君权神授说认为，只有获得上帝恩准的人才有资格统治。近代的社会契约论者说，只有代表国民意愿和利益的人才能统治。现代的历史主义者则说，只有高贵的种族或阶级才应当是社会的主人。这些说法的本质都是极权主义。它们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谁应当统治”本身就是一个极权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预先设定，国家的前途是受历史规律支配的。解决“谁应当统治”这一问题的核心就是回答“谁掌握了这一规律”。由此可见，历史主义早就和极权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





波普尔的立场，他赞成叔本华的判断：在严肃的理论家看来没有多大价值的黑格尔哲学之所以能够显赫一时，是因为它靠政治权威的扶植，而成为普鲁士国家的“官方哲学”。黑格尔哲学迎合了普鲁士国王建立文化霸权之需要，这也是一个专制制度抵御英国自由主义思潮和法国大革命精神之需要，是封闭社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开放社会的反扑。因此，波普尔把黑格尔哲学称为新部落主义。黑格尔的新部落主义的核心是“国家至上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普鲁士国家至上论”。





马克思主义抛弃了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外壳，吸收了关于辩证发展的规律性的思想，并把“规律”概念的意义从唯心论颠倒成唯物论。历史规律不再是世界精神的规律，而是物质生产的规律。





【正反合？肯定之中蕴含否定？马尔库塞批评技术由人创造反过来控制了人是一个路数？】

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包含着资本主义灭亡的命运，还造就了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





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包含着资本主义灭亡的命运，还造就了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

第三节 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



波普尔对马克思表示敬佩之情。他说，马克思生活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是资本主义最无耻、最残酷的时期。马克思具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对社会中的不正义现象充满着义愤，对被压迫和损害的人充满着火热的同情。他的性格真诚、开放、容不得虚伪和欺骗，尤其憎恶剥削制度的辩护士。波普尔还承认，马克思研究和著述的态度是科学的。





按照波普尔的说法，马克思的愿望是改进开放社会，他使用了试错法来批判资本主义，但却没有成功。然而，马克思的尝试没有白费气力，他帮助人们睁开或擦亮了眼睛，看到了自由资本主义的弊端。





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原则和自由市场经济本身并不是社会弊病的根源；根源在于没有对自由竞争中自发的、盲目的经济力量加以限制。然而，缺乏限制并非资本主义固有的缺陷。任何社会都有不加限制的权力，任何不加限制的权力都是危险的，经济权力并不比其他权力更危险。另一方面，任何权力都是可以制约的，经济权力也不例外。





波普尔用经济干预主义的事实来反驳马克思关于上层建筑是统治阶级专政工具的说法。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也可以限制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马克思的学说适用于民主制度尚不健全的自由资本主义，但却不适用采取了经济干预主义政策的资本主义。





波普尔注意到，恩格斯向敌人提出了挑战：“放第一枪吧，资产阶级的绅士们！”[插图]他的策略是迫使资产阶级打响第一枪，以激起人民更强烈的反抗，促使革命早日爆发。波普尔目睹了这一策略的失败，第三国际政党诉诸街头的过激行为，把原来持中立立场的中产阶级推向右转，导致法西斯主义上台。法西斯主义摧毁了资本主义民主制，也同时摧毁了工人阶级的政党，却没有激起无产阶级的大规模抵抗。波普尔的结论是，无论是在民主制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法西斯统治下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并非不可避免。至于俄国革命的成功，那是在世界大战的特殊环境中取得的，并非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可以从他的剩余价值理论中推导出来。生产过剩造成剩余价值下降，资本构成中可变资本相对于不变资本的增长引起利润率下降。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润，资本家用减少工资或裁减雇员的方法，把危机转嫁给工人。

