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1：默言宽容的发生与同志现身的批判

在第一部分的叙事中，作者对周华山的观点进行了依次批判，指出周华山观点中的吊诡和潜在论述逻辑：二元的历史叙事（将前现代与现代对立）；阶级化的德性（将宽容具化为传统中国的美德，建立了一种秩序下的正当性）；文化本质主义（将传统中国中的“宽容”与现代家庭与公共领域场所中的压抑与恐同表现相区别开来）；并对同志隐身/回家的策略及观点提出质疑，并发问：这种经过再想像的含蓄宽容及其残余意识形态，是如何实际促成一种陌生的温和恐同，或造成实际的恐同效应。透过文本方法，我们可以看到异议的性如何被留于魑魅魍魉的世界里。含蓄政治作为一种家庭-社会的力道，用以维持一种正常、正当的秩序。
作者指出，政治的两极化的局面阻碍了公民或公共领域下批判性的自我检视，“含蓄”政治作为残余文化的力道之一，内部有着复杂的面向性，我们应当意识到这种作用力塑造的后果：边缘群体被忽略、否定、边缘化或遗忘。含蓄策略性地在关键议题上抑制语言。（如，在发言的公共领域，总有人想要教育你如何做一个好同志，言行如何符合主流规范想象、尽量少挑战现性秩序、带来不稳定；如何适应公共环境，融入整体叙事，以显得自己不那么“出格”）——这种要求双方在公共领域克制叙事、保持礼节的修辞交易，在形式上看似互惠，遵守了现行规则，实质上是不平等的沉默交易。原文中如此进一步论述：社会权力关系仍然借此维持不变，甚至强化，而为此付出代价的责事边缘人、污名化的性实践；是位置较低以及比较缺乏文化资源的一方付出代价。总体上是为了满足各种社会规训的需求。修辞作为主导性伦理的传统价值，其中也附带着看不见的暴力。宽容是含蓄修辞的一种，在前述历史轮廓中，宽容被具象化为一种美德。宽容之上的修辞是：宽容表达了一种有先决的容忍限度，即表达“已经具有最大包容度”。个人的另一重理解是，宽容被描述为一种从主体出发指向客体的动作，其中已经暗含了等级秩序。“温柔敦厚”即一种含蓄的文化背景，在此作者举出关于“赋诗言志”的有趣论述。其认为，古人的赋诗言志作为一种含蓄的表达，其在政治或公领域的游戏规则中，将游戏规则与个人内在的忠诚连接。当这种含蓄委婉的间接表达方式假设成为共享一个特定空间的人群的约制力，便能使这种不需明说的含蓄力道，使得秩序中心外个体丧失生存或活跃的可能。因此，我们实质上可以藉此感受到，含蓄的规训力实质上也密布于各种当代文本的生产当中，再现并同谋于这类含蓄美学与政治权力。
在p31中，作者驳斥的观点在于：中华文化价值（如宽容）并没有独立在现代西方同性恋/恐同的范畴之外，这种声称文化的独特性与清纯性是相当吊诡的。塑造一个知识论上清纯的形式主张，从而将自身文化置于无辜角色的做法（如强调中华文化价值并不恐同，恐同是当代伴随西方观念而来的殖民概念）是本质主义和未充满反思性的。在此我的切实感受是讨论进程的脱节…遑论公共讨论领域，当我们的课堂上才刚刚能够谈论到同性恋及恐同的殖民历程及其概念的本土化移植和出路，开始反思和追溯中国大陆同性叙事的主体脉络之时，对岸已经开始对这样的殖民叙述和论断进行再检视和批判。这启示我们的是：我们在性别研究中不应刻意建构一个前现代前西方的性别范畴，需要着眼特定环境中塑造的不同形貌。正如作者在第一部分的末尾所提：“「传统中国文化」，不应该、也不能够成为另一种超越性的神圣祭坛，事实与再现的唯一准绳，或是乡愁的依据。“