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中国人》读书笔记2:服饰

>> 古人席地而坐，因此进门必须脱鞋。脱鞋之后，脱不脱袜，则要看身份。如果身份相当，可以不脱；如果是卑者见尊者，如臣下见君主，儿媳侍翁姑，就一定要光着脚，叫作跣足。跣足是表示敬意的方式。
>> 中国古代的所谓“圣王”，都被描述成“经天纬地”的大人物。经，是织布机或纺织品的纵线，纬则是横线。经天纬地，就是像纺纱织布一样有条有理地治理天下。
>> 文明人和野蛮人有什么区别呢？首先是吃饭不同——野蛮人吃生肉，文明人吃熟食。再就是穿衣不同。《礼记·王制》说：东方的野蛮人叫“夷”（东夷），披头散发，身上刻花纹（被发文身）；南方的野蛮人叫“蛮”（南蛮），也是光着身子，脸上脚上刻花纹（雕题交趾）；西方的野蛮人叫“戎”（西戎），披头散发，拿野兽皮裹在身上（被发皮衣）；北方的野蛮人叫“狄”（北狄），拿鸟羽毛做衣服，住在洞里（衣羽毛穴居）。这些都是不开化民族，通通只能算作野蛮人，没法和华夏民族相提并论。
>> 一定的身份才能使用一定的服饰，那么一定的服饰也就代表了一定的身份，成了人们的身份证明，或成了身份、地位、职业的代名词。比如大家熟知的“冠盖”（达官贵人）、“布衣”（平民百姓）、“袈裟”（佛教僧侣）等。
>> “乌纱帽”“石榴裙”，也都用于指代某些特定身份的人。“乌纱帽”是明代公服，“石榴裙”是唐代时装。戴乌纱帽的好歹也是个七品县令，穿石榴裙的则多半是都市丽人。再如“纨绔”，原本是指用细致洁白的薄绸（纨）做成的一种不连裆的套裤（绔），类似于今之开裆裤。这种服装，依例只有贵胄子弟才能服用。贵胄子弟穿着这样又轻又薄的开裆裤到处吃喝玩乐，寻花问柳，自然“轻薄”得可以，所以“纨绔”又用来指古时的“高干子弟”和“轻薄少年”。至于长衫，则为儒生之服饰。孔乙己的一件长衫，尽管又脏又破，却绝不肯脱下，就是害怕丢了他读书人的身份之故。
>> 清代以前，古人是留全发的。婴儿生下三个月后，要选择黄道吉日，剪一次头发，只保留两小撮。这两小撮头发，男孩留在左右两侧，有如牛头，叫角；女孩则一前一后，有如马首，叫羁。
>> 剪去的头发长出之后，便不再剪，而是向两边分梳，长齐眉毛，叫作两髦。所以儿童又叫童髦。或者把两髦总束起来，扎在头上，一边一束。这两束头发，男孩的状如兽角，叫作总角；女孩的状如树桠，叫作丫头。所以孩童时代又叫总角之时，年幼或地位低的女孩又叫丫头。
>> 如果说“共食”者义同兄弟，那么“共衣”者则情近夫妻。
>> 说来也是有趣，饮食和服饰虽然都为中国文化所看重，实际情况却似乎不大一样。饮食比较保守，服饰则比较新潮。
>> 中国人喜欢变吗？不好说。一方面，中国人最不喜欢变，最好是“天不变，道亦不变”，大家墨守成规，照葫芦画瓢，便天下太平。因此有“以不变应万变”甚至“万变不离其宗”的说法。另方面，中国人又最善变。而且，有时变化之快，弯子转得之大，连自己都会吓一跳。比如，刚刚还骂过革命党的，一转眼辫子就盘到头顶上去了；前不久还自称大老粗并以“大老粗”为荣的，一转眼，就有了“大专以上学历”和“高级职称”。总之，当真要变，也可以变，而且说变就变，又哪有什么“祖宗成法不可变”！
>> 但是表面文章，却也不可不做。因为跟不跟，是“态度”问题；跟不跟得上，是“水平”问题。水平不高，无可指责；态度不对，便要整肃。
>> 中国人喜欢从众，还因为依照群体意识，每个人的价值都要由群体来确证。这样一来，群体和他人，便成了鉴定衡量自己言行是非对错的标准。群体和他人可以做的，自己也可以这样做；群体和他人都不做的，我们自己就做不得。比如阿Q欺负小尼姑，明明是非礼，阿Q也要强词夺理地说：“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其实和尚何曾摸过？又有谁说和尚摸得？没有。可见是胡说。但阿Q却非得假定和尚摸过摸得不可。因为只有如此假设，他的非礼才是“从众”，也才合理合法，心安理得。
>> 中国人为什么会“一窝蜂”？非他，群体意识而已。依照群体意识，凡属群体的，也一定是正确的，谁愿意犯错误呢？凡属群体的，也一定是保险的，谁又愿意担风险呢？就算错了，犯错误的又不是我一个人，吃亏的又不光是我自己，怕什么！反倒是，如果大家都进步了，都沾了光，占了便宜，就我一个人落伍吃亏，那才叫惨哪！更何况，中国人早就把脑袋，把思考选择的权利和相应的责任都交给了群体交给了他人，只怕是连想都不会想，就跟着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