第四节 乌托邦工程和渐进社会工程



乌托邦工程师自认为自己的目标是理性的，但它的实质却是唯美主义。世界之于乌托邦工程师犹如作品之于艺术家，它必须白璧无瑕。





乌托邦工程虽然以理性的目标和计划开始，却必然以反理性和无计划的混乱状态告终。“乌托邦的理性主义是自拆台脚的理性主义。无论它的目的如何仁慈，它并不给人带来幸福，而只是那种生活在专制政府之下的可诅咒的常见的苦难。”





乌托邦工程的反科学性，表现如下。第一，乌托邦工程的目标，诸如人性的完全解放，绝对的平等和正义，是抽象、遥远、不确定的。人们很难通过理性讨论来澄清它们的意义。





第二，“最终目标”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





第三，即使某一社会集团的成员最初对他们的最终目标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在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的漫长时期内，他们必然会遇到新的事实和问题，必然会产生意见分歧。





第四，乌托邦工程的基本构想是，社会和政治组织构成一个整体，只有改变整个社会结构，才能改变具体和个别的社会状况。这种总体主义的看法导致了一揽子计划。总体主义要求权力的集中，要求牺牲个人自由，要求国家对个人生活的干涉。乌托邦工程最后导致了新的奴役和不平等，违背了自己的初衷。





渐进的社会工程的目标是科学的，它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排除痛苦”，而乌托邦工程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增加最大多数人的幸福”。

第五节 开放的社会



在历史主义与社会科学、乌托邦工程与渐进社会工程相对立的基础上，波普尔又提出了封闭的社会与开放社会这两个对立的概念。这两个概念源于法国哲学家柏格森（H.Bergson）的《道德和宗教的两个起源》一书。封闭社会是以忠诚和顺从为准则，符合法律、习俗的静态社会。





按照波普尔的说法，开放社会就是现代的民主社会，其特点是批判式的自由创造；而封闭社会是部落式的社会的残余，在古代、中世纪和现代都表现为极权社会，其特点是不加批判地盲从习俗，众口一词，舆论一律。封闭社会像一个囚笼，生活在其中的人缺乏理性批判能力，也没有自主意识和个人责任感；而开放社会的特点是相信理性与自由，它的成员有责任感，能够自己管理自己，并且为自己的自由选择承担责任，人们的分歧和矛盾通过辩论和讨论来解决，不同意见受到尊重和鼓励，政府的政策受到公众的监督和经验及理性的审视。笼统地说，开放社会的原则是批判、民主、自由和宽容。





相反，即使在现代社会中，贯彻这些原则往往造成一些悖论。这些悖论暗示，开放社会的理性原则蕴含着自我毁灭的危险。波普尔以解决悖论的方式论证开放社会诸原则，其目的在于强调，理性的原则也必须接受理性的批判。





波普尔指出，解决悖论的方式是改变产生悖论的问题，即“谁有资格统治？主权应归谁所有？”这些问题以错误的方式提出了关于主权的问题。因为它们是在“主权等于最高统治权”的前提下被提出的。





这是一个和“主权的悖论”相关的悖论。“主权的悖论”产生于大多数人民所具有的不愿意担负管理的责任、需要强者保护的倾向。“民主的悖论”是在大多数人同意把权力交给一个独裁者的情况下产生的。





民主制的优势不在趋利，而在避害。民主制度仅仅是一种框架，它不给予人们他们可以通过自己努力争取的利益，它的可取性不在于它是最完美的制度，而在于它能最大限度地降低祸害。

第一节 形而上学的研究纲领



至少在一个重要问题上，波普尔清楚地与逻辑实证主义的立场划清了界限。这个问题就是如何评价形而上学和科学的关系。逻辑实证主义者的基本纲领是“反对形而上学”，并且根据“证实原则”的标准，把形而上学的命题判决为不可证实的，因而也是无意义的命题。他们反对和排斥形而上学的障碍，虽然他们并不否认形而上学对人们宗教、道德和审美生活的作用。波普尔虽然也关心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并且也把形而上学划入非科学领域，但是，他对形而上学的态度却比逻辑实证主义的立场温和。他认为，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是一个知识论的问题，有意义的命题与无意义的命题的界限是一个语言的问题，不能把两者等同起来，也不能把前者归结为后者。





