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乱

他成功地清剿了归德地区的捻军，1856年秋天，经巡抚举荐，他动身去京城觐见皇帝。从前文看到，觐见皇上在为官生涯中是一件荣耀的事，叶坤厚详细记录了与皇帝的谈话。面见天子不仅会身价陡增，还是一个难得的向皇帝展示自己的性格、学识，以及才能的机会。1856年10月23日，叶坤厚被领进大殿。像以前一样，大殿的宏伟，朝臣的精致朝服，以及弥漫各处的香气使他触动。他拜叩在咸丰皇帝面前，等着皇帝发问。皇帝当时只有二十五岁，还不及他年岁的一半，可能是操劳国事的原因，咸丰有些瘦削，却很和善慈悲。他在位的整个时期几乎都充满着内忧外患。他治理国家并不有力，给坤厚的印象总是非常忙碌，但对情况却不很了解。不过，坤厚仍然深情地记得他。
皇帝看过关于叶坤厚背景的简要记录，先是按惯例询问他家乡的情况，以前曾担任过的官职，他来京城时的路线及沿途的收成等情况，并特别提到了坤厚在南阳做知府时成功平捻之事，还有在安徽时有力地组织团练，然后问到为什么没有被保举。坤厚谦虚地回答说：“绅士在营当差，为家乡出力，分所当然，不敢仰邀议叙。”皇帝又问他是否会骑马——满族人以此判断官兵战场上是否英勇——坤厚坦诚说：“勉强能骑，不甚熟悉。”最后，皇帝又问了一些关于坤厚曾经在其麾下效力过的几个指挥官的情况，然后便让他退下了，并告诉他第二天再来。
第二天，皇帝主要谈的是安徽——河南前线的战略问题。他询问了安庆以北桐城的情况，两年前，坤厚率领的部队没能攻克桐城。坤厚回答说如果不先夺回安庆，就不可能攻克并守住桐城，他还说安庆一旦夺回，还应该成为省府。坤厚的回答毫不奇怪——那里是他的生长地，他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如果说这个问题暴露了皇帝对长江流域战事中的战略问题有些含糊不清的话，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更令人不安了。他问道，周家口是何地方？当时河南巡抚把主要兵力都集中在这一地区。坤厚不得不解释说这个城镇是豫南一个主要水路码头，商贾云集，在这里货物被卸下来，往北运往省府。皇帝竟对地理如此无知（难道他没有地图吗？），确实会令大臣有些不安。又问了几个问题之后，皇帝沉默了，良久无言，于是坤厚叩头谢恩而退。
像以前一样，坤厚不是独自来到京城，而是带着他的两个弟弟和长子同行。在坤厚觐见过皇帝之后，他想获得较高任用的希望落空了。皇帝只是命他返回河南，“以知府补用”，由巡抚酌情安排职位。然而，这次北京之行并不只是为了他个人的利益，也有出于整个家族利益的考虑——希望为别的成员谋得一些进身的可能，以充分利用坤厚在河南的勋绩和觐见皇帝这一无上荣耀的机会。坤厚的长子伯英在1855年到了陕西省，为躲避太平军，他与母亲流落于此。在那里，他阅读各种典章和治国方策，从躲避太平军的磨难中恢复了过来，但更渴望能有进身的机会，也渴望在朝廷危难时能尽自己的一份绵力。1856年，他先于父亲两个月抵达京师，也是为了见见旧友，看有无可能谋到什么职位。父亲见过皇帝之后，他成了户部广东司的一名主事。
总的来看，叶家人谋求前程的努力卓见成效：三个兄弟都获得了地方职位（尽管有两个人只是候补官员），叶伯英则为京官。伯英的弟弟又在陕西做地方官，这样的话，叶家两代人中有五位在朝为官。他们的官位都不是因为通过乡试或殿试而获得的，而是来自于平定内乱的勋绩。这种获得官位的渠道使为官者具有了实际的治理经验，但是也显示出旧的体制，即通过相较公允的考核来评估、提升知识能力的科举考试制度，趋于瓦解。叶家所出上一位声望赫奕的官员是四百年前的事了，突然间五个近亲高升，不大可能是对每个人才干客观衡量的结果。家族的勋力成为了获得权势的新途径。
叶坤厚回到河南后，奉委总理捐输局文案银钱事务。当时朝廷急需银两，便通过捐纳来筹措，叶坤厚负责经办此事。1859年，卖官收入竟达三百万两白银之巨，叶坤厚出力劝捐成绩突出，被“奏奖以道员归河南候补班补用，俟补缺后再行送部引见”。此年12月，他又被调派总办营务处，负责督查河南军务开支中的欺诈和浪费行为。他最大的挑战就是惩戒那些在府库中任职时间较长的衙吏，因为他们特别擅长篡改账目。实际上，叶坤厚说随着新税种带来的可观财政收入、捐纳买官的收入和大量的平乱军事开支，在内乱开始后的十年里，有差不多上千万两白银被挪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