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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 移民
一九九零年与ー九九一年之交的冬天,我在归我自由支配的少量时间,也就是说,大都是在所谓的周末和夜晚,整理前面提到过的马克斯・费尔贝尔讲述的那段历史。这是一项十分吃力的,往往好几个小时、连续好几天都毫无进展的工作,不少时候甚至在倒退。我持续地受到一种越来越紧地抓住我、使我不断陷人麻痹状态的顾虑折磨。这种顾虑既与我认为自己不管尝试何方法都不能恰如其分地处理叙述对象有关,也与我从根本上对写作的怀疑有关。我用我的铅笔和圆珠笔写满了几百页潦草的字迹。还有更多的部分已被划掉、扔掉,或者被补充的字句重重叠叠涂抹得无法辨认。即使是我最后为“最终”定稿拯救出来的那些东西,我也感到是些失败的拼湊物。所以我犹豫不决,是否将我这个关于他生平的缩写本寄给费尔贝尔。 当我还在犹豫时,从曼彻斯特传来消息,费尔贝尔患肺气肿被送进威辛顿医院。威辛顿医院在维多利亚时期一度是个济贫院,人们在那里迫使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和失业者屈从一项严格的完全自食其力的规则。费尔贝尔躺在一个摆着远远超过二十张床的男病房里。在这个病房里,抱怨声、咕哝声不绝于耳,很可能还有人已经死去。显然他几乎不可能找到体内诸如声音之类的东西,所以他对我的话只能在长时间的间隔中用一种隐隐约约的说话声来回应,这种声音听起来就像风中枯叶的簌簌声。但是可以足够清楚地看出,他对自己的处境感到羞耻,决意尽快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摆脱。我在这个脸色苍白、一再被疲意压倒的病人身边坐了大约三刻钟,然后告辞,沿着漫长的路步行往回走。引自 马克斯• 费尔贝尔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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