首先，科学命题和形而上学命题有共同之处，它们都是针对某一问题而作出的猜测。





其次，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区别是历史的。在人类知识积累的过程中，许多原来不能被经验证伪的形而上学问题可以转化为能够被经验证伪的科学问题。





最后，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区分不是纯粹的。一个科学理论可以包含着形而上学的因素。因为科学理论是大胆的猜测，形而上学的信仰对于科学家有时具有指导或启发作用。以哥白尼的“日心说”为例。哥白尼受当时流行的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





波普尔批判了五种形而上学理论：决定论、唯心主义、叔本华的非理性主义、意志主义和海德格尔的虚无主义，说它们不仅不符合科学知识，而且也不符合人类健全的理性：它们虽然不能被经验事实所证伪，在理性的批判面前却难以自圆其说。

第二节 实在论的研究纲领



所谓实在论，指的是一种承认外部世界客观实在的哲学立场。波普尔说，实在论不但与科学知识，而且与一般人的常识相符合。





实在论是对“世界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这样一个形而上学问题的回答。经验事实无法证伪它，因而实在论并不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为实在论寻求科学证明是徒费心机，认真地探讨“物质”概念的哲学内涵也没有必要。波普尔相信实在论，仅仅出自下面两个原因。





第一，实在论的对立面——唯心论对于有理性的人来说是荒谬的。





第二，对外部世界实在性的信仰是科学家探索自然奥秘的动力。外部世界的实在性也是科学内容的实在性，否认实在论必将阻碍科学研究的深入。





现代物理学中的主观主义有两个有力的证据，一是海森堡提出的测不准关系，二是玻尔提出的互补原理。测不准关系表明，人们不能同时精确地测定微观粒子的质量和速度。互补原理表明，量子粒子性（它的时空坐标）和波动性（它的动量）只能在互相排斥的实验条件下才能表现出来。





19世纪著名的奥地利物理学家波耳茨曼虽然在很多问题上主张客观主义和实在论，但他却接受了关于熵的唯心主义解释，提出了一个主观主义的“时间之矢”的理论。这个理论被后来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如薛定谔、莱辛巴赫等人所接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个理论的大意是：时间在客观上如同空间坐标一样没有方向，因此存在着在时间上完全对称的两个客观宇宙，在其中没有过去和将来之分的宇宙。然而，在宇宙中存在着熵的涨落。生命是在罕见的低熵状态剧增的情况下，即在能量剧烈转变过程中产生的。高等生物所能经验到的只是熵的增加的方向，而不是熵的降低方向。在后一种情况下，宇宙趋于热平衡，这意味着生命的消失。在前一种情况下，高等生物感觉到了变化的单向性，这就是时间一去不复返的一维性，即，从过去经由现在流向将来的“时间之矢”。





波普尔把这种理论判为主观主义，因为它把时间的客观特性说成是一种意识状态，是动物对于熵的增加的经验。

第三节 进化论的研究纲领



进化论是波普尔的另一个形而上学的研究纲领。现在，很多科学家都会承认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一个生物科学理论。波普尔却否认进化论的科学性，他说：“达尔文主义不是一个可检验的科学理论，而是一个形而上学研究纲领——一个供可检验的科学理论用的可能的框架。”





波普尔所撤消的只是关于进化论是“同义反复”的说法，他并没有改变过去把进化论的逻辑定位在“境况逻辑”的看法。所谓境况逻辑是指科学研究，特别是生命科学的研究的一个逻辑框架，它规定：“设有一个世界，一个恒定性有限的框架，其中有变异性有限的实体。于是因变异而产生的某些实体（‘适应’框架条件的那些实体）可以‘生存’下来，而其他实体（与条件发生冲突的那些实体）则被淘汰掉。”[插图]波普尔所说的境况逻辑实际上指的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它把事物存在的决定性条件理解为变异、排错，而不是遗传、保守。物种的进化是如此，知识的积累、社会的发展、人的精神的成长也无不如此。这种思维方式对于生命科学、社会科学、知识论和哲学都具有指导作用。波普尔把达尔文的进化论理解为境况逻辑的具体化，目的是把进化论对生命现象的解释转变为科学研究的纲领。





