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 说张楚
（一） 汉初重张楚
关于张楚词义，《广雅 释诂》曰“张，大也”，张楚就是大楚；另有一说，张是张扬昌大之意，与弛相反，陈胜立楚，是为张昌楚国。
有汉一代，对张楚的定位变化经历了三个阶段：一，西汉初，颇重张楚法统，汉初《皂书》上“秦汉之际纪年表”有张楚而无秦二世年号；二，武帝朝，《史记》有“秦楚之际月表”，仍尊楚，强调“号令三嬗”，但此楚已非张楚，而用义帝，并将陈涉降入“世家”；三，东汉时，《汉书》将陈胜，项籍合为一卷，入列传，《异性诸侯王表》冠以汉元年，不书楚怀王或义帝，只强调“汉五载而成帝业”，体现了正名尊君观念的变迁。
（二） 郢陈之地与反秦
战国末年，楚是秦之外最强之国。秦灭楚，经历了艰苦的过程；而楚灭后，其潜力还在，决定了“亡秦必楚”之说的流行和秦皇的东南之忧。
郢，为楚语，国都之意。楚国先后数个国都均被称为郢。
秦昭襄王二十八年（前278），白起拔楚郢江陵，楚徙都于郢陈（淮阳）。秦王政六年（前241），五国合纵军败退，楚王东走过淮，再迁都寿春，但郢陈仍为秦楚接触之地。郢陈之地，楚人势力强盛，历经秦灭楚时，昌平君项燕之事，至陈胜入陈而称张楚，楚人反秦的重要事件都与郢陈之地，郢陈之人有关。
另外郢陈与韩国新郑接近，故此地牵扯秦楚韩三国。韩国灭后，韩人的反秦行动与楚人来往密切，如张良之族与项伯。
（三） 秦灭楚之战与昌平君反秦
秦王政十七年至十八年，秦将王贲击楚，秦内史腾灭韩，期间韩国发生变乱，秦王派遣具有秦楚双重贵族身份的昌平君居于郢陈，安抚韩楚旧人。
秦王政二十二年，李信，蒙武军二十万攻寿春，昌平君，项燕于郢陈叛秦。秦军回师攻郢陈，颍川，为韩楚军所败。
秦王政二十四年，王翦，蒙武伐楚，昌平君败退，从郢陈依次撤往淮北，淮南，江南。庐山“康王谷”或与此有关。
《史记 秦始皇本纪》中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之句，应断句为“相国 昌平君 昌文君”，指吕不韦，昌平君，昌文君三人，而非指昌平君时任相国。
（四） 张楚反秦
秦一统六国后，反应最甚者，为齐楚两国。齐为文，主要是非暴力反秦，如孔鮒，淳于越；楚为武，秦皇曾多次东游江东，掘地以“厌天子气”。
陈胜于郢陈首义，张楚成为关东武力反秦的重心，齐鲁儒生纷纷来投，齐文楚武合流。六个月内，除韩国外的楚赵燕齐魏五国均自王。韩国之未恢复应与韩国故地与张楚郢陈之地太近有关。
陈胜张楚之立，是诸侯旧地皆王的开端，是“兴灭国”；项梁立楚怀王，是诸侯王室后人皆可兴复的标志，是“继绝世”，自此农民起义转为诸侯竞起，合纵攻秦；诸侯中以楚为大，再演化为刘项之争，而刘项皆楚，故汉初特重张楚法统。
二 论轮台诏
（一） 轮台诏与武帝政治态度的改变
武帝一朝可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建元元年至元光二年，政经升平开明。
第二阶段，元光二年，开始大规模用兵，持续三十二年，至太初三年。期间武帝几乎完成全部功业：武功如四出征伐；意识形态改革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治军事制度改革如收相权，行察举，削王国，改兵制，设刺史等；经济制度改革如统一货币，筦盐铁，立平准均输制等；还有治理黄河夺淮入海。期间绝大多数完成于元狩，元鼎年间，少数完成于元封。
元封之年号，以封禅之事而得名，代表“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于天”。所以武帝本人也认为其在元封年间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而此时的社会压力亦已极深，关东出现流民。
而武帝之政治态度由张到弛的转变，则直到征和四年的轮台诏才发生，田氏认为其原因有二：一，武帝开边之意犹有未尽；二，武帝与卫太子之关系。
（二） 轮台诏之前，武帝的西域进取
武帝征伐大宛之原因，众说纷纭，有改良马政说，求天马以升天说，田氏认为是汉朝向西方渐次军事行动的必然结果。
建元二年至元朔三年，张骞第一次通西域，其时河西尚在匈奴手中，汉朝向西北方向进取并无可能。后汉朝击败匈奴，取得河西直至酒泉之地。元狩四年，张骞第二次通西域。
元封元年，汉朝完成正北方向与匈奴的决战，战略重心转向西北方向。汉朝向西发展，经历元封和太初两个阶段。
元封三年，楼兰之役，之后汉的军事亭障向西扩张至敦煌，玉门，并延伸长城至此。
太初年间，大宛之役，之后汉的亭障进一步向西扩张，到达盐泽（罗布泊），最终止于渠犁，轮台。
征和三年，汉军三路出击不利，李广利投降，马通军，商丘成军失败东返。
征和四年，桑弘羊等人上奏，请求于渠犁，轮台屯田，并把盐水亭障继续向西延伸，直指乌孙。此为在前两阶段之上的第三阶段，但被轮台诏叫停。
亭障，有要塞和驿站的双重作用。亭障相连，能构成防御线，交通线，供应线。但大量修筑亭障亦花费甚巨。汉朝向西推进势力时，每占领一地，则在该地的后方修建亭障，以巩固对此地的控制，同时继续向西推进。
（三） 武帝与卫太子之矛盾，及巫蛊之狱
卫太子刘据，生于元朔元年，于元狩元年立为太子，其性仁恕温谨，与其时武帝之政治态度不符，故渐不为武帝所喜。之后十余年间，朝廷官员分为两派，一类是追随武帝的开边，兴利，改制，用法之臣，占多数，一类是拥护太子的守文之臣，占少数。
征和元年，丞相公孙贺父子被告巫咒武帝，死于狱中。卫皇后二女，诸邑公主，阳石公主亦死于此案。
征和二年，巫蛊之狱，武帝与太子公开冲突。卫皇后，卫太子死，外戚卫氏被消灭。其目的是更换继嗣。
