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相见！

#Big Data 当上了 Big Brother
在交流中，口头部分所占的比例很小。非口头的表达形式，例如手势、面部表情，或者肢体语言构成了人际间的交流，并且赋予其以触感（Taktiltät）。这里所说的触感不是指身体上的接触，而是指人类感知的多维度和多层次，其中不仅仅包括视觉，还包括其他的感官。数字媒体剥夺了这种触感的和身体感知的交流。
数字媒体让真实的对方逐渐消失于无形。
数字媒体对雅克·拉康的关于真实界、想象界和象征界的三界论强加以彻底的改造。它把真实界清除，把想象界绝对化。
人们因此而懈怠了以复杂的方式思考的能力。它扭曲了以时间上的广度和远见为基础的行为模式，因为它所促进的恰是短暂和浅陋，并且会隐没事物中长久和缓慢的部分。
它让原来的事情（das Gleiche）继续。
和现在相比，我们以前会更倾向于以面容或者目光来感知我们的交流对象，例如一幅画。我们把它感知为凝视着我的事物，坚持着原创性、自主性或者自己的生活的事物，与我相对抗、相制衡的事物。
如萨特所说，以前有更多的目光，通过这些目光他者宣布自己的到来。萨特所说的目光不仅仅指人们的眼光，他更多地把世界本身体验为目光。作为目光存在的他者处处可见。事情本身就在注视着我们：“毫无疑问，目光最常见的展现方式是定格在我身上的那两只眼睛。但是，它也间或存在于树枝的沙沙作响、脚步声之后的宁静、一间半敞窗户的小店，其后是窗帘的随风轻摆。”
直接的四目相对是一种美好，它意味着你在看别人的同时也在被对方注视。
感知的日益自恋倾向于让目光和他者都销声匿迹。
被展示的脸并不是让我着迷、让我沉溺的有面容的交流对象。
劳动事实上就类似于游戏。但是与傅拉瑟的愿景不同，非物质的、数码的生活并不能将我们引领进闲适的时代。傅拉瑟忽视了绩效的原则，在这一原则之下，工作与游戏的趋同将全部落空。它会剥夺游戏的一切游戏属性，并且将其重新归为工作。游戏者如服用兴奋剂一般沉迷，自我剥削，直至因此而倒下。
傅拉瑟的闲适的游戏乌托邦实际上是绩效和剥削的反假想国（Dystopie）。
闲适开始于工作完全停止的时候。闲适的时间是另外一段时间。新自由主义的绩效强制将时间变为工作时间。它将工作时间绝对化。休息只是工作时间的一个阶段。现在的我们，除了工作时间没有另外一段时间（keine andere Zeit）。因此，我们把工作带着度假，带进睡眠。
我们的放松也只不过是工作的一种模式，其目的不过是劳动力的再生。休息并不是脱离工作的另外一件事，而是工作的产品。就连所谓的慢速生活（工作）也不能生成另外一段时间。它也只是一个结果，一种对加速工作时间的反射。它只是放缓了工作时间，而并没有把工作时间转变为另外一段时间。
数码设备带来了一种新的强制，一种新的奴隶制。基于可移动性，它把每一个地点都变成一个工位，把每一段时间都变成工作时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的剥削甚至更为高效。可移动性的自由变成了一种可怕的强制，我们不得不时刻工作。
数码设备让工作本身变得可移动。每个人都如同一座劳改所，随时随地把工位带在身上。因此，我们也就无法再从工作中逃脱。
更多的交流也就意味着更多的资本。加速交流和信息的循环也就是加速资本的循环。
就算是时间轴也不能讲述一个生命故事，或是一部传记——它们是加法式的，不是叙述式的。
友谊却是一种叙事。
一切不可数的，如今都已经不再存在。
今天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此时的自由本身就会催生强迫。自由原本是强迫的完全对立概念。现在，这个对立概念本身就会生成强迫。因此，更多的自由也就代表着更多的强迫。这就是自由的终结。
数字媒体与此恰恰相反，它就如同一片 “海”，在其中我们 “无法画下任何一条固定不动的线”。
卡夫卡早就把书信看作一种反人性的交流媒体。他认为，书信带来了一种可怕的灵魂错乱。在给 Milena 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怎么会有人认为，人们可以通过书信彼此交流！人们可以思念一个远方的人，可以触碰一个近处的人，除此以外的一切都超出了人类的能力。” 在卡夫卡看来，书信是与幽灵的交流。写在纸上的亲吻不会到达它的目的地，它会在半路上被幽灵捕获，被它们攫取。这种基于邮政的交流只不过是在为幽灵提供食物。因为有了这些丰富的食物，幽灵的数量增加到闻所未闻的水平。人类要与其抗争，因此发明了火车和汽车，以便 “尽可能地排除人与人之间的幽灵作祟”，并且实现 “自然的交流” 和 “灵魂的安宁”。但是无奈对手过于强大，它们在邮政之后又发明了电话和电报。最后，卡夫卡得出结论：“幽灵不会饿死，而我们将会被消灭。”
交流不再能带来沟通（kommunikativ），而只是单纯的叠加（kumulativ）。
责任是一种和特定的精神条件以及时间条件密不可分的行为。它的首要前提就是约束力。和诺言以及信任一样，它约束着未来，使未来稳定。
当下的绝对化消灭了有时间牵制（zeitgebenden Handlungen）的行为，例如负责和许诺。
从一个曾经存在过的真实事物中发散出的光感染了胶片。摄影将真实存在的所指的准物质痕迹保存下来，它与所指 “如影随形”。
在巴特看来，摄影的真相在于它与所指不可分的宿命。也就是说，摄影受到真实存在的参照物的约束，它所呈现的是所指的发散。
数字全景监狱的居住者是彼此联网的，他们交流密切。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空间和交流上的隔绝造成了全方位的监控，而是联网和 “超交流”（Hyperkommunikation）。
他们生活在自由的假想中。他们自愿地自我展示和自我曝光，并且用以此产生的信息来供养着数字的全景监狱。自我曝光要比通过他人的曝光来得更加高效，因为它是和自由的感觉相伴相随的。
只要有足够的数据，数字就会自圆其说。理论是一种构想、一个辅助手段，用来补偿数据的不足。一旦有了足够的数据，理论就变得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