他所提倡的试错法固然可以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相配合，但却不大可能从现代物理学那里寻得足够的理论支持。这是因为试错法的思维方式是境况逻辑；而物理学必须依靠必要的数学手段，它的推理方式与数理逻辑（包括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分不开。





波普尔认为，传统认识论以物理学为模式来提出和思考问题，他在科学方法论中提倡的变革实际上把认识论的物理学模式转变为生物学模式。强调自然选择的达尔文主义与强调适应环境的拉马克主义的对立，类似于强调证伪的试错法与强调证实的归纳法之间的区别。更重要的是，达尔文主义对于波普尔来说是一个科学研究的纲领。在这一纲领的理论框架中，他建立了进化认识论，使他的科学方法获得了认识论依据。进化认识论包括两个向度：一是从进化论的观点看人类认识；二是从认识论的观点看生物进化。





进化认识论有两个主题：知识和感觉。这也是传统认识论的主题。两者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何在呢？大致说来，传统认识论以物理学为模式，强调主观和客观的区分。





进化认识论以生物学为模式，强调主客观的同步变化与一致性：知识的本质是生物的变异活动，感觉是在有机体与环境相一致的基础上出现的事物表象。





波普尔认为，进化认识论的另一个优点是它解决了传统认识论在感觉问题上的一个难题。传统的观点认为，感觉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或摹仿。由此而产生的一个问题是：感觉中的印象如何必定与独立于感觉之外的客体相符合？哲学史上有两种解决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彻底的经验论。它断然否定事物可以独立地存在于感觉经验之外，把事物还原为感觉印象之复合性。感觉内容与感觉对象的同一性确保了感觉经验的可靠性；另一种方法是先验论。它也排除了事物自身被认识的可能性。感觉印象在先验的形式和结构之中被综合成现象。主体不可能脱离先验形式和结构的统摄作用去感知外部事物，这就保证了感觉经验和外部现象的一致性。





波普尔所说的先天知识是生物学中研究的生物应付环境的方式，而康德所说的先天知识主要指的是经典物理学的逻辑前提。





如果我们对于“理论”这一概念的理解仍然局限在物理学的“主、客观对立”的模式之内，理论被看作是对经验观察材料的解释，那么没有经验观察也就不会有理论。在此意义上，观察又先于理论。这样，“假说（hypothesis）和观察（observation）哪个在先？”的问题，就像“鸡（hen）和鸡蛋（O）哪个在先？”的问题一样，对这两个“H—O”问题的解答都会陷入无限循环的悖论。





人类有两大特点：一是有意识和语言，二是具有批判精神。具有批判精神的科学家有意识地、自觉地创造假说，用语言表达知识。他们使用的是“符号试错法”。





如波普尔所说：“在前科学的阶段，我们时常连同错误的理论一起毁灭自身，排除自身。在科学的阶段，我们系统地尽力排除我们错误的理论，尽量让我们的错误理论代替我们自身而灭亡。”[插图]这段话解释了波普尔为什么提倡理性批判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权威主义的终极原因。

第四节 三个世界的理论



波普尔从词义学上考察，把“存在”（to be）一词的涵义分为三种：外部事物的存在，思想意识的存在和关系的存在。形而上学根据这三种存在方式，把存在分成三个领域，即三个世界。世界1是物理世界。如物质、能量、一切生物的机体，包括动物的躯体和头脑，等等。世界2是人的心理现象，包括意识、感觉等心理状态和过程。这是哲学中所说的主观世界。世界3是思想的内容。思想的内容可以被物质化，成为人造产品和文化产品，如语言、艺术品、图书、机械设备、工具、房屋建筑，等等。思想内容也可以是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人的意识的固定对象，如问题、猜测、理论、反驳、证据，等等。统而言之，世界3是客观知识的世界。





