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印》序

作“新乐府”的白居易，虽嚷嚷得很响，但究竟还是那位香山居士的闲情逸致的冗力的一种舒泄，所以他的嚷嚷实际只等于猫儿哭耗子。孟郊并有作过成套的“新乐府”，他如果哭，还是为他自身的穷愁哭的次数多，然而他的态度，沉着而有锋棱，却最合于一个伟大的理想的条件。
孟郊的诗，自从苏轼以来，是不曾被人真诚地认为上品好诗的。站在苏轼的立场上看孟郊，当然不顺眼。所以苏轼诋毁孟郊的诗。我并不怪他。我只怪他为什么不索性野蛮一点，硬派孟郊所作的不是诗，他自己的才是。因为这样，问题倒简单了。既然他们是站在对立而且不两立的地位，那么，苏轼可以拿他的标准抹煞孟郊，我们何尝不可以拿孟郊的标准否认苏轼呢？即令苏轼和苏轼的传统有优先权占用“诗”字，好了，让苏轼去他的，带着他的诗去！我们不要诗了。我们只要生活，生活磨出来的力，像孟郊所给我们的，是“空螯”也好，是“蜇吻涩齿”或“如嚼木瓜，齿缺敝，不知味之所在”也好，我们还是要吃，因为那才是可以磨练我们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