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司法部长（由监狱署署长转交）（1969年4月22日）

比勒陀利亚狱署署长
如果您能批准将如下信件交给司法部长，我将胜感激。
司法部长
开普敦国会大厦
亲爱的阁下：
我的同事们请求我写信给您，要求释放我们，并在您就此事做出决定之前，给予我们政治犯应有的待遇。首先，我要指出一点，提出这一申请并不是恳求您大发慈悲，而是行使所有因为政治信仰而被监禁的人固有的权利。
随信附上的表A中列出的人关押在罗本岛监狱单人监区，与岛上的其他囚犯完全隔离。因此，我们无法提供岛上和其他监狱中有此要求的囚犯名单。
在被定罪入狱之前，我们是[1]与政治与种族迫害做斗争的著名政治组织成员，这些组织要求这个国家中的非洲裔、有色人种和印度人得到全部政治权利。我们完全反对，以后也仍反对一切形式的白人至上主义，特别是“分离发展”的政策。我们要求建立一个民主的南非，摆脱邪恶的肤色压迫，所有南非人不论种族或信仰，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和谐地共同生活。
我们所有人无一例外都是因为政治活动而获罪的，这些活动是我们为人民争取自决权利的斗争的一部分，整个文明世界都承认，这一权利是全人类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反抗种族主义政策和不公平法律的渴望激励着我们，这些政策与法律违反了人权与基本自由的原则，而那正是民主政府的基础。
过去，南非政府曾将这一性质的犯人当成政治犯对待，某些情况下，他们会在刑期届满前很久便获释。这一方面，我们恳请您查阅克里斯蒂安·德·韦特将军、JCG·肯普和其他在1914年叛乱中被控叛国罪者的案卷[2]。从各方面看，他们的案子都比我们严重得多。12000人参加了武装叛乱，造成至少322人伤亡。他们占领多个城镇，对政府设施造成了严重破坏，据称私人财产损失高达50万兰特。这些违法行为是白人犯下的，他们享有全部政治权利，属于合法的政党，拥有可以宣传其观点的报纸。他们可以自由来往于国内各地，宣传自己的目标，谋求对其理想的支持，因此没有理由诉诸暴力。奥兰治自由邦叛乱领导人德·韦特被处于6年监禁和4000兰特的罚款。肯普被判7年监禁和2000兰特罚款。其他人所受刑罚相对较轻。
尽管犯下如此重罪，德·韦特在判决下达后6个月内就获释，其他人也在一年之内获释。这一事件就发生在半个世纪之前，可是，当时的政府在对待此类囚犯时比54年后的现政府对待黑人政治家更为宽容，而后者比1914年的叛乱者有更充分的理由诉诸暴力。这个政府一直藐视我们的愿望，镇压我们的政治组织，对著名活动家和实地工作者强加诸多限制。
政府将成百上千的无辜者投入监狱，给他们的家庭生活带来了困难和破坏。这最终建立了一种本国史无前例的恐怖统治，关闭了所有合法斗争的渠道。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坚定信念的自由战士不可避免地要诉诸暴力。任何有原则、正直的人都会这么做。[3]袖手旁观意味着向一个少数派政府投降，是对我们事业的背叛。世界历史（尤其是南非历史）告诉我们，在某些情况下诉诸暴力是完全合理的。
博塔-斯马茨政府在叛乱者定罪后不久便将其释放，等于承认了上述重要事实。我们坚信，我们的事业与此没有什么不同，因此要求您给予我们这种特权。如上所述，那次叛乱造成了322人伤亡。相比之下，我们提请您注意，在实施破坏行动时，我们采取了特殊的预防措施，避免生命损失，里沃尼亚案的主审法官[4]和公诉人都明确承认了这一事实。[5]
查阅附表就可以看出，如果我们以德·韦特的案子作为标准，我们当中的每个人现在都应该获释。表中所列的23人中，有8人被判终身监禁，10人获刑10-20年，5人获刑2-10年。
在那些被判终身监禁的人当中，有7人已服刑4年10个月，1人服刑4年4个月。被判10-20年监禁的人中，比利·奈尔（刑期最长者）[6]已经服完了四分之一的刑期。乔·格卡比[7]、萨姆森·法达纳和安德鲁·马松多[8]是这群人中最早被定罪的，他们已服刑6年（刑期分别为12年、8年和13年）。同一群人中最后定罪的是杰克逊·福齐莱[9]和约翰内斯·丹加拉（分别获刑12年和7年）。福齐莱已服完四分之一刑期，而丹加拉1969年3月19日已服完一半刑期。获刑2-10年的所有人至少都服完了四分之一刑期。 