三个世界是统一、连贯的。它们的统一性表现为：第一，宇宙的发展按照由世界1经过世界2再到世界3的连贯直向方向进行，三个世界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世界1和世界2、世界2和世界3之间存在着直接的相互作用，世界1和世界3之间的相互作用需要以世界2为中介。





波普尔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主要是关于世界3的理论。在波普尔之前，哲学家们普遍认为世界有客观和主观之分。但是，波普尔却提出，独立于这两个世界之外，还存在着世界3。关于世界3的客观性和独立性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波普尔关于世界3的理论说明了世界3与其他两个世界，尤其是世界2的区别和联系，其要点如下。（1）世界3不同于世界2





世界2指的是心理和思想的状态和过程，它是主观的；而世界3则是思想的内容，它是客观的。没有客观的意识、精神，但却有客观的知识。





（2）世界3也不同于世界1





这些人工产品和文化产品是人利用世界1的材料制造而成的。人的知识是这些物质材料的价值和灵魂，没有前者，后者只是一堆无益于人的废料。人们如果要理解这些体现了人的知识和思想的物质产品的特殊价值，就必须把它们同自然界中自生自灭的物质区别开来，把它们归属于一个与物理世界不同的特殊世界。再者，世界3是物质材料的思想内容。不管人们是否认识了，或者物化了这些思想内容，它们都自主地存在着。因此，世界3的要素有些已经被物化，有些则未被物化而处于潜在状态。后者是那些尚未被认识的知识的客观内容





波普尔声称，自主性的观念是世界3理论的中心。自主性观念有多重意义。首先，世界3成员具有本体的地位，就是说，它们是客观实在，如同桌子和椅子一样实在。这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自主性。其次，世界3以自身固有的方式产生出人们料想不到的后果。从这一意义上说，它具有相对于人的意识的独立性。当然，这种独立性不是绝对的。很多世界3的成员是按照人的思想意识进行创造的结果，但是，它们一旦被创造出来之后，就有了不依赖于人的思想的独立性。





再次，自主性还意味着不可还原性。世界3的自主性是相对于其他两个世界而言。每个世界都有自己固有的、其他世界所没有的特性和特殊规律；并且这些特性和特殊规律在原则上是不可预测的，不能从其他世界的特征和规律中推测出来。自主性观念反对把知识还原为思想，把精神现象还原为物质现象。





（4）三个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在三个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尤以世界3对世界2的作用为重要。其余的相互作用是明显的、公认的。例如，世界1和世界2的相互作用表现于生理和心理之间的相互作用，世界2对世界3的作用表现于思想意识对语言、理论和艺术创作的作用，世界3通过世界2的中介与世界1之间的相互作用表现于人类知识和物质条件、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方面的相互作用比较容易为人们所认识。但是，一个普遍流行的观点却阻止了人们对于世界3对世界2作用的认识。根据这一观点，知识是人的内心精神活动创造的，知识不可能脱离人的意识自主地发展。波普尔把这种看法归咎于传统的认识论

第五讲 理性批判主义的理性批判



以理性批判主义为旗帜的波普尔哲学把批判作为理性的根本功能。判断一个学说或理论是否符合理性，也要以其批判功能为标准。批判的标准有双重含义：第一重含义是看这个学说或理论是否具有批判其他理论的内容；第二重含义是看它是否能够接受其他理论的批判。