征和三年，卫太子死后，李夫人之兄李广利与其亲家刘屈氂密谋拥立李夫人之子，昌邑王刘髆。后刘屈氂被杀，李广利投匈奴，外戚李氏也被消灭。
（四） 武帝政治态度向守文的改变
元封四年，关东已出现两百万流民。天汉二年，农民暴动，被武帝强行压制。
征和三年，汉军三路出击不利，李广利投匈奴，马通军，商丘成军失败东返。桑弘羊，商丘成等人上奏，请求继续西进屯田。
征和四年，武帝颁布轮台诏。开始政策由张到弛的改变。轮台诏之内容，主要为否定屯田，继续置亭障之请；并为卫太子昭雪，屠杀巫蛊之狱中因诛太子有功之人，如马通，商丘成，景建，张富昌，李寿。
后元元年，昌邑王刘髆死。
昭帝时代，霍光辅政，朝臣继续分为以霍光为首的守文阵营，及桑弘羊为首的兴利阵营。后其矛盾在盐铁会议中爆发，桑弘羊以谋反之罪被处理。武帝时代酷吏张汤，杜周之子，张安世，杜延年却在昭帝时代成为守文之臣的代表。
昭帝死后，昌邑王刘髆之子刘贺被立为帝，未几被废；卫太子之孙得以继统，为汉宣帝。以上之事，皆为汉武-卫太子矛盾的余波。
（五） 关于此事的史学史研究
《史记》不及武帝后期；《汉书》于《武帝本纪》中不表巫蛊之狱，轮台之诏等，忽视汉武帝政治态度的转变；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则针砭武帝之短而不及其功业；《通鉴 汉纪》较为全面，集中编排了卫太子始末，武帝与卫太子之关系，卫太子之昭雪及轮台诏，突出政策之改变。此或与北宋之政治风气，及司马光为首的《通鉴》作者群体之政治态度有关。
（六） 武帝朝年号表
建元    前140－前135
元光    前134－前129
元朔    前128－前123
元狩    前122－前117
元鼎    前116－前111
元封    前110－前105
太初    前104－前101
天汉    前100－前97
太始    前96－前93
征和    前92－前89
后元    前88－前87
三 秦汉魏晋南北朝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
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是缓慢的，长期的，而且不断收到国家的干预。战国时期，在古老的土地租佃关系中出现的人身依附关系，是松弛的，不典型的。依附者的直接目的是逃避国家赋役。秦汉魏晋，人身依附关系发展的趋势，是依附性逐渐加强，南北朝时期继续加强。抑制依附关系无限增强的因素有两点，一是过于紧密的依附关系，不利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反而减少豪族地主的收益，二是依附关系本身是豪族与国家争夺户口，故而历代遭到专制国家层面的抑制。
秦汉国家为了抑制这一自发生长的人身依附关系，使用了多种政治手段。依附关系往往是在战乱中和国家力量衰弱的时候，才得以大规模地快速扩展。魏晋之后，衰弱的国家政权几乎失去对自耕农的控制力，不得不利用这种现成的关系来为自己谋利，因而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国家依附农，这又反过来影响民间人身依附关系的进一步扩展。
人身依附关系在国家法令中在某种程度上获得承认，始于魏晋，但是这种承认同时包含着限制的目的。法律上普遍予以承认，只有在《唐律》中才能找到，这距离依附关系开始出现的战国时期，已有千年。
（一） 战国至汉初
早期人身依附关系似与军伍直接有关。早期依附者是从无爵或低爵的自耕农转化而来。
豪民是生产领域中的地主，是凭借政权出现的，乡官大抵都是豪民。
早期的户籍制度是为了“告奸”，后来演化为官府控制人丁的最基本的凭借，是抑制依附关系发展的重要手段。
古老的封君制度是以封土为前提，有分土，无分民，有地者曰君。秦汉以来，“有土斯有民”的观念逐渐与“有民斯有土”的现象同时存在，后者有时比前者更为显著，主要原因就在于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
（二） 西汉
西汉时期依附关系的主要形式，是“豪杰役使”。他们以土地假民耕种，使之成为自己的依附民。他们以武力强制农民，因而有“劫假”之称。他们一般都是宗族强大，武断乡曲。为了抑制豪强地主，政府采取了许多手段，主要是用酷吏，设刺史，徙豪强大族。
西汉的徙陵制度，起到了“强干弱枝”的作用。但至西汉末年，元帝，成帝之时，政府的权威已不足以强徙大族。
西汉的流民问题，实际是因为在编户自耕农大量破产之时，豪族尚未发展到有能力将其大量接收兼并。
（三） 东汉
两汉之际，以依附农民为主体的大族私兵兴起。刘秀复国，与河北，京兆，南阳的大族私兵有很大关系。
东汉建武年间的度田事件，是国家干预依附关系的一件大事，是专制国家与大族之间的碰撞。度田除了丈量土地，还要检核人丁，引起了地方豪族的不满。建武十六年度田之后，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杀害长吏。中央政府经过了一场激烈的斗争，才与地方豪族求得妥协。
妥协的结果，国家与豪强之间重新出现了平衡。案比户口的制度形式上得到沿袭，实际上难以实行。豪族仍然保持着自己的依附民（佃客）和私兵（部曲）。不过部曲开始以隐藏的形式存在，实际上是半兵半农。
（四） 三国
三国时期，依附关系越发成熟，并且向南方扩展，人身依附关系。此时期因战乱出现了大族地主的升降，如新野的樊氏之衰，庾氏之兴。
相对的，赋税制度亦发生了变化。曹操租调制，实际上是向现实妥协，接受和承认依附关系。曹操的屯田，与汉代的屯田亦有不同，屯田之人实际上是国家的佃农。