当我们研究了罗比·莱布兰特[10]、霍尔姆[11]、皮纳尔、施特劳斯[12]和其他人的案例之后，要求获释的呼声就更强烈了。莱布兰特作为南非联邦[13]国民，在德国与联邦交战时从该国返乡。此后，他建立了一个准军事地下组织，目的是推翻现政府，并代之以仿效纳粹德国的独裁政府。他以叛国罪名被判死刑，后减刑为终身监禁。霍尔姆、皮纳尔和施特劳斯也因叛国罪而遭监禁，据称，他们在联邦及其盟友的战争中与敌人合作。可是，现政府掌权后释放了这些人，以及其他一些因叛国和蓄意破坏罪而判刑的人，尽管他们被捕时的情形使许多南非人都将其视为国家的叛徒。我们又一次提请您注意，相比之下，我们的活动始终是在人们珍视的最崇高理想激发下进行的，我们渴望为人民的正义斗争服务，将他们从引发不公正、不平等现象的政府手中解救出来。
我们还希望提醒您，1966年，您的前任释放了斯派克·德·凯勒[14]、斯蒂芬妮·肯普[15]、艾伦·布鲁克斯[16]和托尼·特鲁[17]，他们原来都和爱德华·约瑟夫·丹尼尔斯[18]（他的名字也出现在附表中）一起接受蓄意破坏罪的指控。肯普、布鲁克斯和特鲁承认另一项控罪，被下令单独审讯。丹尼尔斯和德·凯勒的案子根据主要控罪继续审理，1964年11月17日，他们被判有罪，分别获刑15年和10年。肯普、布鲁克斯和特鲁的另一项罪名成立，分别获刑5年、4年和4年，并都得到了部分缓刑。我们得知，德·凯勒服刑大约两年（或者更短）就得以释放，而肯普、布鲁克斯和特鲁也在完成刑期之前就获释了。
我们并不羡慕那些幸运获释、脱离监狱苦海的人，知道他们现在有正常的生活，我们也感到很高兴。但是，我们提起他们的案子，目的就是说明我们的请求是合理的，同时强调，政府的政策应该有一致性，它的公民理当得到相同的待遇。
我们的案子和德·维特及莱布兰特有一个重要的差异，他们是在叛乱被平定、德国战败之后获释的，因此自由的他们对国家安全没有任何威胁。而对于我们的案子，可能有人会提出，我们策划的是将来的革命，出于安全考虑， 必须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而且，我们的信念并未改变，梦想也仍和入狱前一 样。这一切似乎证明了我们的案子与上述例子有明显差异的说法。不过，我们确信您不会这么想，因为这种论调有着邪恶的意味。也就是说，如果出于今天的安全考虑，应该将我们留在监狱里，那么当我们刑期届满，如果目前的局势没有改变或者变得更糟，我们也不能获释。显而易见，当前严重威胁国家的种族矛盾与斗争，完全是政府目光短浅的政策和所犯罪行造成的。
避免灾难的唯一方法不是将无辜的人关在监狱里，而是放弃你们的挑衅行为，采取理智、文明的政策。这个国家会不会发生激烈的冲突和流血事件，完全取决于政府。持续压制我们的意愿，依赖高压统治，只会迫使我们的人民越来越多地使用暴力。您和我都无法预测，这个国家在争斗结束时会付出多大的代价。明显的解决方案是释放我们，举行圆桌会议考虑友善的处理方式。我们的要求是，释放我们，在做出决定之前给予政治犯的待遇。这意味着，我们应该得到好的伙食、合适的衣服、床和床垫、报纸、收音机、放映机[19]，与本地及国外的家人及朋友更密切的联系。政治犯的待遇就是自由地获得所有未取缔的阅读材料，出版书籍，我们可以选择工作，决定喜欢学习的各种技术。我们希望指出，1914年的叛乱者和莱布兰特及其同事都享有上述的某些特权，他们都被当成政治犯对待。 对于我们得到政治犯待遇的要求，监狱当局试图指称我们是因为违反地方法而被法庭定罪的，与其他罪犯无异，因此不能被视为政治犯。
这是有悖事实的虚假论调。按照这一观点，德·韦特、肯普、马里茨、莱布兰特和其他人也都是普通罪犯。叛国、破坏、加入非法组织在当时和现在都是刑事罪。为什么他们在那时可以得到不同的待遇？在我们看来，两个案子之间的唯一差异就是肤色。
在某个特定问题上，白人中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在争执中失利的人最终锒铛入狱。而在其他问题上，特别是有关肤色的重要问题，胜利者和失败者达成了共识。冲突解决后，政府可能采取安抚的态度，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赦免囚犯。但是，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了。这一次的挑战者不是白人，而是几乎在一切方面都与政府有着公开分歧的黑人政治家。我们的事业取得成功，就意味着白人统治的终结。 
在这种局面下，政府并没有将监狱看成是一个改造机构，而是当成惩罚的工具，不想让我们在获释时过上受人尊敬、勤劳刻苦的生活，不想让我们成为社会中有价值的一员，而是惩罚和伤害我们，使我们不再有追求理想的力量和勇气。这就是我们因为高声反对种族暴政所受的处罚，也是在监狱里遭受恶劣待遇的真正原因——我们连续五年挥舞铁锹，吃着难以下咽的食物，没有基本的文化材料，与监狱之外的世界完全隔绝。这也是政治犯们被剥夺其他囚犯（包括杀人犯、强奸犯和诈骗犯）常规权利的原因。