第一节 波普尔哲学的影响



20世纪哲学经历了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分裂，有些人采取了反科学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立场。比如，海德格尔流露出的对现代技术的不信任感，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之意识形态特征的批判，最后竟致费耶阿本德作出了科学是最新的教条、最新的宗教的断言。[插图]哲学家常常指责说，科学的进步非但没有提高人的价值，甚至以忽视或牺牲人的价值为代价。这些指责引导一些人相信，民主精神崇尚价值观念，与科学精神难以相容。他们把科学、理性当作与民主和自由格格不入的意识形态来反对。





与这些把科学与民主割裂开来的哲学相反，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是科学观和民主观相统一的理论。科学和民主都是排错的过程，科学寻求证伪，民主寻求避害；两者都服从一个非决定论的操作程序，科学知识增长遵从进化模式，而开放社会实行渐进的社会工程；两者都向来自对立面的批判开放，科学假说要求证伪性的严格检验，民主制度要求权力的制衡；两者都给个人主义的自由留下了广阔的天地，科学活动中的猜想不受拘束，开放社会的个人幸福不被控制。





一个意识形态，有点像库恩所说的“范式”，它自成体系，有自身不可动摇的信念、论证的方法和判断真伪是非的标准。依据一个意识形态的信念、方法和标准从外部对另一个意识形态所进行的批判，固然可以巩固批判者自己的意识形态，但却不大可能说服被批判者。被批判者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对批判者的还击可以产生同样的效力。正是在此意义上，人们通常说意识形态之间的争论是不可调和的，争论的双方没有共同的语言，他们之间进行的是宣传战，而不是相互理解的对话。所谓内部批判，顾名思义，就是站在一个意识形态的内部，从该意识形态可以接受的前提出发，并使用它的语言，最后引申出和这一意识形态相违背，或者它所不能解释的结论，以此揭露该意识形态体系内部所包含的矛盾和错误。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内部批判。波普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出发，观察了这一理论所解释的社会现象，最后得出结论说，社会并没有像马克思的理论所预言的那样发展，马克思主义被它所解释的事实证伪了。

第二节 对波普尔的科学哲学的批评



波普尔并没有令人信服地说明证伪主义和证实主义的区别，他在许多方面和逻辑实证主义者都面临着同样的困难。只是60年代以后兴起的历史主义学派，才从根本上和逻辑实证主义的立场划清了界线，使科学哲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逻辑实证主义者不得不承认，波普尔对归纳法的挑战是无法应付的。这迫使卡尔纳普等人转而研究归纳逻辑的问题，但归纳逻辑本身也遇到难以解决的技术问题，因此不得不放弃了以归纳法为基础的证实原则，最后导致了逻辑实证主义的最后瓦解。





在我看来，波普尔确实没有令人信服地说明证伪原则与证实原则的根本对立。波普尔关于归纳法的概念是粗糙的、片面的。





归纳法不仅是证明一个理论的方法，它同时也是否证与所要证明的理论相反的理论的方法。





波普尔会辩解说，归纳法的根本目标是证实，证伪在那里仅仅是证实的一个步骤，而他的科学方法以排错、证伪为最终目标；这是两者的根本区别。然而，证伪方法和归纳方法之间并不存在他所设想的泾渭分明的界线。科学研究和发明活动不可能总是否定性的。证伪作为检验理论的方法，总要肯定和确立那些否证不了的理论。波普尔用“严格检验”、“确认”等概念说明证伪方法的肯定性结果。波普尔又会说，“确认”与实证主义所说的“经验证实”不同。我们可以接着讨论下一个问题：“确认”与“确证”真的有根本的区别吗？





波普尔说，他的“确认”概念和卡尔纳普的“确证”概念根本不同，“确认”表示发生概率很小的事例，而“确证”表示发生概率很大的事例。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混淆了概率统计的不同条件。确认新理论的事例的发生概率是根据旧理论（即波普尔所说的背景知识）推算的，而确证一个理论的事例的发生概率是从该理论自身中推算出来的。因此，“确认”概念中的低概率未必不是“确证”概念中的高概率，反之亦然。