同时三国亦分别出现了赐客制度，承认了私兵的存在。
（五） 两晋南北朝
两晋南北朝时期，依附户的数量大增。西晋在法律上承认私家依附农民，虽然限制于官吏而非一般地主，只允许佃农而非部曲，但风气已开，无法禁止。
东晋品官占客之制继承西晋而有所增益。元帝曾征发私家僮客，引发王敦之乱。之后的南朝，豪族的佃农，部曲的数量没有了限制；佃农，部曲的区别也不复存在。
同时期的北方，十六国时，“百室合户，千丁共籍”的大规模依附相当常见。北魏统一北方后，实行三长制，均田制，是中古时期政府最后一次有效地大规模干预封建依附关系。之后随着均田制的废弃，两方都进行了妥协，百室合户，千丁共籍的大族逐渐衰落，但政权也开始普遍承认依附关系发展的现状，直至写入《唐律》。
（六） 封建国家对人身依附关系的保障和抑制
战国末年，秦汉之际，分封制开始消失，出现了大一统的集权政权。
封建政权得以维持的条件，是维持赋税兵徭的来源，因此需要保障和控制人口，地主阶级的发展，是要从国家编户齐民中分割人口，这是中央政府与豪族之间的矛盾。官府同私家争夺人丁的控制权，是国家抑制依附关系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的主要内容。
但矛盾之中，又有着自我平衡的因素。封建国家抑制兼并，而适度限制兼会使综合国力更强，从而有利于地主；过度兼并则会引发动荡，不利于地主豪族。
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与依附关系发展迟缓有关，而这又与专制国家的干预有关。
 
四 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
汉末各地武装分起，以臧霸为代表的青徐豪霸，是其中重要的一支，其势力维持了二十多年。曹操亡，驻扎洛阳的青州兵和臧霸别军的徐州兵发生骚动；曹丕代汉后，通过两次表面攻吴的广陵之役的掩护，才消灭了这支势力。
（一） 建安年间青徐豪霸的活动
初平，兴平年间至建安初年，青徐出现了两种地方势力，一为黄巾，一为镇压黄巾的青徐豪霸。关于黄巾的下落，初平三年，曹操收青州黄巾三十万为青州兵；同期青徐豪霸的臧霸，昌豨等人收徐州黄巾为徐州兵。
建安年间，曹操以臧霸总揽青徐诸豪霸，总体较为平稳，官渡之战期间也支持曹操。反覆无常者，唯有昌豨（昌霸）。
青徐豪霸在曹营中自成系统，为守升迁，行军作战，均不离青徐及其以南直至江淮的地区。臧霸曾为徐州刺史，孙观为青州刺史，霸子艾，观子毓，也均至青州刺史。
（二） 曹操亡后的洛阳骚动
曹操亡后，臧霸别军在洛阳鸣鼓骚动，擅自离去，有昭告天下之意。其时曹丕采纳贾逵，徐宣之议，暂时抚而不讨。
（三） 臧霸夺兵事件
黄初元年，曹丕以曹休为征东将军领扬州刺史，一方面处理对吴军务，一方面截断青徐与江东的联系，数月后，以曹休都督青徐，位在臧霸等青徐豪霸之上。
黄初三年，曹丕三路攻吴，其中东路军以曹休假黄钺，辅以张辽，臧霸，自淮阴沿中渎水南下，直攻京口。是役后，夺臧霸兵权，将其进爵至洛阳。
与此事件类似的还有朱灵夺兵事件。朱灵以袁绍部将降曹，在初平，兴平之际，二十余年间征袁术，马超，氐帅。建安二十四年，襄樊之战期间，曹操遣于禁夺朱灵营。
于禁是曹操清除异己的惯用之人：建安二年曾立营垒欲讨青州兵；十一年斩杀叛而复降的徐州豪霸昌豨；二十四年夺朱灵之兵；后因投降关羽之事，郁郁而终。
（四） 利城兵变与广陵之役
黄初五年，六年，曹丕连续两年经中渎水南下征广陵，均未与吴军交锋。其时吴都已迁至武昌，且京口险于采石，故此二次用兵，意在沿途之青徐势力。
黄初五年，青徐因臧霸兵权被夺之事出现骚动，故曹丕于南征途中赦免参与动乱之人，以安青徐，并改易青徐众将，如吴敦，尹礼，孙康及其部，实现“易诸城守，用谯沛人”之方略。但矛盾进一步计划，酿成利城兵变，后被曹丕以二次南征之机平定，最终解决了青徐豪霸问题。此后终三国之世，曹魏再未进军广陵，且吴军北伐时，青徐安堵如常。
镇压利城兵变的重要人物包括徐州刺史吕虔之别驾王祥，此事亦成为琅琊王氏崛起之端。
（五） 广陵之役与中渎水道问题
曹魏从中原发兵攻东南，一般由颍水或涡水南下入淮，至寿春，再沿淝水入巢湖，以求入江；另一条线路则是入淮后，向东至淮阴，然后沿中渎水南下至广陵入江。
中渎水，即为邗沟，自战国吴伐齐时开通，此后时断时续。三国时，先由陈登治理，使其改道从经射阳湖而改经白马湖，缩短航程。后曹丕伐吴，吕据，唐咨伐魏，东晋祖逖，桓温，刘裕北伐，均利用此水道。隋开皇七年，重开此道，名为山阳渎；开皇九年，贺若弼即由此而出，强渡京口。
（六） 汉末及魏初年表
汉献帝 刘协
初平    190－193
兴平    194－195
建安    196－220
延康    220
魏文帝 曹丕
黄初    220–226
魏明帝 曹叡
太和    227－232
青龙    233－236
景初    237－239
五 关于曹操的几个问题
统一北方是曹操一生事业中的一根经线。曹操是在分裂倾向严重的情况下统一北方的，因而曹操的历史作用也就更为重大。而统一北方，也即是最大限度地完成了曹氏的历史使命，在他的年代，要做到全国统一的困难，难以克服，一是北方的统一程度使得曹操能够调动的资源有限，二是南方其时也并未统一，存在众多豪强大族和荆越蛮族。
曹操胜人一筹之处。知人善任，官渡之后听取荀彧之意见，先彻底平定河北及其背后的乌桓，再图南。
曹操的叛逆思想。他是名教的叛徒，又摆脱不了名教的束缚。他以才取士，采用寒人，但又注重德行，没有完全与世家大族对立；他本人至死都为汉臣，但又使其子非代汉自立不可。
六 曹袁之争与世家大族
曹袁胜败，关键之一在于其对当时极具影响的世家大族这一社会阶层有清醒的认识，采取了适度而又有效的弹性政策。