我们没有得到减刑。普通罪犯入狱时归入C类，而归入D类的政治犯权利最少。我们当中有些人努力达到了A类，却得不到同类罪犯享有的正常权利。他们被迫从事挖掘工作，不能看报纸、听收音机、看电影，不能接受探视，连获得食物都很勉强。
上文第二段中已经指出，我的申请代表了罗本岛上和其他监狱里的所有同伴，我相信得到的任何特权都将适用于所有人，没有例外。
1959年的《监狱法》为您提供了必要的权力，可以批准我们获释的请求。按照该法案的规定，您有权批准我们假释或者缓刑。德·韦特和其他人就是以 前一种方法获释的。
最后，我们正式声明，在这个岛上度过的是艰难的岁月[20]。我们当中的每个人都经历了这样那样的艰辛，这就是非白人囚犯所必须面对的。这些艰辛有时是监狱官员对我们的问题漠然处之所致，其他则纯粹是迫害。但情况已有所缓解，我们希望能过上更好的日子。还要补充一点，我们相信，当您考虑这一申请时定会了解，激励我们的理想以及指导我们行动的信念，是解决我们国家问题的唯一方案，也符合人类大家庭的文明思想。
您诚挚的N.Mandela
注释
1.这封信由一名监狱官员打字，此处使用了“are”而非“were”，应该是打字错误。
2.一战期间，英国政府要求自治领协助作战。南非被要求与驻扎在邻国西南非洲的德军交战。虽然总理路易斯·博塔支持英国，但他手下的许多将军反对，发动了对抗南非政府的叛乱。
3.曼德拉被捕时，1961年12月16日发起的“民族之矛”已经在市政府、邮局、海关、移民局和一个变电站引爆了爆炸装置，为了避免生命损失，时间选在下班之后。当时没有人伤亡。
4.乔尔·约菲律师写道，他的同事亚瑟·查斯卡尔森说，“在当局所称的193项破坏行为中，只有十项左右有合法的证明”，而且“没有一项涉及任何人身危险”。乔尔·约菲，《国家对抗纳尔逊·曼德拉：改变南非的审判》（伦敦：同一世界出版社，2007），pp.238-239。
5.肯尼思·S.布劳恩写道：“辩方律师成功地说服法官，MK——也就是被告——不用对所有破坏行为负责。”肯尼思·S.布劳恩，《拯救曼德拉：里沃尼亚审判和南非的命运》（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p.147。“法庭在结案陈词中也承认这一事实，也是法官未能判处他们死刑的又一个（也许是更重要的）理由。实际上，真正归罪于他们或其组织的破坏行为都没有造成任何人伤亡”（同上）。
6.比利·奈尔（1929-2008），曼德拉的同志、MK成员，1963年受到破坏罪的指控。他和曼德拉一起被关押在罗本岛B监区，1984年获释。
7.乔·格卡比（1929-1981），因为MK活动而被控蓄意破坏罪，监禁于罗本岛10年。
8.安德鲁·马松多（1936-2008），因为MK活动而被控蓄意破坏罪，监禁于罗本岛13年。
9.姆多利西·杰克逊·福齐莱（1940-2011）因ANC活动而被控蓄意破坏罪，判处12年监禁。
10.西德尼·罗比·莱布兰特（1913-1966）是南非德国-爱尔兰裔拳击手，曾参加奥运会，他是纳粹支持者，参加德国军队的训练之后，成为了“山楂行动”核心成员，该行动得到了希特勒的批准，目标是刺杀南非政府领导人扬·斯马茨将军，发动政变。他最初因叛国罪而被判处死刑，但斯马茨后来为他减刑为终身监禁。当国民党于1948年掌权时，莱布兰特获得特赦出狱。
11.埃里克·霍尔姆受雇于齐森广播电台，向南非进行纳粹宣传。
12.曼德拉指的可能是施特劳斯·冯·莫尔特克，他是同情德国纳粹党的原南非法西斯组织灰衫队领导人，曾将从犹太人代表委员会那里偷来的文件交给南非国民党内的反犹太分子。
13.南非联邦于1910年由四个自治的英国殖民地组成：开普、纳塔尔、德兰士瓦和奥兰治河殖民地。
14.戴维·“斯派克”·德·凯勒，非洲抵抗运动成员和自由党党员，在监狱中度过了一年的时光。
15.斯蒂芬妮·肯普（1941- ），非洲抵抗运动成员、共产党党员，在监狱中度过了一年的时光。
16.艾伦·布鲁克斯（1941-2008），非洲抵抗运动成员、共产党党员，在监狱中度过了一年的时光。
17.托尼·特鲁（1941- ），非洲抵抗运动成员，在监狱中度过了一年的时光。
18.爱德华·约瑟夫·丹尼尔斯（1928- ），非洲抵抗运动成员，在罗本岛关押了15年。
19.指电影。
20.到1969年，曼德拉和里沃尼亚审判的其他被告已在罗本岛上度过了将近5年的光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