波普尔反对归纳法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休谟的怀疑论思想：单个的经验事实，无论重复多少次，也不能证明全称命题的必然性；然而，一个经验事实却足以证伪一个全称命题。两相比较，试错法在逻辑上优于归纳法。这样的比较并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另一种比较可以说明相反的结论。根据后一种比较，我们可以说，单个的经验事实，无论有多少个，也不能证伪一个单称命题，然而，一个经验事实却足以证实一个单称命题的真实性。





对波普尔来说，任何理论都是猜想和预测。当他否认了归纳法对全称命题所表达的预测的证实之后，他却暗地里认可对单称命题所表达的预测的“证实”。我们固然不能因此而指责波普尔思想自相矛盾，但这至少可以说明，证实和证伪不是互相排斥的原则和方法。





吴健雄做的是宇称不守恒实验吧

宇称宇恒实验





科学史上的检验通常不是波普尔所说的意义上的一次性的证伪。每一个重大科学理论在其诞生时期都会遇到许多不可解释的事例，也就是说，都会面临着被证伪的可能。如果科学家们按照波普尔的方法论行事，就会匆匆地放弃这一理论，致使新理论夭折在襁褓里。在实际中，科学家们通常无视事实的证伪，坚持自己的理论，最后成功地把否证这一理论的事例转变成与该理论相符合的事例。从哥白尼、伽利略到牛顿的物理学的发展经历了这样的过程，而不是波普尔所设想的不断提出假说、不断证伪假说的过程。





库恩（T.Kuhn）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范式”（paradigm）的概念。科学革命是范式的转换，如从地心说到日心说，从燃素说到氧化说，从光的粒子说到波动说，从牛顿引力论到广义相对论，都是范式的转变。范式的理论较好地解决了证伪和证实的关系问题。对理论的检验都是在一定的范式中进行的。范式决定了研究的问题、方向、方法、手段、过程、标准，等等。在范式容许的范围内，一个理论通过证实被确立，通过证伪被修改或被抛弃。按照库恩的观点，不同的范式没有“公约性”，不能使用一个范式的标准或方法来衡量另外一个范式的真假是非。这个观点被推向极端，也会出现相对主义的问题。费耶阿本德（P.Feyerabend）以范式“无公约性”（incommensurability）为主要理由，否认范式的可比性，反对方法，任何方法都可以尝试。费耶阿本德毫不掩饰地宣称，他的理论是方法论中的无政府主义，是科学哲学中的没有任何纲领和主旨的“达达主义”。





根据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人们应当排除辅助性假设。因为辅助性的假设抵御对原先的假说提出的预测的证伪，降低了原先假说的证伪度。但是，在科学史上，辅助性的假设对新的科学理论起到了积极的保护作用。比如，波普尔曾引用海王星和冥王星被发现的事实，说明牛顿力学预测未知事实的力量。拉卡托斯（1.Laktos）指出，这一事例并不能说明牛顿力学通过了严格检验，因为天王星运行轨道偏差并没有构成对牛顿力学的威胁。这是因为亚当斯和勒维里叶提出了这样一个辅助性的假说：有一颗未知行星的引力影响着天王星的运转，并且这一引力服从牛顿力学规律。这一事例说明了辅助性假说抵御证伪、保护理论的有益作用。





拉卡托斯用“科学研究纲领”代替波普尔所说的“假说”和库恩所说的“范式”。科学研究纲领由硬核和保护带组成。硬核是经过了“试探和纠错”的漫长过程才形成的基本理论，它具有不容反驳和改变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保护带由辅助性假设和应用理论的初始条件构成，它可以随时调整和改变，以应付反常情况，使硬核免遭证伪的伤害。





与科学研究纲领相对应，有两种方法论规则：正面的和反面的“启发法”（heuristic）。反面的启发法消极应付问题，设法改变保护带，把反常解释得符合“硬核”理论，或者完全推翻反常。正面的启发法规定科学研究的方向、问题和途径，它不顾反常的干扰，用实际研究成果把反常转变为正常。