（一） 汉末的世家大族
东汉时期，大地主形成了世家大族：他们宗族强大，土地和依附农民众多；他们世代高官，垄断舆论使自己子弟世代沿察举，征辟道路出仕；他们以某种儒经作为家学，广受门生，以扩大加强自己的社会影响；他们还拥有私人武装，以保护自己，实施镇压。东汉后期，外戚，宦官，和以世家为主体的官僚，三者之间斗争与勾结的关系，维持了几十年。
袁绍出身顶级世家汝南袁氏，素有清明，属于上层世族；曹操出身阉宦之家，属于下层世族。曹操利用了世家大族中的矛盾，又通过挟持汉献帝，把一部分上层世族，吸引到自己的阵营，如荀彧，杨彪，孔融。
（二） 兖州之战和官渡之战期间的政治交锋
兖州之战和官渡之战，是曹操生涯前期的两大战役。其间除了军事方面，亦有政治方面的交锋。
兖州之战。兴平元年，曹操用兵徐州，吕布趁机夺取曹操老巢兖州，曹操回师，败于濮阳。这背后的原因是陈宫，张邈之叛；而此二人之叛，直接原因是曹操杀了与之同为兖州名士的边让。
官渡之战。建安五年，袁绍动员一切社会资源，围剿曹操：刘备徐州倒戈，昌豨附和，许蔡以南亦叛，关中势力中立观望，江东孙策虎视眈眈，许都董承密谋政变。汝南民众亦响应袁绍，投奔河北。
曹操判断情况，迅速镇压了许都董承的政变；又亲征刘备，打垮了袁绍的同盟军，争取了南阳张绣；又能充分利用己方具有社会影响的人物，把他们排到各地，如用青徐豪强臧霸稳定徐州，用钟繇，卫觊镇抚关中，把一批名士派到大本营谯郡为令，以抗拒袁绍的渗透。
（三） 曹操阵营的分化和转变
曹袁之争，是世族阶级内部的两个阶级，两种势力之争。这两股势力，可以互相渗透，互相转化。曹操的阵营，分为几个层次，其一是地主阶级的较低阶层，如满宠，杨沛，司马芝，王修，他们是曹操的事功之臣；其二是世家大族阶层，如杨彪，孔融，许攸，祢衡，这些人多数被曹操渐次处理，以剥夺其影响；这两种之间的，包括崔琰，荀彧，陈群，何夔。曹操晚年的政治倾向，逐渐向世家大族转化。
七 《隆中对》再认识
《隆中对》的提出，在赤壁之战前夕的建安十二年（207），他给刘备提供了一个基本正确的政治选择。其事实基础如下：一，曹操已牢固地占据北方，北方不可图，但亦不可与之妥协；二，南方抗曹成败在于长江上中下游的三股势力，扬之孙权，荆之刘表，益之刘璋，之间的合作与整合。
《隆中对》的近期目标：一，取刘表；二，取刘璋；三，承认孙吴并与之结盟。长期目标包括：入蜀；治蜀；自秦川，宛洛两方向北伐。
（一） 《隆中对》之实施
田氏认为，刘备生前并未以《隆中对》为行动方针，也并未把诸葛放在运筹帷幄的贴身位置，其行动之与《隆中对》相合之处，乃是时势使然，亦显《隆中对》之高明。刘备死时，为避免蜀中地方势力坐大，故以诸葛为托孤之首，才使得诸葛在刘备死后拥有超然的地位，和实施《隆中对》的条件。
（二） 孙吴之方略
东吴方面，鲁肃亦曾有图谋天下之方略，其提出在建安五年，早于《隆中对》，其内容，与《隆中对》暗合，皆是要先取得长江上中下游之益，荆，扬，再以南图北。所不同者，《隆中对》以上游益州为根，鲁肃以下游扬州为据，此各为其主，时势使然也。故而赤壁前夕，孙刘两方战略极为契合，其结盟乃是必然。
（三） 巴蜀偏霸之业
《隆中对》之方略，包括以蜀为根据，图谋天下，在当时并不可行：一，蜀地当时的地理，财力，人力，军力，均只能偏安，不足以支撑进取。但入蜀，毕竟是赤壁之后刘备的唯一选择。
（四） 跨有荆益之失
《隆中对》中“跨有荆益”之方略，与两汉之间公孙述占据蜀中之形势有关。所不同者，公孙述之时，东汉于荆州西境并无重兵，故成家势力向东出蜀颇为自由。田氏认为赤壁战后，孙吴事实上占有荆州富庶之区，蜀汉仅占有江南当时未开发之地，“跨有荆益”已失去可能性，但这种失败，要到关羽之失才表现出来。
八 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
（一） 新旧，客主之分
刘备入蜀之前的刘璋部属，是刘焉，刘璋父子战胜益州在官地主的二十多年中形成的一个松散集团。中平五年（188）刘焉入蜀为益州牧，其部属分为三种人：一是陆续入蜀的以南阳，三辅人为主的“东州人”及其他外来人；二是原仕洛阳，后随刘焉回籍的益州官僚，如董扶，赵韪；三是出仕于益州的本地豪强，如贾龙。刘焉父子执政期间，外来人与本地人虽有冲突（如刘焉处死州中豪强引起任岐，贾龙反叛之事），但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集团。
建安十七年（212）刘备举兵葭萌以袭刘璋，经过一年多的战事，掌握蜀境，收编了刘璋部属。刘备集团和刘璋旧部，形成了新的“新旧”，“客主”之分。刘备初领益州牧时，对新旧人物做了安排，董和，李严等人作为旧人的代表，得到了重任。刘备死后，托孤二臣诸葛亮，李严作为新旧阵营的代表，维持了数年的和谐关系，但几年以后爆发了公开冲突。
（二） 李严
李严，南阳人，历事刘表，刘璋，刘备，在刘璋阵营中属于“东州人”，但在刘备入蜀之后，有军功，献祥瑞，亦曾劝进，因而成为了“旧人”的代表人物。刘备死时，受遗诏副诸葛亮辅政，留镇永安。建兴五年，诸葛出军汉中，李严当知后事，移镇江州，总揽蜀国东部的军政。
新旧阵营矛盾的表面化，有几次事件，发起冲突者包括新人阵营的廖立，旧人阵营的来敏。
建兴八年，诸葛命李严将两万人赴汉中，以严子李丰为江州都督。李严抗命，并加固江州城。建兴九年，李严为祁山蜀军催督运事，诸葛亮借故废李严，夺李丰之兵。之后新旧阵营之争基本被解决，旧人公开反抗只有李邈一事。
（三） 诸葛用人的核心问题
巩固新人地位，协调新旧关系，是诸葛用人的核心问题。三国之中，曹操对抗一部分世族，同时拉拢一部分世族；孙权力图把父兄所赖以起家的淮泗集团，与江东大族的利益协调一致；蜀汉的问题则是处理新旧两个阵营的关系。
