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日记
P21 德国的小人物们在那里,在被照得亮如白昼的夜晚,像沙丁鱼一样聚集在一起,组成巨大的方阵,正是他们使纳粹主义得以实现。他们获得了日耳曼人所理解的最高层次的存在:摆脱了个人的心灵和思想,以及个人的责任、怀疑和问题,在神秘的灯光和那个奥地利人具有魔力的声音感召下,融合为一支日耳曼大军。 P22 我感到,所有认为德国军国主义只是霍亨索伦王室(从腓特烈大王到威廉二世)产物的美英记者,同其他人一样都犯了错误。军国主义似乎深深扎根于全体德国人灵魂之中。今天,他们的表现就像玩锡兵的孩子。 引自第21页 而战后这里面幸存下来的人,直接将自己变为“受害者”。
可能正如纳粹所说,西方民主国家已经病入背育、日落西山,进入了斯宾格勒所预言的衰落阶段。但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是把德国也包括在内的。而且实际上德国对古老的、原始的日耳曼神话的回归也是其退化的一个标志,正如其焚烧书籍和压制自由、蔑视知识一样。 引自第80页 在和平年代,时间对于记忆是多么无足轻重。那个世界已不复存在。对我来说,尽管它存在缺点,存在不公正和不平等,但总体上仍是个不错的世界。我在那个世界长大成人,在其中的生活是自由、文明、有意义的,充满了小小的悲剧和喜悦,工作和闲,新的土地,新的面孔少有陈腐平庸,永远怀有希望。 现在则是一片黑暗一个新世界。灯火管制、并弹、杀、主义。现在到处是暗夜、尖叫和野蛮。 引自第215页 我想每个走向战争的政府都会试图使其人民相信三件事:(1)正义站在他们一边:(2)他们纯粹是为保卫国家而战;(3)他们必将获胜。纳粹当然试图使人民对这三点深信不疑。 引自第221页 使她痛苦的是,德国将全部赌注都押在了一场可能会终结西方文明的战争上。德国不仅曾对这一文明做出一些贡献,而且还曾试图在德国文化基础上再造它。她认为,现政权根本不关心西方文明,只代表了始终潜藏在德国历史表面下的野蛮因素。对他们而言,生命只有在赞美战争、力量、征服、野蛮,以及粉碎一个弱小敌手时才有意义,特别是如果对手为斯拉夫人的话。她批评德国人完全缺乏政治判断力,对权威表现出奴性,并怯懦地拒绝独立思考和行动。 引自第264页 在混迹德国多年之后,我深信德国人无法统治欧洲。他们缺乏中庸精神,当处于统治地位时存在虐待狂倾向,生来就缺乏理解其他民族想法的能力。他们本能地认为,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只能建立在主奴基础上,而不可能建立在互不干预的平等基础上。德国人的这些性格,使得他们和他们的国家都不适于充当欧洲领袖,尽管他们很想当。可以肯定,无论他们怎样努力,从长远角度来看,最终都会失败。 引自第476页 我推测,促使德国走上这样条肆无忌惮征服之路的原因,绝非像表面事实那样简单,即一小撮不讲原则的粗野暴徒攫取了这块土地的控制权,腐蚀了整个民族,并驱使其走上了现在的道路。当然这些也非常重要。但我认为,还存在着更深层次的根本性原因。不过,我也非常怀疑,如果没有希特勒这个人的话,事态仍然会发展到目前这个样子。 一个根本性原因是德国人民奇怪而矛盾的性格。的确,纳粹党从未在德国的自由选举中获得过多数票,虽然其得票接近半数。但在过去几年中,纳粹政权所表达的是德国人内心最深处的一些东西,在这方面它的确代表了其所统治的人民。德国人作为ー个民族缺乏一种平衡性,而希腊人、罗马人、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则都具备这一点。他们不断受到内心矛盾的折磨,往往感到无常、不满和沮丧,从而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魏玛共和国在自由民主方面是如此极端,以至于德国人根本无法使其正常运作。而现在他们又转变到极端的暴政,就是因为民主和自由主义迫使他们作为个体来生活,像自由人一样思考和做出决定,而在混乱的20世纪,这对他们而言实在是不堪承受之重。几乎是充满喜悦地,也有些受虐狂的意味,他们转而支持极权主义。后者使其摆脱了个人做决定、选择和思考的负担,并允许他们获得对徳国人而言堪称奢侈的权利:让其他人去做决定和冒风险,作为回报他们将高兴地表示服从。普通德国人渴望安全。他喜欢生活在一成不变的轨道中。如果他的统治者能够保证这点,至少是在目前这个发展阶段,他宁愿放弃独立和自由。 引自第519页 必须注意,希特勒对血腥征服的狂热,在德国绝非仅限于他个人。扩张的冲动,对土地和空间(即所谓生存空间)的渴望,长期以来就潜伏在人民内心深处。德国一些最好的思想家在其作品中表达了这种感情。费希特、黑格尔、尼采和特赖奇克在19世纪曾以此点燃德国人民的激情之火。但是在我们这个世纪也并不缺乏继承者,虽然这些人可能在德国之外默默无闻。 所有这些作品都强调德国根据历史和自然法则,有权获得足够空间以完成其使命。这些空间必须从别的民族那里夺取,大多属于斯拉夫人。这些民族早已定居在那里,当时德国人还只是些强悍的蛮族。但对德国人而言,这些都无关紧要。几乎所有德国人都怀有一个基本信念,即如果德国人想要的话,欧洲那些所谓“劣等种族”对于他们耕种并赖以生存的一小块土地,或者辛辛苦苦建立的城镇都不拥有绝对权利。正是这种信念对欧洲现状的形成要负部分责任。 引自第5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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