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叼飞盘”式语言的“辩证法”。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越出封闭性分析结构的话语都是不正确的或宣传性的，尽管实施真理的方式和惩罚的程度大不一样。在这种公众话语领域内，言语的运动方向是同义词和同语反复；事实上，它决不朝着质的差异的方向运动。分析性结构隔开了起支配作用的名词和它的那样一些内容，那些内容将使在政策及公共舆论的陈述中已被接受的名词用法失去合法性，或至少受到破坏。仪式化的概念被赋予了对矛盾的免疫力。
因而，自由的流行方式是奴役，平等的流行方式是强加给人以不平等；但这一事实不能够由对这些概念的封闭定义（按照形成各个话语领域的力量而封闭的定义）来表示。结果便是为人熟知的奥威尔〔74〕式语言（“和平是战争”、“战争是和平”等等），它决不只是令人恐怖的极权主义语言。如果矛盾在句子中不是被澄清，而是被封闭在名词之中，那么含有这种矛盾的语言就无异于奥威尔式语言。把一个为保卫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党称为“社会主义的”，把一个专制政府称为“民主的”，把一种被操纵的选举称为“自由的”，这些例子都具有早在奥威尔之前就已为人熟知的那种语言学和政治学特征。
今天的新颖之处在于，公众和私人舆论一方面普遍接受这些谎言，另一方面又压制其中的异己因素。这种语言的传播和影响是社会对自身各种矛盾取得的胜利的证明；它们在不危害社会制度的前提下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倒是那种赤裸裸的、十分显著的矛盾被转变成演讲和宣传手段。省略句法通过把对立面融合进一个既牢固又熟悉的结构来宣扬对立面的调和。所以我将力图表明，“无放射性尘埃的炸弹”和“无害的放射性尘埃”只是常规语言模式的一些极端产物。一旦对根本违反逻辑的现象加以考虑，矛盾就立刻表现为一种操纵的逻辑原则，即一幅逼真的辩证法的漫画。能够不要逻辑并玩弄破坏手段正是一个社会的逻辑，一个对人和物都进行技术控制的社会的逻辑。
使对立面得到调和的话语领域，拥有为对立面的一致服务的牢固基础——即有好处的破坏性。全面的商业化把先前那些对立的生活领域结合起来，它们的一致在成功地把相互冲突的言语成分连接起来的语言形式中得到了表现。对于一个尚未被充分限制的头脑而言，许多公众演讲和绘画似乎都是十足的超现实主义的。像“工人正在追求导弹的和谐”〔75〕之类的标题，又像“豪华的放射性掩体”〔76〕之类的广告，都可以激起一些自然的联想：“工人”、“导弹”与“和谐”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没有什么逻辑和语言能够正确无误地把豪华和放射性尘埃结合在一起。然而，当我们了解到“载有弹道导弹的核潜艇”“标价1.2亿美元”，同时还了解到花资1000美元的掩蔽模型备有“地毯、涂抹画和电视”时，上面那种逻辑和语言便变得完全合理了。其合法性并不首先在于这种语言有自己的市场（现在看来放射性企业的处境当时并没有这样美妙），而在于它促进了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企业和国家权力、繁荣和毁灭的可能性之间的直接同一。如果一个剧院宣告，斯特林堡的《死魂舞》是“大选前夜的特别节目”，〔77〕那只是碰巧泄露了事实的真相而已。因为它采用了一种比通常为人们所承认的更少意识形态因素的形式来揭示二者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