蜀汉的问题与曹魏相比，相似之中又有很大的地方特点。同样是清议之风，曹魏内部有强大的世族，其影响力足以掀起轩然大波，如孔融之事；而蜀中人物如来敏，许靖，则无法与北方世族相比。
（四） 蜀汉年表
汉昭烈帝 刘备
章武    221-223
蜀汉后主 刘禅
建兴    223-237
延熙    237-257
景耀    257-263
炎兴    263
九 诸葛亮《与兄瑾论白帝兵书》辨误
诸葛亮所传世之《论白帝兵书》曰“兄嫌白帝兵非精练。到所督，则先帝帐下白眊，西方上兵也。嫌其少也，当复部分江州兵以广益之。”
此书涉及蜀汉内部军事机密，应非写与诸葛瑾，而是写与驻扎江州的李严。诸葛与李严，同受托孤，而严长于诸葛，故以兄称之，并无不妥。信中提及之“到”，应为其时驻扎永安的陈到；“白眊，西方上兵”应指原来自蜀国西部的青羌兵。
十 蜀史四题
蜀史上与新旧对立相关的四则事件。
（一） 关于举刘备为汉中王《上汉帝表》
建安二十四年，群下推刘备为汉中王，上表汉帝，以马超冠首，许靖，庞羲，射援等人，皆名列于诸葛之前。此表为广汉李朝所作，此人为刘备别驾从事，当谙熟蜀中政治情况和人物背景，其所起草之人名次第，当经过周详考虑。
一因刘备进汉中王之事，对上述诸人是与主从名分有关的大事，刘备进王之前，与蜀中人士名分上仍是“位同权均”，而诸葛等刘备本身的集团，与刘备的主从关系则早已定下；二是因为上述诸人，在当时均有其特点：马超父子与刘璋父子有旧，刘备夺蜀时又出过力，更有汉爵，当然居首；许靖为汝南名士，在北方中州亦有名声，是士人的代表；庞羲望出河南，为刘璋姻亲，代表刘璋旧部；射援来自三辅，本人仕备，其兄仕璋，是南阳及三辅入蜀之数万家“东州人”之代表。
（二） 刘封与孟达
蜀之东三郡，西城，上庸，房陵，位于汉水中游，汉中与荆襄之间，是魏蜀吴三国的交汇地带。
建安十六年，刘璋遣法正，孟达迎刘备入蜀，刘备留孟达于江陵；建安十九年，刘备夺蜀，以孟达为宜都太守；刘备进汉中王，命孟达自秭归北攻房陵，由自汉中遣刘封顺汉水而下至上庸，以统孟达之军，再有降蜀的本地土豪申氏，三方势力相持不下，是刘，孟不助关羽的客观原因。建安二十五年，孟达投魏，申耽被迁于南阳，申仪则留守西城。
刘封与孟达之争，涉及了蜀国的新旧矛盾。诸葛建议刘备杀刘封，一是解决刘封作为刘备养子的尴尬地位问题，二是谢旧人以平衡新旧势力。
建兴三年开始，诸葛亮致信孟达，表明欢迎其复归蜀国之意，亦请旧人代表李严致信孟达，述其时蜀中旧人所受之信任，以安孟达之心。建兴六年，诸葛泄此事于申仪，行反间之计，借司马懿之手除去孟达。
诸葛假意招降孟达，实则借司马之手除之，原因有三：一是孟达反复无常，不值得信任；二是孟达回归，会引起新旧问题的再次泛起；三是此时诸葛正调遣李严北赴汉中以除之，孟达于此时来降有碍。
诸葛处理李严，与处理孟达之事大约同步而略后。孟达败死之后，李严举止日渐失态，应与孟达之事及新旧矛盾的明朗化有关。
（三） 黄权降魏索隐
刘备夺蜀之后，对刘璋旧人的任命，其位次分别为董和，黄权，李严等。可见此时黄权地位甚高，在李严之上。黄权其人以守正得名，故刘备对其举而不用，伐吴时不顾黄权自请先锋，以其为镇北将军，督江北孤军以防东三郡之魏军（孟达，申仪）。
其时魏蜀之间，除经汉中之外，有两条捷径，其一从秭归向北至上庸，其二从巫县向北，亦至上庸。
黄权投魏，在夷陵之战两个月后，应由孟达引介，可能与其时刘备阵营中新旧矛盾有关。其时秭归在吴军控制，故黄权应走的是第二条小径。黄权投魏后，部曲被夺，孤身归诣于洛阳，以恪遵臣道而终。
（四） 刘备托孤之语
刘备托孤时，谓诸葛有“如其不才，均可自取”之语，其时李严亦在场。应是以此赋予其超然之地位，以压制旧人。
十一 东三郡与蜀魏历史
（一） 东三郡的历史地理
东三郡，西城（今安康），上庸（今竹山），房陵（今房县），跨今天陕东南，鄂西北，因在汉中之东，故蜀汉谓之曰东三郡。东三郡北侧沿汉水中游，四周群山环绕，对外比较封闭，内部之间来往则较为频繁。
东三郡，尤其是房陵，原为安顿罪人及迁人之处，秦时嫪毐，吕不韦之属，赵王之俘，均迁于房陵。汉末属于益州刺史部之汉中郡之边缘地带，后升级为郡。东三郡位于秦楚交界之处，同时受两大文化影响，有“秦头楚尾”之称。
（二） 隆中对“跨有荆益”解
《隆中对》中“跨有荆益”之议，诸葛所设想的荆益之间联系，应不仅有三峡道一途，而亦应包括以东三郡来连接荆益这另外一条途径。诸葛提出《隆中对》时所居之处为隆中，在襄阳城西，恰与东三郡相邻，故诸葛对东三郡之地理应极为熟悉。
古语云“襄阳无西”，指襄阳城东南北三面均有广阔腹地，唯其西紧邻武当山余脉（东三郡）。故东三郡在诸葛计划之中，应为其以蜀地为根据北伐时的中路，可以直指襄阳，同时策应西路的汉中军和东路的江陵军。
刘备夺蜀入汉中，从南北二路交通东三郡，以孟达自秭归北攻房陵，以刘封自汉中顺汉水东去至上庸。后关羽毁败，孟达投魏，东三郡入魏国，曹魏以之为“新城郡”。魏国暂时无力建立新秩序，故只能羁糜孟达及本地豪族申氏。同期黄权经此地投魏。
孟达因反复于魏蜀之间被灭，申氏势力也同时被消灭，魏国由此巩固了三郡，诸葛亦打消了以此为伐魏突破口之念。
（三） 蜀魏交通线
建安末及黄初年间，魏蜀之间经过东三郡，维持着一条交通线，以传递公私信息。最初是从秭归至房陵，后秭归入吴国之手，又新辟永安至上庸之线路。
十二 孙吴政权的江东化
孙吴霸业之起，在魏蜀之前，而其称王称帝，在魏蜀之后。其建国道路，曲折漫长，在于需要调整和江东大族的关系。
孙策以袁术部将之身份南渡，逐汉官刘繇而据江东，既是僭越，又是入侵，决定了江东大族对孙氏疑惑敌视之态度。孙氏对江东大族按不同对象分别对待，或诛戮，或羁糜，或依靠，这三种态度又分别构成了孙吴在江东发展的四个阶段，其内核是孙吴的江东地域化。