牛顿物理学是典型的科学研究纲领，力学三大定律和引力定律是其硬核。在它的发生期，许多反常事例涌来。物理学家一方面运用反面的启发法，修改了辅助性假设和理论应用的初始条件，另一方面运用正面的启发法，深化了理论，改进了实验仪器，把反常事例转化为证实事例，促进了研究纲领不断进化。直到十九世纪后期，它才转为退化阶段，并终于被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新纲领所代替。

第三节 对波普尔政治哲学的批评



波普尔一方面批判马克思的理论，另一方面又维护它。他说：“‘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死了。它的社会责任感和它对自由的热爱必然继续存在。”





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预言没有实现，但全球化的预言已经成为现实。马克思精确地预言到，全球化首先是世界范围的资本扩张，全球化进程中必然会引起民族和文明之间的冲突。《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至于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现在不再具有指导和预测现实的作用，这并不奇怪，而且符合波普尔关于社会科学的短期或局部效用的思想。既然改良资本主义的“渐进社会工程”处在不断的修改、调整和证伪的过程中，为什么要苛求马克思主义，要求它一劳永逸地预见未来的发展，不允许它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不断地修改自身呢？波普尔的批判对那些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成不变的教条的僵化思想是有效的，但对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就未必适用了。





根据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开放社会的思想自由原则和民主制度可以使社会成员通过理性的、自由的辩论来发现可行的渐进社会工程，不断地改进社会。波普尔对开放社会的认识过于理想化、简单化。他把社会看作是一个科学家团体，把报纸杂志看作是科学学刊，把议会看作是科学会议，把政府看作是从事证伪各种政治主张的实验机构。他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的批判使他忘记了，不论在何种社会里，人们在政治争论中的立场不可能完全受纯粹的理性支配，而不受自身利益的影响。人们依据不同的利益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阶层或其他社会集团。即使在民主制度下，政治争论也不完全是靠理性来解决的，各派社会力量的平衡往往是通过不合理的仲裁达到的。





波普尔的政治哲学过分关注人类理性的发展，热衷于为渐进社会工程的决策理论提供依据，却没有回答“社会组织的基础是什么”“政府合法性是从哪里来的”等重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传统答案，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世纪的“君权神授说”，近代的“社会契约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都被波普尔归结为对“谁应当统治”的错误问题的错误答案。其实，这些政治哲学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谁应当统治”的问题。从柏拉图开始，哲学家对社会的性质、起源、基础和一般原则的探讨，都关心社会正义的问题。波普尔对柏拉图的批判使他忽视了正义问题在政治哲学中的重要地位。他关心如何制约统治者的权力，但却不关心如何分配社会权益的问题。波普尔之后的政治哲学填补了他留下的这一理论真空。





罗尔斯的《正义论》提出，正义是社会的第一美德，没有正义的社会组织正如缺乏真理的思想体系一样。一种思想理论，不管它如何精巧和实用，只要它不是真理，就要被否定或修正。同样，一种社会组织，不管它是如何严密和有效，只要其缺乏正义，就要被抛弃或改革。因此，正义的原则是判断一个社会制度性质的首要标准。罗尔斯所说的正义，指的是社会权益分配的正义。他没有区别权利和责任、利益和义务，又把社会成员应该承担的责任、义务和应享有的权利和利益统称为基本利益，包括权利和自由、权力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基本权利是每一个有理性的人都想得到的东西。人们之所以组成社会，就是因为他们指导社会中的人能够获得他们单凭个体力量所得不到的利益。但是，社会成员的利益既是一致的，也是冲突的。每一个人都有获得较大份额的利益的欲望和唯恐得到较少份额的顾虑。因此，社会需要一些原则来分配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基本利益。这些原则是否公正，直接决定着这个社会是否正义。社会的正义首先就是分配的公正，政治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社会分配原则的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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