第一阶段，是孙策渡江之初。孙氏以野蛮的姿态进入江东，不能马上得到大族的支持。孙氏先后需要经过屠戮立威，如盛氏，周氏。
第二阶段，主要是建安年间。其时孙权在壮大其淮泗集团的同时，以江东人物为爪牙，而非肱骨，如虞氏，魏氏，且出仕之江东人物以孤寒为主。这一时期是孙氏的创业阶段，采取“忘过记功”之态度，比较注重人物之功用。
第三阶段，建安末年至黄武年间。此时南渡之人减少，淮泗人物逐渐不济。又因赤壁战后，江东形成稳定割据，孙氏进入守成阶段，需要“尚德行”。这一时期，江东大族（顾，陆）人物开始出任文武要职，如陆逊，顾雍。
此时发生的暨艳案，表明了孙权维护江东大族出仕特权的态度，是孙吴江东化第三阶段的产物，第四阶段的前奏。
第四阶段，是黄武之后，孙吴的全面江东化。这一时期，随着九品官人法移植江东，淮泗人士依靠的征拜途径逐渐被废，只有本土之人能沿乡论及官人之路出仕。一两代之后，随着淮泗子弟的改籍和土著化，孙吴政权彻底完成江东地方化，稳固了政权。但也随之在法统争夺战中处于劣势。
（一） 孙策渡江
富春孙氏发迹孤危，并非大族，孙坚之祖孙钟曾以种瓜为业。孙权称帝后，亦不立七庙，不祭其祖。孙氏孤寒，本就不见容于江东大族。
初平，兴平年间，江东处于半隔绝状态，只奉正朔，不参与中原局势。其时袁术占据淮泗，用吴郡富春孙坚经略中原。孙坚死后，袁术用坚妻弟吴景，兄子孙贲攻周昕，控制丹阳，企图染指江东。
其时东汉以远宗刘焉，刘表，刘繇，为长江上中下游益，荆，扬三州州牧。孙策以孙坚余部攻庐江太守陆康，与江东大族及刘繇结仇。刘繇逐吴景，孙贲至江北历阳。此时孙策奉袁术之名渡江，击破刘繇，意味其正式挑战江东的东汉统治和江东大族。
孙策此时的部属，已非二十年前孙坚在江东招募之兵，而是后补充的淮泗之人，领兵之将除孙氏亲属外，亦多为江北人。过江后，孙策有意招募江东人，但并未得到响应。
（二） 孙策诛戮英豪（吴兴盛，周）
江东部分大族，以武力或非武力的方式反对孙氏入主江东。他们与出没于乡土之地的山越互通声息，影响很大，是孙策在江东主要的政治对手。孙策对其杀戮立威，无所宽贷。
孙策屠戮的江东英豪门户，主要包括吴郡太守许贡，以及本地的大族盛氏（前吴郡太守盛宪），周氏（丹阳太守周昕，及其弟周昂，周㬂），王晟等等。建安五年，孙策为许贡门客所刺杀。
（三） 宾客去留与淮泗集团
其时孙氏淮泗军事集团的首选后备力量，是寄寓于江东的宾旅之士。然而他们当时并不确定孙氏在江东的动向和前景，故并不急于进入孙氏幕府。而此时北方逐渐稳定，曹操的招贤之举，对淮泗士人是否南渡，和江东宾旅之士是否北归的动向有很大影响。
后在彭城张昭和庐江周瑜的努力下，孙氏逐渐笼络了一批最初与孙策保持距离的北士，如鲁肃，诸葛瑾， 严畯，步骘。
（四） 孙吴对江东大族的羁糜时期（会稽虞，魏）
孙氏屠戮吴会英豪的风波逐渐过去，孙权在吸收宾旅之士以壮大淮泗集团的同时，也在努力消除江东大族的顾虑。这一阶段，孙权对江东大族的态度是既使用，又防制；大族对孙氏的态度是既不拒绝出仕，又保持距离。
建安二十一年，陈琳为曹操作《檄吴将校部曲文》曾争取虞，魏反吴。而此时期虞，魏两族之代表人物，虽为孙氏所用，但并非肱骨；最终被谴，但并未致命，如虞翻，魏腾。
（五） 孙吴对江东大族依赖程度加深（吴郡顾，陆）
建安末年至黄武年间，南渡之人减少，淮泗集团人物逐渐凋零枯竭。又因赤壁战后，江东形成稳定割据，孙氏进入守成阶段，需要“尚德行”。这一时期，吴郡顾，陆两族处境则较为顺利。除与孙氏有仇的陆绩，顾，陆人士在孙吴政权内开始出任文武要职，最终顾雍，陆逊成为东吴文武重臣之首。
武的方面，从兼具淮泗江东双重身份的吕蒙，转为类似的朱然，再转为江东大族出身的陆逊；文的方面，孙权不用淮泗老臣张昭为相，而用背景较浅的刘繇旧人孙邵，再转为江东大族出身的顾雍。
（六） 暨艳案
黄武三年，选曹尚书暨艳欲整顿三署官员，区别良莠，终与其同僚选曹郎徐彪一起坐罪自杀，连及推荐暨艳的吴郡名士张温废黜终生。三署，是孙吴的官员后备养成机构。三署中的后备官员，主要是公族孙氏，淮泗人士，及吴四姓子弟，确有良莠不齐之弊。
暨艳获罪的原因，一在于暨之作风有违孙权在建安年间对臣下“忘过记功”的宽容态度。君主对臣下采取宽容态度，于其政权未稳定之时颇为常见，建安五年官渡之战前，曹操亦持有类似态度，之后随着其政权稳定而逐渐趋严。
二在于黄武年间，江东大族政治地位的提升。此时随着淮泗集团人物凋零枯竭，三署中主要是公族和吴四姓子弟（主要是顾，陆）。暨艳整顿三署，触及了大族的出仕权。而此时孙吴政权对江东大族已颇为依赖，故孙权降罪于暨艳。暨艳整顿时，有所非议的陆逊，陆瑁，朱据，都是吴四姓人士；暨之同事徐彪，广陵人；案发后唯一同情暨的陈表，庐江人。
（七） 张温与暨艳
张温，暨艳都是吴人，其欲整顿三署，实际上与江东大族为敌，原因与此二人的特质及出身有关。
张温，时人称其有名士之风，爱激浊扬清，臧比人物。与魏之孔融，蜀之来敏相似。
暨艳，其门户较低，家族曾与山越一起与孙氏为敌，后虽被宽恕，但于案发后被追罪，全族遭难。
（八） 孙吴建国所耗时间长于魏蜀
东汉末年，世家大族虽拥有强大实力，但由于儒学等意识形态原因，其仍然倾向于尊重正朔，不敢轻易觊觎帝座，这也是建安之政能延续二十余年的原因。
中原的世家大族势力最大，儒学教化最深，曹操只能挟天子，而不敢称帝，留待曹丕完成。巴蜀发展程度较低，刘备又拥有名分，其称帝之路又有意效法刘邦，故较为顺利。
江东大族，其盛虽不如中原之族，但亦有相当的发育程度，孙氏以野蛮的姿态进入江东，不能马上得到大族的支持。孙氏先后需要经过屠戮立威，壮大自身淮泗集团同时逐渐与江东大族和解合作，等步骤完成政权的江东本地化，才能使得政权稳定，足以登基称帝。
（九） 孙吴与东晋，江东地方化程度之差别
孙吴与东晋，建国的原理类似，都是北来之族与本地大族的结合。所不同点，孙吴的江东本地化程度远高于东晋，其表现，一是孙氏最初需要杀戮立威，而司马氏不需要；二是孙吴之政，最后由江东大族掌握，而东晋权柄百年之间始终握于北来士族之手，江东大族被隔离在外。
其原因，一在于孙氏来时没有名分，而晋琅琊王的身份足够尊贵；二在于其时北方形势不同，孙吴时，北方为正朔，寓南北士的素质和数量都有限，而东晋时，正朔由司马氏带到江东，北方战乱，南渡名士的层次和数量都远高于孙吴之时。
（十） 孙吴年表
吴大帝 孙权（后吴氏）
黄武    222—229
黄龙    229—231
嘉禾    232—238
赤乌    238—251
太元    251
神凤    252
吴少帝 孙亮 （孙权幼子，后全氏）
建兴    252-253
五凤    254-256
太平    256-258
吴景帝 孙休 （孙权第六子，后朱氏）
永安    258-264
吴末帝 孙皓 （孙权第三子废太子孙和之子，后滕芳兰）
元兴    264—265
甘露    265—266
宝鼎    266—269
建衡    269—271
凤凰    272—274
天册    275—276
天玺    276
天纪    277—280
十三 北府兵始末
（一）  两晋之际的北府
北府兵并非谢氏于太元年间组建的新军，而是由若干流民帅分领的，久在江淮之间活动的老军，其渊源可以追溯到两晋之际，永嘉，建兴之时。这些流民军名义上附晋，一般用晋的名号，但却是自立图存，对江左政权的关系时松时紧，若即若离，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各支流民军大致按其所从来的籍贯区分，互相之间的联系也比较松散，彼此之间并无严格的统属关系。
西晋时以洛阳为中，永嘉初时，仍循西晋旧例，故司马绍出镇广陵时，为东中郎将。后王舒代司马氏出镇广陵，此时东晋于建康偏安之局已成，而广陵位于建康之北，故号北中郎将。北府之号自此起。当时北府的作用，一是接应南下的士族，二是遏制流民帅拥众过江，这些流民帅的社会阶层一般属于次等士族，如祖逖，苏峻，蔡豹。
（二）  郗鉴的北府兵
以江淮流民充北府之兵，始于成帝咸和年间的郗鉴。郗鉴本人属于比较高等的士族，但同时又是南来的流民帅，所以能为东晋的门阀士族所接受。王敦之乱时，郗鉴引流民帅苏峻等人立功平乱。后其先驻广陵，后迁京口，并引部分江淮流民渡江，安置于当时空旷无人的晋陵一带。郗鉴是最早的以京口为基地的北府镇将，也是江淮流民军的组织者和盟主。自郗鉴始，郗氏后人始终出任北府高级将领，对北府兵保持着极强的影响力，前后共达四十三年，直至桓温借第三次北伐之名夺取西，北二府之权。
此时期北府兵的作用，一是控制三吴的本土士族和民变；二是防御北方胡族由海上的进攻；三是在东晋内部矛盾中支持建康，对抗上游的荆州。先后占据荆州的陶侃，庾亮均曾有兵下建康废黜王导之意，最终因为郗鉴北府兵的存在而作罢。
（三） 北府兵的聚散
北府兵时有聚散。穆帝永和年间褚裒，殷浩先后自北府北伐，后来历任北府镇将也不断向北用兵，北府兵不断消耗，难以得到补充。有时北伐失利，北府兵就地瓦解溃散在江淮之间，与北府断绝联系，成为无所统属的流民军。有时北伐再起，之前溃散的北府兵又重新进入北府，成为东晋官军。
（四） 北府与西府
北府兵通常以徐州京口为基地，同时东晋还有以豫州为基地的西府兵，在战场上协同呼应。永和二年，陈郡谢氏谢尚拜西中郎将。永和九年（353），殷浩北伐失败，谢尚受命为西府豫州刺史，都督军事，镇守历阳。此后朝廷依赖建康附近的北府和西府支持，北，西二府也结成亲密的关系，出兵迎敌，进退协同。这种情况在谢尚，谢奕，谢万兄弟相继为西府镇将的十余年中一直如此。三十年后，淝水之战的胜利，也有赖于北府谢玄，西府桓伊二藩的密切配合。
（五） 谢玄的北府兵
谢玄的北府兵是此前溃散的北府武力的重新集结，也是北府，西府武力的重新组合。谢玄募北府兵，主要是募将，特别是脱离建制，散落江淮的北府旧将，如彭城刘牢之，东海何谦，琅琊诸葛侃，乐安高衡，东平刘轨，西河田洛，晋陵孙无终。将皆各自有兵，兵源不足，则以江淮流民补充。
江淮之间，北府，西府各有其潜在势力。谢玄的北府兵，就是二府在江淮之间潜在势力的结合。谢玄本人为北府镇将，而谢氏家族掌握军权却起于西府，与西府渊源极深。谢玄北府兵的实际掌握者是刘牢之，其父刘建就是谢氏西府旧将。
淝水之战的兵力，兼有徐兖谢氏的北府兵和豫州桓伊的西府兵，而此战的主战场亦在西府豫州境内。只是北府地位和传统胜于西府，谢玄组军需要利用北府的这一优势，因此北府兵得以驰誉千载，而西府兵并未留下专称。
（六） 淝水战后北府兵的分化
淝水战后，北府兵出现分化。淝水之战的胜利改善了东晋的处境，提高了谢氏及其北府兵的威名。其时一部分北府兵为朝廷的琅琊王司马道子所用，停驻江表，戍守建康；大部分则随谢玄北伐，转战河淮，损耗颇大。
谢玄内迁，不久死会稽内史之任，随征北府诸将失去了长期，稳定的统属关系，名义上转辖于继任北府的原桓氏荆州旧将朱序，实际上处于无主状态。这部分北府兵重又散在江淮，虽瓦解犹得保全。
孝武帝末年，后兄王恭出镇京口，引北府将刘牢之为北府司马。此时期，司马道子以彭城刘该为徐州刺史，赴江淮招揽散在北方的北府诸将率部南返，驻屯京口附近。孝武帝死后，随着东晋统治者内部权力矛盾的激化，北府诸将纷纷在江左卷入内战，为人驱策，几经反复，终于在桓玄篡晋后被诛锄殆尽，残存的北府士卒，落入诸桓之手。
（七） 刘牢之与乐安高氏
安帝时期，东晋的门阀政治秩序已破坏，皇室，门阀士族，次等士族三个阶级开始此起彼伏的内战。次等士族的代表有两类，一类是是以道教为工具，蛊惑高层和平民的家族，如孙恩，卢循；另一类就是流民帅的将门，如刘牢之家族和与其世代交好的乐安高氏，还有长江中游襄阳流民军的两代统帅桓宣，杨佺期。
刘牢之，彭城人，世为将家，其父刘建曾为谢氏西府部将。谢氏北伐失败后，刘氏领残军流于江淮；淝水之战前夕，谢玄募兵，刘牢之重归北府，为谢玄参军，前锋，参与淝水之战及之后的北伐。
谢玄因政治原因南返后，刘牢之与北府诸将滞留江淮之间，后引众回归京口。先归附王恭，后叛恭，附司马道子，再叛道子，降桓玄，最终叛桓玄而败死。刘牢之是次等士族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代，故而在政治上相当盲目。但他的失败，为后一代的次等士族代表如刘裕，提供了教训。
乐安高氏，三代与刘牢之家族关系密切。祖高衡，与刘建同为谢氏西府旧将；衡子高素，与刘牢之同为谢玄重建的北府军之将，与刘牢之为儿女亲家，谢玄北伐后附于司马道子，曾为道子之说客，往说刘牢之叛王恭；素子高雅之，娶刘牢之女，桓玄之乱时与牢之子刘敬宣一同逃奔南燕，数年后与敬宣一起南返，为南燕追兵所杀。
（八） 刘裕重建北府兵与北府兵的衰落
桓玄乱时，劫余的北府旧将刘裕在京口，广陵聚集势力，如刘毅，何无忌，魏咏之，檀凭之，孟昶，诸葛长民等，重建北府兵，逐灭桓玄。这支重建的北府兵，以其实力支撑了义熙之政，使东晋的北府兵权逐步转化为刘宋皇权。期间亦有矛盾，这批北府将中的部分人如刘毅，其志并非“造宋”，故逐渐为刘裕所清洗。
刘裕代晋前后，北府兵除充台军宿卫以外，还随北府诸将和刘宋诸王出藩而扩散到长江中上游，晋陵人丁户口日渐减少。刘裕所行之义熙土断，以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为例外，使流民侨人不得转籍为土著，以图维持北府兵的战斗力和兵员补充渠道。
刘宋时期，政治格局变化，北府的地位和作用随之改变。兵将的来源，日益转移到荆州的襄阳。京口虽以桑梓帝宅而继续保持相当的地位，但兵员已经枯竭，宋文帝元嘉之末不得不移民以充实京口。北府兵完成了它的历史作用，从史籍中逐渐消失。萧齐代宋，北府军镇被正式取消；萧梁之初，晋陵土断，流民转为土著，北府兵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也消失了。
（九） 东晋年表
元帝 司马睿（西晋琅邪王）
建武    317－318
大兴    318－322
永昌    322－322
明帝 司马绍（元帝长子，后庾文君）
太宁    323－325
成帝 司马衍（明帝长子，后杜陵）
咸和    326－334
咸康    335－342
康帝 司马岳（明帝之子，成帝同母弟，后褚蒜子）
建元    343－344
穆帝 司马聃（康帝之子，后何法倪）
永和    345－356
升平    357－361
哀帝 司马丕（成帝之子，穆帝之堂兄，后王穆之）
隆和    362－362
兴宁    363－365
废帝 司马奕（成帝之子，哀帝之弟，后庾道怜）
太和    366－371
简文帝 司马昱（元帝少子，后王简姬，永和元年开始以会稽王辅政）
咸安    371－372
孝武帝 司马曜（简文帝第六子，后王法慧）
宁康    373－375
太元    376－396
安帝 司马德宗（孝武帝长子，后王神爱）
隆安    397－401
大亨    402
元兴    402－404
义熙    405－419
恭帝 司马德文（孝武帝之子，后褚灵媛）
元熙    419－420
十四 南北对立时期的彭城丛亭里刘氏
彭城丛亭里刘氏是处于南北分界河淮地区的著名士族，其祖有两说，一说出自西汉高祖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一说出自西汉宣帝之子楚王刘嚣，传至刘讷，为西晋南阳王友，司隶校尉。永嘉之后，它不曾倾族南迁，仍在彭城本乡保持着强大的宗族势力。凭借其可南可北的地理条件，族人有时南迁江左，如刘隗，刘劭；有时回归本土，如刘宪，刘羡，刘敏；有时投奔北方，如刘隗之孙刘波，以谋求发展和保护宗族势力。
东晋太元，隆安年间，司马道子以刘宪之孙刘该为徐州刺史，赴河淮招揽谢玄北伐后散落的北府旧部，此刘该即出自彭城丛亭里刘氏。东晋元兴元年（402，北魏天兴四年），北魏遣长孙肥南征，此时正值江左桓玄之乱，刘该只得投北魏，以其出身望族，得与崔玄伯结亲。
北魏仍用刘该在彭城笼络本地士族，故其子刘逊之，刘邕又能再次倒向东晋，并出仕东晋及刘宋边州军府。后刘邕因罪被诛，其子刘芳再度逃往北魏，以其儒学及佛学素养，见用于孝文帝及文明太后。丛亭里刘氏显贵于北，被视为仅次于崔卢李郑王等五姓的高等士族，与五姓及北魏皇室屡有联姻，入唐后仍能持久不衰。
其时流行的佛学成实论，后秦时由鸠摩罗什在长安译出。后北魏太武帝灭佛，僧人纷纷南来，归于寿春，彭城，建康等重镇。而彭城成实之学研习养成，与彭城刘氏颇有渊源。刘芳之显于北魏，不仅因其儒学素养，亦以其佛学见宠于孝文帝及文明太后。
十五 古运河开发中所见的一个问题
浙东，江南，淮南运河，都是分裂时期的历史产物；浙东运河首凿在春秋末年，从绍兴至上虞，后在南宋时连接至甬江；江南运河亦开通于春秋末年，由夫差所开，其北段丹阳至镇江段，难度较高，后经秦始皇，孙吴岑昏，西晋陈敏改造；江淮之间的邗沟亦为夫差所开，汉末的陈登，西晋陈敏亦有作用。
分裂时期，各割据政权为发展己方腹地，修造这些运河；分裂之后的大一统时代，则把之前分期开凿的运河改造为发挥全国效益的大运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